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兵到教官

    1891年，学成回国的段祺瑞获得了朝廷任命：赴威海办理随营武备学堂并任教习。从懂事以来就一直做好学生的段祺瑞，摇身一变，成为了军事学堂的教官。从学生到教师的转变，段祺瑞并不是很适应，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郁闷。原因无非权力二字。

    我们知道，作为在军队中服役的人，追求的目标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军权。试想想，从军而无军权，那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有一句话叫“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作为部队里指挥作战的参谋人员，应该是一支军队的神经中枢，是专管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为军事主官提建议想法子的，参谋水平的高低，很多时候直接决定了一支部队的战斗力。但作为参谋人员，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参谋，那在部队的地位基本跟勤务兵差不多，一个小小的连长就可以随意指使参谋干这干那。更要命的是，由于部队的作战计划基本都是参谋拟定的，战斗有功，获嘉奖的是战斗人员，一旦战斗失利，受处罚的往往首先是参谋，谁叫计划是他们制定的呢！

    参谋人员的待遇都这样了，教官更不用说了。

    清末李鸿章的淮军，将领多数是行伍出身，他们的地位都是靠真刀真枪流血流汗拼杀出来的，他们之中没几个是有文化的，基本上都是大老粗，所以他们十分轻视军校的学生。可是领导派来的人总不能让他们打扫卫生吧，好歹人家也是喝过墨水的，那就让他们做教官吧。因此，当时军校里出来的学生在一线部队里其实是很不受重视的，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实权，不能指挥军队，也难以获得升迁机会，有什么好事总是最后一个才想到他们。尤其在军队里混，那是要玩命的，没有两下子真功夫，就凭上嘴唇下嘴唇那么一碰，你就能爬到人家头上？门都没有！

    正值血气方刚之年纪、意图大展抱负的段祺瑞这五年过得相当郁闷。尤其是在他任教官这一闲职时间，还赶上了一场真正的战争——甲午战争。

    甲午之战

    一说中国近现代史，总是绕不开日本这个东瀛岛国。几千年来，日本始终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下，充当着中国最谦恭的学生。但进入近代以来，形势在慢慢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对日本是积极的，而对于中国却是一场灾难。

    这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

    在明治维新前一百多年，掌握日本政权的是江户幕府，江户幕府末期，幕府统治越来越腐败黑暗，财政也陷入了极端的困难境地，导致了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处在动荡的前夜。跟中国的情形差不多，日本也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安步当车地缓慢发展着，对国际局势缺乏足够的了解和重视，不知道“山中一甲子，世上已千年”。然而，世界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1853年，美国特使佩里准将率领铁甲战舰携美国总统的信件，强烈要求日本开放门户。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终于被叩开。

    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    1867年，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将大政奉还给新登基的孝明天皇之子睦仁，睦仁将当年定为明治元年，颁布“王政复古”

    诏书，这就是“明治维新”，从此日本开始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明治维新开始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从德、法、英、美等国聘请学者、政治学家和其他领域的顾问，实行强化训练。天皇本人甚至也亲自参加听课，追随外部世界的步调。

    在具体措施方面，日本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口号，并以此为核心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殖产兴业就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办现代化工厂，以机器生产代替落后的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使日本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飞跃，短短几十年就摆脱了落后的农业国家的形象，成为一个崭新的西方式工业化国家。

    有钱就要请保镖，这是富人必然的心态。日本社会富裕了，就必然开始发展军备。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不是说说而已的。日本人从自己和大清国的遭遇中认识到，没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光经济发展是没有用的。于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军备扩张。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终于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强国，但同时日本也走上了对外进行武力扩张的道路。本来，日本在此之前与许多西方国家签订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条约，随着日本国力的日趋强大，条约的修改工作也在同时进行，到1894年日本与英国修改了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十余天之后，日本就发动了针对中国的甲午战争。

    日本人的第一个扩张目标就是朝鲜半岛。自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日本人认为，外交总是表面的，根子在于军事，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外交不过是色厉内荏的嘟囔而己，于是日本举国上下发起了一场军事变革。

