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随着拨乱反正作的逐步开展，在"左"倾错误的影响继续严重存在的同时，又出现了一股右的思潮，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怀疑社会主义。为了克服这种思想混乱局面，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到4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和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指导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向。
经济领域确立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已从。左"倾错误中摆脱出来。从而打破了国民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在这期间。邓小平还最早提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并于7月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9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纲领性文件。
还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有了重大进展，为四类分子摘帽，成为拨乱反正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交方面，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邓小平于1月28日至2月5日应卡特总统邀请访美。对峙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军事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给了越南当局以严厉的教训和惩罚，保卫了边疆，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时也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
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了新时期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问题。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极大地活跃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美建交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美国政府当局的原因，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美国当局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考虑改变对华政策。
美国总统尼克松试探性地提出了愿意访华的问题。1971年7月6日，尼克松表示美国的政策目标从长期来看，必须是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反霸斗争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决策。通过"乒乓外交"，使事情有了进展。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通过斯诺，表示了欢迎尼克松访华的意愿。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与中方商讨安排尼克松访华事宜。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华的消息。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来华访问，会见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2月28日。双方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双方阐明了各自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公报的签署，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此后中美两国各界人士和团体的来往日益增多，中美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也逐年发展。1972年6月19日至2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等人一行12人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就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博士再次访问中国，22日发表访问公报，宣布双方将在对方首都建立一个联络处。1973年5月，中美互设了联络处。1974年8月，福特任美国总统后，表示"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1974年11月25日基辛格抵北京访问，双方商定福特总统次年访问中国。1975年12月1日～5日，福特总统访问中国，与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会谈，双方强调遵守上海公报。1977年卡特任总统，强调要按上海公报"一个中国"的原则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经过多次会谈，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美方接受了我国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即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撤走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武器力量和一切军事设施，废除美国同台湾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中国，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博士访问我国，都与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双边关系问题。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基础上进行了深人磋商。
12月16日，中美双方在各自首都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于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特别强调："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再次强调，中美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主权利，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16日上午，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就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国政府在同一日发表的就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在声明中，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声明还宣布邓小平副总理将应邀于1979年1月正式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1978年12月15日晚21时（北京时间16日上午10时）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中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同日，美国政府也就美中建立外交关系发表声明说：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时，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咀，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在台的军事人员。
1月1日，美国政府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年4月撤走全部驻台美军，于1980年1月1日正式终止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台双边事务改由美方的"美国在台湾协会"和台湾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这两个非官方机构处理。同日，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相互致电，祝贺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美两国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美建交，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使对峙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于中国统一大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全国A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承诺结束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也将予以终止。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1月1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简称《告台湾同胞书》。它是1978年12月26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的。
《告台湾同胞书》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回归祖国问题上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此文告提出的问题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坚持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这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告台湾同胞书》指出：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卓越贡献，举世共认。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人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久分裂。近30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利益和愿望的，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近30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各国人民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几乎莫不对我们寄予极大期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日渐强盛而感到自豪。我们如果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更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得而阻止。目前祖国安定团结，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祖国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这只能制造人为的紧张。我们认为，首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
《告台湾同胞书》建议经过"三通"，"四通"即双方通邮、通航、通商及探亲、旅游、进行学术、文化和体育交流，使多年离散的骨肉得以团聚。此文告指出："由于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互不了解，对于双方造成各种不便。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
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是一个整体。这些年来，经济联系不幸中断。现在，祖国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经济日趋繁荣。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亲爱的台湾同胞：我们伟大祖国的美好前途，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你们。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光荣目标共同奋斗！"
同时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政协常委、各党派负责人和爱国人士热烈拥护《告台湾同胞书》。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已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了。为表示中国政府在和平统一祖国问题上的立场，国防部长徐向前于同日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恢复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它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之一，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成立纪律检查机关，始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时期。我党也十分重视纪律检查工作。1927年，党的"五大"产生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但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监察委员会没有真正建立起来。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设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这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49年11月，党中央发表《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并根据这一决定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加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作出了重要决议。虽然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规定和决议没有得到完全贯彻实行，党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支持不够，但是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对广大党员进行了遵纪守法的教育，检查处理了一些党～组织和党员违法乱纪的案件，支持和保护了一批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好同志，清除了少数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工作是有成绩的。
