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逐渐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这一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取得新进展，一批有全国影响的大案得以平反昭雪。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决定为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并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事件是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为历史的冤案平反。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走出"左"的迷雾，走出两年来的徘徊。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伟大起点。
也是在这一年，农村的政策有了松动，安徽省把田地"借"给农民之后，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天性再次爆发，渴望又进了一步：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把田分了。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由此发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从1978年底开始了。从此，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震动着世界；从此，中国人民摸到了现代生活的脉搏。
平反冤假错案
由于党在长期以来，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打倒一切，残酷迫害革命者，在党内外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制造了大批冤案、假案、错案，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成为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成为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属以至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成为增强党内外人民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大规模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了人们的思想枷锁，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平反冤假错案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从开始局部地进行，到后来大规模地开展，一直到1982年底基本结束。
10月以后的一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因为华国锋等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平反工作进展缓慢，虽然也做了一些，例如：释放了因天安门事件及类似事件而被捕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然而大批冤假错案却没有得到平反，甚至继续发生了新的冤案。
10月以后的一年多，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胡耀邦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中央党校组织有关同志调查研究，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长篇文章，10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这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反响激烈。在短短一个月中，广大干部群众给《人民日报》和中央其他有关部门寄来一万多封感谢信。来信表示赞同文章观点，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强调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关键问题。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究，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人民日报》10月7日和11月27日的这两篇文章，为落实干部政策做了舆论的准备。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他率领中央组织部，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多次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呼吁："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1978年11月5日发表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一文，指出："毛主席提出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就是实事求是的方针。""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群众中的冤假错案，同样要认真地处理，实事求是地纠正。"并提出争取1979年上半年基本做完干部的平反工作。到1978年底，先后为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4人平反，为武汉"七二○"事件平反，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开始全面、认真、彻底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全会决定撤销中央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及其所作出的贡献。接着，中共中央宣布撤销1967年1月13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为因执行或曲解这一文件而造成的冤案平反创造了条件。此后，经中共中央直接决定、批准和同意进行平反的案件主要有：为彭真彻底平反，为"总政阎王殿"、"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彻底平反，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批准撤销1964年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报告》；撤销1975年《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为陆定一彻底平反；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作的错误结论；为赖若愚、董昕等彻底平反；为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李德生、黄克诚、肖华、马寅初彻底平反；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彻底平反，宣布给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彻底平反；为"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冤案平反；批准有关机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宣布凡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予以平反。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还做出决议，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其名誉。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在这个期间，还为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诬陷的、早已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瞿秋白举行了遗骨安葬仪式。各地区、部门和单位根据中央指示，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也进行了大量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9月，又决定对错划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到1981年6月止，为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进行了改正和摘帽工作。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卸掉人们身上的沉重枷锁，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当天开幕式的代表有3456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大会。2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也列席了大会。大会执行主席叶剑英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程是：（1）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2）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叶剑英做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3）选举和决定国家领导工作人员；（4）审议《1976年～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会上，华国锋总理代表国务院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16个月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这个报告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报告号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认真搞好各条战线的整顿，强调要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新兴科学；提出要靠革命接班人的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改选各级领导机构，加强政权建设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报告同时又宣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等错误理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报告的一个突出之点是对十年动乱和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困难和比例失调的情况估计不足，盲目地宣称"我国国民经济已走上稳步上升、健康发展的轨道"，"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到来了"，要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并且提出了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这个方针的执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经过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会议批准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会议同意国务院提出的《1976年一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会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副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吴德、韦国清、陈云、郭沫若、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邓颖超、赛福鼎、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姬鹏飞为秘书长。大会还选举了人大常委会委员175名。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选举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飙、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决定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徐向前兼任国防部部长。3月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欢呼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政协、民主党派活动的恢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政协在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起了重大的作用，对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推动社会主义力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对加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活跃国家政治生活，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在50年代中期以后，人民政协在"左"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曲折，1957年反右派斗争，60年代初意识形态领域几场批判运动，使不少政协委员遭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冲击，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热情受到严重挫伤。特别是"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破坏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对大批政协委员进行疯狂打击和破坏，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各级政协陷于瘫痪状态。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1965年1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后，直到1978年初，历时13年，长期没有举行过会议。
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人民政协逐步恢复活动。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工作结束了长期停顿的局面。出席这次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比上届增加了2／3，本次会议人数之多和代表之广泛，都是空前的。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在会上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政协四届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揭发了"四人帮"极力破坏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罪行。报告指出，粉碎"四人帮"后，政协工作出现了新局面。1977年10月以来，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相继隆重召开了新的一届政协会议，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韦国清作《关于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说明》。会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国政协的基本任务是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并且尽量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反对国内外敌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会议经过讨论，同意许德珩所做的工作报告和韦国清关于修改政协章程的说明，并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243名。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等22人为副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说，现在我国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必将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斗争中，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全国人民工作重心的转移，人民政协也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0年来，人民政协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作为根本方针，紧密配合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发挥政协组织的特点和优势，为推动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开展人民外交，做了大量工作。各级政协组织的自身建设，也呈现出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局面。为了发展在大陆范围内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全体劳动者和广泛团结以拥护祖国统一为基础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这两个范围的联盟，全国政协自第六届开始从组织上作了新的调整，参加单位扩大为各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少数民族、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归国华侨等31个方面。委员构成也有很大变化，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占大多数；知识分子比例大幅度增加，并选进一批在四化建设中贡献卓著的中青年代表人物；台湾同胞与港澳同胞的委员人数日益增加。人民政协越来越发挥出它的重大作用。
