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随后，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江青一伙操纵其写作班子发表了大量文章，掀起一股"评法批儒"的恶浪，大搞"影射史学"，借批"周公"、批"宰相儒"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历史上的"女皇"，为其上台摇旗呐喊。他们还开展了对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攻击文艺、教育界"修正主义回潮"，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击右倾回潮"的浪潮。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更由于江膏集团利用"批林批孔"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在全国造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严重混乱。"九一三"以后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遭到了破坏，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动乱的局面，经调整后一度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次陷入低潮，钢铁、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量均下降。尽管毛泽东批准发动了"批林批孑L"运动，但他并不希望再度出现动乱局势。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对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毛泽东有所察觉。并曾多次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但江青等人对毛泽东的批评置之不理，为实现其组阁阴谋，还借"风庆轮事件"到长沙诬告周恩来和邓小平，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剖总理。
总之，1974年既是江膏集团为篡权大搞阴谋活动的一年，同时又是党和人民与之作斗争的一年。大势所趋，阴谋者终将黔驴技穷，光明必将战胜黑暗。但江青反革命阴谋活动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却不是短期所能弥补的，这不能不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
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位于海南岛东南三百多公里的海面上，由31个岛屿、沙洲和礁环组成。可分为东北和西南两组，东北部为宣德群岛，有永兴岛、石岛等7个较大的岛屿，西南部为永乐群岛，有珊瑚岛、甘泉岛、中建岛等8个较大的岛屿。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以永兴岛面积最大，面积近2平方公里，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县政府所在地。西沙群岛地区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海洋中有多种渔产；岛上热带植物丛生，许多岛上还覆盖着厚厚的鸟粪，这是丰富的磷矿。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时期，中国的船只就开始在这一带航行。三国时万震所著的《南洲异物志》以及康泰所写的《吴时外国传》等书中都曾提到西沙群岛。自那时起，我国就有人陆续到岛上开发经营。明代时，郑和7次下西洋，多次途经西沙群岛。1909年，清朝派军舰前往西沙勘查，并在岛上升起黄龙旗，立起碑石，西沙群岛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尽管西沙群岛中的某些岛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被法国侵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被日本侵略军占据，但在战争结束后，西沙群岛及其他南海诸岛就均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接收。1951年8月15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严正指出：西沙群岛以及其他南海诸岛一向为中国领土。还在70年代初时，南越西贡政府就非法占据了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并在岛上竖起所谓的"主权牌"。1973年9月，阮文绍政府又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并人南越的版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74年1月11日发表声明，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沙、西沙、东沙、中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并严正指出，这些岛屿附近的海域的资源也归中国所有。声明强烈谴责了南越当局对中国领土的侵犯，指出其将南威、太平等岛屿划归南越版图的决定是非法的、无效的。但南越置中国政府的声明于不顾，更加疯狂地对中国进行挑衅，最终酿成了战事。
1月15日，南越海军的一艘驱逐舰侵入西沙海域，无理要求我国正在甘泉岛附近海面进行捕捞作业的两艘渔轮离开这里。我国的渔轮拒绝了其无理要求，继续进行捕捞作业。17日，南越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金银岛和甘泉岛，并公然取下岛上国旗。18日，南越两艘驱逐舰野蛮冲撞了我国的这两艘渔轮，将其中一艘渔轮的驾驶台撞毁。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奉命于1月17日、18日派出舰艇到永乐群岛执行巡逻任务。19日，南越又企图强占我国的琛航、广金两岛，派出武装人员分别在两岛登陆，并开枪打死打伤我国渔民多人。我国海军舰队和渔民、民兵被迫予以还击。经过激战，终于赶跑了敌人，获得击沉敌方1艘护航炮舰，击伤3艘驱逐舰的战绩。20日上午9时35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和渔轮输送并掩护陆军部队向侵占甘泉岛、金银岛、珊瑚岛的南越军队发起反击。经过4小时的战斗，收复了这3个岛屿，并全歼进犯之敌，生俘49人，其中包括南越少校军官1名，美国驻岘港领事馆联络官1名。这样，中国政府又重新完全控制了西沙群岛。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远离大陆的条件下同外国海军作战，它沉重地打击了南越当局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它也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海上作战的经验。
20日，中国外交部就南越当局武装侵犯中国领土西沙群岛所属永乐群岛、琛航岛等岛屿’一事发表声明。声明对南越当局的侵略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重申西沙群岛与其他南海诸岛均属中国领土，并指出：为了维护我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自卫行动。中国舰艇部队和渔民、民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的自卫还击，给了来犯之敌以应有的惩罚。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武装挑衅，停止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活动。同时宣布，中国政府对南越被俘人员将在适当时机遣返。自1月31日起，49名俘虏被陆续遣返回国。
"批林批孔"运动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并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某些消极后果，希望尽快结束动乱局面，但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为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提出要把批林与批孑L联系起来。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夺权阴谋，乘机利用了毛泽东的这一错误。这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从1974年初开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
