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集团对周恩来纠"左"努力进行了阻挠和破坏，以《人民日报》文章和中联部、外交部有关纠"左"的报告为焦点，双方在批判林彪是极左还是极右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对立。12月，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要批林彪的极右实质。一时批"左"成了禁区。
这一年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就。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9月，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与他们进行了会谈。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从对抗开始走向正常化；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本年国民经济调整初见成效，基建规模有所缩小，积累率有所降低，重工业速度有所放慢。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仍十分突出：一是基建规模仍偏大；二是"三个突破"继续恶化；三是劳动生产率下降，企业亏损额上升；四是国防、军工和外援开支比例过大。
全国划会议讨论1972年计划及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
1971年12月5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批判林彪必须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消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这一指示，集中地体现了周恩来自"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对林彪、江青一伙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和各项生产管理制度要进行整顿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周恩来不断地强调整顿问题，并亲自领导了整顿的工作。
12月16日至1972年2月12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批判了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讨论了197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及体制。
关于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会议发言普遍认为表现在三个方面：（1）借口军工重要，破坏综合平衡；（2）把企业下放说成是继续实行"条条专政"；（3）宣扬"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破坏了政治与经济的统一。会议突出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各地还反映了经济计划中的三个应注意的问题：一是要保持计划的严肃性，不能个人说了算；二是企业领导要敢于抓生产，改变那种一把手抓运动，二把手抓挖洞（防空洞），三把手抓不动（生产抓不动）的局面；三是要摆好国防工业与地方党委，支左人员和党委核心小组的关系。2.关于体制问题，各地认为，1970年以来，批判了"条条专政"，实行了企业下放，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条块关系处理不好，矛盾较大。生产、基建、物资等都按条条安排，给地方带来许多困难。（2）计划任务和物资供应不衔接是计划中的突出问题。由于材料有缺口，一些地区只能采取一要（向中央要）、二求（向各地求援）、三挖（挖潜）、四挤（挤农业和轻工市场）、五拖的办法。（3）计划外任务多，不仅各部门临时下达任务，有时开一个会就下达任务，都要求地方执行，破坏国家计划的统一性。
会议讨论和拟定了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由国家计委印发。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3730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增长8.7％，其中农业增长4％，工业增长10.1％。主要产品产量：粮食5100亿斤，比上年预计数增长172亿斤；棉花4800万担至5000万担，增长405万担至605万担；钢2300万吨，增长200万吨；原煤3.86亿吨，增长2200万吨；原油4500万吨，增长600万吨；发电量1500亿度，增长140亿度；棉纱1000万件，保持上年水平；铁路货运量7.65亿吨，增长3000万吨。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安排265亿元，加上自筹资金基本建设总规模为285亿元左右。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215个。全民所有制单位年末职工总数5272万人，当年新增加职工100万人，另安置到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30万人。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各920亿元。1972年计划确定的生产指标，基本上是可靠的，但基本建设规模安排大了，致使主要原材料的平衡上，留下不小的缺口。
这次会议根据周恩来1971年12月5日提出的"现在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的精神，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纪要》的主要内容有：1971年国民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职工增加过多；许多企业管理混乱。1972年要抓好10项工作，主要内容是：（1）要安排好农轻重的关系。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但必须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要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国防工业建设，使国防工业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3）加强统一计划和计划的严肃性。下决心控制基建规模和职工人数。（4）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凡是质量低于历史最好水平的要限期改进。（5）确定了若干整顿企业的措施，要求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度、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和利润7项指标，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6）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落实党对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7）反对无政府主义。
接着，国家计委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拿到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进行讨论。这个文件草稿，从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规定了10条不得违反的纪律，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原则，提出要实行计时工资和奖励的办法，允许少数重体力劳动搞计件工资。由于张春桥从中作梗，《纪要》和《规定》两个稿子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它对实际工作却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1月6日，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帅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当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陈毅在北京日坛医院逝世。逝世前，陈毅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陈毅从青年时代起，即投身中国革命事业。1923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建国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此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55年，陈毅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陈毅逝世后，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军委出面组织陈毅的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格按军队的元老一级，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参加追悼会人数仅为500人。
几天来，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及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的许多民主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何尝不想满足这种真挚情感的最后寄托呢？可是，政治局定下的规格，他无权改动。
10日，有关部门按文件规定的规格布置了追悼会会场，追悼会将于当日下午3时举行。
10日下午，当时曾身患重病，经抢救虽已脱离了危险，但身体一直没有复原的毛泽东吃完午饭后照例要午休。突然他缓缓地坐起身，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便向门口走去。工作人员赶紧抱起大衣，扶着身穿睡衣的毛泽东上了汽车，同时拨通了西花厅周恩来的电话。
周恩来接到电话后，立即指示中央办公厅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追悼会。并指示通知宋庆龄副主席，通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防委员会等单位，凡提出要求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都可以参加。同时通知了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请他参加陈毅追悼会。周恩来驱车先于毛泽东赶到八宝山追悼会场，告知陈毅夫人张茜毛泽东要来参加追悼会。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意外。因为建国后毛泽东亲自参加某人的追悼会的事是比较罕见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像陈毅这样受过多次批判的老同志的追悼会。
毛泽东来到后，在休息室紧握住张茜的手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是立了大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嘛。他跟项英不同。新四军9000人在皖南搞垮了。当然嘛，后来又发展到9万人。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
毛泽东对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是反对我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陈毅是支持我的。""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张茜请毛泽东坐一会儿就回去，毛泽东坚持要参加追悼会。
