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还十分重视教育、科研秩序的整顿和干部政策的落实。经过努力，我国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方面及细胞遗传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一批老干部和专家学者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特别是在1973年3月，中共中央还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肯定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大会选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一些曾受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谭震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通过这次大会得到了加强，特别是王洪文被提升到中央副主席的高位，"四人帮"开始形成。
江青一伙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对周恩来呕心沥血清除极左思潮的努力恨之入骨，极力加以干扰和破坏。毛泽东为维护"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林彪集团是极右而决非极左的判断。从此，江膏一伙乘机大肆活动，大反所谓"右倾回潮"，使周恩来纠正极左错误的工作被打断。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工作迟滞的情况有所改观。但江膏一伙仍寻找机会大搞破坏活动，致使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不可能有根本的好转。国内仍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与引进进口成套设备
1月2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家急需的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和装置的方案，共需外汇43亿美元，当时称为"四三方案"。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和技术都比较落后。按理说，从国外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来推动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受极左思潮影响，我国中断了同国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与世界发展水平的差距更大。
进入70年代后，我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不仅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改善了国际关系，而且也为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努力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主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来推动和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步伐。1972年，经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我国决定引进一批成套先进设备。随后，1973年初，国家计委即向国务院提出了"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的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等项目。这个方案旨在加强中间产品的国内生产能力，以节约外汇支出；同时它偏重引进化肥、化纤的成套设备，以改变我国农业基础薄弱、轻工业发展相对缓慢的状况。这些引进项目，除了单机按现汇交易支付外，成套设备项目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四三方案"确定后，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但没有全部实现。到1977年底实际对外签约成交39.6亿美元。
这次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引进是在世界经济发展相对萧条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国及时抓住了有利的时机，引进了比较先进且是我国急需的技术设备装置，并陆续建成投产或进人试生产，进一步扩大了农业和轻纺工业的生产能力，加速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但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当时引进的一些项目缺乏科学的论证，再加上国内基础设施不配套、引进经验不足等因素，造成了工期拖延、投资回收慢、设备利用率低等问题，耽误了建成投产或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全国划会议确定1973年经济计划和解决"三个突破"的措施
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建设的罪行，研究了解决粮食销量、工资总额、职工人数突破国家计划问题的具体措施，并讨论确定了197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指出：林彪一伙破坏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等，在城镇乱割"资本主义尾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会议决定对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采取如下措施：（1）大力加强农业。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的投资，比上年增加19％；国家用于农业和农业机械化方面的钢材，比上年增加30％；地方掌握的钢材要拿出30％到40％用于农业。争取1973年的农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做到当年粮食收支平衡，再用两年时间补上粮食"窟窿"，使国家的粮食储备达到800亿斤以上。（2）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确定1973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270亿元，比上年计划增长1.9％，大中型建设项目1280个，比上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减少280个。（3）压缩国防和行政方面的开支。1973年的国防费和行政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要由1972年的25.2％降低到24％。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占预算内总投资的比重，由1972年的9.6％减到8.5％。（4）精简职工。争取从几个方面减下500万人，精简1972年超计划招收的职工，同时动员1970年以来从农村来的临时工、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违反国家规定流人城镇的人返回农村。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
会议后期，中央领导人提出1973年的工业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些。国家计委在会后对原来讨论的1973年计划指标作了修改。会议最后确定：1973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2％，其中工业增长7.7％，农业增长6.1％。计划生产粮食5200亿斤，增长400亿斤；棉花4500万担到4800万担，增长589万担到889万担；钢2500万吨，增长166万吨；原煤3.9亿吨到3.96亿吨，增长350万吨；原油5200万吨；增长634万吨；发电量1600亿度，增长89亿度；棉纱1050万件，增长13万件；铁路货运量8.2亿吨到8.3亿吨，增长3200万到4200万吨。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安排270亿元，加上自筹资金，总规模为296.8亿元至297.4亿元。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280个，比正在施工的项目减少300个左右，其中新开工项目53个。计划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161个。计划年末职工人数5450万人，比上年减少121万人，工资总额342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1055亿元，比上年增加61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8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财政收入和支出均为790亿元，比上年各增加30亿元。
