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经过前一阶段的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这时的重点应该是重建政府了，遂提出修改宪法和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并6次提到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之事。但林彪一意孤行，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为此同江青集团的矛盾也日益尖锐0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给林彪一伙以沉重打击。因此，可以说，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由发展到覆亡的转折点。但它不甘心失败，以林立果为首的一批效忠林彪的人组成"联合舰队"，开始策划武装政变阴谋。
经济发展较快，不仅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而且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7％。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和科技项目取得了成就。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我国在宇航技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7月1日，全长1083公里的成昆铁路建成通车。这一切表明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竭力抵制和克服"文革"的严重干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也说明了搞经济建设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可是，由于"左"倾方针的影响，经济工作也出现了大的失误。在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拟定了1970年计划和"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把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作为"四五"计划的重点，结果又出现盲目追求高指标，开始了新的经济冒进，造成我国国民经济"三个突破"的严重局面。加上从3月起下放企业、精简管理机构、合并部委、下放大批技术干部。更加剧了经济工作的混乱。
"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3个文件相继发出后，全国随即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群众性运动。简称"一打三反"运动。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他们"虽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对反革命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指示》提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方针是：（1）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2）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3）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4）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它斗倒斗臭。（5）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6）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该《指示》发出后，打击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但由于对形势估量过于严重和"左"的思想指导，也打击了大量无辜群众，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张志新所谓"现行反革命"案（被处死）便是其中一例。
不少群众向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反映，有些单位存在着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1969年第68期刊登了部分群众的来信。中共中央于1970年2月5日转发了这期简报以及广西自治区革委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建筑的调查报告，同时加了批示，即《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通知》指出："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关系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坚决刹住这股资产阶级歪风。"为此，《通知》重申：（1）"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停下来"，"重新制定施工计划"。（2）"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3）"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应当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切非生产性建筑和生活设施必须从简，提倡延安精神。"（4）"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确需购置的，地方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军队经军以上党委批准。"（5）"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要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6）"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7）"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通知》下发后，全国随即开展了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成为"一打三反"运动的组成部分。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指示》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小撮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中央的指示要求：（1）各地要根据斗、批、改的发展情况，全面规划，具体部署，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2）要自始至终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及时地识破他们，抵制他们，揭露他们。（3）要实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4）要通过这场斗争，认真整顿财贸队伍。为了杜绝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中央的指示重申：（1）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2）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3）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4）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必须坚决取缔。（5）"一切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必须加强，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堵塞漏洞。"反对贪污盗窃，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是必要的、正确的，惩治了一些贪污盗窃犯罪分子，是应该的。问题在于政策界限不十分清楚，有些地方把一些正当的贩运和商业活动也当作投机倒把加以打击，在反贪污盗窃中，不注意政策，搞逼供信，也造成了一些冤案。
全国计划会议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国家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的编制从1970年2月开始着手进行。由于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十分艰难。
我国国民经济在1967年、1968年连续两年出现倒退的趋势，1969年逐渐恢复秩序，1970年开始发展。1970年2月15日～3月21日，国务院主持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当时，由于对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有可能爆发，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由于有了1969年的经济回升，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倾思想再度抬头。这次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强调要"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后方"。这些思想和情绪，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中。