当时，江青等人利用清查林彪的机会，在林彪住处找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和孟子言论的条幅，还有摘录了孑L孟言论的笔记和卡片，并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据此认为林彪一伙的思想渊源是孔孟之道，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批林问题时，提到批孑L。同时，毛泽东还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再次提到批孔问题。他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说外交部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8月5日，毛泽东召见江青时说：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主张法治，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开倒车的。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元旦献辞》。社论说：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外反对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国。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将题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材料转发全党。要求深入批判林彪，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这样，"批林批孑L"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
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在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便借批孔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更主要的是要借此肯定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和进步，但却有不少人反对，这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相似之处，因此想通过批孔让人们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然而，毛泽东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却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一方面积极推动"批林批孔"运动，一方面将矛头直指周恩来，妄图利用这场运动打倒周恩来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实现其"组阁"篡权的野心。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人未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也未报告毛泽东，擅自召开驻京部队和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人以运动的领导者自居，发表长篇讲话，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些干部，并利用人们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不满，提出"走后门"问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会后，迟群等人修改、整理了讲稿，准备下发，被毛泽东制止。毛泽东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批林批孔运动全面展开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短评和社论，对运动作全局性的指导。1974年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短评。指出：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因此，要深入批林，就必须批孔，批孔正是为了深入批林。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对运动的性质、内容和意义都作了说明。指出，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然而，"批林批孔"运动并没有依照毛泽东最初所设想的那样进行，实际上早已成为江青等人手中的一张王牌。一方面，他们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军队"放火烧荒"，江青以个人名义，给部队领导机关写信、送材料，派亲信到部队单位"点火放炮"，企图搞乱军队，篡夺军权；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批林批孔"为幌子，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现代的儒"，借以攻击周恩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配合毛泽东，着重抓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被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上。江青一伙操纵和指使他们的写作班子对周恩来的正确举措进行了攻击。他们通过《孔丘其人》、《评（吕氏春秋）》、《读盐铁论》、《从（乡党篇）看孑L老二》等文章，不批林，假批孔，却大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矛头暗指一周恩来。他们借批孔丘"克己复礼"，诬蔑周恩来的正确举措为"复辟"。有些文章甚至采用人身攻击的手法来发泄他们对周恩来的愤恨。6月14日，江青大讲儒法斗争史，提出要批现代的儒。其写作班子又借谈儒法斗争史、评法家进步作用为名，吹捧"四人帮"，并为他们上台执政制造舆论。江青还授意其写作班子撰写文章，大肆宣扬吕后、武则天等"女政治家"的"进步作用"，为她篡权登基开道。这些文章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明显歪曲篡改历史，给中国的史学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还指使各地的帮派势力搞"第二次夺权"，揪斗所谓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肆意搞乱局势。
毛泽东发觉江青集团利用"批林批孑L"运动进行篡权活动后，曾多次对他们进行批评。中共中央也曾发出通知，就"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纠正，指出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连；强调批判、清查林彪集团不要扩大化，坚持正面教育。
底，"批林批孔"运动继续在全国开展，但已接近尾声。1975年初，报上虽然还提出继续"批林批孔"，但已不摆在突出的位置上了。2月，毛泽东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林批孔"运动逐渐为学习理论运动所取代而不了了之。
"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毛泽东指导思想的错误，再加上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阴谋，使得"九一三"以后经过几年艰苦努力渐渐走上正轨的局面再一次被打乱。在思想文化领域，史学、文学以及优秀的社会伦理道德均造成很大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育制度被搞乱。在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急转直下，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运输阻塞，财政困难，市场紧张，人民生活受到了影响。据统计，1974年1月至5月，我国煤炭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6.2％，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5％，化肥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3.7％，财政收人比上年同期减少5亿元，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25亿元。
"评法批儒"恶浪的兴起
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掀起了一场"评法批儒"的恶浪，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大肆攻击周恩来，吹捧江青，并为她篡权制造舆论。
当时，由"四人帮"一伙操纵、控制的写作班子主要有以下几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四人帮"指使迟群、谢静宜建立，由江青亲自指挥，直接控制；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中央党校写作组、文化部写作组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写作班子。这些写作班子分别以梁效、罗思鼎、康立、唐晓文、池恒、柏青等几十个化名发表了大量的"批孔"文章。以"批宰相"为名，对周恩来进行攻击。早在1973年，《红旗》杂志第11期就刊登了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为"罗思鼎"的文章，题为《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集中批判秦始皇的丞相吕不韦，说他"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江青对该文大加赞扬：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其用心不言自明。1974年4月，《红旗》杂志又发表了江青点题，授意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即"梁效"写作的文章《孔丘其人》，说孔丘是个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却又极端腐朽的人。文章把孔子描绘为"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以至用"重病在身"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恩来。
