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相继召开了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宣布改组北京军区，批判了陈伯达、林彪集团的主要千将。对此，林彪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加紧策划武装政变。党中央和毛泽东也警惕地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8月中旬，毛泽东前往南方视察，接见了沿途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作了重要讲话，就林彪集团的错误向他们"吹风"。林彪集团获悉后，十分惊恐。加快进行武装政变计划。林立果先后制订炮击毛泽东专列、炸桥、攻打钓鱼台、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等具体方案。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毛泽东突然提前返京，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部署。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仓皇外逃苏联，结果机毁人亡。其余党也被一网打尽，一场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
在外交上也有重大突破。4月，经毛泽东决定，有关部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促进中美关系缀和的进程。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公开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10月，第26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衰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由此引发了大批国家纷纷与我建交，中国外交新局面开始形成。
是。文革"期间我国工农业生产相对发展较快的一年。当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绝大部分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二是农轻重比例进一步失调：三是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给以后造成了严重不利的影响；四是经济管理混乱，地方各自为政，亏损严重。周恩来发现并指出了"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指示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
《"571工程"纪要》的制定与"联合舰队"的活动
《"571工程"纪要》，是林彪集团利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策划"抢班夺权"阴谋败露后，于1979年3月研究制定的武装政变计划。"联合舰队"则是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的反革命组织的代号。
早在1969年10月，林彪就指使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其刚刚当兵不久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私自授与林立果指挥，调动空军的权力，以便让他亲自掌握这个"机动能力强"的军种。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遭到惨败。会后，林彪就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林立果更是狂妄地认为，今后中国的政治斗争要靠他为核心的那些少壮派人马，于是亲自着手组织这场"捍卫接班人"的行动。
林立果的宗派小圈子是在以他为首的空军司令部党委调研小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为30岁上下的青年军官。其骨干成员就是空军党办的一批人，有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委办公室一处秘书），还有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胡萍等人。他们职务不高，但能量很大。1970年秋，林立果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的电影日本《啊！海军》、《山本五十六》，对其中描绘的"武士道"精神极为欣赏。他对自己的小集团起名为"联合舰队"。林立果自称"旗舰"，根据英语COMMANDER（司令官）的谐音，给自己起了个代号"康曼德"。此后，他们的小圈子里，就把"联合舰队"作为他们小集团活动的黑话。
12月1日，林立果布置对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进行整顿。林立果说："人家搞清队整党，我们清理骨干队伍。要纯洁队伍，找薄弱环节，有无假左派、内奸。不要让坏人混进来。"除了他们"舰队成员"外，他们把其他人分成四类：接近核心的，比较接近核心的，外围的，靠近的。
2月8日，周宇驰召开"舰队会议"，部署收集情报。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收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他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报情况要"简明、扼要，一语道破。"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授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指林立果）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指挥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获、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此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胡萍、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了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空四军政治处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李伟信负责接待他们。3月20日，周宇驰到达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正在起变化。"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3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52（美国重型轰炸机，诬称毛泽东），实行"武装起义"。林立果要他们按"提前接班"的可能作准备，说"根据目前的形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于是，他们研究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制定要点。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定此计划名称为"571"，并由于新野写出了《"571工程"纪要》。
《"571工程"纪要》有9个方面。（1）可能性；（2）必要性；（3）基本条件；（4）时机；（5）力量；（6）口号和纲领；（7）实施要点；（8）政策和策略；（9）保密与纪律。《纪要》认为："夺权正在进行。对方（指江青一伙）目标在改变接班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毛泽东对他们已"不放心"，"林彪接班可能落空"，"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纪要》还认为，"他们经过几年的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所以要在"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纪要》提出的纲领口号是："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2。"还恶毒地提出：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打击毛泽东。"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纪要》设计的多种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是："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是"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制定的策略是：继续"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纪要》还制定了严密的纪律，强调"对泄密者、失职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并要求其党羽发扬"江田岛精神"，即法西斯武士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为实施《纪要》，作武装政变的准备，在3月底林立果主持召开了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参加者有王维国（驻上海空军某军政委）、陈励耘（驻杭州空军某军政委）、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和江腾蛟。会议确定上海、杭州、南京分别由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为主，"三个地方由江腾蛟协调拉点"。他们借用正在广州开的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越南南北方、柬埔寨、老挝最高领导人会议的名称，把这次会议称为"三国四方会议"。即上海、杭州、南京为"三国"，江、王、陈、周为"四方"。至此，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组织、计划和指挥班子都已具备。
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集团非常紧张，认为应该"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施《"571工程"纪要》。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在各方面加紧了实施《"571工程"纪要》的各种准备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建立政变的组织和据点，制造政变舆论，拉拢一些部门和军队的领导干部，收集建立中央领导人的"专案"材料，秘密组织武装力量和特务组织，建立情报网和通讯网等等。
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召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明确指出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他指名批评了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当林彪一伙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非常害怕，决定对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进而发动武装政变。
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林立果进行了具体部署。他们商议了爆炸油库、攻打专列等办法，他们还密谋炸毁在苏州与无锡之间的硕放桥置毛泽东于死地。同时，林彪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此时，毛泽东觉察到林彪等人的反常活动，突然改变行程，提前返回北京，打乱了林彪集团的谋杀计划，从而使《"571工程"纪要》未能实施。"九一三"事件后，"联合舰队"的成员被一网打尽。
"联合舰队"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个缩影。这个封建法西斯式的穷凶极恶的武装别动队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令人深思的。不难看出，"联合舰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怪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文革"是多年"左"的错误愈演愈烈的必然结果。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两个估计"
8月，中共中央批发由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建国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的出台和贯彻，是促使"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在教育方面进一步发展，导致我国教育事业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因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便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根据毛泽东1968年7月21日在一份调查报告上的批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提出《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于1970年6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执行。文件把高等学校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诬为"修正主义的招生制度"，明令废除，而规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2至3年。招生制度的"彻底革命"，实行"推荐上大学"的方法，降低了新生入学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各类人员进入大学，也造成了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的下降。
