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满怀悲痛，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四人帮"却倒行逆施，竭力阻挠反对群众的悼念活动。并肆意诬蔑、攻击周恩来及邓小平等人。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从而引发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在"左"倾思想影响及。四人帮。的控制之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错误地将此次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对群众进行了殴打、逮捕，并随之解除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但"四五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人民群众声讨"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政治运动。它为粉碎江膏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诬为"总后台"而受到大规模公开批判……四人帮"企图以此为借口，进一步扫清墓党夺权的障碍。
9日。毛泽东病逝。江膏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愈加猖撅。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于10月6日～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7月28日，唐山一丰南大地震发生。地震强度达7.8度，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有力支援下，唐山的抗震救灾及重建家园工作均取得了重曼成就。
教育革命大辩论
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党委其他3人两次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及群众关系上的严重问题；揭露了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专横跋扈，在清华大学搞法西斯统治的罪行。特别是揭发了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后，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极端不满，公开攻击党中央和中共领导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这两封信都由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这本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完全符合党章规定。但是，由于江青一伙的诬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刘冰等人，并在信上作了这样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认为邓小平转交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他们。毛泽东还说："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由北京市委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两封信的批示，围攻刘冰等人。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清华大学开展了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11月8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教育部长周荣鑫作检查。11月12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扩大会议，18日又召开了一次全校大会，鼓动全校师生揭发批判刘冰等人，并批判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恶毒攻击他们要"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实际把矛头指向了邓小平。会后，清华大学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北京大学也相继贴出许多大字报，公开点名批评刘冰、周荣鑫等人。随后，北京和一些省、市专门组织干部群众到清华、北大去看大字报，两校的大字报由此迅速在各地不少学校传抄。于是，"教育革命大辩论"在全国其他学校也相继开展起来。
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会议的讲话要点》（以下简称《讲话要点》），《讲话要点》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信件的上述批示，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讲话要点》中还说："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讲话要点》还说："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随后，《讲话要点>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到各地，一场"反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和"教育革命大辩论"就推向全国各地，这使持续了9个多月的全面整顿工作为之中断。
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12期刊登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把"教育革命大辩论"推向高潮。文章说："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就是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文章强凋："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想，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14日，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因此，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对教育部长周荣鑫等人进行追查和批判。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认为此《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并决定将《报告》一直下发到大中小学的党支部，在整个教育界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1月1日，"四人帮"推出故事片《决裂》。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赞歌》，宣称这是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旧教育制度宣战"。1月5日，《人民日报》在通栏标题《加强党的领导，开展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下，转载《红旗》杂志刊登的辽宁朝阳农学院党委会文章《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辨清楚》，把对朝阳农学院经验持有异议的观点，说成是"翻案"、"复辟"的奇谈怪论。2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朝阳农学院党委会文章《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我们在哪些重大问题上坚决同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此文章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诬之为"旧学校"，并提出在10个方面与之对着干。特别是在周恩来逝世后，在全国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时，1月14日，即举行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的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竟然说现在人民最关心的是清华大学的那场"教育革命大辩论"。1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梁效的《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辽宁大学的《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等文章，进一步批判邓小平。这就使一大批坚持正确教育路线的领导人都受到追查和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于1976年4月12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76年2月，迟群按照张春桥的指使，伙同"四人帮"安插在教育部的党羽，成立了"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完全剥夺了教育部长周荣鑫的职权。接着在周荣鑫病重的情况下，强迫他每天到教育部接受批判。4月12日，周荣鑫昏倒在批斗会上，又被无理拖延没有及时送往医院，在医院里又没有得到及时抢救和正确治疗，以致当夜含恨去世。
总之，"教育革命大辩论"带来了教育界的极大混乱。
全国人民沉痛哀悼周恩来
1月8日9时57分，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他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之初，当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讨论作为"文化大革命"行动纲领的《十六条》时，周恩来坚持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的一类错误提法，并加入了一些限定性的政策规定；对于因夺权运动而可能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问题，周恩来也煞费苦心，作出种种限制，尽可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批林批孑L"运动中，周恩来又为防止出现"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付出了艰苦努力，从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地做到了稳定局势、消除动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场历史性灾难所造成的损失。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借"批林批孔"之机，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并想方设法排挤、诬陷、打击他。影射他是"现代大儒"、"宰相"、"周公"，并诬称他是所谓"风庆轮"事件的总后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依然抱病坚持工作，并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周旋与斗争，挫败了他们多次篡党夺权的阴谋。1974年国庆节后，就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中国家机构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又针对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有理、有节地同他们做了斗争，最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同时给"四人帮"以沉重的打击。