为了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江青一伙还把中国的历史歪曲为所谓"儒法斗争史"，硬说儒家要复辟，法家则反复辟；儒家反动，法家进步；儒家搞分裂，法家坚持团结和统一；儒家卖国投降，法家爱国抗战。他们以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为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大加赞扬。1974年6月14日，一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大讲批"现代的儒"。她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一？现在有很大的儒。第二天，江青召见其写作班子成员，再次强调了上面的话，其亲信加以补充："注意这个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暗示周恩来就是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写作班子成员对此心领神会，很快就炮制出了许多大批"周公"、"宰相"和"大儒"的文章，周公、吕不韦等人都成为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孔丘，被他们批得毫无是处，并说孔丘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是要把被打倒的反动势力扶上台"。显然，这是借"批儒"之名对周恩来进行攻击。在"批儒"的同时，江青等人还极力吹捧法家、女皇，大讲吕后、武则天。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说：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历史上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江青还曾说：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历史人物值得考虑，吕后。她是伟大的政治家，封建政治家，法家，不能低估。因为刘邦去世后，天下没有乱，是和吕后执行了法家路线有关，以后才有文、景、武、昭、宣。同样，江青等人称武则天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一切政事不问诸儒，以反潮流的精神积极推行法家的革新路线"。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借"评法批儒"影射攻击周恩来及其他党政军负责同志、为其篡党夺权大造舆论的险恶用心有所觉察后，曾多次批评江青，使其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周恩来、图谋组阁的阴谋未能得逞。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了了之。"评法批儒"的恶浪也偃旗息鼓了。
"四人帮"掀起的反"文艺黑线专政回潮"运动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江青一伙为篡党夺权、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大抓"复辟"典型。他们在教育战线掀起"反潮流"、"反回潮"恶浪的同时，还在文艺领域掀起了反"文艺黑线专政回潮"运动。
1月23日至2月18日，国务院文化组举办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在北京举行。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参加了调演。该剧内容取材于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通讯《一匹马》，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剧情大致是：某公社杏岭大队用欺骗手法将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致使桃峰大队蒙受损失。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知道这件事后，三上桃峰退款道歉，并将一匹大红马送给桃峰大队支援春耕。因王光美曾在抚宁县桃园大队搞过社教，于会泳等人便无中生有地说王光美1966年春也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诬蔑晋剧《三上桃峰》是吹捧"桃园经验"，是"为刘少奇翻案，为刘少奇歌功颂德"。
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文章说《三上桃峰》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鼓噪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这篇文章一出台，当即有32种报刊予以转载。从此，一场批判《三上桃峰》的浪潮，便在全国开展起来，全国各大中城市召开了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到处抓"回潮派"、"复辟派"、"翻案派"。"四人帮"从《三上桃峰》开刀，对全国文艺界又进行了一次大洗劫。
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通知说：《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又展开了一场对电影《园丁之歌》的批判。其实，湘剧《园丁之歌》是一部热情地歌颂忠于教育事业、辛勤培育学生的教师的好戏，1973年4月，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7月28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审查此片后，对其横加指责。江青说："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员，怎么能是教员？"并抓住一句唱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指责说："这句话问题大了，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张春桥则说："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摆布。"1974年6月14日，江青批示：《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于是国务院文化组就发出了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8月4日。初澜又根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的文章。文章诬蔑这部影片是"掩盖和抹杀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要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其他各报刊也陆续刊登了许多这类批判文章。
底到1974年初，江青一伙又制造了"无标题音乐问题"事件。1973年10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圈阅同意对外文委关于邀请友好国家的两名音乐家来华演出的报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歪曲报告原意，说这份报告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大批判。12月7日，于会泳在北京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号召开展批判"无标题音乐问题"，"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从12月25日至1974年1月3日。国务院文化组在天津召开各省市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传达江青等人的指示，部署批判"无标题音乐"。这一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2月15日至4月5日，江青一伙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将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江青一伙指的"黑画"是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1971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曾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画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能体现我们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江青一伙为了攻击周恩来，把"画"和"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策划了"黑画"展览。1974年春节前夕，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在其授意下，到北京饭店查看布置画，边看边骂："这是克己复礼！，‘"这是翻案复辟！""文艺黑线又回潮了！""是谁开的绿灯？必须坚决反击！"随后，根据江青授意，文化部收集了几百幅布置画，举办了所谓的"黑画"展览，并在画展的前言里有意写道："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他们组织数万人参观"黑画"展览，并于3月17日硬要让刚出院的周恩来参观画展，其用心可谓恶毒。上海、陕西等地也举办了类似的画展。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于3月6日曾炮制一条批判《中国画》的"指示"："这个中国画的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中的严重问题"，"革命的同志们要充分警惕，决不能让外贸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复辟，决不让美术工作中的文艺黑线复辟。"江青一伙借批"黑画"为名，大肆攻击周恩来，妄图实现他们的篡权阴谋。