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恢复招生的形势和贯彻"左"倾指导方针的需要，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和198所高等院校（包括军队系统院校）的代表共631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控制下进行的。在会议召开前夕，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方面把其亲信、干将塞进会议，另一方面又竭力排斥原教育战线的同志。在出席会议的631名代表中"文革"前搞过教育工作、包括沾过教育战线边的仅占1／3，在会议领导小组12名成员中，原高教部、教育部竟无一人参加。会议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亲信徐海涛等人就抛出了所谓"黑线专政论"。他们污蔑"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的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们还把广大教师和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与会者表示反对和抵制时，他们责骂抵制与反对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并质问反对者"到底是哪条战线上的人"，叫喊"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张春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上说：17年教育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周恩来针对会上的争论，于7月6日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强调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到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老共产党员也要改造嘛在这种不正常的会议上，经过"四人帮"的密谋策划，1971年7月27日，会议通过了由迟群（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8月13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一《纪要》。他们在《纪要》中抵制周恩来关于红线照耀教育战线的估计，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诋毁"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的工作成绩。在《纪要》中塞进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一套"，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纪要》攻击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纪要》把"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纪要》还提出，要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开门办学；工农兵教师是三结合教师的骨干力量；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纪要》下发后，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纪要》的精神。教育部门的干部、学校的教职工，对《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普遍表示"不理解"、"想不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两个估计"成为套在全国教育工作者头上的两根绳索，也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副紧箍咒。
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首先站出来推翻这"两个估计"，打开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新局面。1977年8月8日，邓小平提出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17年中，"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9月19日，他又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此后，教育部门对"两个估计"进行了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教育部党组1979年2月22日提出的报告，同意撤销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教育部党组报告指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四人帮"密谋策划，迟群挂帅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塞进了对教育战线17年反动的‘两个估计’和‘八大精神支柱’等黑货，流毒全国，影响极坏"。1977年下半年推翻了"两个估计"，砸碎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保钓运动
保钓运动是"保卫钓鱼岛运动"的简称。又名钓鱼岛事件。这是70年代初日本政府妄图侵吞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而挑起的中日两国之间长期未决的局部领土争端事件。
钓鱼岛又称"钓鱼台"。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位于台湾岛东北的海面约100海里处。由钓鱼岛及大南小岛、大北小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飞濑岛等8个岛屿组成。陆地总面积为6.3平方公里。日本称之为"尖阁群岛"。这8个岛中钓鱼岛面积最大，约5平方公里。由于岛上无淡水，因此无人定居。钓鱼岛一带是中国东海的一个渔场，盛产鲣鱼、旗鱼、金枪鱼、飞鱼等鱼类。岛上长满山茶、棕榈、仙人掌和很多珍贵药材。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自古以来，中国福建和台湾等地的渔民，一直在那里捕鱼，并在岛上搭起避风雨的建筑物，有时住上几个月。中国沿海居民常到那里去采摘特产。
早在明朝，这些岛屿就已经在我国海防区域之内。明朝为了抗击倭寇侵扰，1556年曾任命胡宗宪担任剿讨倭寇总督，负责沿海各省剿倭军事。明清两朝派往琉球的使者记录和地志史书中均具体阐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中国和琉球的分界是在赤尾屿和古米岛（即现在的久米岛）之间。1879年，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同日本谈判琉球归属问题时，双方都认为琉球是36个岛屿，钓鱼岛等岛屿不在36岛之列，不属琉球。在钓鱼岛隶属中国数百年之后，日本人才于1884年"发现"了这些岛屿。1895年，日本趁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之机，窃取了这些岛屿。接着，日本政府又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国日本政府私自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交给美国，美国政府片面宣布拥有对这些岛屿的"施政权"。因此，1945年以后，该岛由美国占领。
代初，在日、美加紧密谋把钓鱼岛划人琉球群岛，并将琉球群岛交还日本的背景下，1970年7月，一艘日本琉球海岸巡防船开到钓鱼岛等岛屿，在那里非法树立了表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琉球群岛的标志。此后，日本佐藤政府竟把日本侵略者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作为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的根据，一再表示钓鱼岛等岛屿是"日本领土"，声称要用武力保卫它。1970年8月12日，美国驻日大使馆发言人声称："钓鱼岛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已"决定归还日本"。美日两国公然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拿中国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1971年6月17日，美日政府甚至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将钓鱼岛等岛屿"移交"日本。
美日政府肆意破坏中国主权的行径，激起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强烈愤慨。1971年1月29日至30日，美国各地华人成立的"保钓委员会"组织中国留美学生3000多人，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西雅图等地，举行保卫钓鱼岛的游行示威。4月14至17日，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4000余名学生连续在台北举行保卫钓鱼岛的集会游行。1971年6月17日，美国、日本政府签订的归还冲绳协定，将钓鱼岛等岛屿一起"移交"日本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美国将其交归日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台湾当局"外交部"发言人申明，台湾当局"不能接受"美日归还冲绳协定。8月13日，针对美国把钓鱼岛群岛划人琉球群岛，准备交还日本一事，台湾当局再次发表声明，指出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不能容忍美国将其交还日本。同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美、日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1972年5月13日，留美学生1000余人，在华盛顿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将钓鱼岛交还日本。
在中国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的强烈反对下，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在1971年6月17日发表声明：琉球群岛交还日本，钓鱼岛主权由台湾、日本协商解决。
中日建交和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一致同意把钓鱼岛问题暂时放置，以后再说，不采取单方涉及钓鱼岛主权问题的行动。但是1981年7月、1990年10月，日本方面又数次发生有违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就钓鱼岛问题表达的一致愿望，单方面涉及钓鱼岛主权的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反对。钓鱼岛及其附近小岛，是中国的领土。中日两国对钓鱼岛主权虽有不同的立场，但从两国友好的大局出发，应通过协商解决。日本单方面涉及钓鱼岛主权的行动是不明智的。钓鱼岛事件也说明，中国只有统一，才能真正强大，领土主权才有保障。
毛泽东在南方视察
毛泽东1971年的南方巡视，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行动，对于挫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毛泽东对某些政策的调整及"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进程有着重大影响。
毛泽东南巡，直接原因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引起的。会上，林彪一伙利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打乱了会议的正常进程。他们想利用合法的手段，窃取国家最高权力，充分暴露了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了陈伯达，以此来揭露和打击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会后，随着批陈整风运动的进展，毛泽东逐步觉察到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阴谋活动，毛泽东决定进行一次南巡，以便在更大的范围"揭盖子"。同时，让更多的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林彪一伙的错误，别再盲目地跟他们跑，彻底挖一挖林彪的墙角，进一步削弱他们的影响和权势，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毛泽东这次南巡，从8月15日开始到9月12日结束，历时29天。南巡期间，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同刘丰、刘建勋、王新，后来又同华国锋谈话；在湖南长沙同华国锋、卜占亚，后来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在浙江杭州先后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在上海同王洪文、许世友谈话；在北京郊区丰台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这些人当时分别担任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和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这期间，他还同各地负责人谈话共13次。
毛泽东在沿途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非常广泛，但都紧扣南巡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历数党内路线斗争，反对分裂，讲"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泽东每到一地，除了先了解当地工作、生产情况及人事情况以外，着重讲路线斗争的历史，强调党内不要搞分裂，进行路线教育，然后讲到庐山会议上的问题。8月16日，他在武昌对刘丰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在丰台，毛泽东对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讲话时，全面系统地讲了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庐山会议斗争的性质、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也可能丢掉。"毛泽东8月27日在武昌第二次同刘丰谈话时说："陈伯达也是反党集团"，没有点林彪的名，并说这次要保护他。9月12日，他在丰台时说陈伯达后面还有"黑手"，这显然是指林彪。