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极其混乱的局面下，周恩来还竭尽全力，关心、保护了大批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1966年12月，他坚决反对江青、戚本禹等抓走、批斗彭真、刘仁、万里等人，并安排北京卫戍区保护他们；1967年2月。他严厉批评了某些造反派组织擅自让党委靠边站的过激行为；1971年，在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后，周恩来又紧密配合毛泽东，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并鼓励各级领导干部抓生产、抓业务，在他的关心、指导下，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在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运用高超的外交艺术，协助毛泽东解决了多次由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外交纠纷，开始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中日建交，开创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样，他以卓越的历史贡献和伟大的人格，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时也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在"四人帮"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况下，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8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发出讣告，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通告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同日，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组成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成立。
10日至11日，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代表及首都群众代表1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许多人悲恸欲绝，痛哭不止。11日下午4时45分，周恩来的遗体在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和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及周恩来生前好友护送下，由灵车运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闻讯扶老携幼、冒着严寒，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向街头，自动伫立在从北京医院通往八宝山的十里长街两侧，为灵车送行，向周恩来总理告别。灵车所至，人们难抑悲痛，在寒风中失声哭泣，出现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十里长街、万人同哭的悲壮送殡场面。
12日至14日，首都各界群众4万多人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官参加吊唁仪式。吊唁大厅正中悬挂着周恩来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了鲜花和常青松柏。正门上方悬挂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的巨大横幅。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群众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等各界都敬献了花圈。
周恩来的逝世同样引起世界人民的哀悼。130多个国家的政党、政府和许多国际组织打来唁电，部分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前往中国大使馆或办事处吊唁；正在北京访问和常驻北京的外国朋友2000多人，以及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和外交官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代表、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代表等，也纷纷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1月12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安理会各成员国代表起立默哀一分钟，为周恩来的逝世表示哀悼。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各成员国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在会议上说："周恩来总理在发展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和在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中都起了历史性的作用。他是一位卓越的和受到人民爱戴的领导人。"
14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在香港中国银行大厦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台湾省同胞、海外华侨约2万人前往吊唁。香港英国总督的代表唐纳德、澳门葡萄牙总督的代表申伟达和其他官员，也前往吊唁。
15日下午3时，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代表5000多人参加的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一天，全国下半旗致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追悼会由邓小平致悼词，他说："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16日，遵照周恩来的生前遗嘱，他的骨灰被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而全国人民自发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却依然在各地进行着。这些悼念活动由于"四人帮"的横加阻挠、干涉而发展为群众性的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并进而导致了伟大的"四五运动"的爆发，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他不允许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的纠正，再加上江青一伙从中作梗，制造事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于1976年1月21日和28日先后两次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宣布：（1）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2）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其实叶剑英当时并未生病）。对此，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怀恨在心，写下了对中央关于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充满怨恨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说中央的决定"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反映了他对中央这一决定的极大不满。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在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代表党中央讲话。他说："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他还要求"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过程中转好弯子"。并申明批邓中"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这次会议给了"四人帮"破坏捣乱的一个大好机会。"四人帮"乘开打招呼会之机大肆活动，江青擅自于3月2日召集12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是"汉奸"、"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等。
在"四五运动"中，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听信江青一伙谗言，作出了清除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花篮、标语、抓"反革命"和镇压此次运动的错误决定。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开会议，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暴乱性质"，并决定组织军队"随时机动"。会后，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这次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提出因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已经变了，要以此为根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毛泽东提出：华国锋任总理，还要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通过一个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这是错误处理天安门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
此后，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唐山发生大地震后，7月30日华国锋以总团长的身份率领中央慰问团，前往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慰问灾区人民，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同时，组织人民解放军和各方面力量进行救援。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阴谋篡权活动，伪造毛泽东"临终嘱托"，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9月11日，王洪文派秘书用中央办公厅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区负责人，说重大问题要直接向他请示。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让毛远新留在政治局，起草中央全会报告，使政治局会议无法正常进行。"四人帮"又布置亲信，向中央写信，要求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张春桥还指示"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突击发枪，"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准备武装夺权。华国锋对于"四人帮"在党内的横行肆虐，早有不满，特别是"四人帮"妄图取尔代之的阴谋举动，更引起了他的警惕。于是，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经过反复商议，决定迅速处置"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7日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第二天，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作出在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20日，华国锋与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组成了王、张、江、姚专案组，处理"四人帮"的问题。
虽然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推行并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改选他为中央副主席。
吉林省降落世界罕见的陨石雨
3月8日，吉林省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这次陨石雨是由于一颗陨星坠人大气层中，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磨擦，引起陨星爆炸而形成的。