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5％，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合计1200亿元一1300亿元。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83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000亿元，农业总产值830亿元；粮食达到3000亿公斤一3250亿公斤，棉花6500万担～7000万担；钢3500万吨一4000万吨，生产能力达到4000万吨以上；原煤4亿吨～4.3亿吨；原油7000万吨～10000万吨；发电量2000亿度一2200亿度；铁路货运量9亿吨～10亿吨。计划纲要（草案）的主要内容是：（1）高速度发展钢铁工业。布局、品种和数量同时并举，大办钢铁。到1975年，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和西南经济协作区钢的生产能力都将达到600万吨以上；各省、自治区都要有一批中、小钢铁企业，一些地、县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小矿山、小铁矿、小钢厂，形成大中小结合，星罗棋布的钢铁工业布局。（2）集中力量建成内地战略后方。到1975年，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内地工业建设在布局上，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靠山、分散、隐蔽"，特殊、重要工厂的关键设备或车间，有的"进洞"。打人民战争，建成一部分，投产一部分。实行土洋并举，设备能新则新，有旧用旧，土法上马，因陋就简。（3）将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10个经济协作区，在每个协作区内逐步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山东、闽赣、新疆要建成"小而全"的经济体系；特别是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化学等工业部门，同时建设比较强大的农业、轻工业和比较发达的交通运输业。（4）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食不足的省、自治区要尽快做到粮食、油料自给有余，扭转"南粮北调"的状况。到1975年，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达到一亩高产稳产农田，耕作机械化程度达到40％～50％。（5）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等，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力争在一两年内，把每个县的农机修造厂都建立起来；三五年内做到每个公社和有条件的大队都有修配站。（6）加速发展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积极改变燃料构成。到1975年，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在我国燃料动力结构中的比重，由1969年的17％提高到31％～38％，煤炭的比重由83％降低到69％～62％。要在江南地区多搞小煤矿，扭转"北煤南运"状况，力争到1972年江南各省、自治区实现煤炭自给。（7）大家动手办机械工业，各行各业都要自己武装自己；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要逐步做到能够成套地提供单机、机组和车间、工厂所需要的设备；机械工业要把国防、军工和内地建设所需设备的生产放在首位。（8）除了少数轻工产品由于受资源条件限制，需要由国家统一调配外，一般轻工业产品都要根据各自的条件，尽可能做到省、自治区自给。
8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将作了部分修改的《纲要（草案）》作为参考文件在会议上印发。1971年3月，中央将此《纲要（草案）》中主要指标作为1971年计划的附件下发。由于当时国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加之计划本身也存在问题，所以第四个五年计划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的国民经济计划下发。
第四个五年计划依然存在着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弊病，片面强调多积累，过分突出建设重工业，一味追求生产上的高指标，而忽视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对此，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采取了积极措施加以控制，调整了"四五"计划纲要。由于原订计划指标过高，难以实现，1973年进行调整，提出《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正草案）》，对奋斗目标有所降低，控制基建规模，加强劳动工资管理，减少粮油购销差额。这些努力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有了好转。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江青一伙不断干扰破坏，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无法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1975年，按《纲要（修正草案）》检查计划执行的结果：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104.5％，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如棉花、棉纱、钢及铁路货运量等均未完成计划。
关于设国家主席之争
九大之后，鉴于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恢复，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问题。1970年3月8日，他在武汉让汪东兴回京向政治局传达他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以及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赞成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16日，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一些原则问题，向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批阅了这个报告。3月17日至2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的人中有两种意见：一部分提出还是要设主席，并请毛泽东继续担任此职。多数人赞成毛泽东事先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双方争论得很激烈。
林彪、叶群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9日，叶群给黄永胜、吴法宪打电话，告诉他们"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林彪还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正式向政治局提出要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认为"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人民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林彪还表示自己不适应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第三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这种以个人专断改变国家体制的做法虽然是不正常的，但在当时林彪、江青集团已控制了国家较多权力的情况下，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客观上起到了不使更大权力落人他们手中的作用。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会议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不要因人设事。"正如毛泽东所言，在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是个形式，政治权力的核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家主席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且要担负繁杂的国家活动。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而推举让刘少奇担任这一职务。出于错误地打倒刘少奇和由此而得出的"大权旁落"的错误教训，毛泽东认为不宜再设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他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他要吴法宪、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林彪的身体并不适应繁杂的国事活动，也不习惯接见外国客人，竟也要觊觎国家主席一职。叶群格外积极，她要利用四届人大权力再分配之机把权力捞足。她串联一些人坚持设国家主席，并想把林彪推上去。7月间，她直截了当地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8月初，她还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设国家主席。要吴等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林彪集团这种露骨地抢夺最高权力的活动，使本来与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步尖锐起来。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他们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同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等人则发言反对。他们早已知道毛泽东不同意写林彪"发明"的这"三个副词"，却一直不明说，借此打击林彪集团。结果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陈伯达支持吴法宪。吴当即将争吵情况通过黄永胜报告叶群和林彪。林彪赞成吴法宪的意见，说今天抓住了张春桥，抓得好。黄永胜于8月14日打电话让在外地的李作鹏赶快回来参加宪法小组会支持吴法宪，担心吴法宪一个人太孤立了。李作鹏遂于17日赶回北京。
14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事前，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论天才问题的语录，准备和张春桥、康生斗争。但张、康在会上出乎意料地默不作声，结果宪法草案没经过任何争论就通过了。林彪一伙准备的语录没有派上用场。但他们并不罢休，准备上庐山在二中全会上同张春桥再大斗一场。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种文字表述方式之争，而且是纯理论性的。不懂理论的吴法宪，却敢于在这样的问题上，向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康生、张春桥挑战，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明争暗斗，借题发挥。因为吴法宪清楚地知道，三个副词是林彪一贯坚持的。他也知道删掉三个副词的是毛泽东本人，并不是康生、张春桥。这种争论的实质，是要争夺党政的最高领导权，而表现形式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种表里不一、曲曲折折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个特殊而值得玩味的怪现象。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公开展开争斗的时刻，性喜投机而又因受到江青等压制怀恨在心的陈伯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公开倒向林彪集团一边。他对吴法宪的发言表示赞同，并且吹捧吴法宪"能坚持原则，风格很高"。这些情况表明，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迅速激化，酝酿着一场大的较量。