邓小平复出
3月，邓小平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和行政领导职务，重新回到中央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时期，邓小平都显示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早在1955年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他就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他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此后，邓小平一直处在第一线，为党和国家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就被打成了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剥夺了自由。随后，1969年10月，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等又被转移到了江西。在江西的这段非常艰难的时期，邓小平一方面被强迫参加劳动，一方面认真读书看报。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下层群众，了解到了当时的基层社会情况和"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弊端，并进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进行冷静思考。他相信目前的曲折只是暂时的，真理最终将战胜谬误。这种信念坚定着他的意志。
"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一伙叛党叛国，自取灭亡。邓小平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激动，立即给毛泽东写信，揭露了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并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强烈愿望。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对这封信写了批语："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1）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2）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3）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个批示对于恢复邓小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
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送发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并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北京。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4月12日，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出席了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国家事务。12月中旬，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由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同时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974年4月，邓小平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出席这届特别会议，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也提高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1974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又两次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曾给邓小平很高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致力于对各个方面的工作的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当时国内的局势有所好转。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乡工作会议
6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是根据毛泽东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指示召开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消息，在编者按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并称赞"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但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其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及各省、市、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的负责人及有关部门领导人。
会议分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形势，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讨论和议定了6条统筹解决的办法。会议还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由各省、市、自治区制定实施细则试行。会议讨论议定的6条统筹解决办法是：（1）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县以上的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2）病残的、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和华籍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上山下乡。（3）从1973年起，提高上山下乡经费开支标准，全国平均每人补助将近500元，到高寒地区的另发40元冬装费。知识青年插队头一年，仍吃商品粮，参加分配后，吃粮水平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4）要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5）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要坚决打击，惩办一批迫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6）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作出长远的全面规划，主要采取4种形式：插队；建立青年队；建立知识青年农场；到生产建设兵团。
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已有8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有5.9万人人了党，83万多人人了团，24万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但是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有些领导干部把这项工作当作临时措施，抓得很不得力；不少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培养、教育无人安排、过问；某些领导干部"走后门"将子女留在城镇或调离农村，带来不好的影响等。报告要求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成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做好这项工作。8月7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社论指出："在我国，每年有这么多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生动地体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上山下乡也存在着两种思想、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值得提醒的是，有那么一些同志，对这场革命还不理解，也不得力。希望他们快些改过来"。针对上山下乡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社论要求："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那些迫害、摧残知识青年的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一定要狠狠打击，依法惩办，切实保护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社论还要求，注意从知识青年中培养干部，做到知识青年和当地社员同工同酬，要照顾女青年的生理特点等等。