强调全党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为了反对和防止党内分裂，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他多次与南巡随行人员和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起口昌《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进一步指出林彪一伙人的错误问题，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犯错误的人认识和改正错误。毛泽东南巡讲话，重点讲"第十次路线斗争"——庐山会议的问题。对林彪的问题，他一再讲"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点明庐山会议出问题与林彪这个讲话有关。说庐山会议问题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这实际上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把问题的严重性点出来了。他对林彪的某些提法也多次提出批评，说"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事实"。"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由此点出天才问题也出自林彪。针对林彪一伙提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毛泽东指出："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认为林彪突出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也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还讲到"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指叶群）"。他指出："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指林立果）就捧得那样高，实际上是害他。"这是对林彪的工作作风和对待亲属的做法进行的批评。毛泽东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命。"显然，毛泽东对黄永胜不肯检查交代错误，紧跟林彪有意见。毛泽东还说："五个人（黄、吴、叶、李、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对于在庐山会议上受骗、受蒙蔽而犯错误的人，毛泽东强调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毛泽东在南巡谈话的对象中，对一些与林彪集团关系很密切的或者陷得很深的人，对一些起哄而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打了招呼和进行教育。对庐山会议上犯一般错误的同志是谅解的。他说：我认为犯点错误不要紧，属于认识问题，现在认识到了就好了。问题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
倡导读马列著作，提高识别能力，用行动检验学习的好坏。毛泽东南巡每到一处，都给党内高级干部讲要吸取庐山会议教训，要认真学马列著作。他说："我经常提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他要求党内高级干部"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此外，他还提出高级干部学点历史知识和国际知识。他特别强调，检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好坏要看行动。他说："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
提出要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整顿军队的作风，号召"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感到军队问题很多。他在南巡讲话中说："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他认为，在"文革"时期军队中滋长的居功骄傲和宗派主义，足以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国家稳定和"文革"的进行。毛泽东强调说："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他还谈到加强对军队的领导，特别讲到他要亲自抓军队工作。他说："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他还提出，现在说"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以此来改善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南巡途中，毛泽东并不知晓林彪集团、"联合舰队"有对他图谋不轨的意图，但他一生都在搞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党内斗争，对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险恶风波非常熟悉，政治嗅觉极为敏锐，警惕性非常高。这次南巡，是在"文革""全面内战"刚刚平息下来的情况下，党和国家的纲纪法度还未恢复，毛泽东又是要对付掌握兵权的林彪集团，自然更加警觉他们的举动，注意所发生的一切异常现象。在南昌时，曾经与林彪一伙关系密切的江西省委和省军区负责人程世清就向毛泽东反映了林彪、林立果一伙的不正常情况。到杭州之后，又觉察到一些异常情况。过去他在杭州的警卫工作是由地方负责，这次却由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直接掌握；一些多次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向他反映陈励耘布置监视毛泽东的任务等。
这些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9月10日他突然改变原定9月中旬才离开杭州的计划，下令立即离开。9月10日下午4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由杭州出发，晚上10时前后到达上海。毛泽东在上海停留了14个半小时，于11日中午12时半离开上海，直发北京。中途在南京停留15分钟，毛泽东未下车，让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以后在蚌埠站停车5分钟；在济南站停车50分钟（在这里，汪东兴按毛泽东指示，临时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在丰台开会）；在德州站停车20分钟；在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12日下午1时10分到北京丰台站，停留2个多小时，4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除了中途停车的时间，毛泽东专列从上海到达北京，路上只走了25个多小时。在当时条件下，列车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的。毛泽东临时改变行程，采取必要的防备措施，安全抵京，使林彪一伙企图加害于毛泽东的阴谋彻底破产。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南巡讲话，由中共中央整理为《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于10月7日向全党转发，进一步提高了全体党员对林彪集团的认识。
"九一三"事件与林彪集团的覆灭
林彪是一个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两面派、野心家和阴谋家。林彪在历史上是战将，为党和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但是随着地位的增高，林彪的个人野心日益膨胀。特别是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权欲急剧增长。他善于揣摩、迎合毛泽东的心理、好恶，肉麻吹捧，步步"紧跟"，并且言必称"突出政治"，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政策，为野心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林彪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目的的宗派集团。
在1970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一伙自以为时机已到，便利用"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以和平方式，实现"抢班夺权"的目的，结果惨遭失败。会后，党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除了进一步揭露和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外，对于林彪集团的问题，党中央、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多种方式，一方面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另一方面对林彪一伙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但林彪一伙毫无悔改之诚意，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一方面以假检讨应付党中央、毛泽东，另一方面则决定铤而走险，密谋武装政变，以暴力方式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0月，在林彪指使下，林立果纠集身边一批帮派骨干分子组成所谓"联合舰队"，作为发动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1971年3月，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授意，在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许秀绪等秘密开会研究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3月3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的计划，在上海秘密召开武装政变骨干成员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确定了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和具体分工，积极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工作。
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对此，林彪一伙惊恐不安，急切打听消息。吴法宪根据空军的报告，把毛泽东派飞机接一些地方负责人的情况，密报叶群。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和王维国（空四军政委）竟违反毛泽东不许把他讲话内容外传的规定，通过各种渠道，把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密报林彪等人。9月6日凌晨，当刘丰向正在武汉的李作鹏密报后，李作鹏很快形成三点认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没有完；上纲比过去高了；矛头似乎指向林彪。李作鹏当天返京后，立即将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密报北戴河的叶群。黄永胜后来在法庭上供认：他给叶群通报情况，促成林彪下决心谋害毛泽东主席，后果是很严重的。
当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匆忙赶来的林立果研究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进而发动武装政变。经过紧张的策划，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9月8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即批准林立果行动计划的手令。林立果携带林彪的手令从北戴河抵返北京，同"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密商具体行动计划，决定在上海动手。他们竟确定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口火箭筒打B－52（对毛泽东的诬称）的专列；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密谋杀害毛泽东。此外，他们还提出了用"日本人对待张作霖的办法，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通过时，炸毁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与此同时，他们还准备了另外两套方案，如上述阴谋不成，则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制造南北割据，或叛逃国外。
林立果等人知道谋害毛泽东的罪恶行径必然受到大多数人反对，所以终究不敢向"联合舰队"核心人物以外的人宣布，使他们一直到9月11日还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谋害方案。
对于叛逃国外的准备工作，他们从9月6日就开始了。9月7日，叶群要了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的会话书籍。9日，叶群又向秘书要了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她还向总参派来给她讲世界史的工作人员询问中苏和中蒙边境的情况，打听苏蒙方面在边境地区有多少军队，各主要城市，有哪些机场，都在什么位置。叶群还让秘书把有关军队高级干部的名单，军队部署情况等中共党内和军内的高等级机密文件给她整理好送来。这是为叛逃准备的"礼物"。9月8日，周宇驰向空军航空局要了苏联航班地图。第二天，他及同伙又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雷达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边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福州地区机场的资料。
31日，毛泽东乘坐专列抵达南昌。他听取程世清（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关于林彪办公室一些人在江西活动异常的报告，提高了警觉。9月3日，毛泽东到达杭州。通过了解和观察，他对林彪一伙的阴谋有所觉察，机警地改变了活动规律。9月8日深夜，毛泽东突然下令将列车调离杭州，停到绍兴。10日午后又突然提出离开杭州；当晚到达上海后，决定在列车上过夜；11日中午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后，立即令列车驶离上海，直奔北京。9月12日毛泽东提前返回北京，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破产。
当林彪得知谋害毛泽东的阴谋破产后，决计南逃广州，准备另立中央。9月12日，在北京的林立果与周宇驰开始商定南逃方案，并指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安排了8架飞机，准备于13日南逃广州。王飞、于新野等人根据周宇驰的指示，拟定了南逃人员名单，同时还搜集了大量机密文件、胶卷、录音带，以便为他们即将成立的"中央"服务。当晚，林立果乘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往山海关，准备将此机提供给林彪、叶群使用。当晚，毛泽东抵达北京。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上10点30分左右，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将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坐飞机叛逃的消息，转报北京。周恩来获悉后，立即通过吴法宪、李作鹏查问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并指示此飞机立即返回北京，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胡萍口头答应照办。但他与驾驶员串通口径，谎称飞机发动机油泵出了故障，正在修理，飞不回来，但周恩来重申：修好后立即返京，不准带任何人。
