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不能容忍周恩来、邓小平等推行其正确主张，也不能容忍自己"组阁"阴谋的破产。8月，他们根据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在全国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进行歪曲事实的工作汇报，诋毁全面整顿工作。11月，开始了波及全国教育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同时也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
本年我国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有：经济上，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站一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一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全部完成。外交上，我国同欧共体、日本等西方国家关系有所发展，并拓宽、加深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科教上，我国第一台大型混合模拟电子计算机诞生；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并精确测得其高度为8848.13米；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后来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坑等。
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林彪事件被推迟，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人大会议。
1月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展开，这使得刚刚趋于稳定的经济局势再度陷于动荡之中。为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74年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毛泽东又发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篡党夺权的重要时机，于是加紧策划各种阴谋活动，企图通过此次会议组成自己的"内阁"。早在1972年，王洪文、张春桥就安排在上海培养大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并选调80名工人到复旦大学接受培训，为以后抽调到北京任各部部长做准备。1973年10月，上海市又专门举办了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考察和选拔干部。1974年3月，王洪文提出："上海要尽快物色20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10月，他再次提出："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他们在上海的骨干分子王秀珍等人对此一一照办，并拟好一份部长备选名单送到北京，作为组阁人选。
毛泽东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使江青集团极为恼火。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排挤、攻击邓小平。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多次批评，使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破产。
周恩来为做好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抱病主持人事安排，多次与李先念、邓小平交换意见，与"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做坚决的斗争。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与王洪文同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在与他们的4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宗派"，并高度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提议由他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据此，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Q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全国各族、各界代表共2864人；会议由朱德委员长主持；大会的议程主要有三项：修改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张春桥指出，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结我们的新经验，巩固我们的新胜利，反映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共同愿望，就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主要任务"；关于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
新宪法序言中，强调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就把这一提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新宪法总纲除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以外，还肯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重申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另外，"四大"即"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及"公民有罢工自由"等内容，亦被作为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而载人宪法。新宪法是在"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影响下，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肯定的产物。在新宪法的一些具体条款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如关于地方机构的设置，它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各级人大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把革命委员会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为一种议行合一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关于审判、检察机关，新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实际上取消了检察机关，使本应相互制约、相互独立的公安、司法系统混为一谈。
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在回顾以往工作时提出："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报告还总结了过去10年间我国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等等。关于今后的任务，报告一方面强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从而"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也鲜明地提出了"加强团结"的方针："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要能上能下"；"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民主的方法，认真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关于今后的经济发展，报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基于此，报告重申了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15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再次强调了党和毛泽东所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
从1月14日起，全体代表认真讨论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请大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上述两个报告。1月17日，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
大会还根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任命了新一届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22人为副委员长；会议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在1月20日下午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江华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姬鹏飞被任命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向全国人民重新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的宏伟目标，并且在组织上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从而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周组阁"阴谋，为邓小平开展全面整顿，恢复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会议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具有其历史局限性。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