江青一伙在教育战线掀起"反潮流"、"反回潮"的恶浪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周恩来主持工作并开始尽力纠正教育战线上的极左倾向。经过整顿，教育战线出现了新的生机。1972年，学校中的部分教师陆续被安排到教学和科研工作岗位上，一些原来的领导干部重新担任了校内的各级领导职务。但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江青一伙为了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制造了所谓"复辟回潮"的典型和"反潮流"典型，在教育战线又掀起了"反潮流"、"反回潮"的恶浪。
4月3日，针对1972年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人文化基础太差的情况，国务院批转了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保证人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遵照此意见，该年度大学招生实行了文化考查。
19日，《辽宁日报》刊登了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信，作者是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张铁生。张的信原本写在辽宁省高等学校人学文化考查的物理化学试卷背面。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劳动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人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当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辽宁日报》发表这封信，并把上述信中最后一句话删去。《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说："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再加编者按语。按语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随后，各地报刊纷纷加以转载。《文汇报》在转载的同时，还发起了"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的讨论。《红旗》杂志、《教育革命通讯》也都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文章、评论，说这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四人帮"更是将张铁生捧为"反潮流"的英雄、"闹而优则仕"的典型。从此，全国又刮起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11日至23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迟群在会上讲话，说教育战线出现了种种"复辟"、"回潮"现象，"要警惕老的在新形势下复辟"，要警惕修正主义。从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人打着"反击修正主义"的旗号，在清华大学开展了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在这次运动中，被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的教职工有64人，被点名批判的有403人，还有很多人被点名指责或被迫作检查交待。
江青一伙在反"复辟回潮"中，还制造了一个小学生事件。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信和日记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写的。黄帅的信是她和班主任闹矛盾后，家长让她写的，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断章取义摘编的。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迟群、谢静宜看到后，接见了黄帅，并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语发表。按语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按照姚文元的指示全文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另加编者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随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
初，江青一伙又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一女学生因考英语交白卷受批判自杀（1973年7月10日，该生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会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她受到学校组织的讨论批判。后该生自杀，学校、公社和县里均做了妥善处理。）一事，炮制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下去。结果，当地政府对这件事重新做了处理，把该校负责人和班主任逮捕人狱。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共批斗了280余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遵照文件精神，组织学校师-生检查，揭批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
这样，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一股"大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鼓励学生要"敢于反潮流"。这股浪潮，使得经过整顿刚刚有所起色的教学秩序，又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学校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学校公共财产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按照党章有关规定提前召开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克服"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严重危害，并凭借其杰出的领导才能，终于使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转机，全国各方面工作也开始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江青一伙却竭力阻挠、破坏周恩来的纠"左"工作。他们利用毛泽东的权威，只准反右，不准反"左"，在各个领域阻挠周恩来的整顿工作。1973年底，他们又在全国发动了反对"右倾回潮"运动。结果，形势刚有好转就又恶化了。尽管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已有所纠正，但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并未能得到清算。这些情况直接影响着中共十大的筹备、召开和会议结果。
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中共十大的召开作准备。会议讨论了十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和修改党章的原则等问题，提出十大代表的条件是：（1）所有代表都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3）本人历史清楚。会议还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6月，‘中共十大代表选出。7月，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毛泽东批示：原则同意。