8日下午，宇宙空间有一颗陨星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10多公里的速度坠人大气层中。由于速度特别快，这颗陨星与地球上空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磨擦，当陨星飞到吉林省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球，到下午3点1分59秒，这颗陨星终于在吉林市郊区金珠乡上空发生爆炸。陨星爆炸后，大量碎小的陨石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降到了吉林市郊区大屯乡李家村和永吉县江密乡一带；较大块的陨石降落在金珠乡九座村、南兰村一带；最大的3块陨石沿着原来的飞行方向继续向偏南的方向飞去，最后在吉林市郊区九站乡三台子村、孤店子乡大荒地村和永吉县桦皮厂乡靠山村等地先后落下。最后一块特大陨石是在下午3时2分36秒时落下的。坠地时，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上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有几十米高，土块已飞溅到百米之处。
这次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吉林市郊区、永吉县、蛟河县的7个乡，但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和损失。
陨石雨降落后，中国科学院迅速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在吉林省、市科技部门和当地人民的大力配合协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考察工作。到4月22日，科技工作者收集陨石已达100多块，总重量为2600公斤。其中，最小的陨石块重量不足0.5公斤，还有3块每块重量都超过100公斤的大陨石，最大的一块陨石重量高达1770公斤，比美国收藏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陨石还重692公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陨石。这次收集到的陨石块都收藏在吉林市博物馆，并设有展览专馆。
这次陨石雨无论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它对于今后在天文学、天体物理、高能物理、宇宙化学、天体史、地球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是指1976年4月5日前后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
"四五运动"的导火线是"四人帮"压制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周恩来克服重重阻力主持纠正"左"倾错误，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深得人民的拥护，而江青一伙在所谓"右倾回潮"和"批林批孔"中恶毒攻击周恩来，诬陷邓小平，早已引起了人民的极端愤恨。周恩来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疯狂地批判邓小平，压制广大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特别是3月上旬和下旬，《文汇报》先后两次删去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从3月下旬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群众纷纷自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3月20日，南京市许多工人、学生首先挺身而出，纷纷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3月上旬和下旬两次影射攻击周恩来的事件，贴出"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3月28日，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几百名师生抬着周恩来的遗像，特地绕道经过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途中群众纷纷加入，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但他们的活动受到当时中央的严令禁止。北京市群众从3月底就开始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4月初规模更大，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汇集，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敬爱的周恩来的思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际上表示了对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邓小平的支持和拥护。"四人帮"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无耻地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运动制造借口。
4日是清明节，也刚好是星期天。这一天，大约有200多万人到过广场，悼念周恩来活动达到了高潮。广大群众不顾当时的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深情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革命情绪非常高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部分全部被花圈所覆盖，许多花圈都是自制的，周恩来的照片贴在花圈中央，花圈旁边挂有挽联、颂词和诗歌。除悼念周恩来外，还有许多诗文批判"四人帮"的种种罪行。面对这些口诛笔伐，"四人帮"既恨又怕。当天晚上，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紧急会议，讨论几天来天安门前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情况。在江青等人的诬蔑下，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华国锋在会上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江青等人还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最后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以应付"更大事端"，立刻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和决定写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4月5日凌晨1时至2时，5000多名民兵、3000多名公安人员、200辆卡车出动，把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篮、花圈、标语和诗词，包括小柏树上的小白花洗劫一空，抓走了自愿看守花圈的群众，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3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5日，广大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却发现他们献的花圈被收走了，看守花圈的人也被抓走了。他们非常气愤，数万群众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采取了强烈的抗议行动，并派4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周总理权力等三项要求，但遭到无理拒绝。群众出于义愤，与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砸烂了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和几辆汽车。下午，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起火。广大革命群众的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晚上6时30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他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此后，群众陆续离散。到了晚上9时30分，10000名民兵、3000名公安人员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包围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被包围的200多人野蛮的殴打和拘捕。
6日凌晨，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找地下司令部"，并决定组织3万民兵在天安门前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并建议北京市委将此事通报全国。"四人帮"利用中共中央的错误决定大作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对广大群众进行了疯狂追查、逮捕和镇压。
7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时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毛泽东听信这些汇报，表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已经变了。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两个决议，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这样，一场悼念周总理、抗议"四人帮"的革命运动被当作"反革命事件"而惨遭镇压。
历史证明：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的抗议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它实质上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反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被残酷镇压，但它使人民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为日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天安门事件重新评价并宣布这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对因这一事件受到迫害的人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唐山大地震
唐山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与京、津地区相邻，是中国华北地区著名的工业城市，生产门类齐全，素有"煤都"、"华北瓷都"之称。在发生大地震之前，它的面积为51平方公里，只占全国万分之一，人口也仅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但其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到了百分之一的比例。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中国华北地区发生数百年来最为强烈的大地震。其震中位于北纬39.6度、东经118.2度，正处于唐山市繁华的路南区。据中国地震监测网测定，这次唐山大地震震级为7.8级，烈度为11度；其主震持续120秒以上，能量相当于数百颗广岛原子弹。大地震发生之后，在48小时内。共发生了3级以上余震900余次，5级以上强余震16次。大地震发生的同时，中国北起哈尔滨，南到蚌埠，东起渤海岸，西至宁夏吴忠一带的广大地区，都感到了异乎寻常的摇撼；全世界许多地震台都感到了地震所带来的强大冲击力。据统计，我国华北地区有33200平方公里的面积受灾，受灾面积占我国领土的3.5％。
唐山大地震使百万人口的唐山市顷刻间变为一片废墟。地震使242769人丧生，重伤者达164851人，7200个家庭绝户，2652名孩子成为孤儿，895名老人成为孤老；在地震过后，全市总计682267间民用建筑（共10932272平方米）中，有656136间（共10501056平方米）倒塌或遭到严重破坏，约占民用建筑的96％；全市工矿企业的97％以上的厂房、50％以上的机器被毁；全市的交通、供水、供电、通讯等全部中断，震后没有一个直立的烟囱。地震给唐山市造成可计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人民币以上。这样强烈的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罕见，而且在全世界也是20世纪最大的一次。
除唐山外，天津市、北京市均受到地震灾害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地震之后的余震中，天津曾承受了6.9级，烈度达8度的余震，造成298个工厂被严重破坏，其中千人以上大厂近50％破坏严重；全市半数厂房震损严重，大量机床、设备被毁；全市共有24296人在地震中遇难身亡，重伤达21568人，数十亿财产毁于一旦。北京市亦受到6级地震的影响，全市1200万平方米房屋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密云水库白河大坝发生大面积的滑坡现象，部分桥梁受到损害，百余人因地震而丧生。