1月13日～17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使一批老干部又重新担任了国家的重要职务，粉碎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妄图组阁篡权的阴谋。不久，由于周恩来病重，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但与此同时，他对邓小平能否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并不十分放心，所以又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四人帮"借题发挥，利用毛泽东这一指示，借"反对经验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提出"全面专政"理论，企图弥补自己组阁篡权的失败，竭力进行反扑。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毛泽东从1974年10月起多次谈及。1974年10月20日，他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淡到："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在与周恩来等人谈话时，毛泽东再次谈到："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又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个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随后，毛泽东指示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在理论问题上，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的误解，迎合了"四人帮"的需要，他们抓住机会，大做文章。
2月1日，《红旗》杂志第2期上刊载了署名"池恒"的文章《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社论提出"要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注意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还公布了毛泽东1974年12月26日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对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通知》认为：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知》要求将毛泽东的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之后，全国范围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展开。
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由张春桥、姚文元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即"33条语录"）。它采取断章取义的做法对马列主义进行歪曲，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做了论证与发挥。例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问题上，只摘录阶级斗争的内容，而舍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逐步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的论述等。《红旗》杂志第3期对此文全部予以转载。在编者按中，《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还进一步指出：全国亿万人民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各级党委要充分理解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首次提出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把所谓"经验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危险。与此同时，姚文元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反复论证"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并别有用心地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口号，借批所谓经验主义，给老干部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4月1日，《红旗》杂志第4期又登载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文章完全歪曲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认为只要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那么"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因此，他提出要"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并再次强调"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号召"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4月3日、4日、5日，在宣讲《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时，江青也大力宣扬"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与张春桥密切配合。她。甚至还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接着，《红旗》杂志、《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等报刊，为响应江青、张春桥等人批判经验主义的需要，发表了梁效《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罗思鼎《回顾"三反"、"五反"运动》等不少文章，影射周恩来、邓小平是"经验主义"，是"复辟旧制度"，并给一批坚持正义的老干部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进行批判与攻击。
江青、张春桥关于"经验主义"的提法引起毛泽东的重视。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上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对姚文元等人给予了批一评。批示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的"反经验主义"。
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了江青等人。他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28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4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打倒。"他还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摘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他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江青等人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与6月3日两次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江青、王洪文等人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不得已做了自我批评。6月28日，江青在给"毛泽东、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的信中说："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四人帮"的胡作非为虽因毛泽东的批评而有所收敛，但由于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是经毛泽东批准后才发表的，因此，"四人帮"的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而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也在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使当时的"左"倾错误更加理论化，为江青一伙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迫害老干部及广大知识分子、人民群众提供了理论依据。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75年1月13日～17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选举了以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家领导机构。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成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国务院工作以及外事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为实现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邓小平根据1975年1月毛泽东作出的要求"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正确决定，在不断排除"左"倾干扰并与之作坚决斗争的情况下，着手对军事、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军队的整顿。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首先从军队开始。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作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由叶剑英主持。第一次军委常委会议就开始筹备召开整顿军队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作了认真的准备工作基础上，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叶剑英和邓小平在会上作重要讲话，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任务和要求。7月14日，邓小平作《军队整顿的任务》长篇讲话，指出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整顿就是要去掉这五个字。而军队领导班子中存在"软"、"懒"、"散"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予以解决。他强调指出，要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邓小平说："军队整顿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并重新提出学习雷锋，要求全军干部、战士像雷锋那样为人民做好事，恢复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他还讲了军队的编制、体制问题、整顿问题，军委的工作问题，整编中的干部问题，高级干部的责任问题。7月15日，叶剑英作会议总结讲话，并作了整顿军队的具体部署。他指出："搞好精简整编和军队的建设，关键是调整和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他强调：军队需要高度的统一集中，必须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要加强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坚持安定团结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搞错了的一定要甄别平反；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提高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这次会议还向部分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多次批评。