8日，中共中央通知各代表组就地召开十大预备会议。8月12日至19日，十大代表按所在地区、单位分成34个组分别在各省市区党委所在地举行预备会议。大多数代表表示同意中央认可的3份文件草稿（案）。8月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协商十大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的议程是：（1）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2）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3）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24日，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由148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随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宣读了政治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1）关于九大路线；（2）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3）关于形势和任务。报告肯定了九大路线，指出："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报告接着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指出：林彪及其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沉重打击。报告还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
在周恩来宣读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党章修改草案作了说明。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删去了关于林彪的一段文字。修改草案与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增写的内容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25日至27日，大会分组进行讨论。27日下午和晚上，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组开会，酝酿和讨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28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还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选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前期遭受排挤、迫害和打击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廖承志等当选为中央委员，但由于未能从组织上根本改变九大的错误，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和亲信也混入了中央领导机构，如于会泳、谢静宜等也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大会通过中共十大的新闻公报后闭幕。
中共十大在总的指导方针上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中共十大所通过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虽然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但也有不符合实际的论述。这两个报告的主要错误在于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大党章没有从根本上纠正九大党章的错误作法，反而增加了新的错误。中共十大的召开没有能够结束"左"倾错误，相反，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大的权力，十大以后，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00万次的集成
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年8月，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电子计算机技术大大前进了一步。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到70年代初期不到30年的时间里，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可靠性能不断提高，而成本则逐步降低。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是继电子管电子计算机、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之后的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电子管电子计算机作为第一代计算机，与以后几代相比，其运行速度低，可靠性差，体积大，且价格昂贵。晶体管电子计算机是第二代计算机，其可靠性和速度均有所提高，而造价却大为降低。这使得使用计算机的范围有所扩大，不仅在军事部门，而且在工农业、商业等部门也开始使用计算机。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与前面两代计算机相比，优势非常明显。由于它采用了集成电路，不仅体积小，储存量大，计算速度快，而且性能稳定可靠，耗电量少。
我国从60年代开始研制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965年，第一批集成电路块问世。1972年，上海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复旦大学及上海长宁拉手厂等单位共同协作，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性能良好，每秒钟可运算11万次，并且结构简单、体积小，非常适用于工农业、科研等部门对多类数据的运算。
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是由北京大学、北京无线电厂和燃化部有关单位共同设计制造成功的。这台计算机字长48位，内部储存器容量13万字，加上磁盘机、打字机、作孔机和输出、输入机等，共有9种22台外部设备。到1973年8月26日，经3000多小时的试算运转，证实其性能稳定，质量良好，主机的解题能力、外部设备和管理、语言编译、符号汇编三套程序等主要指标，均已达到设计要求。在试算运转过程中，操作人员曾用它计算一个200阶的代数方程组，结果只用十几秒钟就得出了正确答案；而如果用人工运算的话，至少需要100个人工作一年。此外，操作人员还用这台计算机进行了复杂的工程设计、天气预报、处理地震资料等数据的运算，均取得良好效果。其中有一些数据的计算靠中小型计算机是难以完成的，诸如五个以上层次的天气预报，处理石油地质勘探中的人工地震偏移迭加数据等，而依靠这台百万次大型计算机则可以较快地运算出来。
总之，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的试制成功是我国电子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为今后生产同类型或更大规模的电子计算机积累了宝贵经验。
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林彪的住所里查到了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和孟子言论的材料。毛泽东据此认为林彪一伙是崇拜孔孟之道、反对法家的，遂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批林问题时，提到要批孔。8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文章写道："孔子在当时，是站在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反对新兴的封建势力；他的思想实质，是要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论证劳动人民只能被剥削、被奴役、被统治。"这篇文章的发表，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9月8日至11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了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及有关高等学校负责人共98人。在会上，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作了题为《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会议交流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开展批孑L的经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不光文科院校、不光是大学要批孔，各类学校都要开展批孔，要把批孔与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结合起来。迟群还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10月初，周恩来批评了迟群的这些说法。在随后不久召开的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上，迟群针对周恩来的批评，为批孔问题座谈会辩解说："科教组开的那个批孔会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教组没有降调，谁降调谁负责"，"反对批孔，就是复辟"。紧接着，"四人帮"一伙在各种报刊上推出了一系列批判孔子的文章，借"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与此相伴随，"四人帮"一伙还在教育战线掀起了"反潮流"和"反回潮"的恶浪。