在全会开幕前夕，8月2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这是有针对性的警告。林彪、陈伯达在会上又重提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当即否定了他们的意见，并指出：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以加上，反正我不当。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会上抢先发表讲话，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种情况和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在这里有意识地加上"国家元首"这个提法，这显然是他强加给毛泽东的。他还用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攻击江青集团，他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观点。"他声称谁不承认他的"天才地创造地发展"这个观点，"谁就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他还在讲话中影射攻击赞同不设立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林彪的这个讲话，对与会的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说，是一个动员令。24日，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一齐出动，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会议上，同时宣讲由陈伯达、叶群连夜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陈伯达还大肆鼓吹林彪在前一天会上的讲话，叫嚷要设国家主席。叶群也大讲"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1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给林彪一伙以迎头痛击。9月6日，全会闭幕，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林彪一伙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最终没有达到。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是否拥有人造地球卫星是衡量一个国家空间技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在世界上还只有少数几个技术先进国家拥有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时，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西昌卫星城发射成功。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布新闻公报，。向中国及世界报道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的消息。公报公布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参数是：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是439公里，最远点是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为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4月24日进入轨道以后，运行情况良好，各种仪器工作正常。人造地球卫星上的短波无线电发讯机，循环播送《东方红》乐曲和遥测讯号，乐曲声音清晰嘹亮。每分钟循环一次，首先以40秒的时间连续播送两次《东方红》乐曲，间隔5秒钟后，播发遥测信号10秒钟，又间隔5秒钟，进入另一个循环。人造地球卫星上的遥测仪器不断地发回各种数据。现在，这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在围绕地球继续正常运行，使用寿命约为10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是用我国自制的一枚三级火箭"长征一号"发射升空的。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均能看到。这颗卫星飞经中国各地的时间（北京时间）是，北京：4月25日10时26分，20时29分，26日11时11分；上海：4月25日10时23分，20时31分，26日9时11分；香港：4月25日10时25分，26日11时4分；台北：4月25日10时20分，20时32分，4月26日9时9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造卫星相比，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有显著的特点。苏联1956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相继发射了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但是，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重量上超过了苏、美、法、日四国的总和。在研制速度上，从成功爆炸原子弹到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花了12年半，苏联花了8年。中国1964年10月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仅用了5年半的时间。比美、苏都快。这颗人造地球卫星本来可以更早发射，据直接领导研制工作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968年春天，我们就完成了一切发射准备，但他们（指林彪、"四人帮"）制造借口’，硬是推迟到1970年才发射，然后吹嘘，这是所谓中央文革正确领导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在技术上，中国的这颗人造地球卫星实现了安全可靠，准确人轨，首次发射一举成功。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是广大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响应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的号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一个良好开端。我国当时是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这次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共255人。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集团的抢班夺权阴谋活动被毛泽东识破和挫败，成为林彪集团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在全会召开的前一天，8月2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最后确定大会的议程。毛泽东察觉到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矛盾有所发展，在会上强调说，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这是针对双方讲的。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主张，再次受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说，谁要当国家主席，谁就加上，反正我不当。
23日下午3点，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1）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战备问题。康生讲毛泽东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和修改宪法的过程。这是在常委务上预定的开幕式的内容。
林彪本来没有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在开幕前，常委们集合时，林彪突然提出要讲点意见，毛泽东同意了。林彪讲了一个多小时，全文4000多字，他强调宪法草案的特点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在这里，林彪有意把宪法修改草案中关于毛泽东是"无产阶级专政元首"的提法进一步说成是"国家元首"，更贴近"国家主席"，显然是改换另一种用语，表达他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林彪在讲话中，反复称颂毛泽东的功绩，批驳实际上并无人公开主张的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的观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的这些话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基本主张：政治方面是设国家主席，理论方面是天才论。在当晚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学习讨论林彪讲话，再听听录音，获得会议同意。
24日上午，全会听林彪讲话录音两遍，下午和晚上开小组会。24日晨，叶群曾布置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要在各组发言表态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观点；发言不要点张春桥、康生的名，要用眼泪来表示自己的感情；各自去串联空军、海军和总后的那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按上述口径发言。下午的小组会上，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叶群分别在西南、西北、中南三组宣讲一份由陈伯达和叶群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说要在宪法上写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他煽动说："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翻案？"他还学着手舞足蹈的动作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地跳起来了。"叶群在中南组发言中表示：关于"天才"的观点，"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其它组都讲了大体相同的话。他们都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汪东兴也被陈伯达煽动起来了，他激动地发言表示支持林彪的讲话，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在讨论修改宪法时，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晚华北组发出登载陈伯达等人发言内容的第二号简报（同时也是会议秘书处编发的全会第六号简报）。这份简报极富煽动性，称党内有人要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大家"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提出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当时极左思潮猖獗和个人崇拜盛行的条件下，人们缺乏应有的辨别能力，加上带头发难的是几个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而与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并不了解真实情况，听了他们的煽动后，许多人表示极大的愤慨，有些组效法华北组，通过决议要求设立国家主席，要求揪人。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林彪听秘书念了第六号简报后，高兴地说："听了这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了实质问题。"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炮打响，非常振奋。邱会作说："像得了头彩一样高兴。"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从北京打电话来，让在庐山上的工作人员给他起草书面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