我国现有8个民主党派大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成立的，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光荣历史，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人和不少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民主党派也被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主党派更是被诬为"反动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但是，无论在前进道路上出现怎样的灾难和曲折，都没有动摇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深厚基础，没有动摇各民主党派热爱祖国、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立场。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0月，8个民主党派分别宣布正式恢复活动。同时宣告撤销原来的各民主党派中央联合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在新的一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各民主党派成立过渡性质的临时领导机构。此后，各民主党派着手调查成员情况，整顿或筹建各级组织，逐步开展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中共中央把统战工作列入重要的日程，在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政策的鼓舞、指引下，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出现了新气象。1979年10月11日～22日，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分别举行代表大会。根据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这些代表大会都号召各自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全国人民一道，担当起国家主人翁的责任，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献力献策，发挥各自的作用。各民主党派还修改了各自的章程，改选了各自的中央领导机构。此后，各民主党派紧紧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的协商讨论；继续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落实各项政策；充分发挥各自"智力集团"的优势，为四化建设出谋献策；积极开展对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络工作；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和发展组织等等。这些活动，使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跨人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决定，1978年春，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全国科学大会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深入揭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交流经验，制定规划。表扬先进，特别要表扬有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体科学技术工作者，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通知》说：技术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是要大搞技术革命，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国民经济和国防，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国防威力大大加强，保证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能不能尽快地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问熙《通知》指出："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科学技术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全国各族人民和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艰苦奋斗，辛勤劳动，打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垄断，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原子弹、氢弹、导弹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准确回收，集中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获得了一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造性成就。""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迅速行动起来，要抓紧搞好整顿。"四人帮"干扰破坏拆掉的科研机构要迅速恢复，搞乱了的要迅速整顿。科研机构应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用非所学的专业人才，有步骤地调回科学技术工作岗位。对于有成就的或有突出才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在工作条件上重点保证，并配备必要的助手。应当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要像保证工人农民的生产劳动时间一样，保证科学研究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5／6的业务工作时间。要抓紧制订科学技术规划。
《通知》提出："国务院各部门、中央军委各单位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在今年年底以前，就以上这些工作进展的情况，向中央作出报告。"中央号召全体科学技术工作者，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树雄心立壮志，不畏劳苦，勇于创新，攻克科学城堡，攀登世界高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行科学种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创造出先进的劳动生产率。解放军指战员，努力学习军事科学技术，改进武器装备，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全国青少年发奋努力，学政治，学文化，树立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风气。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努力成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模范。
在发出这项通知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方毅担任主任。随后，中国科学院及其下属各研究所陆续建立学术委员会，逐步开展评定技术职称和学术讨论活动。11月初，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220个单位和12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分别制定了六大基础学科的各分支学科及有关新兴学科的规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稿）。
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近6000人。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次盛会。
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出席了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制订规划，表彰先进，研究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措施。
邓小平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邓小平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太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第二，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第三，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需要，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也都应当有相应的转变。全党都要认真地抓紧现代化建设，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政治和经济革命，伟大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任务。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要抓好科学研究计划，把力量组织好，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
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三个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党动员，大办科学。方毅在报告中追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战线的斗争历史。他指出，28年来，在科学技术战线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方毅在报告中对《1978一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作了说明。他说，我们的规划应该是一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规划，一个高速度发展的规划，一个先进的规划。八年规划纲要（草案），对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海洋、环境保护、医药、财贸、文教等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作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了一批研究项目作为重点。八年规划纲要还要求把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等8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重大新兴技术领域和带头学科，放在突出的地位，集中力量，做出显著成绩，以推动整个科学技术和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他说，实现了这个规划，就可以使我国部分重要科技领域接近或达到7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方毅说，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我们党的各级组织，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以下工作：整顿科学机构，建成科研体系；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人才；建立科技人员培养、考核、晋升、奖励的制度；坚持百家争鸣；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保证科学研究的工作时间；努力实现实验手段和情报图书工作现代化；分工合作、大力协同；加快科技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他指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摆在全体人民面前一项极为巨大的任务。这是一项战略任务。为了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必要重申毛主席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他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况，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向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颁发奖状。在科学大会上受表彰的有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57项优秀科技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
这次大会必将以它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载人我们党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我们要只争朝夕，不畏劳苦，尽快攀登世界科学高峰。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至1978年间，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围绕"两个凡是"的争论以及局部拨乱反正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日益感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关键所在。由此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讨论有一个逐步展开，为人们认识的过程。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7年底是第一个阶段。主要内容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从1977年底到1978年11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第二阶段。这是广泛开展讨论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大讨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底，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难题。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说：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解放思想么！根据他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史的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胡耀邦在党校创办了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在内部发表了不少文章来澄清路线和理论是非，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等报刊开始出现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但有人设置禁区、下禁令，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已在相当范围内展开，批评与抵制"两个凡是"，程度不同地涉及真理标准问题。