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7月28日当天就向唐山人民发出慰问电，鼓励灾区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7月30日，党和国家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下设北京、天津、唐山3个分团，分别看望灾区人民；另外，党中央还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务院向灾区派出了工作组，大力协同当地人民政府采取措施，组织救援和重建工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派人或运送救灾物资给灾区人民，各地迅速汇集到唐山的救援大军包括10多万军队，5万多名干部、民工，2万多医护人员。
但是，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却丧心病狂地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对党中央抓抗震救灾工作加以攻击，说是"以救灾压批邓"。姚文元以"全国还有其他的大事，学习、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等未报道为由，限制发表抗震救灾的稿件。8月11日，《人民日报》根据姚文元的讲话，发表了《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的社论，声称"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这充分暴露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视人民生命如草芥、权欲薰心的凶残面目。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及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唐山人民与前来支援的军民一道，与自然灾害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恢复重建工作的重大胜利。地震发生后仅5个小时，唐山市部分通讯联络线路即被修复；7月29日上午，唐山至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等地的直达长途电话也修复使用；8月7日下午7时40分，遭到地震严重破坏的京山铁路顺利恢复通车；国庆节前夕，唐山通往北京、天津和各县市的11条公路以及市内13条公共交通线路亦全部修复，从而保证了外地救援物资的顺利运送，保证了抗震救灾、恢复生产工作的进行。8月7日，受灾最为严重的开滦煤矿经过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努力，马家沟矿三号井产出第一批"抗震煤"，其余矿井亦相继恢复生产；8月12日，电力输送得到恢复，水的供应逐渐改善；8月15日，唐山市陶瓷公司烧出第一窟"抗震瓷"，并超额完成了1976年高档瓷的出口任务；8月25日，唐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顺利炼出震后第一炉"志气钢"。此外，唐山市的印刷厂、自行车厂、水泥厂、食品厂等企业也都在震后不久相继恢复生产，到国庆节之前，唐山市有1／3以上、全唐山地区有70％以上的厂矿企业全部或部分恢复生产。
在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同时，唐山人民还进行了重建唐山的工作。从1978年到1979年上半年，国务院指示狠抓唐山大规模重建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全国15个省、市和有关部、委的工程技术人员共计2300多人次来到唐山，从事测绘工作；唐山市为进行大规模的施工建设，建起了年产65万立方米构件的22个预制件厂；全国各地有10万人的施工队伍为重建唐山做出了贡献。
从1979年下半年起，唐山大规模的复建重建工作开始。在党和国家的支持、关怀及全国人民的援助下，在唐山市人民的艰苦努力下，重建工作得以高速度、高质量地进行。经过三年的建设，到1982年5月底，已完成房屋建筑面积101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578万平方米，分别占计划恢复面积的72％和74.1％：1986年，唐山市的建筑面积达1800万平方米，住宅面积达1122万平方米，分别为原定复建面积的127.3％与144％。98％的唐山居民得以搬入新居。新建的唐山市完全按新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进行建设。其总面积达到73平方公里，比震前扩大了2／5；新唐山市总体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明确，市政建设配套齐全，生产生活井然有序，交通、通讯便利。另外，鉴于唐山地处地震活跃地区，重建唐山时，在建筑结构上，所有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都按8度烈度设防，即发生6级地震时所有建筑物都将保持稳定。这样，一个新的现代化城市重新堀起。唐山大地震的破坏曾令举世震惊，而唐山的恢复重建速度，同样是令世人惊叹的。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党和国家的关怀、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全力救灾，归功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
"四人帮"所谓的"三株大毒草"指的是1975年邓力群主持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初稿）、国家计委起草的《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和在胡乔木协助下，胡耀邦主持写出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讨论稿）。
为了打破江青集团控制的舆论工具，给各个领域的整顿工作提供理论指导，邓小平指示成立了由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等人组成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实际上是全面整顿的理论写作班子。为了系统地建立指导各行各业整顿的理论和制度，从整体上清理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思想，有关部门组织起草了这三个重要文件。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即《论总纲》）是为了阐明和宣传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根据邓小平的多次讲话而起草的。《论总纲》中明确提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论总纲》尖锐地指出：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去，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法西斯专政"，必须把"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论总纲》着重论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坚决抵制"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昕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的做法"。"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好，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的"左"倾禁锢，从思想上批判了"文革"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许多错误思潮和现象，在当时体现了纠正"左"的错误的最高水平。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这是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全国整顿工业的文件，对总纲、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整顿企业管理、以农业为基础、挖掘革新改造、采用先进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思想方法等18个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切中时弊，是当时扭转企业管理混乱、工业发展缓慢局面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文件要求"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工业二十条》强调指出："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等等。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力图系统纠正工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正确经济建设方针的一个重要文件。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达，但通过各种范围的讨论，还是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此文是在胡乔木协助下，由中央派到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根据邓小平多次指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起草的。提纲分6个部分：（1）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2）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3）关于力求弄懂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4）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5）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6）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提纲》中的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观点；邓小平还强调，要使科技事业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选数理化好的高中生人科技大学，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他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这个文件为全面整顿科技战线指明了方向，有利于中国科技和教育工作的发展。
这三个文件以鲜明的立场和观点，试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全面到具体工作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贯穿了全面整顿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
这三个文件引起了"四人帮"的极端仇视，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因为他是不允许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所以三个文件由于形势的逆转未能发出，以后还受到"四人帮"的批判和攻击。1976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对《论总纲》进行批判。"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四人帮"一伙的篡党夺权活动变本加厉、更加猖狂。他们操纵舆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公开在报刊上点名批判这三个文件，企图从这三个文件下手，夺国务院的权。
"四人帮"把这三个文件诬为"三株大毒草"，是所谓的"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进行批判。他们把这三个文件分别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刘少奇的《二月提纲》"、"林彪的《571工程纪要》"。1976年8月初，江青一伙授意炮制了《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三个小册子，在全国各地发行，发动了全国性的批判"三株大毒草"的运动。