"四人帮"一伙掀起的反"文艺黑线专政回潮"运动，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文艺事业的正常发展，在我国的文艺领域造成了一场大劫难。
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邓小平出席联合国
第六届特别会议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分析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世界格局的战略观点。
国际形势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到70年代，世界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趋势。原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政治局面开始向多极化发展。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激烈争霸的同时，广大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宣告独立，并且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因素日益增长。为了根据新的敌友我关系来制定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新的世界战略，毛泽东依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1974年2月21日，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应邀访问我国。2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卡翁达，在谈话中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并号召大家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美苏以外的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后来，毛泽东又在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不能跟富国、强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1月30日，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建议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审议《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这一议题。其建议得到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赞同，遂定于4月9日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决定派政府代表团出席此次会议。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将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第一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坛。谁能担此重任呢？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邓小平是最佳人选。江青却极力反对，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向邓小平发难。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了江青，说她是无理取闹。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率团离京去出席这次会议。4月10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的原则立场。邓小平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第一次向全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他指出，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已不复存在，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弱小国家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10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第二世界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各种形态的殖民关系；但同时，所有第二世界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欺负或威胁，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它们受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发展的愿望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括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另外，就会议所要讨论的原料和发展问题，邓小平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基本看法。他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压迫剥削第三世界国家、掠夺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资源的行径给予抨击。他认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打破它们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扫除这些障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经济资源和其他权益，这是完全正当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要自力更生，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有计划地、逐步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各国要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这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邓小平还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这种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同时，邓小平还阐述了我国一贯坚持的外交政策。他说，我们主张国家关系应建立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最后，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70年代中国对外工作的一件大事，它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推动了中国外交工作的发展，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世界舆论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战略性指导原则，也成为了我国在新形势下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指导。它指明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继续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也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这个主张为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同时，它也为改善和发展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一个符合实际的理论依据，并且为我国日后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
