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学文，富习武

    安徽还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里自古以来就盛产徽商，走遍天下，富可敌国，盛极一时的徽商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说安徽人善于经商，看来没有人反对了，但要说安徽人善于从政，多数人会不以为然。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古代的安徽人确实是以经商闻名天下的。不过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代以来，安徽能人辈出，在政坛上群星闪耀。晚清政坛第一人李鸿章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这个老爷子在清朝末年几乎一个人托起了大清朝的半壁江山。没有他，恐怕中国帝王史要早结束若干年。这里不是说李鸿章的对错，毕竟那个时期忠君是主流思想。自晚清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安徽合肥籍的政客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我们的主人公段祺瑞，就是在那个乱世出枭雄的年代，出生于一个注定要出名的地方——合肥。

    中国人是很讲究出身的，经商如此，从政亦如此。段祺瑞的出身不算寒酸，不过也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多了说也就是个还过得去的小康之家。段家祖上本为陕西人，段祺瑞的二十三世祖段彰迁居安徽的英山，根据资料记载，段彰是个大孝子，父亲去世后，自己在坟墓边搭了一个茅草屋，在里面为父亲守孝三年，连当时的县志都对此有记载。到了段祺瑞的九世祖段本泰的时候，段家又从英山迁到了安徽的寿州，到了清朝的道光年间，段祺瑞的曾祖父段友杰两次搬家，一迁六安，再迁合肥，自此以后，段家人就在合肥安家，并世代务农。

    段家本为农户，为什么会走上了从军从政的道路呢，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段祺瑞的祖父段配。真正促使段祺瑞走上当兵的道路的，就是段配的影响。

    段配又叫段韫山，小的时候就特别胆大，性格倔强而且嫉恶如仇，在当地也是有一号的。当然，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一个人，在中国的语境下往往意味着这个人很有争议性。因为他的性格，没少惹过乱子。史料记载并不详细，对段配这个人只是粗略概述，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性格倔强、胆大包天的年轻人，在那个不怎么讲理的年代，注定是不会做一个本分良民的。就像很多以后成名成家的大人物一样，这样的人往往小时候是特别不安分的，老师管这样的学生叫“刺头”，家长管他们叫“小祖宗”。

    段配就是这样的“小祖宗”，他从小就不安于做一个本分的农民，而是一心想着光宗耀祖、光大门楣。记得读小学、中学的时候，老师总是教育我们要有理想，只有有远大的理想才会有完美的人生，但印象中老师似乎从来就没说过：有理想总是好的，但有理想不等于就一定成功。不幸的是，段配就是这样一个有理想又没有机会的人。前半生几乎都耽误在修理地球上了。

    虽然隔三差五打个架骂个人什么的，但这些总归是上不得台面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历史上还有这么一句话：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就在段配娶妻生子并且还有了孙子的时候（别误会，那时候人结婚早，即使有了孙子，段配的年纪不过四十岁而已），老天给段家送来了一个机会。

    当时的段配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绝不是一般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后来，段配感到在地方上实在难以有大的作为，便出外投军，并加入了当时的地方武装“团练”。当时团练的主官就是后来的台湾第一任巡抚——爱国将领刘铭传。至于团练，其实是当时形势下一个迫不得已的产物。清廷因为深受太平军之苦，八旗军早已严重退化，不复当年之勇，无兵可用的清朝政府便命令各省督办地方武装以对抗太平军，这就是团练的由来。曾国藩因为家乡在湖南，其支持编练的武装便被称为“湘军”，后来的“湘军”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成为了一支赫赫有名的劲旅，并且由湘军一手结束了洪秀全的统治。有感于湘军的战斗力，曾国藩便派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收编安徽的地方武装，组成“淮军”，刘铭传的部队被收编为李鸿章的部下，段配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淮军的一员。

    段配在兵营里是很努力的，短短四年内，从普通小兵做到哨官，继而升任管带，到1872年，也就是他从军四年后，已经成为刘铭传部队里的三营统领，后来还被朝廷提升为记名总兵，挂“荣禄大夫、振威将军”头衔，可谓否极泰来，风光一时。

    段配虽多年在外，但心中一直记挂着家人，尤其是自己的孙子段祺瑞，更是让他放心不下。在他的心里，自己的儿子已经是注定了的老实农民，这辈子恐难有作为了，但这个长孙不能让他就这么埋没。思来想去，在那个时候，农村里是没有什么出路的，只有将孙子带出来，让他见见世面，开开眼界，将来有什么成就，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于是在段祺瑞八岁那年，段配便给家里写信，将长孙段祺瑞从老家农村接到了江苏宿迁自己的兵营里，与自己生活在一起，并给他找了附近最好的私塾，送他读书识字。段祺瑞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兵营生活。