在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一些党员干部居功骄傲，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有所滋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在1958年特别是1959年以后逐步发展，以致在一段时期内，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受到干扰，党员不敢如实反映情况，不敢提不同意见，不敢主持公道，不敢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党员甚至党委委员的民主权利受到很大损害。一些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纪的现象不能及时制止，一些冤假错案不能及时纠正。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纠正了这种现象，但是由于没有规定保证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具体制度和办法，这次会议的号召并没有长久生效。不但如此，林彪等人大规模地宣传个人迷信，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比以前更加削弱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完全摧毁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他们践踏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拉帮结派，使党的纪律废弛，不正之风猖獗，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派性横行，践踏党纪国法的现象不能制止，大量积案、沉冤不得昭雪。我们党的事业遭到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鉴于此，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重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79年1月4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97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等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这次全会，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重要文件，一致同意三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的战略决策及各项决议，一致拥护三中全会关于把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实事求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的决定。参加全会的同志以极大的义愤，揭发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践踏党内民主和党规党法；疯狂破坏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严重罪行。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
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协助各级党委切实搞好党风。
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通告中，规定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的人，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禁那种先打倒、后审查，先定性，质，后凑材料的违法行为；严禁把专政矛盾指向党内。（2）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当前要防止和克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对于错误的性质和轻重的判断要恰如其分，防止无限上纲，防止随便说什么路线错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3）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需要立案审查和处理的党内问题，要由纪律检查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办理，不得另立其它审查机构。（4）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5）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6）敢于斗争，刚直不阿。（7）认真走群众路线。（8）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总之，随着各方面工作的展开和地方县级以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走上正轨，紧密围绕搞好党风这个中心，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协助各级党委，对党员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传统优良作风的教育。要使每个党员懂得：必须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发扬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优良传统；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统一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能利用职权耍私情，谋私利。第二，抓紧处理积压案件。首先要与党的组织部门、公检法机关密切配合，抓紧做好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凡是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要通报全党，以至在报上公布。第三，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对群众的揭发、申诉和控告，要认真处理。重要的来信来访，各级纪委领导人都要亲自过问。对上访者要热情接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弄清情况，妥善解决。第四，尽快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县、团以上各级党委没有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要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要抓紧开展工作。办事机构要精干有力。
总的来说，全党自上而下地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恢复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全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变，保证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都具有重要意义。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果我们党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和纪律检查工作，必然会窒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破坏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不仅不可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会给别有所图的分子以可乘之机，这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全党同志永远记取。
为四类分子摘帽
地主富农分子问题是中国农村土改后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时，鉴于土改完成后地富分子已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历史情况，相应地作出了给地富分子摘帽和给地富子女改定成份的规定。为了落实好这方面规定，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特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的决定》，明确指出：（1）除极少数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老实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2）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人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3）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4）各地应把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改定成份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做好。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公安部就有关事项发出了通知。公安部通知说，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地、富、反、坏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是我党的一项重大政策。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长期努力，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破坏活动的为数极少，充分证明了党的改造四类分子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成功的。中央决定，对已经得到改造的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摘掉帽子，这对于进一步调动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公安部通知指出，贯彻落实中央的这一决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来说，需要继续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搞什么比例数字。
通知说，对城市街道、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以及正确对待子女的问题，也应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处理。摘掉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帽子的人，今后不要称他们为摘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应依照他们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为社员、工人等，同人民群众一样享有公民权。
通知说，在四类分子中，对部分错定了的人，必须认真做好平反工作。凡是错定的，即便已经死亡，也应平反纠正。
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迅速行动起来集中力量抓好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工作。按照中央规定，要把群众评议，报县（市或市辖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张榜公布摘帽名单这几个程序，衔接得很紧，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全部办好。
以上的规定和措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新的情况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政策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广大人民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对于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保持社会政治安定，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转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全国各地在贯彻落实中央这一决定过程中，到1984年11月，共有2000多万名地、富、反、坏分子摘掉了帽子，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大问题。
邓小平访美
1月29日，邓小平作为国务往美国进行正式访问。院副总理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前邓小平副总理的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当时世界公众舆论普遍认为，1月1日中美建交和邓小平副总理的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将开辟中美关系的新航道，它不仅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促进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邓小平的这次访问的正式日程是从1月29日至2月5日，在访问期间同卡特总统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并同美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参观访问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等城市。