追悼会开始后，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充分肯定了陈毅一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陈毅恢复了名誉。他读得缓慢、沉重，500多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他几乎读不下去。这样的感情失控，出现在素有超人毅力和克制力的周恩来身上，实属罕见，陡然增添了会场里的悲痛气氛。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静静地听着。最后，毛泽东向鲜红的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再次形成高潮，是为陈毅，也是为"文化大革命"以来蒙受屈辱的一切同志。
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还对张茜说起邓小平同志问题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当时，邓小平正在江西"流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他机智地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宣传出去，以制造舆论。
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的出席，规格比原计划提高了许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叶剑英致悼词改为由周恩来致悼词；二是大大增加了花圈数目，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康生、何香凝以及西哈努克等的花圈都是原计划中没有的；三是实际参加追悼会的人数增加到1500人，原计划追悼会"不通知外宾"，后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都参加了。
陈毅追悼会是毛泽东参加的最后一个追悼会。他的这一举动，不仅仅表示对井冈山老战友的深切怀念，也表示他对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经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震动了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拉开了解放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序幕，对周恩来纠"左"、邓小平复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于9月18日首先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0月开始逐级传达。12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一，开始在全国进行批林整风运动。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发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7月2日，下发材料之三。一场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为了总结交流半年来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312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5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介绍会议文件，叙述了与林彪集团斗争的经过。经毛泽东、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文件有：《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共12件）、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中央的有关文件（共两本）、《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历史罪证、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会议的参阅文件有：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材料、朱德等9位老同志的书面揭发材料、李力群对林彪罪行的揭发、林彪《论短促突击》、关于中苏关系11个问题等。
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这封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两三人知晓。在信中，毛泽东表示了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安和不满。"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在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江青在参加华东组、中南组讨论时，俨然以最权威的身份解释、宣讲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林彪从当抗大校长至当国防部长，就一直搞山头、结死党、搞阴谋诡计，而毛泽东则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同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除证明林彪远非一贯正确外，更重要的，似乎在于说明他对林彪等人早有觉察。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它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6月10日、11日、12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党内6次路线斗争的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6月23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中共中央又发了文件加以说明，并附若干原始材料，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毛泽东当时说过，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件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
批林整风汇报会比较系统地批判了林彪一伙，使人们认清了林彪一伙的面目。会议结束后，7月上旬至8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了各自的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学习文件，联系各自的实际，清理思想，总结经验，解剖自己。按照中央要求，这些会议研究、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把批林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重点要搞好批林，在此基础上搞好整风，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总之，这次会议一方面系统地批判了林彪集团，一方面又把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文革"的胜利。因此，批林整风运动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全国人民通过林彪事件巨大震撼之后产生的种种对"文革"的疑问，仍然得不到解释。
解放和使用一批老干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勾结在一起，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周恩来等同志为保护老干部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在当时的险恶形势下，收效不大。老干部们被打倒后，处境非常悲惨。他们的家属亲友也受到牵连。由于他们这些工作骨干被打倒，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工作几乎陷于停顿。
9月13日，林彪叛逃出国，机毁人亡后，事情有了转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虽然难以认识和承认这一点，但通过林彪这个反面教员，他毕竟对老干部的看法有了改变。1971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这就为所谓"二月逆流"的错案平反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为"二月逆流"平反的决定，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被迫害而不准参加九大的谭震林，也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回到北京并恢复了工作。
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在同陈毅的夫人张茜谈话时，高度评价了陈毅的历史功绩。并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讲了邓小平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表明他改变了对一些老干部的看法。这些话传出去后，对解放和使用老干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周恩来抓住这一时机，做了大量的解放老干部的工作。
同年4月，曾在国务院担任部长的陈正人、曾山、李德全等相继病逝。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要对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政协机关也应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掌握情况。根据他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为近500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检查了身体，许多在外地被审查的老干部逐渐回到北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亲自阅改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引述毛泽东的话："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好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犯了错误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该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篇社论在当时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的工作，使大批被诬陷被打倒的老干部、老专家、教授等，从关押、审查、批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许多老同志还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
1日，国防部为庆祝建军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在会上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到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老干部出席并见报最多的一次建军节招待会。