3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张德成写的《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文章认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有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是想在实践之外，另外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多封读者来信，一部分赞成，一部分提出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由胡福明写的、经过孙长江等一起反复多次修改的、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报纸也全文加以转载。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对一段时期内在检验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混乱，进行了有力的拨乱反正。文章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文章认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中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中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践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作为标准一榉‘。（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意义的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文章认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文章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序言和宣言本身的某些修改、毛泽东对自己文章的修改说明，"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文章提出"科学无禁区"，要敢于去触及"四人帮"为禁锢人们思想而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弄清是非。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从思想路线和基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在全党和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拥护。然而华国锋却采取了压制态度，他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中共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许多场合指名谴责这篇文章，说它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企图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说，这种现象，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思想混乱搞到什么程度，把我们的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汪东兴等，对这一讨论仍采取压制态度。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由罗瑞卿全力支持和帮助修改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又进一步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回答了"两个凡是"记者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种种责难。文章认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不但在于马克思科学地形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这些学说为以后斗争的实践所证明的时候。党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不但要看它形成时是否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更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文章认为，革命导师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文章认为，革命导师也从不认为他们做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一些根据个别情况而做出的个别论断。这些论述，从理论上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把被颠倒了的真理标准重新颠倒了过来，得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普遍赞同。
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是正确的。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再次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从6月到11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理论、宣传工作者组织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阐述真理标准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文650余篇。一个理论问题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和讨论。这是建国以来所少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思想建设上的一大进步和转变。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越南驱赶华侨事件
初，越南方面为了所谓"净化边境地区"，开始有计划地驱赶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境地区边民，随后，逐步发展到大批驱赶旅居越南各地的华侨。被驱赶的华侨，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在回国途中受尽各种折磨，有些人被殴打成伤，他们长期劳动所得的财物，大多被无理没收，随身携带的少量生活用品，也在出境前沿途被搜劫掠夺，致使大部分华侨进人中国国境时，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几乎一无所有，不少老人小孩饥病交加，景况十分凄惨。
中国方面本着维护中越友好、争取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真诚愿望，曾多次劝告越南方面以中越友谊为重，停止这些使大批华侨颠沛流离，伤害两国人民感情的极不友好的做法。遗憾的是，良好的愿望不仅没有得到越南方面的响应，相反地，越方驱赶华侨的手段越来越恶毒，被驱赶的人数越来越多、事态相当严重。据边境地区统计，从1978年4月到5月中旬的1个半月内就有5万多华侨被驱赶回国，到5月末，被驱赶回国的华侨已达10万多人，还不包括被迫离越流浪到其他地区的人在内。
然而，面对这些事实，越南当局竞当面狡辨，并反诬说什么"华人当中一些坏分子散布谣言，挑拨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华侨"轻信"了这些谣言，非法越境回国。
为调查事实真相，我边境地方当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核对，证明是越南有关部门和公安人员，奉命在越南人民和华侨中散布了"中国侵略越南"，"中国政府号召华侨回国"等种种谎言，煽动仇视华侨情绪，恫吓和威胁华侨。越南方面还用各种手段限制华侨就业，已有职业的华侨则遭到无理降职、解职，减少口粮配给，甚至取消户口，停止配给口粮，使广大华侨丧失生计，难以生活下去，处境十分困难。甚至在胡志明市等地，还发生了大批逮捕、打死打伤华侨的严重事件。为了掩饰驱赶华侨真相推诿责任，越南公安人员竟然强迫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或者按照其事先准备好的说词，强令华侨复写、复述，由越南公安人员录音、照相、拍摄电影、妄图以此为华侨"自愿回国"的"证据"，而后将华侨一批一批运送到边境的指定地点涉水越过界河，赶回中国。大量事实证明，越南当局驱赶大批华侨回国，完全是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
针对越南当局残酷迫害、驱赶华侨的野蛮行径，1978年6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越南当局采取诡辩和抵赖的手法，把大批华侨被驱赶回中国，说成是由于"华人中的一些坏分子"散布一些"消息造成的"，是"预谋的行动"。事态的演变充分说明，不是别人，正是越南自己出于对内对外的需要，有计划地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政策。这是越南方面蓄意破坏中越关系，反对中国的严重步骤。
声明同时指出，由于越南方面不断加剧排华，被驱赶回国的难侨急剧增加，突然给中国在财政和物资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需要立即对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大批难侨作妥善的安置。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一部分援越成套设备项目，以便抽出这部分资金和物资，用来安置被驱赶回来的难侨的生产和生活。事情很清楚，中国撤销部分援越项目，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越南方面排华政策造成的。
为了妥善解决华侨问题，1978年7月19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外交部，郑重建议，中越两国政府就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举行谈判。之后，双方进行了多达7次的副外长级谈判。但是，由于越南当局毫无诚意，根本不想讨论和解决问题，关闭了谈判的大门，使谈判无法继续进行。
越南当局之所以大规模地驱赶华侨，完全是出于其地区霸权主义扩张的需要。越南当局把中国当作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随着其霸业的发展，它的反华仇华政策也不断升级。中国政府对越南当局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作法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让，但越南当局仍一意孤行，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发展到武装挑衅、侵我领土的地步，1979年中国政府被迫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给越南侵略者以严厉教训。为右派分子全部摘帽和为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有55多万人。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误伤了大批党员、干部和朋友。从1959年到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已先后5批摘掉30余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批人又被打击、迫害，许多人又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指出，现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必要的，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各级党委应认真贯彻执行，切实作好对摘掉右派帽子人员的安置工作。报告对"右派分子"摘帽以后的若干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1）在"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得歧视他们。（2）对原保留公职的人，能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有专长的要使用其专长；不能工作的可以作退职、退休处理。原则上由所在单位安置。对已开除公职的人，也要给以生活出路。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可从社会救济中适当解决。（3）现在仍在劳动教养所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同时解除劳教。分别情况，予以安置。（4）原属起义投诚人员，如因其是"右派分子"而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应在摘掉其"右派分子"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5）被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一般不再返回城市，但工作有需要的或确属年老病残，在农村无依靠，而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可准其返回城市落户。原在解放军中划为"右派"转业到地方的，不要回到军队。（6）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子女，根据党的一贯政策。主要看本人表现，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都不应受到影响。（7）对过去已经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如果尚未落实政策（包括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子女等）一律应按以上规定办理。（8）遵守1962年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
14日至2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拟定了《贯彻中共中央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规定了各项政策措施。这次会议同时提出了错划右派改正问题，强调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已经发现错划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改正的标准，就是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即：（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识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错误的言论，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出表示愿意改正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3）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或一度被蒙蔽参加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有错误以后，迅速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4）历史上曾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5）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
1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转发了这个《实施方案》。10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成立了审查改正右派工作办公室，领导全国的右派改正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全国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认真地进行这项工作。到11月中，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改正工作继续进行。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央指出：为了消除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对右派进行复查和改正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属于改正的人大体上有三种情况：（1）一部分人出于善意，提出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利于改进工作的。把他们划为右派是完全搞错了，当然必须改正。（2）一部分人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但不是在根本立场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们划为右派也是错误的，也应该改正。（3）还有一些人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考虑到他们同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所不同，也考虑到他们后来确有转变，在这次复查中，也给他们改正过来。
在上述精神指导下，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完成，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中共中央对错划右派复查改正的决策，体现了有错必纠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错划右派的平反改正，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增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群众称赞共产党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精神。（2）解放了大批人才。据工业、文教部门统计，被错划的干部中，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有的单位达80％。（3）不仅解除了几十万人的精神负担。而且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批干部得到改正后，心情愉快，刻苦钻研业务，努力学习，很快作出了新贡献。他们的亲属、亲友也十分高兴，解除了精神和政治压力，赞扬党的政策好。（4）解决了重要历史遗留问题，团结了群众，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中共中央发布《工业30条》
《工业30条》即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是中共中央为提高工业管理水平、加快工业发展速度而制定的文件。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规定了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强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文件指出：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实现工业现代化，对于实现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的目标是：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1985年以前，在全国形成14个比较强大的工业基地，基本建成6个大区的不同水平、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在2000年以前，使我国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和生产技术，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能够为农业和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提供充足的多种能源、各种新型的原材料、大量技术精湛的现代化设备和丰富多彩的日用工业品，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
