【元典】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

    【译文】任国有个人问屋庐子道：“礼节和吃饭哪样重要？”屋庐子说：“礼节重要。”那人又问：“娶妻和礼节哪样重要？”回答说：“礼节重要。”那人又问：“按照礼节求饭吃，却吃不上而饿死；不按礼节求饭吃，却吃上了饭，那么也一定要按礼节行事吗？按亲迎礼娶亲，却娶不到妻子；不按亲迎礼，却能娶到妻子，那么也一定要行亲迎礼吗？”屋庐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就到邹国去，把问题告诉给孟子。孟子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呢？”

    【诸儒注疏】“任”，国名。“屋庐子”，名连，孟子弟子也。任人复问也。“何有”，不难也。

    【理学讲评】任是国名，即今山东兖州府地方。屋庐子是孟子弟子。战国之时，人多昧于理欲之辨。故任国之人，有问于屋庐子说：“人不可一日无礼，尤不可一日无饮食，不知礼与食二者，果孰为重乎？”屋庐子答说：“饮食虽切于养生，而食又赖礼以节其流，无礼则必失之纵，是礼重于食也。”任人复问说：“礼固可好，而好色亦人之所好也。不知色与礼二者，又孰为重乎？”屋庐子答说：“好色虽人之所欲，而色又赖礼以别其嫌。无礼则必至于淫。是礼重于色也。”任人欲逞其辩，遂设难以问屋庐子说：“子谓礼重于食固也，设使身当饥饿之际，此时若拘于礼，则必不能得食，而受饿以死。若不拘礼，则可以得食，而救饿以生，当此躯命所关之时，尚必以礼食乎？吾恐食可以无礼，而生不可以灭性，谓礼之重于食，殆不然矣。子谓礼重于色，固也。设使身处穷乏之中，此时若拘于亲迎之礼，则必不可得妻而婚姻以废。不拘于亲迎之礼，则可以得妻，而家室以完。当此怨旷无聊之日，尚必以亲迎乎。吾恐婚礼可以不行，而人伦不可以或废。谓礼之重于色，殆不然矣。”屋庐子屈于其说，不能对。明日乃往邹邑，备述任人之言以告孟子。孟子说：“礼之重于食色者，理之常。任人之所诘问者，事之变，于答此问，何难之有。”盖事无常形，而理则有定分，惟以理折之，则其辩不攻而自屈矣。

    【元典】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

    【译文】不度量原来基础的高低，只比较它们的末端，那么寸把长的木块也能使它高过尖顶的高楼。金属比羽毛重，难道是就一只金属带钩和一车子羽毛相比来说的吗？

    【诸儒注疏】“本”，谓下；“末”，谓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楼”，楼之高锐似山者，至高，喻礼。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于岑楼之上，则寸木反高，岑楼反卑矣。“钩”，带钩也。金本重，而带钩小，故轻，喻礼有轻于食色者。羽本轻，而一舆多，故重，喻食色有重于礼者。

    【理学讲评】揣，是度量，岑楼是楼之高锐如山者。钩，是带钩。孟子承上文说：“吾谓任人之问，不难于答者，何以言之？盖理欲轻重，本有一定之分，故谓礼重而食色轻者，乃据其大分而言也，如任人之论，则执其偏胜之说，以校量一定之理，而本末轻重，将失其平矣，且如岑楼至高，寸木至卑，为从其根底而比较之也。如不从下面，揣度其根本，惟就稍末，比并其高低，则举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楼之上，寸木反高岑楼反卑矣。举食色而加于礼之上，其高下失平，何以异于是哉。金之质至重，羽之质至轻，为其分剂适均而称量之也，岂是说金不必多，一钩也为重，羽不必少，一车也为轻。将取一钩之金，以抵一舆之羽，则钩金反轻，舆羽反重矣。取礼之常，而当食色之变，其轻重不敌，又何以异于是哉！要之岑楼不以寸木之加而损其高，钩金不以舆羽之多而损其重。礼之大体，亦非可以食色之变，而改其度君子惟道其常而已。”

    【元典】

    “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译文】拿吃饭的重要问题同礼节的细小方面相比，何止是吃饭重要？拿娶妻的重要问题同礼节的细小方面相比，何止是娶妻重要？

    【诸儒注疏】礼食、亲迎，礼之轻者也。饥而死以灭其性，不得妻而废人伦，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犹言何但；言其相去悬绝，不但有轻重之差而已。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礼之重于食色，犹之岑楼本高，钩金本重也，而任人乃谓食色为重，礼为轻，其所以比较之者，失其平矣。盖礼有轻重，食色亦有轻重，惟取礼与食色之并重者而比之，乃见礼之为重耳。若饥死以灭性，乃食之重者也。待礼而后食，乃礼之轻者也。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则食乃躯命生死所关，其重于礼甚矣。岂但如任人所云食重而已哉。不得妻而废人伦，乃色之重者也，亲迎而后婚，乃礼之轻者也。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则色乃居室大伦所系，其重于礼亦甚矣，岂但如任人所云色重而已哉，此正所谓寸木可高于岑楼，钩金反轻于舆羽者，惟其比轻之太偏，故其重轻之悬绝耳。岂可据之为定论乎？”

    【元典】

    “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译文】你去这样回答他：‘扭住哥哥的胳膊夺他的饭吃，就能得到饭吃；不扭就得不到饭吃，那么就该扭他吗？翻过东边人家的墙头，搂抱那家的闺女，就能得到妻子；不去搂抱，就得不到妻子，那么就该去搂抱吗？

    【诸儒注疏】“紾”，戾也。“搂”，牵也。“处子”，处女也。此二者，礼与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较，则礼为尤重也。

    此章言义理事物，其轻重固有大分，然于其中又各自有轻重之别。圣贤于此，错综斟酌，毫发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寻，亦未尝胶柱而调瑟，所以断之，一视于理之当然而已矣。

    【理学讲评】珍，是捩转臂膊，用绳拴缚。孟子又承上文说：“礼与食色，从其偏重者较之，则轻重易差；从其兼重者较之，则定分自见。汝何不往应任人说：‘子以饥死为灭性，食固重矣，然敬兄亦礼之重也，设使当饥饿之际，纱缚兄之臂膊而夺之食，则得食，不殄则不得食，则将干犯礼义，忍于纱兄而夺之乎？子以不娶为废伦，色固重矣，然以正相从，尤礼之重也。设使当鳏旷之时，逾东家墙而牵搂其处女，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蔑弃礼法，敢于逾墙而搂之乎？’吾知殄兄之臂，则忍于恶逆，不但不以礼食矣。搂人处子，则敢于强暴，不但不亲迎矣。此则宁可饥饿而死，必不可珍兄以戕恩。宁可不得妻而废伦，必不可搂人处子以乱法。礼之重于食色，显然较着矣。以此而应任人，任人尚何说之可解哉。大抵先王制礼，本以防范人情，维持世教，有之则治，无之则乱者也。而猖狂自恣之徒，乐放佚而惮拘检，至有乞墙不羞，钻穴不耻，则礼坊之坏极矣。时君世主不能以教化堤防之，而反为流连之乐，荒亡之行，纵败度，欲败礼，思以匡世励俗，不亦难乎。”此孟子于任人之辩，而力折其妄，为世教虑至深远也。

    【心学讲评】先王之制礼也，始于男女饮食，而推以及于远大。盖礼行于二者之中，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而持之于可久者也。唯有礼而后饮食之节成，则人各得以免于争夺；唯有礼而后男女之伦正，则人各有以有其室家。乃礼何从生乎？即从人心自然不容已之情，而通贤不肖以自然各得之道，则礼与食色同原而出，而不可分。唯食色重，而礼愈不得不重。且不可言礼重而食色轻，况可言礼轻而仁义重乎？若夫仪文之际，因人之可行而利导之，则损益斟酌、礼本自有权衡，而通其变终不损其常，非可据一定之文为礼病也。礼由义起，义根于心，而礼行焉。

    自外义之邪说倡，因而其欲废礼者焉。任人有闻其说，而乐毁礼以自便者，乃故执仪文以为礼訾，而问于屋庐子曰：“今儒者争言礼重矣，似乎人生不可一日不用者唯礼。而今有至切于人死生之际者日食，其于礼也孰重乎？使礼而果重于食，则废食以全礼可矣，而岂果重乎哉？”屋庐子未诘其所言何礼，所言何食，而据常理以应之曰：“礼重。”亦见夫人无不可以得食，而鲜可以得礼，则不容不崇礼以为饮食之节也。任人又曰：“今即无论食之系于人之死生也，乃有情必不能自禁者日色，其于礼也孰重乎？使礼而果重于色也，则废色以全礼可矣，而岂果重乎哉？”屋庐子亦未诘其所言何礼，所言何色，而据正道以应之曰：“礼重。”亦见夫色为人欲之动，而礼为天理之经，则不容不守礼以为婚姻之正也。

    于是而任人之邪说逞矣。曰：“礼而果重于食，则无有不重之时矣。今以礼言之，则必宾主百拜，以侑以醑而后食。有如饥饿欲死，而就食于人，其人不能备礼，而必待其礼具而后食，无礼则不食，饥而死矣。苟因乎食之重也，虽无礼犹食之，则得食而免于饥死。言礼重者亦将忘其身，以徇区区之缛节乎？如果然也，则礼重于食矣。不然，食固重，而何舍所重以从末节乎？礼而果重于色，则无有不重之理矣。今以礼言之，则必纳币奠雁，亲迎而后得妻。有如岁俭家贫，而年已及时，不容更待，不能备礼，而必求礼具而后娶，无礼则辞于女家，而不得妻矣。苟因乎色之重也，虽亲迎不备而犹娶焉，则得妻。言礼重者亦将老于鳏寡，以守琐琐之虚文乎？如果然也，则礼重于色矣。不然，色固重，而何舍所重以为浮荣乎？”

    屋庐子守师说之专，而尚未足达乎先王制礼高深曲尽之妙，与人心自然之节文、时措而合宜之大用，则固不能对矣。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则其有疑必问，而求以卫道之初心，固足尚也。孟子曰：“异端邪说，竖坚僻之论以毁君子之道者，盖有甚于是者矣。君子尚能辟之，廓如也。况其言仅止此耳，则答之也何难之有哉！且不必以天理之生于人心者告之，且不必以先王之曲成乎物理者折之，且不必以食色之中自有礼、礼之中自裕于食色者深言之；彼所据者偶然之一端，而其说之易穷久矣。

    “夫礼之行于食色者有本焉，礼因食色而生，食色得礼而立，其本也；有末焉，食色之穷而至于饥死与不得妻，礼之变而至于不以礼则得食得妻，其末也。从本而立论，则末之有余者可损，不足者可均。故先王礼食之文，以行之宾主从容之际，而不责之饥饿求食无告之人；亲迎之礼，以行之士族匹耦之家，而别有仲春令会男女无夫家之制。今舍其立于经常，根于深重之本，而就事变之生，仪文之数，以较量重轻，是犹之絮高卑者不揣其附于地上之本，而但就其可升可降之末以齐之，则方寸之木，其卑甚矣，有时焉，举而加于岑楼之上，可使高矣，非其果高也明甚，矫卑以为高者使之也。

    “夫礼为人生必不可轻之大闲，生与俱生，死与俱死，人以异于禽兽，君子以异于野人，其视情欲之动、甘食而说色者，犹金之于羽也。夫金之重大于羽，岂待辨哉，然而有说存焉。定之于手，喻之心，而自知其重，则金重于羽者，自有谓也。即勿论金、羽等而金重，但使不力增于羽以求盈，力灭于金以求诎，则金必不失其量，岂有心于伸其邪说者执一钩之金而谓天下之金尽于此，乃故积一舆之羽而而谓凡羽皆此之取盈，以据为一定之则，而谓金固不重哉！

    “夫食至于饥而死，其重者矣。彼当饥而死之际，无呼蹴焉得矣，而责以宾主之文，其轻者也。以此而比之，君子原有嗟可去、谢可食之中道，竞不复讲交拜侑坐之文矣，而奚啻以食为重，而礼为轻哉？礼之行于食者原为适馆授餐，安宾致饩者言也。绰然有余于食，而无礼则豕交兽畜，礼岂但重而已哉！

    “色至于不得妻，其重者矣。以不能得妻之人，但勿淫奔焉足矣。而必期于六礼之备，其轻者也。以此而比之，先王原有合鳏寡、滋生聚之正政，尽去其元纁皮雁之仪矣，而妻但以色为重而礼为轻哉？礼之行于色者，原为士大夫有家，君公有国者言也。彼自无难于得妻，而无礼则为禽行而兽聚，礼岂但重而已哉！

    “虽然此未可为任人之沉迷者告也。以其道治其人，即从其末而齐之，而折之有余矣。往应之曰：‘食果重乎哉，则无不重也。使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唯食之重，何有于兄？极重食之心，不珍兄而不止，如是则得食矣；苟于饥窘之际，而犹有兄不可珍之心存焉，则不得食。食重矣，遂将紾之乎？如不可紾，则食固有轻于必不可轻之时者。非然，导天下以紾夺，而弱之肉，强之食，夺兄未几，而弟又夺之以。色果重乎哉，则抑无不重也。使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唯色之重，何择于东家？极重色之心，不逾墙以搂而不止，如是则得妻矣；苟于无妻之日，而犹有处子不可搂之心存焉，则不得妻。色重矣，遂将搂之乎？如不可搂，则色固有轻于必不可轻之日者。非然，率天下以逾墙而搂，而鼠可牙，雀可角，搂自东家，而西家又逾其墙矣。’如是以应之，一以折其浮荡无本之邪辞，一以警其不容不愧之天良，则君子之告妄人者，不自亵其微言，而以动其惭悔，无不得矣。

    “若夫人心之动，知食知色，则知敬知爱，其发也同原，而俱根于天命之正；先王制礼，节其食，重其色，则性以正，情以得，其用也有恒，而以保其生理之贞；此未易与浅人语，而君子亦何屑为之教诲乎！”

    【元典】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

    【译文】曹交问道：“人人都能成为尧、舜，有这说法吗？”孟子说：“有的。”曹交又问：“我听说文王身长十尺，汤身长九尺，我曹交有九尺四寸多高，只知道吃饭罢了，怎样才可以（成为尧、舜）呢？”孟子说：“这有什么难的呢？只要去做就行了。”

    【诸儒注疏】赵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为尧、舜”，疑古语或孟子所尝言也。“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栗而已。如何则可？”曹交问也。“食粟而已”，言无他材能也。

    【理学讲评】曹交是曹君之弟，是时性道不明，人皆高视圣贤，以为不可几及。而孟子每道性善，必称尧舜，曹交疑之，因问于孟子说：“圣人莫过于尧舜，尧舜之为圣，疑若古今绝德，非人之所能为，乃有言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不识果有此理乎？”孟子答说：“尧舜虽圣，与人同类，何不可为之有，信有此理也。”曹交不喻为字之意，乃以形体自负说：“交闻自古能为尧舜者，莫如周之文王，商之成汤，文王之长十尺，汤之长九尺，是有此非常之躯干，方有此非常之事功，则欲为圣人，必非眇小者之可能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长，比文不足，比汤有余，似具圣人之体貌矣。及揣己量力，则但知食粟焉耳。更无他长可以表见于世，有其形而无其实，交之有愧于汤文远矣，敢问如之何，乃可以为尧舜乎？”孟子答说：“圣人所以为圣，不在形体之间，子乃以尺寸长短，较量汤文，何有于此。亦惟励作圣之志，反己自修。去其不如汤文者，就其如汤文者，黾勉为之而已矣，岂有志欲为，而力不逮者哉？”

    【元典】

    “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鸟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

    【译文】如果有个人，力气提不起一只小鸡，那他就是个没有力气的人了；如果说能举起三千斤的东西，那就是个很有力气的人了。既然这样，那么只要能举起乌获举过的重量，这样也就成为乌获了。一个人可担心的，难道在于不能胜任吗？在于不去做罢了。

    【诸儒注疏】“匹”，字本作“鸥”，鸭也，从省作“匹”，《礼记》说“匹为鹜”，是也。“乌获”，古之有力人也，能举移千钧。

    【理学讲评】匹，是鸭鸟。乌获是古时有勇力的人。孟子承上文说：“吾谓作圣之功在修为，不在形体者何？视观人之勇力可知矣。有人于此，匹雏虽至轻也，举之而不能胜，则为无力之人矣。今有人焉，百钧虽至重也，而曰我能举之而不难，则为之有力之人矣。人力之强弱，惟辨于举物之胜与不胜如此。然则乌获之力，能举千钧者也，使有能举乌获之任者，不必其形体之相似，而膂力相当，是亦今之乌获而已矣。若使能为尧舜之所为，岂不即今之尧舜乎？人乃谓尧舜之道，非我之材力所能负荷，往往以不胜任为患。岂知力之不胜，不足为患，患在志安于卑近，而无克念之诚。功狃于因循，而无勇往之力，可为而不为，斯乃圣狂之攸判耳。诚一为之，夫何不胜之足患哉！”

    【元典】

    “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译文】慢慢地跟在长者后面走，叫作悌，快步抢在长者前面走，叫作不悌。慢慢走，难道是一个人不能做到的吗？不去做罢了。尧、舜之道，孝和悌而已。

    【诸儒注疏】陈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尧、舜人伦之至，亦率是性而已，岂能加毫末于是哉？”杨氏曰：“尧、舜之道大矣，而所以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间，非有甚高难行之事也，百姓盖日用而不知耳。”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人之不能为尧舜者，其患固在于不为矣。然尧舜岂难为者哉，今夫长者在前，我徐行而让步于后，这便是知敬长之礼，叫做弟。使长者在后我疾走而突出其前，这便是有傲长之心，叫做不弟。夫徐行者，不过于步趋之间，遵先后之序，岂有甚高难行之事，为人所不能者哉？惟其忽长幼之节，是以废事长之礼，盖有自不肯为耳。岂知这孝弟之道，近之，则为吾人知能之良，推之实圣人尽性之事。故虽尧舜为人伦之至，其道若至大而无以加，然尧惟亲睦九族，而后有平章之化，舜惟慎徽五典，而后有风动之休，是尧舜之道，亦只在孝弟而已，孝弟之外，别无性分，则性分之外，别无事功。虽尧舜岂得而加毫末于其间哉。夫圣道不越于孝弟，而孝弟惟在于徐行，则欲为尧舜者，信乎其不难矣。”

    【元典】

    “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译文】你穿尧所穿的衣服，说尧所说的话，做尧所做的事，这样也就成为尧了。（如果）你穿桀所穿的衣服，说桀所说的话，做桀所做的事，这样就变成桀了。

    【诸儒注疏】言为善为恶，皆在我而已。详曹交之问，浅陋粗率，必其进见之时，礼貌衣冠言动之间多不循礼，故孟子告之如此两节云。

    【理学讲评】孟子又承上文说：“尧舜之道，不外于孝弟，则圣人果不难为矣。子欲学为圣人，岂必求之远且难哉。自吾一身而言，衣服言动之微，皆道之所在，学圣则圣，学狂则狂，在子之趋向何如耳。子若服尧之服，而非先圣之法服不敢服，诵尧之言，而非先圣之法言不敢言，行尧之行，而非先圣之法行不敢行，如此则反身循理，无一事不在于规矩之中，虽不必容貌如尧，而衣冠言动，都与尧相似，是亦一尧而已矣。子若服桀之服，而从其诡异之制，诵桀之言，而从其邪僻之词，行桀之行，而从其暴虐之事。如此，则悖理乱常，无一事不出于规矩之外，虽不必容貌如桀，而衣冠言动都与桀相似，是亦一桀而已矣。夫能为尧则必能为舜，而出于尧，则必入于桀，为圣为狂，机惟在我，子可以不审择所从哉？”

    【元典】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 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译文】曹交说：“我能见到邹君，可以向他借个住处，愿意留下来在您门下学习。”孟子说：“（尧舜之）道就像大路一样，哪里是难懂的呢？就怕人们不去寻求罢了。你回去寻求吧，会有很多老师的。”