28日下午邓小平及夫人卓琳，还有随行人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等到达华盛顿，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受到副总统蒙代尔及夫人和国务卿万斯及夫人等的热烈欢迎，并受到美国各界人士、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以及旅美华侨的热烈欢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到机场欢迎。卡特总统于1月29日上午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及夫人的仪式。在仪式上卡特总统和邓小平都强调要为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而加强中美两国的关系。卡特总统在欢迎词中说："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我们特别欢迎有机会来交换学生和学者，加强我们的贸易、技术、科学和文化的联系。""让我们一同保证，美国和中国都会表现出为使我们的新关系继续保持下去所必需的那种谅解、耐心和坚持性。"邓小平在答词中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邓小平还说：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两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通过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并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正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29日晚上卡特总统及夫人在华盛顿举行国宴欢迎邓小平及夫人卓琳，这次宴会被人们称为"全世界多数人今晚所注视的筵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长黄华及夫人何理良，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及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以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等中美人士出席了宴会。卡特总统在祝酒时说：美国同中国之间的新关系可以为和平事业服务，特别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邓小平则祝酒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卡特总统说：邓小平的访问"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是一个里程碑"。卡特总统进一步表示要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合作，并希望加强在自然科学、空间、农业、医药和其他领域的交流，共同为两国的和平事业服务，希望这种交流的探索性能发展成为一种更加有价值的和持久的关系。他还说，美国尽管是一个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但她具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继续生效的宪法，而中国尽管是古老的文化古国之一，但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还很年轻，因此两者能互相学到很多东西。邓小平说："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因为这样，我们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双方还在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同卡特总统进行了三次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世界形势和扩大中美两国在一些领域内的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在很友好的气氛中回顾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就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就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邓小平代表华国锋总理和中国政府邀请卡特总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卡特总统欣然接受。并同时邀请华国锋总理访问美国，邓小平也愉快地代表华国锋总理接受了邀请。就会谈的成效，双方一致认为"是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卡特总统认为是"富有成果和建设性的"，并认为已经取得的进展使得将来有希望受益更大。邓小平对记者说，他完全同意卡特总统对会谈的评价。并说："这次访问使我更加坚信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有广阔发展前途。"当两国领导人再次握手时，邓小平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邓小平在1月30日在华盛顿参加了由6个美国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表示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扩张。霸权主义是各地区动乱的根源，中国将坚决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者。并反驳了中国威胁论。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美建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为进一步发展双边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反霸，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夙愿，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并表示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也要看形势的发展。并认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使和平收复台湾的可能性增大。
邓小平于1月31日在华盛顿会见美国记者并共进午餐，在谈话中指出，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重要性。并就中越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对付越南，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在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指出。关键的问题是最惠国待遇条款问题，我们要扫除一切障碍，就是最惠国待遇条款问题。下午，邓小平同美国广播电视界进行了谈话，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31日下午，邓小平和卡特总统就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进行签字并发表讲话。这是两国领导人会谈取得的初步成果，根据这项为期五年的科技合作协定，中国和美国将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和科学技术的其他领域及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双方鼓励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并提供便利。中美将给予双方人员设备的入境和出境手续以便利。
此外，方毅同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局局长弗兰克·普雷斯还交换了文件，确定双方在农业、教育和空间技术领域内所达成的谅解，将此作为履行刚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的具体协议的一部分。
这项协定规定，中美两国将成立科学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轮流在两国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协定签字后双方发表了讲话。卡特总统说："我们已经为朝着建立一种更坚定、更富有建设性和更有希望的关系前进，绘制了一条新的和不可逆转的航线。"邓小平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在这项协议之前，两国之间还签订了另外两项协定。一项是高能物理协定，由中国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方毅和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签字。另一项是领事协定，由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美国国务卿万斯签字。
此后，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报，邓小平分别访问了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等城市，在这些地方受到热烈欢迎。2月5日离美回国。
邓小平访美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双方加深了了解，就许多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充分反映了两国建交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是有着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的坚实基础的。中美双方重申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原则，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双方就台湾问题进行了磋商，两国双边关系的最大障碍成为过去，为中美两国的和平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对越自卫反击战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1979年2月17日至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不断侵犯我国领土的越南军队的一次惩罚性的还击。通过这次反击战，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实现南北统一后，其地区霸权主义野心膨胀，并且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武装部队屡犯我边境，打死打伤数以百计的中国边境居民和边防人员，从而挑起中越边境冲突。
在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曾给予越南大量无偿援助，不附任何条件。越当局在抗美战争一结束，就抛弃"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在中越边境构筑对华战争的工事，利用中国援助的武器、大米和各种物资暗做对中国进行战争的工事准备。此后，越南在排华、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公开迫害驱赶在越华侨，侵占中国岛屿，提出"争议地段"，移动或毁坏边界标志，制造种种事端和流血事件，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仅1978年8月到12月，就出动武装人员2000多人次，侵人我广西境内100多处地段，侵占了中国许多领土。
对越南当局不顾中越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要求，公然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野蛮行径，我国政府多次提出警告。但是越南当局面对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不仅没有收敛，侵略气焰反而更加嚣张。1979年初，越南当局在向柬埔寨发动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同时，掀起一股反华狂潮。1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越南当局向民主柬埔寨发动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表示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1月2日声明的正义立场，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把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进行到底。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院代表团时也表示，中国政府将尽可能向民主柬埔寨提供援助，帮助民主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反对越南侵略，直至取得最后胜利。1月18日，外交部再次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越南派遣武装人员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新的流血事件。1979年1月中旬到2月初，越南当局将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和强烈抗议视若罔闻，多次制造流血事件。2月10日，中国外交部再一次照会越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越当局从1月15日到2月7日义打死打伤多名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2月1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强烈抗议越南当局武装侵犯中国边境，要求采取措施制止越南当局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危害亚洲与世界和平安全的行径。
在2月8日至2月12日的5天内，越南武装人员就侵人中国云南、广西边境地区30多次，打死打伤中国人员34人。面对越南当局日益加剧的侵略行动，为了保卫祖国南疆不受侵犯，保证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维护和发展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中国必须给予武力打击。为此，2月14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宣布了中国政府的最后抉择。同时，中国外交部又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最强烈抗议越南当局的行径。
17日晨，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反击命令。2月初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对越前线指挥官，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
反击一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但到18日午后，中国军队在老街、高平、同登等地的进攻曾因越军抵抗而一度停止。19日至20日，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及装备，遂于20日攻占老街，24日攻战同登，27日占领高平。双方在谅山的战斗最为激烈，中国军队在陆续投入8个师后，于3月4日占领谅山。谅山是越南的首都河内东北部的边防重镇，距河内只有130公里，谅山失守，使越南当局惊慌失措，越南外交部于3月5日召集各国驻河内使团，告知"准备应付紧急事态"。
在进攻谅山的战斗正在进行期间，我外交部于3月1日照会越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再次建议越南政府就结束两国边境冲突尽快举行副外长级谈判。从2月17日以来的16天内，中国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被迫对越南侵略者进行自卫还击，攻下了谅山、高平、老街3个省会和同登、禄平、复和、七溪、广渊、下琅、脱浪、和安、东溪、重庆、茶灵、通灵、通农、朔江、柑糖、孟康、坝酒、沙巴、封土等20多个越南城镇和战略要地，摧毁了越南在北部地区针对中国筑的大量军事设施，在这些地方给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打击，已经达到预期目的。所以，中国军队从3月5日起开始从所占领地区撤出。3月5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指出：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已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中国政府重申，中国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允许别人侵犯中国领土。并正告越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之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我方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
16日，中国政府外交部长黄华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对越南侵略者的自卫还击战斗已达到了预期目的，3月16日已从越南全部撤离完毕，回到中国境内。同时，新华社报道了这次自卫还击的战绩：经过28天的战斗，攻克越南20多个城镇和战略要地，共歼敌37300多名，俘虏越军2200多名。3月25日，中央慰问团赴广西、云南省慰问自卫反击胜利归来的边防部队指战员、民兵和支前民工。
