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历来讲究“和”，但中国政治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相信武力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法宝。北洋时代，左右中国政局的人物除了军阀，还是军阀，而他们赖以立足的本钱就是军队。
从小站练兵以来，中国就基本告别了八旗军的时代，作为满清统治根基的八旗军早已严重退化，无法完成哪怕是一些最低级别的抓贼任务，因此他们的位置，渐渐让渡给了由袁世凯一手建立起来的新军——北洋军。
北洋军队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是从小站开始，那么这支军队战斗力究竟如何，是一支真正的新式军队，还是换汤不换药的绣花枕头？不是我要发此一问，当时的人普遍对新军持怀疑态度。为了检验朝廷军事改革的成效，1905年的“河间秋操”应运而生。
“秋操”，就是秋季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在直隶省河间进行的秋操，是清政府为改变各省各练其军以至各有其观的状况而进行的军事演习，同时也为提高新编陆军的实战能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有近代化特色的正式的野战演习，参与这次秋操的官兵人数达到46000多人，全由北洋六镇中抽出，组成南北两军，南军由王英楷充任总统官，北军由段祺瑞充任总统官。按计划，南军驻防江苏北部和山东境内，由山东北上进攻；北军驻防直隶北部和山西境内，由保定南下防御，最后两军要在河间境内会合大操，而后进行阅兵典礼。袁世凯和铁良被派为阅兵大臣，预先在河间设立阅兵处，“以为挈领提纲之所”，派军学司正使冯国璋为总参谋，帮助袁世凯等指挥秋操。各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及各省代表也应邀赴河间观看秋操。
秋操开始，段祺瑞身先士卒，率领5000人从南苑出发，冒雨急行，抢先到达指定地点高阳境内后，他立即派兵侦查南军的虚实。10月25日，南军发起进攻，北军竭力抵御，在段祺瑞的指挥下，加强炮火攻击力度，以攻为守，结果竟然逼得南军节节后退。于是，原计划的南攻北守一下变成北攻南守。南军守也守得顽强，双方都用大炮拼命轰，一时间“日月无光，山河失色”。中外观操者对这次军事演习评价颇高，袁世凯的北洋军因此名声大噪，也给清政府很大的鼓舞。为检阅其他已练各镇的协同作战能力，清廷在第二年的9月又进行了第二次秋操，谓之“彰德秋操”。
彰德秋操仍由铁良、袁世凯担任阅操大臣，参加官兵总数达到33000多人，仍分南北两军。北军由段祺瑞充任总统官，从驻山东张怀芝为统制的第五镇内抽拨步兵l协，马队1标，工程队1营，从驻南苑第六镇抽拨步兵1协，在驻直隶第四镇内抽拨炮队l标，合编为混成第五镇；又在京旗第一镇内抽拨步兵1协，马、炮队各2营，工程队1营，编作以曹锟为统领的混成第一协；军服为土黄色。南军暂由湖北第八镇统制张彪为总统官，由驻湖北的第八镇及驻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组成，军服为蓝色。
此次办彰德秋操显然比第一次的河间秋操有些经验。第八镇和第二十九混成协各乘火车，先一步在新乡会合后，即在辉县进行了一次预演，然后集结在淇县北关一带，等待北军南下。北军在段祺瑞的指挥下，两支人马先分别进行了预演，然后开至彰德府北界刘家辛庄和丰乐镇一带集中。10月20日，南北两军正式成对峙之局，互派马队侦查对方的布防情况。22日晨，两军在汤阴县东南郊演练冲锋阵法，主要考验双方的骑兵。段祺瑞指挥的北军占到了一点优势。23日晨，两军演习了遭遇战法，双方都在炮火的掩护下进入阵地进行争夺战，南军因为动作慢了些，又被北军抢到了些优势。到了第三天，两军又在彰德府城郊外演习了攻击防守各法。可以说，短短的时间里，近代野外作战的种种阵法、战法、守法几乎演练了一遍，这让国人看到了“西法”练兵的效果，观操的外国人士对秋操的评价也颇高。当然，演习双方都有不少失误之处，这对刚步入近代化的中国军队而言是情有可原的，但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双方都有士兵将演习看作“官兵捉强盗”式的游戏，表现得非常不严肃。
两次秋操对袁世凯而言，是他十年来抓兵权、培植个人势力取得重大成果的大展示，标志着以他为首领的北洋军事集团的形成；对段祺瑞而言，他排兵布阵的指挥能力都得到了检阅和考验，并以他的实际表现赢得了认可。
这无疑使他在袁世凯的心目中又增添了几分重量；对于朝廷而言，多年来的西化改革终于看到了现实的成果，中国也迈入了热兵器时代，朝廷的统治又可以“长治久安”了。
从此，八旗军、湘军、淮军成为历史，北洋军作为一支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终于花开蒂落，水到渠成，走上历史的舞台。
帝制覆灭，一造共和
从1896年起，段祺瑞便追随袁世凯左右，成为袁党中一员得力干将。袁世凯一面用心讨好慈禧太后，一面紧紧抓住时任军机处领班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练兵大臣和督办路矿大臣等多项要职的奕勖的裙带，利用其昏庸贪婪的特点，大肆行贿，从而买到了一把保护伞，让他得以扩充军权、路矿权、财政权。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怀芝、王占元等嫡系亲信皆被安排在重要职位上，形成以袁世凯为首的自成一体的北洋系。
人怕出名猪怕壮，自古就是这样。在清王朝满人的统治下，袁世凯以_汉人如此权重势高，令满清亲贵集体感到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载沣、铁良、善耆等一帮少壮派的贵胄，视袁为眼中钉。
1907年9月，清廷下令免去袁世凯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改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调京任职。表面上提升了袁世凯，实则迫使他离开直隶，剥夺了他对北洋军队的直接控制。失去了军队这张护身符，袁世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接下来更糟，1908年11月14日、15日，统治中国长达六十年的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绪先后驾崩，三岁的溥仪被扶上皇位，号宣统，他27岁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掌握了军政大权。载沣是光绪的弟弟，袁世凯出卖维新派，令光绪被囚瀛台，光绪对袁世凯是恨之入骨。载沣为替兄报仇，以绝后患，亦数度欲杀袁。唇亡齿寒，为了救袁世凯，段祺瑞想到一招至险之计。
段祺瑞相约冯国璋，由段自己到保定搞一次虚张声势的冬季操练，让各部队对外放风说北洋军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冬季军事演习，各部队表面上也以行动配合，给人确有其事的感觉，但实际上不是真演习。陆军部一定会知道也一定会吃惊，因为不经他们批准擅搞操练就如同犯上作乱，势必也惊动朝廷，从而让朝中亲贵感受到北洋军的威慑力。一旦朝廷追究，段祺瑞他们又可以异口同词说没有这事，是有人造谣；或反咬一口，说陆军部有意陷害。因为北洋军和陆军部一直有矛盾，外界极易相信，那么，陆军部难逃干系，又向清廷施了压。
果然，陆军部很快收到报告，说北洋军与陆军学堂即将举行大规模冬操，朝廷得到消息大为震惊，这不是抗拒朝廷吗，可是又无计可施。
在这时，又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让段祺瑞好好地利用了一下。
驻保定的北洋第六镇第十一协的几个士兵，聚赌时发生争执，引起火并。该协的协统李纯没敢直接向段祺瑞汇报，只告诉了学堂督办公署，表示自己尽快妥善处理之意。
段祺瑞闻讯后，先是没放心上，过了好半天突然醒过闷来了，一拍脑瓜有了主意。他立即命人给李纯打电话，说李纯那儿是发生兵变了。李纯吓一跳，赶忙解释，段却不听，只坚持说他那儿就是发生兵变了，要李纯率兵镇压，并表示自己随后带兵增援。这事闹的，李纯自己的事，段祺瑞比他还明白，一时间李纯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难道真要出兵镇压，出兵不是不可以，问题是镇压谁？
一时间，军营里鼓号连天，将士们被集合起来平叛“兵变”。消息传开，越传越神乎，段祺瑞遂向陆军部报告：保定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朝中上下大为震动。载沣由此深深感到袁世凯在北洋势力根深叶茂，轻易动之必招大乱。而奕勖、张之洞等王公大臣又强烈反对，加上外国势力也支持袁世凯，令生性优柔的载沣终不敢贸然下手，又不甘心留袁在朝，遂于1909年1月2日发布上谕，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强行将袁世凯打发回家“养病”去了。袁世凯身体如何，自己说了不算，载沣客串了一把医生，还给袁世凯开了一张请假条，假期是无期！
得到诏旨的袁世凯又惊又怕，毕竟此时的自己羽翼未丰，清廷还是有实力灭了自己的，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遭遇什么不测，只能接受旨意回老家河南。为了笼络部下，临行前，他把一所价值30万元的私宅赠给了段祺瑞。后来段祺瑞大部分时间一直就住在这所宅子里。不过关于这所宅子，还颇有些来历，那是一位当时驻京师的闲官和袁世凯打麻将时输给袁世凯的，但房子是给了，房契却没给。后来袁世凯倒台，房主拿着房契来跟段祺瑞要房子。
当时的段祺瑞已经是中国政坛第一人了，这房主未免胆子太大了，虽然段祺瑞家人和朋友幕僚都不同意将房子还给人家，但段祺瑞说： “既然房契在人家手上，他来要房，理当还给人家。”于是全家人就从这里搬了出去，另外租了一所院子居住。由此可见，段祺瑞还是很讲道理的，按他当时的权势地位，完全可以拒绝归还，谁也拿他没办法。何况就是打官司他也未必会输，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这所宅子的内情，是袁世凯送给段祺瑞的，但段祺瑞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利。其个人操守可见一斑。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治斗争素来如此。载沣放逐了袁世凯，立即着手抓回军权，力图剪除袁党。段祺瑞自然不能逃过，他的职务随后一调再调。由会考陆军留学生主试大臣，调任北洋第六镇统制，接着又调任江北提督，地位虽高了些，兵权却被暗削，只能管辖地面治安之事。不过，段祺瑞看得很清楚，王室衰微，袁世凯培植的北洋势力遍布政府各部门，盘根错节，绝不是一班清廷“小爷们”所能彻底剪除的。所以，他这个提督做得蛮安心的，又是做财政预算，又是剿匪管治安，他是恪尽厥职。此外，他还不时发电报到彰德府北门外洹上村的“养寿园”，向隐居此处的袁世凯报告京津动静、朝廷消息，请示处置办法。袁世凯不甘蛰伏，利用种种手段遥控着北洋军；其嫡系徐世昌、段祺瑞等人也时时刻刻在为袁世凯寻找重新出山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说曹操曹操到，机会不久还真就来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革命军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黎元洪被枪杆逼着做了首义都督，武汉三镇也被民军掌握。
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字宋卿，出身寒微。他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任职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后，他投奔张之洞，官至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有“知兵”之名，很得张之洞的赏识。他为人忠厚，人缘好，军中官兵普遍对他印象较好。起义军占领武昌后，在推举革命军政府都督时，他们认为自己地位低下，资格不够，而想找一个社会地位高、有声望的人来出面担任，便把黎元洪推出来了。黎元洪起初觉得这简直是害他，坚决不肯，甚至吓得躲到了桌子底下，是被革命军拿枪硬逼着，勉勉强强做了都督。