1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军队的报告和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随后，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央军委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迅速作了调整，解放了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将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有力地稳定和巩固了军队。这次会议及其精神在军队中的贯彻实施，对于解决"文化大革命"给部队建设带来的各种问题，消除林彪的恶劣影响，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军队整顿的开展，对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工业、交通战线的整顿。1975年2月至5月，工交战线的整顿工作展开。这一工作首先从当时处于严重混乱状态的工业交通，尤其是铁路运输行业开始的。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运输就时常发生严重的混乱，积压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而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给铁路运输又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枢纽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到其他铁路干线的正常使用，从而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指出：现在有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但是，"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因此必须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派性，对少数闹派性的坏头头，要坚决予以处理。他还指出："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及会议讨论意见，中共中央于3月5日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共中央（1975）9号文件〕，规定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强集中统一；恢复和健全铁路系统的各项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反对派性，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等。会后，以万里为部长的铁道部立即开始了对全国铁路系统的整顿，他们首先从问题特别严重的徐州铁路局人手，在有关省、市委的配合下，通过宣传中央决定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迅速调整领导班子，逮捕了一小撮坏头头，平反了一批错案，恢复和健全了各项铁路规章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扭转了铁路运输形势。截至4月份，全国20个铁路局有19个超额完成装车计划，全国铁路货运量随之上升，日装车量达到53700车，创历史最高水平，几个严重堵塞的路局也全部疏通。
3月下旬，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检查和研究了9号文件的宣传和落实情况。会议明确提出：9号文件的精神，除体制问题外，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5月8日至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会议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任务，要求欠产较多的几个大钢铁企业限期扭转生产下降的局势。5月29日，邓小平在会上作《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提出了钢铁工业需要着重解决的4个问题：第一，从冶金部到各厂都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要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使之成为坚强的作战指挥部。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于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发动群众与之斗争，寸步不让。邓小平说：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总是等待。第三，必须认真落实对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第四，建立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和必要的规章制度，严肃执行，宁可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繁琐，应该改革。其中，领导班子的整顿成为工业整顿的核心及关键。29日，叶剑英、邓小平接见了参加钢铁工业座谈会的17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工业书记、常委和11个大钢厂的负责人。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努力完成全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今年9号文件发出后，整个工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石油工业一直领先高速度地发展，近两个月煤炭生产、铁路运输也上去了。钢铁生产虽然也有所进步，但上升缓慢。中央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领导状况一改变，马上就见到效果。由于各地较好地执行了这一批示，一个月以后，欠产严重，拖了全国钢铁生产后腿的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四大钢厂的生产逐步上升，全国钢的日平均产量超过国家计划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帐。
为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的整顿，经中共中央批准，1975年7月20日至8月4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8月3日，邓小平在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代表时，作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提出整顿的三项具体措施：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并且"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请那些"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人去休息；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把科研工作抓紧，"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来解决职工吃肉吃菜问题。叶剑英、李先念也分别到会讲话，强调保证军工企业生产秩序的重要性。会后，军工企业积极开展整顿工作，产品质量明显提高。
中旬国家计委开始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对此极为重视。8月18日，他在国务院讨论这一文件时提出7点关键性意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恢复健全规章制度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这一文件虽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并未形成正式文件。科学、教育、文艺工作的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的科技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主要的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的某些单位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为改变这种与国民经济发展、实现四化要求极不相应的状态，邓小平提出要对科技工作进行整顿，要求尽快把科研搞上去。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提出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七机部必须限期解决派性的问题；7月，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和加强领导的报告，随即派胡耀邦等3人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就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可行性意见。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胡耀邦于8月17日主持起草了《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提纲共讲到6个问题：关于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关于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提纲特别强调了红与专的关系，指出：对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文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技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9月26日，邓小平等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充分肯定了这一文件，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要看到科研也是生产力"，"科技工作要进行整顿，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对有水平的人要爱护和赞扬，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照顾、政治关心等多方面为科研人员的工作创造条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一文件由于毛泽东不满意而未能下发，但却使科技界的整顿初见成效。