3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模范奖章和立功奖章。根据这个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知有关单位，对参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有功人员分别授予英雄模范奖章和立功奖章。4月14日，以韩念龙副外长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河内，同越南方面进行副外长级谈判。
11日，新华社受权声明，中国政府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随时准备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越南人员。同时，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于5月19日首先单方面释放遣返一批被俘的越南武装人员。5月12日，中越副外长级谈判第四次会议讨论了遣返被俘人员问题。5月28日，首都万余军民在首都体育馆隆重集会，热烈欢迎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英雄报告团。徐向前等人出席了大会。5月31日，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英模报告团全体成员。
23日，中国方面在广西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零公里处释放了最后一批越南被俘人员350人，中国方面接收了越方释放的中国被俘人员55人。至此，中国方面分五批释放了被俘越南武装人员共1636名，并交给越方14份被俘武装人员死亡证明书；同时，接收了越方遣返的238名中国被俘人员病、伤、死亡证明书。9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对越南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中的143个英雄单位和个人荣誉称号。
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在很短时间内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目标，使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均取得了重大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反霸斗争中的威信，也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保卫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军队撤回后，越南当局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边界的入侵和挑衅活动，1979年3月5日，越南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要求男性从18岁到45岁、女性从18岁到35岁的所有公民，条件具备者都要参加民兵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的队伍。此后，越军占领了边境上大多数骑线点，在上边驻兵，修工事，进行武装侵扰和挑衅，制造事端。
5、6月间，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法卡山和云南扣林山地区进行了自卫还击，教训了越南侵略者。7月中旬，广州部队和昆明部队分别授予法卡山和扣林山自卫还击战中战功卓著的13个集体和个人荣誉称号。
中国军队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老山、者阴山地区进行自卫还击。1984年9月4日～1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分别发布命令和嘉奖领，授予在老山、者阴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战功卓越的云南边防部队6个英雄单位和10个个人荣誉称号，表彰参战的全体指战员和民兵、民工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决执行命令，一举歼灭入侵之敌，保卫了祖国边疆。
多年来中越边境一直处于紧张态势。1990年1月19日，中国又在广西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零公里处释放越南被俘人员17名，同时接收5名中国被俘人员。
3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老山地区防御作战部队3个有功连队和2个个人荣誉称号。
5月8日，钱其琛外长会见了越南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丁儒廉。丁儒廉此次来北京是检查越南驻华使馆工作的。他在北京期间还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徐敦信就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虽然这次是非正式交换意见但它对增进相互了解，取得共同认识是有益的。尽管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存在不同意见，但双方已开始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从此，中越武装冲突缓和下来。
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改变国民经济的混乱状况，使工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取得了比预料的要好得多的成绩。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创伤在短期内还未消除，加上中共党内有些人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形势的估计盲目乐观，急于求成，搞不切实际的"新跃进"，结果使本来已经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更为加剧了。
为改变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1979年3月14日，陈云、李先念就财经工作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了意见。信中指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调整过来。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思想理论界工作方面的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的讲话，分析了当时经济战线形势，论述了调整的必要性。重大意义和方针任务。李先念的讲话共分六部分：（1）当前经济形势和调整的必要性。为什么要进行三年调整？他说，因为经过两年多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主要表现在农业与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农业还不能适应需要；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投资比重低于"一五"时期的水平；燃料动力工业同其他工业投资比重严重失调，燃料动力工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其它工业发展的需要；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劳动就业问题十分严重，全国约有2000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其中"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错误处理需要安置的85万人）。（2）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调整的主要任务。（3）调整比例关系的原则措施。第一，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第二，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第三，重工业中加强煤、电、油、运输和建材工业：第四，按照需要和燃料动力、原材料供应的可能，认真调整工业企业；第五，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第六，引进要循序渐进，前后衔接，步子不能太急；第七，要多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最主要的途径是扩大出口；第八，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第九，统筹兼顾，解决好劳动力安排问题；第十，切实控制人口增长；第十一，切实做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第十二，各项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4）继续搞好企业整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5）改革经济管理体制。（6）决心要大，工作要细。
会议针对在"左"倾思想影响下，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即新的"八字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这是党的中心任务。目的在于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来经济工作的成就，纠正前两年工作中的失误，消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造成的影响，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
为了贯彻上述指导思想，中共中央确定，这次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5月14日，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出经过调整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农业增长速度由5％～6％调为4％；工业增长速度由10％～12％调为8％，其中轻工业增长达8.3％，重工业增长为7.6％；粮食由6395亿斤调为6250亿斤，棉花由4834万担凋为4800万担，煤炭由3400万吨调为3200万吨；财政收支由1260亿元调为1120亿元；国家预算内投资由450亿元调为360亿元，总规模为400亿元；外汇收入由128亿美元调为145亿美元，外汇支出由176亿美元调为172亿美元。这个计划虽经调整。但基建规模和工业生产指标仍然过高。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由于当时党内思想没有完全统一，有些人对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执行不力，甚至抵制，结果使前两年的调整成效不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而且还出现了较大的财政赤字和物价上涨，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
为此，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6日陈云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很少有的好形势，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许多商品都在涨价，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会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邓小平在讲话中也强调要贯彻调整方针，这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他强调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会上，赵紫阳代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调整国民经济问题和1981年的计划安排作了长篇讲话，对为什么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调整的要求和方案、调整和改革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说明。他说，为搞好调整，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即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状况的重大调整措施上要高度集中统一，要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今后要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设，而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提高经济效果。25日，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对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强调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财政要作到收支平衡；农业生产，粮食是第一位的，但也要发展多种经营。
这次会议之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得到全面落实。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施，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到1981年底。这一段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基本上超于协调。如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的比例1978年为27.8％，1981年上升为31.5％，轻工业1978年占31.1％，1981年则上升到35.2％，而重工业1978年占44.1％，1981年则降为33.3％。（2）扭转了因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经济发展在调整中开始走上稳定前进的道路，国民经济得到新的发展。（3）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82年居民货币收入平均每人为254元，比1977年的173元增长52％。（4）经济体制的局部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在农村普遍实行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在工业企业中试行扩大自主权等。
调整的第二阶段，从1982年开始。1982年11月，赵紫阳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要求在从1981年到1985年的5年中，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他说，过去讲的调整，主要是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和积累、消费的比例等，那种意义上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效果是好的。现在讲的调整，是进一步的调整，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的进一步调整，主要是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使之合理化。1986年3月25日，赵紫阳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宣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上述要求已圆满实现。我国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实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战略转变，标志着我们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