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住要害，深人批邓》的社论，掀起了所谓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在这篇社论中，对邓小平进行了恶毒的点名批评，想以此把邓小平彻底批垮。并进一步把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三个文件诬为"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集中反映了邓小平"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社论说《论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书"，是"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工业二十条》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汇报提纲》是"在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反对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
当时，全国各地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充斥各种报刊。从1976年4到10月，"四人帮"一伙以"梁效"、"初澜"、"苗雨"、"程越"等名义，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文汇报》等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判所谓的"三株大毒草"。仅《人民日报》从8月13日到10月6日的50多天里，刊登的批判文章与通讯就多达110篇。
"四人帮"发动全国范围的批判"三株大毒草"的运动，是他们加紧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造成了人们在思想上的极大混乱，使刚刚得到一些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但是在批判中出乎"四人帮"意料的是，这三个文件得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的欢迎，客观上为后来纠正"文革"错误作了舆论准备。
举国哀悼毛泽东
9月9日零时10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毛泽东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就投身于中国革命。1920年秋，他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大革命失败后，他提出了"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并成功地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火。在1935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后，他率领全国各族被压迫人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正确分析、总结了中国的历史与现状，逐步完善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飞跃。
虽然毛泽东在晚年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毛泽东所犯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的同时，也制止和纠正了一些具体失误。如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毛泽东就多次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反对打倒一切；并保护了党内外一批领导干部和著名人士，使他们得以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对于邓小平，他也采取了特殊方法保护起来，并适时地起用他主持中央工作；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对后来顺利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外交工作方面，他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方面又审时度势，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政治家的胆略和远见，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促成了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与中日建交，从而改善了中国的外交局面，还为今天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他的一生当中，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9日毛泽东病逝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了这一不幸消息，同时发出公告，决定从9月9日至9月18日，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致哀，同时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同日，由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人组成的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成立。当《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向全国发出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从城市到农村，从万里边疆到南海诸岛，行人肃立，车辆停驶，亿万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全国各级党组织随之普遍举行了悼念活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29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都举行会议，深切悼念毛主席。并作出决议，发出通知，号召本地区、本单位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军民，继承毛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实际行动悼念毛泽东。
毛泽东的逝世在世界上也产生极大影响。9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向北京发来唁电，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示哀悼。他说："毛泽东主席把他的整个一生贡献于建立一个新中国。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激励今后的世世代代，并保证他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半个多世纪来他的献身和他的领导使他赢得了本国人民的热爱和全世界的尊敬。"9月10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全体与会代表起立，为毛泽东的逝世默哀一分钟。
11日至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为期7天的吊唁仪式。11日上午10时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5万多人，踏着沉重的步履，排队从广场进人大厅，在毛泽东主席的遗体前肃立、默哀，许多人难抑悲痛，失声痛哭："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永远怀念您。"在以后的几天里，每天都有数万名群众，从小学生到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来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9月1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集体参加吊唁，并在毛泽东遗体旁守灵。吊唁大厅里，前来吊唁的人们恸哭之声整日不绝。人们在毛泽东的遗体前，一步一呼"毛主席呀，毛主席！"泪水沾满衣襟，久久不忍离去，许多人则放声大哭，为失去自己的领袖而痛惜。据统计，7天里参加吊唁仪式和守灵的党政军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和首都各界群众达30多万人。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同胞、解放军各部队分别发来了唁电和送了花圈……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各国朋友、外交使节和外国政党、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各国专家，也分别于9月13日和14日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了吊唁活动。另外，还有60多个国家、政党送来了花圈。120多个国家的元首及政府首脑、70多个政党和组织发来了唁电或唁函。唁电称毛泽东"是在为获得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争取反帝革命事业胜利的斗争中建树了不朽业绩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热爱和无限崇敬，而且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的衷心热爱和无限崇敬"。朝鲜、罗马尼亚等30多个国家、政党、群众组织和友好团体也纷纷举行了追悼大会，沉痛哀悼毛泽东逝世。
18日下午3时，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有百万群众参加了这次大会，同时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送到千家万户。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说："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他"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国内国际革命斗争经验，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因而，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会后，全国县级以上的地区召开了追悼大会。旅居日本、朝鲜、蒙古、英国、美国等地的爱国华侨和台湾同胞，也分别举行追悼大会，哀悼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
"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
随着周恩来、朱德的相继去世，以江青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愈来愈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使得江青集团认为全面夺权的时机已到，于是，他们便秘密串连，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毛泽东刚刚逝世，江青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私自向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强要毛泽东所保存的文件、手稿和其他材料，企图把这些机密文件封锁起来，然后加以篡改，以便打击其他人，并作为篡党夺权的"重磅炸弹"。由于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抵制，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但其用心却昭然若揭。
11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架了十几部电话，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吊唁期间，各地发生的重大问题要直接向他请示汇报，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各地党委的联系，由他指挥全国。12日，这一情况被党中央发觉，立即采取措施，挫败了"四人帮"企图控制中央权力的尝试。
为了给其篡党夺权活动制造舆论，"四人帮"还指示各地的党羽及骨干分子，盗用群众的名义，给江青写所谓"效忠信"、"劝进书"。迟群、谢静宜盗用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及家属的名义写了"效忠信"；姚文元在9月23日夜间布置新华社系统给江青写信，并说："你们给江青同志写一封信，表示你们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信写好后经我来转。"在这些被授意写的信中，公然提出了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张春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王洪文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要求。