    【诸儒注疏】假馆而后受业，又可以见其求道之不笃。言道不难知，若归而求之事亲敬长之间，则性分之内，万理皆备，随处发见，无不可师，不必留此而受业也。曹交事长之礼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笃，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业。盖孔子余力学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诲也。

    【理学讲评】曹交闻孟子之言，有感于心，说道：“交始初只疑圣道难为，幸而得闻夫子之教，乃知尧舜可学而至，此一念求教之诚，有不容自己者，如得见于邹君，可以假借旅馆，以为驻居之所，愿暂留于此，而受业于夫子之门墙，庶几得尽闻圣道之传，终成学圣之志矣。夫假馆而后受业，则其求道之不笃可知。”孟子乃从而拒之说：“子欲假馆受业，意以道之难知，而求师于我也。不知这个道理具于性分之内，着于日用之常，天下古今，坦然共由，就与那大路一般，岂有隐僻难知之理，而待人指示者哉？但人自迷于向往之途，病在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诚归于家庭之间，而求此道于事亲敬长之际，于吾之所谓孝、弟者，皆务身体而力行之，则行止疾徐，随所寓而皆道，衣冠言动，随所觉而皆师，不必身亲授受，而自师资之有余矣，岂必留此受业，而后可以求道哉。”孟子此言，虽为曹交而发，然孝、弟不待外求，尧舜可学而至，实万世不易之论也。

    【心学讲评】学者求道之心决于一念，一念定，则动静云为皆有善恶之几明着于前，而求合于道者，取之自心而已足。若但惊其名，而无果于有为之志，徒欲托于君子之门以自矜，则其人固在不屑教诲之中，君子姑且使之自反焉，而冀其悔悟耳。

    有曹交者，偶至于邹，闻孟子而求见，乃遽然问曰：“闻之君子之言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则尧、舜之道，得其传而为之也易果有诸乎？”夫人内自顾而为尧、舜者何在也？上顾尧、舜而为之者何由也？而果实有其无难者乎？孟子亦以正对之曰：“何为其不然哉！尧、舜有所以为之也，人有所以为尧、舜者存也。”同此人，同此心，同此理，君子体之深，故辞之决也。

    交乃遽自言曰：“人果可以为尧、舜则形质之伟然者尤异矣。交闻为尧、舜于周者，文王也，其形十尺；为尧、舜于商者，汤也，其形九尺；故人传其得天者胜，而以至乎圣者优。今交九尺四寸以长，亦可无多让矣；乃食粟而已，大功莫能建也，大名莫能成也。于此必有道焉，以迥拔乎寻常，而成非常之业，将如之何以即得其传而无难致者？”

    孟子曰：“子何以其形为哉！文王偶然而十尺耳，汤偶然而九尺耳，子亦偶然而九尺四寸耳。形之异，何有于道之污隆？子以为如之何则可者，是岂有捷得之术、密传之法哉！亦在乎勇于为，而勉其所不知以求知、力其所未行以！必行而已矣。

    “今有角力之人于此，犹是人，则强弱勇怯之数亦无异也。有力不用而自安于弱，日吾力不能胜一匹雏也，则人怪之，以为无力人矣。无力者，岂至于一匹雏之不胜乎？自不肯以力鸣，则委匹雏为不能胜而可以宴坐耳。今使其人奋然自命日，吾将举百钧焉，由是而发愤以举之，则人竞推以为有力人矣。其有力也，岂果百钧之无难举乎？既欲以力显，则虽百钧之不易举，而举之在我耳。夫有力者称乌获，非仅以其名也，亦非其形貌之殊也，能举重任也。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乌获也，有其实斯有其名。然则人之以不胜为患者，在未尝为之之先，早有畏难自沮之念，而岂果足为患哉？以可为之事，具为之之力，则尧、舜人也，我亦人也，而无如我之弗为何耳。怠于一念，而废功终身，是则可患也。

    “若夫道，则众着于事物，而转移于当念，出乎善则入乎恶，反其恶则归于善。今以行步之间，一敬一肆，亦无难知而难行者，但使心知有长，而不任意以行，则徐行而居长者之后，于是而自不愧于弟道，人莫不以弟予之；傲惰之咎，不知其何以消矣。忘乎长者之当敬，而不自谨于追随，疾行而居长者之先，于是而自不知有弟道，人必以不弟责之；逊让之情，不知其何以泯矣。甚哉，一动一静之间，而得失之几决焉。要其事，非强之以所难也，一徐行而弟即在，岂人之所不能哉？唯习气之染已深，良心之放不求，以不肯为之偷心，而故为不足为之妄想，则随于陷溺而终不可复也。

    “夫尧、舜之道大矣，然岂有他哉？充知爱知敬之天良，以行其不忍不敢之实事，则天明地察，平章昭明之盛德大业，皆从此顺而致之而已矣。然则子之欲为尧、舜也，亦在子之身尔。今使子决其志于为尧，则内顾于躬，有一不如尧焉，而心不安。乃服必尧之服，而饰躬以定志；诵必尧之言，而修辞以立诚；行必尧之行，而循礼以居正，则尧之所以为尧者在是，而皇皇君子之容，奕奕哲人之话，兢兢至德之修，尧之道尽于此，是尧而已矣。然未易言也。服非尧服，则且同于桀之服矣，便于身，不恤其称也；诵非尧言，则且同于桀之言矣，肆于口，不顾其悖也；行非尧行，则且同于桀之行矣，违于心，必戾于物也；而可以为尧者居然为桀。危哉，一念之存亡，万行因之而异，而即圣与狂之所自分。故曰亦为之而已矣，而何形体之足言乎！”

    孟子之诏交，可谓切矣。而交犹未悟也，乃曰：“交今也幸得见于邹君，不患其无托也，可以假馆而为久留之计，愿留此而受业于夫子之门，庶乎知尧之服何所制，尧之言何所称，尧之行何所修。夫子必有以授我者，而庶几乎其即为尧也。交之词遽；其情浮益见于此矣。孟子曰：“子何以留为乎？夫尧、舜之道，非有密授也，非有曲致也，判然于善恶之两途，而显之于日用之必然，若大路然。人心自有之而自喻之，岂难知而必俟人之指示哉？人之所以趋桀如崩，而学尧若登者，特放其心而不求耳。使子而果欲求之也，则且归而自求之。此身固人之子、人之弟也，为子之父兄者，即我立爱立敬之师；子日有言，日有行也，加子以尤悔者，即子为敏为慎之师也。师自有余，而岂吾之有特传以示之哉？”

    呜呼！此孟子距交之词，所谓“不屑之教诲”也。然自其言观之，则道无难而为之也难，固学者之通患，又何尝不为教诲之深哉？

    【元典】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译文】公孙丑问道：“高子说：《小弁》是小人（所作）的诗。（对吗？）”孟子说：“凭什么这么说呢？”（公孙丑）说：“因为诗中有怨恨。”孟子说：“高老先生的论诗太呆板了！如果有一个人，越国人拉开弓去射他，（事后）他可以有说有笑地讲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和越国人关系疏远，（可以由他去犯罪。）如果是他哥哥拉开了弓射他，（事后）他就会哭哭啼啼地讲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和哥哥关系亲近，（不愿让他服罪。《小弁》的怨恨，出自热爱亲人热爱亲人就是仁。太呆板了，高老先生这样的论诗！”

    【诸儒注疏】“高子”，齐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废宜臼。于是宜臼之傅为作此诗，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固”，谓执滞不通也。“为”，犹治也。“越”，蛮夷国名。“道”，语也。亲亲之心，仁之发也。

    【理学讲评】高子，是齐人。“小弁”，是《小雅》篇名。昔周幽王初娶申后，生子太子宜臼。后得褒姒，生伯服，甚嬖爱之，因黜申后而废宜臼。于是宜臼之师，为作此诗，以述哀痛迫切之情，因名其诗曰“小弁”。关弓即是弯弓。公孙丑问于孟子说：“吾闻高子说诗也，以为诗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惟“小弁”为小人之诗也。”孟子问说：“高子以小弁为小人之诗，其说云何？”公孙丑答说：“高子谓诗之为教，温柔敦厚，故虽父母恶之，劳而不怨。今小弁处父子之间，而为嗟怨之词，有哀痛迫切之情，无温厚和平之意，此所以为小人之诗也。”孟子说：“凡说诗者，当会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固矣哉，高叟之说诗也。夫谓‘小弁’为怨则可，谓怨小人，则不可，何者？‘小弁’乃怨其当怨者也。譬如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此人，我虽知其杀人之不可，然不过从旁谈笑而开道之，初无急迫之意，此岂有他故哉，以越人与我，情分疏远，利害本不相关，故因其疏而疏之也。如使其兄关弓而射此人，则己恻然，恐陷其兄于杀人之罪，当必向前垂涕泣而劝止之，不胜其惶遽之情矣，此岂有他故哉。以兄与我，手足至亲，休戚本同一体，故因其亲而亲之也。今‘小弁’所处，乃人伦之大变，废嫡立庶，且将有亡国之祸，正与其兄关弓而射的一般。安忍恝然无愁，谈笑而道之乎？故其为诗，哀痛迫切，庶几动亲心之感悟，不至陷宗社于危亡，正是垂涕泣而道之之意。盖亲亲之情，不容自己者，这亲亲之心，乃至诚恻怛之念，仁之废也，未有小人而仁者，而可谓‘小弁’，为小人之诗乎？泥其词而不通其志，此高叟之说诗，所以为固也。”

    【元典】

    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译文】公孙丑问：“《凯风》这首诗为什么没有怨恨情绪？”孟子说：“《凯风》这首诗，是写母亲的小过错；《小弁》所写的是父亲的大过错。父母过错大而不怨恨，这是更加疏远父母；父母过错小而怨恨，这是一点都不能受刺激。更加疏远父母，这是不孝；不能受（父母）一点刺激，也是不孝。孔子说过：‘舜是最孝顺的了，到了五十岁上还眷念着父母。’”

    【诸儒注疏】《凯风》，《邶风》篇名。卫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责也。“矶”，水激石也。“不可矶”，言微激之而遽怒也。言舜犹怨慕，《小弁》之怨，不为不孝也。赵氏曰：“生之膝下，一体而分。喘息呼吸，气通于亲。当亲而疏，怨慕号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为愆也。”

    【理学讲评】“凯风”是《国风·卫》诗篇名。卫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诗以自责，其诗名曰凯风。矶是激水的石。公孙丑又问孟子说：“小弁之怨，固是亲亲，至于凯风之诗，七子不得于其母，犹小弁不得于其父也，何为痛自刻责，却不怨其亲乎？”孟子答说：“入子之情，本无亲疏，而父母之过，则有大小。凯风之母，虽是有过，然失节之辱，止诒玷于家庭，是过之小者也。若小弁之父，贼天性之恩，乱嫡庶之分，祸且及于宗社，是过之大者也。使亲之过大，而我漠然无所动其念，不知咨嗟哀怨望之以恩，则亲既绝我，我又自绝于亲，已疏而益疏，其薄于亲甚矣，于心何忍焉！若使亲之过小，而我愤然有所迫于中，遂即抵触叫号，继之以怨，就如以石激水，水不能容乎石，微激而遽怒，其不可矶甚矣，于心亦何忍焉！以此观之，愈疏，是有忘亲之心，忘亲不可谓之孝也。此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矶，是无顺亲之心，不能顺亲，亦不可谓之孝也，此凯风所以不怨也。怨与不怨，各有攸当，恶可比而同之乎。’昔者孔子称赞帝舜说：舜其为天下之至孝矣，年至五十，犹怨慕其亲而不忘，非至孝其孰能之。”夫舜以怨慕而称至孝，则小弁之怨，未可谓之不孝也。高子乃以小人目之，何其说诗之固哉。然怨慕虽入子之至情，而天性暌离，实人伦之不幸也。使大舜不遇瞽瞍，宜臼不遇幽王，岂乐于以孝称哉。及考瞽瞍惑于嚣妻而宠傲象，幽王溺于孽妾而宠伯服，则知贼人父子兄弟之恩，伤天性之爱者，多自稚席始矣，可不戒欤。

    【心学讲评】《诗》以道性情，而情之所发，切而不可忘者，在忠臣孝子之自审而自知之，至，而非执一以概论者之所能喻也。

    有可以和平处之而不容激，有必致其悲痛迫而尚论者必揆其理，达其情，乃知其用心之平王之傅为太子而作《小弁》之诗，夫子有取焉，而登之《雅》。乃高子乍读此诗，而肆意以讥之。公孙丑闻其说而以质之孟子曰：“高子之论《诗》也，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处君父之际，当谗妒之时，君子而处此，自有君子之道，以正君子之情，而小弁则否，盖小人之道矣。读是诗者未尝有定论，而高子言之，独有所折衷焉，其言将无然乎？”孟子曰：“小弁之诗具在，反覆咏之，未见其有小人之心者。而高子何据而言之？”公孙丑曰：“高子以为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人子无敢怨其亲之道，而怨则伤恩。乃《小弁》斥君子之信谗，悲我躬之不阅，是以不得为嗣而怨其亲，是以谓之小人之诗。”

    孟子曰：“学者为诗，必论其世，论其事，以达其理，达其情。而执乍然之见，守一定之理，以掩古人之深心，则固执而不通。高叟之为诗，不亦固哉！今且为喻言之。有人于此，非可轻者也，非杀之而可无害也，乃有欲射之者。射之者而为越人乎，知其不可射，而无容已于道之矣；而解怨释纷，有和平以处之之道焉。则方其关弓之时，谈笑而道之，听我则得矣；不听，于己无失也。此岂以越人之射为不可匡救乎？盖情既于我疏，则迫遽之情自然不起，不期于缓而自缓也。如其射之者而为其兄乎，其为不当射，犹之越人也，而一往难解之情，于关弓之下垂涕泪而道之，即不听而必不自己也，此岂不能从容婉谏以无得罪于兄乎？盖情既于我戚，则恻怛之心自然而甚，不期于急而自急也。今《小弁》之所怨者君也，父也，属毛离里，恩不可绝，而性不相感，故忘其词之已激，而疾呼哀吁以长言之，无可奈何，而心寄于篇章之内，则以亲其亲也。夫亲之必亲，而感之即通，动而不自禁，此其情何情乎？乃一本之爱，生乎所性者也，仁也。以仁人孝子之用心，而高叟以不敢怨亲之常理讥之。固矣夫，其为《诗》矣！”

    公孙丑曰：“亲则必怨，则凡亲亲者遇亲之过而不容不怨矣。乃《凯风》，亦母也，亦母之不道也，而何以引罪于己，曾不如《小弁》呼我罪之伊何，而斥君子之秉心也？”孟子曰：“是有辨矣。夫均是亲也，均是亲之过也，而过有大小，则心之隐痛者有深浅。《凯风》之母不安其室，失止在于母身，而祸不延于家国，则引咎归己，以和婉感亲，而徐喻于善，可矣。《小弁》之时何时乎？其事何事乎？国本不立，而奸邪乘之以起；文、武之遗绪将于幽王而斩，天下之溃乱将于幽王而成；天谴不知，人祸不恤，天下后世必以殄灭宗周之罪归之于幽王而不可辞，其过之大何如也！使平王而以《凯风》之道待幽王，引罪于己，而归美如父，则是嫡庶可乱，倾亡不足忧，己处于无过之地，而罪专乎君父，漠然不相为休戚，亲疏我而我愈疏亲，无人之心矣。若《凯风》而以《小弁》之道待其母，明己之无尤，斥亲之不若，则是见恶必怒，而无择于亲疏，责善贼恩，以激成乎不相下之势，则如水之触矶，逆流奔放而不可安也。夫愈疏者，唯不知亲之靡瞻靡依而祸福切躬者也，不孝也；不可矶者，亦不知亲之必顺必婉而挽回在我者也，亦不孝也。

    “若其不可疏而必不忍疏，岂特《小弁》哉！即大舜亦此心而已矣。瞽瞍之欲杀舜也，与幽民同，而幽王且有宗社之忧。乃其不忍使吾父有杀子贼恩之大恶，则舜于此呼曼天而不已于怨。故孔子称之曰：‘舜其至孝矣，根于心而必不可解者也。故五十而慕亲，如孺子之慕其亲也。得于亲则喜，不得于亲则怨，慕之深，故怨之切；怨之切，唯其孝之至也。’夫舜之孝而唯怨乃至，然则平王之不得终为孝子，尚其怨慕之未至，不能体其傅悲歌无已之情，永念而不忘也。设身处地而观于善败得失之大，乃通天下之理而达古今之情，然后可以为诗。而高叟何足以知之！”

    【元典】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译文】宋牼要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遇上了他，问道：“先生准备上哪儿去？”宋牼说：“我听说秦国和楚国在交战，我想去见楚王，劝说他停战，如果楚王不高兴听，我再去见秦王，劝说他停战。两位君王中，我总会遇到能说得通的吧。”孟子说：“我不想问个详细，只想了解你的主要想法。你打算怎样去劝说呢？”宋牼说：“我将向他们指出交战的不利之处。”孟子说：“先生的用心诚然是好极了，先生的说法却不行。”

    【诸儒注疏】“宋”姓，“牼”名。“石丘”，地名。赵氏曰：“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时宋轻方欲见楚王，恐其不说，则将见秦王也。“遇”，合也。按《庄子》书有宋钘于者，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疏云：“齐宣王时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徐氏曰：“能于战国扰攘之中，而以罢兵息民为说，其志可谓大矣；然以利为名，则不可也。”

    【理学讲评】石丘是地名，昔战国策士有姓宋名牼者，将往楚国游说楚王。孟子偶然与之相遇于石丘之地，因问宋牼说：“先生此行，意欲何往？”宋牼答说：“今百姓之苦，莫甚于战争，而列国相争，莫强于秦楚。我闻秦楚二国兴兵构怨，战斗不休。意将南向而见楚王，说以罢兵息民说，使无攻秦。设或楚王不悦吾言，我将西向见秦王，说以罢兵息民之说，使无攻楚。不遇于楚，必遇于秦。或者二王之中，将必有一处遇合，则吾之说可行，而志可遂矣。”孟子又问说：“先生此行往说秦楚，我且不敢问个详悉，只愿闻个大指，说之将以何为词乎？”宋轻答说：“两国构兵，由其见利而不见害也。我将见秦楚之王，而说以兵连祸结之害，使之知其不利而自寝耳。”孟子因辟之说：“当今游士之策，皆以战攻为尚，先生独于兵戈扰攘之时，而以罢兵息民为说，意在措天下于安宁，志诚大矣。但谋人国家之事者，宜论道理，不宜论利害。今先生欲言构兵为不利则是以利为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从也。名号不正，将恐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矣。或者其不可乎？”

    【元典】

    “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译文】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喜欢利而让军队休战，这样也就使三军官兵因为追求利才乐于停战。（要是都这样，）做臣子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国君，做儿子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哥哥，这会使君臣、父子、兄弟最终背离仁义，怀着求利的念头相互对待。这样的国家却不灭亡，是从来没有的。先生（如果）用仁义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喜爱仁义而让军队休战，这就会使三军官兵因为喜爱仁义而乐于停战。（要是都这样，）做臣的心怀仁义侍奉国君，做儿子的心怀仁义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侍奉哥哥，这样就会使君臣、父子、兄弟去掉求利的念头，而怀着仁义之心相互对待了。这样的国家还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没有的。何必要说利呢？