    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而此时的中国却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国军队的建设早就形同虚设，军队多年基本没有购置过像样的军事装备，因为没钱。钱去哪了？老佛爷拿去祝寿了。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从乱局中看到了浑水摸鱼的机会，也诱使清政府派兵，以便为自己出兵朝鲜制造借口。7月23日，日军突然攻占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李熙，成立以大院君李罡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鸟指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对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终于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

    很多人对甲午战争的印象可能来自于电影《甲午风云》，在各种场合说到甲午战争时往往一提就是甲午海战、定远舰致远舰，所以造成国人脑海中的甲午战争就是一场海战，其实这是不全面的。甲午战争在两个战场上都有战事，一个在黄海上，就是黄海海战；一个在朝鲜国土上，就是平壤之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这是中日两国几百年来陆军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一万七千人，而进攻平壤的日军约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是差不多的，但结果却差了很多。在平壤之战中，爱国将领总兵左宝贵英勇杀敌，誓死不退，但不幸的是意外中炮阵亡，他的部下大将也先后殉国，部队被打散了。而另一面战场上的指挥官是当时的中国驻朝军队最高统帅叶志超。这个叶志超不愧为贪生怕死的典型，战事刚开不久，在自己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为保全性命，下令举白旗投降，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时间里，他率领清军一路狂奔五百里，退回中国境内。朝鲜全境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黄海海战其实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战中，中国海军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日本海军也没占多少便宜，但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后，形势便急转直下，日本军队从陆上夺取了重要港口旅顺口，直接突破了渤海湾的防线，北洋水师的基地威海卫军港完全暴露在日本人面前。在第三阶段战事中，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顽强抵抗，最后被歼灭。由于兵力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最后甲午战争以日军的全面胜利告终，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此时，段祺瑞作为威海卫驻军的一员，也参加了这场事关国运的战争，不过他却没有直接上第一线作战，而是跟学生军们一起，为阵地上搬运炮弹。这是段祺瑞第一次面对真实的战场，看到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海军遭受全军覆没的命运，他是又激愤又无奈又彷徨，不知哪一天能被命运之神眷顾，而有出头之时。他亲眼见证了大清朝是如何败在小小的日本手里的，这可能也为他日后畏惧日本依靠日本埋下了种子。终段祺瑞一生，他也始终没有跟日本闹翻过。

    顺便说一句，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侵略领土的欲望。

    小站练兵

    中国人爱算命，记得算命先生说到一个人要显贵的时候总会说“命里有贵人相助”，此言有封建迷信的嫌疑，不过还真有些道理。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概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吧。段祺瑞的发迹也有贵人相助，他一生有两个贵人，第一个是李鸿章，第二个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1859年，河南项城人，字慰廷，别号容庵。跟段祺瑞一样，袁世凯也是因为自己家的亲戚当了高级军官而沾光。他的祖叔袁三甲办团练镇压捻军有功而官至总督，袁家遂同淮军关系密切起来。袁世凯年轻时不爱学习，成绩实在是不怎么样，和同辈们一同去参加科考却一次次名落孙山，看来老天爷是铁了心不让小袁走科举之路了。为了能出人头地，少年袁世凯决定走从军的路子以获取功名。1880年，袁世凯投奔养父袁保定的世友，时任淮军提督的吴长庆，到了山东登州军营。

    在山东的军营里，袁世凯努力发展自己的关系网，其天赋的军事才能也渐渐显露出来，得到了上司的认可。但他真正崭露头角却不是在山东，而是在一个和山东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朝鲜。

    这里普及一下历史知识吧，省得现代中国人老是不知所云地瞎起哄。历史上的朝鲜，除了极短时期外，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和进贡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再加上中国还真没有殖民朝鲜，所以不能把朝鲜叫做中国的殖民地。但朝鲜历史上一直以中国为宗主国，朝鲜有自己的国王，但无论哪一届国王上台，都必须事先备好国书向中国政府请求册封。只有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才具有法律地位，才能在朝鲜合法地统治下去。而作为宗主国，当然除了一些必要的权力外，义务还是有的，不然人家凭什么认你是老大。一旦附属国有事，宗主国是要管的，这个“有事”，往往就不是什么小事了，一出就是大事。