此外，"四人帮"还四处游说，散布谣言，蛊惑人心。10月1日，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并要人们把苹果"留在最盛大的节日吃"，把胶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王洪文于10月3日到平谷县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煽动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四人帮"的追随者们还四处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谣言，为了迎接这个"特大喜讯"，他们甚至要求各单位购买鞭炮和红纸，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与此同时，王洪文私自拍摄了上台用的标准像，炮制了就职演说辞；江青也拍好了标准像；"四人帮"还特地拍了"历史性的纪念"的彩色合影。在宣传上，江青集团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此后，"按既定方针办"就成为各大报刊宣传的主要内容。9月19日，毛泽东追悼大会刚刚结束，姚文元就密令新华社，在报道各地、各单位举行的追悼会及各地负责人所致的悼词时，要突出所谓"临终嘱咐"，"不要怕重复"，"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人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要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版面"。江青集团之所以要无中生有地伪造这一"临终嘱咐"，其目的就在于争夺毛泽东这面旗帜，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的忠实继承人，并以此为武器打击和排挤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同时也为他们继续推行极左路线，保护他们的既得地位和利益，进而夺取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10月2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时，把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删掉，并指出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错了三个。他指出：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张春桥却在这个文件上批："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特别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文章宣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没有好下场的。"这些言辞，充分暴露出江青反革命集团强调"按既定方针办"的真正用意与其篡党夺权的急迫心情。同时，它也引起了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
在组织上，江青集团公然向中央发难。9月19日，江青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并提出她与姚文元、毛远新要参加会议，而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的荒唐要求。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张春桥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伸手向党中央要权。他们还拒绝叶剑英、李先念等要毛远新回辽宁的意见，并提出要让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
除上述措施外，"四人帮"还积极培植武装力量，企图以上海为据点发动反革命叛乱。早在1976年8月间，王洪文在上海就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并要求进一步武装上海民兵，搞所谓"第二武装"。随后，74000余支枪、300多门炮、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很快被分发至基层单位。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更加快了他们搞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步伐。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听取了8月间丁盛（南京军区司令员）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汇报，以及他们控制的上海民兵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并指示说："要小心谨慎，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23日，王洪文从北京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声称"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并指令上海搞40万民兵，弄40万支枪，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去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话："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10月初，在张春桥写的提纲中，已经提出了"杀人"的计划："历史与现实‘如今·时代·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在姚文元的日记中，也出现了血淋淋的杀人词句。
随着江青集团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活动逐步就绪，他们与中央政治局多数人的斗争也日益白热化。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又把手伸向了军队。他们在10月初突然调换了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的两个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四人帮"已经急不可耐，磨刀霍霍了，一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政变已经迫在眉睫。
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执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江青一伙上演的这场篡党夺权的历史闹剧，终于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我党历史上作乱最久的一个阴谋集团。它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给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党的各方面建设工作，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对"四人帮"的处置问题，一直是党内许多人关注的大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江青等人的胡作非为，毛泽东曾提出过多次严厉批评。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面批评江青设"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并首次提出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问题；11月，在江青等人企图利用四届人大的机会搞"组阁"阴谋时，毛泽东又批评江青要有"自知之明"、"要团结大多数"，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想要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1975年5月，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尽管毛泽东是在肯定江青等人"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劳的前提下，对他们进行十分有限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对他们的多次批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企图，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为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毛泽东病情的加重，江青一伙活动日益猖獗，一些老同志如叶剑英、王震、聂荣臻等就曾商讨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并提出了"不能用正常手段解决"的方案。毛泽东逝世以后，江青一伙认为邓小平已被打倒，叶剑英也靠边站了，华国锋又刚刚上台，是其夺权的最好时机。于是，他们四处活动，积极进行组织、军事、舆论、宣传上的阴谋活动，企图控制全国局势，一举夺得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叶剑英等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及华国锋，对"四人帮"的活动一面警惕地注视着，一面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研究解决他们的妥善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同一天，聂荣臻要杨成武到叶剑英那里转告他的话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徐向前也派人向叶剑英转告了同样的意思。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商讨了对付"四人帮"的问题。随后，叶剑英也去看望了华国锋，两人在为党为民除害问题的想法上完全一致。
进入10月，随着江青集团篡党夺权活动的逐渐就绪，中央政治局多数人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来往频繁，磋商对策。他们还同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吴德、陈锡联、苏振华、耿飚、杨成武等同志通过各种方式交换意见。后来，叶剑英到华国锋住地，他们分析了党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一致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同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捍卫党的团结统一，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斗争。这个斗争已经超出了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因此不宜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一般方法来解决。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动乱，又要尽量做到合法解决。在研究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和部署时，根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多次酝酿的意见，叶剑英提出采取智取的办法，决定在召开会议时，突然宣布对"四人帮"成员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并宣布这一决定。
"四人帮"夺权的活动日益明显，他们已经在散播"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要人们购买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的谣言。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反革命政变，已迫在眉睫。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事先得到可靠的情报，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如果再推迟下去，情况会非常被动，拖得越久越危险。于是，叶剑英与华国锋经过紧急磋商，果断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原先设想的行动方案，计划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根据现在情况的变化，应当提前采取行动。