全国解放以来，我们的工业生产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工业的发展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而且超越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28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工业战线上始终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林彪、特别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的工业发展没有达到预期的速度，我们现在的工业生产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在今后22年内接近和赶上他们，不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奋勇前进是不行的。加快工业的发展步伐，是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紧迫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紧迫需要，是不断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福利的紧迫需要。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所有工业部门，所有工业企业，都要从加快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伟大历史使命出发，来规划自己的行动和部署自己的工作。我们的每个同志，都要开动机器，解放思想，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在加快速度这个问题上，大显身手，做出贡献。
加快工业发展速度，最根本的是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当时，要认真抓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把全国8000多个大中型工业企业，20多万个小型工业企业，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提出的要求，分期分批整顿好；同时，下大力量整顿和加强整个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今后的工业的更大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发布了《工业30条》。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大方面：一是揭批"四人帮"。文件认为要整顿好企业，整顿好工业管理，加快工业的发展，保证我国工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必须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抓紧抓好，进行到底。二是深入、持久地开展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是整顿和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加快工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三是按照文件提出的六条标准整顿好企业，核心是整顿领导班子。文件提出的六条标准是：（1）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好不好，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了没有；（2）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的领导班子是不是建立起来了；（3）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还是没有调动起来；（4）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活动打击了没有，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刹住了没有；（5）以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是不是建立和严格执行了，企业的机构是不是精简了，过多的非生产人员回到生产第一线没有；（6）生产，包括产量、品种、质量、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流动资金占用等8项经济技术指标和各项设备完好情况，有显著进步，还是没有显著进步。四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厂长分工负责制，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职工代表大会制。五是恢复和建立企业基金制度，搞好企业"五定"，这样就保证了企业有稳定的生产条件。六是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文件指出，企业的五定，要同广泛开展专业化协作，提高工业的组织程度结合起来。组织专业化生产，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组织同～地区的本行业的专业公司，然后逐步地发展跨省市、跨行业的联合公司。七是从上到下建立起强有力的各级工业指挥系统，有秩序地组织生产和建设活动。八是把发展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放在首位。此外，文件还对发展生产、加强科研、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改进工作方法等作了具体规定。加起来总共30条。这个决定总结了工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恢复了1961年《工业七十条》中许多好的内容，对当时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4月22日至5月16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各部委、部分学校的负责人以及解放军有关部门负责人共6000余人参加了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在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明确一些问题；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讨论研究有关发展全国教育事业规划和大、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批判’两个估计‘之后，教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气象。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但是，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社会上，大家都希望教育有更快的进展。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
围绕教育方针问题，邓小平讲了四点意见。第一点，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邓小平说："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强调学生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同时，应当更自觉更刻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第二点，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他说，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今后，不仅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这也就是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第三点，关于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问题。他说，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今后国家将努力开辟新的途径，增加新的行业，以便更有效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制订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是邓小平讲的第四点意见。他强调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为民族、为国家、为无产阶级立了很大功劳。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我们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表示慰问和敬意。特别是对广大的小学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为培养革命后代不辞劳累，作出贡献，我们要表示慰问和敬意。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积极地在优秀的教师中发展党员，教育战线任务愈来愈重，各级教育部门不能不努力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
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作了报告和总结。他就教育工作如何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讲了8个问题：新时期教育战线的任务；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开展科学实验；加强科学研究；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努力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全面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广开才路，大力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
会议研究了《从1978年至1985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3个修改意见（讨论稿）。还进行了各种专业活动。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在全国恢复和增设55所普通高等学校。经国务院批准，各高等院校都恢复了原有职称，还根据"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全面考核、择优提升"的原则，分期分批进行了提升和确定教师职称的工作。至1981年，全国高等学校有13万多名教师提升和确定了教师职称。其中，提升教授2400多名，副教授20700多名，讲师116100多名。教育部决定增加派出留学生数量和在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办少年班。一些高等院校先后邀请外国教授、专家来我国讲学。1978年底，国务院又决定恢复和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建立"三北"防护林体系这是阻遏北方沙漠南进、控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宏伟工程，它伴依着古老的万里长城，形成由各种乔木、灌木丛和青草组成的"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体系营造地区，包括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甘肃中北部、陕北、晋西、冀北坝上地区和东北三省的西部。这个防护林体系是根据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原则，从新疆到黑龙江，沿着万里风沙线，营造绵亘不断的大型防风固沙林带14200多里。计1031万亩，形成"绿色万里长城"；以此为骨架，营造草原防护林252万亩，农田防护林922万亩，水土保持林4900多万亩，并与"四旁"植树、工矿造林相结合，构成带、网、片交错的防护林体系，形成一道绿色屏障。"三北"防护林，全长7000多公里，宽400至1700公里，面积406.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2.4％，其规模超过了被誉为"世界三大生态工程"的美国"罗斯福工程"、苏联"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和北非五国的"绿色大坝工程"，成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
历史上，"三北"地区曾是水美草肥的富饶之地。但现在一提起"三北"地区，那种黄土风沙遮日，水土流失严重的情景，就会浮现在人们眼前。据有关部门调查，"三北"地区分布着19亿亩沙漠和戈壁，构成万里风沙线。受害的农田和草场各1亿多亩。有209个县遭受风沙危害，其中受害严重的有101个县。和风沙沿线相毗连的还有西北黄土高原，它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尤以黄河中游的陕、甘、宁、晋、内蒙古的115个县为甚。从自然因素看，造成这种状况的一条重要原因，是植被和森林的破坏，甘肃、陕西许多县的县志记载：唐朝时县城一带"繁华胜于内地"，后因植被受破坏造成沙化和水土大量流失。这是人们破坏了自然界，反而招致自然界报复的典型例证。
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能不能制服风沙和控制水土流失，使大地绿化起来呢？国家大量投资建设的8000万亩的"三北"防护林体系，正是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据科研人员从新疆到东北西部6个省、自治区典型县、社、队的多年观察，搞得好，造林绿化五六年就可以实现，七八年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只要将防护林体系建设起来，在它的保护范围内，可以降低风速，提高相对湿度，减少风沙灾害，控制水土流失、8000万亩的防护林体系建成后，将使"三北"地区产生巨大的气象和水文效益，改善生态平衡，大大促进农林牧业的发展。
建设北方"绿色万里长城"，改变自然面貌，这是"三北"地区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是我国林业战线在新的长征中的一场硬仗，任务既光荣而又相当艰巨。但它是积极可行的。因为各级领导有了新的认识；群众对造林有了迫切要求；有一批先进典型和经验；林业队伍初具规模；方针政策也很明确。为了加快工程速度，1978年5月中旬，国家林业总局在西安召开了建设规划座谈会，讨论了规划方案和实施措施。国家林业总局又同有关省、自治区分片拟订切实可行的分年实施方案，整个工程的序幕就要揭开。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在"三北"地区建设防护林体系，并把这项工程列入国有经济建设的重点项目。按照总体规划，从1978年到20世纪末为第一建设阶段，包括三期工程。第一期工程从1978年开始到1985年结束，完成人工造林9083万亩，飞机播种造林159万亩，封山育林面积超过1300万亩。此外，在屋旁、路旁、院旁、村旁等零星植树15亿株，使1.2亿亩农田实现了林网化。在这些林网的庇护下，风沙、干热风、霜冻等自然灾害都有所减轻，粮食产量一般提高10％～13％，木料、饲料、肥料、燃料缺少的状况有所改善，一年产生的效益就达20多亿元。
规模更大的二期工程开始实施，仅2年时间，又新造林4650万亩。封山育林3357万亩，飞机播种造林360万亩，零星植树30亿株。二期工程计划用10年的时间，造林9450万亩，使：’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5.9％提高到7.7％。京津周围地区绿化工程是二期的重点工程，1985年前后由当时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副主任刘中一及林业部副部长马玉槐等亲自考察确定的，马玉槐亲任京津周围地区绿化领导小组组长。1989年底，在京津周围形成防风林带，低山水土保持林和农田林网多道防线。据北京市有关部门观测，困扰京城多年的尘暴日、扬尘日、浮尘日由本世纪70年代的每年29天，至1987年已下降为198天，目前又有所下降。10多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及其它渠道共计投资24.33亿元，投入11亿多个劳动日。在"三北"防护林建设中，注意将造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在适宜地区营造了大量生态经济型防护林143.9万公顷，年产各类干鲜果230万吨，产值27亿元。防护林工程与当地农民治穷致富相结合，也大大调动了农民的造林积极性。按总规划，到2050年，造林总任务量为3500多万公顷，加上原有森林植被，成林面积将达6000多万公顷，这样，将使"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4.95％。