清政府大为惊骇，仓促之下，把北洋军改编为第一、第二两军，由陆军大臣荫昌统率第一军火速南下，军咨使冯国璋统率第二军“听候调遣”；同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舰队溯江而上，协同作战，对武汉形成水陆夹击。然而，北洋将士素来只知有宫保（即袁世凯），不知有朝廷，荫昌根本指挥不动。清廷又令冯国璋赶往湖北，但冯却先跑到河南向袁世凯请示用兵方略。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便给了冯一个“慢慢走，等等看”的指示。所以，尽管湖北形势迫人，已经半机械化的北洋军却像得了肌无力，行动迟缓，一步三摇，就那么点路程，十天半个月也到不了汉口。
这时的北京城被南方传来的革命军的消息弄得一片恐慌，一些王公官僚纷纷要求起用袁世凯，接受袁世凯重贿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勖更是极力争取，徐世昌、那桐也从旁边起哄，向载沣施压。载沣先是不吃这套，对那桐严加训斥，那桐一怒之下辞职了，奕勖也不上朝议事了。军情如火情，堂堂清廷偏找不出第二个合适人选。此时，各国驻华公使也纷纷要求清廷起用袁世凯。对袁世凯咬牙切齿的载沣实在没招了，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妥协。10月14日，清廷令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匪事宜。袁世凯要的可不只是这一点权力，又不便完全拒绝清廷，于是就以自己的脚病还没好为借口拖延时间，也是以牙还牙，给载沣一些颜色看。另一方面，他又是奏请增加军费，又是奏请起用被开缺的王士珍、倪嗣冲诸人，作出忙于“筹备布置”的姿态，等待清廷妥协。袁世凯还暗中电召段祺瑞、冯国璋等心腹至洹上村密商对策。段祺瑞是在职官员，按清律是不得擅离职守的，他便悄悄从小道骑马走了七天，赶到洹上。
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四面楚歌的清政府不得已，又于27日这天连发四道上谕，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面节制调遣海陆军、长江水师和此次派出各军，第一军转由冯国璋统率，段祺瑞接任第二军总统。袁世凯达到目的，便决定于30日南下，亲往湖北。可出乎他意料的是，10月29日，山西太原发生了革命，同盟会会员阎锡山被推荐为大都督，宣布独立。同一天驻滦州的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人也起来造反，响应武昌起义，通电要求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军情十万火急，清廷迅速调遣大军前往镇压，这次所调的部队是驻扎在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但腐朽的大清再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日薄西山，因为接到命令的吴禄贞倒是迅速出动了大军，但他要去的地方不是滦州，他的目标也不是革命党人和革命军，而是清廷统治的中心——北京，真相很快就查明了，原因并不复杂：吴禄贞自己本身就是革命党人。清廷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大厦将倾，已经黔驴技穷的载沣被迫在10月30日下达罪己诏，第二天撤销袁世凯钦差大臣的任命，改封袁世凯为内阁总理，这就是说，清廷将所有军政大权一股脑全都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大权在握，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立刻督促冯国璋调集军队猛攻汉口。11月2日，汉口被攻下后，冯国璋恼恨汉口军民拼死抵抗，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于是下令纵兵焚掠，将繁华的汉口几乎洗劫一空，无辜的百姓更是惨遭池鱼之灾。另一方面，袁世凯秘密派人刺杀吴禄贞。负责暗杀任务的人叫周符麟，此人原来是第六镇十二协协统，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因为贪污受贿被吴禄贞撤职。这个周符麟用3万两银子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步周，得到了吴禄贞出行的准确时间。11月7日，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遇刺身亡，革命军对北方的威胁一举解除。
吴禄贞之死，要说起来跟段祺瑞是没什么关系的，他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按段祺瑞的性格，根本不屑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要做就光明正大地做。
其实袁世凯也深知段祺瑞的为人，所以这种事一般是不安排他做的，甚至根本就不让他知道，否则以段祺瑞的性格，他不光不做，还很可能坚决反对。
当时段祺瑞受袁世凯之命，正率第二军南下山西去处理太原革命的麻烦，路过石家庄时恰好知道了吴禄贞被杀的事情，还有人提着吴禄贞的首级前来报功领赏，周符麟报告给段祺瑞，老段也傻了眼，他心里很明白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踌躇了一番后，他给了领赏的人五千大洋，让他速速离去，以后任何场合不得再提起这件事，就让他烂在肚子里。
段祺瑞是袁世凯派去专门处理山西阎锡山革命的专员，更是军队一把手，山西民军中有人认为段祺瑞在军界有良好声誉，于是想拉拢他。没想到段祺瑞态度很是傲慢，根本没把阎锡山放在眼里，他对前来劝说的人只是冷冷地说：“让他阎锡山赶紧取消都督吧，以后别瞎胡闹了！”
袁世凯11月13日回到北京，16日宣布组成内阁，把自己的人大肆布置在清朝中央政府和京城的要害部门，如：他的好朋友徐世昌为军谘府大臣、旧部王士珍为陆军大臣、亲信赵秉钧为民政大臣、唐绍仪为邮传大臣等，把在汉口滥开杀戒而被国人痛恨的冯国璋调回北京，接任禁卫军军统，派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
革命党人一直坚持南北和谈，必须要有两点基础：一、必须推翻清廷，清帝必须退位；二、必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另外，他们从满汉矛盾的出发点上对袁世凯这个汉族大臣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起初尚坚持“君主立宪”的立场，所以，他密令冯国璋猛攻汉阳，以挫其锐气，再行议和。由于黎元洪、黄兴允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即推之为“第一位之中华共和总统”，这使袁世凯看到抛弃清廷孤儿寡母，实现共和，自己才有独步庙堂、掌握国家政权的可能，也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必须采取以革命党来压迫清廷退位，又以清廷来迫使革命党推他作大总统的双刃策略。
方针定下来了，应该说这个如意算盘打得还是很精的，但千算万算，袁世凯漏掉了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差点稀里糊涂葬送了老袁的美好前程。谁？
就是袁世凯最信赖的老部下，对自己一直忠心耿耿的冯国璋。
按说冯国璋要想背叛袁世凯，心理上不愿意，实力上更是不可能，为什么他要坏事呢？其实这事倒也不能完全怪冯国璋，因为袁世凯的这种心理，只能是让手下人自己去领会，无法明说出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奈何冯国璋这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你老袁不是让我打革命党吗，那我就玩命招呼。于是一心想着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冯国璋，根本没领会袁世凯抚剿并重之意，一味猛攻革命军。袁世凯一看要坏事，赶紧派主和的段祺瑞到湖北前线。冯国璋还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接到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的任命大为不满，觉得自己在前线拼死打仗却换来段祺瑞坐在头上，更令他生气的是，段祺瑞到任第二天，就要调他一协的兵力去后方维持治安。他想，在这激战的当口，段祺瑞不给他增兵反抽调他的兵力，这不是釜底抽薪嘛。冯国璋根本不理会段祺瑞，一个兵也不给。
段祺瑞这也是奉袁世凯之命行事，就是想通过釜底抽薪法减轻冯国璋对武汉的攻势，同时也给冯一个暗示。可惜，此时的冯国璋就像一根筋，丝毫没有领会这里面的弯弯绕，还是卯足了劲要跟革命党见个真章。
朝廷的电谕又到了，令冯国璋交出一协给段祺瑞。冯国璋气极，和谋士张联菜商量玩一个花招：假装没收到电谕，打一个电报给朝廷，要求增兵，以尽快攻下汉阳。随后，再发一电，说刚收到电谕，表示尊重朝廷抽兵的安排，但前线战事吃紧，兵力单薄，一时抽调不出，请皇上圣裁。朝廷不知个中隐情，同意了冯国璋的请求，令他速克汉阳。
10月27日，汉阳被攻陷。冯国璋一边向朝廷报功，一边调兵遣将准备一举拿下武昌。清廷对冯国璋大为激赏，封他为“二等男爵”。他还多次致电袁世凯，表示会尽早攻下武昌。袁世凯现在可急死了，一旦武昌真被拿下，他拿什么去胁迫朝廷？他赶紧又是电报又是派特使，让冯国璋别轻举妄动。
因为袁世凯不敢把话挑明，只是不断暗示，奈何冯国璋这时候打得兴起，刚刚得到朝廷恩赏的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浑身都是劲，对袁世凯一再暗示他的南北议和丝毫不感兴趣。
怎么办？这个麻烦只能交给段祺瑞来处理了。新任湖广总督的段祺瑞一到汉口，便为和谈创造条件：首先停止炮轰武昌，撤走了围困武昌的冯国璋兵力，派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北上游说北洋军各将领，要他们赞同共和；另外，又密派原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与北方红十字会负责人夏清贻同往上海与同盟会主要负责人黄兴的代表、江苏民军总参谋顾忠琛，元帅府秘书官俞仲还等秘密谈判。这时候，冯国璋才似乎有点半懂不懂地琢磨出一些味道来了，于是不再坚持武力进攻。
段祺瑞这厢紧张地进行着秘密活动，北边袁世凯并没歇着。12月7日，袁世凯公开派遣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唐绍仪在跟革命党代表伍廷芳接触以后，表露了袁世凯的真实想法是：他期望得到革命党人推他为临时大总统的确切保证后，他才能赞成共和，令清室退位。经过多次公开的、私下的谈判，南北双方达成共识：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双方于12月20日签订了五项草约： “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12月24日，廖宇春先把议和的结果报告了段祺瑞，段祺瑞很高兴，但他不清楚袁世凯的真实想法，担心袁世凯不答应这些条件，廖宇春便建议段祺瑞不如自己先采取主动。
于是，段祺瑞便派廖宇春北上了解袁世凯的真实想法，他先拜访了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知道老袁对共和之举是赞同的，只不过口中不便说而已。
廖宇春心中有数了，又去探问北洋重要将领王士珍、冯国璋、段芝贵等人的意见，没想到他们的态度却是坚决不同意。廖宇春见是这种情况，便同靳云鹏商量，由第一军采取主动以达到共和的目的。