    1882年8月，朝鲜发生政变，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镇压叛军，清廷遂派吴长庆率部前往朝鲜，帮助朝鲜政府平乱，吴就把袁世凯也带去了。也就是在朝鲜，袁世凯终于从一干默默无闻的吃粮小兵中脱颖而出。他不光军事技能过硬，更擅长制订军事计划，更难得的是他很懂怎么训练士兵，甚至在吴长庆经常为如何与在朝鲜的日本人打交道而犯愁的时候，袁世凯每次都能恰到好处地献计献策，帮助吴解决了不少头疼的问题，因此在朝鲜的12年里，袁世凯获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谙习外交的美名，并进而得到李鸿章的赏识，终于被李提拔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袁世凯的政治资本大多是在朝鲜积累起来的，尤其是袁世凯每次在关键时刻屡立奇功，终于获得了清廷当局的肯定，成为朝廷不可或缺的军事人才。历史上对袁世凯没有什么好的评价，其实就是因为他在全国人民好不容易推翻满清政府后，自己却又冒天下之大不韪，跑去登基做皇帝。除此之外，所谓他与帝国主义勾结成为卖国贼等罪名，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他想做皇帝吗，大家都反对我，日本人支持我，那我就跟日本人好。但抛开这一主要污点，袁世凯这个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军事天才，尤其是在他担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期间，曾多次挫败日本人企图霸占朝鲜的野心。在灾难深重的晚清，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中国政府的太上皇，一个都得罪不起，中国人集体患上了恐洋症，但袁世凯却是个例外，他不怕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不光不怕，似乎还很有些看不起的意思。

    直到甲午战争起，袁世凯才回国。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清廷朝野上下、社会各阶层激惹起种种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声，政治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志士发动了一场变法图存的运动，史称“戊戌维新”；军事上，军队的改革被看成是重中之重。在众臣僚争献练兵良策的风气下，袁世凯亦竭其所能“招致幕友，僦居嵩云草堂，日夕译撰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他还上书督办军务处，陈述其练兵设想，并将其编写的练兵文字，遍向当朝权贵散发，袁因此博得“知兵文臣”之誉，而争得“变通兵制”、“仿照西法练兵”的大权，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

    小站距天津东南70里，原名新农镇，是天津至大沽站中间的一个铁路站。原淮军周盛波、周盛传部曾在此驻扎屯田。1894年，在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下，清廷派遣长芦盐运使胡熵菜在小站以德国陆军操典编练“定武军”十营，计4750人。该军各级军官多为淮军将领，另外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何宗莲、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或军官，并购买西洋先进武器，期望以新式装备、新法训练形成新的军队阵容。

    不久，胡熵菜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袁世凯奉旨接替胡熵菜后，立即将“定武军”进行扩编改造；全部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即成“新建陆军”。自此，    “小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中国日后各自雄踞一方、相互征伐不已的军阀武夫们的摇篮。

    中国第一支炮兵部队

    “新建陆军”是我国陆军近代化的开始，它的建立，完全模仿了当时世界陆军第一强国的德国。德国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小小的岛国日本就是因为效仿德国而强盛起来的，中国当政者也坚定地认为，中国要想重新强大起来，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全盘学习德国。

    袁世凯也是持这种想法的，他看到中国军队的弊端，决心用最为严格的标准打造出一支真正的近代化意义上的军队。于是他参照德国的陆军制度，把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打破了以前旧军队不分兵种的编制方式，并全部采用西式武器以西法操练士卒。为提高兵士的素质，1898年，袁世凯创设了四个随营武备学堂，分别是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学堂。

    应该说，从这时候起，袁世凯就在为自己将来的政治生涯打基础，作为军人出身的他，深知在中国只有“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借用一下毛主席的话）。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武力作为保证，说什么都没有人会听的。为了把这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陆军培养成听命于己的嫡系部队，袁世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事改革，将那些有关系有背景资历深的高级军官们通通踢出了队伍，而重用了一批年轻的、有一定真才实学但长期受排挤不得志的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他第一个看上的，便是段祺瑞。

    于是段祺瑞被袁世凯从威海卫防军教习的位置上越级提升，段祺瑞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实权，开始了真正的带兵生涯。当然，他所带的兵还是跟他的学历有关系的：他成为了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袁世凯的新军分为四个兵种，炮兵即是其中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兵种，而段祺瑞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炮兵司令。自此，他追随袁世凯，开始了他几十载的宦海生涯。

