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领域，年初"两报一刊"明确提出所谓的"两个凡是"，新的"左"倾思想一时甚嚣尘上，受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抵制，这实际上为以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展开埋下了伏笔。
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各项领导职务，邓小平的复出对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具有深刻历史意义。
11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错误的影响，大会没有能够从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
经济领域，"左"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抬头，盲目鼓动大干快上，忽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对工农业生产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口号和高指标，使国民经济发展受到挫折。
科教领域，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技教育工作座谈会，对我国科学和教育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意见。对以后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0月21日，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学习的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内唤起了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好风气。
批评与抵制"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全文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最早见之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但"两个凡是"的思想早就有了，只不过用词稍有不同而已。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20天后，即1976年10月26日，传达华国锋指示时，有以下几点内容：（1）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2）"四人帮"路线是极右路线。（3）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4）"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两个凡是"的针对性是很强的，是很明确的。就其实质而论，开始是针对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1977年1月8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李鑫传达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意见，写一篇社论，以便把人们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注意力引开。接着说：现在（要求邓小平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矛头对着谁呀？弦外之音是，这矛头是对着党中央的。所以要出社论，引导大家"学好文件抓住纲"。1月14日，汪东兴出面布置两个任务：为华国锋起草两个讲话稿，一个是在小范围里谈谈邓小平的问题，一个是在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稍后，华国锋亲自召集文件起草人开会，系统地谈了他对两个报告的想法，其中就有"两个凡是"的含意。当文件起草至第三稿时，"两个凡是"已经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上文提到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发表。
由于"两个凡是"的坚持和推行，致使恢复邓小平和老一辈革命家和众多老干部的工作问题被拖延，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下的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平反。反之，在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华国锋还在制造和接受对他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口号，也沿袭下来。"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要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在这种形势下，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公开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在这次会议召开时，华国锋即对小组召集人打招呼，说这次会议有些敏感的问题，希望小组讨论及大会发言都不要触及。所谓"敏感问题"，无非是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个问题。然而陈云、王震不顾这些，偏偏都在小组会上讲了。但这次会议简报的审稿班子掌握在汪东兴手中，所以，他们发言的全文没登会议简报。
4月，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而且说，这是他经过反复考虑的。5月24日，他在同中央的两位同志谈话时又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邓小平严肃地表示：我们不能坚持错误的东西。
很明显，邓小平的一封信，一席话，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表达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心愿。成为后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继之兴起的思想解放热潮的先声。
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前后，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前辈，纷纷发表文章，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从此，实际上开始了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工作上大规模的拨乱反正。1977年8月到1978年末，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拨乱反正的政治思想理论文章很多，理论界、思想界很活跃。从1978年5月到同年11月，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中心，使批"两个凡是"达到了高潮。从而使全党同志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由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束缚中迅速解脱出来。
12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给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此被制上。
国民经济"大干快上"
"两个凡是"的推行，使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两年内未能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在批判"极右"路线的过程中，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抬头，以"洋冒进"的形式又一次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阻滞。
冬季，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粮食、石油、煤炭、钢铁、化工的生产，相继提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口号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社论指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广泛发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鼓革命干劲，大搞增产节约。把增产节约运动作为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在增产节约的潜力大得很，只要发动群众把现有的工业生产能力较好地发挥出来，生产就可以大幅度上升，一年就可以增产几百万吨钢，几千万吨煤。只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克服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等方面的浪费，从节约中又可以增产一个很大数字。"社论最后号召："让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面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搞增产节约，推动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华国锋在此前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提出的"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观点，进行了阐明，提出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社论还号召"工交战线的同志们，在今年的最后两个多月，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地奋勇前进，要办好两件事。一件是，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一天当作两天用，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力争今年全年的速度更快些，各种生产增长的幅度更大些。另一件事，是要立即着手安排明年的生产建设，要有一个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设想，还要有一个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实现高速度的具体规划和切实措施"。