靳云鹏毕业于保定参谋学堂，段祺瑞曾任该学堂总办，因此靳云鹏跟段祺瑞有师生之谊，而且平时跟段祺瑞就走得比较近，后来靳云鹏在段祺瑞手下也曾风光一时。在段祺瑞的支持下，靳云鹏在第一军中积极活动，联络了200多名军官赞成共和，并为实现共和定下一条策略，即由清廷自行宣布共和，不成功就由各军队联名要求宣布共和，如果再不奏效，那就干脆用武力胁迫要求宣布共和。
中国政局真是瞬息万变，就在袁世凯满心为共和谋划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打乱了袁世凯的步伐。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12月27日被在南京举行的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改用公历纪年，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三天后也就是1912年1月3日，各省代表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一心想在实行共和之后得到总统职位的袁世凯顿时有被耍了的感觉，自己这么辛辛苦苦，原来是在给孙中山打工啊？又是伤心又是恼怒的袁世凯翻了脸，于是善于变节的他改了口，声称不赞成共和，南北议和必须以君主立宪为前提，同时他命令唐绍仪辞职，中断在上海举行的议和谈判并再次挥舞起武力这一战无不胜的大棒，指使北洋将领姜桂题、冯国璋等40多人，在孙中山就职当天，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坚持君主立宪，并表示要抵抗到底。为了共和早日实现，孙中山一再表示清帝退位后，大总统位置一定会让给袁世凯。孙中山为了国家大计不惜牺牲自己的胸怀，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可是精于权谋的袁世凯哪肯轻易相信这种不花一分钱的便宜话，他一边积极用武力威胁革命党人，一边让唐绍仪加紧与革命党人的秘密接触，确保大总统之位能让给自己，另一方面抓紧逼迫清帝退位。
面临巨大内外压力的清廷已经是风雨飘摇了，看起来是朝不保夕，时日无多。但有句话说得好，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良弼、载涛等为首的满清贵族坚决反对共和，并密谋干掉袁世凯，看来靳云鹏设计的由清廷自行宣布共和的第一条路是走不通了。于是段祺瑞决定进行第二步。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致电内阁、陆军部、军谘府，声称其所统率的部队已与革命军沟通了共和思想，近来将领们个个都要实行共和，否则就不干了等，恐吓清廷。
手足无措的隆裕太后马上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载沣、载涛、溥伟等满清亲贵和一些蒙古王公一致要求隆裕坚持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隆裕左右为难，竟然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当时还有人主张重用攻克汉阳有功的冯国璋，让他率兵镇压“乱党”，可是打胜了还好说，隆裕担心万一打败了，就连优待条件都没有了，再说光靠冯国璋一个人也远远不够，何况冯国璋还是袁世凯的嫡系，他是不是能听话还是个未知数。这个担心倒是很准确的，事实证明，冯国璋肯定不听他们的。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联合46名前线北洋将领电奏清廷，要求必须立即宣布废除帝制，确定共和政体。北洋军人联名通电，发表政治主张，这还是第一次。段祺瑞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由此提高，这则通电明确要求清廷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同时否认了南京临时政府。此电一到，朝野震动，隆裕皇太后又是一场大哭，对着梁士诒、赵秉钧、胡唯德说：“我母子二人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就在这时，最顽固的宗社党成员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退朝回家时，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的炸弹炸伤，三天后，良弼饮了一杯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推荐的中医送来的药酒后，气绝身亡。炸弹的轰响把皇族亲贵们震得胆战心惊，终于决定退位了，但起来却磨磨蹭蹭，他们还在等待那不可能出现的奇迹。。
段祺瑞便决定以武力逼迫清王室尽早退位。2月8日，他又与第一军的八名协统以上将领联名发了第二个共和请愿电，历数“皇族之败坏大局”的罪状，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说白了一句话，我没工夫跟你们磨嘴皮子了，再不退位，老子可就要率领北洋军攻打北京了。到时候你自己走和让我打走结果可就不一样了。他说到做到，此电一发，他便把司令部从湖北孝感北撤到河北保定，似乎真要领兵入京。这时候，直隶总督张镇芳起头，联络两江总督张勋，安徽、山西、河南、吉林、山东等地巡抚也来了个通电请愿共和，段祺瑞又以湖广总督身份加进来，一时间，全国各省大部分最高官员都参与进来，清廷事实上已经是离心离德，存在与否只是个形式了。清廷权贵们深知大势已去，树倒猢狲散，纷纷逃出北京，寻了各自的去处。万般无奈的隆裕皇太后带着幼帝溥仪，于2月12日在紫禁城举行了最后一次召见大臣的仪式，宣布接受优待条件，并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下三道诏旨，第一诏是清帝退位诏；第二诏是公布优待条件；第三诏是劝谕臣民。至此，统治中国达268年的爱新觉罗王朝宣告结束。
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制度，从此皇帝成为了历史（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那个不算，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认可）。段祺瑞在推翻帝制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功劳极大，当时人们给段祺瑞的赞誉就是：“一造共和”！
共和第一景：乱
皇帝退位，按照南北协议，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为实践诺言，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15日，参议院十七省议员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还将之誉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电告袁世凯。
袁世凯欣喜万分，当即回电表示接受，还将辫子剪了去，以民国新人的姿态过了个年（时值农历新年）。
两千多年的帝制被推翻了，但它留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表现在共和之后，国家政局仍然是一片混乱。首先一件难事，就是临时大总统的任职地点，也就是建都地点。
孙中山为约束袁世凯，使之置于革命党人的监督之下，在辞职时附了三项条件，交参议院通过，即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这三个条件令袁世凯如鲠在喉。要他遵守《临时约法》，那是以后的事，倒不妨答应下来，要他南京就职却是迫在眼前要实行的事，他可不想离开自己经营良久的、能够置于他的掌控之下的北洋军阀老巢。所以，他在发表政见时就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需加布置”，表示不愿南下，后又将帝国主义国家搬出来，说： “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
孙中山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职，决定派欢迎专使北上，敦促其南下。2月27日，以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法制局长宋教仁以及黄恺元、汪精卫等为欢迎员的一行人抵达北京。最擅两面三刀之术的袁世凯摆出热烈欢迎的架势，特命打开中华门（正阳门）欢迎。按清朝先例，非皇帝出入是不得开正阳门的，袁世凯以此举“特示隆礼”。各商家店铺张灯结彩，车站搭起松彩牌楼。在为专使团举行的“茶话会”上，袁世凯屡屡表示准备南下，甚至还讨论了南下路线。袁世凯把戏演得又热闹又好看，蔡元培等人却不知道自己身在戏中。
2月29日晚，北京城内忽然枪声大作，有部分叛乱士兵劫掠烧杀，京城及前门一带的金铺、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以及各行商铺几乎无一例外遭到洗劫，而专使招待所就在煤渣胡同法政学堂，这里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蔡元培等人躲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才逃过一劫。与此同时，通州、天津、保定等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驻京的外交团借口“兵变”，要派兵“保护”在京的侨民和使馆，日本首先调了兵，英、俄、德等国也增兵进京，一时间北方的紧张空气大炽。立宪党人、旧官僚叫嚷起来了；同盟会、光复会总会以及一些中间派也打来电报，主张建都北京；段祺瑞、冯国璋更是维护袁世凯，主张应该将临时政府设在北京。而身为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的黎元洪也发电说： “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蔡元培打电报给临时政府，要求迁就袁世凯，以迅速建立统一政府，防止外国人自由行动。孙中山只好让步。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的公署内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蔡元培全权代表参议院致词，袁世凯本人向蔡元培宣誓。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把政权正式交给袁世凯。袁世凯终于攫取到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开始。
其实，所谓“变兵”，不过是袁世凯派曹锟干的一件掩耳盗铃的勾当。
当时的曹锟是北洋第三镇统制。这事最先知道的就是唐绍仪。因为唐绍仪是袁世凯很信任的人，所以曹锟也没有把他当外人。兵变第二天，曹锟一身军装进了袁府，见到袁世凯先请安，然后大声说：“报告大总统，奉您的命令，昨夜兵变的事已经办好了！”回头还给唐绍仪请安，袁世凯没想到这个愣头青这么不知轻重，非常尴尬，马上脸色一沉，怒喝： “胡说八道，还不快给我滚出去！”曹锟一愣，虽然没明白什么意思，也知道可能说错话了，一声不吭地跑了！
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后，开始组织内阁，3月13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绍仪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朋友，在南北议和时，经袁世凯同意，在上海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南北都可接受的人物。革命派本希望由黄兴来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却坚决认定此职非段祺瑞莫属，使段祺瑞得到这一重要职务。至此，段祺瑞正式步入北京的权力中枢，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第二件难事就是约法问题，主要体现在总统与内阁的权力分配上。