毛泽东对林彪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后来他巡视南方时曾辛辣地批评他们说："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8月25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反映了林彪一伙要揪人的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休会制止他们的宗派活动。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指出陈伯达搞的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个材料，"欺骗了不少同志"；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在这篇短文中，着重批判了陈伯达等人散布的"天才论"观点。他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了陈伯达，但对林彪仍采取保的方针。《意见》中还写了"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等字句。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吴法宪也被迫做检讨。9月6日，全会恢复原定议程，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当天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级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要加强团结。周恩来作了总结。会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九届二中全会对于林彪集团的发展到覆亡是一个转折点。一是林彪妄想当国家主席，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活动遭到挫败。二是在同江青集团较量中，由于毛泽东明确支持江青等人，点名批判陈伯达，不同意林彪鼓吹的天才论，而使林彪集团遭到沉重打击。此后，不甘心失败的林彪集团，转而准备采取武装政变的方式，妄图用暴力夺取最高领导权，从而走上了加速覆灭的道路。
"批陈整风"运动与华北会议
"批陈整风"运动是针对1970年8、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暴露出来的陈伯达问题及林彪集团的部分问题，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批判与教育运动，而华北会议则是其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首先是中央在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了陈伯达的问题。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干部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的指示。当时规定要学习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6本著作和毛泽东的5篇著作。即：《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选读）、《反杜林论》（选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国家与革命》（选读）。毛泽东的著作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当时领导意图看，学习马列6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配合"批陈整风"，希望借此提高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一并转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和附件陈伯达在庐山上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语录》。文件指出：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了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有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文件号召全党、特别是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对陈伯达进行检举揭发。文件发至地、师级，每单位一份，由主要领导亲自传达。以后，传达的范围不断扩大，在全党全军有步骤地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对外称"批修整风"。
陈伯达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政治上已是被打倒了。按照当时的斗争惯例，剩下的就是列举罪状，揭发批判，全国全党声讨。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上乏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对陈伯达从历史上的罪行到现实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系列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向全体党员传达陈伯达的问题，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与此同时，全国报刊上以"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代名词，对陈伯达进行不点名的"革命大批判"。
然而，毛泽东并不在陈伯达问题上就事论事，也不是就此仅仅进行思想路线上的学习教育。他还有更为实际的政治目的，要借批陈的题目作林彪一伙的文章，削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膨胀起来的权势。毛泽东在1971年2月作的一个指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点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采取的办法是"甩石头"（即写批示发下去）、"掺沙子"（往林彪控制的机构里派人）、"挖墙角"（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和批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话，敲打他们，降低他们在军内和党内的政治影响和威信，这是"甩石头"。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针对吴法宪检讨中"有人利用毛主席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话，批道："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书上批示："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在叶群检讨到他们搞天才语录时，毛泽东批了"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九大讨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毛泽东批判叶群一伙："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说："‘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而"四个伟大"正是受到广泛宣传而尽人皆知的林彪的一个题词。说它"讨嫌"，显然是针对林彪而言的。1971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他与斯诺的谈话纪要。
在"批陈整风"中，华北会议是专门针对着林彪集团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1970年12月10日，驻河北保定的38军党委写了《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央。报告说，陈伯达反对毛泽东、林彪，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毛泽东认为找到了"石头"，对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要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陈伯达在军队中影响很小，他到军队去视察也不过是奉命行事。毛泽东对他活动的严重性估计如此之高，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军队，特别是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的不满和批评指责。
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晚开会，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于12月22日召开华北会议。到会的有北京军区机关和部队，河北、山西、内蒙等省军区负责人共340多人。1971年1月9日，被毛泽东批评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被并入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揭发、批判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的所谓"严重错误"（关于郑维山、李雪峰一事应属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已批发文件作了改正）。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免去郑维山和李雪峰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这在当时曾被称为"挖墙角"。