当晚11点30分左右，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问她是否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一开始说不知道，后又说是林立果坐来的：林彪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周恩来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冷了。周恩来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继而，周恩来进一步试探，提出"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一听，慌了神，立刻紧张地拒绝了。
打完电话，周恩来更有数了。他立即让李作鹏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山海关机场这架飞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这实际上是要封锁这架飞机。周恩来还指示李作鹏：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周恩来去电话。周恩来还让吴法宪立即在西郊机场预备两架飞机，准备一有必要就飞赴山海关机场。但是，李作鹏把周恩来的指示作了关键性修改，把周、黄、吴、李4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私自改为："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周恩来查问256号飞机的情况，引起了林彪一伙的恐慌。他们认为一定是阴谋被中央觉察。这使他们改变了南逃计划，改为逃往苏联。13日零点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人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并在途中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秘书，爬上飞机，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服务员登机和加油完毕，就强令起飞，仓皇出逃。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周恩来断然发出全国禁空令，即：任何飞机都不准来北京；没有毛、周、黄、吴、李的联合命令，任何飞机都不准起飞。并命令华北地区雷达全部开机观察。周恩来通过无线电反复呼叫，劝他们回来。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亲自去接。256号飞机开着电台，但并不回答。不久，雷达发现256号飞机向蒙古方向飞行。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拦截。汪东兴马上请示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考虑到全国人民还不知道林彪的真相，只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1点55分，256号飞机飞越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逐渐在中国边境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2点30分，256号飞机由于油将用尽，迫降时机身擦地引起爆炸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烧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叛国外逃，落个机毁人亡的可耻下场。
13日凌晨3点多钟，"联合舰队"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飞机向蒙古方向逃跑。上午直升飞机被迫降怀柔县境内。驾驶员陈修文在机上与叛徒搏斗，光荣牺牲。周宇驰、于新野畏罪自杀，李伟信和另一驾驶员陈士印被擒，从机上缴获了他们叛党叛国的大量罪证。
14日，蒙古政府外交部紧急召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通知中国方面：9月13日凌晨2点多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10公里处，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蒙方因此向我提出抗议。9月15日，我驻蒙大使和使馆人员在蒙方有关人员陪同下，查看了飞机坠毁现场，拍摄了大量照片。经有关专家分析鉴定，认为现场九具尸体正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飞机是在油料即将耗尽的情况下进行野外追降不成而造成破碎、烧毁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机智地、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严重事件，保持了全国政治形势的稳定。9月18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告了林彪"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消息。10月1日后，又向全党全民逐级作了传达。9月24日，党中央宣布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10月3日，党中央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至此，林彪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
"乒乓外交"
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受中国邀请，访问我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代表团，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由敌视走向正常化的重要步骤之一。此事在当时世界上反响较大，被国际舆论誉为"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政府就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其军事力量的对比正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面发展；二是苏联在中国周边地区加强军事部署，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中苏关系趋于紧张和恶化；三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美国操纵联合国干预国际事务的困难愈来愈大。特别是美国侵略军在越南战场不能取得胜利，而且愈陷愈深，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美国政府不得不到谈判桌上寻找出路。所有这些变化，直接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它的全球战略，改善对华态度与对华关系。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开始寻找一条使美国"体面"地从越南战场脱身的办法，同时也着手调整对华政策，并努力寻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途径。而此时越南战火和中苏关系恶化也促使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当机立断，考虑使用谈判手段，使越南人民早日取得胜利，同时改变中国在苏联军事威胁下两面受敌的不利状态。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客观条件逐渐形成。于是，尽管国内一片"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气氛，但在外交方面却独树一帜，取得了丰硕成果。而积极努力争取对美关系的改善即是其重要的开端。
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中国决定派队参加。这是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派团参加世界性比赛。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赛，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事无巨细、关怀备至。他特别关照代表团应把此次参赛作为恢复对外联系，争取友谊的机会，并亲自规定了万一与美国队接触时应持的态度和原则。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参赛的美国乒乓球队主动和中国乒乓球队接触，希望到中国访问。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宋中立即向国家体委报告这一情况。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有关同志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多数人认为，现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还嫌太早，应当首先让有影响的记者或政治家来访。但也有少数人从另一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现在邀请美国队访华，有利于出现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最后，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拟就了一个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同意了这份报告，但又在旁边加进了这样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因为此事关系重大，4月4日，周恩来将报告呈送毛泽东下最后决心。
毛泽东不愧为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他经过多方面的思考，终于在距比赛最后一天4月7日凌晨做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最后决定：为满足美国乒乓球队的要求，邀请他们同其他四国乒乓球队一起访华。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胆决策。因为这次邀请不仅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运动员、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它还以一个大的跳跃，回答了美国方面一个时期以来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表示愿意改善关系的姿态，而通过乒乓球队来打开中美之间交流的闸门可以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
为了贯彻毛泽东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拟定接待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方案。为此，他专门找黄华和章文晋进行了谈话，作出周密的部署。其主要精神是：（1）邀美国球队访华这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待美国队来访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2）对各个队的接待工作要保持一定的平衡，但重点放在美国队。（3）在接待中我们要热情主动。除把比赛组织好外，同时要把他们的生活搞好。还要组织参观游览，让他们好好看看新中国。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震动了世界，其新闻价值超过了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24大的分量。一时间，世界各大报纸都在其显著版面以最快的速度予以报道评论。当时，最感惊讶的是远在大洋彼岸，正在为接近中国绞尽脑汁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惊喜之余，尼克松叹道："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为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华盛顿高层决策者马上得出结论：中国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一个充满含义的微妙示意。这绝不是一段孤立的插曲，而是盼望已久的重大外交进程的序曲。
10日晚10点，美国乒乓球队由广州飞抵北京，受到了中国有关方面的热情欢迎。他们在北京游览了天安门广场，访问了清华大学，登上了万里长城，参观了"文革"中关闭了几年的故宫（经周恩来批示重新开放，美国队成为第一批参观的外国客人）。并于4月13日在首都体育馆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这些活动增进了两国运动员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同时也为两国政治家借机进一步改善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而在这一系列活动的背后，都是由周恩来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甚至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关于中美乒乓球队友谊赛实况转播稿，也都经过周恩来仔细审阅并加以删改。
14日，"乒乓外交"进入高潮，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及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当然，中国着眼的重点是在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身上。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事情。
周恩来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的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割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周恩来的讲话，受到美国代表团成员的热烈鼓掌欢迎。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和他的成员们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并对美国乒乓球队能够访问中国表示由衷的高兴与感谢。