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秩序十分混乱，教师地位低下，学生不读书的现象相当普遍。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强调要办好教育，学校应"以学为主"，并尖锐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10月，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整顿的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并狠抓了教育界的领导班子调整。
文艺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严重破坏。全国所有的文艺团体基本上停止了演出活动，舞台上只有8部"样板戏"一花独放，严重影响了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1975年7月，毛泽东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7月初，在同邓小平谈话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要搞百花齐放，不要搞一花独放"。7月14日，毛泽东又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根据这些指示，邓小平积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使得一批报刊杂志如《人民文学》、《诗刊》等相继复刊；文艺舞台上一批被诬为毒草的电影如《创业》等被解放，还出版了鲁迅著作和其他少数文学作品。这些举措使文艺界的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农业的整顿。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山西昔阳和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着手对农业进行整顿。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看法，并提出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正确意见。在这次讲话中，他还首次明确向全党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认为从军队到地方，从农业、工业、商业直到文化教育、科技、文艺等各条战线，都存在整顿的问题，各方面都要通过整顿解决问题。会后，全国各地很快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农村社队进行整顿，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高潮。
经过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至1975年底，全国各条战线成绩显著。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钢产量2390万吨，比上年增长13.1％；原煤产量4.82亿吨，比上年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比上年增长18.8％；铁路货运量8.9亿吨，比上年增长12.7％。虽然本年度依然存在政府财政赤字等问题，但国民经济总的发展状况是好的。
全面整顿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使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及群众基础。但由于整顿工作一方面触动了"四人帮"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随着"评《水浒》运动"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先后开展，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很难再继续下去。1976年1月21日、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美蒋特务
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人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和"给出路"的指示，在10到20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改造了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伪蒙战犯以及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1975年3月与9月，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先后特赦了全部在押战争罪犯以及宽大释放了在押美蒋特务；12月中旬，又一律宽大释放了原国民党县团以上的党政军人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及镇反运动、肃反运动的过程中，曾经俘虏及逮捕了一批对国家、民族、人民犯有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经过我国专政机关长期的教育、改造，这些战犯逐渐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正确认识，并有不同程度的改恶从善的表现，有些人还能够立功受奖。鉴于此，从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起，我国司法机关先后实行了7次特赦，原蒋介石集团高级军事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原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均在特赦之列。
3月17日～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而提出的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予以通过。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在会上就此问题作了说明：对这次被特赦释放的战争罪犯"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以后，每人发给新制服和100元零用钱，把他们安排到北京开欢送会"。会议最后通过了《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19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释放战犯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并发给他们特赦释放通知书。这次被特赦释放的战犯共计293名，其中包括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犯290名，含军官219名，特务50名，党政人员21名；伪满洲国的战犯2名；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23日，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华国锋、吴德接见了被特赦释放的全体人员，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好事。黄维、文强、蔡省三等在被接见时发言，表示感谢党、人民政府和毛泽东给予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今后要为祖国统一多做贡献。
13日，特赦人员中有10人经申请被政府批准后，离开北京，途经香港回台湾。政府有关部门发给了他们去台湾路费，并发给往返通行证，并表示，如果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回来。
10月至1965年9月间，美蒋连续派遣武装特务，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我国沿海军民积极反击，捕获了一批武装特务及特务船船员。经过教育改造，我司法机关从1963年7月起，先后4次释放了立功和有悔罪表现的人员。1975年9月22日，我司法机关鉴于被关押的美蒋武装特务及特务船员，确已有了认罪悔过的认识与行动，决定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并给予他们公民权，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安排就业；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去，并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发给新制服装、被褥及零用钱，还由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参观学习等等。
这次被宽大释放的武装特务共95名，武装特务船船员共49名。10月5日，要求回台湾的被宽大释放人员共65名，分乘飞机、火车到达福州、广州，8日起程，分别取道福建厦门港口及香港回台。在他们离开福州、广州之前，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厅分别举行招待会，为他们饯行，并祝他们旅程顺利，早日与台湾的家人亲友团聚。他们对我人民政府宽大释放他们，并为其回台提供各种方便表示感谢。
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巩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在特赦全部战犯和宽大释放全部美蒋特务的基础上，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我国司法机关又于1975年12月一律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12月15日～18日，我国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宽大释放大会，对被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发给高级人民法院的宽大释放裁定书和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的释放证，宣布给予他们公民权，并由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予以适当安置；与此同时，各地公安机关还对服刑期满后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发放转业证明书；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宣布给予公民权，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进行适当安置。各地司法机关负责人还鼓励所有被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改造世界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同时向他们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去，并且提供方便条件。
23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接见了72名来北京参观学习的被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勉励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做有益的事情。他们表示，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教育和挽救，决心努力学习，继续改造思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祖国、为人民多做有益的贡献。接见后，统战部还设宴招待了他们。