12月10日，经华国锋亲自提议，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京召开。大会指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大会重申了在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的"到1980年全国要有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各省、市、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的目标。会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我们要乘胜前进把干劲进一步鼓起来，鼓得比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还要足，发展好形势，坚决完成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2月26日至3月5日，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务院《关于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纲要》认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至此冒进倾向明朗化。第一，提出脱离实际的"宏伟规划"，要求在本世纪末我国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第二，十年规划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6000万吨，原煤产量要达到9亿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这些目标均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第三，提出在1978—1985年问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10大钢铁基地、8个煤炭基地、10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等。第四，1978—1985年，国家需要每年投资700亿元，基本建设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
华国锋提出的"宏伟规划"，反映了他急于把国民经济快速搞上去，尽快实现"强国之梦"的迫切心情和良好愿望。但是，这一系列高指标、大项目是建立在历经十年浩劫的大破坏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的，完全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国情。特别是当时华国锋又企图过急过多地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和借外债，以此来实现高速度发展，结果造成1979年和1980年我国国民收入出现严重逆差的困难局面。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洋冒进"。
虽然，这个规划只在大会上讨论过，会后并未正式公布。但这个规划反映的"左"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产生了恶劣影响。
第一，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洋冒进"的基建投资额度分布为：农业占10.6％；轻工业占5.8％；重工业占48.7％。1978年农轻重总产值结构为：农业占27.8％；轻工业占31.1％；重工业占41.1％。由此可见，"洋冒进"片面强调了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进一步加剧了农轻重的比例失调。第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1978年积累资金比上年增长30.6％，而消费基金只增长8.4％，积累率急剧上升到36.5％，仅次于1959年的43.8％和1960年的39.6％。
第三，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大大超出中国当时已有的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的合同，共78亿美元，全部要用现汇支付。钢铁、化工项目的引进合同，只签订了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50亿美元。这样的引进规模，超过了我国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1978年底，我国的物资、信贷、财政和外汇收支均发生了较大的不平衡。
第四，基建规模与投资超出国力允许范围。1978年，基建投资为479.3亿元，比上年猛增114.9亿元，增长了31％，占当年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5.9％和40.7％；1978年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增加300余个，达到1700多个。1978年的基建投资成为"大跃进"后20年中基建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额增长最高的一年。
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各项职务
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国内形势有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方针，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针对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国锋迅速做出了对立的反应，提出：第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第二，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发表讲话。其中谈到邓小平问题时，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是其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他却解释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他还说，对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他认为，经过5个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他说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华国锋的上述讲话表明，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他虽然已经有了松动，但其根本态度没有变化，仍认为批邓是必要的。
与华国锋等人的态度相反，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人民群众关于邓小平复出的要求。陈云在发言中说，为了中国革命、中国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王震的发言更为尖锐：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早日参加领导工作。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正义和真理是压不倒的，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各项职务。这无疑是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7月21日，邓小平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他在全会的讲话中，谈了自己出来的心情和态度。他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的恢复工作，对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具有极深远的历史意义。科学和教育T作座谈会的召开年8月4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对我国科学和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意见，对以后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重要影响。在会上，邓小平首先明确指出：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他说，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下面我讲几点个人的意见。
第一，关于对17年的估计问题。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他还强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就批判了"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炮制的"两个估计"。
第二，关于调动积极性的问题。
就今天的现状来说，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我们要把从事教育工作的与从事科研工作的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他们受到同样的尊重、同样的重视。他建议明年开个全国教育大会，总结交流办学经验，奖励有成就的大学、中学、小学教师。
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才，好的教师就是人才。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
第三，关于体制、机构问题。
座谈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是要求有一个统管科学工作的机构。教育有教育部管，科学方面大家提出恢复国家科委。这个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科研部门、教育部门都有一个调整问题。邓小平希望这个调整搞得快一些，哪怕不完善也可以，以后逐步改进。调整当中，具体问题很多，第一位的是配备好领导班子，有三个人要选得好。党委统一领导，书记很重要，一定要选好，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是领导科研或教学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者比较接近内行的外行。还有一个管后勤的，应当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甘当无名英雄的人。有了这样的三把手，事情就比较好办了，下面单位的调整、计划的执行等等，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了。