    段少爷的生活

    段祺瑞从老家来到几百里地外的江苏，尤其是第一次接触到军队生活，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好玩，少年段祺瑞简直是看花了眼。但祖父接他来不是为了好玩的，还希望他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所以对他的管教比较严格，基本上他偷懒的机会不大。

    从后来的发展轨迹看，段祺瑞在江苏这几年的生活中，虽然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让人难忘的地方，但毕竟军队生活是很锻炼人的，没当过兵的恐怕很难理解里面的酸甜苦辣。以段配在军中的地位和威信，段少爷是不会受什么委屈的，日常生活过得倒也快乐逍遥、无忧无虑，但军队生活对人的改变往往就在不知不觉中。据说段祺瑞从小就是一个让人看不上眼的孩子，作风懒散，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穿的衣服每天都皱皱巴巴的不像样子，尤其是嘴边上还老是挂着一条鼻涕虫，十足一副败家子模样。就连他家的老仆人都经常奚落他：    “你这哪有点少爷的样子，不就是路边要饭的破小孩吗！”

    段祺瑞跟随祖父在江苏生活了七年，这期间学业上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生活上则是半军事化风格（可以理解，毕竟身在军营），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后来不一样的段祺瑞：一个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具有军人气质的政治家。

    不过，做大事的人注定要经历比常人更多的苦难和波折，这似乎成了一条历史定律。俗话说“人无干日好，花无百日红”，当然还有更文采的说法：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段祺瑞的好生活只维持了七年，也就是段祺瑞15岁时，便突然遭受到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打击：祖父段配突然病逝！

    在那个年代，没有了靠山是注定要吃亏的，段配作为段祺瑞生活中最大的支柱，既是生活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失去了这个依靠，段祺瑞一下子从人生的高峰跌到了谷底，但悲伤中的段祺瑞很快稳住了自己的情绪，在军中将士们的帮助下，段祺瑞将祖父的灵柩从兵营运回了老家合肥归葬。经历这次打击后，段祺瑞一下子从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他仔细思考着自己的命运。留在老家世代务农？这对于已经见过世面的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军队生活已经深深影响了他，甚至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了，他绝对不愿意再回到那毫无希望、毫无乐趣的老家去做一个本分的农民。于是段祺瑞在征求家里的意见后，还是孤身一人再次回到了江苏宿迁那个熟悉的军营里，请求做一名普通士兵。当然，虽然段配已经不在了，但多年打下的基础还是在的，军官们看在他的面子上，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从此段祺瑞就开始了另一段生活：杂役。

    什么叫杂役？其实很简单，就是打杂的。军队中这样的活很多的，像什么端茶倒水、整理内务、跑腿送信等，都是杂役干的活。杂役这个叫法似乎不太上得了台面，还有另一个体面一点的叫法：勤务兵。也就是说，段祺瑞最初当兵的日子还不是怎么名正言顺，因为他不需要每天操练，更不用上阵杀敌。现有的资料找不到对段祺瑞这段生活的详细记载，我们也就不知道他的勤务兵工作干得怎么样。不过按段祺瑞不服输的性格看来，他是注定不会安于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勤务兵的。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在军队里做了一年多的勤务兵后，段祺瑞渐渐熟悉了军队里的大小事务。兵营单调、枯燥而又艰苦的生活磨砺着段祺瑞的心智和体魄，他做事沉毅果断，领导才能也渐有显现。可是命运多舛，还没等他大有作为，不幸又一次降临：1882年农历8月20日，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在家乡遇盗被害，时年才39岁。

    关于段祺瑞之父遇害的案件，历史上流传过多个版本，不过似乎都不太能站得住脚。根据官方记载的资料来看，是段祺瑞的父亲在回乡途中遇上两个人，以问路之名套近乎，取得了段父的信任，并邀请他与之同行。这两人在探知段父身上带有金银后，便起了歹心，夜里杀害了段父并卷走了其随身财物。

    闻知噩耗，段祺瑞如五雷轰项，当即向军中请假奔丧。’然而意外的是，告假并未获批，至于原因却语焉不详。无奈之下，他写信给家乡的地方官，请求从速缉拿盗贼。好在不久那两名歹徒就被抓住，就地正法了。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段祺瑞父亲的遇害案刚刚告破之际，段家人还来不及放松一下心情的时候，段祺瑞的母亲由于承受不了中年丧夫的打击，于第二年病逝。