特赦全部战犯与宽大释放美蒋特务及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一方面表明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安定团结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体现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伟大胸怀；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
张志新被夸事件
张志新，女，1930年12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1950年考入河北师范学院教育系，抗美援朝期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1年被选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后转人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195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分配到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工作。1958年任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理论教员。1960年起担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她公开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暴行与阴谋，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1974年8月24日被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4月3日被判处死刑，次日即被杀害。终年45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张志新作为一名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工作人员，由于对省委机关一些领导人的官僚作风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感到"心里高兴"，因此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参加群众组织，参与各种集会等。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她看到了大批领导干部被无辜打倒、批斗甚至被打死，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武斗、流血不断升级，国民经济陷于倒退、停滞时，开始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内容及其方向产生了怀疑，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
2月，张志新到天津、北京探望亲人，沿途看到的都是武斗乃至枪战的混乱景象。为弄清心中的疑惑，她在北京亲自跑到街头进行观察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她亲眼目睹了江青一伙在首都造成的劫难。江青只要说一句话，"北京城的墙壁上、柏油路上就到处出现’打倒××ב，’油炸××ב的大字报，连德高望重的朱老总、贺龙、陈毅、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劫难逃。从中央政治局，到街道党支部，所有的党组织都被摧垮了"；"党组织瘫痪了，政府瘫痪了，工厂瘫痪了，交通瘫痪了"。现实的种种情况使得张志新触动很大，她更加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了。回到沈阳之后，她向亲人、朋友反复谈到了这一点："天津、北京到处都在批斗、武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江青一手遮天，她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怀疑！""你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是现在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人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打倒这么多人，省委领导全靠边了，难道这些人都是敌人？我想不通啊！老干部总是为党作过一些好事，有些人犯了一些错误，是否都该打倒？这里面有名堂！中央文革里有名堂！我对江青、叶群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对林彪就是不信任！"与此同时，她还在一些公开批斗领导干部的大会上，为老同志们的遭遇不平、流泪，以示自己的不满与愤慨。
春，辽宁省委搞所谓重新"划线站队"，有人劝张志新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问题，她回答说，她考虑的并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共产党和国家的大是大非和前途问题。
底，张志新和许多原东北局、省委、省人委的干部一起被驱赶到荒无人烟的盘锦"五七"干校，被列为"专政对象"投进"学习班"，进行所谓"反省"。在10个月的劳动、学习和思索过程中，她多次旗帜鲜明地阐发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对江青、林彪一伙的看法："对江青我就是怀疑，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江青审查了没有？江青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么？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也可以揭么？""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这不是树毛主席的威信，是树林彪自己的威信，我对林彪没有什么信任！""现在天天搞什么’宣誓‘，搞这个形式主义干什么？他不忠于毛主席，就是做那些事也不行。忠不忠于毛主席，主要看认不认识真理。……毛主席的威望不是靠大树特树树起来的，是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多次发言之后，她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书面材料共10余万字，上交给组织。在张志新的书面材料中，不仅系统地批判、抨击了江青的专横和对祖国文化艺术事业的摧残以及林彪鼓吹"顶峰论"，大搞"三忠于"、"四无限"等现代迷信的错误作法，而且还明确提出对老干部的打击面过大等问题："好多人打倒了，是否都是叛徒、特务？""打倒这么多人，从司令部来看，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问题的人比例这么大，有些为国家命运和前途担心"，"走资派要当敌人来打，思想上就是不通，老干部总是给党做了些好事，做了些工作，有些人确实犯了错误，应该打，但是否都当敌人来处理？""这些人打倒，不一定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可能有什么名堂。"她热情讴歌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各个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然后问道："难道会有为革命屡建奇功的特殊反革命吗？"对于所谓彭德怀"反党"、"61人叛徒集团"案件，对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受破坏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重大理论、实践问题，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作了坚决的斗争。
张志新言辞犀利的书面材料使江青集团大为光火，他们在辽宁的党羽在看过材料后说："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和我们公开干的人不多，这样的人得整起来。"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在盘锦"五七"干校的整党尚未结束，"四人帮"集团就逮捕了她；1974年8月24日，她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12月25日，她由盘锦看守所被转移到沈阳监狱，编入女监二中队强迫劳改。
在长达6年的监狱生活中，张志新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放弃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为更有力地批判"四人帮"的阴谋，宣传自己的观点，她从每月2元钱的生活费中，一点一点地积攒出钱，买了几十本马列和毛泽东的书，然后利用每天2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共12卷，还细读了毛泽东5篇哲学著作和《共产党宣言》，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在她的《感想》中，她写道："经过第一次提审已经十天，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学习和考虑，坦率地讲，没有解决认罪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不变，态度如前"，"我之所以至今不能认罪，自以为对路线斗争，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疑问，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在发现她把用于写认罪材料的纸、笔都作了笔记，而且越学越坚定之后，监狱管教员就收缴了她的笔，并不再发给她纸。她用小木签蘸上墨水，写下《质问·控诉·声讨》一文，激昂地指出："看来我的笔是被你当作枪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却永远也缴不去。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执行者，你们哪一点象无产阶级？你以为利用这一恶劣手段就可以软化革命者的意志，可以向错误路线投降么？这除了说明你们手中没有真理，在真理面前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外，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在坚持认为自己的言行是党纪国法赋予一个党员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并与"四人帮"的爪牙作坚决斗争的同时，张志新还积极启发、教育自己身边的同志和亲人坚持真理，不怕困难，要坚信总有一天会昭雪平反，再次投人斗争的洪流。在给妹妹张志勤的一封信中，她写道："人们说游泳是最好的体育活动，能帮助治疗几种疾病，我看投入政治斗争的游泳行列并真正下水学习游泳，也是治疗政治上几种疾病的最好办法。……决心投进去吧！我是下了决心，在政治风浪中学会游泳。"她的坚定信仰和坚强意志赢得了周围同志的尊敬与信赖。一些人在她的影响和感召下，逐渐加入到与"四人帮"作斗争的行列中来。
"四人帮"对张志新的坚强不屈恼羞成怒。他们给张志新钉上两副脚镣，戴上背铐，关进小号达一年半之久；他们还挑动流氓犯、盗窃犯殴打、折磨张志新，或用和死刑犯陪斩的方法来恫吓她，但都不能使她低头认罪。
由于周恩来、毛泽东相继病重，"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在辽宁的死党也动用专政工具，开始大搜捕、大镇压。遵照张春桥要"杀人"的指示，他们下令法院给张志新办理加刑手续，并说："判无期徒刑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干一天，杀了算了"。