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副总参谋长张才干参加军委办事组，对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这些措施，都是旨在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99人参加，正开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会前，毛泽东让周恩来带着新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北戴河看望林彪，想让林彪出来参加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只是说了些让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检讨的话，自己并不愿意参加会议。毛泽东听了他们回来的汇报，很不高兴，当面指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分严厉地说："你们已经到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这些话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
批陈整风汇报会开了15天，前7天主要是讨论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个人的书面检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后8天才是揭发陈伯达，交流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4月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站在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声明，认真改正错误。
林彪集团被毛泽东"抓住不放"，在批陈整风中狼狈不堪，欲盖弥彰。林彪眼看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岌岌可危，宗派势力濒于瓦解，决心铤而走险，策动武装政变，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清查"五—六"分子运动
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江青、康生等人在1967年8月11日讲话中提出来的。所谓"五一六"，最早是针对1967年由北京钢铁学院、外国语学院及几个中学里极少数反对周恩来的极左分子组织的所谓"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攻击、诬蔑周恩来的传单，并将这些传单张贴在北京的一些繁华市区。但是，后来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下，清查"五一六"，不但是针对少数红卫兵，而且扩展到广大干部、群众，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使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人们在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不同程度的审查、打击和迫害。在这一运动中，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口号，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起了恶劣的作用。
5月，北京出现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它的人数较少。6月、7月、8月3个月，这一组织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张贴在北京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
发生两件严重事件。在军队开始"揪军内一小撮"，造反派夺外交部长陈毅的权，矛头指向周恩来，并发生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外交事件。毛泽东认为，必须制止这股"极左思潮"，决定制止"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打击"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8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召集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生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布置反击"五一六"的任务。8月中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76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红卫兵"斗争到底。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组织1000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五一六"被指为以极"左"面貌出现的一个阴谋反动的反革命组织，它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
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姚文以评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两本书为名，罗织罪名，全面攻击诬陷陶铸。毛泽东在审阅姚文时，专门在其诬称陶铸煽动极左思潮的一节中，加了一段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
其实，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已多次提出要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问题，称"五一六兵团"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9月5日，江青等在一个大会上又一次提出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说北京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揭穿其罪恶阴谋。"从此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
当时虽然北京出现过攻击周恩来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没有用多少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但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则是毫无根据的。特别是林彪、江青等人本来就是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魁祸首，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了批判和清查这种极左思潮的领导者。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故意把水搅混，提出所谓凡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委员会，凡是有这种"三指向"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种任意扩大打击面，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是不折不扣的极左思潮。在当时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各派组织又互揪对方的"五一六"分子，抓所谓的黑手，更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后来，清查"五一六"分子又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1／3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负责清查工作的专案人员也被咬为"五一六"分子。规模越搞越大，标准越来越宽，造成人人皆危的情况，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2月，毛泽东指出："‘五一六’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既肯定清查"五一六"的必要，又明确提出要防止和纠正扩大化的问题。《通知》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问题，说："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这个文件把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五一六"的操纵者，是毫无根据的；同时除继续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外，又提出还有很多"五一六"一类的反革命阴谋组织，也是错误的。但这个文件提出要防止和纠正扩大化。这样就使得后来这场运动不了了之。
"文革"中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畸形发展
代前期，大寨大队是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个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先进典型，倡导"农业学大寨"是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方法。学大寨主要是学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这段时间，学大寨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大寨这面旗帜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这种形式，适应"文化大革命"发展各个阶段的需要，作为在农村推行左倾政策的工具。
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永贵在昔阳造反夺权的通讯，利用大寨这面旗帜为在农村夺权和制造动乱推波助澜。8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陈永贵的文章《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在"文革"进人"斗、批、改"的阶段后，《人民日报》1969年2月1日发表署名大寨贫下中农的文章，总结大寨进行农村"斗、批、改"的体会是："高举一面旗（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一条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纲）猛批一个修（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斗一个私，大立一个公。"年1月，作为推动农村"斗、批、改"的一项重要措施，农业部在大寨召开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形成的《纪要》提出，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是管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是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好办法；大寨劳动管理经验，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管理方法问题，而是"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不让贫下中农变质，不让无产阶级江山变颜色"的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彻底批判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把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群众运动引向高潮。除劳动计酬办法外，大寨实行的大队核算、取消自留地和限制社员家庭副业的作法，也受到肯定。这是第一次学大寨的全国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夺权、大批判的政治局势下召开的，对于推动"农业学大寨"起了重要作用。会后，各地又陆续派出大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自此，大寨逐渐成为推行"左"倾农村政策及其农村经济模式的样板。