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进入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此之后，这四个人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逐渐膨胀。他们拉帮结派，阴谋篡权，日益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反对，并对他们进行了多次批评。
初，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江青一伙乘机大肆活动，攻击周恩来。1月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江青等人气焰非常嚣张，迟群、谢静宜按照事先商定的内容，发表了具有煽动性的长篇讲话，江青、姚文元不时插话。其讲话明显影射攻击周恩来，借批"走后门"，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后，迟群等人修改、整理讲稿，准备下发，为毛泽东所制止。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这样。江青等人大搞"三箭齐发"（指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的企图未能得逞。
3月，邓小平准备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江青又加以阻挠，毛泽东遂告诫她：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等人不顾毛泽东的劝阻和批评，仍打着"批林批孔"旗号，互相勾结，进行篡权活动。毛泽东察觉后对他们进行了公开批评。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宣布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他还对江青说："你也是难改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提出党内存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搞帮派的问题。
10月4日，因周恩来病重住院，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非常不满，在10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难，逼邓表态。邓小平表示要调查，与江青等人发生争执。当晚，江青一伙在北京钓鱼台进行秘密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18日，王洪文飞到长沙，在毛泽东面前诬告周恩来和邓小平，并提议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组阁"。毛泽东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批评，并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10月20日，他又要人转告：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
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暴露了其"组阁"野心。当天，毛泽东在其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伸手要官，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11月20日，毛泽东再次批评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不听劝告，又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的建议：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当即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带病主持国家人事安排工作。12月23日，周恩来与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四次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并批评江青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
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江青"组阁"阴谋破产。江青很生气，大骂政治局的许多委员。毛泽东听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对周恩来、邓小平工作的支持，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
2月，湖北省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胜利建成。丹江口水利枢纽是为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江而兴建的关键工程，也是解放以后中国自行设计并施工兴建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它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整个工程包括以下一些项目：一条总长度为5里的大坝，一座装机总容量为90万千瓦的电站，一套国内首次制造的、一次可提升载重150吨驳船的升船机，两个引水总量为每秒600立方米的引水渠道。
过去，每当汛期来临之际，因为上游洪水来势凶猛，汉江下游往往渲泄不畅，再加上长江水位顶托的压力，经常造成水患。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开始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当时，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所需的重型机械设备国内还很缺乏，而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要截流水势凶猛的汉江，要开挖大量的土石，要浇筑大量的混凝土。如何克服这个困难呢？当时的建设者们用人工代替了机械设备，从挖土石到浇筑混凝土，全部采用人工操作。
在修筑大坝之前，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是在汉江右岩河床修建低水围堰，把江水堵在外面，完成截流任务。工程技术人员认真总结了以往群众治水的经验，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采取土砂石组合围堰的方案，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建成了一道长1300米、高13米的低水围堰。本来按预订施工方案，修围堰是需要好多钢板桩的，而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这种钢板桩，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群策群力，想出了替代方案，使得工程得以顺利进展。
接下来就是浇灌大坝的工程，首先在汉江左岩铺开，大坝左岸迅速上升。为了在大坝全线施工，工人们需要从江左岸向右岸架设一座高栈桥。他们克服了桥高、钢梁重的困难，用双机合吊的方法，在几十米高的大坝上完成了架设高栈桥的任务。这样，整个大坝的浇灌工程就可以从左右两岸齐头并进了，保证了整个工程的进度。
最后是发电机组的试制、生产和安装。承担试制、生产15万千瓦发电机组任务的是东方电机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他们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冒着高温，连续奋斗了15个昼夜，质量完全达到设计要求。经过大胆革新，他们精心操作，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但最关键的还是水轮发电机组的安装工程，这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机电安装工人大胆革新旧工艺，采用新工艺，安装1台水轮发电机组只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大加快了丹江口电站机组安装的进度。
在建设者们的辛勤努力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进展非常迅速。1967年11月，大坝开始拦洪蓄水；1968年10月，第一套机组开始发电；1970年7月，大坝达到初期工程设计高度；1973年国庆前夕，最后一套机组开始发电。1974年9月，丹江渠道主体工程亦建成通水。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在鄂西北、豫西南的山区形成了一个大水库，有效地控制了汉江上游的洪水，从而使洪水对中、下游的威胁得到了初步缓解，汉江中、下游河道亦可基本保持稳定，改变了过去航道经常变更、不易通航的情况。同时，工程的建成也改变了过去汉江上游河道窄、流水急、航运困难的情况，150吨的驳船可以从武汉直到陕西白河，促进了各地物资交流。而丹江口水电站则成为了湖北、河南两省重要的电源之一，有力支援了这两个省的工农业生产。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为以后中国的水利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我国建成大港油田和胜利油田