在与美国乒乓球队员的交谈中，周恩来以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和艺术，回答了美国乒乓球队员格伦·科恩关于美国"嬉皮士"的提问。在科恩看来，在中国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对"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出人意料的是，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大道理训人，而表现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周恩来说：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找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之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别的国家的青年来访问时，我们发现他们不一定和你们同一派，但是我们看到也有这样形式，比如留长头发等等。周恩来的这番话，不仅使科恩及其队友们佩服，而且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感谢他对她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14日，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两国贸易的禁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等五项措施。
中国方面以派遣和邀请一支乒乓球队作为表明其外交意图的新武器，演出了一场变幻莫测的外交话剧，实在是出乎各方的意料之外。从此，国际政治领域诞生了一个新奇的名词："乒乓外交"。这一乒乓小球的转动，带动了整个世界这个"大球"的转动，引起了国际形势的连锁反应，从而使中国外交更充满了活力，并且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位。
首先，从对美关系来看，在这场微妙的政治乒乓球赛中，中国方面以其精湛的技艺跃过"华沙会谈的球网"，直接把和解之球，打到美国一方的球台上，在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中都得到了良好的反响。其次，从对日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加世乒赛，增进了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从而使日本政府感受到日益增长的来自民间的要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方面出其不意地邀请美国队访华，也使日本政府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有了一种紧迫感。此外，在对苏关系方面，中国通过"乒乓外交"，在苏共即将召开二十四大之前，打出了中美接近的这张牌，就不能不使苏联领导人在制定其强硬的对华政策方面有所顾忌，因为苏联最为担心的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和解。
总而言之，中国通过这场"乒乓攻势"，不仅使中美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转机，而且有力地加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打开了国际战略格局发展的可能性。它表明中国在经历了5年"文革"磨难之后，开始谨慎地向西方世界伸出了触角。加拿大和意大利已经承认了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在出现积极的变化。而这一切对于中国早日实现重新在世界舞台发挥应有作用的愿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毛泽东和周恩来联袂导演的这场"政治乒乓球赛"，不仅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光彩的篇章，而且揭开了当代中国外交新的一页。
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决策，指示邀请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在松动中美关系方面，中国以民间的形式走出了第一步。从此，中美改善关系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21日，中国通过沉默了几个月的"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国发出了一个重要口信，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通过两国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美国方面马上作出答复：尼克松表示他本人准备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并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预备会谈。中国方面同意这一建议，并于5月26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关于中美会谈的对策。5月29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国方面以周恩来名义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复了一封尼克松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信中详尽地讨论了邀请尼克松及基辛格访华的具体安排。6月4日，尼克松致信北京，感谢周恩来欢迎他访华，并说"由于时间短促，以及为基辛格博士找个合适的借口"，"建议基辛格博士于7月9日到达中国，于7月11日离开，他将乘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飞机从伊斯兰堡直飞北京"。6月11日，周恩来回信同意。至此，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打破，航线即将开通。
基辛格为这次中国之行作了精心安排和充分准备，并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几百年前的中国旅行之名，把这次行动取代号名为"波罗一号"。1971年6月30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在他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个简短的公告，说尼克松将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去越南南方执行一次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后基辛格将去巴黎与布鲁斯大使进行磋商。在基辛格前往巴黎途中，他将到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一系列的访问与会谈。
8日，基辛格到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当晚，基辛格突然宣布生病，肚痛不止，由叶海亚总统当面邀请他去"山间别墅休息"，避开新闻界的追踪。7月9日中午，载乘着基辛格的飞机降落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官员黄华、韩叙、熊向晖等到机场迎接。同时到达的还有先期到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的章文晋、唐闻生、王海容等人。
与此同时，在伊斯兰堡，为基辛格打掩护的伪装行动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基辛格"病情尚未好转，需要多休息一天"，一切安排，天衣无缝。基辛格在北京逗留的48个小时里，同周恩来会谈达17个小时。第一次会谈是在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这次会谈中，两个世界外交巨擘避开了中美双边关系的棘手问题，集中讨论了一些基本点：各自对全球特别是亚、非的看法；双方的外交目标和两国利益的能接近之点；能够使双方获益的世界均势问题等等。双方商定在巴黎继续保持美中高级联系。会谈中，周恩来寓论辩于说理之中，强调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必须放弃对中国内政的干预，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并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还批评了美国所谓"体面撤出越南"的论调，强调美国只有彻底、干净地放弃对越南的武装干涉，尊重越南人民自己的历史选择，才能真正体面地和光荣地结束越南战争。会谈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
就在基辛格秘密前往北京的前3天，尼克松觉得有必要事先阐明同中国接近的理由。于是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巨大潜力、并且正在上升的世界大国加以接受的明显意图，通过尼克松的一篇重要讲话表示了出来。
6日，尼克松飞往堪萨斯城，向一大批代表中西部11个州的新闻机构负责人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五极世界"的讲话。尼克松在讲话中认为，在今后5年、10年或许是15年的时候，将会出现"五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量，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当然还有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1／3时间里的经济前途，而且由于经济力量成为其它力量的关键因素，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1／3时间里在其它方面的前途。"由于中国蕴藏巨大潜力，尼克松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来"结束大陆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尼克松还很含蓄地暗示："由于双方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因而还必须很明确、很审慎地采取另外一些步骤。"由于中美接触一直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尼克松的讲话在堪萨斯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北京它却受到极大的注意。尼克松在堪萨斯城话音刚落，讲话全文就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周恩来手中。在与基辛格会谈时，周恩来还特意发表了他对尼克松讲话的看法，这使基辛格大吃一惊。因为基辛格对此事一无所知！第二天一早，周恩来作过记号的尼克松讲话被送到基辛格手中。
随着两位国务活动大师外交艺术的施展，会谈气氛逐渐活跃起来。用基辛格的话说："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面前才会经历得到。"会谈中，基辛格渐渐为周恩来迷人的政治魅力所倾倒。他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用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双方经过几个回合争辩交锋，各自对于对方的立场和观点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基辛格两轮会谈情况的汇报后，批准了联合公报的基本草案。毛泽东还表示。台湾问题并不重要，国际局势才是重要的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
纲举目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也由此进入了最后阶段——有关尼克松访华细节安排的讨论。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尼克松访华可以在1972年5月以前进行。双方商定，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报。
11日，基辛格一行兴高采烈地飞回巴基斯坦。除了带回即将震动世界的那份联合公告外，飞机上装载了中国人送的中国菜、毛泽东著作英文版及这次访问的照相集锦。
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尼克松和中国新华社同时宣布的中美联合公告，就好像是在一个平静的湖面扔下了一枚炸弹，引起的反应是剧烈的。人们突然醒悟到：中美之间前一阶段所进行的"乒乓外交"远比人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这犹如梦幻般的公告所表明的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接近，不仅将对中美两国的关系，中国同联合国以及同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产生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宣布一位美国总统将访问中国，这在中美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在两国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就将实现总统访华，这在外交惯例上是极为罕见的。它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关系即将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而这必然揭开远东和世界政治新格局的序幕。毫无疑问，中国将从这一事件中得到许多好处。
按照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双方的商定，中美两国在巴黎通过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的直接联系，开辟了一条新的联系和沟通的外交渠道。通过这条渠道，双方频繁接触，广泛地讨论了有关双边关系和其他国际问题。经过多次磋商，基辛格于1971年10月20日公开来华，商定尼克松访华的具体日期和公报草案。
这次基辛格来访的随行人数相当于尼克松总统访问的全部人马，并乘坐从未在中国领空飞行过的美总统专机沿着尼克松访问预定的航线试飞。基辛格把这次访华行动的代号定为"波罗二号"。当时周恩来正忙于处理林彪叛逃事件。10月17日，外交部拟出接待方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了充分估计，提出对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会谈的方针和立场，决定仍按基辛格秘密来访时的规格接待，但予以公开报道。同时应美方的要求，安排各类人员的对口会谈和活动计划。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后，呈报毛泽东。10月19日，毛泽东批示：基本同意。