粉碎"四人帮"，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在采取行动之前，叶剑英等人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进行了周密的准备。根据已商定的方案，叶剑英与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方式、场地，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为了防止"四人帮"闹事并加强警卫工作，还由中央警卫机关、部队物色对革命事业忠实可靠的同志，分别组成几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小组，并对小组成员逐个审查、谈话，作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同时，叶剑英与有关同志打招呼，要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加强战备。力求每一项准备工作都精确缜密，万无一失。
10月6日13时，中央发出通知，于当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内容有三项：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会议按规定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4人参加。因此，中央又以修订文献、改动文字的名义，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
6日晚8时，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按照通知依次来到怀仁堂开会。当他们进入会场时，叶剑英、华国锋已经等候多时了。每走进正厅一个，华国锋就代表党中央向其宣布所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和"隔离审查"的决定：中央认为，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宣布之后，立即执行，由监护人员把王、张、姚三人送往受审查的隔离住所。
同一时间，由张耀祠负责的另一执行任务小组对住在中南海的江青、毛远新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迟群、谢静宜等人则由卫戍区负责解决。因为"四人帮"长期把持宣传大权，为防止意外，耿飚奉命率人接管了新华社、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宣传机关。这样，在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党中央就顺利地处置了"四人帮"，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关键性胜利。
当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了长达7个小时的紧急会议，华国锋、叶剑英宣布和介绍了这一措施，得到大家的热烈拥护。10月7日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立即传达到全党。10月8日至15日，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粉碎了"四人帮"，揭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罪行。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宣布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中央政治局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断然措施，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从10月21日至30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庆这一伟大胜利。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也举行了庆祝会。
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与人民为敌，他们的罪行极为严重，对他们的顺利处置，一方面体现了粉碎"四人帮"。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一方面也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密切相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继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撤销他们所任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从1980年11月2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到1981年1月25日，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进行了判决。1982至1983年，上海、北京、四川、湖北、江西、云南、浙江、辽宁等地高、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当地的一批骨干分子，依法进行了公开审判，判处了适当的刑罚。至此，"四人帮"及其党羽为害多年，终于得到应有的惩罚。
粉碎上海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
9月9日零时10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给中国带来巨大震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因此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之中。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则乘机打着"按既定方针办"的旗号，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叶剑英、华国锋领导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采取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分子获悉情况后，立即决定发动武装暴乱。
发动武装暴乱，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早有预谋、长期经营的一项阴谋。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张春桥、王洪文就以上海为基地，由帮派体系直接控制，建立并不断扩大其"民兵武装"。1967年8月，张春桥亲自审批了"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成立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报告，从而建立起直接受其控制的武装力量。1975年9月，王洪文在接见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时，以"城市民兵创始人"自居，妄图控制上海民兵，建立"第二武装"，把上海民兵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他说："上海民兵是有战斗力的，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准备内战、外战一起打"，"要准备打游击"。"四人帮"还筹划加紧发展武装力量，组建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和1个坦克师，并搞了包括武装部在内的民兵编制，甚至王洪文还与张春桥讨论过自行制造大炮的问题。经过一番筹备，1975年江青集团正式提出要建立全国民兵指挥部，不属军委各总部领导，由王洪文任总指挥。由于其野心表现太过明显，中共中央没有同意"四人帮"的这一要求。
6月，毛泽东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8月，投靠江青的林彪余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对"四人帮"的死党马天水等人说：驻上海附近的部队"我指挥不动"，"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当即决定，突击下发给"民兵"枪74000余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9月21日，"四人帮"另一在上海的死党徐景贤赴京，向张春桥汇报上海的民兵装备情况，张春桥叮嘱其"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其上海党羽王秀珍，要其"提高警惕"，"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28日，张春桥派人送口信给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要他们注意"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准备真正经受"严重考验"，并以讲林彪为名，示意现在有人"要搞上海’，"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开始发出武装暴乱的动员令。
江青等人被隔离审查后，10月8日下午3时，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徐景贤在会上通报了北京的消息，估计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可能在北京遭到拘禁。当日晚，因为与"四人帮"失去联系而恐慌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迅速安排公安、民兵等武装力量，要求各级指挥班子进入指挥点。随后，他们收到派去北京的人用暗语报回的消息，知道是"‘右派’政变"，王、张、江、姚已发生了"最严重情况"。于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一方面封锁中央消息，制造反革命舆论；一方面动员33500名"民兵"待命，并要在"部队方面做一点工作"。他们声称"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5天、3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贤当即下达手令，调集部署民兵，孤注一掷，准备发动武装暴乱。为了防止被"一网打尽"，他们决定组织两套指挥班子，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1号点设在丁香花园，由徐景贤负责；2号点设在市民兵指挥部，由王秀珍负责，并责成上海各报社、电台在舆论宣传上配合其反动活动。
9日上午，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会后，他们紧急调集民兵，动用各种武器27000余件，汽车225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架设了15部电台，并沟通了联系；上海市公安局某些人也按照部署调集了1300余人的机动力量，配合民兵行动。他们还决定将上海的重要机关、港口、车站、机场及交通要道实行严格控制，并规定了口令和暗语。随后，"四人帮"的另一党羽紧急制定了名为"捍一"和"方二"的两个作战方案。
12日晚，徐景贤等人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确切消息，于是重提8日晚上的暴动计划。当夜，这些"四人帮"骨干亲信通宵密谋，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策划煽动群众停产罢工，游行示威，切断电网，控制要害部门。破坏公路桥梁。还准备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用沉船堵塞吴淞口。并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等反革命口号，声言要同党和全国人民"决一死战"。
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要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情况已经掌握。为了控制事态的发展，中央政治局对解决上海问题作了周密的部署，采取了几项果断措施。一方面，命令沪宁一带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给铤而走险的暴乱分子以歼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先将马天水召到北京，而后又通过马天水将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召到北京开会，使上海的暴乱分子群魔无首，不敢贸然举事；接着，中共中央又派出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到上海担任领导职务，打乱"四人帮"党羽的暴乱部署，控制上海地区的局势。