大寨大队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集中地表现为"一大二公"与平均主义。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忽视多种经营；取消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限制集市贸易。采取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主张吃"大锅饭"。这种大寨模式，首先在大寨所在地的昔阳县范围内推广，全县400多个生产大队于1968年全部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1970年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在山西、河北、北京等11个省、市，已由1962年的5％上升到14％。一些地区刮起了以生产队为基础合并为大队所有制的"穷过渡"风。1970年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这实际是"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措施和农村政策问题，对于纠正"文革"前期肆意破坏农村政策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起了重要作用。会议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等。当时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会议推广农业学大寨经验时又强调：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开展路线斗争，首先解决社队领导班子问题。会议指出，学不学大寨，这是农业战线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要把大寨经验推广开，必须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首先解决社队领导权，解决领导班子特别是县委班子革命化问题。会议认为学大寨的阻力主要来自于领导班子中的"五种人"，即坏人、蜕化变质的人、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会议要求各地组织工作队，深入到"斗、批、改"还没有搞好的公社和大队，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进行整顿，解决社队领导班子的领导权问题。这次会议之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或特点。
与整党、"一打三反"、"路线教育"相结合，整顿基层领导班子。学大寨运动违背农民的利益，受到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领导干部不同程度的抵制。要推动运动的开展，只能依靠某种强制性的手段。此时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相对稳定，大斗争、大夺权形成的政治压力相对减缓，不断地整顿基层领导班子，就成为强行推动学大寨的重要手段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重要内容。吉林省依通县在学大寨运动中，从1971—1974年，共举办了12期基层干部学习班，对全县22个公社和228个大队领导班子分期进行整顿，解决领导权问题。农村基层干部对此不满，他们抱怨说："年年有个冬，过冬就整风，不剥一层皮，也要吃一惊。"在整顿领导班子的过程中受到打击、批判的所谓"五种人"，除极少数是贪污、腐化分子外，多数是对"左"倾政策执行不力或学大寨不积极的干部。"农业学大寨"运动成为新形势下在农村中不停顿地开展"阶级斗争"与整干部的主要形式。
继续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7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政策一度都得到调整，提出过在农村经济工作中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但是，作为全国学习的典范的大寨大队和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县，仍然把自留地与家庭副业等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批判，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实际上，不是堵了资本主义的路，而是堵死了农村商品经济和农民致富的道路，是以"大批判"的形式强制推行大寨经验，抵制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
片面强调粮食生产与建设"大寨田"。在"是真学大寨还是假学大寨"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压力下，在"农业学大寨"陷入形式主义浪潮中，许多地区照搬大寨发展生产的具体途径和措施。一些地区为了片面追求粮食每亩产量超过《纲要》，放弃经济作物，砍掉多种经营，改变耕作制度。在非传统农作物区，大搞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滥垦草原，追求粮食自给。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一味追求大规模、大会战，忽视工程的科学论证和经济效益，甚至为了增加产出，不计成本，盲目增加投入。不注意正确处理农田基本建设与当年生产的关系、受益和非受益单位的关系。有的简单地照搬大寨的做法，在陡坡上开荒，劈山运土，建造水平梯田。为应付参观检查，整路边地，修路边渠。这种违背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危害农民利益的蛮干行为，是依靠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实现的。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农业学大寨"又被纳入所谓"反复辟"、"反右倾回潮"的轨道，大寨经验中的"左"的一套做法更加发展，并在全国农村强行推行。1975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提出了加快农业发展，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认为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大寨根本经验上。为此，会议向全党提出了普及大寨县的任务，强调"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要求全党普遍整风，必要的地方还要进行组织整顿，在一年内把县委领导班子整顿好。重申要解决基层领导班子中的"五种人"问题，省、地、县要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对那些问题严重的社队，要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解决领导权问题。这次会议不久，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农业学大寨"运动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相互推动，又造成农村的巨大动荡。此后，全国范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蓬勃兴起，渐渐销声匿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纠正党的农业政策中的"左"的错误，但直到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刮遍全国的大寨旋风才被最终刹住。
大寨作为农业战线上的典型，其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提倡，但由于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后来又加上了"左"的成份，学大寨运动和大寨旗帜变成了林彪、江青集团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因此，长达十几年的全国性的学大寨运动，并没有改变我国广大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反而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
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是指发生在1970年3月至9月的一场以中央向地方下放企业和下放权力为中心内容的经济体制大调整、大变动。这次经济体制调整包含了解决权力高度集中及向地方下放权力等方面的内容。
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需要，在经济体制上强化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但到了调整后期，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变革已势在必行。可是，对于如何调整，当时的认识还仅仅局限于中央与地方对管理企业权力的分配上，是谁更多一些，还未触动体制中所存在的弊端的实质。1964年后；在一些方面中央已经开始向地方下放权力。1966年3月，毛泽东提出，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只管方针政策，不管实，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去。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中央当时已经开始酝酿并决心进行一场以下放企业和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大变动。但随后不久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计划搁浅。1969年，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口号下，经济体制大变动被推上了前台。