    【诸儒注疏】此章言休兵息民，为事则一，然其心有义利之殊，而其效有兴亡之异，学者所当深察而明辨之也！

    【理学讲评】孟子又告宋轻说：“吾谓先生之说秦楚，不可以利为名者，何哉？利之所在，众之所趋，有利则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说道罢兵息民乃国之利，则秦楚之王，必欣然悦于利而投戈解甲，以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师得免于锋镝死亡之忧，其谁不乐，是士卒亦乐罢而悦于不战之利也。利端一倡，举国之人皆熙熙然争骛于利，为人臣的，怀图利之念以事君，而无实心尽忠者矣。为人子的，怀图利之念以事父，而无实心尽孝者矣。为人弟的，怀图利之心以事兄，而无实心敬长者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惟利是视，竟不知有仁义，皆弃去仁义，怀利以相交接如此，则见利必争，失利必怨，亲爱之心既忘，篡弑之祸将起，国不至于灭亡者，未之有也。夫利之说一行，而其害至于亡人之国。先生欲以此为号而说秦楚之王，不亦误乎？”孟子又告宋轻说：“先生所以说二国者，既不可以利为名，则亦有仁义而已矣。诚使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说道殃民非仁，伐国非义，则秦楚之王必欣然悦于仁义，而休兵止杀，以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师，得蒙休息生养之泽，其谁不乐，是士卒亦乐，罢而悦于仁义之道也。仁义一倡，举国之人皆将熙熙然争趋于仁义。为人臣的，心存仁义以事君，自谓臣职之当尽非有所利而为忠矣。为人子的，心存仁义以事父，自谓子职之当供，非有所利而为孝矣。为人弟的，心存仁义以事兄，自谓弟道之当执，非有所利而为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知有仁义而不知有利，是去利怀仁义以相交接也。如此，则彝伦式叙，上下交欢，有尊君亲上之风，无悖逆陵犯之俗，其不能兴王业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利之害如彼，仁义之利如此。先生欲说秦楚之王，亦说之以仁义可也，何必以利为言哉？”夫宋轻志于息兵欲以救一时之民困，而孟子晓以仁义，则以正万世之人心。论治道者，宜知所择焉。

    【心学讲评】天下之治乱有本。君子欲已天下之乱，必探其本以立论，非不知因世主之情而利导之，可以救一时之祸患；而以乱易乱，则人心益坏，而功在一日者，害且中于无穷。故宁天下之不我听，而终不使乱之自我而开焉。战国之兵争不已，唯仁义不施，而相趋于利。盖不但诸侯之为虐，而人心风俗之陷溺，则胥天下而皆为乱人，君子之所深悲久矣！有宋轻者，以救斗止攻为学，敝敝以干诸侯，其视挑激天下之兵端者为愈矣。乃诡合以求雠其说，而不知其以救天下之心为乱天下之道。一日，将往而之楚，盖亦其迫于当世之心不能自已，而风尘之劳有不恤也。孟子旧识其人，而谅其非不可语者，遇之于石丘，亦将有以教之乎。乃问之曰：“先生未尝有诸侯之事，而有远征之色，将何之焉？今之侯王，亦孰可与言者？而先生不惮惠临之也？”宋径曰：“吾之行，盖有所闻而不能自已也。秦、楚邻而不相下也，久矣。今者吾闻其构兵，兵不戢，则祸中于国而殃及于民。所贵大丈夫者，能为人排难解纷而息天下之害也。我将南见楚王，释其夷陵、鄢郢之怨，以与秦讲而罢兵也。楚王说而从吾言，则楚下秦，而秦兵亦不出矣。如其忿之不蠲，而不能说从吾言以罢兵，而吾岂但已哉！我则将西见秦王，说之以坐享商於、武关之成绩，且许楚和而罢兵也。夫二王之争心虽烈，然我操一可以耸动之术，宛转而迫动之，盖必有所遇焉。而二国之危，万民之难，其解于一旦乎？”

    孟子曰：“先生之行迫矣，无暇从容以谈也。且因势而利导者，词不可以预设。轲也，请无问其详。而在先生则实有见于二王谋国不臧之故，而兵不得不罢，在二王则实有陷于不知之咎，而待先生之决其从违，此先生探得失之本原，而以制二王者，必有指也，而愿闻之。”宋径曰：“夫二王之战，将以求利耳。而胜败不可知，报复不可止，尽刍粟于飞挽，弃车仗于中原，其不利明矣。我将言之，而彼能勿动乎？若夫高举远论，言非不善，而无当于世主之情，言之无益，我所不出也。”

    孟子曰：“秦以虎狼之威，楚以积怨之余，而先生欲戢其雄心，以无苦天下之父老而生全其子弟，则志大矣。虽然，君子昌言于华屋之下，而倾动天下之耳目，是言出而成乎号。乃唯利是崇焉，则争之所以不可止，贪之所以不可惩，天下之所以不安，生民之所以不救，皆在于此，而建之以为号，以诏天下，则实有其不可者。而请为先生明辨之。

    “夫成乎天下之治乱者，仁义与利，有不并存之势焉。今先生而以利说秦、楚之王乎？凡利之为条为理，将委悉而极言之；利之可歆可托，将踊跃而乐称之。秦、楚之王欣动其嗜利之心，而为图利之计，因此而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士固好逸好生而乐罢，则亦欣动其心曰，唯利而后令我之生，唯利而后居我于逸也。因是而感利之能已于危亡，而见天下之无如利者，上有上之利，下亦有下之利，各趋其利，而各自知其利之所从。则为人臣者之事君也，虽循官守之常，而心之所怀，恒挟一宠禄厚薄之计；为人子者之事父也，虽勤奉养之文，而心之所怀，恒持一先畴丰啬之图；为人弟者之事兄也，虽循听命之节，而心之所怀，恒操一施报多寡之情。利在，则君其君，父其父，兄其兄；利所不在，则篡弑悖逆无所惮而不为。于斯时也，一国之中惨怨相仍，争夺相胜，终去仁义，而君臣，父子、兄弟名相连而实相忮害。先生且以救天下之志亡天下，而岂不重拂其志乎哉？

    “乃以思夫构兵之无已，而君臣交棘于廷，父子兄弟交困于野，以成乎乱而不可弭者，唯不仁不义而已。不仁，则毒天下而以为快；不义，则吞天下以恣其欲。今先生幸从吾之说，以行先生之志，往而说秦、楚之王日，构兵非仁者所忍也，尚念斯民之生死，而推爱以睦邻，争利非义之所许也，尚守分土之遗制，而息争以安众。仁义之言蔼如也，二王固亦有人之心，而能勿说乎？而因以罢三军之师，则三军之士以罢为乐，而日唯仁义之使我去死亡而享安全也。则人苟能生其慈爱之心，节其贪忿之情，而身世之间已裕如矣。由是而动其天性之良，以反其和平驯谨之素，臣以之事君，不容已于尽忠，心有不忍不敢者为之钦翼也；子以之事父，不容已于尽孝，心有不忍不敢者以为永念也；弟以之事兄，不容已于尽弟，心有不忍不敢者为之笃柒也。试思此日之天下，君臣父子兄弟之间，视利若忘，而息其贪志，相亲相敬，以沐浴于至仁大义之中，兵不试而强大自宾，天下定于一王，而更何劳先生之勤说以止攻乎？夫然，而先生之志亦遂矣，又何必曲殉世主之情以诱之，而持利为口实哉！先生行矣！操吾说而往，二王说而王道兴；即二王不说，而先生终不以一言之失，贻天下无穷之害。先生其敬尚之哉！”

    夫孟子以仁义正天下，终于不遇，而断然必以此为尚。盖天下无舍本徇末之道术，君子居正以为人心世道之防，诚有所不能枉者也。

    赵注以宋径为宋人，《苟子注》亦同。刘向以尹文子与宋锣干俱游稷下。考齐宣王时，稷下置馆以处游士，孟子盖以其时至齐，与宋锣于相识。

    【元典】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

    【译文】孟子居住在邹国（的时候），季任正在任国代理国政，送礼物来结交孟子，孟子收了礼物却不回谢。（孟子）居住在平陆（的时候），储子担任齐国的相，送礼物来结交孟子，孟子收了礼也不回谢。后来，孟子从邹国到了任国，拜访了季子；从平陆到了齐国，却不拜访储子。屋庐子高兴地说：“我发现老师的差错了。”

    【诸儒注疏】赵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会于邻国，季任为之居守其国也。储子，齐相也。”“不报”者，来见则当报之，但以币交，则不必报也。屋庐子知孟子之处此必有义理，故喜得其间隙而问之。

    【理学讲评】季任是任君之弟，处守是居守其国，连是屋庐子的名。昔孟子居于邹国，时有任君之弟季任者，因其兄有朝会之事，替他居守其国，一向仰慕孟子之贤，遂使人自任至邹，执币帛以为纳交之礼。孟子受其币而不往报焉。及处于齐平陆之邑时，储子正为齐相，他也仰慕孟子之贤，使人自齐至平陆，执币帛以为纳交之礼。孟子亦受其币而不往报焉，其受币之同如此。及至他日，孟子自邹到于任国，乃亲去见季子，以报前曰之礼。又一日，自平陆到于齐国。却不亲去见储子。以报他前日之礼。其报礼之异如此。屋庐子幸其请问有由。乃喜而说道：“连也仰慕夫子之道，每欲请问，但无间隙之可乘耳。今观处季任储子之事，一见一不见，是必有义理存乎其间，今乃得其间隙而可以请问矣。”夫孟子之处二子，固必有称物平施之道，屋庐子一得其间而即喜，亦可见其善学孟子矣。

    【元典】

    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

    【译文】问道：“老师到了任国，拜访了季子；到了齐国，不拜访储子，是因为储子只是担任相吗？”孟子说：“不是的。《尚书》上说：‘进献礼品看重礼仪，礼仪配不上礼品，就叫没有进献，因为心意不在进献上。’这是因为它不成为进献的缘故。”

    【诸儒注疏】言储子但为齐相，不若季子摄守君位，故轻之邪？孟子释书意如此。徐氏曰：“季子为君居守，不得往他国以见孟子，则以币交而礼意已备。储子为齐相，可以至齐之境内而不来见，则虽以币交，而礼意不及其物也。”

    【理学讲评】《书》是《周书·洛诰篇》。以物奉上叫做享。仪是礼意，物是币帛。役字解做用字。屋庐子问孟子说：“季子、储子同一币交，则宜同一往见也。今夫子至任，往见季子，及至齐，却不肯见储子，意以为同一币交，如何有成享不成享之辨？”乃疑而问之。孟子晓之说道：“二子之币交，有成享不成享之异，但观其所处之势而可知矣。当时季子为君居守托国政于其身。若自任之邹，必出境而远涉，越国见贤国谁与守，其不得之邹者，乃势之所不能，非心之所不欲也。若储子则异乎是，其官则齐相也，主治有人，既无居守之责，况平陆及齐邑也，相去甚近，又无越国之劳，可来而不来，可以见而不见，是其不之平陆，乃心之所不欲，非势之所不能也。夫季子不得之邹，则虽以币交，而礼意已备，此所以谓之成享。储子得之平陆而不一至，虽以币交，而仪不及物，只见其为弥文而已，此所以谓之不成享也。或人又何疑乎？”观此而知为君相者，既不可无敬贤之礼，尤不可无好贤之诚，敬贤而不能以诚，贤者犹不肯至，况于简贤弃礼者哉。

    【心学讲评】交际亦人道之大者也。过于抗，则重拂天下之情，而失和平之度；过于逊，则屈殉天下之失，而丧志节之防。乃君子于此抑无成心焉，因人之敬怠，而酌之于所得为与不得为之势，则权衡定，而与天下以平矣。夫君子亦未尝役其心以揣天下，而人情之宜厚宜薄，一至于前而自知，惟其鉴空衡平，以无心应物而自不爽其节。学者能于此而致思焉，亦善于求益者乎。

    以币交而受，君子当其世而不绝其人，亦其常耳，乃抑有异焉者。孟子，邹人也，而家居于邹，其定在也；有欲求见者，今日不能而有他日。于是邹之邻国任君之弟季任，以任君远有邦交之事，而使季为处守，任虽小国，而宗社托焉矣。乃以邻有大贤，愿纳交焉，而以币交。孟子受之，受之，亦交际之恒也，而不往报谢焉，其有待于异日之就见与否，盖未可知也。其未往齐也，偶止于平陆，且未知其适齐与否，而固非久寓矣，则他日不能必遇孟子于平陆也。于时储子为相，齐相虽重，而亦从容坐论以为职耳。乃以君子在迩，不自外焉，而以币交。孟子受之；受之，犹其于季任也，而不往报谢，其有待于异日之定交与否，亦犹任季之可知也。乃在他日则有异矣。由邹之任，虽未必因季子，而往见季子，若念其昔日之诚，而有所不能置者，不以君子之不可屈致为歉焉，亦甚重此币交矣。由平陆之齐，既非因储子而来，而终不见储子，若忘其昔日之雅而置之无足言者，不以君子之喜予斯人为念焉，又何甚轻此币交也？

    从孟子游者亦未尝留心焉。而屋庐子静观而欲知君子之心，乃喜曰：“吾党之步趋夫子，使皆无间之可疑，则日由乎道中而无从以入也。今者同事而异情，同情而异道，连得可疑之间以求夫子之妙用矣。”乃问于孟子曰：“礼之厚薄，因乎来以往者也。季子之币交，亦与储子同耳。乃夫子昔者之任见季子，则既疑君子之与人以易亲；今者之齐不见储子，则又若君子之略人于其物。反复求所以异而不得，意者国相虽尊，而终不若代君摄守者之有君道与？”孟子曰：“均之为人臣，而处守与相奚别？均之为纳交，而摄君与相国何异？惟其情，不惟其人；惟其人，不惟其位；非以储子之为相而可不见也。若吾之所以不见储子者，亦有道矣。周书之言享者日，享有玉焉，有币焉，有皮焉，以为庭实焉。物虽备也，然必有其情，因有其必修之礼，则恭敬之忱达于所享。若内无其忱，外略其礼，而仅备其物，则礼意薄而物徒厚，于是乎不受其享。所以然者，唯其享之时未尝专用其志以告虔，而但循名而亡实，则不许其享矣。由书之言而绎之，享有成焉，有不成焉，成之者志也。志之不役，则仪非其仪，而君子岂以物为重哉！以此思之，则吾之所以处储子异于季子者可知已。”

    然而储子之所以不成享者，未之详也，而屋庐子有以解此矣。得储子所以不成享之故，而可以知交君子之礼；得孟子知储子不成享之情，可以知君子与人交之道。昔之愿得间以求益者，而今益矣，今而后说可知也。乃或人则谓二子之币交也同，志之役不役在彼，而君子何所施其逆亿？乃以问之屋庐子。屋庐子曰：“夫子知二子之志，非逆亿之也，实有其可征者也。夫愿交于君子，则必就而请见。不躬亲而以币交，循其文而已矣，二子均也，而君子抑因事势而原其情。在季子受处守之责，宗社、人民举而委之于我，则见君子之情虽切，而势不得委邦国而之异邦。若储子，无社稷之寄，素丝良马，正可笃于下贤；使见君子之情已笃，则势固可建干旌而临下邑。不得来者自可曲为谅焉；得来而不来，然后信其志之不役也。夫子岂漫为测人之厚薄者乎？于此而见夫子之交当世为无成心也，因物而不丧己也。”屋庐子之善学也，能达君子之情也，审于君子因物之理也。而交际为人道之大，亦可见矣。

    【元典】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译文】淳于髡说：“重视名望功业的，是为了天下的人；轻视名望功业的，是为了自己（的清白）。先生的地位在齐国的三卿之中，但就名望功业来说，上不能匡正君主，下不能拯救百姓，就辞职而去了，仁人本该就是这样的吗？”淳于髡说：“重视名望功业的，是为了天下的人；轻视名望功业的，是为了自己（的清白）。先生的地位在齐国的三卿之中，但就名望功业来说，上不能匡正君主，下不能拯救百姓，就辞职而去了，仁人本该就是这样的吗？”

    【诸儒注疏】“名”，声誉也；“实”，事功也。言以名实为先而为之者，是有志于救民者也；以名实为后而不为者，是欲独善其身者也。“名实未加于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济其民也。“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杨氏曰：“伊尹之就汤，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汤进之也。汤岂有伐桀之意哉？其进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过迁善而已。伊尹既就汤，则以汤之心为心矣；及其终也，人归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汤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为心也。以取天下为心，岂圣人之心哉？”

    【理学讲评】淳于髡是齐之辩士，名，是声誉，实，是事功，淳于髡，因孟子仕齐无功而去，乃讥之说道：“士君子处世，只有出处两端，若以功名为急务，而汲汲然先之，这是心存于救民而为人也。若以功名为缓图，而泄泄然后之，这是志在于守已而自为也。自为为人，总之全尽此心之理，仁者之事也。今夫子当路于齐，位居三卿之中是已出而用世，非复自为之时矣。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泽民，名实未加于上下，忽然致事而去。又不能终其为人之志，人已两无所成，进退皆无所据，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晓之说道：“子疑我去国为未仁，是徒泥去就之迹，而未能深谅我之心也。且以古人言之，宁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贤，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感币聘而五就汤，因汤进于桀，而五就桀，倦倦以救世为心者，伊尹也。不羞污君，而必事之。不辞小官，而必居之，由由然与物无忤者，柳下惠也。三子之行，或清或任或和，其道虽若不同，然其志意之所趋向，则一而已矣。所谓一者云何，乃仁之所在也。盖清非忘世，任非好名，和非辱身，总归于理之当然，心之无私而已。然则君子处世，可就则就，固非有意于为人，而以名实为先，可去则去，亦非有意于自为，而以名实为后，要求合乎此心之仁焉耳。何必其行之尽同也。子乃执去就之迹，以议我之未仁，殆未识仁者之心矣。”

    【元典】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译文】淳于髡说：“鲁缪公的时候，公仪子掌管政事，子柳、子思也在朝做臣，然而鲁国疆土被别国侵夺却更加严重，贤人无益于国家就像这样的呀！”孟子说：“（从前，）虞国因为不用百里奚而亡国，秦穆公用了他就称霸，（可见）不用贤人就会亡国，（到那时，只是想）割让点地方办得到吗？”

    【诸儒注疏】“公仪子”，名休，为鲁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见侵夺也。髡讥孟子虽不去，亦未必能有为也。百里奚事见前篇。

    【理学讲评】公仪子，名休。子柳、子思都是鲁之贤者。淳于髡又讥孟子说道：“贤者，处世之迹，固难尽同，而其济世之功，实难取心。昔者鲁缪公之时，以公仪休为相，而使之总理国政，以子柳、子思为臣，而使之分理庶职。此三人者，皆当世所谓贤人，而缪公用之，宜乎有扶衰拨乱之功，有尊主庇民之效矣。乃当时邻国交侵，疆宇曰蹙，鲁之削弱滋甚。以国势衰微之际，众贤支持而不足，如此乎贤者之无益于人国，其去就未足为重轻也。”淳于髡此言，盖谓孟子即不去位，未必能有益于齐也。孟子答说：“贤才用舍国之存亡系之，何可谓其无益。昔百里奚初仕于虞，虞公贪受晋赂，不听其言，遂见执于晋，与虢俱亡。及其在秦穆公加之相位，言听计从，遂霸西戎，显名天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奚，即至于灭亡而不救，虽欲求如鲁之削地，不可得矣。然则鲁之仅至于削而不亡者，犹赖群贤维持之力也。岂可谓贤者无益于人国乎！”

    【元典】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译文】淳于髡说：“从前王豹居住在淇水边，河西的人因此而善于唱歌；绵驹居住在高唐，齐国西部的人因此而善于唱歌；华周、杞梁的妻子，为丈夫的死而哭得异常伤心，因而改变了一国的风气。内心有什么，必然会显露在外面。做了那件事而不见那件事的功效，我还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呢。所以现在是没有贤人，要有，我一定会知道的。”

    【诸儒注疏】“王豹”，卫人，善讴。“淇”，水名。“绵驹”，齐人，善歌。“高唐”，齐西邑。“华周、杞梁”，二人皆齐臣，战死于莒。其妻哭之哀，国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讥孟子仕齐无功，未足为贤也。