20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方全体来访人员。随后双方举行了第一次会谈，顺利地商定了会谈议程和方式，基辛格甚为满意。会后，周恩来设宴招待全体来宾，并热情洋溢地即兴祝词表示欢迎。
自10月21日起，双方进行分组会谈，周恩来同基辛格谈实质问题。美国国务院代表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与总理助理熊向晖谈一般关系问题。于桑同美方进行保卫、通讯等技术问题会谈，双方专家参加。
周恩来同基辛格共进行了10次会谈，5次谈形势政策，5次谈联合公报。双方商定总统访华日期定于1972年2月21日。关于联合公报，在此之前美方并未提出过，中方没有准备。而基辛格要求他这次离华前对公报达成一个总的谅解，以使他回国有个交待。10月22日下午会谈时，美国提出了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草案。这个草案长达3000字，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四个部分；是按老一套格调起草的。其中强调一些含糊其词的共同点，而用一些陈词滥调掩盖双方分歧。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有意避而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对此草案很不满意，并指示章文晋起草对案。双方几经讨论修改，美方愿意接受中方的写法，就是既说明共同点又各自说明自己的立场。但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基辛格最后用了一句巧妙的提法，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而且美方一再坚持要中国承诺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权利，并不明确表示从台湾撤走美国军事力量的时间。中方很不满意，只好留待尼克松来华时再行商讨。10月26日，基辛格动身返国。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双方迅速就尼克松访华具体日期和联合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就为次年2月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纠正对外宣传中的错误提法
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23则批示。这是毛泽东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在中央办公厅、军委办事组、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等文电上所作的部分批示和修改的汇编。这些批示着重批评和纠正了"文革"初期外交工作中的极左错误。
"文革"开始，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就乘机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煽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甚至想篡夺外交工作的领导权。他们先是诬蔑建国后17年外交工作执行了一条所谓"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即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然后广造舆论，煽动一些造反派冲击外交部，揪斗部长陈毅等各级外交领导干部，使他们无法工作。还把中国驻外的大使几乎全部调回国内，名之日参加"文化大革命"，实则回国后便遭批斗、打击，驻外使馆的正常工作被打乱。与此同时，某些外交工作人员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极力推行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不顾政策地四面出击，使外交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偏离了正确轨道。当时，康生曾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由此出发，便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过分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导致对外宣传和外交中出现强加于人、斗字当头、唯我独革等盛气凌人的不良情况。我国有的驻外使馆还在国庆招待会上，不顾驻在国的反对，硬在讲话中点名指责另一个国家。有一些驻外使馆和工作人员滥发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并在对外宣传中大讲国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甚至贴出图片。这些做法，不能不引起驻在国人民和政府的困惑、不解和不安。因此，在"文革"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同我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同我们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有些显然是由于我方涉外人员自作主张，违反外事纪律而引起的。这就使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受到了损害，外交工作处于被动境地。为此，毛泽东十分重视，相继作了一系列批示，要求纠正这些极左的错误做法。这些批示从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其主要内容包括：
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所作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后来又说："我在1938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2）196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上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同年3月10日，对关于开好1968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首要任务"之后，毛泽东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3月12日，又在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将"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段话删去，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3月17日，毛泽东又在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过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3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4月6日，毛泽东在中联部、总参谋部起草的一个涉外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21个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5月16日，毛泽东批评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3）1968年8月，毛泽东在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上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以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的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9月，又在《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初稿上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4）196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上批示："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第11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5）1969年6月，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社论稿上"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4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9月，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6）1970年12月6日，毛泽东在中联部的一个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过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规，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7）1971年2月，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交活动简报》载《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第4条中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毛泽东批示："第4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和修改意见，批评了"自吹自擂"、"强加于人"、说空话等不良风气，提出不干涉外国党的内政，克服大国沙文主义等思想，纠正了林彪、江青一伙搞的极左做法，对处理好我国的对外关系，恢复党的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作风，发生了积极作用。
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恢复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斗争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为此，中国进行了长达22年的努力，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同情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终于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这是我国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辉煌胜利。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一些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倡议下，于1945年由各主权国家组成的、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各种组织中的地位，从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行使其权利。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因为，谁有资格代表中国，只能由中国人民来回答，而中国人民已经在1949年作了回答。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天，即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否认蒋介石残余分子出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已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依据，要求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清除出去，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任命的驻联合国及主要机构的代表名单通知了联合国。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百般阻挠，致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长期剥夺。50年代，美国操纵联大的多数通过决议，蛮横无理地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搁置一边。随着新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和联合国成员国结构的变化，美国眼看利用简单多数已难以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便变换手法，在联合国中抛出了"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参加联合国，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排除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至此美国利用联合国来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浮上了台面，其实质是想把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这一问题永久拖下去。同时又在联大程序性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性问题说成是一个需要讨论决定的实质性问题，是要以大会2／3多数才能通过的重要问题，企图继续阻挠新中国进人联合国。
代末70年代初，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既勾结又争斗，到处炫耀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觉醒和崛起，力求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联合国这个最大的国际讲坛仍被超级大国和西方富国所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在联合国上层机构有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表。他们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认识到提出和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无私支持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重返联合国。