童第周和牛满江在细胞遗传学基础理论的合作研究取得进展
1973年10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教授童第周和美国坦普尔大学美籍中国科学家牛满江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第一次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了细胞质内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有显著的作用。
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是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生物学界一般都认为细胞质受细胞核的控制，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是受精卵内的细胞核控制的。童第周对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已经作了长时期的研究。他通过对细胞和胚胎的大量实验证明：在细胞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上，细胞核和细胞质都有作用，许多遗传现象的产生都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相互作用的结果。牛满江在多次胚胎实验中，发现细胞质中的信息核糖核酸是促进细胞分化和发育的主要物质。
牛满江于1973年5月份应邀到北京与童第周进行短期合作研究。他们互相学习，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专长，使实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童第周和牛满江主持的实验是以金鱼和鲫鱼作为实验对象的。实验的方法是，从鲫鱼卵巢的细胞质内提取核糖核酸，经过提纯，得到信息核糖核酸，然后注入金鱼的受精卵内。发育成的幼鱼有一部分是单尾，表现出鲫鱼的性状。用这种方法培育的320条幼鱼，有106条是单尾。
实验证明：细胞核与细胞质在细胞分化、发展、遗传上都有作用，许多遗传现象的产生都是细胞质与细胞核双方互相作用的结果，细胞质中的信息核糖核酸是促进细胞分化、发育的主要物质。
这一实验的成功，不仅对细胞遗传学的基础理论作出了新贡献，而且将为医学和农业的实践开辟新的广阔道路。
根治海河取得巨大胜利
海河是我国华北地区主要水系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害河之一。为了彻底根治海河水害，毛泽东于1963年11月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海河流域的人民经过艰苦奋战，到1973年底，取得了根治海河的巨大胜利。
海河流域范围西起太行山、东临渤海、北跨燕山、南界黄河，总面积达26.5万平方公里。海河水系包括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等五大支流，以南运河上游卫河为源，全长1090公里，五大支流汇合后称海河。海河水系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系，南系包括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四个河系，北系包括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三个河系。海河的五大支流源出燕山、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和黄土高原，上游源短流急，洪水量大，而中下游则低势低洼、河道狭窄，这样往往造成渲泄不畅，容易泛滥成灾。据史料记载，仅在1368年到1948年的580年间，海河流域发生洪水灾害就达387次之多。1939年发生的一次水灾，使得河北平原成为一片汪洋，受灾人口达800万，50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160公里的铁路被冲毁。居住在海河流域的人民饱受水患之苦，盼望着海河水害能得到彻底根治。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海河流域的治理工作，并具体领导了对海河的治理。先是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残缺不全的水利设施进行了整修，大力发展农田水利设施，治理各支流的中下游河道，并建成了海河流域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50年代末，通过总结以往的治理经验。进一步改进了治理措施和方法，将"以排泄为主"的方针改为"以蓄为主"。随后，各河相继大量兴修了大、中、小型水库，海河上游山区的密云、岳城、岗南等大型水库就是这个时期修建的。尽管这些治理有效地抵御和减轻了海河水害，但仍经不起较大洪水的袭击。1963年8月份，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袭击了太行山区，导致山洪暴发，洪水径流总量为1939年的1.9倍，上游山区已建成的水库尽管可拦蓄将近一半的洪水，仍不能解除大量洪水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严重威胁。
为了彻底根治海河水害，同年11月，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此后，海河流域人民便积极投入到了大规模治理海河的工程中去。根治海河以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为指导方针，实行大中小工程相结合、以小型为主，骨干工程和配套工程相结合、以配套为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了排和灌、蓄和泄的关系。
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到1973年，海河流域各省、市对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南运河等五大河系和徒骇河、马颊河等骨干河道进行了综合治理。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挖、疏浚了270多条支流河道和15万条沟渠，在河渠上新建了6万多座桥、闸和涵洞。这些工程的完成，使海河中下游初步形成了河渠纵横、排灌结合的水利系统，排洪人海能力大为提高，比1963年提高了5倍多，比解放前提高了10倍多，初步改变了海河渲泄不畅的状况、解决了洪涝灾害的威胁。同时，还扩建和新建了一批水库，使海河流域的大中型水库达到80多座，小型水库1500多座，万亩以上的灌区发展到271处。经过治理，海河流域各地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多灾低产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观。1973年，占海河流域面积一半以上的河北省农业获得新丰收，而海河流域广大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则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根治海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中央决定邓小平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
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的现象，并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随后的几天里，毛泽东又同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进行谈话，提出要由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并说明这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请回来的。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并说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2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知说：遵照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同日，中央军委发布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8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对调的具体安排是：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为南京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济南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为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为兰州军区司令员。对调之后，原来兼任地方省革委会主任的军队负责人到新的地方都不再兼任地方职务，"文革"前期军队干部代行地方领导权力的情况得到了改变。正如邓小平所说："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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