    【理学讲评】王豹是卫人，淇是水名。繇驹，是齐人。高唐是齐邑，即今高唐州。华周、杞梁都是齐臣。淳于髡又设问以讥孟子说：“贤者之抱负难知，而事功易见，使其果有益于人国，髡岂有不知者乎？昔者卫人王豹善讴，居于淇水之上，河西之人，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讴。齐人脎驹善歌，居于高唐之邑，齐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因夫死于战斗，哭之而衰至于城为之崩，由是一国之中，其俗皆变而善哭。即此三事推之，可见名实相须，有才猷蕴蓄于内者，必有功业昭着于外。苟身为其事，可以自见其才，而却无功效之可指，则是内外不相符，髡未尝见有此人也。看来当今之世，实是无贤者。若果有贤者生于其时，其才猷自足以经世，其功业自足以及民，髡必知其人矣。今既未见其人，安望其有益于国哉？”淳于髡此言，盖讥孟子仕齐无功，未得为贤也。岂知贤者所存，固未易窥测矣乎！

    【元典】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译文】孟子说：“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不受信任，有一次跟随（鲁君）去祭祀，祭肉不按规定送来，于是顾不上脱掉祭祀时所戴的礼帽就走了。不了解孔子的，以为他是为了那点祭肉而离开的，了解孔子的，只认为他是因为鲁国的失礼而离开的。至于孔子，却正想担点儿（这一类的）小罪名离开，不想随便弃官而去。君子所做的事，一般人本来就是不理解的。”

    【诸儒注疏】按《史记》：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齐人闻而惧，于是以女乐遗鲁君，季桓子与鲁君往观之，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为为肉者，固不足道，以为为无礼，则亦未为深知孔子者。盖圣人于父母之国，不欲显其君相之失，又不欲为无故而苟去，故不以女乐去，而以燔肉行。其见几明决，而用意忠厚，固非众人所能识也。然则孟子之所为，岂髡之所能识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尝知仁，亦未尝识贤也，宜乎其言若是。”

    【理学讲评】燔肉，是郊祭胙肉。税冕，是脱去冠冕。孟子因淳于髡讥已未得为贤。又晓之说道：“子谓事功可以观人，似以贤者为易知，不知贤者固未易测也。盍即孔子之事观之，昔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三月而鲁国大治，齐人闻而恐惧，因以女乐遗鲁君，鲁之君相，惑于声色，果怠弃政事，疏孔子而不用。是时孔子已有去志，但未即行耳。适遇鲁有郊祭，孔子以大夫陪祀，礼当有燔肉之颁，又不颁及孔子，于是孔子祭毕即行，虽冠冕亦不暇脱，其毅然不肯少留如此。当是时，入之不知孔子者，以为燔肉甚微，偶然遗漏，如何便去。其知孔子者，以为郊必致燔，乃是待大夫之礼，今既这等疏慢，如何不去，此两说者，皆非深知孔子者也。乃孔子之意，以为使我因受女乐而去，则显其君相之失。设若无故而去，则又非出处之宜，故不以受女乐之大过去，而以不赐燔肉之细故行，使君相之罪，既泯于无迹，而在己之去，亦不为无由。其见几既如此明决，而用意又如此忠厚。然则君子之所为，信有出于常情拟议之外者，或以为为肉，或以为为无礼，皆众人浅陋之见，乌能知君子微意之所存哉？”君子之不易知如此，则孟子之所为，固非髡之所能识也。乃以知贤自任，而谓世无贤者，妄亦甚矣。盖是时游士、说客，皆挟其富强之术，以干世主，就功名。而孟子独以仁义之道与齐王言，欲以攻其好勇、好货、好色之疾，所以言常不合，仕齐不久而辄去也。然终不肯显言齐王之失，正与孔子去鲁同意。淳于髡乃以为未仁，又以为未贤，岂知孟子者哉。

    【心学讲评】孟子之在齐也，以足用为善之齐王有可以兴王之望，而终以道不行而去。盖一暴十寒者有以沮之，则惟功利之徒以滑稽之才乱王之耳目，而大贤之志不伸。于是且将去之，然未尝不望王之改而犹可留也。乃淳于髡者欲激孟子以去，而肆意排诋。在君子固不屑与之辨，而邪说猖狂以害人国，则不能不折之。要之，孟子之用心非彼之所能测者久矣。髡于孟子将去之际而见于孟子曰：“夫子之所以自命而思以易天下者，岂非仁乎？夫仁者之道大端有二：以博济为念，则虽委曲而必功之可成，故享显名厚实而不辞，是先名实者，盖其以人为重，而汲汲于扶人之危、定人之倾者也，则膺荣宠而初非为己。以洁清为高，则必远引而不屑世之我知，故置显名厚实于不顾，是后名实者；盖其自视诚重，而澹然于是之我知，物之我贵者也，则绝物荣而可不为人。乃夫子之于齐，王重用之，国人属望焉，其位在三卿之中，可以有为，非自为之道矣。而未尝有排难解纷、利国安民之迹，名实未有益于上也，而一旦欲致政而归，又若高举远引之所为，无复为人焉，则是徒受崇高之位，而两无所据，夫子之心何以自安？而素以仁自居者固如是乎？无已，亦曷姑留此而展所为乎？”夫髡实欲孟子之去，而故责其去，盖穷孟子以无能为，而激其必不可留也。

    孟子曰：“子亦知言仁乎？吾且与之言仁。夫仁求惬于心之安，而岂有一定去留之理乎！古之人有虽居下位而志不可屈，不屑以己之贤事不肖之主者，则伯夷是也。夷非后名实也，以名实非不肖者之可共居也。有于汤之贤而五就之，于桀之不肖而亦五就之，惟恃己之以道觉民，而不仅见汤之可事，故且姑为来去，且不见桀之不可去，而必曲为匡扶，则伊尹是也。尹非先名实也，以为人之即以为己也。有污君不可事，而无嫌于事，不深恶而远之；小官无能为，而无嫌于为，不鄙夷而辞之；则柳下惠是也。惠非介于先名实后名实之间也，以名实可有而不必有也。合而观之，则三子者各有其道，坦而由之，而夷不师尹，惠不效夷，唯其所行，而为道固不同矣。而意之所向，理之所归，则三子无异也，一也。夫或出或处，或介于出处之间，乃吾决其志之所向，行之无疑，而谓之一者，是岂可以迹求哉！一者何也？可以一言而断之日，仁也。心不可以独知，而可以独喻，因其所处；守其无私，皆协于理之安焉者也。然则君子可进则进，可退则退，慷慨任事而非但为人，决意远引而非以为己，亦行其心之不容已者而已矣。何必进而求合于成化成功之盛迹，退而坚持其不降不辱之高尚，以求同于一涂哉？吾今者亦行吾心之安而已，仁不仁，非子之所与知也。”

    髡乃益逞其无状之词曰：“吾所以谓夫子之不当去者，为夫子谋也。若去留不足为重轻，则自昔已然，而人之崇虚名以待儒者，亦过计耳。鲁缪公之时，非复周公之故国矣，岂其廷无高谈仁义之士乎？公仪子，所谓贤者也，而执国政，亢拔葵、却鲁之节，宜若国尔忘家。子柳、子思，皆所谓贤者也，而俱为臣，养闭门辞馈之望，自谓怀仁而守义。乃鲁于斯时，未尝受三子之泽，而徒尸位于朝廷，国日蹙于强邻而莫之能保。若是乎，贤者之自为贤，而人胥贤之，称先王，道古昔，只以坐困人国，而无尺寸之功，乃彼三子者心亦未尝不安，而终自许为仁也。然则夫子虽果仁乎？亦尝念及人君之留连而不忍舍者何为也？则必欲挽白驹之驾者，亦愚矣乎！”

    孟子曰：“危哉，子之为人国计也。期小功，邀小利，则贤者无以自见。若为国家根本之计，岂浮沉功利者之所能任乎？且无论鲁之多君子而可弱不可亡，即若百里奚者，知利之可以亡虞而去之，虞公听荀息之邪谋而不能留也，而虞亡遂速；以大义谏秦穆公之贪功生事，而穆公终悔过而用其道，乃以霸于西戎。然则国不用贤，将举宗社以委之截截谝言娼疾之士，子孙之根本已亡，黎民之怨叛交作，且必亡也；而求如鲁以积弱之余，虽削而终不失先公忠厚之传，以保其苗裔，其可得与？子不欲人国之为鲁也，其将欲使为虞乎？则夫若百里奚者且缄默而远去，自有洁身之道焉，而况不为百里奚者哉！”

    髡亦知诋毁贤者之说不伸，而变其说以直诋孟子曰：“髡之所谓贤者，亦当世慕名而谓之为贤耳。若其果贤也，则何有于削，何有于亡也？夫贤亦何难测之有乎？匿其迹而自矜以其心，而自信以为仁耳。若从其迹而实求之，亦何藏于中而不可为人之共信者乎？且以匹夫庶妇之微也，王豹诚善讴矣，处于淇，而西河皆习之而善讴，其音之曲折，皆豹之所传也；绵驹善歌矣，处于高唐，而齐右皆化之而善歌，其声之曼延，皆驹之所教也；华周、杞梁之妻以夫死事而尽礼尽哀以哭之，乃莒国之妇人以笃夫妇之情，而达于礼，变夷裔之俗为善俗。由此观之，人亦惟实有其善者耳，不在名也。诚有诸内矣，则必非孤信此心，以为可谢天人之咎愧，而必形诸外焉，视天下之溺也而拯之，见国家之弱也而强之。若夫苟有可为之能，以规画一必为之事，则得尺而尺，得寸而寸，进一言而即可以利国。如其以大有为自命，而卒无尊主安民之功者，髡盖览古今、阅当世而未之睹也。以是而验之，故以知当世之无贤者也。自以为贤，非果贤也；人推其贤，而究非贤也。若其有之，则得其位即可行其志，世无不可共之功名，国无不可扶之气数，髡必识之矣。髡所不识，而人主奉之以荣名而不之察，乃曰将以免人国之亡也；国亦何至于亡，而使之贪不亡之功以自饰乎！”

    孟子知髡之极意诋毁，唯恐己之或留，乃示以必去而姑待之情，以使之勿复多言也，曰：“子而遂足以知贤者乎？夫贤者，以君子之道为道者也，则孔子是也。孔子为鲁司寇，与闻国政，亦若可以大行其志矣。乃齐人间之，季桓子惑焉，而终于不用。不用，则孔子之道不行，而决去之志定矣。乃尚从鲁君而祭也，从祭之时，鲁人曾不知其久有去之心焉。适其时颁燔肉于大夫而不至，于斯时也，速于去而更无所待，不脱冕而遂戒行色焉。乃鲁人见其去之速而疑之，乃起而议之。不知者以为宗庙之惠颁，为先公逮下之泽，不至而恩已绝也。其自以为知孔子者则曰：祭有常典，而废赐燔之礼，则君相不以礼自处，无礼之人不可与治也。然不知者不知，而知者亦不能知。乃孔子则以君子之绝交，与人以可受；燔肉之不至，君与相之微罪也。以此而行，则国不用贤之大过可以隐；而抑必正其名于典礼之得失，以为必去之道，则进退之际光大，而可告无罪于神人。若心在必去，而不欲明言，乃一旦悻悻而行，是苟去也，君子之所不欲也。然则君子存心之忠厚，立身之正大，酌之于身，因之于时，其未去也，人莫能使之去，其必去也，人亦弗能留，不屑与众人言之，而众人者以利禄之情测君子，亦乌能识之乎？夫去不去且无从窥其用意，而况大有为之功，非众人计量可及者，其可以食利邀功之情测之乎？”

    于是而淳于髡知孟子之必于去，知去而必不可留也，其奸遂，其辨已穷，而可以告之于齐王，使无留行之事，乃欣然以退，而不复辨焉。呜呼！此孟子之所以不能安位行志，而齐王之终于不可与为矣。盖国不患有嬖佞之小人，而患有邪佞之游士。故王驩尚欲附孟子以为荣，而髡敢于排贤者而不忌，此共、驩之殛所为必伸于虞廷也。

    【元典】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译文】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

    【诸儒注疏】赵氏曰：“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也。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韦，周齐桓，晋文，谓之五霸。”

    【理学讲评】五霸，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文武。孟子见世道浸衰，王降而霸，霸降而战国，其势将使先王纪纲法度，荡然无存者，故着其罪以警惕之。说道：“自古治世安民，德莫有过于三王者，三王既往，五霸迭兴，虽不无扶衰拨乱之功，然矫命雄行，惟威力是尚，王法从此坏矣，此得罪于有道之世，而为三王之罪人也。至于今之诸侯，岂但不知有王法之可守。即五霸所申之禁令，亦皆废之不遵，而惟以巧诈相倾，殆又得罪于五霸，而为五霸之罪人也。至于今之大夫，岂但不知有霸略之可图，即诸侯所不敢萌之妄念，彼皆导之以必为，而惟以阿谀取容，殆又得罪于诸侯，而为今之诸侯之罪人也。”盖世变之趋愈下，故人心之伪愈滋，非得王者起而正之，祸乱之作可胜言哉。

    【元典】“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译文】天子到诸侯那里去叫作巡狩，诸侯朝见天子叫作述职。（天子巡狩，）春天视察耕种情况，补助（种子、劳力）不足的农户；秋天视察收获情况，救济缺粮农户。进入某个诸侯国，（那里）土地开垦得多，田野整治得好，老人得到赡养，贤人受到尊敬，有才能的人在位做官，那就有奖赏，拿土地奖赏。进入某个诸侯国，（如果那里）土地荒芜，遗弃老人，排斥贤人，贪官污吏在位，那就给予责罚。（诸侯）一次不朝见（天子），就降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封地；三次不朝见，就派军队去。所以，天子（对于有罪的诸侯，只是）发布命令声讨他的罪行，而不（亲自）征伐；诸侯（是奉天子之命去）征伐而不声讨。五霸却是胁迫诸侯去讨伐别的诸侯，（破坏了三王规矩，）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诸儒注疏】“庆”，赏也；益其地以赏之也。“掊克”，聚敛也。“让”，责也。“移之”者，诛其人而变置之也。“讨”者，出命以讨其罪，而使方伯连帅帅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声其罪而伐之也。“搂”，牵也。五霸牵诸侯以伐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则有让”，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师移之”，言述职之事。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所谓五霸为三王之罪入，何以见之？盖三王之时纪纲振举，法度修明，天子以时巡行于诸侯之国，这叫做巡狩。巡守者，巡其所守之土地也。诸侯以时朝觐于天子之廷，这叫做乏职。述职者，述其所修之职事也。时乎春日，正是百姓每耕田的时候，中归有牛种不足的，必赈贷以补益之，使他不妨于耕。时乎秋日，正是百姓每彬获的时候，中间有粮食不给的，必赈贷以周助之，使他不妨于敛。天子省哥畿内，诸侯省于国中，察闾阎之疾苦，行周恤之恩惠。三王之世，民皆家给人足，而无匮乏之患者，盖以此耳。”辟，是开垦。掊克，是聚敛。让，是切责。孟子承上文说：“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之适诸侯，本欲察邦国之治否，以验职业之修废也。若入其疆内，见得土地开垦，田野修治，老者养之以安，而不至冻馁，贤者尊之以爵，而罔或遗逸，且用俊杰有才之士，使之布列庶位，分猷而宣力。如此，是能克谨侯度，有功于王室者也，能无庆赏之典乎。则增益其土地，以示优异之恩，而有功者上，诸侯莫不欣然以为劝矣。若入其疆内，见得土地荒芜，四境不治，老者遗弃，而冻馁不免，贤者放失，而礼意不及，惟用掊克聚敛之臣，使之损下益上，蠹政而殃民，如此，是怠弃封守，违背乎王章者也，能无威让之令乎。则切责其愆尤，以示斥罚之义，而有罪者下，诸侯莫不凛然以为惩矣。夫以巡狩一行，而庆让并举，所以纲纪世道之具，联属人心之机，皆在于此，此所以为三王之制也。”孟子承上文说：“以述职之事言之，诸侯朝于天子，本自有常期也。使其如期而至，固必有赉，予之典矣。设或一次不朝，是慢上之渐也，则贬其爵位，以次而降其官。再次不朝，是陵替之端也。则削其土地，以次而损其禄。如或三次不朝，则悖乱已极，不但当削其地而已，遂命六军之众，往诛其人，而更置贤者，以守其国焉。此述职之法，亦与巡狩同一庆让之典者也。由此观之，三王之世，礼乐征伐之权，皆出自天子，臣下无敢擅专者，故天子但出令以讨罪，而不必亲兴伐国之师。诸侯但承命以伐人，而不敢擅兴讨罪之旅。此体统名分所在，由三王以来，未之改也。今五霸不用天子之命，牵连与国之诸侯，以攻伐诸侯之叛已者，名虽为伐，实同于讨，岂非以臣而僭君，以下而犯上，得罪于王法者乎？我故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元典】

    “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译文】五霸中，齐桓公最强。在葵丘盟会上，诸侯们捆绑了牺牲，把盟书放在它身上，并不歃血。（盟书）第一条说，责罚不孝的人，不得擅自改立太子，不得把妾立为正妻。第二条说，尊重贤人，培育人才，用来表彰有德行的人。第三条说，要敬老爱幼，不要忘了来宾和旅客。第四条说，士人不能世代做官，公职不能兼任，选用士人一定要得当，不得擅自杀戮大夫。第五条说，不得到处修筑堤坝，（垄断水利，）不得阻止邻国来买粮食，不能私自封赏而不报告盟主。盟书最后说，凡是我们同盟的人，盟会之后都恢复友好关系。现在的诸侯都违背了这五条誓约，所以说，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

    【诸儒注疏】按《春秋传》：僖公九年，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树”，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宾”，宾客也。“旅”，行旅也，皆当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禄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贤也。“官事无摄”，当广求贤才以充之，不可以阙人废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无专杀大夫”，有罪则请命于天子而后杀之也。“无曲防”，不得曲为堤防，壅泉激水，以专小利，病邻国也。“无遏籴”，邻国凶荒，不得闭籴也。“无有封而不告”者，不得专封国邑而不告天子也。

    【理学讲评】葵丘，是地名。束牲载书，是束缚牲口，将誓书用椟盛载于上。歃血，是涂血于口，以示不背盟誓的意思。树子，是册立的世子。摄，是兼官。曲防，是曲为堤防。旱则壅泉专利，涝则激水病邻的意思。遏，是闭阻谷，不使转贩。孟子说：“所谓今之诸侯，为五霸之罪人，何以见之？盖五霸之中，惟齐桓公九合诸葛亮侯，一匡天下，最为强盛。当时葵丘之会，诸侯咸集，桓公但坛坫之上，束缚牲体，盛载盟书，以与诸侯约誓，更不消杀取其血，以涂于口，而诸侯莫不听从，其信义足以服人如此。当时盟誓之词，共有五件。第一件相戒命说，五刑之属虽多，而罪恶莫磊于不孝，有则断以大义，必诛无赦，以正纲常。世子既以树立，受命于朝，不得嬖爱庶子，擅谋更易，以摇国本。妻乃己之敌体，名分已正，不得有所废立，用妾为妻，以知嫡庶。此修身正家之事，不可犯禁者一也。”

    【元典】

    “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译文】助长了君王的过错，这个罪行还算小的；（故意）逢迎君王的过错，这个罪行就大了。现在的大夫都逢迎君王的过错，所以说，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

    【诸儒注疏】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则事无统理，而不得圣人之心。春秋之间，有功者未有大于五霸，有过者亦未有大于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义，其亦若此也与？然五霸得罪于三王，今之诸侯得罪于五霸，皆出于异世，故得以逃其罪。至于今之大夫，宜得罪于今之诸侯，则同时矣；而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为良臣而厚礼之，不以为罪而反以为功，何其谬哉！”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所谓今之大夫，为今之诸侯之罪人，何以见之？盖诸侯之设立大夫，谓其能辅之以正也。若君之过既已彰着，不能犯颜敢谏，却乃曲意顺从以助其失，这叫做长君之恶，此则过本在君，而彼为之赞助，乃柔媚之小人，其罪犹小，或可怒也。若君之过尚未萌动，不能潜消默化，却乃先意迎合，以导其非，这叫做逢君之恶。此则君本无过，而彼为之引诱，乃倾险之奸人，其罪甚大，不可容也。今之大夫，皆阿意顺旨，以逞其逢君之谋，而蠹国殃民，使陷于危亡之祸，设使诸侯能自觉悟，必不能免于刑戮。我故说，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夫大夫得罪于诸侯，诸侯得罪于五霸，五霸得罪于三王，皆由于王道之不行耳。若王者在上，操礼乐征伐之权，以施刑赏忠厚之政，虽有五霸，尚无所用其威令，而况于诸侯与大夫乎。世道升降之机，良可慨矣。