南京临时政府在定都的问题上与袁世凯作斗争失败了，他们隐隐感到袁世凯难受约束，决定以法律来制约他，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于是，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从起草到通过大约只用了一个月左右时间的文件是一个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件，它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特意将原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也就是说，总统只是一个虚职，内阁总理是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的，总理可以驳回总统的议案，总统颁布的命令须由总理签字才能发生效力。这一下真是戳到了袁世凯的心窝子，自己辛辛苦苦搞了半天，当这个大总统还不如当总督时的权力大，早知道这样，我用得着这么卖命吗，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吗？但他刚刚上台，他还无法摒弃《临时约法》，还好，第一届内阁总理唐绍仪是他点名出来做的。袁世凯满心以为这个在小站练兵时跟了他的亲信会听命于他，谁知，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背离他的设计。
唐绍仪年轻的时候曾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感染。他在1908年出使美国，考察比较之后，越发感觉到共和政体比帝制要优越得多，所以在南北和谈时，他表面上是清廷代表，实际上却处处为革命党人考虑。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是认为唐绍仪是他的老朋友，又和南方革命党人关系融洽，且深通洋务，与英美关系也不错，用之为国务总理应该不错，袁世凯同时深信自己能控制唐绍仪。但在唐绍仪的思想里，特别强调内阁责任制，诚心与同盟会合作，逢推行袁世凯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想法，只要觉得不可以做的，一定到老袁那要求拖延甚至干脆废弃，弄急了还和袁世凯争执起来。袁世凯失望透顶，在又一次争执后，袁世凯怒气冲冲地脱口而出： “我老了，没什么用了，你来干总统吧！”唐绍仪也拂袖而去！
小弟不听话，老大不高兴，袁世凯决心赶走讨厌的唐绍仪，段祺瑞是衷心维护袁世凯的，他敏锐地察觉到袁与唐的不和，于是联合内务总长赵秉钧在国务会上处处与唐绍仪作对，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应凡事听命于总统，还反对内阁集体负责，唐绍仪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接下来，又发生了“王芝祥事件”。
王芝祥在直隶是个颇有声望和实力的人，跟同盟会走得比较近。于是唐绍仪推荐，直隶省议会通过，公推他为直隶总督。可是等王芝祥跑到北京准备上任时，直隶各路北洋军通电反对，这当然是段祺瑞他们指使的。袁世凯马上借口军队反对，拒绝了唐绍仪的推荐，并且还同时委任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 叫王芝祥去解散黄兴的军队。唐绍仪十分气愤，批评说不能因为军队几个人反对就如此儿戏地出尔反尔，失信于民。段祺瑞当然反驳： “军队要是暴动了，你负责啊？”最后袁世凯大笔一挥，将直隶总督的名字改成了冯国璋。也是，袁世凯的势力主要在直隶一带，哪能让个外人来看着自己。
唐绍仪一气之下，于6月15日留下辞职呈文，跑到天津去了。袁世凯高兴得很，但表面上仍先后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陆军总长段祺瑞等到天津去作了一番形式上的挽留，唐绍仪就是不答应，袁世凯即令陆征祥为继任总理组阁。
陆征祥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本来是位职业外交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所以袁世凯以“超然内阁”标榜这届内阁。但是陆征祥只有面对面谈判的老式外交家的经验，而没有政治家向国会陈述政见时那种侃侃而谈、雄辩滔滔的本领。袁世凯要他代表自己向议会提出增补阁员名单，他却连发言稿都没有准备，就匆匆忙忙跑到议会，一眼看到数百议员闹哄哄的情况，竟然把堂堂总理吓呆了，说起话来文不对题，语无伦次，还说补充名单就相当于开列菜单，引起全场一片哄笑，使他狼狈不堪。最后他所提的名单，全部遭到否决，弄得自己下不了台，成为民国史上的一则笑话。意识到自己不适合这个闹哄哄的舞台，三个月后，陆征祥称病请假，再也不问政事。
袁世凯批准陆征祥辞职，又任命赵秉钧出任国务总理。就这样一年时间不到，北京政府换了三届总理，唐绍仪出走，陆征祥辞职，赵秉钧接着上台。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一派热闹景象。
真假共和
中华民国成立了，共和制度表面上成为了中国政治的选择。但经历了几千年帝制时代的中国，对于共和究竟应该怎么搞，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中国人骨子里就相信一点：绝对的权力。我们今天在美国大片中经常看见的国会中议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辩论，最后求得妥协，形成一份正式文件的政治模式，中国人接受起来实在是费劲。因为大家都不习惯将自己的想法打个折扣再实行，怎么办？集权！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正式改组，联合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较小的党派，组成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党务工作。国民党希望通过争取到议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从而削弱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自然视国民党为眼中钉，想方设法要打击国民党。老大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段祺瑞的工作重点自然转到了对付国民党方面。
1913年初，江西都督、国民党人李烈钧买到一批枪支、弹药，预备从上海进货。这是当初南京临时政府批准的。段祺瑞获得消息，以未经陆军部批准为由，密令九江驻军扣压枪械。为防止李烈钧反抗，段祺瑞先派兵到江西，然后通知李烈钧说所有枪弹分给了水师。李烈钧愤怒之至，通电抗议，要求发还枪弹，并多方布置，显示出不夺回枪弹誓不罢休的姿态。袁世凯不便公开与国民党人决裂，只好令段祺瑞发还。段祺瑞心中极不痛快，以武力打击国民党的念头油然而生。几个月后，发生了宋教仁被暗杀事件，段祺瑞又被袁世凯指派为代总理，由此攀上了其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
宋教仁，湖南人，是一个在当时享有很高声誉的革命党人。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欣喜万分，到南方各省巡回演讲，批评时政，影响很大。他还做好了做政府总理组织内阁的准备。袁世凯又嫉又恨，很害怕宋真做上内阁总理，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一起由袁世凯主使、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直接布置、上海特务应桂馨指挥、兵痞武士英来执行的暗杀行动开始了。
那是在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应袁世凯的邀请，准备从当时国民党的大本营上海去北京。在沪宁车站等车时突然遭到枪击，子弹洞穿腰部，在医院抢救时才发现子弹是有毒的，两天后，这位年仅3l岁的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不幸逝世，国民党通过政党政治削弱袁世凯势力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由于这件事影响实在太大，袁世凯自己也兜不住了，全国人民要求查明真相、惩办凶犯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会也召开特别会议，责成尽快破案。案情并不复杂，很快查明，凶犯就是武士英，而他的幕后则是上海青帮头子应桂馨，应桂馨又供出了洪述祖，这就不用往下查了。一时间群情激奋，舆论滔滔，袁世凯一看事闹大了，不好收场，为了丢车保帅，只好牺牲赵秉钧这位忠心耿耿的马前卒了。于是赵秉钧因为宋案“引咎辞职”，袁世凯立马批准，同时任命段祺瑞为代理总理。
民主共和的概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段祺瑞这位从晚清政治漩涡中走出来的政治家也不例外，从个人操守上说，段祺瑞不愧为北洋时期不可多得的清官，个人生活简朴，从来不以权谋私，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良的嗜好，唯独有一样东西，是段祺瑞一生追求的，那就是权力。
段祺瑞的性格刚烈耿直，性如烈火，而且做事情向来独断专行，根本容不得别人在他面前指手画脚。他在做代总理时，除了必须参加的国务会议外，从不到国务院办公，有时甚至连国务会议也不参加，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将国务会议放在眼里，每天都在自己的办公室办公，而他处理的也主要是军事问题。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不主张对南方用兵，认为北方军力虽然强过南方，但现在民国了，民众的民意是支持和而不是战，应当考虑民意的向背。
段祺瑞一听大怒，就像老师训斥小学生一样板起面孔斥责：“你不过是个文人，军事的事你懂什么，闭上嘴吧！”堂堂的中华民国国务院秘书长竟然被人毫不客气地剥光了面子，盛怒之下的张国淦气得立即递了辞呈。袁世凯知道了赶紧挽留，因为张国淦是湖北人，南北议和时是湖北省代表，袁想借张充当他和黎元洪之间的桥梁。可段祺瑞对张国淦一百个不满，连老袁的面子也不给，干脆派自己的秘书卢弼代理秘书长，把张国淦一脚踢出了国务院。
段祺瑞大权在握，我行我素，从来就不把国会当回事。当时段祺瑞主持推动“善后大借款”的决议，为了弄清楚这～决议的本质和其他细节，国会两院要求国务员接受质询，但是段祺瑞竟然派兵封锁了出入国会的道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国会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万分。议员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开始心里打鼓。这时候段祺瑞一身戎装，威风凛凛地走进会场，士兵们全体立正，口令山响，而段祺瑞神态自若，微笑颔首，向士兵们挥手致意。议员们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好半天回过神来，才有议员战战兢兢提出今天的主题，要求解释借款案。段祺瑞却倒也痛快，给出了最简洁的解释：“这事已经是生米煮成了熟饭，没必要再议了！”一席话落，斩钉截铁，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