落实干部政策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层层揪"的反动口号，打倒了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大批干部。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17.5％，特别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人数16.3％，其中有11个单位审查面在30％以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为"左"倾错误遗留的问题需要处理的还有100万人以上。粉碎"四人帮"后，落实干部政策的任务十分艰巨。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到任后，立即召开小整风会议，统一思想，并分别成立了干部分配组、干部接待组、老干部生活组等，展开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组部进行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新局面。1978年1月28日，中组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胡耀邦在会上指出，干部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工作没有分配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该复查的复查，该平反的平反。总之，要实事求是。为了解决落实干部政策中的疑难案件，3月21日至4月24日，中央组织部分3批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每次讲话都强调，落实干部政策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问题。他提出做好这项工作的总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会后，各地区、各部门克服了重重困难，排除种种干扰，推进了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到1978年7月，按政策分配和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待分配干部的87.2％。这对于当时仍受"文化大革命""左"的影响、压抑，受困于"两个凡是"的各条战线，起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带头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大以来，各级组织部门在党委领导下，为落实干部政策做了不少事情，工作是有进展的。但是，就全国情况看，落实干部政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
20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对落实干部政策中"两个凡是"的阻力和各级领导班子与干部队伍中的种种思想障碍，明确而坚定地指出，落实干部政策是根据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他的"两个不管"的正确方针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尖锐对立。同年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要求首先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问题。197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平反，妥善落实政策。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和胡耀邦坚定正确的主张，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赞同与拥护。198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彻底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
在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指导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复查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案件230万件，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爱国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等的冤假错案也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工作。同时撤销了强加给宣传、统战、组织、监委、教育、文化、对外联络、公安、检察、民族、宗教、总政、档案等部门所谓错误路线的帽子，一律彻底平反。那些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判斗争的干部及受株连的人员问题，也得到了纠正，消除了影响。"文化大革命"前及其他历史遗留案件的复查工作，从1981年后作为重点，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批转的中组部《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的通知以及其他有关文件，进行了复查。
实践证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分清了功过是非，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大批干部特别是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于确保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四个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
国务院召开务虚会
国务院于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召开了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当时看到近两年国民经济迅速好转，以为很快就可清除"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从这种认识出发，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速度的现代化。会议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会议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在统一财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对于当时集中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迅速恢复凋敝的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应付抗美援朝的巨大开支，胜利地完成"三大改造"的任务，顺利地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实践说明，实行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人、财、物和产、供、销由中央各有关部门统管，即后来人们所说的"条条专政"，既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又对企业管得过死，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助长官僚主义作风。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55年开始酝酿改进经济管理体制，逐步下放管理权限，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大计划，小自由"的方针，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办更多的事情。可是，在"大跃进"期间，又形成了下放失控的混乱局面，不得不在调整中回收管理权。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当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工作，并没有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掌握规律，只是局限于在行政管理权限上做文章，要么中央管，要么地方管，要么双重管，没有抓住如何搞活企业，使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畅通，使经营单位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问题，形成了人们通常形容的"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的循环，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成效。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
代中，后期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工作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却留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就历史启示来说，最基本的一条是，认识到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影响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在进行改进之初所拟定的草案和规定，步子是稳的，带有试验的性质，以求取得经验后逐步使体制的改进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但"大跃进"的形势一来，把改进体制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做法上也匆匆忙忙过于草率，认为只要把大部分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就可以一蹴而就，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还有一个更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教训，就是当年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只是看到了权力高度集中存在的弊端，因而采取的办法就是给地方下放权力；下放多了，又往上收权，而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强调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国家指定性计划为主体的体制），完全忽视、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所存在的弊端。
这次务虚会结合当时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指出今后在经济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摆脱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定要改变手工业方式、小农经济方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一定要保障工业企业的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它们的经济自主权。为了根据上述原则把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一步，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改革工资制度、奖励制度、劳保福利制度的意见，制定推行合同制，成立专门公司的办法，制定改进更新改造资金、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具体方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倾向，使经济建设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特别是邓小平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改革开放、利用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手段搞活经济的方针，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使我国的经济不断增强生机与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9月25日至29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中国。周恩来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29日，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外相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其后，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各种交流有了显著的发展。两国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与日俱增。在此基础上，1978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
本外相园田直受日本首相福田纠夫和日本政府的委托，8月8日前来北京进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9日。外交部长黄华同园田直外务大臣举行了会谈。10日，邓小平同园田直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自10月23日起生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是继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联合声明中的一项重要规定。
《条约》共五条，其主要内容是：（1）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2）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3）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而努力。（4）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5）本条约须经批准，自在东京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本条约有效期为10年。10年以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废除以前，将继续有效。缔约任何一方在最初10年期满时或在其后的任何时候，可以在一年以前，以书面预先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条约。
华国锋总理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纠夫互致电文，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华国锋的电文为，"值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际，谨向阁下和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民表示热烈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具有重大意义。必将为巩固和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并将有助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和人民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福田纠夫回电："中日联合声明揭开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回想起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以来，已经六年了。在这期问，虽日中两国关系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取得了各个方面的显著发展，但我确信由于这次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更加巩固了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这不仅对两国的未来，而且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我和阁下是日中两国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今后，我决心同阁下共同携手，在日中联合声明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全力以赴，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而努力。"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了决议，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订，开辟了中日两国长期友好合作的新时期。