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胜利》社论。文章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八大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周恩来"解放"老干部工作是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下开展的。自从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之后，许多老干部及其家属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申诉自己受迫害的情况。他们有的要求解除监禁，出狱治病；有的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更多的则是要求弄清问题，作出结论。对于这些来信，毛泽东大多及时作出了批示。据粗略统计，仅1972年一年间，他批阅的这类来信就不下30件。对一般高级干部的情况，他明确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处理，而对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他则直接批交周恩来亲自处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上。突出的如1972年底，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刘建章一案的批示精神，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对北京监狱的情况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泽东所说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都需列举出来，宣布废除，如有再犯者，当依法惩治。此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仅中央交办、北京市负责审查的100多人中，就有一半以上获得"解放"。
毛泽东这一时期"解放"老干部的批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批语。陈云在"文革"中被解除了中央委员以外的一切领导职务。1972年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参加老同志学习班，并在春秋季节到外地作些调研工作。毛泽东次日阅信后即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请中央商定"。
3日，邓小平也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同时提出愿意做一点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中央各同志，并写了一个较长的批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1）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2）他没有历史问题；（3）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并强调指出："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12月，毛泽东又3次同中央政治局等方面的同志谈到邓小平复出的问题。至12月22日，中央下发了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决定的通知，使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邓小平的复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整个干部队伍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也表明要结束长期以来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还必须依靠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抱病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他的督促下，中组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讨论通过，为一大批被打倒和排斥的领导干部重新安排了工作。
干部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处于突出地位的重大问题。全国从上到下有这样多的老干部被打倒和"靠边站"，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指导下"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实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落实干部政策的各种努力，实际上是着手具体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存在的那些极端做法，是对群众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种否定。虽然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错误的干部政策，但对当时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确实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并且为日后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干部条件。
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
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由国务院科教组主持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语学院等15所院校以及北京、上海、辽宁等教育部门的代表。
会议提出要从教育革命的实际出发，分析林彪一伙是怎样从极左和右的两个方面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抓落实干部政策，对原有干部要安排适当工作。要全面落实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挥教师的业务专长，合理安排他们的工作，鼓励教师为革命刻苦钻研科学技术，教学中对学员严格要求。会议还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教学。理科的基础课一般宜单独设课，系统学习，基础知识面要适当宽一些，保证必要的教学时问。外语院校也要加强基本功训练。要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努力开展科学研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理科要加强理论研究，抓紧实验室、研究室的改造和建设。会议并对综合大学文、理科两科的培养目标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次会议是在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召开的，会议上针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严重问题所提出的意见，体现了周恩来等要求改变"文化大革命"后教育界遭受严重破坏的状况的强烈愿望。到1972年底，教育界在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在加强基础理论教学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起色。
周恩来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一直对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重视不够。为此，毛泽东、周恩来曾于1956年、1959年、1964年多次指示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文革"开始后，由于"左"的思想和政策的干扰，一切科研工作都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顿状态。"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垮台，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力图在尽可能的条件和范围内纠正"左"的错误。他把握历史契机，做了大量工作，努力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在着重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灾"里，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想，落实党的政策的卓越斗争，使得这些领域里一度出现了盎然生机。周恩来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即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7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时，认真听取了杨振宁对我国科学教育界的看法。周恩来说，你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你的意见，或者听了当耳边风就更危险。7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时又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同时，周恩来又对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汇报了他在北大传达总理讲话后，广大师生心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的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搞基础理论研究"；造成"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这封信真实地反映出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广大知识分子欲罢不忍，欲教不成的痛苦心情。这正是周恩来指出的"障碍"所在。周培源在信中还指出："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并提出了"是否可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建议。
23日，周恩来针对该信的内容作了重要批示。指示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郭沫若、刘西尧、丁国钰、秦力生、迟群、谢静宜等人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在此之后，周恩来又多次指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说"这事不能再拖延了"。
初，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说："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9月11日，周恩来在给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指出，"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项目之一。"随后，周恩来即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进行批示，要求将此《意见》修改、讨论、上报，并尽快加以落实。
周恩来在同年10月14日曾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人一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对培养国家建设所必需的人才有着重要意义。李政道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长谈。看得出，周恩来当时对基础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基础实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动态和进展，对我所提的有关建议也很关心。