4月3日，张志新在法庭上与"四人帮"做最后一次斗争，她再次重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说了一个共产党员该说的话，我的观点起之有因，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在要求看审判记录的请求被拒绝以后，张志新拒绝签字，"四人帮"的党羽便以未签字的提审记录为根据，加判张志新死刑。4月4日清晨，张志新被惨绝人寰地割断气管，上午10时12分，她在沈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被枪杀。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人民给了张志新公正的评价。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大会，宣布了这一决定，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张志新同志学习；同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以《要为真理而斗争》为题报道了她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殊死斗争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9月12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开幕，至28日结束，历时共17天，是继1959年9月、1965年9月第一、二届全国运动会之后的又一次体育界盛会。9月12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开幕。朱德、邓小平、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出席了开幕式。应邀出席开幕式的还有老挝、印度尼西亚、赞比亚、阿尔及利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柬埔寨、伊朗、巴基斯坦、日本、尼日利亚、埃及等国政府、共产党组织及体育界人士代表；以霍英东为团长的港澳体育界参观团也应邀出席了开幕式。首都有80000余名群众汇聚工人体育场，观看了开幕式。
下午3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庄则栋宣布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在入场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致开幕词。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参加第三届全运会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应邀参观这届全运会的外国朋友表示热烈欢迎。群众体育先进基层单位代表关晓红、运动员代表马连民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首都23000余名男女青少年、运动员和解放军战士在开幕式上表演了大型团体操《红旗颂》。
13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各项比赛项目全面展开。这届全运会比赛项目共28个，其中23个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之前，从6月10日起，成年组篮、排、足、棒、垒、手球等球类和棋类7个项目已经在全国13个赛区进行了预赛；少年组篮球、排球、足球预赛也从7月20日起开始举行；赛艇、皮艇、划艇3个项目的各类预、决赛分别于8月17日至22日在武汉进行；另外，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还进行了少数民族体育表演和军事体育项目表演。整个全运会总共近800场次的比赛，分别在190多个场馆进行，其中30％以上的比赛都安排在北京城区和郊区的厂矿、农村、学校、部队等基层单位进行。担任本届全运会的男女裁判员共计1000多人。
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本届运动会取得了优异成绩，共有1个队、4人6次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2人2次平2项世界纪录。他们分别是：9月16日在北京西郊射击场上举行的团体射击赛中，由董湘毅、李亚敏、杜宁生组成的解放军队以1771环的总成绩，打破苏联运动员在1974年创造的1752环的世界纪录；在女子小口径手枪慢加速射60发比赛中，解放军选手李亚敏、杜宁生分别以591环、588环的成绩，同时打破苏联运动员斯托利亚罗娃在1974年创造的587环的世界纪录；9月16日和17日，在女子小口径手枪慢加速射60发的预赛和决赛中，解放军选手董湘毅分别以592环、591环两次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9月21日，在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3×20的比赛中，辽宁队选手金东翔以578环的成绩，打破南斯拉夫运动员马西奇和苏联运动员拉特尼科娃在1971年创造的577环的世界纪录；9月16日，在女子30米单轮射箭比赛中辽宁选手宋淑贤以342环的成绩，平我国选手王文娟在1974年创造的世界纪录；在女子小口径和手枪慢加速射60发比赛中，山东选手高建敏以587环的成绩平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此外，这届运动会还有3人打破亚运会纪录。他们是：9月13日晚举行的男子5000米田径赛中，北京选手谢宝江、吉林选手袁庆和、云南选手彭祥生分别以14分11秒、14分11秒2、14分18秒8的成绩，打破印度选手希·辛格创造的14分20秒5的亚运会纪录。在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上，还有49个队、83人197次打破62项全国纪录，4个队、41人151次打破64项青少年全国纪录。
28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赛事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闭幕式。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大寨是地处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海拔1000多米的一个山区大队。60年代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人领导下，大寨人凭着镢头和箩筐等简陋工具，把全村的沟壑全都改造成良田，坡地修成水平梯田，并通过秸杆还田、大施农家肥、深耕土地等，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改变了大寨的穷困面貌，同时也培养了大寨人艰苦奋斗、为国家多做贡献的高尚品格。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长篇报道及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介绍了大寨的事迹和经验，号召全国学习大寨。随后，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周恩来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从此，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展开。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国各条战线都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农业亦是如此，其基础地位严重削弱，影响了全国经济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意识到"左"倾危害之后，于1974年发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战略方针。
为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提高农业发展水平，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经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5年9月15日，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拖拉机厂厂房内正式开幕。邓小平、江青、姚文元、陈锡联、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地区、县和国营农牧场负责人，农业、农业机械、企事业和科教、财贸系统的代表、知识青年，大庆油田和解放军有关单位代表共计3700多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主持了开幕式，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致开幕词，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重要讲话。此外，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第一副书记贾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王谦等也作了讲话。
会议将《毛主席指示》、《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等作为大会的学习文件；会议的任务是："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指针，认真讨论农业学大寨，特别是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研究普及大寨县及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大寨和昔阳县其他先进大队。9月29日，会议移至北京继续进行；10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作主题为计划生育问题的讲话；10月1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作题为《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会议总结报告；10月19日，陈永贵致闭幕词，历时一个多月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落下帷幕。