    父母双亡的段祺瑞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长辈接二连三地故去，刚成年的自己一夜之间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而此时他的妹妹才12岁，两个弟弟分别是儿岁和9岁。作为长子，他必须挑起家庭的重担，这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男孩，而正式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男人。年少轻狂、邋里邋遢的段祺瑞，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从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的蜕变，他变得更加坚韧、冷峻了。为了重振家业，也为了自己的前途，苦思多日后，他安排好弟妹，毅然重返威海卫军营。

    转折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话忘了是哪位名人说的了，尽管不是百试百灵，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挺灵的，至少对段祺瑞来说就是如此。经历了少年失怙的打击后，段祺瑞终于等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机会。

    当时的清朝政府，经历了多次外来战争的失败，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以恭亲王等为代表的清廷当权派从一次次的失败中终于认识到，中国的失败，首先在于武备松弛，其核心就是西方的现代化兵器和与之配套的练兵方法远远强于中国的大刀长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政府开始花大力气整顿军备，重点就是批量制造现代化武器。尽管中国屡次败在海上，但重视陆军的传统一夕之间是丢不掉的。海军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但陆军却有速成的可能。于是发展陆军武器就成为了朝廷军政的重中之重，李鸿章受命开办了两个制造现代化武器的工厂，分别是江南制造局和天津制造局，主要制造火枪和子弹。从此，军事近代化就成为了中国不可逆转的潮流，无论朝野上下，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毛主席说过：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且只能是人。”枪炮制造出来了，可是没有人会使用，还是一件摆设。甲午海战就是一例，当时中国海军舰艇的吨位远在日本之上，定远号、致远号等铁甲战舰曾经让日本人望而生畏，但甲午一战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对此，日本人倒是说了大实话，他们在派出大量间谍侦察了中国军队的情况后曾狂妄放言：    “中国的海军有舰无军，不足为虑。”

    看来，李鸿章虽有卖国之嫌，但他仍不愧是中国近代以来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他敏锐地洞察到了军事人才的作用，于是1885年李鸿章上奏朝廷：    “在天津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邀德国兵官李宝、崔发禄、哲宁那珀等作为教师，并选派通习中外文字之员分充翻译。将各营送来弁兵，挑取百余人入堂肄业。届时拟将头批学生发回各营，饬由各统领量才授事。复挑二批学生送堂肄业，其优者，或留堂作为帮教习，或回营转教员弁。”

    于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学府正式成立，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天津武备学堂，也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这里曾出现过不少名噪一时的大人物，比如后来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还有一些当时的二线政治明星如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雷震春、张怀芝、李德、蔡成勋等，皆是武备学堂毕业，其中大部分人本书后文将有所涉及。

    天津武备学堂筹建的消息传来，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的段祺瑞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对于自己这样出身并不显赫也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的人来说，在兵营里混下去，到死也就是个小小的队长或统领而已，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如果能进入这样的学府，无疑是一条终南捷径，毕竟这个学堂是政府为了强兵筹建的最新式学校，政府一定会对从这里出来的人加以重用。于是段祺瑞放下了手头一切杂务，马上跑去报了名。

    武备学堂招生是十分严格的，不仅要看个人身体条件、军事技能，还要考试经史典籍的文化功底。当时全中国常备军约为90万人，要从这些人中挑选出一二百人，可谓万里挑一。最终考试结果，段祺瑞各项综合评比名列前茅，一举获得进入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深造的机会。这也难怪，如果说单凭身体条件、军事技能，恐怕段祺瑞难以取得理想的成绩，毕竟这些年来他并没有真正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大部分时间都从事杂务，职位的正式名称叫哨官，也没有建立什么像样的军功，但段祺瑞少年时期由祖父打下的儒学底子，最终帮助了他。“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这句话再一次得到了验证。看来任何时候，学习总是有好处的，虽然平时看不出来，关键时刻还真管用。