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在学校中，基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周培源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但此会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并声言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本来周培源的文章就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发表的，文章一见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指使人调查文章的"出笼背景"，组织批判，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张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周恩来。张春桥向《文汇报》下达指示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于是，《文汇报》接二连三刊出《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剿。"四人帮"在其控制的北大、清华两校中更是毫无忌讳地攻击周恩来。在北大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人发言说："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指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话），有人就大作文章，翘尾巴了，我们批了他……""四人帮"在北大的亲信还策划把周培源的文章打成"向工人阶级夺权，复辟旧理科"的黑纲领。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四人帮"的大批判阴谋没有得逞。但"四人帮"把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称之为"复旧"、"右的东西抬头"，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科技与教育界的科研工作走上正轨，使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努力付之东流。
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及其中断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岁月里，负责领导政府工作的周恩来，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处境下，以惊人的毅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尽可能地减少这场动乱造成的损失，保证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生活。这时他又临危受命，特别是1972年5月查体时发现身患癌症，他仍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尽力消除极左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集中主要精力整顿经济秩序。1971年1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首先提出了整顿的主张。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和各地实际情况，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提出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7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7项指标。这些规定，反对了当时严重存在的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潮。经过整顿，企业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改进。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还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强调了生产建设中应当遵守的纪律。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原则。
在农村工作方面，也着手纠正一些"左"的弊端。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多劳不能多得；经营单一落后，很少现金收入；分配不能兑现，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等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提出解决措施。文件重申："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认真落实党的有关政策，搞好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要求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此期间，周恩来等还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的思想的干扰，为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72年、1973年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如一米七轧机、13套大型化肥成套装置和43套综合采煤机组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周恩来还不畏险阻，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灾区"里，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斗争，使得这些领域一度出现了盎然的生机。
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肃清极左思潮的斗争。他反复强调，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人人噤若寒蝉、个个谨小慎微的压抑局面，他尖锐地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
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发表长篇讲话，讲话通篇贯穿"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周恩来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极左思潮的表现、实质和危害，反复强调了它仍然是当前破坏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继续深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14日，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和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这些文章虽然难免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却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尖锐辛辣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是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的"重新表现"，实际上已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江青集团。这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革"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正因为如此，三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引起了煽动极左思潮的江青一伙的仇视。自从1972年8月周恩来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以来，江青集团已多次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发难。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其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10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又引起江青一伙的不满，布置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这样，在批判极左问题上，周恩来同江青一伙的对立和斗争实际上已经明朗化。
周培源的文章先是被《人民日报》拒绝登载，《光明日报》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又指使上海《文汇报》攻击周培源的文章，并扬言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更是戳到了江青等人的痛处，张春桥、姚文元攻击这三篇文章是"毒草"，责令在人民日报社内开展批判"右倾回潮"的活动，并指使上海方面炮制所谓工人反对批判极左思潮的材料，实际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会议的任务是彻底批判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个报告周恩来批示同意，而张春桥却居心叵测地在批语中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则写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
在周恩来同江青集团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深恐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会导致否定"文革"，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指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从此扭转了批林的正确方向，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江青一伙则乘机大反所谓"右倾回潮"，使周恩来纠正极左错误的努力被打断，全国形势再度恶化起来。
马王堆出土西汉早期墓葬
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东郊的马王堆，发掘出土了一座2100多年前的西汉早期墓葬。1973年冬至1974年初，又对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这两次发掘，均获得极为罕见的重要发现。
出土的一号汉墓，埋葬一具女尸，尸体身裹丝麻衣衾22层，保存完好，半身浸泡在略呈红色的液体里。尸体的皮下松结缔组织有弹性，纤维清楚。尽管在地下埋葬了2100多年，但其股动脉颜色与新鲜尸体的动脉相似，出土后注射防腐剂时，尸体的软组织随时鼓起，后逐渐扩散。死者年龄约50岁左右，身长154厘米，体重34.3公斤。墓中私印证明，她叫辛追，是西汉长沙诸侯国丞相、第一代软侯利苍的夫人。
后来，中国科学研究人员对女尸进行了解剖和初步研究，发现死者内脏器官完整，尚可判断出各脏器病变。研究人员在死者食道、胃及大小肠内发现了138粒半甜瓜子，这说明死者在死前不久吃过甜瓜，死亡时间应当是瓜熟季节。在死者的直肠和肝脏内，还发现了鞭虫、蛲虫及血吸虫卵。死者全身多处动脉粥样硬化，左冠状动脉一部分管腔几乎完全阻塞。总胆管内有一块蚕豆大的胆结石，肝管内也有一块黄豆大的胆结石。经X射线检查，看出死者第四腰椎间隙变窄，左上肺有结核钙化病灶，右前臂骨折畸形愈合。多方检查证实，死者生前曾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患有严重的冠心病。死者脂肪丰满，皮肤无褥疮，显系因急病而死。研究人员根据死者生前病症推断，认为由胆绞痛引起冠心病发作而死的可能性最大。研究人员还用科学方法测定死者血型为A型，尸体某些组织微细结构保存完好。妇科检查还发现，死者生前曾有生育。