高等院校，特另0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它们有这个能力，有这方面的人才。事实上，高等院校过去也承担了不少科研任务。随着高等院校的整顿、学生质量的提高，学校的科研能力会逐步增强，科研任务还要加重，朝这个方向走，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就可以快一些。各个领域都有要研究的问题，理科、工科、农科、医科都有。文科也要有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法、哲学、文学等等。现在还不能让所有的高等院校普遍加重科研的分量，但是重点大学都要逐步加重科研的分量，逐步增加科研的任务。
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会上提出一周要有5／6的时间搞科研很好。
第四，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
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在大专院校中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院校，重点院校除了教育部要有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和各个业务部门也要有一点。
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要重视中小学教育。要树立好的风气。讲风气，无非是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好的党风也要体现在教育中，这才能培养出好的学风。现在的青少年中，有些人有些坏的风气。要数罪状，把一些青少年带坏，是"四人帮"的一条很大的罪状。现在要把风气扭转过来。
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师的水平。前几年教师不敢教，责任不在他们。现在要敢于教，还要善于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只有老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
教育制度中有很多具体问题。一个是学制问题。是否先恢复小学五年，中学五年，以后再进一步研究。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个是高等院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邓小平根据会上有些教授强烈希望迅速改变招生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第五，关于后勤工作的问题。后勤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现在一定要有一批人搞后勤工作。这些人要甘当无名英雄，勤勤恳恳，热心为大家服务。后勤工作也是一门学问，也需要学习，也能出人才，不钻进去是搞不好的。
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现在国家还有困难，有些实际问题一下子还解决不了。科研、教育经费应该增加。但不能希望马上增加很多。要在困难条件下，尽力把工作做好。原来条件比较好的，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尽快把工作搞上去；原来条件比较差的，要逐步改善。那些必须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困难，要抓紧解决。
第六，关于学风问题。
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特别是科学，它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在学风方面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压制讨论、互相封锁等。现在不同意见的讨论、争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讨论当中可能会出来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科教领域的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和许多具体问题，都提出了重要的具体的意见和设想。科学和教育领域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的重灾区之一，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对各级科教领导部门的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名，代表全党3500万党员。华国锋主持了这次大会。
大会于8月11日举行预备会议，选举230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华国锋为主席团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主席团副主席，汪东兴兼主席团秘书长；通过了大会的三项议程；通过了汪东兴代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关于十一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大会的议程有三项：（1）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3）选举中央委员会。
12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的反革命谬论，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恶阴谋，揭露了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面目，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已经结束。第二，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第三，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强调三个正确对待，即"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注意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第四，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报告还提出了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8项主要任务：（1）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2）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3）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4）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5）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6）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7）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8）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还提出要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当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
党的十一大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的方面。
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进行了一定的揭发批判，着重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会指出，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重申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会的政治报告着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要求把揭批"四人帮"的政治斗争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尽快地发展生产，使人民生活不断地有所改善。
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大会上强调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就是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方面，比十届中央委员会有了进步。增选了一批久经考验的我党的优秀领导人为中央委员，清除了一批曾经追随林彪、江青一伙的原十届中央委员。
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政治上仍然坚持一系列的"左"倾错误，实际上贯彻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政治报告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肯定了毛泽东关于走资派的错误观点，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人史册"。报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从这一系列的错误论断，可以看出，十一大不仅没有根本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向，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反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就使它不可能在理论上、思想上、路线政策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经济上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助长了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如提出到1980年，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在工业方面，要集中力量打几个高速度发展基础工业的歼灭战；要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1／3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1／3的县建成大寨县。这样，更加加重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组织上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又制造和接受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大会的文件中充满了对华国锋过分颂扬的词句。组织上的另一个消极因素，就是还有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仍然占据着领导职务。