    段祺瑞进入了天津武备学堂，被分配到炮科学习。

    炮科就是关于大炮使用的学问，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天津武备学堂的炮科。在天津武备学堂之前，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炮兵部队，少量军队里装备有从德国购买的大炮，但几乎没人会使，真有需要使用的时候，也就是长官随便指派个看起来机灵点的小兵，架起大炮点火后一阵乱轰，至于杀伤效果，对不起，那是老天爷的事了，所以那些大炮最大的作用就是吓唬吓唬人。其实使用大炮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其核心就是精确度，比如各种型号的大炮高低射界是多少、最远发送距离是多少、炮弹的保养与维护，以及大炮瞄准技术等都是需要刻苦学习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些东西似乎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没有什么神秘的，但请读者不要忘了这样的事实，当时还是大清朝时期，对那些只知道骑马射箭抡大刀的武夫来说，现代火器可真是个麻烦物件。段祺瑞学习的炮科也是如此，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能熟练掌握一门现代化火器的各种知识那简直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因为中国人实在太缺乏近现代军事知识了，就拿瞄准射击这项现代军事技能中最基本最简单的技能来说，当时的中国军队就毫无概念，掌握起来可是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和功夫。

    抛弃大刀长矛、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军事近代化改革的第一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异乎寻常地团结一致，就连最最保守的士绅官僚，也不过就是发了几句诸如“奇巧洋物登大雅之堂”、“天朝脸面丧尽”等牢骚，然后不再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但是，洋枪洋炮虽然是引进来了，中国人却似乎对这些玩意儿怎么使用不太关注，一直拿他们当打鸟的火铳使用。于是就出现了在战场上奇怪的放枪姿势。当时李鸿章组建的淮军已经装备上了不少枪炮，但士兵们在操练或战斗时，虽然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根本没有瞄准射击的概念。

    装子弹的时候，自己正对着枪口，用探条捣枪里的火药（那时候还没出现后膛枪），姿势非常危险。

    几十年后，洋枪已经发展成更现代的后膛枪，不再是开一次枪装一次火药的燧发枪了，中国军队紧跟形势，努力与国际接轨，也基本用后膛枪武装了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依然没有人重视。

    最典型的例子来自于义和团运动。中国人都说慈禧老佛爷卖国，有谁知道，慈禧也是有点脾气的，就在当年，帝国主义横行中国的时候，慈禧曾经干出过一件全世界至今还找不出类似例子的事情：一口气向十几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宣战。第一步就是攻打外国使馆，当时领军的是董福祥率领的朝廷正规军，全部装备了最先进的后膛枪，士兵身上挂满了子弹。但这一仗打下来，彻底暴露了盲目与国际接轨的恶果：无知者无畏。当时董福祥的军队有l万多人，还加上几万人的义和团，他们要对付的是北京城内的外国使馆的几栋房子，战斗进行了将近三个月，外国使馆居然毫发无伤，使馆内的外国士兵只有区区几百人的卫队，但一万多人愣是几个月都进不去。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外国使馆的卫队竟然坚持了几个月，等到了本国派来的救援部队，慈禧终于退却了，没说的，又是签约又是赔款，还不得不宣布义和团为非法，全力加以剿灭。

    还有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虽然最终失败，但毕竟多少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军队的气势，也曾一度打得日本舰队丢盔弃甲。而陆军则屡战屡败，无一胜绩，从驻守的朝鲜平壤一直败退到国内的山海关，旅顺海军基地失守，威海基地形同虚设，日本人几乎可以在任何地点登陆。

    根据资料记载和后来一些日本士兵的回忆，当时的日本指挥官对军队下的命令就是一旦战斗开始，日本军人必须就地趴下。干什么？等待！因为接下来中国军队就会按他们预想的程序一样进行了：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中国军队就开始撤退，这时候只要指挥官一声令下，趴在地上毫发无伤的日本士兵就会集体冲锋，而中国士兵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拼命逃跑，有多快跑多快！

    进入民国，中国军队按说应该长进了吧。张勋复辟，段祺瑞组织了讨逆军进攻。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而讨逆军有将近一万人，战斗是这样进行的：

    讨逆军决定进攻位于皇城内运河旁边的张勋公馆，活捉张勋本人。讨逆军士兵密密麻麻排列在公馆附近的一条胡同里，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向发射了百万发子弹。射击约清晨五点开始，密集的枪声就跟炒崩豆一样热闹。

    双方士兵对着开枪，比大年三十晚上老百姓集体放鞭炮还要热闹，就是这样密集的枪炮对射，双方最终清点出来的死伤人数不过几十人，而且这中间大部分都是误伤或者其他原因。

    更离谱的是，两方之间只隔着一道城墙，但从清晨直到下午三点左右的密集火力攻击中，居然连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距离交战地点两英里以外的无辜路人倒是不少中弹身亡，连天空中的鸟也不能幸免，因为所有的枪都是对天空发射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那更是三天一小打，五天～大打。四川军阀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到了后来，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了，开始有人研究如何节省子弹达到更好的效果，竞争的结果就是技术升级了。