14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纷纷起来声讨"四人帮"，上海1000万人民声讨"四人帮"的怒涛亦迅速席卷全市，受蒙蔽的民兵随之醒悟，掉转枪口，反戈一击。"四人帮"苦心经营和策划的这场反革命武装暴乱尚未来得及登台上演，就顷刻问土崩瓦解，彻底宣告失败。10月27日，上海市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革委会第二副主任。这就彻底粉碎了武装叛乱，稳定了上海的局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下令逮捕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各地的骨干分子，保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以此为标志，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危害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彻底地粉碎。
全国人民揭批"四人帮"
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为害多年的江青反革命集团。10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这一消息。10月14日，中央正式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得知这一喜讯，无不欢呼雀跃，振奋异常。从10月21日至30日，全国各地军民纷纷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盛大集会和游行。其中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是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军民庆祝大会。工人、农民、解放军、机关干部、学生及街道居民，都纷纷来参加这一隆重的庆祝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也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人民群众一起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当时，"四人帮"虽然垮台，但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仍掌握在"四人帮"帮派分子手中，有些地方帮派势力盘根错节，还有一定的势力，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因此，真正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的要求，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开展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的运动。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罪行。并决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着重揭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第二阶段，着重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第三阶段，着重揭批他们的反革命理论。随后，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开始展开。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罪证（材料之一）》。材料以大量事实揭露了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罪行。材料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分裂党、篡党夺权的罪行，以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严肃批评，使其阴谋宣告破产；第二部分，"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罪证；第三部分，"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妄图取而代之，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罪证；第四部分。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证。随后，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名为《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的文章；1977年1月21日、30日，《人民日报》又分别发表《要把被"四人帮"糟踏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恢复起来》、《从清华北大看"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等文章，揭批"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全国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以北京为中心，逐步深入，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逐步分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路线是非，工作积极性日渐高涨，各方面工作都开始出现新的气象。
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揭露了江青等人的罪恶历史以及他们销毁历史材料、迫害知情人的罪行。材料指出，江青、张春桥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采取阴险狡诈的手法，向党组织长期隐瞒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并利用"文革"机会钻进中央领导核心，进行篡夺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危害。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决把中国科学院整顿好，尽快把科学研究搞上去》及《发生在科技界的一场触目惊心的斗争》；《红旗》杂志社大批判组也发表了《捣乱、失败、灭亡的纪录》一文，揭批姚文元利用《红旗》杂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新华社记者述评《"四人帮"上演反"经验主义"丑剧的前前后后》一文，对"四人帮"的反党阴谋做进一步的揭露与批判。
9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主要揭露"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及其罪恶活动。这个材料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揭露"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二部分，选择了党的十大前后若干重要政治事件，揭露"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谣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等罪行。中共中央还随之发出通知，提出要结合中共十一大文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揭露其实质。以材料之三为标志的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是着重在思想理论领域内，对"四人帮"造成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清查工作要搞到底》一文，文章‘指出，清查同"四人帮"篡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解放军报》也发表了题为《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的编者述评，清除"四人帮"在新闻战线上的流毒。11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禁绝一切空话》；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纠正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坚决推倒、彻底批判了"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贯彻"双百"方针。
由于揭批"四人帮"，肃清其余毒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所以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他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理论、反革命路线及其严重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并把这一群众运动同进一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联系起来，同机关、厂矿、企业、社队、商店、学校的整顿工作联系起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证了社会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
随着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逐步深入，我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开始发生改变，逐步走上了正轨。
在政治路线和组织问题上，开始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纠正历史上的"左"的错误。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强调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在干部审查中所作的不实之词和错误结论，为平反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从12月份起，一批被迫害的干部即陆续落实了政策、安排了工作。至1978年11月，全国10余万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也全部摘掉了帽子。
科学教育方面。邓小平自1977年7月恢复工作后，分管教育和科学工作，他一再指出国家发展教育、科学的重要性，并对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工作和成绩作了正确的评价。1977年9月，高考制度被恢复，全国高等学校于当年底及1978年初招收了第一批经考试录取的新生。1978年3月、4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等方面都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与安排，全国教育、科研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文化艺术方面。随着对林彪、江青强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否定，一大批长期遭到禁锢的优秀电影、戏剧和其他中外文艺作品得到了解放，各种文艺创作也逐步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群众欢迎的好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文联、作协、音协、剧协、影协、舞协等也相继得到恢复。在其他方面如外交、公安、政法、军事、统一战线等工作上，也都有新的进展。
由于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揭批工作已取得重要成果，"四人帮"的帮派组织及其思想影响已基本肃清，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基本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但由于"左"倾思想依然存在，党在思想领域内的拨乱反正工作尚需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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