在1969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讨论了《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在条块关系上，倾向于"以块块为主"，企业以地方管理为主，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分地方、中央和双重管理三种形式。并拟定了分批下放的企业名单。1970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在批判所谓"条条专政"的情况下，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调整的原则方案。1970年3月5日，国务院拟定《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1970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在落实国家计划的工作中，国务院各部、委要正确处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确定各部、委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除极少数一时不宜下放的外，一般都应下放；大多数完全下放给地方，少数实行双重领导，其中多数以地方为主，少数以中央为主，下放工作在1970年内，应逐步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完毕。
据1970年9月25日国家计委生产组《工作情况汇报》介绍，截至9月，工交部门直属的3082个企事业单位，已下放2237个，占总数的73％。其中完全下放地方的1412个，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814个，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的11个；尚待下放的469个，需要研究的239个，暂不下放的33个，撤销的104个。下放的企业包括鞍钢、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大型企业。有些企业先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后又进一步下放到市、县。中央各部属的民用企业只留下700个左右，其中铁道部340多个，水电部190多个。其他部门所留企业甚少，一机部连一个直属企业也没留。
当时，促使中央下决心进行这次经济体制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所谓"以战备为纲"，强调各地方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当时，因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估计过于严重，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都可能爆发，于是便把对付世界大战和大规模外敌人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样，就要求各地尽快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以便打起仗来能够各自为战。这是客观上的要求。二是主观上旧病复发，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倾冒进思想再度抬头。1969年和1970年两年的经济恢复、回升和发展，又使一些人的头脑开始失去冷静。1970年2月至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制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为了显示"文化大革命"对促生产的积极效应，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为了实现这些高指标，当时认为必须依靠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依靠中央把权力下放到地方，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70年，一场以向地方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大变动在全国迅速推展开来。
但这次企业下放只是部分权力在条、块之间的转移，而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等体制上长期存在的弊端并未改变，所谓改革只是在企业的"上收"和"下放"上做文章，所以非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
盲目下放企业，加剧了生产经营管理中的混乱状况。（1）不加区别地下放，下放过多，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下放了。结果，地方管不了，不得已仍又交中央部门代管，继续按"条条"下达生产计划、供应物资，地方实际上只管劳动和资金，造成中央、地方多头多层管理，人权、财权、物权、计划权相互脱节，使企业无所适从。过去那种"要工多、办事难"的状况更加突出，企业的管理效益进一步降低。（2）下放过急、过猛，而中央对经济的全面指导没有相应跟上，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而新的协作关系又未能及时建立起来，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难以维持，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如上海市以往每年要从鞍钢、本钢、包钢、太钢、武钢调入生铁200万吨，由于企业下放，中断了协作关系，影响了上海工业的发展。就全国而言，197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比1969年提高了10％，但盲目下放企业后，1971年、1972年则分别比前一年下降了0.2％和1.5％。（3）企业下放后，由于组织工作没跟上去，使各地方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倾向不断发展，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了人、财、物的巨大浪费。
体制变动中所实行的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首先是财政收支包而不干、财力分散，国家财政预算平衡困难。1971年财政结余12.5亿元，而1972年、1973年财政结余分别减为2000万元和4000万元，1974年、1975年分别出现赤字7.7亿元和5.3亿元，1976年竟高达29.6亿元。其次是物资"大包干"造成了物资管理分散的格局和地区间物资调度的困难，特别是使计划体制、物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相互脱节，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再次是基建投资"大包干"使得大量的拆旧基金被挪用，投到基本建设上去，挤占了企业生产和维修所用的材料和设备，影响了国家计划。
对税收、信贷制度、劳动工资制度的简化，削弱了经济杠杆的作用。税收制度的简化和税收管理权的下放，大大削弱了税收这一重要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导致税收政出多门，管理混乱，减少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信贷制度的简化，包括信贷制度的合并，又削弱了信贷部门对基本建设财务和拨款的监督工作，有时甚至连基本情况和拨款数字也反映不出来。
应该说，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有利于改变调整时期某些方面集中过多的状况，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地方工业。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后，某些方面较之以前也出现过可喜的变化。但总体而言，由于违反经济规律和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仓促地把大部分企事业下放地方管理，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不仅没能根本解决体制中存在的弊病，而且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给生产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难，下放的效果适得其反。
地方小型工业的迅速发展
在60年代上半期的调整中，地方小工业收缩。1966年，地方小工业得到国家财政、物资等方面的支持，开始恢复。此时发展地方小工业的目的，主要是为农业机械化服务，同时为市场、国防、外贸出口及大工业服务。1967—1968年，因政治局势动荡，地方小工业出现停滞或下降。1969年恢复和回升。从1970年开始，地方小工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
2月通过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要求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特别强调要发展中、小钢铁厂，各地（市）、县要建立自己的小矿山，小铁厂，小钢厂。为了扶持地方工业的发展，财政部决定，5年内，中央财政安排80亿元专项资金，由省、市、自治区统一掌握，重点使用。新建的县办"五小"企业，两三年内所得利润，留60％给县财政。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可对暂时亏损的"五小"工业企业，给予财政补贴，或在一定时期减免税收。对资金困难的"五小"工业企业，由银行或信用社贷款支持。地（市）、县两级行政部门也积极投资兴办各类工业。1970年地（市）、县两级财政预算外资金用于兴办各类工业的投资为100万元，1972年增加到1.48亿元，1975年增加到2.79亿元。上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地方工业提供了大量设备。例如，1970年，上海市在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同时，为各地制造100多套小化肥厂的关键设备。各省、市工业部门，以及各工业部门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为地方工业生产了大量设备。地方原有的工业企业，通过协作或互相支援的方式快速生产了地方工业所需的设备。在大量财力、物力的支持下，地方小工业的范围，除了原有的钢铁、煤炭、化肥、水泥、机械等5个部门外，还发展到水电、化纤、化工、塑料、制糖等其他工业部门。其中，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小机械、小化肥、小水泥发展最快，构成这一时期地方小工业的骨干。
～1976年地方小工业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上半年，全国建成投产的小化肥厂150座、小水泥厂300个、小化纤厂65个、小洗衣粉厂24个、小甜菜糖厂91个、小塑料原料厂35个；正在建设的小水电站达12000多处。1970年，全国有将近300个县、市办起小钢铁厂，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立起手扶拖拉机厂、小型动力机械厂和各种小型农机具制造厂，10％的县建立起农机修造厂。