第25届联大召开。此次大会上，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第一次获得多数。但由于在这之前通过了美国等国提出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重要问题"的程序性动议，使关于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未获2／3的多数支持而未能通过。
美国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政府也在谋求中日关系正常化。在此情况下，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的斗争形势发生巨变的征兆已日益明显了。1971年8月20日，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被剥夺，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同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类似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与此同时，我国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也在大力开拓外交新局面，争取早日重返联合国。
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最大障碍是美国的阻碍。当时，苏联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取守势，同时，苏联也加紧对我国实行武力威胁。共同的安全需要使中美双方有可能走到一起。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他站在一起。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又会见斯诺，说：中美"总是要建交的"。这无疑是对美国发出的信号。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开展"乒乓外交"，迅速促成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此消息一传出，举世震惊，中国重返联合国为期不远。
9月，第26届联大召开。美国考虑到自己无力控制联合国多数会员国按其旨意行事，便挖空心思设置障碍。9月22日，美国纠集日本等国向联合国提出了"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有关"的两项决议草案：（一）"关于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主要内容是："在大会提出的结果将导致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都是宪章所规定的重要问题。"这一提案主要是针对7月15日阿尔巴尼亚等18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赶走国民党代表的联合提案而提出的。（二）"关于代表权问题的决议草案"（后称"双重代表权决议草案）的主要内容是：（1）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并且建议让它得到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2）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同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就即将召开的联大议事程序进行表决，美国遭到失败。总务委员会决定把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放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前面。这意味着如果前一个提案被讨论通过，美国"双重代表权"的提案自然报废。
从10月18日开始，第26届联大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了一周的专门辩论，约有80个会员国的代表发了言。虽然美、日代表在发言中竭力鼓吹、辩解他们合伙炮制的两项"两个中国"的提案，但遭到了大多数代表的有力揭露和驳斥。面对这一局势，美、日代表四处奔走，对别国施加压力并进行欺骗拉拢活动。10月25日，在正式表决前的几分钟，美国还指使某些国家出面要求推迟表决，以便说服一些仍在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但美、日这一推迟表决的提议被大会否决。接着美、日等国仍然指望取胜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也以55票赞成（包括台湾当局的一票）、59票反对、15票弃权而败北。当电子计票牌的灯光亮出表决结果的时候，整个大厅沸腾起来，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许多国家代表高声欢呼、热烈拥抱，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极度兴奋的坦桑尼亚人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前排跳起了欢乐的快步舞。台湾当局代表周书楷见大势已去，在表决之前就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一个半小时后，联合国大会又对阿尔巴尼亚等23个国家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联合提案进行表决。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个决议成为2758号决议。这时挤得满满的会议大厅里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美国苦心经营的"双重代表权"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表决就成了废案。
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给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正式发来电报，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接纳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邀请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会议。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从容地步入会场，并在原来由国民党占据的座位上就座时，许多国家的代表拥上来向真正的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26届联大会议主席马利克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由于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原定上午结束的会，一直开到下午，历时约6个小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登台致欢迎词，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最后，乔冠华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发表了精心准备的长篇重要演说。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许多联合国会员为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的不懈努力。接着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当他讲完之后，大厅里又一次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11月23日，中国常驻安理会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开始正式履行中国作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职责。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挫败了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长期为此而斗争的友好国家的胜利。无论在中国外交史上，还是在联合国的历史上，都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重大事件。从此，联合国的讲坛上开始听到了中国人民的声音。这一事件加上许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会员国的增加，改善了联合国的形象，大大增强了它的活力，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联合国组织再也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为所欲为的场所了。
两年经济冒进
两年经济冒进指的是1970年至1971年这两年经济建设中的失误。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1966年至1968年的极端无政府状态，1969年逐渐恢复秩序。1970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由中央正式召开计划会议，制定5年计划，说明经济工作又开始受到重视。但由于指导思想不当，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会议遵照中共九大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对战争危险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大战"的方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把"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作为"四五"计划的重点。尽管当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不少偏差。
在会议拟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中，为了显示"文化大革命"对促生产的积极效应，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虽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以后没有正式下达，但对经济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实现那些高指标，人们习惯的不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而是增资增人、铺新摊子的老办法。按照这个纲要草案的要求，1970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内地战略后方（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地全面铺开，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迅猛发展。由于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为了尽快扭转计划进度落后状况，从年初起，经济建设掀起了一场"跃进"。再加上此时中央企事业单位大规模下放给地方的经济体制改革试验急剧地推行。1970年6月，国务院原有的部委和直属机构进行调整、合并，确定了编制。在这前后，煤炭、冶金、电力、轻工等几个工业部、对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召开了专业会议，部署了工作。
经过上述几方面的工作，1970年国民经济在上年恢复的基础上有大幅度的增长，这一年经济发展的水平基本上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具体表现在：（1）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偏高。全国基建投资总额高达312.6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11.7亿元。基本建设规模的骤然扩大，使积累率由上年的23.2％急剧上升到32.9％，消费与积累比例关系失调的矛盾比较明显，建设项目投产率由上年的18.1％下降到16.7％。（2）职工人数增加过快，出现工业、基本建设与农业争劳力的情况，给国家财政支出和市场供应增加很大的负担。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457万人，超过了"三五"计划增加的人数。其中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来的，有些地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0％～12％，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受到影响。（3）企业下放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各地区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经济效益差。
而1971年的经济建设，仍然不顾上述矛盾的愈益严重，继续强调追求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中规定的高指标。这样，1971年基建规模不仅没有压缩，反而进一步扩大，盲目冒进之风有增无减。由于两年连续经济建设规模过大，生产指标过高，造成"三个突破"并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暴露。
基建规模过高，积累率偏高。1971年基建投资总额在上年增加111.7亿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8亿元，达到340.8亿元。其中地方自筹投资比上年增加46％。由于基建投资规模过大，使积累率高达34.1％。不仅影响了城乡人民的生活，也带来国家财力、物力的更加紧张。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168个，而实际施工的多达1692个。基建战线过长，降低了投资效果。计划建成投产的项目356个，实际只建成115个；39个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有36种没有完成计划。
农轻重比例进一步失调。197，1年农业投资占总投资的10％，而工业投资比重高达65.2％。农业投资比重之低于工业投资比重之高都超过了三年"大跃进"时期。在10％的农业投资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被用来搞基本建设或挪为它用。在工业投资中，轻工业仅占5.8％，是建国以来除1963年外轻工业所占投资比重最低的一年。生产结构性失调进一步加剧。