为了集大权于一身，袁世凯一直在积极备战要解除国民党的武装，在孙中山的指挥下，李烈钧于7月12日占领江西湖口，组织讨逆军，发布《讨袁檄文》，宣布独立。“二次革命”就此开始。接着，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及上海先后响应革命，宣布独立。
但天下之事往往就是这样，新生事物要想获得成功，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词叫做“交学费”，国民党因为政治上还不成熟，内部缺乏统一领导，很快被袁世凯各个击破，大权独揽的袁世凯现在可是神气十足，决定要把自己的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怎么变？民国了，不是皇帝时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还是要走一下形式的，选举吧！袁世凯做事情向来不犹豫拖拉，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选举，他都懒得费工夫游说这个那个人了，直接用大把的银元收买，很快袁世凯如愿以偿，被国会选举为正式大总统。
现在的老袁已经不是前清时期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而是真正的中华民国第一人，集大权于一身，按说应该满足了吧，但这就是政治家与老百姓的区别。即使是这样，老袁仍然忧心忡忡，他担心什么？担心有人随时取代他。现在毕竟是民国，共和了，他这个总统又不是皇帝，哪天一不小心差两票就给选下去了。放眼全国，能跟他争位子的人能有谁？孙中山的国民党人都跑了，剩下还有一个人有资格：副总统黎元洪。
黎元洪不是北洋嫡系，他以副总统之位兼湖北都督，湖北这地方向来有九省通衢的说法，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而且黎元洪还有“开国元勋”之声誉，这个人有地盘、有军队，还有政治影响力。袁世凯对他怎么也不放心，于是就想把黎元洪调到自己能掌握的地方，所以，在他当选正式大总统之后，干的第一件正经事就是请黎元洪进京。黎元洪不是傻子，知道自己一离开了湖北怕是这辈子都回不来了，因此一再拒绝。软的不行来硬的，袁世凯干脆来了个“霸王请客”，派段祺瑞亲到武汉“迎驾”。
段祺瑞办事也够干脆的，他到湖北只待了一天，说是第二天就要回京，中国人是很讲究礼节的，朋友要走怎么也得去送送吧，黎元洪于是去送他过江，没想到这一送成了“肉包子打狗”，到了火车站，黎元洪自己反而被送上了车，段祺瑞却下车回到了都督府。黎元洪在袁世凯的谋士陈宦押解式的陪同下，乘专列赴京。黎元洪还在路上，命令段祺瑞为湖北都督的公文就下来了，湖北这么个好地方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段祺瑞的地盘。而黎元洪一到北京就被袁世凯客气地安置在北京新华门内南海瀛台居住，虽不算是软禁，但黎元洪离开湖北就成了无本之木，袁世凯自然再也懒得理他了。
飞乌尽，良弓藏
现在天下是袁世凯的了，放眼全国再无对手，接下来该干点什么呢？我们想不到，袁世凯想到了，那就是他部下兼亲戚段祺瑞。
袁世凯是以北洋军发家的，深知掌握军队对统治者来说就是掌握了自己的命根子。
段祺瑞自北京政府成立起，就历任各界内阁中的陆军总长，等于是掌握袁世凯命根子的人。段祺瑞自从镇压“二次革命”后，他主管的陆军势力膨胀，陆军部范围内的大事段祺瑞往往自作主张，其门生、故旧迅速得到提拔、重用，像被人称作“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做了陆军部次长；人称“四大金刚”的靳云鹏任山东都督；吴光新升了陆军中将；傅良佐做了总统府军事处处长；曲同丰为将军府参军，段祺瑞不带兵但可控制的兵能左右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北京城。这使袁世凯感到了隐隐的威胁。
如果段祺瑞死心塌地追随自己倒也罢了，偏偏这位段大爷生就一副臭脾气，他性格耿直，遇事一般不轻易表态，但是他一旦表了态，你要是不听那就麻烦了。就是在袁世凯面前，老段这脾气也丝毫不改。逼急了他还敢跟袁世凯拍桌子，袁世凯觉得想完全驾驭段祺瑞是不可能的，为了剪除后患，袁世凯开始一步步限制段祺瑞。
1914年5月8日，袁世凯撤销了总统府军事处，下令成立“大总统府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侍从武官长荫昌、王士珍、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原云南都督蔡锷一律为办事员。办事员轮流在处值班，王士珍主持常务，一切军事要政都由当值办事员呈袁世凯定夺。表面上看来，陆军、海军、参谋三部的军事集中统筹，实际上袁世凯是要总揽所有军权。段祺瑞一眼就看出了老袁的用意，心里非常生气。
一次开会，段祺瑞自始至终绷着脸不发一言，当袁世凯提出让王士珍担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座办时，问段的意见，段祺瑞气鼓鼓地说：
“行，总统要办的事还有不行的？”袁一看段这态度，为免过分激怒他，事后也找到他向他解释，但无论如何，段祺瑞是知道袁世凯对他不信任了。他干脆来了个消极抵抗，不但经常借故不参加统率办事处的会议，连陆军部的部务也全交给次长徐树铮代办。
接着，袁世凯下令把各省的都督改称为将军，督理本省军务，其性质为统率办事处派出的驻地军事指挥官，“有特殊功勋者”封为“上将军”；另外，他在北京又建了将军府，专门安置没有地盘和军队的闲散将领，这既是“安慰奖”又利于控制自己信不过的将领们。段祺瑞就被封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名声虽好听，但段祺瑞的实权没有多少。
袁世凯为了重新造就一批绝对服从自己又有新军事才能的军人，也为树立长子袁克定在军队中的威信，决定在统率办事处下另行编练模范师，由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筹备员，并先成立了相当于一个混成旅的军事模范团。
第一期模范团，袁世凯为培养接班人，想让长子袁克定来做团长，于是找段祺瑞商量。段祺瑞毫不客气地说：“我看他不行吧。”袁世凯早就习惯了段祺瑞这臭脾气，他努力克制自己，极力说服，但谈了半天，老段硬是不同意，袁世凯也冒火了，最后甩出一句：“你看我行不行呢？”这下子段祺瑞才不吭声了，于是第一期模范团的团长就由袁世凯自兼，段祺瑞口头上不说什么，心里直生闷气。别人生闷气可能看不出来，段祺瑞却不一样，他一生气鼻子会歪到一边去（关于这一点，倒是查过不少相关书籍，但是没有发现与之相似的记载）。
直接导致袁世凯下定决心解决段祺瑞影响力的，是蒋方震事件。
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州人。他是日本士官第三期毕业的，在第三期中国留学生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回国后又被派到德国留学深造。蒋方震是个军事理论家，不问政治斗争，他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整套的军事教育计划并拟制了军费预算，但遭到了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瀚搁置不理。
魏宗瀚是北洋军官速成学校出身而被段祺瑞安插在陆军部里。当时的中国军界人物里，北洋速成派跟日本士官派的明争暗斗很激烈，这两派的幕后老板分别是段祺瑞与袁世凯。所以，段祺瑞不喜欢的人，魏宗瀚也不会在乎。
蒋方震见自己的计划久未得到回音，便托总统府军事处的副处长傅良佐打听，魏宗瀚推说日后再议。又过了一段时间，蒋亲自找到魏追问，魏宗瀚干脆连推脱都省了，直接告诉他，这事不批。
蒋方震说，这事已在全校师生会上宣布过了，总统和军事处也都赞成。
魏宗瀚更不客气了：“那你找我干什么？找总统去吧！”蒋方震气得浑身颤抖，回到军校召开大会，向大家说明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越说越伤心，越说越气愤，突然他掏出手枪就向自己开枪，当时身边有人反应快，赶紧伸手推了他一下，子弹从身体表面擦过，没有击中要害，经医院全力抢救终于脱险。
造成蒋方震自杀的前因后果，袁世凯心知肚明。表面上他超然事外，没有追究魏宗瀚，但在暗地里，袁世凯却加紧了清除段祺瑞势力的步伐。山雨欲来风满楼，平静的背后，政治较量却是波涛汹涌！
袁世凯第一个想除掉的，就是段祺瑞的第一智囊、人称“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
徐树铮其人
徐树铮，字又铮，曾用名徐则林。他也真敢取名，反过来念就成了林则徐，只不过人家林则徐是历史知名的政治家，其文才武略早已是名留青史，而他徐树铮不过是一介籍籍无名的秀才而已。
袁世凯做山东巡抚编练新军时，小徐慕名投奔。他献给袁的见面礼是一纸万言书《国事条陈》。袁世凯看后觉得这个才22岁的青年人的确才气逼人，见解不凡，也有心接纳，但阴差阳错，最后小徐投袁未成。就在他失意彷徨之际，偶然机会他结识了其时正在袁世凯手下任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及随营武备学堂总办的段祺瑞，段非常赏识他，让他当秘书，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段祺瑞在保定办军事学堂时，徐树铮虽然只是个文职幕僚，却天天和士兵一道操练，段祺瑞因此称赞他“艰苦卓绝，志趣异人”，并于1905年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留学。回国之后，自负文才武略样样精通的他就一直跟随段祺瑞，成为段跟前不可或缺的人物。
士为知己者死，小徐一生的确对段祺瑞忠心耿耿，从来没有二心。而段祺瑞对徐树铮也给予了少见的信任，可以说，在国事和军事上段祺瑞做出的每一项重大决定，都有徐树铮的影子。
这个徐树铮的确也颇有真才，据说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什么公文、条例，他既看得快，又记得熟，只要段祺瑞一问他，他总是对答如流。段祺瑞对徐树铮的提拔也是连升三级，很快就让他做到了自己的副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且他还特别欣赏小徐，基本上是言听计从，真不知道徐树铮给段祺瑞吃了什么迷魂药。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段祺瑞对徐树铮如此高恩厚义，徐树铮对段祺瑞却并不是言听计从，段祺瑞吩咐下来的事，徐树铮不喜欢的就直接驳回，不想办的事情就扔在那里理都不理。就是这样，段祺瑞居然好像并不怎么生气，按他的脾气绝不应该是这样的。想必段祺瑞和徐树铮是“王八瞧绿豆——对眼了”，因为段祺瑞也是这么个倔脾气，顶撞起袁世凯来也是一样的！
有一次，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想在陆军部安插个熟人，就随便跟段祺瑞打了个招呼。在袁克定看来，这种事对段祺瑞来说还不是举手之劳吗，可过了好些天也没动静，原来段祺瑞对袁世凯父子在陆军部安插人很不满，这次就没办。当袁克定再次找段，段推说已交徐树铮去办了。袁克定便让被推荐的人去找徐树铮查问。
徐树铮正在开会，就叫这人等几天再来。几天后，这人又来了，徐树铮打发他说：“你去查查批文吧。”
这人满心欢喜去查，徐树铮还真没骗他，人家的确给办了，批文上有徐树铮的亲笔批字：查本部已无空缺，批驳，验过。这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这样忽悠人的？于是跑去跟袁克定告状。袁克定便跑到袁世凯那儿诉苦，说： “陆军部目中无人，简直成了段祺瑞的天下，连您的话都不当回事。”