当时主持全面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将它列为整顿工作的一个具体步骤，希望以此为起点，使全国农业发展走上正常轨道。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个会议非常重要，"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象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0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他还突出强调了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从明年起，我们就是要干这一项伟大的工作"，"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更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提醒大家"必须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他告诫全党要头脑清醒，不要重犯浮夸风等错误："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在突出强调农业整顿的基础上，邓小平还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关于农业整顿的关键，他强调农村领导班子的重要性，提出"要把那些思想好、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干，能够艰苦奋斗的人提起来，不管过去是这一派那一派，不管过去犯了点什么错误，要用，用这种党性强的人"。另外，农业学大寨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真学，就表现在学到了，回去就老老实实地干"。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做的《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集中体现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主要精神。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战斗任务，就是：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5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这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要求；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我国在本世纪内走在世界前列的迫切要求；又是做好战备工作的迫切要求。"报告认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和群众运动。这同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我们要通过这个运动，使每个县都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实现安定团结，万众一心地大干社会主义，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使粮棉猪油和各种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使农业现代化更有力地带动和保证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总结报告还明确指出：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建成大寨县的标准，共有6条：（1）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2）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3）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象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4）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5）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6）农林牧副渔业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此外，总结报告还强调了基层领导班子的重要性："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并要求各县制定农田基本建设的全面规划，以改良土壤、治理江河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同时切实抓好科学种田、发展社队企业两项工作；报告还要求：今后5年内，除了已有的300多个大寨先进县必须巩固、继续发展外，全国每年平均至少要建成100个大寨县，从而达到到1980年为止，全国1／31的县成为大寨县的目标。
会议闭幕以后，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华国锋的总结报告。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普及大寨县》的社论，号召全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高潮。从此，各地迅速抽调上百万干部下到农村，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很快掀起大抓农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呈现空前的高涨局面。
评《水浒》运动
评《水浒》运动开始于1975年8月，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结束，是"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而发动的一场保全自己、批判党内老干部的运动。
12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评论过古典小说《水浒》。他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8月1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在给患白内障的毛泽东朗读《水浒》时，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谈到自己对《水浒》的看法时提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这本来是好读古书的毛泽东的一番文学评论，没有特别的现实政治寓意，却成为"四人帮"发动所谓"评《水浒》运动"的借口。
14日，"四人帮"得到经过记录整理的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稿后，立即做出反应。姚文元当天即写信给毛泽东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指示"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做好印刷和评论工作"，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在姚文元的信上批示：同意。之后，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和姚文元的信。
"四人帮"乘"评《水浒》"大作文章。8月14日深夜，姚文元即着手布置宣传、出版事宜。8月15日，又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稿，连同他给毛泽东的信印在一起送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四人帮"在北京、上海的心腹，要他们立即组织人力，赶紧撰写文章。8月28日，《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经姚文元精心修改的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声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的特点"。更指出："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31日，《人民日报》在转载《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文后，发表署名"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这篇文章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竭力暗示"评《水浒》"的政治性质。9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并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说：开展评《水浒》运动，"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我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从此之后，国内各类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文章。"评《水浒》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为达到保住自己、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以篡党夺权的目的，"四人帮"还在党内积极策划阴谋。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15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江青参加了会议。9月17日，她在大寨召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法家著作注释组、两校写作班子等共100多人谈话，说："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她还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说："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江青还把中央政治局对她的批评说成是对她的迫害，声称"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之后，江青要求会议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泽东知道后，怒斥江青的谈话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四人帮"的反动气焰受到打击。
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四人帮"乘机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评《水浒》运动"也随之升级。2月，《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为"高路"的文章，说"宋江一上山就搞分裂，造谣言，贬低和架空晁盖的领导"，他"刚进聚义厅，便迫不及待地要翻原来排座次的案"。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进一步强化"评《水浒》运动"的政治性，借以批判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江青指使炮制的文章，第一次点名诬蔑邓小平为宋江；5月10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文章，称邓小平为宋江式的投降派："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就竭力网罗反革命势力，打击革命力量，为其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扫清道路。"与此同时，"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和舆论工具，还大量刊登了同类文章。他们在"联系实际，评论《水浒》"的幌子下，叫嚷要"揪宋江式的走资派"，并且由揪一人到一层人，再到层层揪，打击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更加迅速地炮制所谓评《水浒》的文章，打着"按既定方针办"的旗号，声称准备"同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战"，为其篡党夺权扫除障碍。
"评《水浒》运动"不仅严重损害了学术自由及其科学性，而且在实践中干扰了邓小平对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为其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做了舆论准备。1976年10月上旬至中旬，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这场运动宣告结束。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动下，由毛泽东错误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