    段祺瑞在新建陆军担任炮兵第三营统带，他这支炮队装备有德国克虏伯厂出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当时最好的重型武器，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段祺瑞还兼任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的“监督”。四个随营武备学堂中，炮队学堂最著名，它以德国人祁开芬为教习，为北洋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像学生中的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人就在段祺瑞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小站，段祺瑞怀着“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之心，尽其所能地帮助袁世凯带兵、练兵，督办北洋各武备学堂和军官学堂，为培养中国近代陆军人才和促进中国军事近代化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毕业生们大都被派充到北洋各镇任军官，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北洋系统中的高级将领，为段祺瑞将来从政打下了广泛的基础。

    在小站练兵时，有三个人逐渐崭露头角，时人称之为“北洋三杰”，那就是“北洋之龙”王士珍、“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之狗”冯国璋。

    每每听到北洋三杰中各自的叫法，总觉得怪怪的。这龙虎的称呼还说得过去，毕竟龙虎在中国文化里是力量、权势的象征，但狗这个词怎么听都不是滋味。不过，这还真不是对冯国璋的贬斥，因为历史上还确实有龙虎狗三兄弟，他们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三兄弟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大都知道诸葛兄弟，大哥诸葛瑾在吴国效力，二弟诸葛亮执掌蜀国相印，这两人在中国历史上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了解，他们还有一个堂弟，名叫诸葛诞，在魏国当谋士。当时的人认为蜀国得到了他们中间的“龙”，吴国得到了他们之中的“虎”，魏国得到了他们之中的“狗”。当时担任军令司副使的冯国璋对北洋尤其是袁世凯忠心耿耿，其军事才能还是很出色的，否则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江湖时代，冯国璋不可能获得三杰的名号，不过冯国璋有一个很大的毛病——贪财，于是当时的人既对其才能认可，同时又看不起他的贪财之心，于是只好将其列为三杰之狗，也算是对他恰如其分的评价吧。

    诸葛三兄弟各奉其主，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三人追随的却只有一位——袁世凯，是他把都来自北洋武备学堂的他们提拔到新建陆军中的重要位置上来，让他们得以施展才华。在那个讲究出身门第的年代，得到这样的机会可实在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有多少人一辈子胸怀理想、才华横溢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终老乡村。因此，这三个人对袁世凯那可是忠心耿耿，至死追随。

    恩人袁世凯

    段祺瑞真正扬名立万是从小站练兵开始的，而这个天赐良机却实实在在是袁世凯给他的，因此段祺瑞对袁世凯的感情是恩师加知己，过去中国人讲究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段祺瑞又是一个秉持儒家思想的军人，更是将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袁世凯同样也看到了段祺瑞军事才能卓越的一面，觉得这个年轻人将来必能派上大用场，于是千方百计地笼络这位得力干将。在北洋系统中，袁世凯最为倚重的两员大将就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较之冯国璋，袁世凯对段祺瑞更是多方笼络，恩宠有加。1896年，袁世凯刚到小站主持练兵，当听说段祺瑞要返回天津结婚的消息后，便放下一切军务，亲自前往车站迎接。过了几天，段祺瑞在天津一家饭店举行婚宴，招待小站的各位将领和同僚，袁世凯又同荫昌（就是拉住段祺瑞不让剪辫子的那位）出席祝贺，给了段祺瑞很大的面子。更绝的是，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家境并不宽裕，于是指示把宴会的所有花销都记在自己的名下，让段祺瑞觉得袁世凯如此看重自己必当知恩图报。民国初年，段祺瑞的妻子病故，袁世凯便把他大太太的干女儿张佩蘅嫁给了他。张佩蘅的祖父张芾是原江西巡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而她的父亲张瀛在山东时曾经是袁世凯的好朋友，但可惜过早离世，母亲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也去世了，袁世凯的大太太于氏怜其幼年失怙，抚养之如己出。现在段祺瑞娶了袁世凯的干女儿，两人的关系从过去的恩师与弟子到了现在的翁婿之亲，段祺瑞成了袁世凯的干女婿，从此段祺瑞彻底成为了袁世凯问政的中坚力量。