在这座古墓内，还发现了为数千件的随葬器物，其中有丝织品、漆器、竹木器、陶器以及粮食、食品等。一号墓主辛追作为典型的古代贵夫人，她拥有的随葬品中共有丝织品150余件，品种有绢、罗、纱、锦、绣、绮等，花纹鲜艳，制作精巧。其中有素纱禅衣2件，薄如蝉翼，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却每件重量不足50克，若除去袖口和领口的锦边，大约只有半两重，其轻薄程度可以和现代生产的高级尼龙纱相媲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过去，有人认为我国湘绣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从古墓出土的刺绣品可看到湘绣历史源远流长。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尤为珍贵，这幅帛画呈"T"字型，长2.05米，上宽92厘米，下宽47厘米，角上缀有飘带。上面绘有"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等神话景物，内容丰富，描绘精细，是中国古代帛画中前所未见的杰作。这幅帛画叫廒旌，是引导殉葬的明器、跟随亡魂而去的旗帜。
竹木器中，有木桶、竹简和竹笥（竹制的箱子等）。其中有120多个身穿彩衣或彩绘的木俑。有23个木俑组成了一个奏乐歌舞班子，其对面有漆几、屏风、手杖、香囊、奁盒和满盛食物的漆案。此外发现有3件保存十分完好的管弦乐器：一个25根丝弦的木瑟，一个前后两排共22管的竽和一套12支竹管制成的音律管。这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增添了实物资料。
随葬品中还有180多件木胎漆器，色泽光亮，有如新品。此外，尚有陶鼎、陶盒、陶壶、陶钫等种类很多的陶器。不少漆器、陶器和竹笥中，盛有糍粑、酱菜、鸡蛋、稻谷和桃、梨、杨梅、瓜等，出土时均能清楚地辨认出来。
冬至1974年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又继续发掘了马王堆二号墓和三号墓。从墓中出土的文物证实，二号墓埋葬的是当时长沙诸侯国第一代软侯利苍（《汉书》记载其又名黎朱苍，始封于汉惠帝2年，即公元前193年，死于高后8年，即公元前186年）；三号墓则是利苍的儿子，约30多岁，葬于公元前168年。由于二号墓和三号墓密封不严；防腐程度比较差，两具男厂均已腐烂，仅存残骨。二号墓因多次被盗，所剩器物不多，约200余件，主要是漆器，但出土了墓主人的私印和官印，对判断死者的身份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是十分难得的历史见证。此外，还出土了鼎、盒、钫、匕、勺、熏炉等陶器，及小铜鼎、鎏金嵌玉铜卮、错金铜弩机、铜剑首、玉璧等。
三号墓出土的文物有1000多件，学术价值最大。这里不仅出土了戈、矛、弩、箭等兵器和瑟、竽、笛、琴等乐器，许多精致的漆器工艺品，更重要的是出土了一些久已失传的古代科技文图。其中仅帛书就有二三十种共12万多字。其中有《老子》写本两种，上下篇的次序与流传下来的本子相反，文字也有出入。甲卷本后有三篇没有篇名的古佚书；乙卷本前有四篇古佚书，即《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共11000余字。此外，尚有《战国纵横家书》、《周易》、《五星占》、《彗星图》、《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地形图》、《驻军图》等秦汉以前的古书。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医学、天文、地理等方面，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号墓出土了一顶乌纱帽，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顶乌纱帽。据墓中遗策记载，它的原名叫漆缅纱帽，制作精细，属稀世珍品，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由于至今找不到相仿的丝织品而无法复制。另外，在三号墓内，还发现了四幅彩绘帛画。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内容与一号墓大体相同。挂在棺室西壁的一幅画的是仪仗图，呈长方形，长212厘米，宽94厘米，描绘的是墓主人头戴刘氏冠，身穿长袍，腰挂宝剑检阅部队或率部队出征的车马，仪仗的壮观场面。另两幅已严重破损，但仍可辨出一些画面图案。这些画绘制精巧，内容丰富，说明西汉早期的画师们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修养和造诣。
三个汉墓的排列形式为：一号墓与二号墓东西并列，封土相当，明显是两座不同穴的夫妻合葬墓；三号墓在一号墓南边，两墓口相距4.3米，从年龄上看为母子关系。一号墓成墓较晚，约在公元168年以后数年间。说明墓主辛追作为利苍的夫人，曾于丈夫死后守寡20余年。
汉墓的工程浩大，约计耗费人工10万个以上。棺椁巨大而完整，结构很复杂，大致有枕木、椁室、棺几部分组成。以一号墓为例，在墓底横放着3根方形大枕木，枕木上面放置椁室，椁室内由内外壁构成4个边当中1个大椁室。边箱是用以放置随葬品的，中间的椁室则放置棺材。椁室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边箱和椁室都盖有薄隔板，上面又加上了两层厚盖板。三椁、四棺层层套合，上上下下，严密平整。木椁四周及上部填充着防潮木炭，约5000公斤之多。在木炭层以外，又以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达0.6米至1.3米。一号汉墓中的女尸和大量的随葬品之所以保存得这样完好，据科学家分析，其基本的原因是密封深埋，造成了一个长期缺氧的环境。由木炭和白膏泥形成的密封层，具有防潮防腐作用，加之棺内放有抑菌作用的含汞化物液体，这样就使尸体、葬具和随葬器物在经历了2100多年后，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一号汉墓木炭用料除外，墓内木材约52立方米，估计耗费原木200立方米以上。棺椁全部用扣接、套榫和拴钉结合，没有一枚金属钉子。所有木椁全用整块大木料，最大的一块侧板，长4.88米，宽1.52米，厚0.26米，估计原木直径至少2米以上。木料的年轮清晰，从年轮的宽窄程度可推测2000年前湘中地区的微气候，因而引起国家气象局的注意，两次派专家前来研究墓中出土的古老木头。
总之，长沙马王堆三座西汉早期汉墓的发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它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多年来已获得众多研究成果，为世界所瞩目。
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自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同我国商定的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中美双方对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访问都作了充分准备。尼克松为确保访问成功，1971年10月，又派基辛格公开来华，商谈他访华的具体日期和公报草案。翌年1月，又派黑格率先遣组来华，商谈他的活动安排和电视转播等事务。尼克松本人也作了充分准备，甚至学会了使用中国的筷子进餐。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于2月17日乘"76年精神号"专机来华。
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我方也作了细致周到的准备。当时两国因敌对多年，尚无外交关系，而尼克松又以国家元首身份来访，考虑这种实情，我国在礼遇上选择了"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的方针。在会谈方面也确立了一系列原则、方针。周恩来还把会谈分成四个层次：一是毛泽东同尼克松会见；二是周恩来同尼克松会谈；三是姬鹏飞同罗杰斯会谈；四是全体会议。在其他活动安排上则根据客人的不同情况做了多套准备，供他们选择。
2月21日上午9时，尼克松总统的专机飞抵上海，稍事休息用餐后，即由专程前往迎接的乔冠华、章文晋、王海容等陪同，于上午11时30分到达北京。周恩来、郭沫若、李先念、叶剑英、吴德、姬鹏飞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约百人前往欢迎。抵达北京机场时，尼克松为纠正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下令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傲慢失礼行为，刻意安排在他同周恩来握手前，随行人员暂缓下机。当他和夫人快步走到舷梯尽头时，就在掌声巾他急忙伸手向周恩来走去，主动同周恩来热情握手。这一历史性场面被摄影师一一摄入镜头。尼克松事后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当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晚上，周恩来举行了欢迎宴会。他在祝酒辞中说："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中美两国尽管社会制度根本不同，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导致战争。他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中美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尼克松在祝酒辞中说："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的时候，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随后，周恩来和尼克松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姬鹏飞外长和罗杰斯国务卿也进行了会谈。其间，尼克松一行访问了北京、杭州和上海，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作为这次历史性会晤的主要成果，中美双方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是中美双方经过几个月的反复磋商，又在这一次高级会晤中一再讨论后达成的。它真实地表述了当时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和中美两国的立场，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上海公报》是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晶。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的公报，以显示其中国之行的成果。中国不同意这样做，并提出了一个建议草案，既列出了双方的共同点，也摆明了双方的分歧所在。这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大为吃惊。对此，周恩来作了大量耐心的说服工作。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此时双方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文件，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那样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中国方面建议，公报允许双方阐明各自的原则立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使美方难以拒绝。
《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关于中美双边关系。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中方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还确认要将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全部撤出台湾。
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也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基础，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中美双方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并通过各种渠道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双方表示要发展两国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体育、新闻的联系和交流及贸易往来。
在《上海公报》中，双方明确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把反霸原则载人国际性文件，这是第一次，这对中美双方是一个约束，对各国人民是一个保证，对霸权主义是一个制衡。