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由于基建规模过大，加上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到1971年底，职工总数达5318万人。职工人数的急剧增多，使得工资支出总额和粮食销量失控。原计划1971年工资总额为290亿元，实际达到320亿元，原计划1971年粮食销售量为794亿斤，实际达到855亿斤。"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主要是：（1）挤掉了农业劳动力。1970、1971年两年新增加的职工中约有600万是从农村招来的。另外，由于各地在搞会战，1971年常年参加会战的民工最多时达到1000万人。（2）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1971年全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只有11924元，比国家计划要求低4％，比上年下降1％。全国有16个省、自治区的工业全年劳动生产率比1970年下降，其中有9个省是增加职工在20万以上的地区。（3）增加了货币投放，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据统计，1971、1972年共增发货币27.6亿元，超计划发行12.6亿元。其中用于发放工资和各种补贴的费用占了很大成分。1971年社会商品购买力比上年增加12.2％，而同期零售商品货源却只增长5％，商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突出。"三个突破"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社会经济状况更加不稳定。4.经济管理混乱。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的混乱。主要表现在：（1）企业亏损额增加。1971年全国工业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增加2亿元。个别省份企业亏损面接近50％。（2）经济效益下降。1971年国营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比上年下降0.96元，而年末占用资金3381亿元，比上年增加473亿元。（3）产品质量下降，事故增加。据26个省、市、自治区对1482个企业的8737项产品调查，产品合格率仅达到45％。全年仅全国工业系统因事故伤亡人数超过了10万人。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着手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主要措施有：调整"四五"计划纲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加强劳动工资管理；减少粮油购销差额等。这些努力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有了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较好，安排也大体符合实际。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三个突破"基本得到控制。
1971年的经济冒进，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大跃进"，它和当时政治上的极左潮流交织在一起，对我国国民经济构成了深层次的危害。
60～70年代的援越抗美
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印度支那历时8年的战争，为印支三国和平奠定了基础。按照日内瓦协议规定，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1956年越南举行全国自由普选，产生统一的新政府。然而，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公然破坏日内瓦协议在越南的实施，它有计划、有步骤地渗入越南南方，干涉越南的内政，扶植西贡傀儡政府，阻挠越南南北统一，妄图变越南为美国的殖民地和推行扩张侵略的军事基地。它支持南越当局残酷地镇压越南南方人民和爱国志士，南越人民奋起反抗。为了扑灭南越人民的斗争烈火，美国肯尼迪政府在南越发动了一场由美国出钱、出武器、出顾问利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所谓"特种战争"。当这一政策失败后，美国政府非但没有放下屠刀，反而变本加厉，在1964年8月制造所谓"北部湾（东京湾）事件"，对越南北方实行军事封锁和轰炸。1965年3月，美军在南越登陆，直接参加支持南越政权的作战，从而使美国侵越战争进一步升级和扩大。以"北部湾事件"为分水岭，越南抗美战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美国直接参战时期，直到1975年5月，越南人民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地给予坚决的支持和真诚的、全面的、巨大的援助。特别是在"北部湾事件"之后，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战火甚至烧到中越边界，对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面对美国发动的新的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更是竭尽全力，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从各个方面援助越南人民"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越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新篇章。这一阶段中国援越抗美的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方面，在制订巩固北方、抗美救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中国为越南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1966年秋，越南阮志清等人到中国商谈关于开展军事、政治、外交方面的攻势问题。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在谈和打问题上的经验。他说："要努力在战场上取胜，才能在会议桌上取胜。"不久，在中国越南部队的配合下，迎来了1966—1967年越南各个战场的胜利，特别是1968年越南南方的"新春大捷"。之后。毛泽东建议当时秘密在北京治病的胡志明组织大兵团在南方打歼灭战，胡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随后向越南党中央政治局转达了这一建议。1973年3月初，武元甲在一次中越会谈中对周恩来、叶剑英说："在9号公路上，我们打了几次歼灭战。这就是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要打的歼灭战。"并说，越南过去和今后的胜利靠毛主席说的"人民战争"。巴黎和谈开始后，毛泽东指出的越南南方革命要"分两步走"，也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军事方面，中国向越南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派出大批的援越部队。应越方要求，随着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的需要，中越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协议。依照协议，从1965年6月至1973年3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扫雷等志愿部队32万余人。在那些年里，中国在北越的兵力，最多的一年达17万余人。中国援越部队到达越南后，和越南人民一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越南北方，加强了北越的空中防务，保证了北越的运输畅通，从而使越南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援越军事行动中，中国支援部队共击落美机1707架，我国也有5000多名优秀中华儿女伤亡，其中1100多人牺牲在越南的国土上。
在物资款项方面，中国为越南提供了价值可观的包括上述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各种物资。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止，中国援越物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三军200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168架飞机，117艘舰船，810辆坦克和装甲车，3万多门火炮还有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亿多米棉布，3.5万辆汽车，几千公里铁路公路及全部路轨、机车和车厢，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等等。此外，广东、广西、云南、湖南4省，还分别向越南7省提供了200余万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上述物资款项，绝大部分是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提供的。从1971年至1975年，仅从"友谊关"通过运往越南的各种物资就达600多万吨。总之，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中国为越南提供的援助物资，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均是向越南提供援助的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这些援助绝大部分是无偿的。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极需外汇的情况下，还援助了6.35亿美元现汇，供越南机动使用。
在外交和道义方面，中国旗帜鲜明、始终如一地声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从1965年2月至1972年，中国政府和外交部发表过数十次声明，一再重申中国援越抗美到底的决心。1972年10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正义斗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必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继续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直到取得彻底胜利。"那个时期，中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其他报纸，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严厉谴责美国扩大侵略战争，表示中国人民和政府援越抗美的钢铁意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断送出中国人民援越抗美的心声。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援越抗美"的群众运动。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都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
在帮助转运过境援越物资方面。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苏联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向越南提供了援助。他们提供的援助物资多由中国帮助转运越南。这一时期，"中国及时安全地转运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物资达179列5750车皮。"对于这些物资的转运，中国铁路部门给予优先安排。其中的军用物资一律免费。
这个时期中国援越具有许多显著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面面俱到。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可说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及。从提供经验到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政治到经济、军事、外交、文教、卫生；从农业到工业、林业、渔业、水利、商业、交通运输；从自己提供援助到帮助转运其他国家提供的援越物资过境；从提供资料到供应设备、帮助施工；从提供成套设备到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安装、指导生产等等。派出的援越部队，除协助防空作战外，还承担构筑国防工事，维护和援建铁路、公路、桥梁，援建机场和飞机洞库，铺设野战输油管，协助扫除水雷，打破美国海上封锁，等等。这种全面的援助是所有援助国家中独一无二的。
不附条件。中国对越南提供的援助绝大部分是无偿援助，一小部分是无息或低息贷款。具体地说，中国对越援助中，无偿援助达188.4亿美元，占援助总额的93％。有的贷款到期时，越南无力偿还，中国方面也不计较，予以谅解。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如此全面，如此巨大，从来不附带任何条件，也从未作过宣扬。
不惜代价。中国援助越南总值为200多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提供的），这个数字显然不小。特别是当时这200多亿美元中，绝大部分属于无偿援助。加上这一时期中国的物价一直是全世界物价最低的国家之一，援助价值200多亿美元的物资，意味着中国需要交付数额惊人的货物。而且，当时中国是穷国，人口大国，中间还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和"文革"大规模内乱造成的生产力全面下降，物资匮乏。要提供如此巨额援助，对中国来说实乃不易之举。
大张旗鼓。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各地数以亿计的人民群众采取集会、游行、发表声明、写信、发电报，捐款、捐送药品等形式支援越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援越抗美"运动。例如，1970年毛泽东发表《五二。声明》后一周内，全国有4亿多人次举行示威游行，拥护毛泽东的庄严声明，声讨美国扩大侵略战争，声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斗争。
中国长期地、始终如一地，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援助越南，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忠实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二是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毫无保留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为最终帮助越南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也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越南领导人对于中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给予过极高的评价，胡志明主席说是"恩深、义重、情长"，黎笋也多次感激地表示："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