同年10月22日至29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对一衣带水的邻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0月23日上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日本首相福田纠夫出席了互换仪式。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随着两国互换批准书，这一条约当天生效。邓小平在签字仪式上讲话。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福田首相在讲话中也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两个多年来不断进行紧密接触和交流的国家关系开辟了新的历史。这次缔约不仅对日中两国加强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具有深远意义，而且还如条约前言中写明的那样，皮映了两国希望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共同愿望。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日友好关系的新阶段》。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双边关系得到重大进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两国之间工、青、妇以及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宗教各个领域的团体和人员交流全面展开，民间友好往来日益发展，可以说是"官民并茂，渠道畅通，形式多样，内容广泛"。1982年，赵紫阳总理访日时提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为发展中日关系的三原则。198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时，日本中曾根首相提出建议增加"互相信赖"一条，胡耀邦表示赞同，使三原则变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四原则，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总的看，主流是好的，正常的，但两国关系发展中也发生了如教科书、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日台关系等问题。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知识分子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绝对必须的智力因素，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国知识分子受歧视、受打击的现象相当普遍。特别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以后，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压抑。林彪、"四人帮"更把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打人另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成了他们的"阶下囚"；我国的一批名教授、研究员、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及专家学者，几乎都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其中不少被迫害和摧残而含冤九泉之下。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开始进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风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同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教育和科学战线17年，主导方面是红线。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9月19日，邓小平同中央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了"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的罪行，强调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同时提出要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彻底纠正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左"倾错误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共中央从30年来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调整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关方针政策，明确地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依靠力量。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不适应当前的情况，应当改变。
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1）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90％以上是解放后党培养教育出来的，70％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在现有知识分子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经过调查核实，凡属冤假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做到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的不平。（3）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把其中路线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工作干劲大。群众关系好的知识分子（包括非党干部）提拔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来，但要保证他们的主要精力从事专业工作。对出身于剥削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本人政治历史上有些问题的知识分子，党的政策历来是，家庭出身看本人，社会关系看影响，历史问题看现实表现。要从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对符合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条件的，要按照党章规定吸收他们入党。（4）调整用非所学，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5）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6）加强领导，改进作风。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要为科研、生产和文化教育服务；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学理论问题上，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争辩。
10月31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调整对全国知识青年的政策，改进做法，城乡广开门路，发展生产，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置知识青年，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问题，加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
4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筹备组发出《全国文艺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纪要》，要求认真落实政策。团结起来搞四化；抓紧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工作；分级分工把散处在社会上有名望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艺人的落实政策工作管起来；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解散的剧团和遗留问题。
6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准《七省市统战部知识分子工作座谈会纪要》，分析了当前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强调要保护老年知识分子和发挥他们的作用，重视和加强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善始善终地解决落实政策的遗留问题，同时指明统战部门如何进行知识分子工作的问题。
为适应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工作的需要，1981年3月20日，胡耀邦建议，由中组部一位副部长牵头，建立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有中组部、中宣部、国家科委等13个有关单位参加，定期经常研究检查知识分子工作。这个小组成立后，召开多次会议，做了大量工作，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同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检查中央机关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通知》，共检查了13000多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知识分子情况，采取边检查、边解决问题的方针，取得了一定成绩，推动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
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指出，由于过去"左"的影响没有彻底肃清，至今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对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有关政策不认真落实，尤其对中青年知识分子关心不够，许多人的专长不能充分发挥。《通知》强调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归侨政策，进一步消除党内和社会上对他们的偏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通知要求在6月底以前，由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对知识分子工作检查一次，切实研究制定改进措施，争取在短期内做出成绩。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国家科委、劳动人事部等于5、6月间派出工作组，了解各地检查知识分子工作情况。检查结果表明，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各级党委认真复查了"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实事求是予以平反昭雪；对"文化大革命"前的错案作了改正，使那些蒙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卸掉了政治包袱。三年多来，党把一大批具备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吸收入党，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全国知识分子获得各种高、中级职称的有100多万人。给近20万专业不对口的科技人员调整了工作，给三四万名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安排了工作。各地第一批研究生授予了博士、硕士学位，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拨款增建住房，解决一批知识分子住房困难问题；在国家财政经济尚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又为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增加工资，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广大知识分子在党和国家的关心爱护下，积极投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发挥作用，出现了许多优秀、先进人物。
1月，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发出通知，要求县以上党委的组织、宣传、统战部在上半年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再进行一次认真检查，边检查边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同年秋，全国举行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把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来抓。
1月24日，中组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发出《优先提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生活待遇的通知》，规定对上述人员可越级提工资；夫妻两地分居者，要限期尽快将另一方调至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所在地；住房按照当地高知住房予以调整，尽快解决；因公因病由所在单位保证用车，改善医疗条件。与此同时，各级侨务部门也认真落实归侨、侨眷的知识分子政策，取得一定成绩。
5、6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座谈会，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成绩，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再次限期在党的十三大前进一步完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
经过全党全国各单位的共同努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十年来，党和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有关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策、规定达数百件，逐步为知识分子创造施展才干的良好条件；积极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据统计，1979年至1989年全国共有275万优秀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人数已近1／3；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条件，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全国已有100万专业技术干部担任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全国共有专业技术人员2300万人，其中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有95万人，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有542万人。他们都相应地解决了一些工资和其他待遇问题；有140多万名知识分子解决了家属子女"农转非"或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有30多万名专家享受医疗保险照顾。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够重视，使用不当甚至压制人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些应该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影响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知识分子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不够。在知识分子队伍内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还普遍存在。
天安门事件平反
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异常悲痛。3月下旬至4月5日，百万群众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挽联、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当时的中共中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事件"，逮捕群众388人。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5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1976年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审查的388人，经北京市公安局于1978年4月成立复查组进行复查，结果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于是为这些无辜被捕者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也分别作出决定，对1976年清明节前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
21、22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文章。文章叙述了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揭露了"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真相，声讨"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镇压人民群众运动的罪行。
天安门事件被"四人帮"诬陷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同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有直接的关系。所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种提法，最早是在《情况汇编》上出现的。从4月1日到6日，"四人帮"通过其在人民日报社的心腹指挥记者突击采写、编发了10多期关于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情况汇编》。有时一昼夜出3期，有时搞"不宜印发"的手抄件。这些《情况汇编》完全是按照"四人帮"事前定的调子采写、编辑，经他们的心腹挑选炮制，再送姚文元修改审定印发的。他们把悼念周总理诬蔑为"借悼念总理为名，恶毒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竭力歪曲、掩盖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即使记者写的情况中涉及一些悼念的内容，姚文元也千方百计地砍掉，或者加以歪曲、诬蔑。他们蓄意歪曲天安门真相，由"四人帮"亲自指挥，炮制了那篇臭名昭著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假报道。在编写这篇报道时，张春桥、姚文元还出了些歹毒的主意，为了把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打成有"幕后策划者"指挥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经他们一篡改，捍卫周总理光辉形象的革命人民竞变成了"暴徒"，无辜的群众变成了冲击人民大会堂的罪人。4月8日报道发表后，广大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提出强烈抗议。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是中国人民空前觉醒的集中表现。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但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发行动，它是在代表中国共产党正确力量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确思想和行动鼓舞下产生的，许多党员、共青团员参加了这次人民抗议运动，体现了党的政治领导。这个运动的实质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这次抗议运动的爆发，留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人们：违背人民意愿的错误政策，终究要受到人民的反对而被抛弃。江青反革命集团逆潮流而动，人心丧尽，必然为人民所唾弃。这次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指出，应该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的建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得到了一致赞同，并决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开幕词中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交工作会议讨论。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