    看到段祺瑞如此受到上天眷顾，机会好得让人羡慕，有人肯定会觉得自己运气太差。不过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机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真正的人才，靠的还是自己的能力，机会是很重要的，但机会来临时有多少人能抓住就难说了。从报考天津武备学堂，到受到李鸿章赏识获得出国机会，再到受袁世凯重用，段祺瑞靠的只是两个字——能力。

    不敢说段祺瑞打仗如何英勇顽强，那是匹夫之勇，搁在段祺瑞身上显然不太合适。段祺瑞真正的能力体现在他开阔的视野、扎实的文化底子，以及他敢于打破固有观念的勇气。真正体现他能力的是段祺瑞的练兵方法，这也是袁世凯极为看重他的地方。其练兵思想的根源只有一个：与国际接轨。我们今天爱把什么事都和国际接轨，而且还很为自己的发明创造得意，殊不知百年前的中国人对这一概念掌握得更是炉火纯青、运用自如。

    怀着“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之心，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袁世凯带兵、练兵，并从军事教育出发兴学办教。    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历1898年10月，清廷将新建陆军改名武卫右军，袁世凯指定段祺瑞为随营学堂总办和主要授课人，段祺瑞到任后，真刀真枪地开始了军事近代化改革。

    第一件事：编书。

    过去中国军队的训练是没有所谓教材的，再说那些当兵的还真没有几个识字的，十个恐怕有九个半是文盲，顶多会写自己的名字。至于连名字都不会写，领军饷时在花名册上画个圈的更是大有人在。要是念过几年私塾，乖乖不得了，那可是稀罕物，人才啊。所以军队的训练就是一样：练体能。

    到了段祺瑞抓军事那就不一样了，首先他招的士兵都要求有文化功底，至少认字，会简单的读写，这就保证了他军事改革的顺利进行。段祺瑞亲自编撰了许多操练新军的重要教材，如《编练章制》、《战法操典》，以及《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编写这本书时袁世凯非常重视，还专门组织了一个6人的写作班子，不过最主要的编写者和策划者还是段祺瑞，其编写思路、主要内容等全是段祺瑞一个人设计的。该书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方式记载武卫右军的训练、攻守、驻扎，步队的操法、阵法、枪法、战法，炮队的操法、炮法，马队的操法、阵法、战法，工程队操法以及沟垒说、电雷说、测绘说和练兵要则、格式、饷章、规则律令等，成为清末编练新军的教科书。

    段祺瑞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积极实行者，他提出的口号与我们今天的“与国际接轨”如出一辙。在教科书中，段祺瑞着重分析了东西方各国军队训练的情况，强调应全面学习德日操法，尤其是他提出带好军队的关键在于两个字：训与练。

    这个训练可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训练，中国文字的精深在这里也体现出来了。古文中的训和练可是分开的，    “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所谓“训”，他和袁世凯都认为管好士兵，必须要有严刑峻法，同时还必须辅以精神思想的统一。出于这一思想，袁世凯经常向士兵颁发“训词”，我们拿一篇训词来略窥一二，即可知段祺瑞练兵思想：    “历代抽丁征戍，而本朝无之，外国编民入伍，而中国无之，国恩厚矣。尔之祖若宗，食毛践土，沐浴深仁厚泽，垂数百年，及尔之身，优游太平，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赐……今且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古人一饭之赏，终身不忘，受国厚恩，讵止一饭？且尔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赏，尔果有劳，必有一劳之酬，国不负尔，尔何负国？夫犬马之贱，尚知报主人，人不如物，尔又何甘？”

    看见了吧，通篇离不开儒家的“忠君尽孝”思想，当然，这对军队的凝聚力是很有好处的。一支没有思想的军队注定只能是散兵游勇，不可能成为令人生畏的力量。难怪后来的袁氏新军战斗力强悍，不能不说段祺瑞功不可没。

    至于“练”，就是近代军事技能的训练，这个练才是现代汉语中“训练”的意思。该书大量沿用了西方强国的军事操典，强调操练的每一步都要科学实用，符合西方强国的军事逻辑。

    段祺瑞“因率同监督、教习各员，认真训迪，不惮辛勤”，38岁时，“以武卫右军总办随营学堂劳绩，保准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二品衔”。

    1901年11月7日，曾经显赫一时的政坛巨人李鸿章吐血而死，清廷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柱。