关于国际形势。双方明确宣布："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危险"、"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那就是违背各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在《公报》中重申了以下看法和一贯的立场：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一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再次明确表示支持印度支那、朝鲜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美国方面声明：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争取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改善与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还对印度、朝鲜、日本和印巴冲突等问题阐述了美国的立场。
熟悉中美关系发展史的人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在过去长达17年的大使级谈判中所坚持的两条原则，即：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定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在《上海公报》中都得到了反映。这是中美会谈取得实质性突破的表现。因此，它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巨大胜利，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意义远远超出了中美双边的范围，对整个国际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28日，尼克松一行结束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周恩来等到机场送行。尼克松对周恩来说："这确实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访问，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来上海。"当晚尼克松一行返抵华盛顿。他在机场发表讲话称"这是一次谋求和平的旅行"。"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经过一代的敌对以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建立联系。我们实现了这个目的。"
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它是两国领导人在国际形势面临转折的重要时刻所作出的重大的战略决策。它不仅为亚洲与世界和平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国际政治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中苏三国三角外交的态势从此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决定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中和解加强了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并使苏联不得不加紧同美国和西欧实行缓和。这种和解还迫使日本急切地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终于推动了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田中角荣访华与中日建交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屡次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富于远见地主张，要把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严格区分开来。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国人民之问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并未中断，而且有所发展，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这就为两国关系在70年代取得突破打下重要基础。
代初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高峰期，1971年围绕中国外交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构成了推动中日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强大政治冲击波。这些事件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第26届联大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以及大批国家争先恐后与中国建交。使日本受到更强烈刺激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初对中国的访问。这一访问标志着美国长期奉行的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宣告了美国尼克松政府跨出了改善美中关系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自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日本政府总体上推行的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而当美国抛开日本直接同中国发展关系、在改善同中国关系方面先于日本时，日本深感难堪。日本惊呼为"越顶外交"。当时，日本各界人士恢复日中邦交和发展日中两国关系的要求具有很大的声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追随美国反华政策的日本佐藤内阁被迫宣布辞职。1972年7月，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当选后迅即表示："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尽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要把实现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任务，并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这三项原则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对田中内阁的这种积极态度，周恩来很快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田中角荣为谋求解决两国关系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7月中旬，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来北京会见周恩来，通报田中决心建交的打算。周恩来表示"欢迎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建交"。7月底，田中首相又请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进一步转达了田中和外相大平正芳同中国建交的设想。周恩来三次会见竹入义胜，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8月11日，外相大平正芳向正在访目的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转达了田中首相要为谈判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访华的决定。8月12日，中国外长姬鹏飞授权宣布：中国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9月14日，小坂善太郎率领日本自民党访华团来京，同周恩来总理、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等举行了会谈。在邦交正常化各种条件准备妥当的基础上，中日两国政府于9月21日同时发表了关于田中访华的公告。
25日，田中首相率领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访问期间，毛泽东会见了田中首相；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在友好的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为中心，就两国问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认真和坦率的会谈，本着互相谅解和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中日双方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达成协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9月29日，中日双方终于签署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宣布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声明》郑重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这里考虑到日方的要求，在措词上没有直接使用"结束战争状态"一词，而是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在措词上做了微小的调整，改成"结束不正常状态"，但实际上的含义并未改变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外交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声明的第五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经遭受巨大的损失。历数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种种暴行，每一个中国人都没齿不忘。中国人民有权利要求赔偿。但是，考虑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很大祸害。中国政府历来把日本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分开来，战争赔偿最终是要由日本人民负担的。为了不使日本人民由于实现中日睦邻友好关系而增加经济负担，中国政府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在其他重大问题解决后，主动提出放弃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其意义是深远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此问题时说："如果想到过去日中之间不幸的战争的结果，中国人民所受损害之巨大，我认为对此应予坦率而正当的评价。"
《联合声明》载明：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在上述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双方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问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约为目的的谈判。
为了使今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联合声明》规定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决定"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日本方面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进了著名的反霸条款，即"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实际表明，双方要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相互支持。