    【心学讲评】孟子曰：“天下，一法纪之所持也。天下有道，天子以统方伯，方伯以统诸侯，诸侯以统大夫，录其功，核其罪，法纪定而后上下相戴，众寡相连，以各安其职，而以安天下之民。然则功罪之不明，而求治天下，不可得已。故欲取已乱之天下而治之，不亟正其罪以整肃人心，将法纪终淆，而天下之乱不可解。

    “今自以为有功于世主者，非此日之大夫乎？乃若以法纪正之，则其所为功者，正其罪之大者也，世递下而权日下移，有王者起，以次廓清，则人之获罪者久矣，而今之大夫其首焉。盖尝论之：大夫从诸侯，诸侯师五伯，五伯踵三王，且自以为承其流而有功矣。然五伯者，犹沿古方伯之职，以为王分理者也，而所为则如彼矣。三王不作，后裔衰微，莫与治之耳。使三王而在也，则奉天讨以加之，无所容矣，盖其得罪于三王之宪典，已不可掩也。今之诸侯，犹袭五伯之为，以为方域长者也，乃所为则固如此矣。五伯不兴，割据自雄，不相为治耳。使五伯而在也，则声其罪以诛之，无所逃矣，盖其得罪于五伯之政令，已不可纵也。若夫今之大夫，效奔走于诸侯之廷，则固诸侯之所可治矣。而所以事今之诸侯者类然，特今之诸侯于听信，无所辨其邪慝耳。使今之诸侯忽然憬悟，而有伯、王之图，则按国法以诛之，必不容其立谈以取卿相矣，盖其得罪于诸侯之宗社、人民，而委祸于君，特莫能觉也。

    “何言乎五伯为三王之罪人乎？三王者，以刑赏治天下之诸侯者也。十有二年，王时巡于方岳，陈诗纳贾，以察诸侯之治乱，名曰“巡狩”，周遍省察其典守而申饬之。六年五服一朝，献功效职，以听天子之黜陟，名曰“述职”，自陈功罪，以待命而进退焉。以一人而临万国，举天下以听一人者，盖如此。每岁之春，王行于野，以省其畿内之耕，而种食不足者补之，诸侯亦省其国农之勤惰。及其秋也，王巡于郊，以省其乡遂之敛，而终岁不给者助之；诸侯亦省其国计之丰歉。盖天子代天以养民，而诸侯勤民以事主者又如此。

    “夫天子之巡狩于侯国也，其赏罚之严何如乎？入其疆，而国之治否无能隐也。如土地辟，而莱田且为菑畲；田野治，而阡陌不乱经界；于老能养，而无冻馁之耆艾；于贤能尊，而无狎侮之老成；考其在位，皆俊杰也，小人退，而任职者皆贤良。如是，则天子酬之以庆，奖其善而非私恩。其庆也，盖以土地自王颁之，莫敢有兼并者也。倘入其疆而大异乎此者，土地则荒芜矣，必其役民非道，而使失其业也；老则遗忘，贤则放失矣，必其骄倨自侈，而不从规谏者也；在位者掊聚货财，而以威胜小民者矣，必其志在剥民，而乐用虐吏者也。如是，则天子必加责让焉，姑教之，教之不改而刑戮及之矣。

    “诸侯之述职于王廷也，其恪共之法何如乎？助祭有常期，享贡有常制，而或有不共王命者，一不朝则贬其爵，而辱及其身，且姑全其先公之世守；再不朝则削其地，而制禄皆损，终不得反前此之侯封，三不朝则命六师以移之，迁其国而更置其君，以使不得负险固而党恶也。

    “赏行于巡狩，而薄惩以让，乃以昭一人之明德；罚行于述职，而每进益严，乃以正天下之纲维。由此观之，命德讨罪，何莫非天子之独操，而谁敢代之者？是故其在九伐之法者，天子征兵于诸侯，传号奉词以讨之，而不自亵威严以亲伐；若诸侯奉命于天子，师徒从司马以往伐，而不敢合邻国以共讨。于是而天下之势合，而情理相通，指臂相使，兵不数动，而民亦以安，三王之守此严矣。乃五霸者，或召王而不成乎巡狩，或入觐而非能述职，以大役小，以强驱弱，唯其意之所欲伐，而牵率友邦以共伐之。夫僭窃至于兵柄，而祸乱极矣。使当三王之世，其不为扈、奄之诛者几何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天下合离之始，纲纪存亡之原，法在必伸也。

    “虽然，五伯亦三王之不贷耳。三王不作，乱天下以至于此极者，又岂五伯哉？则可以实征今之诸侯为五伯之罪人矣。五伯之绩，桓公为盛，非盛以其兵威，盛以其服天下也。葵丘之会，兵革不用，而以衣裳集诸侯以听令。春秋之盟皆刑牲歃血，要质鬼神，而葵丘独否，束牲载书以示共守而不歃血，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而相信焉。其载书之词命凡五。初命曰：‘父子夫妇，人之大伦，国之所由立也，国君则尽宗庙之敬，世子则修问视之忱，不然者诛之。而嗣子树建国之大本，不可易也，以止争乱。嫡庶有别，名义甚重，不可以妾僭之也。’再命曰：‘用人慎官，国之所由理也。贤则尊之为师保，以论道而不惑；才则育之使造就，以分职而效功。盖此贤才皆行焉而有得于已，不能自显，在君彰之，以有道必见，有能必试也。’三命曰：‘敬肆者君，心之得失征于礼秩者也。几杖有常典，尚敬老焉，以定名志于所必尊。账恤有特惠，尚慈幼焉，以劝民风于不忍薄。迎送劳馈有常仪，来聘之宾，假道之旅，其无忘焉，以绥友邦而惠及于远。’四命曰：‘君所与共亮天工者，臣也。其广为集而慎为选于始进之日，则士无世官，而不奖私门以废公选。官事无摄，以职无旁挠，而人可博收。取士必得，则不肖者沮，而贤者益进。其爱惜而慎重之于有罪之日，则苟有可杀，必因方伯以告于天子，而无专杀大夫，则刑戮简而行法公。’五命曰：‘国所相倚为辅相者，邻也。其不以私利而助天之虐也，水溢则相与疏之，无为一曲之防，以嫁祸于邻壤；岁歉则相与通之，无遏来告之籴，以坐困其人民。其不以私恩而市己之德也，邻有失守，则告于伯、请于王以共封焉；无有封而不告，以怙德而责报。’凡此五禁，既昭昭然与诸侯共之，而终不以兵威胁之。乃申之曰：‘凡我同盟之人，共闻此义，共敦此心，相奖以善，而无相尤，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则天下其小康矣乎！

    “夫桓公之禁虽自专之，然一皆先王所以申饰侯度而致天下于治理者也。遵而行之，王法虽夷而犹存，民志虽离而犹合。乃今之诸侯，以伯自命也，且以王自期也，而非其渎大伦，则其毁大义；任用匪人以崇傲慢，爚乱官方以恣杀戮，虐害邻封，而以私废置，则无有不犯此五禁者。使当五伯之世，其不膺伯讨而灭亡者几何也？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各据一方而不相统摄，交相为虐而莫能相治，唯世无五伯，故幸免于诛也。

    “虽然，谁使诸侯之若此者乎？则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诸侯畏诛讨之见加，而诘乱源之所自启，以讨于国中，而谢天下之公责，罪亦必有所归矣。则请申明今之大夫之罪。罪之重轻因乎恶之小大，而惩恶者，以其怀慝之浅深，立诛心之法；以播虐之始末，定首从之科。是故君有渎伦、弃贤、安忍、虐邻之恶，为已行矣，因而长之，非不与分其恶也，然以理言之，则祸本在君，而不在己；以情言之，则迫于君命，而不敢违，使君而有悔心，而责其不能中止也，其罪必从乎薄罚。若君有此众恶之心，而尚有所忌而不忍为，有所畏而不敢为，乃知君之情且在此，遂倡为邪说以迎其邪心，而导之以必为，则令无此臣者，恶且弭矣。使君一旦悔祸而问首难之人，于理无可诿也，于情无可矜也，其加之罪也，必举通国之怨而敛之于此人，罪不容于死矣。

    、“乃今之大夫，揣摩于穷居之日，观望于入国之初，窥探之于进见之顷，艳之以富，激之以强，以诱君而成乎得罪四邻、得罪士民之大衅。使今之诸侯一旦悔悟，上之而有大一统之志，次之而有保一国之图，则此大夫者，其可贷之而无戮以谢天下乎？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斧钺在项而不自知，久矣！”

    呜呼！三王徂而五伯乃能逸于讨，五伯衰而诸侯乃能逃于责，此犹时数之适然者。而今之大夫，日立于诸侯之廷，而尚逸于罚，则纲纪何由而立？天下何时而定？使君子而用于时，正告人君以亟正邪臣之罪，然后修明五禁以怀柔万邦，因此而王天下，则一王之制将继三王而明，天下可反掌而定。然不正大夫之罪，则乱无可弭之日，此诚先罚后赏为忠厚之至者与！由孟子之言观之，则其所以定天下之治略，亦可思矣。

    【元典】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译文】鲁国想叫慎子担任将军。孟子说：“不先训练百姓就用他们打仗，这叫坑害百姓。坑害百姓的人，在尧、舜时代是不容许存身的。（现在即使鲁国）一仗就打赢了齐国，收回了南阳，这样也还是不行。”

    【诸儒注疏】“慎子”，鲁臣。教民者，教之礼义，使知人事父兄，出事长上也。“用之”，使之战也。是时鲁盖欲使慎子伐齐，取南阳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战有功如此，且犹不可。

    【理学讲评】慎子，是鲁国之臣。南阳是齐地。昔鲁君欲使慎子为将军伐齐以取南阳。孟子止之说：“兵，凶器；战，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教民有素，乃可以即戎。若平时训练无方，既不知坐作进退之法，亲上死长之义，而一旦用之，使之摧锋陷阵，略地攻城，其势必至于丧败。是乃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也，不谓之殃民而何？殃民之人，乃圣王之所必诛而无赦者，吾知其必不容于尧舜之世矣。夫兵家胜败，诚不可知，吾特以轻用其民为不可耳。然以理论之，纵使子有克敌致胜之才，但与齐人一战，即能拓土开疆，遂有南阳之地。此于理且犹不可，而况于未必胜乎？此齐之所以不当伐也。”

    【元典】

    慎子悖然不悦，曰：“此则滑螯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

    【译文】慎子顿时不高兴地说：“这真是我慎滑厘所不明白的了。”孟子说：“我来明白地告诉你。天子的土地千里见方；不到千里见方，就不够条件接待诸侯。诸侯的土地百里见方；不足百里见方，就不够条件奉守宗庙里的典籍。”

    【诸儒注疏】“滑厘”，慎子名。“待诸侯”，谓待其朝觐聘问之礼。宗庙典籍，祭祀会同之常制也。

    【理学讲评】勃然，是变色的模样。滑嫠，是慎子的名。慎子闻孟子之言，遂然有不悦之色。说道：“战胜攻取，乃为将之奇功，人所难得。今战胜齐，遂取南阳，夫子犹以为不可，则必如何而后可乎，此滑嫠所不识也。孟子晓之说：我以战胜为不可者。盖论礼法，不论事功也。吾为子明言之。昔先王建邦设都，各有定制。故天子之都邑，地方必是千里，则赋税所入，可以供朝觐聘问之需，是天子所以礼待诸侯者，取足于此耳。苟不足于千里，则经费有亏，诸侯之燕享赐赉，皆无所出，而王朝之礼废矣。此王畿一定之制，未有过千里者也。诸侯之邦域，地方必是百里，则赋税所输，可以供祭祀会同之用。是诸侯所以守宗庙之典籍者，取足于此耳。苟不足于百里，则财用不继，国家之牺牲币帛，皆不能办，而宗庙之典籍不可守矣。此侯国一定之制，未有过百里者也。先王之制如此，而后世乃以攻伐兼并为切，岂不悖哉。”

    【元典】

    “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

    【译文】周公分封在鲁地，是百里见方的一块；土地不是不够，但也只不过百里见方。太公分封在齐地，也是百里见方的一块；也不是土地不够，却只不过百里见方。现在鲁国的土地有五个百里见方那么大，你认为，如果有圣王出现，那么鲁国是在土地应该削减之列呢，还是在应该增加之列呢？

    【诸儒注疏】二公有大勋劳于天下，而其封国不过百里。“俭”，止而不过之意也。鲁地之大，皆并吞小国而得之。有王者作，则必在所损矣。

    【理学讲评】俭，是节制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说：“诸侯百里之制，创定于先王而通行于天下，即以齐鲁二国征之。昔周公以王室懿亲，着笃柴之绩，报功之典，宜加厚也。乃其出封于鲁，地方不过百里。当时女非不足，而止于百里，若有所限制，而不得逾越者，取其能守鲁之典籍而已太公以师尚父，奋鹰扬之烈，报功之典，亦宜加厚也。乃其出封于齐，地方不过百里，当时地非不足，而止于百里，亦若有所限制，而不得逾越者，取其能守齐之典籍而已。在天子固不得以优厚之恩，加于常制之外，在二公亦不得以亲贤之重，超于藩封之等，此二国之故典也。夫前人以百里受之天子，则后人当以百里嗣其先君。无所容其增益者。今鲁为方百里者五，四倍于始封之旧，其并吞小国，侵犯王制，已不少矣。子以为有王者作，欲修明法度，以整齐邦国，则鲁之地，将在所损乎，抑在所益乎？吾恐以百里之制，明一王之法，其当裁削也必矣。夫已据之土地，且不能保，而他邦之封域，又欲兼而有之，吾未见其可也。”

    【元典】

    “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译文】不费力就把那里的土地取来并入这里，这样的事仁人尚且不干，何况用杀人来求取土地呢？君子侍奉君主，只该专心一意地引导君主走正道，立志在仁上罢了。

    【诸儒注疏】“徒”，空也；言不杀人而取之也。“当道”，谓事合于理；“志仁”，谓心在于仁。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分封之定制，既不可越，则诸侯之取与，皆不得私。设使不兴一兵，不戮一民，徒手而取南阳以与鲁国，在仁者犹以为贪利苟得，不肯妄为，何况驱民于锋镝，杀人于原野以求之乎。夫越制而行，谓之不道，残民以逞，谓之不仁。虽曰鲁君欲之，亦吾子所当救正者也。子未闻君子事君之道乎？盖君子之事君也，积诚感动，平时有辅养之功，尽力维持，随事有箴规之益。君不向道，则务引之于当道，使事事合理，而一毫非僻之事不行。君不志仁，则务引之以志于仁，使念念合理，而一毫残忍之念不作。此所以君无失德，臣无阿意，而常保其国家也。子诚能止伐齐之师，而勿以殃民为事，勿以战胜为功，则无愧于君子事君之道矣。”按孟子引君当道一言，可为万世人臣之法。然孟子历说齐梁之君，而终不能挽之于王道，则可见尽忠补过，固在于臣，而尊贤乐善则系乎君，人主诚能虚心任人，然后君子得行其志，而治功可成也。

    【心学讲评】先王之所制为天下后世必遵之法，以建久安长治者，曰道；而人君推其不忍之心，以休养其民者，曰仁。乃率行先王之道，则天下安于无事，而仁自全；推其不忍之仁，则自有所惮而不为，而道不悖。战国之世，侯度失，兼并兴，危士民而争地争城，而惨杀不顾，道不能为之防，心不能为之动，固其君实然，抑为臣者导之也。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将有事于邻邦，而思并其土地。鲁人之欲使，亦慎子之侥幸功名而自欲之也。孟子因其来见而正告之曰：“子为将军，亦反顾所用以战之民为何如乎？夫古之用民也，教之以坐作进退之法、亲上死长之义，则上下同力而不乱，进可有功，退亦可以自保。若夫不教之于素，而一旦征发以即戎，则且授人以禽戮，而先王为之定其罪曰殃民。天生斯民而欲殃之，此尧、舜以不忍之心制为不赦之法，必不容于其世矣。子或曰：吾能驱市人一战，一鼓作气，而未尝不可胜也。乃即如子之志，遂子之欲，一战胜齐，无容过虑其或败，因而遂有南阳之地，以大展鲁邦，如是可免于殃民之害矣。然而度己度人，度之因然之理，且犹非义之所许，而不见其可。况于战必不胜，而徒为殃民乎！”于是慎子不待孟子之词毕，而勃然不悦曰：“夫战亦虑其不胜，攻亦虑其不取。战而胜矣，挫强齐而国威张，得南阳而土地辟，犹曰不可，此理之所无、情之所不然者，非滑厘所识也。”

    孟子曰：“子何以不悦为哉？子未知不可之实，以徇君之邪心，以遂己之私愿耳。夫理固有所不可违，情固有所必不安者，吾明告子。夫子亦知分土建邦之制乎？立国而各有其疆域，非以惟后王君公之欲而予之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百于侯封者，非以私天子也。盖统一天下之诸侯，颁赐燕劳，皆有常经；不千里，则所入者不足以酬五服、五等、同姓、异姓之锡予也。诸侯之地大者则方百里，各受土于天子者，非以私诸侯。盖上奉一王之政令，着其觐问察享之恒式，载于典籍，藏于宗庙；不百里，则断入者不足以遵守典籍之法于职员、邦交、承先待后之定式也。则请就鲁与齐而言之。

    “鲁非肇封于周公乎？周公之建元子于东国也，其版图可考焉；南不逾汶，东不逾济，为方百里也，以使守宗国之典籍，止此矣。夫周之方定九州，地岂不足哉？而虽以叔父懿亲，兼勋劳之大，而恪守定制，节之于百里之中，无能过也。周公且不敢不循乎俭，而况其子孙之享余泽者乎！太公之受赐于东海也，其版图可稽焉：因爽鸠之旧，仍季前之封，为方百里也，以使守伯舅之典籍，止此矣。夫周之方一四海，地岂不足哉？而虽以开国元功，为周室之辅，而裁以典章，限之于百里之内，无能侈也。太公且不敢不从乎俭，况列国之因故壤者乎？夫周命尚未改也，则王制犹新矣；且周亦仍古之道也，万世不易矣。

    “乃今鲁方百里者五矣，何德之隆，何功之显，而已若是其大？特今之无王者耳。子试思之，有王者作，天子自居重以驭轻，诸侯且众建而少其力，则鲁且于百里者五之中而在所损乎？定侯度者必使之不逾不僭，明矣。其能于百里者五之外而在所益乎？务兼并者不能听其狡焉启疆，明矣。夫既在所必损，则无亦念此五百里之非己有，而何南阳之足据哉！故使子今日者，鲁而惟子之所可与，齐而惟子之所欲取，驰词以说，不用兵而南阳入鲁之封域，然且为仁人者念之曰：与者此所欲也，取者非彼所欲也，揆之道而有所不可者，问之心而有所不安。况于以无罪之民，无教之素，驱之死地以求幸获乎？则吾所言不可者，洵不可也，而奈何子之不识也？

    “夫子亦盖法君子之事君乎？君子之事君，弗导君之欲也，弗益君之恶也，有所务焉，以尽人臣之职，而襄国家之事。唯君不知恪守先王之成宪，而启非道之邪心，则引之以归于理之所当然，而历百王，俟后圣，皆范围于一成之度；君不能制其私欲之横行，而成安忍之惨毒，则引之以动其心之所不忍，而惠四邻，全万姓，皆生于恻怛之衷。如是则仁为天下之归，而道为保邦之本，乃以仰体一人而无惭受命。子能勉此，则鲁虽强子以将军之任，而子固不从。若夫贪一旦之功名，贻无穷之荼毒，君子之所不出，即尧、舜之所不容，而子何怒于吾言乎？”