袁世凯也很生气，同时还有点莫名其妙“芝泉怎么会用徐树铮这种人！这也太狂了吧。”袁世凯总觉得，徐树铮的狂，一定是段祺瑞授意的，否则就凭他姓徐的有多大胆子也不敢在老袁家的人面前放肆。不过一向精明的袁世凯这回可算错了，还真不是段祺瑞教他这么做，因为徐树铮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次，袁世凯把段祺瑞召去查问一件公事，段因为已很少办陆军部的事了，便回答说：“要到部查明。”袁当即放下脸来不高兴地说：“怎么还要查明，你的呈文不是已经送来了吗？”原来徐树铮代办后直接呈送总统府了。段祺瑞当下闹了个满脸没趣，好不尴尬。袁世凯心中不耐烦已到顶点，没等段祺瑞走远就大发牢骚说： “咱们这北洋成什么样子了？他冯国璋每天要睡到12点以后才起床，这个段祺瑞天天不来上班！”过了些天，他向段表示想升迁徐树铮，调出陆军部。段祺瑞当即不假辞色地大声道：“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尔后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为了掌控段祺瑞，袁世凯在段祺瑞左右上下安排了很多人，每天向他报告段祺瑞的一举一动，段祺瑞感到动静受人窥察，心情郁闷到了极点。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人家小老百姓还有一些个人隐私呢，我这不成了脱光衣服展览了吗？
皇帝轮流做，今年到袁家
有一部很搞笑的香港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当时看了觉得堪称经典对话。电影里皇后娘娘不解地问他的哥哥国舅爷： “你现在已经是宰相之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皇帝都没有你说话好使，你干嘛还要篡位谋反呢？”
国舅爷回答：“能得到的我都得到了，不篡位我不就没有奋斗目标了？”
这话搁在袁世凯身上正合适！已经是中华民国的袁世凯集大权于一身，已经是名义上加上事实上的国家元首。但是他却并不安心于做这个大总统，开始将目光盯到了他新的人生目标上：当皇帝！
为了集中权力，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强令解散国会，中华民国的立法机构自此消亡。接下来，袁世凯攻击的目标是《临时约法》。为推翻限制他权力的《临时约法》，早在1913年10月，他就下令组织了一个专为把内阁制改为总统制的御用机关“中央政治会议”，但政治会议不敢承担因此而引起的政治后果，请袁世凯另设“造法机关”承担其事。于是，袁世凯又新设了一个“约法会议”，于1914年3月28目开幕。约法会议在他的授意下，在十天内赶制了一部适合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中华民国约法》——又被人称作“袁记《约法》”，历史上称为新约法，以区别于临时约法。其主要内容是把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大总统既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同时又是“行政首长”。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将成立一个立法院。在立法院成立之前，由作为总统咨询机关的参政院代行其事。新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无限扩大到已经等同于皇帝了，特别是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给爵位”的权力。颁授爵位本是皇帝的特权，总统有这样的权力，离皇帝之位也就不远了。
大凡制度革新，总要舆论先行，这是万试万灵的法宝。为了营造复古的气氛，袁世凯首先从已经被打倒斗臭的孔子开始。他下令所有学校里都要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各地方政府以及民间也要举行祭孔祭天的仪式，重新将孔子推到中华文明至高无上的地位。难道袁世凯真的对孔子的儒家学说推崇备至？这么说也太抬举他了，孔子之所以能在这时候成为袁世凯的大旗，只因为一点：孔子是维护帝王制度的。1914年9月，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到山东曲阜孔庙祭天，当年12月，又在北京天坛搞了一场“祀天”活动。袁世凯在这两场大型典礼上都刻意模仿帝王的仪式：三跪九叩。
然而，袁世凯刻意营造的这股复古之风，却产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帮前清遗老遗少们还以为袁世凯是要复辟帝制，并将权力还给大清皇室，于是纷纷大造舆论，宣扬袁世凯的“功德无量”，甚至开始有人积极运动住在紫禁城里的溥仪，试探他对恢复权力的态度。
很快，这一消息就传到了袁世凯的耳中，一听说自己苦心营造的气氛被人歪曲成这般模样，袁世凯鼻子都气歪了（不是真歪，段祺瑞的终极武器不是谁都能学的），心说： “你们这帮蠢材，就算要复辟帝制，老子也不会选爱新觉罗家的人啊，没看见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为了尽快澄清误会，以免授人以柄或者假戏真做，袁世凯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袁世凯闪烁其词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宣统皇帝和满族已经让位了，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如果中国真的需要一个皇帝，那也应该是汉族人来干。大家听后一头雾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都没敢接话茬。眼看自己抛砖引玉之计没有效果，袁世凯干脆再说得明白些：皇帝可以恢复，但不是满族人爱新觉罗氏，必须是汉人。于是大家半懂不懂地发问：那谁有资格当皇帝啊？
袁世凯一时愣住：天！我说得够明白了，你们怎么就是不开窍啊？还能有谁，我在这儿忙活半天是干嘛呢？但因为时机不够成熟，袁世凯不敢直接将话挑明，只好半开玩笑地说： “大清朝是从明朝得到的，所以皇帝应该姓朱才是，最好是明朝洪武后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意图，他甚至故意指着当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钤说：“要是实在找不着，朱总长不就是现成的人选吗？”朱启钤听了只好傻笑，但心里已经开始有点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个效果，那就是袁世凯不反对恢复帝制，并且暗示要由汉人当皇帝。此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越来越公开化了。
段祺瑞第一次听手下人报告袁世凯的讲话时，说实在的，他是真吓楞了。不会吧大哥，你不会是真的要搞帝制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要做你就做去吧，我们也不跟你争了。可是你要做皇帝那玩笑可就开大了。
这里还有个小花絮：袁世凯称帝前，袁世凯手下那些军人们早就恢复了过去的跪拜礼，而段祺瑞是明确反对的。有一次，冯国璋拉段祺瑞给袁世凯拜年，冯国璋先下跪了，段祺瑞被将了军，只好也跟着冯国璋跪了下去。袁世凯倒有点不好意思了，连忙起身哈腰说： “不敢当！不敢当！”可是他们再到袁克定那里也行跪拜大礼，这位大少爷居然面不改色地接受了他们的跪拜。段祺瑞恼怒之至，破口大骂： “我们做了上一辈子的狗，还要做下一辈子的狗！”于是段祺瑞打定主意，反对袁世凯称帝。
段祺瑞一再找袁世凯，试探他对帝制的看法，袁世凯始终不承认他要做皇帝，而用模棱两可的话回答。段祺瑞很诚恳地说：共和已经是潮流，世界各国也都是由君主走向共和，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国家是由共和再倒退回君主制度的。再说自从清室退位，皇帝早已走下神坛，没有了往昔赫赫威风，老百姓早就不把皇帝当神一样膜拜了，现在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当这个皇帝，只能是自讨苦吃。
段祺瑞一番话入情入理，觉得袁世凯怎么着也得有所警醒，没想到老袁竟然抛出了这么高论： “中国的教育很落后，老百姓愚昧无知，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民主，给他们权利他们也只会浪费，要不就是瞎选举。你看现在中国也好歹搞了四年的共和了，情况变好了吗？国家没有统一，南方一直处在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天天打仗。这么搞下去，中国还能有个好吗？”
段祺瑞一听，心里就感到不妙，于是他尽力劝说，试图打消袁世凯称帝的意图。袁世凯其实也不打算说服这位老部下了，他也明白，想让段祺瑞支持他当皇帝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也就淡淡地说：“是不是恢复帝制，我也没有太认真考虑过，社会上的一些消息不过是空穴来风，你不必当真。现在有人说想让我当皇帝，那不过是一些学者们的学术研究而已，是就事论事，跟我本人没什么关系！”
几句话打发走了段祺瑞，袁世凯却已经确定，段祺瑞必定是自己称帝路上的绊脚石，这个人是不能再信任了，必须尽快解决。可是怎么解决？袁世凯一下子也想不出好办法。不过，只要想，办法总是有的。很快，机会就来了！
为了顺利当上皇帝，袁世凯知道必须得到国外势力的支持，而对中国局势最“关心”的莫过于日本了。为了抓住这一良机，日本趁机提出了几乎可以直接灭亡中国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以此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条件。
历史上一直说日本对中国是“狼子野心”，那么这个野心究竟野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妨抽出点时间，简单看看“二十一条”条款，就明白为什么说他“丧权辱国，亡国灭种”了。
因“二十一条”并不算长，下面列出主要原文：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
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左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匡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
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删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台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台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糟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定立专条如下：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
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车谬][车曷]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第五款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第七款中国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
民国时期的官方语言已经是半文半白了，现在的人理解起来难度并不大，所以也就不用翻译。看看这些条款中，几乎每一条都将中国的主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比如山东的一切权益，比如中国的警察系统要由日本人插手，比如中国东北的一切采矿权都归日本等等，甚至中国各级政府都必须由日本人来当顾问。晚清以来所有外来战争加在一起，不过是将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而这“二十一条”却将中国完全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殖民地。因此消息传出，举国沸腾，民情激愤，全国爆发了反对日本的浪潮。