5月，我国在华北东部滨海地区建成了大港油田。大港油田是继大庆油田之后，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勘探、建设起来的一个新油田。这个油田的勘探会战是从1964年1月开始的。刚开始建设时，这里还是一片茫茫的盐碱荒滩。广大的石油勘探工人发扬大庆精神，顶风冒雨，搬运设备，安装井架，展开了勘探工作。经过近10年的艰苦奋斗，他们打了一批又一批探井，在长期被认为没有石油的地方找到了油田，探明石油可采储量9000多万吨。自1967年到1973年，这个油田年年提前完成国家计划，原油产量平均每年递增60.9％，到1973年已达到年产原油320万吨的水平。已获得的大量地质资料表明，大港油田的油气资源丰富，油层厚，渗透性好，原油性质好，经济价值高。这个油田的开发可为我国提供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对改变我国燃料构成，促进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9月，我国渤海湾地区建起一个新的大油田——胜利油田。胜利油田资源丰富，距离我国一些工农业生产的主要地区比较近，海陆运输也较方便。其所处地区，在地质学上属于华北盆地。当时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华北没有中生代和新生代的海相沉积：又广泛分布着火成岩和变质岩，所以不可能有油。我国石油勘探工人经过艰苦努力，在9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首先在山东南部渤海之滨的黄河三角洲地带发现了胜利油田。1961年9月23日，这个油田钻出了石油。从1964年春天开始，大规模勘探和建设胜利油田的工程展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在到处是盐碱荒地的渤海湾地区开始了艰苦创业。他们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在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打出了一个又一个高产油井，为渤海湾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油田建设者们在工作实践中，还逐步认识并掌握了油气分布的客观规律，使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越做越好。胜利油田在建设过程中还培养出了一支技术过硬、能吃苦耐劳的工人队伍。1973年全油田涌现出先进集体1400多个，先进人物2.6万多名。其中，3252钻井队被称为"铁人式的英雄钻井队"，不断创造新纪录，1972年创造了钻井140332米的全国最高纪录，1973年又创造了钻井151420米的新纪录。胜利油田已探明石油可采储量近3.9亿吨。到1973年，其原油产量已达到1084万吨。胜利油田的重大成就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油田勘探、开发理论，对加速我国同类地区油田建设工作有很大意义。同时，其开发建设对于高速度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改变我国的燃料构成和燃料工业布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6月18日，国家计委就全国工农业生产情况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汇报指出：在农业方面，全国夏粮总产量预计840多亿斤（实际922亿斤），超过了上年；但在工业方面尤其是煤炭和铁路运输等方面却比以前有所下降。后几个月如不积极地把煤炭、把整个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抓上去，势必会影响支援农业，影响基本建设和战备，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供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国家计委的汇报后，7月1日，由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表扬了工业生产情况较好的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12个省、市、自治区，同时点名批评了一些欠产严重的地区、企业和堵塞严重的铁路区段，指出，当前国家经济中突出的薄弱环节，一个是煤，一个是铁路运输。1至5月，全国重点煤矿共欠产煤炭835万吨；在铁路运输方面，徐州、长沙、包头、贵阳等少数区段经常堵塞，使津浦、京广、京包、贵昆四条干线不能畅通，严重影响了全国的货物运输，造成不少企业停工减产。通知规定，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半个月内必须返回工作单位。逾期不归者，停发工资。情节严重的，要经过群众讨论，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撤销他们的职务。其他擅离岗位的人，也要迅速返回本单位搞好生产，否则按旷工处理。对于有关劳动、工资等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后期统筹解决；对于那些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通知号召党团员要发扬骨干作用，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并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检查计划执行情况，订出增产节约措施。
通知发出后，部分地区和单位的生产有所回升，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和干扰，总的来说，全国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完成不好，市场商品供应紧张，国家财政前8个月出现27.2亿元赤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指示国家计委召开了这次全国抓革命捉生产会议。1974年10月6日至14日，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会议对第四季度生产提出了以下任务和要求：（1）农业要继续开展学大寨运动。今冬明春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扩大冬种面积，抓好化肥、农机等支农产品的生产。（2）轻工业要在第三季度生产水平的基础上，增产40亿元以上的产品，对轻工业生产所需的燃料、电力、原材料和运输，要优先安排，"不挤不让"。同时，商业部门要拿出20亿元库存商品投入市场，外贸部门要拿出5亿元库存商品转为内销。（3）在第四季度，统配煤矿的平均日产量要达到76万吨以。上；钢铁的平均日产量要达到7万吨，全国库存的近200万吨钢锭要尽可能轧成材。（4）确保京广、津浦、浙赣、京包等铁路干线的畅通，争取第四季度平均日装车达到5.3万车至5.4万车，重点是把山西存煤抢运出来。（5）要努力增加财政收入，节约支出，国家的总预备费和各部门掌握的待分配投资和费用、地方的预备费和机动财力，基本上不再动用。
"风庆轮事件"
江青一伙为了实现其"组阁"阴谋，又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大作文章，挑起事端，制造了"风庆轮事件"。
早在50年代，中国就制造出了万吨货轮。但由于国内造船工业仍相当落后，一时还不能满足中国远洋运输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迅速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1964年，周恩来作出了造船和买船同时并进的决定，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提出，力争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大力发展国内造船业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仍可适当买进一些外国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风庆轮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由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
初，风庆轮组装完毕，开始试航。在试航验收过程中，"四人帮"利用用船部门同造船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借题发挥，说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崇洋媚外"，召开大会进行批判，并指责交通部，宣称"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实际上是借批所谓"崇洋媚外"攻击周恩来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很快，"四人帮"便抛出一批文章，批判所谓"崇洋卖国"、"洋奴哲学"。