现在，改革正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里继续深入发展。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与重申
1月18日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一些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当时，有些人深受"左"倾思想的毒害，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三中全会路线违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会议期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令人关注的动向：极少数人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人上街张贴大字报，提"反饥饿"、"要人权"等错误口号，有的竟然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人权。有人居然诬蔑："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这一小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在一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致使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闹事，给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
针对以上情况，3月3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到会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话共分三部分：（1）形势和任务；（2）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重点是第二部分。因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这四项基本原则不是新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今天之所以还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两种错误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的。
邓小平在阐明四项基本原则时，着重对右的方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批判。
关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60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在30年间还是取得了旧中国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虽然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也犯过严重错误，甚至出现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种严重曲折，"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我国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而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能有的。这不等于说资本主义一无是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关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林彪、"四人帮"宣传是什么"全面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完全相反。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党内没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的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他们必须实行专政，"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
关于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历史早已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说：在我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党而且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关于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说：这是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因为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他还指出：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论断，那末，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着重指出：是毛泽东思想，才使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获得全国的解放，并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所以要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理论务虚会于1979年4月3日结束，胡耀邦在会上作了总结性讲话，他说：今天所以要重申四项基本原则，是针对社会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这些人千方百讨地妄图利用我们某些思想不解放的同志的某些不慎重的言论、和我们某些思想虽解放，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某些不慎言论。重提四项基本原则，既不是"收"，也不是要反右了，而是要平息一时出现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小小逆流。在当前，还是要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其后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共十三大上定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两者缺一不可。任何偏离或轻重不分，都会导致不良后果，甚至严重后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可保证我们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有正确的方向，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并激发全国人民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投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去。
总之，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和重申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保证。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余秋里作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张劲夫作关于1978年国家决算和197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作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人大常委会作了书面工作报告，江华、黄火青分别向大会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书面工作报告。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了《政府工作报告》，科学分析了我国的阶级状况、当前形势和现阶段的重要矛盾，正确提出了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后各条战线的方针和任务，是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报告中说：在我国（除台湾省外），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存在。经过30多年的斗争和教育，这些人绝大多数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然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四人帮"的某些残余，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也还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活动，并且国内阶级斗争又同国际阶级斗争密切地联系着，因此，我们还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是承认有阶级斗争，但今后再不需要也再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决议审议了五届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议案，同意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由于以上改变，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还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涉及以上内容的八处进行修改。
会议还通过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个重要法律。
会议还增选彭真、肖劲光、朱蕴山、史良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云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就不再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这一重大决策并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以来，全党全国工作中心的历史性转变，思想领域的继续解放。同时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把现代化与民主化同时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三十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四人帮"横行十年血的教训的总结。首次全国县级直接选举"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民主选举制度的流毒泛滥之后，我国的基层选举已经有10多年没有进行了。这使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遭到极大的摧残和破坏，使基层的民主政治生活不能正常进行。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的各项工作逐步转入正轨，拨乱反正，随着各项准备工作就绪，恢复基层民主制度，进行直接选举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公布以后，各省、市、自治区于1979年下半年，先后在66个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进行了直接选举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效果。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国首次县级直接选举。
选举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新颁布的选举法把由选民直接选举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意义十分重大。这两个法令是保障全国各族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和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法律。它是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制定的。
县级（包括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直接选举，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再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级人民政府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省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样，9亿人民就可以通过人民代表管理国家大事，掌握自己的、民族的、国家的命运。所以，县级代表的选举，是省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基础，是当前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总的来看，各地的试点是成功的。试点工作搞得好的地方，都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进了干部的思想作风，密切了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各地进行县级直接选举的试点中，如下的步骤和经验值得发扬：
在选举工作开始前，组织参加选举工作的干部深入学习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以保障选举工作严格按照两法进行。
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向群众宣传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简单明了地讲明基本问题，做到了家喻户晓，使群众明确了选举的意义和重要性。
选区的划分便于群众参加选举活动和选举的组织工作，便于选民了解代表候选人和代表联系选民，便于选民监督代表和选举代表以及罢免代表。在一般情况下，选区划分以能产生1至3名代表为宜。在人口稠密地区稍多一些。
选民登记把好两关：（1）选民必须是到选举之日止年满18周岁的公民；（2）保障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行使他们应有的民主权利。通过登记、清理一批积案、落实政策，使应该享有选举权的人都能获得选举权。对于因种种原因不能回户口所在地或原工作单位参加选举的人，在弄清选民资格并征得户口所在地或工作单位的同意之后，允许在临时居住地进行选民登记并参加选举。
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根据民主集中制和不等额选举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通过自下而上，几上几下的民主协商办法，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最后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名单。
各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确定后，做好代表候选人的宣传介绍工作，尽可能组织代表候选人和选民见面，使选民更好地了解代表候选人。
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各试点县的主要经验是：要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政府工作报告；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上届政府工作；要认真研究处理代表的提案，切实解决当地生产和群众生活上的迫切问题；要选好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班子。