由于二十一条实在是太过分，袁世凯开始也不敢完全答应，但日本利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步步紧逼，甚至不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再不答应就要动武。袁世凯紧急召集幕僚讨论对策，大部分人都不约而同地主张接受条款，而段祺瑞则拍案而起，怒斥这帮人简直是祸国殃民，对日本必须坚决抵抗，必要时号召全中国的军队抗战，一定要教训教训狂妄骄横的日本人。
袁世凯考虑到如果不答应，自己的称帝野心自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同时他也深知，中国的国力尚不足以与日本抗衡，战争一起，中国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是一败涂地。于是他最终拒绝了段祺瑞的建议，决定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宣布中国接受除第五号条款之外的全部其他条款。
生来就不服输的段祺瑞眼看自己的意见再一次被弃之敝履，而且如此过分的条约居然都能被接受，气得他差点吐血，不用说，他那出了名的歪鼻子这次又歪了。一怒之下，他向袁世凯提交辞呈，表示自己再也不过问一切军政事务。
真是天赐良机，袁世凯马上就坡下驴，说： “你现在气色很不好，可能身体不舒服，休息休息也好！”于是下令段祺瑞去西山休养。为了不过分激怒段祺瑞，还特意颁发褒奖令，对过去段祺瑞的功劳做了一番表彰，并且拨付医药费让段祺瑞安心休养。段祺瑞一走，王士珍就被任命为陆军总长，接替他的职位。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赶走了段祺瑞，他的死党，现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很快就被冠以贪污军火的罪名免职，段祺瑞彻底失去了对军权的控制。
刚离职的时候，为了表示对段祺瑞的关心，袁世凯经常派人给段祺瑞送东西，像什么鸡汤、人参、鹿茸，什么高档送什么，他知道段祺瑞个人没什么钱，这些东西他是买不起的。不过，段祺瑞可从来不敢碰这些东西，一接到东西，回家就偷偷倒掉了。不是段祺瑞暴殄天物，而是怕，怕袁世凯下毒，因为赵秉钧尸骨未寒，段祺瑞不想做赵秉钧第二。 （当初宋教仁遇刺案真相败露，袁世凯大怒，便命令杀应桂馨灭口。赵秉钧得到消息，曾打电话到总统府询问谁叫人把应打死，回说是总统的意思。赵秉钧就说了一句话：“这样，今后谁还肯为总统出力？”就是这句话送掉了他的性命。几天以后，赵秉钧生病了，袁世凯推荐医生给他治疗，结果他服药以后却很快暴死。）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越来越公开化，社会上早已是沸沸扬扬，连身在南京的冯国璋也坐不住了，赶到了北京，当面询问袁世凯关于恢复帝制的事情。大事未成，冯国璋的态度他也不摸底，袁世凯还不敢公开，于是他回答冯国璋：“我现在的地位跟皇帝没什么两样，我个人没什么追求了。
当皇帝最大的好处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可是你也看见了，我的大儿子身体是残疾的，那个老二根本不关心政治，整天附庸风雅，想当个名士。老三更不用说，啥都不懂，他当皇帝岂不是开玩笑？其他的儿子都还太小，不可能参与国事。而且，历史上看，帝王之家恐怕没一个有好结果的，我还能应付局面，一旦我死了，他们的下场可能会很惨，为了他们的将来，我怎么会害他们昵？”
直肠子的冯国璋信以为真，于是放心地动身回南京。临走前，特意去探望了一下段祺瑞，并且还把袁世凯的原话转告了段祺瑞，表示袁世凯不会真的当皇帝。深深了解袁世凯的段祺瑞却只是摇摇头，“老头子讲的话你觉得是真心话么？”冯国璋愣了，他知道段祺瑞的话有道理，但又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问段祺瑞，如果袁世凯真的称帝，他怎么办。段祺瑞态度很坚决的说： “我是绝对不赞成搞帝制的，那只能是历史的倒退。但是袁项城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能跟他对着干，否则会有人骂我段芝泉忘恩负义。”
消息传到了袁世凯那里，袁世凯当然是十分恼怒，不过他暂时还不想对段祺瑞采取什么极端的手段，毕竟段祺瑞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爱将，而且段祺瑞的能力有目共睹，如果有一天他能回心转意，必定是自己的得力干将。
再说他也深知段祺瑞的为人，这个人即使反对帝制，但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行动，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不过，他这么想，不一定所有人都这么想，袁克定就是个例外。他知道段祺瑞坚决反对称帝，便对他恨之入骨，甚至开始密谋采取行动，从肉体上消灭段祺瑞。
因为姻亲关系，袁克定平常是管段祺瑞叫姐夫的，但现在这个小舅子已经要对段祺瑞下手了。段祺瑞并不是闭目塞听，对这些消息还是很警觉的，但因为袁世凯对他的大恩，他只能克制自己，并且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反对帝制，但是只能用口不能用兵。我想袁项城不至于对我个人有什么过分的行为。如果不幸真的发生，那我只有坐在家里等着！”
这话还真管用了，很快袁世凯就听说了袁克定的一些小动作，马上将他叫去骂了一顿： “你姐夫对帝制确实是有意见，不过他只是动动口而已，又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我听说你对他不满，还要对付他，你必须马上停止一切动作。怎么说他也是我们家的亲戚，现在大事还没有定，家里就闹成这样了，将来不是更乱么？”
一番话，袁克定只好放下了对付段祺瑞的行动。
洪宪元年，只此一年
段祺瑞的个人安全暂时有了保障，但全国的政治形势却越来越糟糕。
袁世凯已经公然撕下伪装，宣称要恢复帝制，各地为了逢迎他，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帝制丑剧。当时全国各地凡是有敢于反对帝制的人或言行，通通被抓住冠以“乱党”之名，不是监禁就是杀害，连废除多年的连坐法都搬了出来，一人有罪亲戚也跟着遭殃。
眼看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自己，袁世凯又导演了一出“劝进”的好戏。所谓劝进，就是袁世凯自己不出面，而授意手下向他进言，劝说他继皇帝位，他自己再三推脱不掉，只好答应。当然，这个劝进，你愿意也得干，不愿意也得干，段祺瑞当时的职位是管理将军府事务，在所有人都列名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违心在劝进书上署名。他当然知道，这时候公然反对，袁世凯可能真会杀了自己。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再三推辞”后， “不得不”向全国宣示承受帝位，13日便举行“登基大典” ，改国号为洪宪，自称洪宪皇帝。并且仿效历代帝王登基惯例，封赏有功之臣，凡是对称帝出过力的大小官员一律得到了爵位和官职，唯独段祺瑞什么也没有。这是自然，因为袁世凯登基当天，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出席。
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举起了反袁大旗，护国战争开始。
蔡锷（1882一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长沙时务学堂， 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戊戌政变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次年到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及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事败后返回日本学习军事。1904年回国，先后到江西、湖南、广西、河南等地军校任职。1911年（宣统三年）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10月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发动了“重九起义”，11月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
在当时列名“劝进”的人当中，蔡锷也是其中之一。袁世凯非常器重他，但同时又对他防范有加，把他当作“危险人物”调到北京控制起来。为了麻痹袁世凯，蔡锷每天都在北京八大胡同醉生梦死，并且和妓女小凤仙打得火热，给人一种乐不思蜀的印象，暗地里却和他的老师梁启超积极部署倒袁。在列名劝进取得袁世凯暂时的信任后，借守卫放松之机，秘密潜逃，先到日本，再绕道回到昆明，在云南举起了反对袁世凯的旗帜。
蔡锷率滇军攻入四川之后，贵州独立，广西也独立了。袁世凯极为愤怒，在1916年1月5日设立临时军务处，分兵三路进攻云南护国军政府。袁世凯本以为饷足械良的北洋军能够镇压起义，平息全国风起云涌的反帝制斗争，岂料北洋军士气低落，很不禁打，在西南受到重创。也是，民心向背这个词虽然平时不大管用，到了必须认真的时候，还是有着巨大杀伤力的。北洋将领士兵跟着袁世凯也就是图个升官发财，现在你都要称帝了，我们又要做回奴才了，还跟你混个什么！此时，湖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些省份也出现不稳定迹象，广东独立更是如箭在弦上，朝夕不保。
形势一团糟，袁世凯已经六神无主了。而自己最为看重的段祺瑞此时又公然提出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的主张。这摆明了是逼袁世凯下台，气得袁世凯大骂段祺瑞忘恩负义、落井下石。
帝国主义各国本来是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但看到全国上下一片反袁之声，袁世凯独裁统治危机重重，已陷入四面楚歌中，为维护自身利益，他们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日、英、德、意、美等国先后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并联合向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缓改国体。在极端忧愤、焦急之中，袁世凯一下子病倒了，很快病情加重，卧床不起。
病倒了的袁世凯无力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局面，急需得力手下出面，但偏偏手下那些人一个比一个无能，都难独挑大梁。
袁世凯这时开始想念段祺瑞了，他把段祺瑞的亲信曾毓隽找到府里，说： “蔡松坡已离京转赴云南，芝泉知道吗？请转告芝泉，在这个时候他能忍心看我满头白发还遭人欺负吗？”接着又不满地说，“没有我，恐怕也没有你们今天的地位。即使我犯了错误，最能谅解我的应该是他段祺瑞，现在倒好，他却成了第一个不谅解我的人。”于是写信叫曾毓隽转交给段祺瑞，希望他能亲自来袁府见面商谈大事。
段祺瑞接到袁世凯的亲笔信，不禁犹豫了一番，于公他不能帮忙，但于私他却又不忍心看到袁世凯落到如今这般田地，左右为难的段祺瑞最后还是下决心不去见面。束手无策的袁世凯只好派人去请自己的老军师徐世昌出来收场。
其实徐世昌对袁世凯称帝的事情也是三心二意，他觉得称帝这事恐怕最后的结果不会太好，但又怕得罪老袁引火烧身，所以在袁世凯称帝前，他的态度一直是“不阻止，也不赞成”。