    呜呼！慎子岂可语此者，而君子教人必以其正，盖以闵当世之乱而不容已也。

    【元典】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译文】孟子说：“现在那些侍奉君主的人都说：‘我能为君主开辟土地，增加财富。’现在所说的良臣，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君主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做臣的）却谋求让他富足，这好比是让夏桀富足。”

    【诸儒注疏】辟，开垦也。

    【理学讲评】孟子见得战国之时，人臣惟务富强之术，以阿时好，而其君皆信任之，至蠹国殃民而不悟，故警之说：“人臣事君，惟当正言匡救，以向道志仁为先，不当曲意逢迎，以富国强兵为事。乃今之事君者，何其谬也。见其君乐于聚财，则以兴利之说进，扬扬然自夸其能说，我能为君开辟土地以尽地利，充实府库以聚货财。使用无不足，欲无不遂。这等有才干的在今日必以为良臣矣。然非暴征横敛，穷民之力，何由得之？是乃古之所谓民贼也。何也？君方拂民，从欲，不能向道，不能志于仁，而但以黩货为务，是一桀而已。乃又为之克剥攘夺以富之，是以贪济暴，谓之富桀可也。夫君日益富，则民日益贫，必至于困苦无聊而已，非民贼而何？”

    【元典】

    “‘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

    【译文】‘我能替君主纠集盟国，每战必胜。’现在所说的良臣，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君主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做臣的）却为他拼命打仗，这好比是帮夏桀打仗。

    【诸儒注疏】“约”，要结也。“与国”，和好相与之国也。

    【理学讲评】与国，是交好的邻国。孟子承上文说：“今之事君者，见其君喜于用兵，则以战胜之说进，扬扬然自夸其能，说我能为君连合与国，以壮声势，每战必胜，以树勋名，使威伸列国，功盖天下。这等有谋略的，在今曰亦必以为良臣矣，然非兴师动众，糜烂其民，何由得之，是亦古之所谓民贼也。何也？君方好大喜功，不能向道，不能志于仁。而但以黩武为事，是一桀而已。乃又为之奋勇争斗以辅之，是以威助虐，谓之辅桀可也。夫师旅曰兴，则死亡日众，必至于离散无余而已，非民贼而何？”

    【元典】

    “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译文】沿着现在这条路走，不改变现在这种风气，即使把天下给了他，也是一天都坐不安稳的。

    【诸儒注疏】言必争夺而至于危亡也。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今之人君，皆以民贼为良臣者，岂不以国富兵强，遂可以取天下乎？然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而已。今剥民之财以为富，残民之命以为强，其道则权谋功利，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则兼并攻夺，非先王之善俗也。若率由今日之道，而不能变今时之俗，上下相安，承敝袭陋，则虽与之以天下，而人心不归，国本不固，有智力者，又将起而夺之，危亡之祸，可立而待也。安能以一朝居乎。”夫富强之臣，其无益于人国也如此。而时君世主，顾乃偏信独任，贪近利而忘远图，亦独何哉？欲保天下者必力行仁义，以固结人心而后可。

    【心学讲评】孟子深鉴于富强之祸天下，而悲乱之不可已也，曰：“天下不归于一，则乱无时而定。乃今之进说于君者，亦以得天下为志。然由其术而观之，则不得天下而天下之乱不止，得天下而天下之乱愈不止。

    “夫古今无异理，成败无异致。国之本在民，民之所自定在道，民之所归在仁，非必然之券哉？今之事君者，未事之前矜其能，既事之后夸其功。为富国之说者曰：我能为君尽地之力，辟草莱而多所获；严敛民之法，绝侵负而厚其藏。于是君奖之日良臣，天下亦竞传其有定国之才矣。夫财何所自出？皆民之夺其生以应苛求者也；当古者有天下而务安养之日，故谓之民贼也。夫取民有常经，道也；不忍夺民而饥寒之，仁也。君即不向道以从欲，抑不志于仁而广惠，而且多其术，峻其法，以求富之，是君如桀，而益富之。桀即加富，而能保其富乎？富桀而犹谓之良，将胥天下而皆桀之剥民矣！

    “为强国之术者曰：我能为君以利害动邻邦，而约与之合兵，因合兵之势而力战以必胜。于是自以为良，君奖之日良臣，天下亦共许其有强御之略矣。夫战所杀者何人？皆天所生而与我同类者也；当古者有天下而务生聚之日，固谓之民贼也。夫服天下有大本，道也；不忍斯民之死伤，仁也。君既不向道以妄争，不志于仁以息民，而且启其雄心，助其诈力，以为之强战，是君暴如桀，而益辅之。桀即有辅，而能恃其强乎？辅桀而犹谓之良，将胥天下而皆桀之嗜杀矣！

    “天下而有汤、武也，则桀之亡也，可计日而待，而富桀辅桀者自消灭于廓清之日。乃胥今之世而皆然矣，以为谋国者之必出于此，而据之为道久矣！上以为法下以为学，而成乎俗矣，且将以此兼天下而有之。天未厌乱，或富以吞负，强以吞弱，则得天下亦或然之事乎？而民退死于冻馁，进死于兵刃，以坐视贼民者之功成而受赏，匹夫匹妇怨毒积焉，其能晏然而居其上乎？吾有以知天下既一之后，祸发于陇亩，而此君若臣者之死亡无日也。王者不作，说士不戢，哀哉斯民，其何日之有定哉？”

    呜呼！孟子言之，而强秦验之矣。乃后世以无道取天下而虐民不已者，或迟久而不亡，则孟子之言又有时而不验。民生之荼苦，可胜道哉！

    【元典】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译文】白圭说：“我想采用二十抽一的税率，怎么样？”孟子说：“你的做法是貉国的做法。”

    【诸儒注疏】“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税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

    林氏曰：“按《史记》，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与童仆同苦乐；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以此居积致富。其为此论，盖欲以其术施之国家也。”“貉”，北方夷狄之国名也。

    【理学讲评】白圭是周人，名丹。貉，是北方夷狄之国。白圭见得当时赋敛太重，民力不堪，故问于孟子说：“国家因地制赋，固不能不取诸民，然如今之税法，则甚重矣。吾欲于二十分之中而取其一，使上不妨于经费，下不病于诛求，不识夫子以为何如？”孟子答说：“为国者当有公平正大之体，立法者当为经常久远之规。故什一而税，乃尧舜以来，所以治中国之道也。如子二十取一之制，则是貉之道而已。以貉之道治中国之民，必有窒碍而难行者。子之言何其陋哉。”

    【元典】

    “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译文】“有一万户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制作陶器，那行吗？”白圭说：“不行，陶器会不够用的。”孟子说：“那个貉国，五谷不能生长，只有黍能生长；没有城墙、宫室、宗庙和祭祀的礼仪，没有诸侯之间赠礼宴请之类交际往来，没有各种官府、官吏，所以二十抽一也就够了。”

    【诸儒注疏】孟子设喻以诘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北方地寒，不生五谷；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饮食馈客之礼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理学讲评】陶，是烧造瓦器。朝食叫做饔，夕食叫做飧。孟子既以白圭之论为难行。又诘问之说：“治国之必资于赋，就如用器之必资于陶也。且如万室之国，生齿甚繁，而但使一人烧造瓦器以供其用，子以为可乎？”白圭答说：“不可。盖用器既有万家，而制器乃止一人。以有限之力而供无穷之用，何以能足？其势有所不可也。夫一人之陶不足以供万家，则二十取一之赋，不可以治中国，可类推矣。”故孟子因其明而晓之说：“吾以子之道为貉道者，何哉？盖貉人之国，地高气寒，五谷不能生长。惟黍米一种，耐寒而生，物产甚薄，既无以为纳贡之需矣。且其居处无常，制度未备，无城郭宫室之营造，无宗庙祭祀，牺牲粢盛之备办，无诸侯交际之币帛，燕享之饔飧，无百官有司之廪禄。习俗如此朴陋，用度如此其省约，故虽二十取一，亦可以充足而有余耳。此在夷狄则然，岂可例论中国哉。”

    【元典】

    “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

    【译文】而现在你居住在中国，（却要像貉国那样）抛弃人伦，废掉官吏，怎么能行呢？制作陶器的人少了，尚且不能治国，何况没有官吏呢？

    【诸儒注疏】无君臣、祭祀、交际之礼，是“去人伦”；无百官有司，是“无君子”。因其辞以折之。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华夷之界限不同，而制度之繁简亦异。居貉之地，则可以行貉之道耳。今居中国，处冠裳文物之区，有君臣祭祀交际之礼，以纲纪人伦，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禄，以任用君子不可无也。今欲二十而取一，则交接之礼仪尽废，是去人伦矣。建设之官尽省，是无君子矣。如此，则何以立国，何以治人？如之何其可哉？吾就子之所明者而譬之，且如万室之国，陶以一人，用器者多，而供给者寡，则必不可以为国，子固知之矣。况中国之大，不止于万室，养君子以叙人伦，不止如陶人之制器而已。使国无君子，则纲常何以扶植，政教何以推行，又岂可以为国乎？君子不可无，则经用不可废，二十取一，自不足用矣。子欲舍什一之法，而从事于貉道几何不胥中国而为夷狄哉？”

    【元典】

    “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译文】想使税率比尧、舜的标准还低的，是大大小小貉那样的国家；想使税率比尧、舜的标准还高的，是大大小小桀那样的暴君。

    【诸儒注疏】什一而税，尧、舜之道也，多则桀，寡则貉。今欲轻重之，则是小貉、小桀而已。

    【理学讲评】孟子又告白圭说：“中国之地，乃尧舜以来相传之土宇，则赋税之法，亦当从尧舜以来所定之章程。故什一而税，上可以足国，而下不至于病民，此尧舜之道万世无敝。人不得以私意而轻重之者也。从古至今，其取诸民者，惟貉为最轻，惟夏桀为最重耳。今欲更制立法，以尧舜之道为可损而欲轻之，则因陋就简，而与貉同道，彼为大貉而吾亦小貉矣。以尧舜之道为可加，而欲重之，则横征暴敛，而与桀同事，彼为大桀，而吾亦小桀矣。桀固不可为，貉亦岂可为哉？子当守尧舜之道，以治中国之民。若日二十取一而足，吾未见其能行也。”

    【心学讲评】人君取民有制，而即以天下之财待天下之用。此帝王之所以经理天下，使有恒而不匮，则亦终无意外非法之求，以反成乎虐害。不先制立国之用，而务裁损之，以为可以勿重烦于民，而事之不集，则终以猝责之民，民无供上之名，而有苛求之实，此夷貉无经国之制，迹若节俭而实繁，若宽恤而实酷者也。惟桀之无道，多为不艺之征，则亦同于貉，而遂以虐民而。白圭细人也，以节啬为货殖之术，乃自陈其说于孟子曰：“天下之苦于赋税甚矣，而自先王什一之法倡之。制用之繁，而取民遂过。吾欲减先王之半，二十而取一，民其足乎！盖吾有术焉，节之于流，则可不什一而足也，而其为利也何如！”

    孟子心知其术不过裁礼制，汰官吏，省邮传，经费不立，而取于民者皆积之于府藏耳。乃曰：“吾知子之道矣。吾闻貉之君长，以此取其部族，而子亦用其术耳。今为子喻之。有万室之国于此，须于陶者万室也，而业陶者一人，不计室之多寡，而但欲省之于陶，则于事势其可行乎？”曰：“一人之于万室，相去远矣，虽欲简陶者而不可也。何也？盖一人之所造有涯，而万室之所需不少，器不足用也。”

    孟子曰：“子亦知其必足用而后可乎？夫貉之为道，非万室之比也，故无不足用之忧也。貉地苦寒，五谷不生，(天所以限华夷而侠不很同茂民之乃粒也)，惟黍生之，其为人无几矣。是故［鸟居兽聚］，逐水草以为生，无城郭宫室，则无经营筑凿之劳也；生不知有父，死不知有哀，无宗庙祭祀之礼，则无牲栓玉帛之奠也；(喜则相聚而嬉，怒则反戈而斗，割鲜染指］，衣皮饮酪，无诸侯币帛饔飧，则无牢饩将迎之费也；［鸷者为之君，狡者伪之长］，无百官有司，则无颁禄治官之需也。故二十取一，仅以给其君之用及攻战之具而已，无不足也。

    “今吾与子居中国之土，而讲中国之治。五帝三王制作明备之后，人且习而安之，而必不容已。乃欲尽去其经制之资；则交际无以将敬，祭享无以致孝，朝会无以从王，而大伦去矣；官可摄则摄之，可汰则汰之，士无仕进之地，民无受治之人，而君子绝矣。夫天下待治于君子，故以小人养君子，而必以君子治小人。陶一器也，万室而一人则寡矣，国之人且乏于用而不可支也。况为民立君，因事授职之君子，而可今日损一职，明日损一官，以专私自利，而可为国乎？乃人伦之可无，君子之可去，唯貉为可，则既成乎貉矣。如其以貉而治中国，则势必有所不能。名为裁冗费以宽民力，而事无以集，则又纵不肖之有司于法外驱民以从己之欲，上无以与之，彼将自取之。且养廉之典不丰，旬宣之长不备，既谓无君子而可治，则小人将窃出而为政。于是而上之取于民者二十而一也，民之所竭生计以应无名之征者，不啻什伯也，是名貉而实桀也。故欲轻之而决于轻之，貉为一隅之貉，而此为天下之貉，大貉者效小貉者也；欲轻之而不能轻之，因其私欲而遂重之，桀为流毒一时之桀，而此为流毒奕世之桀，大桀者甚于小桀者也。盖什一之法，尧、舜之道也。取于民者，即以任治人之事，酌其用之不可减，以使天下后世之莫能增。人伦以明，君子小人以别，而可重乎？而可轻乎？而可名为轻而实重乎？子为貉、为桀而不知，而何用喋喋为！”

    呜呼！此孟子立万世之经而不易者也。

    【元典】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译文】白圭说：“我治水的方法胜过大禹。”孟子说：“你错啦。大禹治水，是顺应水性。”

    【诸儒注疏】赵氏曰：“当时诸侯有小水，白圭为之筑堤，壅而注之他国。”顺水之性也。

    【理学讲评】丹，是白圭的名。周人白圭，曾筑堤壅水，注之他国，以除一时之患。乃自夸其功于孟子说：“古今称治水者，必归大禹。然禹之治水，用力甚劳，历时最久。今丹之治水，堤防一筑，泛滥即除，不必四载之勤，八年之久也。岂不胜于禹乎？”孟子斥之说：“有非常之人，然后能建非常之功。神禹之功，万世莫及。而子自负其能，欲加于神禹之上，吾窃以为过矣。昔禹之治水，岂尝用其私智，以穿凿为能乎？亦岂尝急于近功。以堤防为事乎？盖水有自然之性，而不容强，有必由之道，而不可遏。故禹惟因水之道，顺而治之，或上流有所湮塞，而不得循其故道，则因而为之疏瀹；或下流有所泛溢，而不得归于正道，则因而为之决排，此盖以水治水，而不以已与之者也。万世而下，称其平成永赖之功，而尤服其行所无事之智者，盖以此耳。今子壅水而注之邻国，尚不知治水之道为何如，而顾自以为功，求胜于禹，不亦过乎？”

    【元典】

    “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译文】所以大禹把四海当作蓄水场所。现在你却是把邻国当作蓄水场所。倒流泛滥的水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人最讨厌的。你错啦！

    【诸儒注疏】“壑”，受水处也。“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则与洪水之灾无异矣。

    【理学讲评】壑，是低洼受水之处。孟子承上文说：“水性就下，而海则地势之最下者也。禹惟顺水之性，故因势而利导之。虽千支万汲，无不使之奔趋于海，是以四海为受水之处，而各得其所归。所以水无逆行，而民无垫溺也。今吾子之治水，堤防于此，而灌注于彼。是以邻国为受水之处，而移祸于他邦。虽暂免一国之患，而人之遭其陷溺者多矣。其视以海为壑者，不亦异乎。盖水性可顺而不可逆。逆而壅之，则泛滥四出，洚洞无涯，这个叫做洚水。所谓洚水者，即尧时之所谓洪水也。洪水为灾，则怀山襄陵，下民昏垫，是乃仁人之所深恶者。今吾子以邻国为壑，使洪水之害，及于他邦，其为不仁甚矣。禹之治水以导利，子之治水以贻害，乃又居以为功，求胜于禹，岂不过哉。”按白圭之在当时，以薄赋，则欲轻于尧舜之道，以治水，则欲多于神禹之功。此皆以私智邪说，惑世诬民者。故孟子辞而辟之，非孟子则尧舜之道不明，神禹之功不着矣。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心学讲评】当白圭之世，诸侯有小水，白圭用于一国，乃曲为筑堤防，以嫁祸于下流之邻国。其国幸以免灾，而水害之在天下者益烈。乃自托其功于孟子曰：“治水之功至于禹，而万世传之。乃丹今日者，指顾而为人国消昏垫之祸，不勤天下于八年，财无所大损，民无所大劳。窃自计之，事本易，而禹图之以难，丹为愈矣。”

    孟子曰：“君子无易由言，而子以苟且之私心，讥天下万世之大利，子过矣。夫子知禹之治水何如乎？其汲汲营营躬劳苦而率天下以从事者，通计大势之归，以得其至理，则以水以流为情、以下为性，水之道也，得其道，则可以受泛滥之水者唯海耳。故因而多为之川，以快其行，顺其所往，而使自复，九州之水皆归于海，而天下无有停蓄以为灾者。若吾子则规一国之利，壅而引之邻国，则此国之幸免不可长保，而邻国之沉沦不恤也，是以邻国为壑也。夫子之移害于邻国也，水本非所往，而子强壅之以往，盖逆行矣。逆行则难于迅下，而洚洞无涯之势成，谓之洚水。夫洚水者，在尧时而谓之洪水，下民之所以溺，二帝之所深忧。何也？以其为害于民物之无穷也。天降灾而有洪水，则仁人且相天下之不若而治之；人嫁祸而为洚水，则仁人将深恶焉，而不使容于尧、舜之世。子试循水之所往而观之，其殃天下者何如？使有仁人闵邻国之难，而子何以自全，乃且日，禹何为其不若是也？子之为当世计不忍言，而自为计也亦过矣！逆天者不祥，殃民者不永，子亦曷自念乎？”

    【元典】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译文】孟子说：“君子不讲求诚信，还有什么操守呢？”

    【诸儒注疏】“亮”，信也，与谅同。“恶乎执”，言凡事苟且，无所执持也。

    【理学讲评】亮，是明理自信的意思。执，是有持守。孟子说：“君子于天下之事，灼然有定见，而自信不疑，这叫做亮。确然有定守，而特立不变，这叫做执。执则临事有担当，才能有成，而惟亮则先事有主宰，才能有执，此应事接物之准也。若使研穷未到，造诣未深，道理上不曾分明，心体上不曾透彻，则事到面前，未免有影响之疑，二三之惑，方以为可行，又以为可止，非颓靡而不振，则迁就而不常，岂能有所执持，而成天下之事乎。信乎亮之不可无也。然所谓亮者，须要实见得是。方能信理信心，不然，则亦_弪磋之小信，执一而不通者耳。”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孟子所谓亮，即孔子所谓贞也。此又不可不辩。

    【心学讲评】孟子曰：“人皆知君子之求信于理也，必信于心，而不知其将何以为也；人皆知君子之以此始者，必以此终，而不知其何所本而能如此也。夫君子则早有以自审矣。以为吾之守以终身者，必有执焉。一家非之而不顾，一国非之而不顾，而后志可定；可贫可贱，而道不可枉，可生可死，而守不可夺，而后节可立，乃若使吾而不亮乎，见之未审，而无确然可据之理；择非其正，而非断然不易之道；则虽欲执之，而理不直者，气必不伸；道不一者，物且相感；而恶乎其能执哉？是以无欲以虚其心，致知以审其宜，正谊明道以端其本，则天下其孰能摇之？而岂若坚忍自怙者之以执为累哉！知君子之用心，而学为君子者亦知所尚矣。”