正是贯彻了以上的经验，才使1979年下半年的首届县级直接选举得以顺利进行。但是，我国的基层选举10多年没有进行了，新干部缺乏经验，老干部也对选举法增加的新内容不熟悉，特别是多数行政公署还没有取得直接经验，而且"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民主选举制度的流毒尚未肃清，致使在试点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决定认真做好干部的培训工作，使干部，特别是县、社的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实行县级直接选举的重大意义；使干部真正掌握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明确树立依法办事的思想。通过培训，教育干部摆正主人与公仆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扬民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感觉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经验证明，只有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认识提高了，指导思想明确了，选举过程中的其它各个步骤，才能一一做好，整个试点工作才能胜利完成。
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县级政权，是关系到九亿多人民的大事，县级政权在各级政权中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一项涉及全国各族人民权利的工作。各级党委把它作为了一件大事列人议事日程。法律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党的政策的定型化。党在选举中严格依法办事，按照法律规定进行选举，充分保证了人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利。
综上所述，实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建立县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是我国选举制度和地方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改进和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的重大措施。它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健全民主集中制，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价格、商业、财政体制的初步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各项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在各个领域全面铺开。其中，价格、商业、财政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1979年初步展开。
价格改革包括价格体系改革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我国从1979年以来的价格改革是本着"调、放、管"（即：合理调整价格，逐步放开价格，同时加强对市场的引导和管理）的方针进行的。
国家物价总局于1979年6月26日至7月10日在北京召开价格改革座谈会。薛暮桥作了《关于调整物价和物价管理体制改革》的报告。会议就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关于稳定物价的方针、关于价格形成的基础、关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关于物价管理体制、关于总结经验、做好物价改革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物价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时，会议认为，对商品价格必须进行管理，但又不能管得过死，要遵循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原则，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要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并给企业一定的订价权，以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利于把生产搞活，把市场搞活。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价格改革初步展开。在此期间，价格改革以调为主，以放为辅。国家对几种主要农产品和几种重要生产资料、货运价格进行了调整，对一些小商品等价格采取了逐步放开。综观这个时期，价格改革有以下主要内容：（1）农副产品价格改革。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油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加价由30％上升为50％，棉花统购价格提高15％，超购加价30％，生猪收购价格提高26％，菜牛提高40％，鲜蛋提高26％。1979年11月，提高了牛、猪、羊肉、鲜蛋、家禽、水产品、蔬菜、牛奶等零售价格，平均提高幅度为30％左右，同时给予了居民以物价补贴。（2）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1979年以后，原材料价格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调整部分产品价格；二是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按市场价出售，形成了"双重价格"，即价格"双轨制"。（3）消费工业品的价格改革。有升有降地调整了消费工业品价格。提高了棉布、铝锅、自行车、烟、酒等价格，降低了化纤布、手表、收音机及其它部分消费品价格。据统计，升降相抵，净提价5％左右。
总之，价格改革改变了价格结构的扭曲状况，下放了价格管理权限，逐步建立健全了物价管理结构和制度，加强了物价监督、检查。这一改革，使我国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不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正在向新的价格管理体制转换。价格改革虽然打破了固定价格（国家定价）的单一模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需以后进一步解决。
另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财政体制按照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围绕理顺中央和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逐步进行了改革。
3月，李先念、陈云在《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由12位同志组成，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搞好综合平衡；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循序渐进。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共财政部党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汇报提纲》，自此，财政体制的改革也得到初步展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
按照经济合理、择优供应的原则，坚决实行了必要的关停并转；广辟财源，大力支持花钱少、收效快、利润多、创汇高的轻纺工业和其它事业的发展；坚决维护应当上交国家的收入；切实抓好扭亏增盈和清产核资的工作；调整价格、调整工资和实行奖金都要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办事，不作突破；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把基本建设拨款控制在国家预算指标范围内。
在企业财务体制改革上，扩大企业财权，加强企业责任，实行企业利润留成，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而且，按企业利润留成的小改方案在一部分企业进行了试点。
综上，财政体制的初步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
鉴于建国30多年中有许多年基本上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以至于我国经济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警醒起来。邓小平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过程，是逐次推进的多层次开放。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我国的开放和改革将通过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一沿海经济开放区一内地这样4个层次的探索和实践。滚动式地由南向北，由东到西，由外向内，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在不同层次上实行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这就构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框架。
对外开放首先是由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出口特区而逐渐起步的。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福建省委《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财政方面，明后两年，广东每年上缴’数确定为12亿元，福建每年补助数确定为1亿元，以后年度到时另议。其它有关包干的基数、指标和具体实施办法，由各主管部门同两省商量确定。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两省的体制改革，要在统一规划、统一方针政策和有关业务方面加强指导，积极协助两省把工作搞好。
同时决定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经济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中央积极解决了两省的铁路、港口、电力等问题，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安排。中央认为，两省采取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一项新的工作，各方面都缺乏经验，特别是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学习。要求省委和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加强研究调查，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转变作风，结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把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加快步伐，尽快改变两省面貌，为国家多作贡献。
在闽粤两省执行特殊政策的过程中，中央国务院组成协调小组，随时了解各有关方面出现的复杂情况以及闽粤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适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适时解决矛盾，使这个对外经济活动的新的特殊的政策得到顺利地进行。
中央也提醒全党，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开展，势必带来资本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影响，要把工作做到前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要求各部门善于在新体制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地方同志的担子更重了，业务领导的责任也需要加强。各方面要大力协同，密切配合，把工作作好。
当时两省的突出问题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同时对实行这种特殊政策和措施，有关方面在一些问题上认识还不够一致，领导工作也跟不上。因此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统一认识，确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方针和办法，鼓足干劲，继续前进。
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工作有很大进步，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当时全国还没有作大的改革，广东、福建两省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前进中的矛盾，也是难免的。
广东、福建两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两省兢兢业业作好工作，为加快经济的发展，为四化建设均作出了贡献。中央决定在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种试验，特点是：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二是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四是试办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一重大改革，受到两省广大人民的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反映非常强烈，海外侨胞也纷纷表示愿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建设。
仅一年时间，两省的改革就已初见成效。广东、福建出口收汇创造历史最好水平，比1978年分别增长32％和30％。与外商就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进行了广泛的洽谈，已签合同成交额两省分别达到6.58亿和8100多万美元。全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两处分别完成20.5亿和3.5亿美元，增长32％和21.5％。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得以筹建，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始施工，进度较快。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开始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实践表明，中央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两省的有利条件，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统战工作的恢复与加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全面地坚决地依靠群众和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行以实现四化为中心任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新形势也给党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方针、新的政策、新的任务都是应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79年8月15日至9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负责人，部分地、市委统战部负责人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统战工作的干部，共270多人。会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刘澜涛致开幕词，并主持会议。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闭幕会上作总结讲话。会议采取小组讨论与大会发言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各项议程。与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畅所欲言。