    到了蒋介石的时候，他甚至还编了本步兵操典，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也难怪他的北伐军战斗力极为强悍，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这些旧军阀们根本不是对手，短短半年时间就让北伐军控制了大半个中国。

    所以这么看来，段祺瑞学习的炮科那可是当之无愧的高科技了。

    段祺瑞在天津武备学堂期间，学习极为刻苦用功，因为他深知，这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所以当别人都在享受生活、优哉游哉的时候，段祺瑞却每天都在埋头于一大堆国外翻译过来的战术手册中，往返于教室与操场之间。三年时间下来，他对炮兵所涉及的一切知识无不熟练掌握，甚至包括炮台工程做法、军事测绘、弹道计算等。

    从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段祺瑞在天津武备学堂共学习了三年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年是段祺瑞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年，他不仅学到了将来生存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他还凭借天津武备学堂这一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的关系，织就了一张关系网，为今后的从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别小看这种关系网，因为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凭借各种各样的关系才能生存。比方说小到村庄，一家人如果男丁兴旺，那就会因为婚姻关系得到更多的社会关系，保证自己在当地获得不错的社会地位，如果人丁单薄，那很可能就是受欺负的对象。那么大到官场就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封建社会的官场，官员们的关系网往往由三种关系组成。第一是同乡，就是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的人。这里同乡的概念可大可小，视情况而定。在一省之内，一般以同在一县为同乡，一县之内以同在一乡为同乡，而出了省甚或到了国外往往就以该省为同乡，依此类推。

    其二就是同僚，也就是工作中的同事朋友。这一层关系虽然比不上同乡关系来得那么亲近，但在过去的中国还是很管用的，毕竟大家同在一口锅里吃过饭，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相对于陌生人来说，互相还是比较了解的。

    其三则是同年，也就是年纪相近的，在同一年考上秀才或者举人等功名的人，称之为同年。同年不一定是同乡，也不一定是同僚。靠这种关系编织的网络往往是为了对付官场上那些老资格的前辈们，好争取他们这个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

    段祺瑞除了以同乡、同僚和同年的理由编织了自己的关系网，还因为在毕业后曾担任过教官的缘故，更是凭借师生名分网络了更多的追随者，为他以后进入政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年后，好学不倦的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从此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也为日后的辉煌迈出了第一步。

    这第一步，就是被政府委派到旅顺监修炮台。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尖端，一直以来就有“东方直布罗陀”的美称，李鸿章很重视这个战略基地，令淮军重兵驻守，并修筑炮台，设置鱼雷营和水雷营。负责监修炮台应算是段祺瑞一生事业的起步。从那一刻开始，真正的机会开始向这位有强烈上进心的年轻人招手了。

    在德国的日子

    段祺瑞的真正发迹，还是缘于李鸿章这个安徽老乡。李鸿章极为推崇德国的军队建设，1872年，李鸿章委托德国克虏伯公司推荐人员来中国任职，指导淮军炮营操练德国军队的炮兵法。1876年，又精心安排了查连标、卞长胜等7名中国军官到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他们学成回国后，被李鸿章派到淮军各炮营当教练，有的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军事科技人才。

    1886年，为了再选拔一些像查连标、卞长胜这样的人才，李鸿章来到段祺瑞就学的天津武备学堂考察，考察的第一科目就是：炮兵学员作炮击海面活动浮靶汇报，段祺瑞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也许是平时学习不够用功，或者是因为当着李鸿章的面太紧张吧，首次开炮的学员居然从第一炮到第六炮都没打中浮靶，得分为零。李鸿章看到自己的学生这样的成绩单时不由得怒火上升，腾地站了起来，脸上已经绷不住要发火了。轮到段祺瑞上场了，他镇定自若地走到炮位前，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指挥炮兵上膛、校准，第一炮就打中浮靶，紧接着连续快速几炮都每发必中。李鸿章脸上马上乌云转晴，当即命令手下传唤这名炮兵指挥员。

    在问话中，李鸿章意外得知大炮的指挥员不仅仅是自己的安徽老乡，而且段祺瑞祖父和叔父等家族成员还都曾是自己手下的淮军官兵，不由得大为高兴。接着又当面考了一些军事试题，段祺瑞对答如流。李鸿章兴奋得击节称赞，当即表扬段祺瑞是“熟知军事，俾易造就，是_个可用之才”。从此，在李鸿章心中，便有了这个老乡兼部下的良好印象，尤其是段氏一家都曾为自己的淮军立下过汗马功劳，更是为段祺瑞增添了感情分。