风庆轮重载试航成功后，1974年5月4日，正式由上海港启航远洋，把1万多吨大米运送到罗马尼亚。9月30日，风庆轮胜利完成远航任务，返回吴淞口。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江青一伙却用来作反面文章。他们说，国产万吨轮早就该远航，没有及早远航，是因为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种种阻力。他们指责国务院同意进口船只就是"崇洋媚外"。在此期司，"四人帮"一伙对这次远航十分关注。当他们得知风庆轮安全通过风大浪高的好望角时，便想要抢夺胜利果实，利用风庆轮为其"组阁"服务。江青指示：风庆轮返航时要大写特写，并登在头版头条。并下令轮船返回上海时，要组织盛大欢迎。所以，风庆轮抵达吴淞口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齐聚码头迎接。此后，从10月9日开始，各报刊开始大规模宣传报道和评论风庆轮远航一事、借歌颂自力更生方针，批"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12日，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对风庆轮的长篇报道，并分别发表评论员文章。《文汇报》的题目是《红灯指航向踏平万里浪——欢呼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解放日报》的题目是《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文章把造船同向外国买船对立起来，影射周恩来指示向国外买船执行的是"孔孟之徒卖国主义路线"。文章说：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孑L派的头子直接插手造船工业。文章还明确指出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以及刘少奇、林彪等人奉行的就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的是一条卖国主义路线。一时间，与"四人帮"持不同看法的人都被扣上了"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等帽子。"李、顾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风庆轮首次远航时，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被派遣到船上协助工作，李任副政委，顾任政治干事。在航行途中，某些人要李、顾把进口船只作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来批判，李国堂、顾广文予以拒绝，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在目前国内造船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向国外适当买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有利于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也可以尽快改变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散布谬论，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他们还对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及其在上海的亲信表示过不满。"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据此写下了一万余字的信，指责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江青对此作了批示：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有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态度。张春桥也说：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轮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按照王洪文的指示，风庆轮返回上海后，李、顾两人被扣留在上海遭到批斗，"李、顾事件"被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他还责令交通部对此事严肃处理。
随后，江青一伙又利用风庆轮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挑起事端。当时，周恩来因病住院，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对此极为不满，借机向邓小平发难。10月17日晚，"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提出"风庆轮事件""崇洋媚外"问题，对邓小平突然袭击，要他立即表态。江青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说：我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江青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反驳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这是强加于人。""我要调查！我要调查！"张春桥说："我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对"四人帮"的围攻极为愤怒，愤然离开会场以示抗议。
"四人帮"大闹政治局未占上风，遂又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知道事件的真相后，对其做法进行了批评，仍建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之职。"四人帮"一伙制造"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的计划宣告破产。
"四人帮"阴谋受挫，但仍揪住"风庆轮事件"不放。1974年11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同时刊出两篇文章：《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与《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里》。姚文元还特地为后面一文写了编者按，说：它"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继续影射攻击周恩来。
10月，"四人帮"被粉碎，"风庆轮事件"亦真相大白。
长沙诬告与"四人帮"组阁阴谋的破产
"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实现其"组阁"美梦，加紧进行阴谋活动。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极为不满。为了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达到由江青"组阁"的计划，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但诬告未能如愿，"组阁"阴谋亦宣告破产。
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主观上是把召开四届人大作为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召开人大必然要讨论和决定国家领导人的安排和调整。"四人帮"意识到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他们不顾毛泽东的批评，加紧了阴谋活动，"四人帮"决定赶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把邓小平搞下去。在10月17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借"风庆轮事件"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发难，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要他立即表态。邓小平表示对该问题还需要调查，江青等人就对他大肆攻击。邓小平对此予以严正驳斥。会议开不下去，不欢而散。当天夜晚，江青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召集到钓鱼台17号楼紧急密谋，分析政治局会议斗争的情况，并筹划对付邓小平的策略。最后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
王洪文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抵长沙，见到了正在长沙疗养的毛泽东。在毛泽东面前，王洪文恶人先告状，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自称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王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说：看来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他又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还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在毛泽东面前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了一番吹捧。其目的是想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而由"四人帮"进行"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他："有意见当面谈，这样搞不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飞往长沙告状的同时，江青在北京大搞阴谋活动。10月18日白天，江青把王海容和唐闻生叫到钓鱼台谈话。王、唐是毛泽东接见外宾时的记录和翻译，此时即将去长沙参加接见外宾。江青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会议讨论"风庆"轮问题，邓小平和江青发生争吵，并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当晚，江青一伙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张春桥介绍所谓形势问题，把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他还把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抵制比作"二月逆流"。江青一再坚持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去向毛泽东告状。