地方小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构成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小工业的产值和产量在整个工业经济中的比重增大。1975年，地方小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9％，小工业企业产量占全国的比重，钢为6.8％，铁为10％，煤为37.1％，电为8.7％，水泥为58.8％，合成氨为58.2％，化肥为69％。大多数地方小工业坚持面向农业的方向，为农机修造网和广大社队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设备和原料，为农业生产和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农具、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燃料、动力、建材。一些地方的小工业形成了多种专业性的支农线，如以拖拉机修理为主的农机修配支农线，以农具、水泵、水泥为主的水利排灌支农线，以电机、变压器、电线为主的农用动力支农线，以磷肥、化工为主的化肥农药支农线。地方小工业从资金方面支援农业机械化。例如1971年，安徽省繁昌县，仅小矿业一项，便为农业提供资金160万元。山西省晋城县，仅小矿山一项，就为农业提供资金50万元。在一些地方，各个工业部门的小工业在发展中相互促进，相互支持，逐渐形成以电力、矿业、钢铁为基础，以化肥、水泥、机械为骨干的、包括多个行业在内的地方工业体系。这个体系有助于利用和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满足当地工农业生产及市场的需要，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
地方小工业迅速发展引起了中国工业结构较大的变化。1966年以后，工业企业数目大幅度增加。由1965年的15.77万个，增加到1976年的29.36万个，每年约增加1.24万个。其中，1970年到1976年间增长最快，平均每年增加1.64万个。这主要是由于小企业的增加。以机关和大企业附属形式创办的"机关工厂"和"家属工厂"，以及地方兴办的小型工厂迅速增加，增大了小企业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全国的小型工业企业，1970年19.11万个，1976年23.76万个。
小型工业企业的迅速增加，有符合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一面。首先，随着国家工业基础的初步建立，工业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生产，这就需要建立大、中、小企业相辅相成的企业规模结构。其次，中国国土面积大，资源丰富，但大多不易于大规模开采，交通不便利，客观上需要因地制宜发展一些规模适度的小型工业企业，以充分利用各地资源，弥补大工业企业的生产不足。
当然，工业企业的这种变化也有违背工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地方小工业摊子铺得太大。1970～1972年，地方小工业每年新增企业达1万户以上。1970～1971年，地方工业新增职工400万人，占这两年全国新增职工的40.7％，成为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地方小企业与大企业争原料、争动力，影响了大工业的发展，甚至破坏国家计划。（2）在工业企业规模上片面强调小规模。例如在电厂规模上，曾根据一颗原子弹造价高于20万千瓦发电站的造价，敌人不会用原子弹袭击20万千瓦以下电厂的理论，规定电厂规模不得超过20万千瓦发电容量。同时，地方政府限于财力、物力，往往只能兴建小规模企业。这样，大量地方小企业不符合规模经济效益原则。例如，依据每一纱锭平均提供利税，棉纺织企业的规模在4万锭～10万锭之间时，规模经济效果最好。但1967年至1976年间建立的地方小棉纺织企业多在4万锭以下。其他许多工业部门，例如钢铁、机械制造、造纸等都存在这个问题。（3）在确定项目、选择厂址上，缺少经济技术论证，盲目行事，一些小企业脱离其他工业部门的配合与协作，原料与资源供应短缺。例如，钢铁厂需要大量铁矿石和煤炭，而一些没有这类资源的地方却盲目建立钢铁厂，造成原料长途运输，浪费严重。湖南湘潭钢铁厂和广西柳州钢铁厂附近没有铁矿，只得长途运输矿石。广东、广西、湖南一些钢铁厂没有就近的煤炭供应基地，不得不长途运煤，或以高昂投资和生产成本开采本地劣质煤矿。化肥厂需要大量煤炭，长江以南缺乏煤炭资源，为了达到化肥工业发展规划所规定的"一个省一个大化肥厂，一个地区一个硝氨厂，一个县一个小化肥厂"的目标，许多地方不得不依靠从远地购买的煤炭建立化肥厂，化肥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4）绝大多数地方小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以化肥厂为例，"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全国1500个小合成氨厂，其中亏损者达1066个，亏损总金额5.9亿元。
毛泽东会见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1928年开始，他多次来中国，他是第一个到陕甘宁边区的西方新闻记者，写出了著名《西行漫记——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3次访问中国，著有《中国巨变》等书。1972年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其遗嘱，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12月18日，毛泽东同来访的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在此之前，10月1日，毛泽东还邀请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同他站在一起。斯诺与毛泽东有数十年的友好交往，他是同毛泽东关系较亲密的不多的几个外国人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唯一获准访问中国并同毛泽东会见的美国记者。
毛泽东的谈话，主要是回答斯诺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关于尼克松来华访问等问题。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认为"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说，1965年10月以姚文元为首的卜海写作班子批判《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哕。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黑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因为我出了《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斯诺问，刘少奇也知道他是司令部？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毛泽东认为，"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当斯诺谈及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理解时，毛泽东说："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总要有点个人崇拜。"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观点，是导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思想的突出反映。但是，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指出对他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什么"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所以，他说："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同时，他不点名地批评林彪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林彪的亲笔题词，自1967年五一节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后，刊印在所有各种各样的"小红书"的扉页上，成为亿万人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口号。所以，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无异于说林彪讨嫌。当时，国内正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批陈"实际也是"批林"。毛泽东对一个外国人说这番话，表明他要彻底饵决林彪等人问题的决心。毛泽东还第一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1967年7月和8月"天下大乱了"。他说："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后来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但他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
关于尼克松访华问题。毛泽东向斯诺传递重要的信息：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我欢迎尼克松上台"，"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他说。尼育松"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这个信号的发出对于中美关系的解冻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等大事都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后来两国的正式建交，充分说明毛泽东不愧是一个能够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杰出的国际外交战略家。
此外，毛泽东还同斯诺谈及中共党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际斗争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内容广泛，有些观点十分深刻和有远见，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当时国内外局势的看法，预示着我国在内政外交上即将采取的大动作。
5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要求印发到党的基层干部，传达至全体党员，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谈话精神。
斯诺离开中国后，于1970年12月至1971年5月，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连续发表《我们同毛泽东谈话》等6篇文章，报道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和访问中国的情况。另有《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发表在1971年4月30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作为一位正直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者，他通过他的讲话，文章和著作，比较客观和公正地报道了我党我军和我国的真实情况，对世界了解我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斯诺为此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的迫害，被迫长期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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