    【元典】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

    【译文】鲁国想让乐正子管理国家政事。孟子说：“我听了这消息，高兴得睡不着。”公孙子问：“乐正子刚强吗？”答道：“不。”“有智慧谋略吗？”答道：“不。”“见多识广吗？”答道：“不。”

    【诸儒注疏】喜其道之得行。此三者，皆当世之所尚，而乐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历问之。

    【理学讲评】乐正子，是孟子弟子，名克。时鲁君知其贤，欲用之以执国政。孟子闻之，对门人说：“乐正子见用于鲁，是贤人得志之时，吾道可行之会。吾喜之甚，至于忘寝而不寐焉。”孟子盖深知乐正子之所长。故喜之如此。公孙丑乃问说：“人必有用世之全才，然后可以当大任。夫子喜乐正子之为政，必为其才有足取矣。不知乐正子之为人，果强毅有执，可以担当大事者乎？”孟子答说：“否。强固彼之所短也。”丑又问：“乐正子果知虑有余，可以裁决大议者乎？”孟子答说：“否。知虑亦彼之所短也。”丑又问：“乐正子果多闻博识，可以理繁治剧者乎？”孟子答说：“否。多闻识亦彼之所短也。”盖是三者皆当世之所尚，而非乐正子之所长，故公孙丑疑而历问之如此。然乐正子之抱负，有超出乎三者之长，而不囿于习俗之所尚者。公孙丑盖未之知也。

    【元典】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

    【译文】（公孙丑于是说：）“既然这样，（先生）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呢？”答道：“他这个人啊，爱听好意见。”“爱听好意见就够了吗？”答道：“爱听好意见，治理天下就绰绰有余，何况治理一个鲁国？”

    【诸儒注疏】丑问也。丑问也。“优”，有余裕也；言虽治天下，尚有余力也。

    【理学讲评】公孙丑又问孟子说：“今之为政者，皆以强力智虑多闻为尚，而乐正子皆无之，则无以居其位，而称其职矣。夫子乃为之喜而不寐，何为者哉？孟子答说：为政者不以一材一艺为长，而以兼容并包为度。乐正子虽无赫然可见之才，而其为人，则善人也。故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则心诚好之。不啻己出，汲汲然惟恐求之弗得，取之弗广者。此则乐正子之所长而已。公孙丑又问说：“鲁，大国也。执政，重任也。好善一节，便足以治鲁国乎？”孟子答说：善之出于己者有限，而善之资于人者无穷，为政者患不能好善耳。诚能好善，则虚怀雅量，足以容贤。开诚布公，可以广益。由是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且绰绰乎治之而有余，况区区一鲁国乎？然则勇、知、多闻，不必兼备于己，而得位行道，自可以建立于时，吾之所以喜而不寐者以此。”

    【元典】

    “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

    【译文】如果爱听好意见，那么天下的人都愿意不远千里地赶来把好意见告诉给他。

    【诸儒注疏】“轻”，易也，言不以千里为难也。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吾谓好善优于天下者，为何？盖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公心也。苟能不炫已之才，而惟好人之善，则虚而能受，如江海之纳众流，大而有容，如天地之包万物，将见风声所播，意气所招，不但相识的人，益思忠告，近处的人，皆来亲附，就是四海之内，在千里之外的，亦莫不感同气之相求，幸善言之可售，皆不惮涉远而来，告我以善矣。至是则强者效其力，智者献其谋，多闻者程其艺。合天下之见闻，资一国之治理，何所处而不当乎？我所谓好善优于天下者此也。”

    【元典】

    “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译文】如果不爱听好意见，那么人们就会（模仿他的腔调）说：‘唔唔，我早就知道了。’那种腔调脸色早把别人拒绝在千里之外了。士人千里之外止步不来，那么喜欢进谗言和阿谀献媚的人就会凑到跟前来了。同这帮人混在一起，想治理好国家，可能吗？

    【诸儒注疏】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为消长，直谅多闻之士远，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理势然也。

    此章言为政不在于用一己之长，而贵于有以来天下之善。

    【理学讲评】訑訑，是自足其智，不嗜善言的模样。孟子又告公孙丑说：“天下之治，用人则有余，自用则不足。未有不亲善士，不受善言，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夫苟自恃其才，不知好善，平时妄自尊大，视天下之人，个个都不如我，且好自称夸。谓天下之事，件件无有不知，这风声一传，则天下之士闻之，必将私议说，此人诡诎然，自足其智，不嗜善言，却又自言天下之善，我既已悉知之矣。这样的声音颜色，入皆知其无受善之心，非惟缄口而不言，抑且望风而远去。是距绝善人于千里之外也。夫君子小人，相为消长，使直谅多闻之士，自绝千里之外而不肯来，则谗谄面谀之徒，必然阿意取容，相继而至矣。谗谄面谀之人，常在左右，与之游处，则所闻无善言、所见无善行，政事日非，而祸乱将作矣。求国之治，何可得乎？夫惟好善则有休休之度，无诎诡之容。有直谅多闻之贤，无谗谄面谀之士。善言日进，善政日修，其于治天下何难之有。此好善之优于天下，而乐正子之为政，所以为可喜也。”按孟子此言于治道最为关切。人君处崇高富贵之地，正士易疏，而佞人易亲，谀言多顺，而忠言多逆，使非诚心好善之主，未有能任贤不贰，纳谏如流者也。故好问、好察，虞舜之所以圣；饰非拒谏，商纣之所以亡，有天下者，可不鉴哉。

    【心学讲评】战国之君臣未尝不好士，而终不能致治，则以所好者非真士也。自以为其量能容天下，而实则驱天下以顺己，是其为量褊隘已甚。故游说之士日充于廷，而明王道、正人心、允协乎人情、动依乎天理之善士，则情固与之相睽，虽至乎前而不能用。孟子之门，唯乐正子身为善人，而乐与善人相亲，其与当世之结纳匪类者，声气迥别。鲁欲使之为政，则乐正子之志将行矣。孟子曰：“吾闻其为相，盖喜而不寐焉。鲁自此宁乎？天下自此可风乎！吾道自此可兴乎！”

    而公孙丑未之知也，乃问曰：“执政之任亦大矣。危疑交集，非强者不断，而乐正子能御侮而不怯乎？”孟子曰：“乐正子非欲以气胜天下者也，而固不以勇决着任事之能。”丑又曰：“变故多端，非有智虑者不审，而乐正子能随机而曲应乎？”孟子曰：“乐正子非欲以巧穷天下者也，而固不以机智立应变之功。”丑又曰：“众论繁兴，非多闻识者不辨，而乐正子能以博雅资辨说乎？”孟子曰：“乐正子非欲以言折天下者也，而固不以淹贯资谈论之柄。”丑曰：“夫执政者，一国之事所取办，一国之人所待理者。非此三者，则才不足以胜之。而夫子何为喜而不寐？将勿令儒者之功名不见于天下，而当世益轻以为无益乎？”孟子曰：“乐正子而诚执鲁国之政也，而有不足喜者乎？夫乐正子之为人，所好者善也，于善而能好也。型仁讲义，天下之所视为迂也，而乐正子乐与之定交于靖共正直之中；敦诗说礼，天下之所略也，而乐正子相与同心于称先道古之内。则使执一国之政，实吾党大行之渐，而当世移风易俗之由也，而子何疑乎！”

    乃丑犹未之知也，曰：“夫好善者，素士之风期，坐谈之高论耳。以之为政，徒与淡漠耿介之士讽诵于朝廷，事至且不能应，变生且不能御，而遂足乎？”孟子曰：“子勿轻言好善也。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同情。为政者以之摄天下于一善之中，而集众善于所好之志，则天下具食仁义之福泽，而事各得所安，民各得所愿，以之变今之俗，而致一道同风之盛，皆优为之矣。而况一鲁之政，修先公之德，以兴治而保邦乎！故今者未有好善之人耳。夫苟知不有君子之无以为国，而逢恶者之不可与共功名也，则于人之诚有其善者，志与之一，道与之合，陈古谊而惟恐其言之不尽，崇儒术而惟恐其志之不行，则在今日者，虽习俗已敝，而不易得此善士乎？乃四海之内，守先王之道以正人心之邪僻，而合于匹夫匹妇之公好者，尚有人也。皆将曰，执政者而愿得雅正者与兴教化也，是吾党志行之秋也，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所称说者皆嘉言，所规谏者皆懿行；民何以生全，国何以永固，王业何以成，而天下何以定。合众善而举之，岂不优乎？乃子且唯才智多闻之为汲汲，视善为迂阔，而且漠然置之。夫苟不好善，而又将何如乎？矜强力，尚智辨，视天下之人可以威力取而智谋争，其于善也，且以有习闻而厌之。此其情，人皆见之矣，曰：彼之訑訑，自谓其智胜天下也，谓此五帝三王之陈言，予既已知之，特以其不足用而不乐言之耳。是终不足与有言，而且狎我也。则此訑訑之声音颜色，以其悖成其骄，以其骄益其悖，为善士者其肯至前而召其侮乎？盖距人于千里之外也。夫士止于千里之外，法言终无闻也，法行终无见也，奸邪在左右而无与斥之也，则谗人以求媚，谄阿以取容，心知其非而面谀之者至矣。于是而与游者无正人，与谋者无正道，胥此谗谄面谀之人也，诮君子以才术之无所自见，而称颂智勇之功德，谓唯行其意而勿嫌。民困而不知，国危而不恤，乃欲治也，其可得乎？

    “呜呼！今之自许以强智多闻者，皆谗谄面谀之徒也，皆谗谄面谀之所惑而不知者也。上以之为功，下以之为风俗，而仁义息，王道湮。吾无所望于天下。乐正子诚利见乎，以一国之治，风起天下，世道之幸，吾道之幸也。而特未知，其果行焉否耳。”

    【元典】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译文】陈子问道：“古代的君子怎样才肯做官？”孟子说：“去做官有三种情况，辞去官职有三种情况。”

    【诸儒注疏】其目在下。

    【理学讲评】陈子名臻，是孟子弟子。就，是仕于其国。陈子问孟子说：“今之君子，急于求仕，苟且以就功名，固不可。然不仕无我，但以隐为高亦不可。不知古之君子，何如而后肯仕乎？孟子答说：君子之处世，不必于仕，亦不必于不仕，只看道理何如，遭际何如。如其可就则就之，固未尝绝人而逃世，其所就有三焉。如其可去则去之，亦不肯枉己以徇人。其所去亦有三焉。或所处之地不同，或所遇之人不一，故其去就之迹，有不能一律而齐者。然就非贪位，去非好名，亦各尽其道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随时处中，而不失其正也。”

    【元典】

    “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

    【译文】恭敬礼貌地迎接他，并将按他所说的去实行，那就去做官。礼貌没有衰减，却不再按他说的去做了，那就辞去官职。

    【诸儒注疏】所谓见行可之仕，若孔子于季桓子是也。受女乐而不朝，则去之矣。

    【理学讲评】孟子既明君子之去就有三，乃历数以告陈子说道：“自古国君之于贤者，其上则能用之，其次能敬，其下能养。这三件礼有厚薄，而君子所视以为进退者，恒必由之。如使为国君的，有乐道忘势之心，有任贤图治之志，其始则屈己以迎之。内致其敬，外尽其礼，且欲虚怀以听之说道：吾将采纳其言，见诸行事，这乃是可与有为之君，吾道大行之机也。君子方欲辅世长民，择君而事，岂得不委身而就之乎。使其言果得行，义无可去，则君子亦将久于其国矣。其或礼貌之恭敬，虽若未衰，而言论之敷陈，终不见用，则任贤之意不专，求治之心不笃。虽有礼文，不过虚拘而已。君子以道自重见几而作，岂得不洁身而去之乎？夫道合则留，不合则去。君子之去就，此其一也。”

    【元典】

    “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

    【译文】其次，虽然没有按他说的去做，但也恭敬礼貌地迎接他去，那就去做官。一旦礼貌也衰减了，那就辞去官职。

    【诸儒注疏】所谓际可之仕，若孔子于卫灵公是也。故与公游于囿，公仰视蜚雁而后去之。

    【理学讲评】孟子又告陈子说：“君子得君而事，言听计从，固所深愿，然而不可必得也。其次则在人君礼遇之何如。若进见之始，情意未孚，虽未即采纳其言，见诸行事，然接待之间，内致其敬，外隆其礼，未尝有一毫慢易其心，这犹是敬贤礼士之君，足用为善之机也。君子进必以礼，岂得不欣然而就之。如使礼意之勤，始终无替，君子亦不轻去也。及礼貌衰薄，渐不如初，此非为他，好所移，则必为小人所间，是亦不可与有为矣。贤者避色，岂得不毅然而去之乎。是盖以礼意之盛衰，决吾身之进退。君子之去就，又其一也。”

    【元典】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詈：乏周济之。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译文】最差的是，早上没饭吃，晚上也没饭吃，饿得出不了门；君主知道后说，‘我在大政方针上不能实行他的主张，又不能听取他的言论，致使他在我的国土上又饥又饿，对此我感到耻辱。’于是周济他。这也是可以接受的，是为了免于饿死罢了。

    【诸儒注疏】所谓公养之仕也。君之于民，固有周之之义，况此又有悔过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于饥饿不能出门户，则犹不受也。其日免死而已，则其所受亦有节矣。

    【理学讲评】孟子又告陈子说：“君子以礼貌为去就，已非其为道之本心。然亦不可必得也。又有下一等的，其君既不能用，又不能敬，使贤者身处固穷，朝夕之间，俱不能食，至于饥饿不能出门户，其简贤弃礼如此，既而闻之，乃始悔过，说道：贤者在吾国中，大则当推心委任，小则当不时周给。今吾大者不能行其道，使尽展经纶，又不能从其言，使随事补益，则已失待贤之礼矣。乃至困郁无聊，饥饿于吾之土地，是又不能尽养贤之道，吾之耻也。于是致其供馈以周之。夫君之于民，固有周恤之义，而又有此悔过之言，揆之情礼，亦可受也。然岂滥受而无节哉，岂可以免死而止耳。夫周之可受，则有辞之馈，不可以终绝，是亦一就也。然受止于免死，则非义之交，不可以苟留。是亦一去也。君子之去就，又非其一乎？”合而观之，则知行道者，君子之本心。礼贤者，人君之盛节。明主诚能任贤使能，各行其志，使天下仕者皆愿立其朝，则上下交而德业成矣。

    【心学讲评】陈子问曰：“古之君子得志而大行其道，则其仕决矣。若夫时未可为，而君子以仕为义，将君之所以待之何如则可仕也？”孟子曰：“古之君子欲行其道，不轻绝人以不可近，则有就；而志不可行，不能辱身而徇世，则有去。就者，道也；去者，义也。所就者因其人而有三。望之深则就之难，望之浅则就之易，其所以就而为所以去，亦有三。就之重则去之轻，就之轻则去之亦不重；去者三，而归于不辱己者一也。

    “三者维何？其一，人君迎之，果有尊贤之心而致敬，其文备，其仪恭，又有礼矣；乃君子进而有所陈说，抑将奉教而思以有为，是国且待治，民且待安，君子之志行也，则就之。乃既知言之可行而将行矣，是行不行之几在此日也，倘徒然礼貌之未衰，而言终弗行，是有敬贤之心，而迷于利欲，惑于邪说，可行而不行，终不行矣，则去之。不以礼貌故，原其情而姑为之留也，所重者不在礼貌也。

    “其次，虽迟疑于道之可行，而言未之能从也，而迎之致敬以有礼，则望其敬贤之忱，可以徐为悔悟，盖初无行言之心，则亦无有沮之者，非善善而不能用之也，则就之，姑立其朝，而且无与深言事也。乃既而礼貌衰矣，则所望者终虚，而且辱及身矣，则去之。所就者在礼貌，而亦非但在礼貌也。

    “又其下，则偶留其国，本非为之聘而来，而时偶未之能去也，于时而适有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之事，君子亦未尝有求于彼也。乃其君闻之曰：‘君子之至人国，岂徒然哉？大者欲行其道，而吾困于时势，不能行也；次者欲听其言，而吾各有志欲，不能从也。乃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能无深负于君子而愧之乎？’由其愧悔之言，知其无轻傲之意，则以羁禄致馈，而实则周也。周之，则君子未仕，可同于氓，而援义以自安，亦可受也。受其周，亦就之道也。乃不能听行者，终不能矣；周之可一而不可亟也，免死而已矣。可以去则去之，情止于是，而君子何容情焉？

    “此三者，皆君子处乱世而不得志之为也。君子以天下为心，而酌情理以待诸侯，以立身为重，而因用舍以定去留，其道如此。古大有为之君，为君子同亮天工以成盛治，则上古之事固有道焉，而不易望之三代以下也。”

    【元典】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译文】孟子说：“舜在田野中兴起，傅说从筑墙的苦役中提拔出来，胶鬲从鱼盐贩子中提拔出来，管夷吾从狱官手中提拔出来，孙叔敖从海边的隐居生活中提拔出来，百里奚从买卖场所提拔出来。”

    【诸儒注疏】舜耕历山，三十登庸。说筑傅岩，武丁举之。胶鬲遭乱，鬻贩鱼盐，文王举之。管仲囚于士官，桓公举以相国。孙叔敖隐处海滨，楚庄王举之为令尹。百里奚事见前篇。

    【理学讲评】设版以筑墙，叫做版筑。士，是狱官。孟子说：“天生圣贤，所以维持世道，康济民生，不偶然也。然穷达有数，屈伸有时，往往有自困而亨者。如舜以圣人之德，践天子之位，万世称为圣君。然侧陋末扬之日，尝耕于历山，躬执耒耜，其发迹乃在于猷亩之中。使不遇尧，则一耕稼之农夫而已。傅说，辅佐高宗，成中兴之业，是商之良弼。然当初隐居傅岩，亲操版筑，就与做工的人一般。是其举用乃在版筑之间，何其贱也。胶鬲左右文王，成开创之功，是周之贤相。然当初身亲贸易，鬻贩鱼盐也，与做商贾的一样，是其举用乃在鱼盐之中，何其陋也。这两人都是王者之佐，使不遇高宗、文王，则终身工贾而已，谁则知之。管夷吾，相桓公，一匡天下。然其始尝拘囚缧绁，桓公释之以为相国，是荐举于士师之中者。孙叔敖，相楚庄以霸天下，然其始尝隐处海边，庄王用之以为令尹，是荐举于海滨之野者。百里奚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然其初混迹市廛，穆公拔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是乃举于市井之中者。这三人都是霸者之佐，使不遇三君，则终身罪废而已，谁则知之。”夫自古圣贤，虽君相异位，王伯异术，然皆起于困穷拂郁之中，则天意之曲成，盖有在矣。张子西铭有云：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即此意也。

    【元典】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译文】所以上天要把重大的担子加给这个人，必定要先使他的心志受困苦，使他的筋骨受劳累，使他的肌体受饥饿，使他的身子受困乏，使他每做一事都受干扰、被打乱，以此来使他心理受振动、性格变坚韧，增加他所缺少的才能。

    【诸儒注疏】“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穷也；“乏”，绝也。“拂”，戾也，言使其所为不遂，多背戾也。“动心忍性”，谓竦动其心，坚忍其性也。然所谓性，亦指气禀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