    出于对袁世凯的欣赏，慈禧太后下令袁世凯由山东巡抚升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负责京师周边的治安和防务。在皇权时代，驻防京师的人一定是朝廷信赖的重臣，因为皇帝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可全在这里呢。而袁世凯终于由权力外围进入到了权力中心。老于谋略的袁世凯深知，总督之名再响亮，位置再高，一旦朝廷有任何风吹草动，自己不过是毫无反抗之力的牺牲品，要想让自己的地位牢靠，只有抓住一样东西——兵权。

    袁世凯当上了直隶总督，成为了京师附近掌握最高权力的军政首脑。要知道，总督主要任务是管理地方一切事物，包括行政事务、税收、教育等，军务不过是其中一项而已，而且其他总督往往是将兵权交给自己信任的部下去管理，只有袁世凯不一样。在任总督期间，袁世凯丝毫没有放松对军队的控制。他派人在河北境内挑选壮丁6000名，创练了一支常备军（新练军），名义上算是直隶的地方武装势力，是为了维持治安，确保京师安定的，但骨子里袁世凯早就将这支部队当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用朝廷的钱给自己练兵，这买卖划算。他把“北洋三杰”又调到身边，为他练兵。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另外仍然负责军事学堂的工作，他是设在保定的北洋参谋学堂、武备学堂、测绘学堂的总办，这三个学堂都是1902年开办的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学堂，属于直隶常备军参谋处所办，吴佩孚就出身于测绘学堂。这三个学堂都在第二年并入北洋武备速成学堂——这是所旨在培养中下级干部的军事学堂，1903年2月间建立，开始是隶属军政司教练处，冯国璋以教练处总办兼该学堂总办。“逾年段祺瑞出督各学堂”。这所学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至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已有2000多人毕业。毕业生大都担任北洋各镇军官，其中不少人因受袁世凯或冯国璋、段祺瑞的提拔，后来跻身于北洋军阀行列，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另外，学堂中还有留学生预备班，自1907年起，陆军部所派留学生都要先在这儿学习，经考查合格后，再派出国。国民党人蒋介石、张群等就是这样被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的。

    段祺瑞因为在保定督办了北洋陆军各学堂，按传统，各学堂学生都把他看成老师，形成所谓“保定（速成）军官派”，段本人也更信任陆军速成及早期学生，不太重用国外陆军留学生。在当时，陆军部和各省不断派员出国留学，这些“公派生”学成归国后，总会被安排至一定的位置上进行历练，随着人员的日益增多，清政府特设陆军留学毕业生会考制度，检验其所学，段祺瑞又担任了主试大臣的职务。段祺瑞前前后后在各军事学堂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客观上也为培养中国近代陆军人才作了一定的贡献。

    平步青云

    如果说段祺瑞前半生建立了功绩，那主要是他办学有方。因为段祺瑞积累起来的名声并不是因为军功，而是教育。如果我们忽略他所带过的学堂的军事性质，那么段祺瑞的大名依然会留在历史上，但方式稍有不同：不是军事家，而应该是教育家。只是，历史没有那些如果。

    1901年9月7日，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这是个注定会载入史册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中国在八国联军侵华中惨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根据条约，中国要向列强赔款连本带利约9．8亿多两白银，加上各州县要向本地的外国传教士赔款2000~-两，约合lO亿多两。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义呢，可以简单给大家算一笔账。