    1887年夏季，段祺瑞面临毕业了，李鸿章亲自来到天津，主持了武备学堂第一届学员的毕业考试，段祺瑞的毕业成绩是全优。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盛赞以段祺瑞为代表的一干学生，并向朝廷极力举荐，选派他们中的佼佼者远赴德国留学深造。

    1888年冬天，5位赴德国留学生的学员名单呈送李鸿章的手中批准。可是，李鸿章在这份留学德国的学生名单里找来找去，竟然怎么也看不到段祺瑞的名字。李鸿章认真审视了半天，最后大笔一挥，将其中一名山东籍学生的名字划掉，换上了段祺瑞。这样，留学德国的五人名单最终定型，他们是吴鼎元、孔庆塘、商德全、滕毓藻、段祺瑞。

    1889年春天，段祺瑞告别妻子和仅仅一周岁的儿子，和其他4个同学来到德国柏林陆军学院，学习军事理论和各种操练课程。一年后，他们又奉命到鲁尔区埃森克虏伯兵工厂，进行火炮实习。

    在德国的日子，段祺瑞每天都在感受着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由此更加了解到中国的落后，段祺瑞提醒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耽误时间，因此学习上异常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也是优异的，这从一年后的检验中就能看出来。

    1890年春天，清廷派特使洪春前往德国埃森探望这批留学生，并考察他们的学习情况，看他们是不是真学到了东西，如果是浪得虚名，倒也省得朝廷浪费资源了。段祺瑞和他的同学们以娴熟的技术操演了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并以优秀的测距、瞄准、射击成绩，获得洪春的表扬，连特意赶来的克虏伯本人都对他们的学习进度大加赞赏。

    完成学业后，4位同学都先后回国，段祺瑞又奉命留在克虏伯兵工厂学习弹壳加工、炮管膛削、铣磨来福线、灌注优质钢；做检验钢材牵力、挤力试验；各类火炮的型制构造、使用和保养等课程。段祺瑞在这儿掌握了更多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

    在德国期间，段祺瑞还曾一度闹出过剪辫子的风波，起因很简单，德国人看到中国人都留着长辫子，觉得这种打扮很愚蠢，像极了猪的造型，于是背地里甚至公开场合骂他们是“中国猪”，多次被羞辱的段祺瑞终于愤怒了，一怒之下拿起剪刀就要剪去自己的辫子，正好被政府派去的督学荫昌看见，赶紧劝他：    “你们是朝廷派来留学的，如果剪了辫子，会被认为是背叛朝廷，对你个人前途实在是没有好处，还是能忍则忍吧！”段祺瑞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手中的剪刀。由此可知，段祺瑞还真是一个性情中人。

    1890年冬天，25岁的段祺瑞自德国归来，按惯例或师生情谊，他都应该去拜访李鸿章。当他跪拜在李鸿章面前时，李鸿章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热情，而是用凌厉的目光审视他半天，弄得段祺瑞紧张不已。别误会，李鸿章不是在故意显示威严，而是在检查段祺瑞脑后的辫子是不是假的。因为当时朝廷派出去的很多留学生，因为不堪羞辱，剪掉了辫子，回国后都受到了处罚。为了免于处罚，很多人就装上了一条假辫子。在确定了段祺瑞的长辫子并没有造假之后，李鸿章的脸色才缓和起来，同时还不忘告诫他：    “你的责任是报效国家而不是剪辫子！”听到这句话，段祺瑞汗都下来了：阿弥陀佛，得亏荫昌老大哥拉住了，要不我老段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是让辫子给勒死的。冤不冤！

    顺便介绍一下段祺瑞的4位同学，滕毓藻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吴鼎元回国后担任了新军第五镇统制，后来还和段祺瑞一起参与签名逼迫宣统退位。孔庆塘后任云南普耳镇总兵、云南临元镇总兵，任大同总兵时还剿灭过刘天佑领导的起义军。商德全回国后任新军营炮兵帮统兼任左翼重炮队领官，后又任北京清河陆军中学校长，再到天津任镇守使。1920年商德全辞职，回到故乡河北金家窟，就在自己的祖产——几间平房里度过了后半生。他为人耿直，性情坦率，曾经得罪过慈禧太后被免职，其为人坦荡，为官清廉，从不贪污受贿，他死后家里人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还是乡亲们感念他所做的好事，自发捐钱为他办理了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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