13日下午，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就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任务，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干部路线，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及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等都作了说明。报告强调，我们党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报告还指出，党章第一次写进了"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强调了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为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防止和纠正各种危害党和群众关系的现象，党章规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章还规定，新党员一律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以保证党员的政治质量。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错误的影响，提交大会的新党章虽然对十大的党章作了不少修改，但未能从根本上否定党的九大和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在关于党的性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上，都沿袭了九大党章的错误规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十一大党章总纲中，仍然写着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等等。
下午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修改后的党章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中央委员201人和候补中央委员132人。邓小平致闭幕词，他提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而努力奋斗。
大会之后，举行了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华国锋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为副主席；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政治局常委5人，他们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错误的影响，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能够从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
毛主席纪念堂落成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10月8日，为纪念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决定：（1）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2）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人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
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庄严举行。华国锋参加了奠基仪式，发表重要讲话，并亲自为纪念堂基石培土。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奠基仪式。奠基仪式由吴德主持。
5月26日，在党中央关怀和领导下，毛主席纪念堂建筑工程胜利完成。毛主席纪念堂座落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一念碑南面。纪念堂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巍峨建筑，与天安门、正阳门、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古今建筑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气势磅礴宏伟壮观的建筑群。8月29日，毛主席纪念堂全部建成，安放毛主席遗体的水晶棺已经移人堂内。
毛主席纪念堂占地5.72公顷，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整个纪念堂为两条以苍松翠柏为主的绿化带所簇拥。北门和南门两侧各有一组长15米的群雕，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夺取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史诗和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纪念堂主体由44根福建的黄色花岗石明柱高高擎起，通体是山东青岛的花岗石贴面。屋顶是两层光华夺目的琉璃飞檐，两檐间镶着古朴大方的葵花浮雕。基座有两层高低错落的平台，台帮全部用四川的枣红色花岗石砌成，四周环以房山汉白玉万年青花饰栏杆，南北门台阶中间又各有两条汉白玉垂带，精心雕刻着葵花万年青、腊梅、青松图案，象征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社会主义江山坚如磐石，万年常青。
纪念堂内主要由北大厅，瞻仰厅，南大厅组成。北大厅是举行纪念毛泽东活动的场所。大厅的地面用杭州名产杭灰大理石铺成，上面铺着红色绒毯。大厅中，安放着三米多高的用汉白玉雕塑的坐在沙发上的、栩栩如生的毛泽东坐像。坐像后面墙上，挂着长24米、高7米的、绘有祖国江河大地的巨幅绒绣。
在瞻仰大厅正面墙壁的白色大理石上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金灿灿的17个大字，大厅正中安放着水晶棺，水晶棺被烂漫的鲜花簇拥着，毛泽东遗体上覆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穿着灰色服装的毛泽东犹如生前一样安卧在水晶棺中。
进入南大厅，毛泽东手书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镌刻在南大厅北面的汉白玉墙上。
毛主席纪念堂从奠基到胜利峻工，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人们从以下所举的数字中，不难看出，这座雄伟建筑，实为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工程挖运的土方相当于人民大会堂的两倍，完成的混凝土量相当于一般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30多万平方米的总和，安装的大理石、花岗石等石料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还应指出的是工程建设有2／3的时间是在寒冬季节施工，而且是边设计、边拆迁、边准备、边施工，最终使工程质量达到了罕见的高水平。
纪念堂的建设，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他们把最珍贵的材料、最好的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专门班子，负责抓供应工作。在半年的施工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北京市、驻京部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万各族人民，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义务劳动。
全国设计、科研、卫生、美术雕塑等部门的许多著名专家和工作人员，为"毛主席纪念堂"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来自北京、上海、湖南、广东等地的卫生工作者，经过10个月的科学研究，为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作出了重大贡献。水晶棺系统的整套设备，是全国成百个科研、设计、制造单位的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同心协力研制成功的。水晶棺棺体晶莹无瑕，隔棺瞻仰遗容，透明清晰。
9月9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在"毛主席纪念堂"前，隆重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并举行"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庄严隆重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12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毛主席纪念堂内设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这四个纪念室筹备就绪，于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正式开放，同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彭真等与首都各界人士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同时，参观纪念堂内新开设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
毛主席纪念堂于1977年9月正式开放后，又于1984年7月改革了瞻仰办法。这里平均每天要接待9万名群众、侨胞和外国朋友来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
恢复和发展党校教育工作