与会同志回顾了建国以来统战工作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讨论了当前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现阶段统一战线不宜叫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而应当称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这不是一般名称的变动，而是反映了国内阶级状况和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现在最大的统一战线，是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祖国的问题。华裔也有爱国的问题。他们热爱祖国，不等于热爱社会主义。叫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就是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这样范围就广了，具有广泛的性质。（2）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盟。它除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外，还包括广大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也要团结。历史经验证明，爱国的旗帜能团结更广泛的阶级、阶层的人们。这是一个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更为广泛的联盟。（3）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担负着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和统一祖国的双重任务。过去，统战工作的重点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这个阶级的人们，这段历史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应当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祖国统一和四化大业而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现阶段的中心任务。统一战线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树立起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思想。统一祖国，是统一战线担负的又一方面重大任务。统一战线工作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对台湾当局和人民的争取工作，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4）制订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即严格按照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坚持正面说服教育的方法，按照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原则，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帮助各界党外人士在四化建设中取得新的进步。（5）明确了统战部门要管知识分子的工作。知识分子是实现四化的一支骨干力量。党外许多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专家，对于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6）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依靠全党来做统战工作。各级党委要把统战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指定一位书记分管统战工作，切实抓起来。
总的来说，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召开，使全国统战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决。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这次会议为历史转折点，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阶段，得到了恢复与加强。新阶段是统战工作的一个历史转折，是从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到振兴的转折，是从长期"左"的错误到重新走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恢复统一战线优良传统的转折。
统一战线在新阶段，其任务、方针、政策都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首先是国内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资产阶级已经消灭，虽然阶级斗争还存在于一定范围；民族资产阶级消灭了，工人与原属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的统一战线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作为阶级联盟。工人阶级数量大大增加，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领导作用也加强了；农民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农民与国家的整体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和巩固。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中的劳动者。各民主党派随着阶级状况的变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
与阶级关系、民主党性质发生变化的同时，民族关系也有发展，国内各民族已经结成了平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还有，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的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不断扩大。此外，原属敌我矛盾的为数不多的那些人，经过长期改造，已转移到人民方面。
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三大任务服务。这三大任务是：除上述中心任务外，还有争取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对统一战线也会产生影响，但它不再是统战工作的"纲"。
统战工作是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为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而奋斗，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它包括以下人士：（1）民主党派；（2）无党派民主人士；（3）非党的知识分子干部，这是大量的；（4）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官；（5）原工商业者；（6）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7）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8）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家属亲友；（9）港澳朋友；（10）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11）个体工商业者；（12）西藏上层人物。
同时，在国际方面，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为此要扩大统一战线同国际友好人士和友好团体的联系，加强和发展民间外交。做到官民并举，从而既发挥政府的长处、也发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优势，二者使之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统一战线是一项长时期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大法宝。在将来祖国统一之后，必须在很长时期内搞爱国统一战线。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就其根本而言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祖国还未最后统一，对此，我们实行"一国两制"，对港、澳、台同胞要争取、团结，对他们求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主义制度之异。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统战工作要本着十六字方针，要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上述这一切，既反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性胜利，也表明统战政策的成功。而这又为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了重要前提。
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为了实现我党这一历史性的重大战略决策，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依靠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等为主要成分的统一战线。创造这一伟大奇迹，不仅需要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的辛勤创造，同时也需要调动工商业者的劳动积极性。
早在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有一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被带进公私合营企业，把他们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对待。但以后，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这一大批劳动者长时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1969年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一些大中城市进行了区别工作的试点，曾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区别工作未能进一步展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计委党组、国家经委党组、商业部党组、轻工业部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等6部门于1979年10月29日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由于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本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同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原来阶级属性不同。为了进一步调动这部分劳动者及其家属子女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当前将这一部分劳动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份，是十分必要的。
报告还就区别工作的范围、标准、原则等问题作了说明。（1）区别工作的范围，只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期间和以前参加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的原工商业者（包括已经退休、请长假、现在农村的和死亡的）中进行。（2）区别阶级成分的唯一依据，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因此区别劳动者的标准是：凡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一般不雇佣工人或店员，自己从事劳动、依靠劳动收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者，称为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占有一定生产资料，雇佣少量工人或店员（商业1人，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雇佣1～2人，手工业雇佣1～3人），自己从事劳动，以为生活之主要来源者，为小业主；合伙经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中，本人资金不足2000元，参加主要劳动，不掌管企业经营管理、财产处理等权利的，也应划为小业主。小业主虽有轻微剥削，仍属于劳动者范围。受雇于资本主义企业，从事脑力劳动，不掌管企业经营等权利者，不应划为资本家代理人。（3）区别工作的原则是，要实事求是，不要搞什么比例限制；要从宽了结。对某些可区别可不区别为劳动者的，作为劳动者区别出来；办法要简便易行。（4）区别出来的劳动者的待遇：本人的原来成分应明确是劳动者；政治上应与企业的职工一视同仁；病假期间的工资、医疗待遇、退休、退职待遇、死亡待遇，以及其它生活福利待遇，一律按照职工办法处理。（5）区别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领导，争取在今冬明春基本完成。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问题的请示报告》，要求各地贯彻执行。
根据这一文件精神，在原来所划的86万名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约有70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被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身分。另外余下的16万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也被宣布改造成了劳动者。这一切大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受到了他们的亲属、子女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对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党和政府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因为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益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同他们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经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资本家在企业中的地位，已由原来的支配者、剥削者，变为在党的领导和工人监督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资本家虽然还拿年息五厘的定息，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已不是他们的主要收入。定息原定7年，后来又决定延长，到1966年9月停止付息。