由于事关重大，王、唐二人于19日赶到医院将谈话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他已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经过他的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人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邓小平。邓小平已忍了很久。
20日，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将有关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后非常生气，指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同时，还要她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等人的诬告没有取得预期结果。江青为实现自己的"组阁"梦，开始伸手向毛泽东要官、要权。
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并提出让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让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当天，毛泽东给她的信作了批复："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先作了一番自我检讨，又抱怨自己没有什么工作，实际上是向毛泽东讨官要权。毛泽东于次日再次批评了她：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江青不以为然，还托人向毛泽东提议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立即揭穿了其用意："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这些话说明毛泽东对江青还是有所了解的，知道她不堪大任，要她有"自知之明"。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带病主持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安排工作。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不顾病痛折磨，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王洪文同行。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四次谈话。他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并再次指出江青有野心。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再次提议由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3个重要职务。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多次批评，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且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他的这些做法，对于挫败"四人帮"夺权组阁的阴谋，保证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全国掀起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
朝阳农学院是由原沈阳农学院迁往朝阳的一部分与朝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朝阳水利学校、农业学校等单位合并而成的，1974年以前称为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该院于1972年开始在农学、果林、畜牧兽医3个系的三年制普通班实行"社来社去"的办学方针，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1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的调查报告，开始对"朝农经验"进行宣传。所谓"朝农经验"即是：（1）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员经过社队选送人学，毕业后仍回原来的社队当农民。（2）学校教学实行"从农业需要出发"的方针，以科研保教学，也就是要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课题进行教学。（3）实行"几上几下"的教学方法。上，就是学员在校学习，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下，即要求学员回到原来所在的社队边学习、边实践。年级不同，专业不同，上下的次数也不同。这篇调查报告对"朝农经验"给以较高评价，指出：朝阳分院同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观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几上几下"是朝阳分院教学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打破了所谓"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个"乱"是好事，不乱就不能革命。它乱了旧的教学秩序，却迎来了无产阶级教育的新面貌。此后，另外一些报刊也曾对"朝农经验"进行过宣传，认为"社来社去"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好办法。
随着"四人帮"组阁阴谋活动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四人帮"为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目的，在"朝农经验"问题上大作文章。在其操纵下，1974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好——辽宁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调查》，说"社来社去"是从根本上打破了旧学校那种把学生关在校门内与世隔绝的"三脱离"状况。12月3日，《光明日报》又发表有关朝阳农学院的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指出：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体现了农业院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教育要革命，就要坚持批判旧制度，批判旧思想，坚决反对因循守旧。12月21日至28日，在毛远新和迟群的策划下，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与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了"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会议宣扬了"朝农经验"，并指出：不仅农林院校，而且各级各类学校、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机关都应当学习、研究朝农经验，农业大学必须搬到农村去办，实行"社来社去"，"学大寨"应当是农业大学的必修课、基本课。工业大学要把"学大庆"作为基本课、必修课。在会上，迟群、毛远新等人竭力鼓吹"朝农经验"的战略意义。迟群说：文化大革命前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毛远新则指出：朝农的学生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四人帮"在朝阳农学院的走卒还公然说：我们就是要同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唱对台戏。会后，各报刊登载了大量有关朝农的报道，各地组织了大批人员去朝农参观学习。据统计，到1975年底，朝阳农学院共接待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参观学习的单位1700多个，84000多人。
"朝农经验"中的所谓"社来社去"、"几上几下"等均被"四人帮"任意曲解，为其反革命阴谋服务。他们打着教育路线必须服从基本路线的幌子，提出要把朝阳农学院办成"政治大学"，说这就是"政治挂帅"；反对培养专业人才，鼓吹学校只办一个专业，只培养一种人。他们甚至搞了"重点公社重点招生"的把戏，妄图使毕业的学生"形成一股势力"，夺取公社、大队、学校的领导权，借以实现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配套夺权"。
"四人帮"一伙所鼓吹的"朝农经验"，给中国学校教育工作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后，"朝农经验"亦随之破产。根据当时情况，辽宁省委批准撤销朝阳农学院，恢复了原来的朝阳地区农科所、朝阳水利学校、朝阳农业学校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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