党校，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干部的学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党员和干部的重要基地，是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助手。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各级党校均处于瘫痪状态。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充分发挥党校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1977年初，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的教学工作，并委派胡耀邦到校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10月5日，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需要，澄清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发出了开展"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号召，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办好党校，把办好党校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事业看待。决定要求各级党校做到：每期学员结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在党性方面，作风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进步，明显的提高。这一条是衡量党校办得好与不好的一个主要标志。决定明确要求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
在中央的关怀下，党校迅速恢复了招收学员，培训干部的教学工作，并进行了大力整顿，形成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逐步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党校大力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员人校后，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要掌握其精神实质，静下心来，思考些问题。在学习中，要充分发扬教学民主、群众路线、破除迷信、敞开思想，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贯彻到教学中来，使学员在思想方法上得到显著提高。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环节。党校不仅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强调这个问题，而且在全校各方面的工作中，都强调这个问题。党校整个教学工作中，坚持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坚持学习原著为主，自学为主的原则。中央党校选编并重新校译了《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百万字的4卷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40万字的1卷本）等基本教材，完整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发展。对于学习讨论的不同意见，坚决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义"，让每个同志毫无顾虑地在学习中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党校大力贯彻了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以后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党校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和各部门工作探讨的重点课题。整个党校工作完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特别是在教学工作中，有力地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
党校大力贯彻了党的组织路线。党校除了轮训一般高、中级干部外，还开办了中青班、少数民族班、各种专业班，如宣传干部训练班、组织工作干部训练班、理论专业学习班，并建立了分部，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着党校的作用。党校为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强调全体学工人员，都要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执行十二大通过的党的章程，努力改进作风，增强党性。
党校还从各个方面参加了拨乱反正的活动。1977年10月，胡耀邦亲自指导撰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发表以后，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为以后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进行了强有力的思想舆论准备。胡耀邦同时还强调提出，在党史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开始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为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拓了道路。中央党校创办的《理论动态》在拨乱反正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理论动态》刊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次讨论，对于促进思想解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校学习的学员，多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对党的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的老同志，不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和折磨的。他们经过在党校的短期学习，倍感党的亲切和温暖。他们学习了理论，提高了认识，打破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从而加深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理解和掌握，增强了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中央党校从1977年9月到1983年7月的6年间，在校学习结业的学员有22596名，为"文化大革命"前18年毕业学员总数6883名的3一倍。在2万多名学员中，有党的高中级干部6395名，占中央所管干部的一半左右。理论专业干部11827名，大部分是省市和地级党校的教学人员。组织、宣传、纪检、新闻、调研、计划、水电、司法等部门专业干部1880名，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328名。从1980年9月到1983年3月，中央党校还和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北京市委共同举办了四期校外分部，学员人数10909名。中央党校在6年时间里，这样大规模地轮训干部，在党校历史上是少有的。
历史事实证明，党校在党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办好各级党校对培训和造就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级党政领导骨干，加强执政党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
从50年代开始，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制度逐步由学校单独招生、联合招生过渡到1952年开始的全国统一招生。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人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加以改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各省、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1972年恢复招生实行推荐上大学校制度，只招收经过两年以实践锻炼的工农兵，使高校新生的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极大地摧残了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逐步展开。1977年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当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新的招生制度，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不考试的做法。招收新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方法。报名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与特长按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两至三个报考志愿。考试分文理两类。1977年，文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要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
会议还规定当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身体健康。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
会议对招收研究生的工作也进行了讨论。今年招收的研究生将从工厂、农村、学校、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科研单位选拔，也可从应届大学毕业的学生中选留。招收研究生的条件，除政治表现与高等学校招生要求相同外，要具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有一定的研究才能和专业特长。有专业特长和研究才能的工农兵、在职职工不受学历限制，但须具有同等的文化程度。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指出"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27.3万名学生入学，新生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高考制度的恢复，成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形成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读书热潮，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高考制度实行20年来，适应了国际科技竞争的要求和国内发展经济的需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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