从这以后，他们中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人，就全部以自己的工资收人为生了。另外，经过"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和长期的思想教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改变了剥削阶级立场，已成为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劳动者或国家干部。据统计，我国原有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只有16万人。1979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中决定：从这一年7月起，原工商业者改变资本家成份，按其职业，担任干部的就是干部，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的就是工人。这一工作在1980年已经全部完成。
至此，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解决。认真落实这些政策，是认真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重要措施。它有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新时期的总任务顺利完成，起了推动作用。
中国文联四大召开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革"中濒临凋敝的文学、艺术工作亟待恢复。为此，早在1978年5月至6月间。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四人帮"垮台后文艺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决定在1979年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改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各种文艺创作推动起来，把组织文艺工作者深人生活的大事抓起来，把繁荣文艺创作和培养新生力量的长远规划制定出来，促其逐步实现。
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方毅、邓颖超、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彭真、赛福鼎、谭震林、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朱蕴山、史良、谷牧、薄一波、姚依林，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季方、胡子昂、刘澜涛、李维汉、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胡乔木等出席了会议。
本著名评论家宫川寅雄、荷兰著名电影艺术家伊文思、英国著名作家格林等外国友人，应邀出席了开幕式。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夏衍、傅钟、阳翰笙和第四次文代会主席团成员也在主席台上就座。
这次大会，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78年底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的文艺事业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沿着正确的航道胜利前进。在此不久前召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及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和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全国人民排除万难去夺取新的胜利的信心。我们各民族的文学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表演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和其他文艺工作者的代表3000多人欢聚一堂，共同总结30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商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问题。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乐曲声中开幕。会场里巨幅横标写着："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繁荣文艺创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主持开幕式。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说，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万紫千红，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文艺工作者应当站在时代的前列，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更好地为四化服务，通过这次大会和各协会的代表大会，推动文艺事业的新发展。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文艺工作的指导，通过这次大会，进一步促进文艺界的大团结。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大会，为争取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更大繁荣而共同奋斗。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他在祝辞中充分肯定了我国文艺事业的成就，批判了所谓"黑线专政"论，高度赞扬了我国文艺队伍是一支经得起斗争风雨严峻考验的好队伍。在谈到新时期我国文学艺术的任务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强调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文艺工作者要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作出积极的贡献。邓小平衷心祝愿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他祝大会圆满成功，热情地期望大会以后，文艺工作者拿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艺术成果。邓小平的祝辞，博得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另外，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教育部的负责人宋侃夫、胡启立、罗琼、朱云谦、蒋南翔，分别向大会致了热情洋溢的祝辞，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这次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还选举了文联的领导机构。周扬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巴金、夏衍、傅钟、阳翰生、谢冰心、贺绿汀、吴作人、林默涵、俞振飞、陶钝、康巴尔汗当选为文联副主席。
全体与会代表以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热烈讨论并通过了周扬作的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
大会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同心同德，用最大努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高表演艺术水平，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鼓舞人民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友好往来，增进同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团结各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大会同意杂技艺术界同志关于成立杂技工作者协会的建议。同意接纳杂技工作者协会为中国文联的会员。
在闭幕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致闭幕词，他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各协会的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经过与会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完成了它预定的议程，会议取得了成功。同时，他在关于解放思想、安定团结以及文艺作品质量等问题上，还作了漫谈式的发言，对祖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最后，他向为完成这次任务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北京市和解放军等有关单位，以及各方面的同志表示感谢。
这次大会，确定了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主要任务是：首先，要积极发展各类文学艺术创作，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要鼓励作家、艺术家投身到沸腾的生活洪流中去，吸取最丰富的艺术原料，在作品中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斗争过程，提出并回答时代和人民所迫切关心的新问题。其次，提倡文艺反映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鼓励作家、艺术家以各种形式、体裁和各自不同的风格，描写其它各种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第三，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使社会主义文艺进一步得到普及，但一定要根据群众需要和自愿原则，不可妨碍生产，增加群众负担。第四，进一步积极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加强各兄弟民族之伺的文化交流。
另外，确定文联各协会的性质是各类文学艺术工作者（包括创作、表演、评论、研究、翻译、编辑人员；艺术教学人员和文艺单位的组织工作者）自愿结合、独立主动地进行学习和艺术实践，促进艺术创作、理论批评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专业团体。
总之，1979年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新长征中的第一次盛会，它标志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空前团结，将有力推动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心同德为高度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台湾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1976年6月。台湾党外人士、立法委员黄信介等人创办了一个政治性杂志《美丽岛》。该杂志言论激烈，声势浩大，仅社务委员就有70多名，几乎包括台湾知名的党外人士，并在台湾各地成立20多个办事处，杂志发行量达15万册。
11月30日，《美丽岛》高雄服务处的陈菊和周平德向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提出申请，12月10日是联合国发表《人权宣言》3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一节日，《美丽岛》杂志社准备于12月10日下午在大统百货公司对面的扶轮公园内集会。会议由黄信介主持，将有3万人参加，警方不许。高雄服务处力争。并提出变更会址，仍然无效，乃决定不管警方是何态度，纪念会照常举行。
9日，国民党当局宣布，自12月10日提前实施"冬防"，取缔任何群众性集会。不久，《美丽岛》高雄服务处被警察包围。下午4点，高雄服务处的宣传车要去广播纪念会消息时，被警察拦住。警察横卧在车道上，围观的群众一哄而上，将警察强行拉开，两部宣传车才夺门而出。
警察见高雄服务处的车子上街，忙派警车在后面跟踪。8点40分，当宣传车行至鼓山二路，被鼓山分局两辆警车拦住去路，10多个警察强行登车，抢走扩音机和录音带，打伤《美丽岛》工作人员。这就是引起后来暴乱的"鼓山事件"。
10日中午，高雄宪兵司令部、冈山保安总队、高雄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在高雄市区摆开阵势，搞他们头天宣布的所谓"冬防演习"。下午3点，开始交通管制，全面戒严。"人权日纪念会"会场——扶轮公园被近千名镇暴警察所封锁。5点，从屏东、嘉义、台南、台北赶来的两千多名党外人士陆续抵达《美丽岛》高雄服务处。写着"庆祝世界人权节"、"台湾人权委员会"、"美丽岛——台湾民主运动的杂志"、"台湾人权工作中心"等字样的布旗，在夜风中招展。每个人身上配带着《美丽岛》标志的红、绿、黄三色环带，象征台湾土地上的红砖屋、绿秧苗与金黄色稻穗。
由于封锁，纪念会改在《美丽岛》服务处圆环举行。前来听讲和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大约有几万人。听众非常愤怒，他们高呼口号，要求依法严惩失职刑警。这时，大批警察包围会场，不让演讲。8点半，警察开始施放催泪弹，驱赶人群。在场的党外群众和党外人士纷纷往外冲，群众和警察扭成一团，一些青年人用火把打警察，后者并不还手。10点左右，会场秩序大乱，但群众仍然不走，要求《美丽岛》工作人员讲话，他们高呼口号，情绪激昂。警察用催泪弹来驱散人群，而愤怒的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块、酒瓶。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人们才逐渐散去。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控制下的台湾各报，都以显著位置和大量篇幅报道了事件经过。他们一口咬定"美丽岛"是叛乱团体，"高雄事件"是"台独分子蓄谋颠覆政府的事件"。从12月5日开始，党外人士的活动，即受到警备总部一天24小时的监视。另据12月12日《台湾时报》和12月15日的《民众日报》报道，高雄市刑警大队大队长施渊源事先曾动员高市的黑社会分子，让他们"协助"警方执行任务，混入游行队伍，乘机制造混乱。施大队长表示，事成之后，他们可以得到奖励，在日后他们有事时，予以功过相抵。
11日，国民党放出了大逮捕的风声，当日，《美丽岛》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的特务跟踪。至2月1日，台湾警备司令部证实，被捕人数多达152人。随后立即进行军法审判，施明德被判处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刑14年，张俊宏、姚嘉义、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各12年，其他48人分别判了几个月到7年徒刑。
《美丽岛》杂志创刊前后，台湾国民党外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党外人士开始掌握着一部分地方上的行政权，对地方立法也有很大影响，这是历史上头一遭。从此之后，台湾议会不再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员。由党外议员挑动的政治辩论，成为海内外报刊报道的热门话题，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它给党外人士带来一个错觉，以为国民党的统治力已经大大衰退了，只要行动起来，台湾民主政治便唾手可得。
高雄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就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逮捕行动，将美丽岛政团的骨干分子一网打尽。台湾"党外势力"遭到严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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