关于"日台条约"的处理，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大平外相还指出，日中建交后，日台的"外交关系"也不能维持，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不正常的状态，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这对于反对霸权主义、缓和亚洲紧张局势，维护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对外关系的新进展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外事工作一度陷入混乱的困境。林彪、江青一伙竭力插手外事部门，肆意抹煞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大成就，煽动红卫兵制造了一系列的涉外事件，招致了不少外交纠纷，使外交工作陷人被动境地。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十分重视，在他们的亲自领导下，经过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林彪、江青一伙夺取中央外交大权的图谋无法得逞，逐步克服了外事工作一度出现的混乱状态。1969年以后，我国对外关系重新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力排干扰，调整战略，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掀起了第三次建交高潮，使我国外交进入了大踏步前进的新时期。我国以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开创了立足第三世界，联合西欧、日本，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我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新格局。
这一时期我国外交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及中日建交外，还突出地表现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建交热潮的掀起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关系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一贯重视处于美苏之间的西方各工业发达国家，曾经把它们概括为第二中间地带来加以争取和利用。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这些国家作为美国的盟国，或多或少地看美国眼色行事。因此，直到1969年之前，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只有瑞士、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及法国等6国先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和荷兰虽然较早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因为其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暖昧，因而只同中国建立了半建交性质的代办级关系。
进入70年代，由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了解冻的迹象，使一些国家减少了顾忌，加上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进行了重大调整，进一步向西方各发达国家敞开了大门，由此形成了西方国家争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热潮。
10月，中国和加拿大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在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样中加两国在平等互利五项原则基础上决定从1970年10月13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加拿大从而成为在70年代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重要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一举动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紧接着意大利政府于1970年11月同中国就两国建交问题达成了协议。1971年1月中国同马耳他建交。奥地利政府也于1971年5月同中国建交。1971年10月，中国政府又和比利时政府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尼克松访华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同中国建交的势头更加迅猛。1972年3月13日，英国政府终于放弃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暖昧态度，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且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同时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机构。中英两国政府由此达成了正式建交的协议，两国关系由半建交性质的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一同年5月18日，荷兰政府也作出了同样的抉择，表示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中荷两国共同签署了建交公报，将两国关系由代办级正式提高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同年6月5日，希腊也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各界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也随之高涨。1972年5月，联邦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通过中国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要求访华，很快获得中国方面的邀请。由于施罗德在国内外均有较高声望，他于1972年7月对北京的访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且促使联邦德国政府下决心尽早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在施罗德访华期间立即召回新华社驻波恩记者王殊，进一步了解联邦德国政府的动态。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施罗德。随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中国同联邦德国政府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
几天以后，中国外交部委派王殊为中方谈判代表，联邦德国外交部委派其政治司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在波恩举行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谈判。从1972年8月19日开始，中国和联邦德国代表，经过40天的谈判，终于在9月29日达成协议，并草签了建交公报。
10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来到北京，双方于10月11日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在此之后，欧共体成员国卢森堡也于1972年11月16日，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大洋洲，一贯主张承认中国的澳大利亚工党于1972年在大选中获胜，惠特拉姆出任新总理。中澳两国经过友好谈判，于同年12月21日发表联合公报，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同一天，中国还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从1972年12月2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3月，中国同西欧重要国家西班牙也发表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至此，中国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的绝大部分都已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随着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官方来往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从1972年至1975年，先后来华访问的西方国家重要领导人有：法国外长舒曼、加拿大外长夏普、联邦德国外长谢尔、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意大利外长梅迪奇、比利时外贸国务秘书康皮奈尔、卢森堡外交大臣托恩、挪威外交大臣霍尔维克、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瑞典外交大臣威尔曼、法国总统蓬皮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奥地利外长基希施莱格、瑞士政治部长格拉贝尔、澳大利亚副总理凯恩斯、丹麦首相哈特林、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比利时首相迁德曼斯、澳大利亚外长威尔西、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等。
其中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年的北京之行，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纷纷访华的同时，中国也开始有计划地出访西方发达国家。1972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访问了英国和法国；1973年6月，中国外长姬鹏飞也访问了英国和法国；1975年5月，中国国务院主持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访问了法国，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出访外国级别最高的国家领导人，引起各方的关注。
"文革"初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产生了一些波折。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中国方面很快调整了政策。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各国驻华使节时，曾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员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他们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在这之后，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大大增加。从1970年至1976年，先后同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有40多个，它们是赤道几内亚（1970年10月）、埃塞俄比亚（1970年11月）、智利（1970年12月）、尼日利亚（1971年2月）、科威特（1971年3月）、喀麦隆（1971年3月）、塞拉利昂（1971年7月）、伊朗（1971年8月）、黎巴嫩（1971年11月）、秘鲁（1971年11月）、卢旺达（1971年11月）、塞浦路斯（1971年12月）、墨西哥（1971年2月）、阿根廷（1972年2月）、毛里求斯（1972年4月）、圭亚那（1972年6月）、多哥（1972年9月）、马尔代夫（1972年10月）、马达加斯加（1972年11月）、牙买加（1972年11月）、乍得（1972年11月）、布基纳法索（1973年9月）、几内亚比绍（1974年3月）、加蓬（1974年4月）、马来西亚（1974年5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4年6月）、委内瑞拉（1974年6月）、尼日尔（1974年7月）、巴西（1974年8月）、冈比亚（1974年12月）、博茨瓦纳（1975年1月）、菲律宾（1975年6月）、莫桑比克（1975年6月）、泰国（1975年7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75年7月）、孟加拉（1975年10月）、斐济（1975年11月）、西萨摩亚（1975年11月）、科摩罗（1975年11月）、佛得角（1976年4月）、塞舌尔（1976年6月）、巴布亚新几内亚（1976年10月）等。