    【理学讲评】大任，是重大的责任。空，是穷。乏，是绝。拂，是背戾。曾字是与增加的增宇同。孟子承上文说：“舜之为君，傅说诸臣之为相，皆天之所笃生。以济世安民者，然皆起于困穷拂郁之中。这是为何？盖为君为相，是世间极大的责任，必才全德备之人，才足以当之，而非备尝艰难，更历变故，则无以成其德，而达其才也。故天将以君相之任，付托于斯人，则必先置之困穷之地，内则苦其心志，使不得展舒。外则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穷乏其身，使不得安养，见有行事，则违拂谬乱其所为，使不得称意，这等样愁苦无聊，真人情之所不能堪者，天岂无意于斯入哉。盖良心多发于忧勤，而气禀每纵于佚乐，经了这般挫折，则惕然而自奋，是所以竦动其仁义礼智之心，而使之益纯也。受得这般贫苦，则泊然而无求，是所以坚忍其声色臭味之性，而使之益定也。又且磨炼于人情，阅历于世故，则闻见日广，智虑日生，是又增益其才力之所不能而使之充裕也。这等才全德备的人，出而当天下之大任，岂有不光明俊伟，超出寻常者哉。然则天之所以困之者，正所以厚之也。”尝观自古创业之君，皆以险阻艰难得之，而其后守成之主，多以丰亨豫大失之，则知天命无常，天心莫测，或以无虞而失国，或以多难而兴邦。入主常能仰承天心，慎保天命，则祖宗之业，万世无坠矣。

    【元典】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译文】一个人常有过失，才能改正；心志遭困苦，思虑被阻塞，才能发愤有为；表露在脸色上，抒发在言语中，才能使人了解。

    【诸儒注疏】“恒”，常也，犹言大率也。“衡”，不顺也。“作”，奋起也。“征”，验也。“喻”，晓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过，然后能改。盖不能谨于平曰，故必事势穷蹙，以至困于心，横于虑，然后能奋发而兴起；不能烛于几微，故必事理暴着，以至验于人之色，发于人之声，然后能警悟而通晓也。

    【理学讲评】恒字解作常字。衡，是不顺的意思，作，是奋起。征，是验，喻，是晓。孟子承上文说：“自古圣贤，莫非天授，然必由困穷而后能兴起，况常人乎。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必先有过失，乃能惕然省悟，幡然改图，有所惩于前，则有所儆于后，人情大抵然也。盖事未有不慎其始而能善其终者。中人之性，少有怠惰，或不能谨于平日，到那事势穷蹙，仓皇失措的时候，其心困而不舒，其虑衡而不顺，思前算后，都行不去了。然后悔过自新，奋然感发而兴起，精神意气，都从那愤激中鼓动出来。而平时怠惰之失，庶几其能改矣。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着者，中人之资，少有昏昧，便不能烛于几微，到那事理暴着掩护不得的时节，验于人之色，发于人之声，群讥众讪，都堪不得了。然后反听内照，豁然警悟而通晓，聪明智慧，都从那障蔽中磨硗出来，而昏昧之失，亦庶几其能改矣。”夫困心衡虑而作，则虽柔必强，征色发声而喻，则虽愚必明，其与圣贤之动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其机一也。可见人不患其有过，而患其不能改。以成汤之圣，不称其无过，而称改过，以宣王之贤，不美其无阙，而称补阙，欲为圣贤者，毋自弃焉。

    【元典】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译文】国内没有执法的大臣和辅佐君主的士人，国外没有势均力敌的国家和外患的威胁，国家常常会灭亡。

    【诸儒注疏】此言国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辅弼之贤士也。

    【理学讲评】法家，是法度世臣，拂士，是辅拂贤士。孟子承上文说：“善心每发于忧勤，祸患常生于怠忽。过然后改，岂独人情为然，就是治国之道，也是如此。若使为人君者，有世臣大家，谨守其法度，有忠臣贤士，匡救其阙失，则内有所严惮，而不敢纵肆。有强大之敌国，常畏其凌逼，有军旅之外患，常恐其疏虞。则外有所警惧，而不敢怠荒，此国之所由兴也。若使入而在内，无法家拂士，则必亲谀佞而废箴规。出而在外，无敌国外患，则必怀宴安而忘警惕，将见心志日荒，政事日坏，而祸乱随之矣。国岂有不亡者乎。”盖治国之道，譬之治身治家。治身者，以药石攻疾，常恶其苦口，而不知补救之功大。治家者，以铃柝警盗，常厌其聒耳，而不知防御之益多。故人主不乐忠言，是讳疾也。疾将日深，不虞外患，是诲盗也。盗将日至，此必亡之势也。故明君能容切直之言，盛世不忘无虞之戒。有天下者可以鉴矣。

    【元典】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这样，就能明白忧患中能获得生存、安乐中会遭致灭亡的道理了。

    【诸儒注疏】以上文观之，则知人之生全出于忧患，而死亡由于安乐矣。

    尹氏曰：“言困穷拂郁能坚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乐失之者多矣！”

    【理学讲评】孟子总结上文说：“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然但知安乐之可以得生，忧患之足以致死而已。今观圣贤之成德，中人之改过，乃在于动心忍性，困心衡虑之余，而国家之危亡，顾在于内外无虞之日。然后知人之生全，多出于忧患，而其死亡，多由于安乐，此其明效大验，彰彰甚着者也。盖人处忧患之中，则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有恐惧修省之诚，而无放僻邪侈之行。故可以成身，可以保国，譬如多病的人，兢兢保护，反得生全。所以说生于忧患。人处安乐之日，则求无不得，欲无不遂。盘乐怠傲之情多，而忧勤惕励之意少。故大则亡国，小则丧身。譬如壮盛的人，恣情欲反致死亡，所以说死于安乐也。”夫人情莫不恶忧患，而所恶有甚于忧患莫如死。亦莫不好安乐，而所好有甚于安乐者莫如生。人能于安乐之中，忘忧患，则有生全之福，无死亡之祸矣。《易经》上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有国家者宜三复于斯。

    【心学讲评】孟子曰：“吾深惜夫自弃者之可乘时以有为也！国家无百年无事之日，生人无所为必得之功，乃一逢其困，而遂日天之厄我，而我无资以兴也；我之无才，而过已无从改也。呜呼！斯其为自弃之实，而尚可委哉！己之不能，非不可勉也，辛苦之所得，以备悉其得失而不忘；命之不辰，非不司：造也，忧勤之所构，以熟悉于安危而不忽。知之不早，而图之不亟，岂非愚懦之尤者乎！

    “且以古圣贤之成玄德显功者言之。大舜尚矣！使生而为帝室之胄，嗣承大位，其圣犹是也。然且自虞幕失职以后，逮娇牛、瞽瞍而降在田间，舜且躬耕于畎亩之中，而元德升闻，乃受帝禅。其发也，由困而后发也，况下此者乎！傅说以学古训于高宗，而殷道复盛；其举也，则于版筑之间，或且传为胥靡矣，而以梦卜劳求矣。胶鬲复起而赞有周之新命，乃遭暴君为亡人，隐于鱼盐之贾，而文王乃举之。管夷吾一匡九合之功伟矣；而子纠杀，召忽死，鲁人囚之，桓公乃举焉。孙叔敖相楚王以讨陈乱，主夏盟；敖虽楚之世族，而传其以越椒之难，匿处海滨而后举也。百里奚相秦穆公以显于天下，所谓‘番番良士’者也；而虞亡之后，逃之秦而处于市，或且曰贩牛焉，而举于市也。此二王、三伯之元臣，自其后而观之则如此，自其前之所处则如此；一人之身，而处屯则无以自存，逢时则功及天下。若是者，岂非天哉？

    “故天以扶衰兴治之大任降之是人，而在将降未降之前，若又有所以历试之者，盖五子而一辙，必有以先之矣。则先苦其心志焉，使图存之无术，为生之不易也；劳其筋骨焉，使坐而论道之身，受劳役不堪之事，饿其体肤焉，滨于死而仅使之生也；空乏其身，辱其身而仅以全也；于其所欲行也，本可如是，而拂之以不然，在我欲然，而旁出以相挠，可有为而不能为也。盖天之于此，有所以然者矣。五子之心，非冥而无觉之心，而恐未足以随机速应，以尽猝起之变，以此而使之不得不动；身无须臾之安，则心无须臾之静，而后心之神明以屡出而不穷。五子之性，非纵而不敛之性，而恐未足以坚持正志，以绝好恶之偏，以此而使之不得不忍；志无一日之遂，则情无一日之惬，而后性之刚柔以遏抑而永正。心动矣，知乃以生，而道乃以审；性忍矣，命无不安，而后德无不定。则昔者虽能也，而尚有不能者，于此而通天下之志，守在己之贞，使增益以成乎王业伯功之大用，而大任乃降之，则且与舜之生知安行、决江河之善于深山者等矣。

    “呜呼！彼所谓大有为之士也，而皆若此，而况中人之心顽而无动几、性僻而无忍力者乎？乃中人之幸而得免于恶者，亦有之矣。天之所不加意，则或自贻之而自成之，人毁之而人乃就之也。夫人行而不顺于道，因而循之，相沿而未改也。及其过矣，事果有所不能行、物果有所不能容矣，而后前之所为不可复，后之所为不更为也。何也？过未成之时，心亦觉安焉，虑亦顺其非，而可用其揣度焉。逮于过，而事理必有所不能行矣。于时身无所措而心益穷，计无所之而虑不决，困不能通也，衡不能顺也，然后求旧而作，曰：必循乎理，而后梦寐其康乎！图维其利乎！过未见之时，人亦以欣然听之焉，人且以宽假之辞慰之焉。逮乎过，而清议在不容矣。于时见之者且加以不令之色，答之者且报以不顺之声，征而不相恕也，发而不相让也，然后自喻之曰：必达乎情，而后在我无愧乎！于人无尤乎！作焉，喻焉，而改之速矣。此中人之恒情，而所得于过者多矣。

    “若其在国家也，安危系于一线，而君心尚不为之动；鸩毒生于晏安，而君性尚不为之忍。所赖有守先君之法度而为法家，抱忠直之节操而为拂士，时以厝火积薪之言进于耳；强大为邻而相敌，仇怨不解而为患，时以乘衅攻瑕之谋相为难；然后入而无以自容，出而无以自保，图存保国之计生焉。若其不然，逆耳之言绝于耳，泰然其自通也，窥隙之兵绝于境，恬然其无惊也，祸发于所不自知，而恶皆其所自取。古诸侯之国万，周之国千八百，而今仅有存焉；其亡者，恒以此也。

    “夫能作能喻之余，念吾所以能改者于何而受益；国家既亡之后，念亡之所以不可救者因何而终误；然后知生我者忧患，死我者安乐，大较然也。心之动，而生人之理即于是而畅；遂性之忍，而生死之界即于此而攸分。心不动而心冥于觉者，生气即灭；性不忍而性随而放者，生道即亡。忧患以发其动忍，安乐以迷其心性，不亦较然乎？过而能改者，事后而知之，知之虽晚而较切。亡国而后知，则虽知之，何益哉？故凡人之志有所拂，势有所逆，行有所失，患有所迫，正有为有守之时，在大贤以下且然，而况中人乎！在中人且然，而我岂不逮乎！学者闻过而不喜，世主偷安以忘危，皆所谓自弃者，而可委不幸于天哉？”

    【元典】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而已矣。”

    【译文】孟子说：“教育也是有多种方式的，（对某个人，）我不屑去教诲他，这也是教诲他的一种方式罢了。”

    【诸儒注疏】“多术”，言非一端。“屑”，洁也。不以其人为洁而距绝之，所谓不屑之教诲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则是亦我教诲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扬，或与或不与，各因其材而笃之，无非教也。”

    【理学讲评】术，是教人的方法。不屑，是不以其人为洁而拒绝的意思。孟子说：“学者受教之地不同，君子教人之法亦异。故或与或不与，或抑或扬，无非因人而施，期于成就，其为教亦多术矣。如何见得教之多术？盖人皆知教之为教，而未知不教之为教。彼进之门墙，列于弟子，有问则答，有惑则解，这固是教诲他。乃亦有习于不善，惑于异端，气质未能变化，心志未能专一，则君子亦有不以为洁而拒绝之者。这叫做不屑之教诲。若使其人果能幡然悔悟，惕然省改，遂能易恶以至中，去邪而从正，这也是我教他一般。可见来而不拒，因才而笃者，固教也，拒而不纳，使有激而兴者，亦教也。”观不教之为教，而教之多术可知矣。昔孔子之于孺悲，孟子之于曹交，皆是如此。然施教者，固必有曲成不遗之仁。受教者，尤贵有随事修省之实。若因其不屑，而阻于上进，是则自暴自弃者耳，亦将如之何哉？

    【心学讲评】孟子曰：“君子望人为善之心无已，而心不能以直达，则术生焉。予奉教于君子，而思以教天下，犹是心焉。夫教之为术也，或顺而成之；或逆而矫之，或诱之以易从，而生其慕道之切；或困之以难得，而起其奋发之深：盖亦多术矣。予皆尝用之，以与二三子相周旋。而更有一术焉，则其人本无望道之志，不成乎求师之礼；问非所问，而无以为答；告以可知，而终不求知。如是，则予以不屑与论，而若示之绝。虽然，吾岂绝斯人哉？使其自念曰：愿受业而何以不纳也？勤问道而何以不对也？则悔其浮俗之非，以反于诚笃，其受予益也，岂不可乎？是亦教诲之而已，而无如彼之不悟何也。则虽贬吾礼、亵吾言以强教之，又何益哉？予未尝绝人，而人自绝也。”

    【心理穿梭】“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此言固有嫌于径疾者，是以朱子须与分剖，以此为对不孝不弟者之言。陈氏以“率性”为脉络，庆源加以“充量”之说，此义乃密。姚江错看《孟子》，反以有子言“本立道生”为支离。姚江于此，不但失之径疾，而抑于所言孝弟处先已笼统。孟子在孝弟上说得精微广大，所以与有子别。有子谓孝弟之人免于犯上、作乱，却只在爱上说。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又曰“事亲若曾子者可也”，言事，言从，便有天理之节文在内。于此抑以行止疾徐言弟不弟，浅而言之，固不过一举趾之分；如实体之，则一举趾之不中，而即入于不弟焉。非尧、舜之“动容周旋中礼”、“经德不回”而“非以干禄”者，固不足以与其藏之密矣。

    姚江之言孝弟，则但以煦煦之爱为良知、良能，此正告子以“吾弟则爱”为仁。而其所从发之源，固与甘食悦色之心同为七情所着。释氏开口便柔软缠绵，说得恁样可怜生地，都是者个“爱”字。虽以施之吾父吾兄为得其可施之人，而实则所以施者非其性之德矣。

    故不于性言孝弟，则必沦于情；不于天理之节文言孝弟，则必以人欲而行乎天理。看曾子到易箦时说出君子、细人用爱之不同，则知、尧舜之“哭死而哀，非为生者”，性、情之分，理、欲之别，其际严矣。则有子以鲜犯上、不作乱之孝弟为“为仁之本”，定非支离。孟子于疾徐先后之际，精审孝弟之则而慎其微，则以尧、舜之道为即在是，乃敬、肆之分，天理、人欲之充塞无间，亦非如姚江之躐等而沦于佛也。

    若但从宗社倾覆上说亲之过大，则于利害分大小，便已乖乎天理自然之则。如孟子言“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彼言大过者，则当以宗社之安危为断。虽为贵戚而分实君臣，臣者，社稷之臣。子者，亲之子也，到父子上，那更将宗社看得隆重来！瞽瞍杀人，则舜窃负而逃，欣然乐而忘天下。者宗庙社稷，在幽王则重，在平王方为世子固已如敝屣耳。故宗社之倾然，虽幽王之大过，而平王不得以为大。犹无故杀人，在瞽瞍为大过，故皋陶必执。而舜不得以为怨也。

    且唯幽、平之父子，则有宗社，而凯风之母子固无宗社也。然则唯天子之子为可怨，而庶人之子遂无可怨者乎？其兄关弓，又何涕泣也？舜则于田之日，无宗社也，瞽瞍欲杀之，则怨慕矣。及为天子而弃天下若敝屣，欣然以乐而无怨焉。过之大小不在宗社，审矣。

    士庶之有家室，亦犹天子之有宗社。家之不安，与宗社之危等。凯风之母不安其室，害亦中于家矣，而何以为小过邪？君子言人父子之际，岂以富贵名位而分轻重哉！

    夫幽王之过所以大者，绌申后，废宜臼，乱父子君臣夫妇之大伦。且庾木有无枝之忧，析薪有绝理之惧，则黄台抱蔓之事，尤虑其不免，而且不得与虎狼同其仁。夫是为过之大者。

    若七子之母，于妇道虽为失节，于母道固未绝恩，则亦人欲之不戢，而非其天理之尽亡，故曰“过小”。向令其母有戕贼七子之心，则七子虽名位不显，初无宗祧无主之悲，而抑岂仅为小过邪？

    若《小弁》之诗，固已曰“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则平王业已重视其身而轻视天下，所以得情之正，而合于亲亲之仁。申生唯不知此，是以仅为恭而不得为孝。而乐正子春视伤其足如丧宗社，身之重于天下，固已，而况其亲之蔑恩害理，亲欲推刃者乎！朱子曰“伤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爱”，亲之过大者也，义斯正矣。

    新安云“交兵不过杀人，言利则必蛊害人心”，此语说得好看，而于理则大悖。人心之害，至于互相贼杀而已极，故杨、墨之徒归，斯受之，而争地争城者罪不容于死，此王道之权衡也。若说交兵只是杀他人，蛊害人心则君臣父子兄弟且相为害，乃孟子说君臣、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到头流弊只是亡国，又岂杀人轻而亡国重邪？到杀人如莽时，君臣、父子、兄弟更不但“怀利以相接”，而怀害以相接矣。从古来有几个纪信、韩成、吉扮、赵孝、邓攸！白刃临头时，臣可移死于君，子可移死于父，弟可移死于兄，而恬然为之者多矣，又何处更有人心？杀人之祸，其始正缘于利；言利之弊，其祸必至于杀人。宋轻以利说罢兵，乃是抱薪救火。无王者起，而彼此相吞以沦于亡，则斯民之肝脑涂地者，正不忍言，故孟子不欲以利益害人心者，正以止杀。人心一害，杀必随之。如赵贪上党之利，及乎国之垂亡，而长平之死者四十万矣，尚可云“不过杀人”乎？“天地之大德日生”。利者可使徙义，恶者可使迁善，死者则不可复生，而乃云“不过杀人”！悲哉，新安之不思而忍为此言也！

    王制诸公地方五百里。若如郑氏说，则除夏、商固有百里，须更并二十四个百里之国。开方之法，方五百里者，为方百里者二十五也。朱子云“须并四个百里国地”，误。若提封止五万井，则地方二百二十六里有奇耳。

    华阳以“当道”为工夫，谓引之当道，则君志以仁。西山云：“心存于仁，则其行无不合道。”

    自君之自修而言，则以志仁为本，不志于仁，便不能当道。故朱子于下章引“修道以仁”证之。乃以臣之引君而言，则君志之仁不仁无所施功，而引之以志于仁者，道也。大人格君心之非，亦不能向君心上用工夫，须开陈善道，而后能闭其邪心。若急与之言存养、省察之事，中材以下，百忙受不得也。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岂能日察其心之邪正而施之教哉！亦纳之于轨物而已。

    如仇士良教其徒，使日以声色狗马进，亦须以非道引之，方能使其志惑；若只但逐日教他以杀害贪顽为心，虽至愚亦不听也。君子之事君，正从此反勘出个人处。若伊川亟谏折柳，蓦地从志上用功，所以无补。以道开之，使其于天理路上已熟，则向后者等儿嬉暴殄事自化矣。此华阳之说较西山为得也。

    新安以“当道”分贴不争土地，“志仁”分贴不殃民，亦学究科场料耳。孟子曰“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则固以不以私利故动于为恶为仁也。二句自一串说。

    “免死而已矣”，便是说去，非但受之有节，到稍稍有起色之时则亦去矣。云峰言末一节不言去，未是。

    于此正好看古人用心处。若当未困乏之时，稍怀生计之心，则岂至“旦不食，夕不食，不能出门户”哉！抑孟子有“为贫而仕，抱关击柝”之义，此何为不就下位以免于饥饿？则以所居之国，原以应聘而至。云“不能行其道、用其言”，则尝欲行道而既有所言矣。如此而更以贫故居卑位，又成甚次第来？孔子为委吏、乘田，乃年少而承世禄之绪，非有行道之望，鲁又其宗国，不可辄去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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