中共中央于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历时36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10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2）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学习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常委提出，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并说："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但他在讲话中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没有提出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全党关心的大问题。
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提出的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同时也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影响大或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些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他提出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为陶铸、王鹤寿的问题平反；要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批判康生，等等。陈云的发言，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在发言中，一致表示，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6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并决定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可以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中央的决定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
在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时。与会同志分析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进展情况，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重要决策，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会议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主张"两个凡是"、阻碍真理标准讨论的华国锋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在讨论农业方针问题时，揭露和批评了农业战线上的一些"右"倾错误表现。认为应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会议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作了重大修改，提交三中全会审议。
在讨论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时，与会同志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等问题。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就经济工作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经济工作要从国情出发，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要重视8亿农民这个大头，把农民这一头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要把农业搞上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会议对犯有错误的几位同志，和中央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并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意见。
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讲话的主要内容是：（1）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这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2）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指出，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他指出，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4）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时间等几项制度。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的讲话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这篇讲话成为标志新时期开始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论纲领。以此为开端，新道路的开辟波澜壮阔地展开，新理论的开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新的阶段。所以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一大之后，虽然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是"左"的错误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当时党的个别领导人为了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样，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强地要求党在指导思想上彻底地拨乱反正；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宣传党和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为了彻底纠正"左"的错误，从1978年5月开始，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公开肯定了这次讨论，明确指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反对照抄照搬，有力地回答了争论所提出的问题。这段时间，中央和地方报刊先后发表了许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和社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向纵深发展，一直普及到基层单位，使广大干部开始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破除了各种思想禁区，获得了一次思想大解放。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彻底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极"左"路线，为肃清"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影响，为把党的路线重新转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党中央于1978年11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为三中全会作准备。
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列席了会议。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解决了以下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会议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出唯心主义的"凡是论"是维护过去"左"倾错误的思想武器，必须彻底抛弃。全会在提倡解放思想的同时，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指出，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
第二，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公报重申了毛泽东1957年作出的中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就恢复和发展了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
第三，为确保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全会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全会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全会从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指导思想出发，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决心首先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全会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讨论试行。
第四，全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指出，由于过去一个时期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坚决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检查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为贯彻民主和法制精神，全会强调对于过去的冤假错案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原有专案组一律撤销，复查工作另外组织人员进行。
第五，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央组织机构作了重要的调整和加强。全会选举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又考虑到十一大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工作的迫切需要，增补了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三中全会闭会后的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解决组织问题，决定中央设秘书长、副秘书长，由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分别担任。二是结束了个人崇拜，加强了集体领导。全会决定"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强调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三是强调要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端正党风。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对于违犯党纪的人，一律执行纪律，以伸张正义，打击歪风邪气。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
从以上五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它不仅结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两年徘徊、步履维艰的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结束"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伟大转折。
安徽农村的改革实验
安徽省农村是我国受"左"倾错误破坏，后果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1977年7月，中共中央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带领省委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同时，深人农村，深人群众，对安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大量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并于这年11月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这份省委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负担，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上述规定的主要精神，是纠正"左"倾错误对农村工作的影响，切实落实党的农村政策，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鼓励广大农民从多年来"左"的一套束缚中解放出来。1978年春，万里又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要求一切工作围绕生产、服从生产、为生产服务。这些重大措施不仅为农村工作的拨乱反正，而且为安徽农村的改革试验打下了思想基础。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发生了一百多年来罕见的特大旱灾，全省许多地区水库干涸。河水断流，受灾面积达6000多万亩，有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吃，土地干裂，秋种无法进行。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安徽省委认为，与其土地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于是做出了"借地渡荒"的决定，规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菜，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突破了多年来的条条框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借地的基础上，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全省首先闯开禁区，搞起了包产到户01978年底，山南区1006个生产队有77.3％的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几乎与此同时，1978年底，安徽历史上有名的穷县——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也悄悄地进行了更为大胆的改革尝试。这个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挨批、挨斗、坐牢的风险，把田分到户，实行包干，他们立了字据，赌咒发誓：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18户21个在场的人含着眼泪在契约上捺上了鲜红的手指印。这18户农民向饥饿宣战的勇敢行动，在我国的农村发展史上揭开新的一页，使一场深刻而复杂的农村变革从此开始。