此外，在70年代，中国还同扎伊尔、布隆迪、中非共和国、贝宁、加纳、肯尼亚、突尼斯等7个非洲国家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国曾在60年代同扎伊尔、布隆迪、中非共和国、贝宁、加纳中断了外交关系，并把同肯尼亚的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至代办级，还一度关闭了驻突尼斯大使馆。
随着中国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友好关系，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也逐渐增多。毛泽东在70年代多次会见来华访问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阐明了中国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政策，并且指出过去的一些极左做法并不代表中国的外交政策。
5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时，针对东盟国家对中国还存在的某些疑虑，阐明了中国虽然在道义上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绝不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原则。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与合作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且力所能及地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各国为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干涉与侵略所进行的不懈斗争。中国还注意维护和促进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团结、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为打破多年以来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民族经济，建立以平等互利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努力。
湘黔铁路建成通车
10月13日湘黔铁路建成通车。湘黔铁路东起京广铁路的湖南省株洲田心，西跨湘江、经湘潭、娄底、新化、怀化、贵州省玉屏、镇远、凯里而到达黔桂铁路的贵定，全长820公里。贵定以西与黔桂铁路并行55公里至大土，大土以西则经过贵阳与贵昆铁路接轨。这条铁路东端连接京广、浙赣铁路，西端接黔桂铁路延伸到贵阳、又与川黔、贵昆铁路相接，并在怀化和枝柳铁路十字交叉，是联系西南、中南与华东的重要通道。它和浙赣铁路一起组成了长江以南横贯中国东西的交通运输动脉。这样，在南方构成了和陇海铁路平行，横贯中国东西的第二条大干线。
湘黔铁路由湘江平原的边缘进入云贵高原的东部，其间横穿雪峰山脉，渡过湘江、涟水、资水、沅水、澧水、清水江，又通过贵州东部云雾山脉，地势起伏很大，地质情况也很复杂，不少地段通过断层、溶洞、暗河、流沙和软土层、工程艰巨。湘黔铁路设计为1级铁路标准。全线共完成主要工程量有：土石方10122万立方米；隧道297座，总延长约112.6公里；桥梁309座，总延长44公里；桥隧延长约占线路长度的19％；正线辅轨870公里。
湘西、黔东地区多崇山峻岭，交通闭塞，人民殷切盼望有一条铁路同外界连通。1937年，国民党政府动工修建湘潭至新化长约220公里的一段，到1939年辅轨到蓝田，计170公里，因湘江大桥未能建成而没有贯通。同年，日本侵略军西侵，这段铁路被拆除。抗日战争胜利后，仅株洲至板塘铺约10公里铁路恢复通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3年起，全线分段陆续开工。1953年6月至1954年1月，由铁道部大桥事务所设计，大桥局施工，建成全长843.95米的湘潭湘江大桥，尔后，株洲至湘潭间正式通车。湘潭至新化段为旧线恢复，1958年8月由铁道兵第二师施工，1962年通车。新化至贵定段于1959年开工，中途曾一度停建，1970年9月分东、西两段先后复工，一由铁道部第二、四设计院设计，铁道部第工程局和贵阳、广州铁路局以及湖南省陆运公司工程队担负施工，并有湖南、贵州各民族民工约80万人参加建设。全线于1972年接轨通车，1975年1月交付运营。至此，湘黔铁路从1939年起经历了36年终告建成。
湘黔铁路沿线资源丰富，矿产有汞、锑、锌、铝、铅等有色金属，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亦较丰富。湖南是中国主要粮仓之一；湘潭是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主要有钢铁、采矿和电机制造等行业，尤以产锰著称；新化是国家铅锌的主要产区；怀化是湘西桐油、纸张、皮革的主要输出口；黔东铜仁等地出产水银、油茶籽等，为油茶之乡。湘黔铁路建成后，使浙江、江西、湖南等省至贵州、云南的运距缩短了377公里，成为华东‘、中南通往西南的捷径，对开发沿线物产资源，繁荣经济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西南出产的木材、开采的煤炭及磷矿石，大部分经由湘黔铁路运到湖南、浙江和广西等地。全线运量增长很快，1986年货流密度已达1364万吨公里/公里。
李庆霖事件
李庆霖事件指1972年12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反映自己下乡子女生活困难，毛泽东亲自复信一事。
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这一号召，满怀热情地投身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到1973年上半年，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达到800万，他们中绝大部分被分配到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十分艰苦的贫困山区和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一段时间，知识青年的口粮由国家供应，并有少许生活补贴费用。后来，知青就与当地农民一样自食其力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农业生产水平极低，许多地方都是终年辛勤劳动，而所得甚少，相当多的知青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却得不到足够的口粮，劳动一年倒贴10元、百元的事情也不在少数。严酷的现实给知识青年以沉重的打击。虽然绝大多数青年曾满怀热情奋斗过，希望靠自己的双手和贫下中农一起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但在当时极左路线指导下，政治运动不断，形式主义盛行，动辄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长期得不到发展。农村愚昧、落后现象触目惊心，一些品质恶劣的干部迫害知青现象屡见不鲜，加之多年的"阶级斗争为纲"，执行"宁左勿右"的政策，凡出身不好或家庭有问题的知识青年更承受着非同一般的精神压力。这一切给知识青年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1969年以后，一些有门路、有靠山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离开农村参加或调进城镇工作。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后，又有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上大学，但这样的知青毕竟是极少数。普通家庭子女除个别有幸上大学或进城工作外，只能继续"扎根农村干革命"，衣食住行靠父母接济，而他们的父母又属于收入低微的阶层，再加上这一层负担，生活日渐拮据。
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台的。李庆霖原为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降职降薪到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其长子李良模是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本县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那里是山区，自然条件差，粮食产量低，在最好的年景里只能分得100多斤粮食，终年参加劳动而没有一分钱收入。插队多年还借助在农民家中，生活一切开支，如看病、理发、添置衣物全靠家里支持。1973年，李庆霖又一个孩子将初中毕业，是否让他再去上山下乡，前车可鉴，李庆霖心中矛盾重重，不敢再想。1972年12月20日，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他在信中如实反映了其子女上山下乡后的生活困境，以及知青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招工、招生、招千方面走后门的现象。信中说："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李庆霖信中所反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自给李庆霖写了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很快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在全国各地进行传达学习。6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8月4日，中央转发了国务院的报告。
毛泽东给一个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师的来信亲自作答并寄钱一事在全国传达后，李庆霖立刻成了各方注目的特殊人物。他的身上很快被戴上各种花环和重要领导职务。他人了党，担任了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县知青办副主任。后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他还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他的大儿子李良模也入了党，担任莆田县荻芦公社他所在农场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团支部书记。
李庆霖出名后，"四人帮"把他捧为"反潮流"英雄。李庆霖自己也接受了这种"荣誉"，并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一文，大谈"反潮流"的体会，开始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四人帮"被粉碎后，李庆霖被捕入狱。
李庆霖在1972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敢于直言上山下乡知青的困境，反映广大知青及其亲属的心声。尤其是该信得到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引起中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重视，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知青的待遇，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是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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