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暂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有力支持下，邓小平果断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着手对被"文化大革命"搞乱的铁路、钢铁、军队、农业、国防工业、教育、科技等各条战线进行整顿。1975年7月4日，他在为中央读书班第4期学员所做的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整顿，我国的动乱局势开始安定下来，国民经济由停滞、倒退转为回升。
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1975年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也开始启发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考虑"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比较系统的纠正，既受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根本原因。这时，由于毛泽东病情加重，毛远新被从辽宁调至北京，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利用这种特殊身份，他与"四人帮"勾结在一起，从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多次向毛泽东做一些歪曲事实的汇报，攻击邓小平。他向毛泽东谈到："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并引申说："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对邓小平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
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党委其他三位同志两次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清华大学党委正副书记迟群和谢静宜在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一些错误观点及做法。这两封经由正当组织手续向党中央呈递的信件，是由邓小平转送的。11月2日，毛泽东对此事发表看法，支持毛远新的意见，认为"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批评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部分老干部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但"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信的批示，围攻刘冰等人。从此，清华大学开展了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刘冰等人，并上挂下连，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等，最后上挂到邓小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亦随之开始。
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并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为统一认识，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由他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他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由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不点名地批评邓小平说："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并指出"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样就使"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从不点名到点名批判邓小平。
1月周恩来逝世以后，毛泽东先后于21日和28日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提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自1975年1月以来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转发了华国锋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此后，邓小平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公开批判。
"四人帮"借毛泽东态度发生转变之机大肆攻击邓小平。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参加"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自治区负责人开会。在会上她诬蔑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与此同时，"四人帮"还利用手中职权，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为大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四人帮"指使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了大批文章，对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进行全面攻击、诬蔑和否定。在这方面由迟群直接指挥的"梁效‘（即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他们按照"四人帮"的布置，先是抛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反动文章，从教育界打开缺口。接着又抛出《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文章。这些文章把1975年初以来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都称为"右倾翻案风"，鼓动在各个方面都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在领导干部问题上，"四人帮"及其党羽炮制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公式，并声称"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他们称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周恩来也被诬为"走资派"："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为从组织上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扫清障碍，他们还给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扣上"复辟狂"、"还乡团"、"翻案派"、"算帐派"的帽子，煽动层层揪"正在走的走资派"，迫使大批领导干部无法工作，许多单位又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教育部部长周荣鑫被迫害致死，就是"四人帮"残害老干部的一个典型事例。与此同时，"四人帮"还积极搜罗党羽，扩大自己的派系队伍，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把自己的同伙拉入党内，塞进党、政、军各级领导班子，进行夺权活动。
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之下，在这个运动的冲击下，已经取得成效的整顿工作停下来了，已经好转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又被打乱了，正气下降，邪气上升，真伪不分，是非颠倒，全国重新陷入一片混乱。
4月间，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运动发生后，邓小平被"四人帮"打成"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远新根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和决定，向毛泽东汇报"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因此，毛泽东认为问题的性质已经改变。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与此同时，在"四人帮"的操纵下，我国各大报刊、杂志上还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批判邓小平的文章。随着毛泽东病情的进一步加重，"四人帮"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操纵逐步加紧。8月23日，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名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的社论为标志，全国又掀起了所谓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浪潮。"三株大毒草"指的是三个尚未定稿的反映邓小平全面整顿思想的中央文件，即邓力群按照邓小平多次讲话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初稿）、胡耀邦、胡乔木主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修正主义的纲领，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是反对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修正主义标本"等等，横加罪名，在全国展开批判。"四人帮"与人民为敌，早已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他们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批判，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广泛抵制。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同时也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攻击，诬蔑他"迫害毛主席"，要"开除他的党籍"。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10年"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但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依然未停止。
在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的支持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一切文件。由"四人帮"煽动并操纵的这场错误运动得到彻底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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