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包干到户与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在基本原则上是相同的。同样是向集体承包土地，由家庭经营，以产量为分配依据，同样要求做到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同样要接受国家计划的统一安排，同样要以合同为手段。所不同的是包产到户是通过生产队计算出每个劳力的工分，实行统一分配。而包干到户则省去了工分这个环节。肥西县山南区与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消息传开后，很快在安徽省发生了广泛影响。1979年春天，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全省各地广大农民群众以山南区和小岗生产队为榜样，勇敢地打破了"左"的精神枷锁，大胆实践，创造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较为普遍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则在全省得到了迅速推广。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只占全省的10％，到1980年，已发展到65.88％，1981年。达到84.64％。在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中，尤属家庭经营，包干分配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包干到户）最受农民欢迎，增产效果也最为明显。因而推广也最为迅速。1980年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为21.08％，到1982年，就发展到95％，成为全省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使安徽的农业生产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区不仅顺利渡过了灾荒，而且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1979年全区麦子总产量比历史最高年产量还增长了两倍半。大包干（包干到户）的发源地，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原来每年的人均口粮只有100斤一200斤，而且家家逃荒，户户讨饭。1979年实行大包干后，一跃成为全公社的"冒尖队"，全年粮食总产量13.9万斤，相当于本队1966年到1970年五年产量的总和，人均产粮1200斤，比全公社平均水平高200斤；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万元，人均400多元。小岗队的一年巨变，使人们大开眼界，清楚地看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使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的试验迅速发展成安徽全省的改革潮流。
安徽的农民在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过程中，得到了以万里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的强有力的支持。包产到户在60年代初曾在安徽实行过，并收到了引人注目的好效果，使安徽农民在经过"大跃进"、"共产风"的灾难后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可惜好景不长，包产到户刚试行一年就遭到天折。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这个利国利民的好办法，却被当作"单干风"，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无休止的、逐步升级的长期批判和残酷斗争，在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很长时间内，人们是谈"包"色变，心有余悸，因而这时对包产到户发出种种非议和责难，个别地方甚至企图强行制止包产到户。一时间出现了不少思想混乱。有的人认为：包产到户、产量喜人，方向愁人。担心合作化的成果全丢掉，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有的人提出：包产到户，是生产关系的倒退。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还有的人表示："我们宁肯迟发财，也不愿跌跤子。"生怕搞了包产到户，将来又要倒霉。针对干部和群众的种种心态和"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中共安徽省委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的改革尝试并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当肥西县山南区的多数干部群众要求搞包产到户时，万里当即同意他们试验，并亲自去山南区作调查。农民当面向他提出："包产到户允许我们搞多长时间？"万里当即回答：你们愿意搞多久就搞多久，什么时候不增产了就不搞。当他得知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大包干被当成"异端"遭到围攻时，就毅然决然表态说：我批准你们干11980年1月，万里又来到小岗，深情地对乡亲们说：我早就想这样干，就是没找到干的地方。万里的明确态度使农民们感受到：省委领导在坚定地支持他们，做他们强有力的后盾，推动他们解放思想，大胆创造。当农村中各种生产责任制纷纷涌现，干部群众对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万里明确提出：各种办法都可以实验，只要能做到增产、增收、增贡献，都是好办法，要让农民群众去鉴别，去选择。针对干部中存在着的种种疑虑，省委领导还常常分赴各地、县，对干部们进行耐心地反复地说服教育，鼓励他们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支持群众的改革要求，引导并帮助农民把生产责任制不断完善、提高。正是因为有万里和安徽省委领导的坚决支持与正确领导，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改革试验才得以不断冲破阻力，迅速发展到安徽全省，并对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安徽省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尝试，是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整个农业体制改革的前奏或序曲，这一尝试的成功，预示了我国农村中不可逆转的改革趋势。
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四川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解放前，经济以农业为主，解放后，国家在四川逐步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到1978年，四川省的工业，从固定资产的总量来说，已居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的第二位，但是产值和经济效益却很低。中共四川省委在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主持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抉择。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省委提出了一个重大决策方案：给企业以自主权，把企业经营好坏直接和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挂起钩来，并从此人手，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
根据这一意见，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选择了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总厂、新都氮肥厂、重庆钢铁公司、南充丝绸厂共6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由此拉开我国搞活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及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支持。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做法给予了明确肯定，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邓小平的意见写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1978年底，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总结了6个试点企业的经验，经过反复的酝酿，于1979年1月正式发出了《地方工业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这份省委文件具体规定了企业扩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和措施，主要内容是：除明确规定企业对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外，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增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承接来料加工；允许企业采购原材料、销售物资、销售商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和试销新产品：允许企业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提取企业基金和实行利润留成及外汇分成；允许企业提拔中层干部，不再经上级批准；允许企业灵活使用奖金，等等。同时，中共四川省委还决定，从1979年起，把扩权试点企业从6个扩大为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企业。经过1979年的实践，试点企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取得了比预料还好的效果。据1980年7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四川省参加扩大自主权试点的84个地方国营企业，1979年一年上缴国家利润1.3亿多元，比未扩权的1978年增长24.2％。与此同时，试点的范围也迅速扩大，到1980年初，参加扩权试点的企业已达300个。扩权试点取得了显著成绩，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扩大给企业的自主权比较小，在利润分配上实行"环比"办法。即按当年实现利润比上一年的增长率大小提出企业留利。这样，先进企业的利润增长潜力相对地比后进企业要小些，提取留利的比例也要小些，发生了"鞭打快牛"等弊病。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制定出12条办法，将利润分成办法改为全额利润分成，并确定在370个企业中扩大试验，为了探索新的企业管理体制，省委和省政府又确定从1980年起，在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等5个国营工业企业进行"独立核算、国家征税、企业相对自负盈亏"的试点。其后，四川省又在宁江机床厂等15个企业，重庆市轻工、电子两个行业，重庆和成都9个小型企业试行了各不相同的国家征税、自负盈亏办法，并决定进一步扩大这些企业的权力。1980年8月，又在川棉一厂、自贡铸铁厂等10个企业进行"两税两费"加奖惩的试点。两税是指所得税和收入调节税，两费是指国家资金占用费和流动资金占用费，奖惩是根据企业利润总额的增减对企业实行奖励或惩罚。实行利改税，是对财政收入渠道的一项改革，是对理顺国家和企业关系的一次尝试，也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的深入和发展。到1981年，四川省几乎所有的国营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建筑安装等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打破了20多年来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成为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四川的大胆尝试，对全国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们党在进行新长征中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三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讨论和解决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组织问题和理论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全国人民和广大党员的迫切愿望，对于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都有重大意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党的工作着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提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后，必须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亲自领导我们实行工作中心的转移，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著作，指引我们正确处理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经济建设内部的各种关系，保持了社会政治的安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曾经是很快的。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系统的经验，工作中发生过"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没有完成把工作中心放在经济建设的转移，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一个必须认真汲取的历史教训。
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工作的中心放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上，是完全正确的。不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楚，摧垮"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不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的反动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分清路线是非，不把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小撮骨干分子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我们就不可能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就全国来说，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性任务，可以胜利结束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可以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从国际形势看，也要求我们抓紧时机，大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我们以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为指针，广泛开展外交工作，成绩显著。我国领导人对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柬埔寨、日本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一系列国家的访问加上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发表，我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大大提高。这些有利的国际条件，要善于充分利用，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国际国内的形势充分说明，现在是把全党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是当时最大的政治。粉碎"四人帮"以来，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很快，但这种发展毕竟带有恢复的性质，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交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还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只有把工作重点转移过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才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做到国强民富。但是，转移工作的中心，是一件大事，一定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妥善部署，一定要把结束揭批运动的工作搞好。对"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清查。这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先决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经济建设上首先遇到的是要正确地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当时在党内对经济建设的认识在方针上是存在分歧和斗争的，但是实践证明：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为代表坚持的稳步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1979年1月2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1979年经济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从而解决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途径。
实践证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重大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是我们国家建国后二十多年想实现而没有能实现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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