    当时清朝政府每年的各种税收加起来不过2000万两白银，除去一些必要的开支比如官员的工资等，剩下的应该是差不多……为零。换句话说，清政府根本没有余力用政府税收来偿付这些赔款，就像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中的台词一样，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自己还顾不过来呢，上哪弄这么一笔天文数字去？不过，中国人是很“聪明”的，特别会想办法。底层的人总是绞尽脑汁对付上层，称之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上层的人有了麻烦，一般都会毫不吝啬地将机会让给自己的百姓，“皇恩浩荡”嘛！于是巨额赔款被摊派至各省，各省官府又将之以捐税的名目强加到百姓身上。由于八国联军侵华的主要战斗都是在京师附近展开的，因此战败后直隶需赔的数额最大。然而这场对于中国而言的灾难，在各级官吏们看来却成了捞取好处的良机，他们在上司指定的税赋之外还层层加码，比如朝廷规定由天津赔偿5000万两，那么天津官员一合计，就向下面各县规定征收80009~‘，而到了下面各县再一计算，只收8000万那我不是白辛苦吗，加收一点跑腿费吧，税收官员们也不容易，给人弄俩喝酒钱，于是下发到乡村就成了一亿。那时候的农村，赶上老天眷顾，风调雨顺，收成不错，老百姓除了交够政府征收的各种税，剩下的能够得上全家一年吃喝就算是不错的小康之家了，哪还有余钱偿付这额外的赔款。但官员们没工夫理会这些，完不成任务那可是要影响自己升官发财的。为了催逼赔款，地方政府那可是拼了老命，派出了军队监督各地交税，不光是农民们被逼得活不下去了，就连一般的殷实之家也感到苦不堪言。直隶人民本就惨遭八国联军的蹂躏，已濒临死亡的边缘，又被摊派了大宗赔款，加上袁世凯不断命令各州县加紧催逼，使得民不聊生。自古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让朝廷逼迫到这份上，不反都对不起朝廷的辛苦。

    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02年3月以景廷宾为首的农民起义。

    景廷宾，广宗县东召村人。小地主家庭出身，曾中过武举。景廷宾个性豪爽，为人侠义，颇有号召力。1901年，法国传教士和广宗知县议定该县“洋差”（即地方赔款）为纹银一万多两，强制各村按地亩摊派。这样一来不光一贫如洗的农民反对，拥有一些土地的地主也怨声一片，抗捐抗“洋差”的斗争越演越烈起来。景廷宾被公推为联庄会总团头，后又被起义军推为龙团大元帅。

    袁世凯接到报告，立即派大名镇总兵何永镇、正定镇总兵董履高带兵镇压。景廷宾率领队伍干脆打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东征西讨。义军主要由广宗、钜鹿、威县等地联庄会的农民构成，另外也有不少义和团的人加入。他们杀死作恶的外国传教士，打败官军的围剿，一时威名大震。

    景廷宾高举义旗，中外反对势力都认为这是义和团崛起。各国驻京公使十万火急地催促清政府进行镇压。慈禧命令袁世凯尽快设法平息、剿灭。袁世凯遂一边紧急宣布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以瓦解起义队伍；一边命段祺瑞、倪嗣冲等指挥北洋新军两千多人从保定南下，会同从山东调集的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从东西方合围广宗。5月8日，在段祺瑞指挥下，官军深夜潜入，包围了义军据点件只村，炮兵、步兵、马队配合出击，很快就攻进了村内。只有大刀长矛的农民在景廷宾的指挥下，抵抗着新式武器的官军，终究不敌，牺牲巨大。景廷宾遂率余部突围出去，转战冀豫等地，不久被捕杀。清军占领件只村后，烧杀劫掠，百姓深受其害，甚至附近的村庄也遭到浩劫。

    景廷宾所率义军兵败被杀，威县等地农民为替他们报仇，又纷纷起义。

    段祺瑞等再次奉袁世凯之命，镇压了威县等地的起义，因功劳很大受到慈禧的封赏。于是段祺瑞踏着百姓的血青云直上，由正二品的候补知府升为正一品的候补道，一个月后，又被“保准赏戴长翎，加奋勇巴图鲁”——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清代用作称号，赐给作战有功的官员，名为“勇号”。很像我们今天颁发的“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个人”等称号。

    经过平叛一战，段祺瑞终于从一个军事教官过渡到军事指挥官，其军事才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为他在军队里树立了威信。从此，段祺瑞开始正式步入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

    景廷宾所率义军兵败被杀，威县等地农民为替他们报仇，又纷纷起义。

    段祺瑞等再次奉袁世凯之命，镇压了威县等地的起义，因功劳很大受到慈禧的封赏。于是段祺瑞踏着百姓的血青云直上，由正二品的候补知府升为正一品的候补道，一个月后，又被“保准赏戴长翎，加奋勇巴图鲁”——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清代用作称号，赐给作战有功的官员，名为“勇号”。很像我们今天颁发的“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个人”等称号。

    经过平叛一战，段祺瑞终于从一个军事教官过渡到军事指挥官，其军事才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为他在军队里树立了威信。从此，段祺瑞开始正式步入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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