袁世凯对他的态度非常不满，徐世昌也不笨，看出了苗头，于是决定辞职。但在这个时候辞职明摆着是反对袁世凯称帝了，那还不等于跟老袁彻底闹掰了？别说，徐世昌有自己的理由，而且他知道，这个理由一旦说出来，袁世凯没办法反对。徐世昌辞职前悄悄跟袁世凯“掏心窝子”地说了一番自己的道理： “一个人做大事不能不留点余地，要是自己人全部卷进来了，万一哪天事情不顺，就没有人出来以局外人的身份周旋了。我现在离开，可不是为我自己考虑，是为了给您老人家留作后备军的，您可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
这番话说得简直是贴心贴肺，袁世凯张口结舌了半天，居然没想出一句话来反驳，又不能过分驳了他的面子，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辞呈。
没想到，这次还真让徐世昌说中了，当袁世凯看到称帝闹出这么大乱子来，自己已经是不好收场了。在众叛亲离的时候，终于想起了徐世昌这个老油条，赶紧派人找他商量，徐世昌建议他必须联合段祺瑞，否则他一个人可是承担不起来。
看到袁世凯闹到今天这一步，段祺瑞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既然袁世凯要取消帝制，我姓段的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毕竟他反对的是帝制，而不是袁世凯本人。
1916年2月21日，袁世凯在怀仁堂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撤销帝制，最后决定向全国通电取消帝制。段祺瑞十分高兴，当即向至亲好友们透露了这一机密消息，可是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取消帝制的电稿在送达印铸局时，袁世凯突然又反悔了，派人把电稿追回来。其实袁世凯正在为难，电稿不发难平众怒，徐世昌、段祺瑞未必答应，可是真要发吧，这么多年的努力打了水漂，他实在心有不甘。
段祺瑞见电稿没有及时发出，万分惊讶之下马上打电话给张一磨和徐世昌，他们俩也是一头雾水。段祺瑞和徐世昌一合计，感觉不妙，立刻相约同往中南海找袁世凯问个究竟。看到他们赶来查询，袁世凯无奈之下，只好顺水推舟地说， “昨天送去后，我觉得有几个字不太恰当，叫人取回来改。”
段祺瑞这才长出一口气：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可别再出乱子了。
3月22日，政事堂发布政令取消帝制，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皇帝。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第二天，段祺瑞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同时“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
洪宪元年，只此一年。
一代枭雄的落寞
袁世凯在众怒之下，终于取消了帝制，大家都以为事情可以平息了。段祺瑞也是这样看的，所以他踌躇满志，准备接下来要大干一番。谁知，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原因就是，袁世凯的地位问题。
帝制取消，段祺瑞马上与西南军阀们联络，认为你们发起护国战争不就是为了恢复中华民国吗，现在已经恢复了，那你们就应该撤兵了，独立的事情也就算了吧。可是这时候的护国军刚取得胜利，气焰逼人，哪肯轻易罢休。撤兵可以，但有条件：袁世凯退位。
蔡锷在通电中道：以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那就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不存在，这时袁世凯又来继续做总统，太没道理了，世上岂有未经选举之总统？如果囫囵吞枣，那成何国家？以情势言，项城身为总统不能自我克制，等到承认帝位又不能自我坚持，一人之身数月之间而号令三变，将威信当作什么东西了？此后仍为总统，纵使指天誓日，也不能使人民再相信他了。
由皇帝变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却坚决不退位，不光不退位，还在4月1日他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六项议和条件：1．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2．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3．三省新兵一律解散；4．三省派往战地的士兵一律撤回；5．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6．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袁世凯大概觉得自己还是中国最高统治者，对西南军阀用的还是训斥属下的口气，这下更激怒了军阀们，连段祺瑞都觉得这条件未免欺人太甚。
此时的护国军风头正劲，哪肯让步，也针锋相对提出六条：1．袁退位后免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2．诛帝制祸首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3．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6000万，应查抄袁氏及帝制祸首13人的财产赔偿之；4．袁氏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民权；5．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6．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好家伙，够狠的吧，第一、二条还说得过去，可第三条6000万的军费让袁世凯和几个幕僚们掏，那不是跟抄家一样吗，别看袁世凯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真要论私产，别说6000万，60万恐怕都够呛。尤其是第四条，更是将他们对袁世凯的愤怒发泄到了极点，袁家三代人没有公民权，那算什么，搁现在我等小百姓出门吹牛还可以说： “我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袁家三代人连身份证都没有，黑户口！
袁世凯的回答倒也痛快：扯淡！
这个答复够男人，可并不解决问题，北洋军已经不听招呼，徐世昌又因为跟西南军阀不太熟，无法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力，只好请求辞职。袁世凯别无选择，只有让段祺瑞接替徐世昌出任国务卿。段祺瑞正式出任国务卿后，觉得政事堂、国务卿都是帝制时的产物，于是改政事堂为国务院，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当然，袁世凯重新启用段祺瑞是迫不得已，事实上他还是对段祺瑞持防范态度的，表现在段祺瑞一上任就要启用徐树铮做秘书长，但袁世凯坚决主张用王式通，以至于段祺瑞刚上班就和袁世凯发生了摩擦。接着，段祺瑞又要裁撤总统府机要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这三个机关，袁世凯依然不答应，还暗中让梁士诒处处掣肘，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段祺瑞鲜明的帝制立场，他并没有得到袁世凯充分信任。这就让本想继续扶持袁世凯的段祺瑞逐渐产生了联合西南军阀反对袁世凯的念头。
不过，等不到段祺瑞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袁世凯自己却撑不住了。护国战争开始不久，他的身体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疾病，差不多是卧床不起，一段时间后又患上腰子病，更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就在他苦苦支撑着还想有所作为的时候，真正致命的一击来了，那就是所谓的“二陈汤”事件。
在袁世凯称帝初期，袁氏依靠自己“忠实” 的部下掌握着全国绝大部分地盘的实际控制权，但很快变故接二连三发生，先是自己最信任的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接着是四川将军陈宦宣布四川独立，更要命的是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的反叛。陈树藩的陕军本来属于北洋系，他本人更是段祺瑞的心腹，他的背叛标志着北洋高级将领开始公开抛弃袁世凯。而陈宦是袁世凯一向倚重的亲信中的亲信，还是袁克定的把兄弟。在接受任命去四川前，他曾对袁世凯行三跪九叩大礼，说： “您称帝时我赶不回来祝贺了，预先行礼吧！”可在袁世凯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却来了这样一份电报： “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宣告了四川独立，袁世凯接到电报气得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是鼓吹帝制的干将，因为捧袁有功，袁世凯称帝后封他为八位侯爵之首。他的背叛对袁世凯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情势下，袁世凯的病情越来越重。
6月2日，袁世凯命人将徐世昌从河南接来，与段祺瑞、王士珍等一同接受遗嘱。6月5日，他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弥留之际，他挣扎着对段祺瑞说出了最后的话： “芝泉，我不行了，以后全靠你了。”段祺瑞尽力安慰，但袁世凯只是苦笑，再也不发一言。
1916年6月6日早晨，一代枭雄袁世凯死于中南海居仁堂，终年57岁。消息传出，万民同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与他的矛盾自然消失，但段祺瑞念及自己曾深受老袁的提拔之恩，并没有落井下石，相反还以最隆重的礼节为袁世凯举行了国葬。袁世凯遗体入殓时，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俨然“大行皇帝”
的模样。段祺瑞还通令全国下半旗志哀，禁止人民娱乐活动一天，出殡那天段祺瑞亲自执绋送葬，在101响礼炮声中，他将袁世凯的灵柩一直送到彰德，安葬于袁世凯老家洹上村东北的太平庄。
老大走了谁当家
袁世凯一死，为人清廉、敢担责任，具有反袁称帝的良好声誉，长期主管军事教育并把握军政多年，在北洋集团内部培植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强势派系——皖系的段祺瑞迅速接管北京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从实际上承继了北洋军阀领袖地位，就势登上总统之位似乎顺理成章。但是，政治向来都是复杂的，集大权于一身的段祺瑞想当总统，却面临几个难题。
首先，西南六省还处于独立状态，护国军没有撤兵，南北议和的条件是必须推举黎元洪为大总统。按说黎元洪跟西南军阀毫无关系，为什么他们如此热心推举黎元洪，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西南军阀们其实个个都想做大总统，但首先他们内部意见就不一致，你干我反对，我干他反对，他干你又不同意，得，干脆谁也别做。但让北洋军阀中任何一位出来做大总统，西南军阀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黎元洪既不是西南同道中人，也不是北洋系，又能为各省各派接受，是现成的最佳人选。用一句话说，黎元洪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合适的。
另外，北洋内部也同样派系林立，互不相让。徐世昌、冯国璋都有出任总统的实力。徐世昌是老官僚，在北方政界的声望高于段祺瑞；江苏将军冯国璋虽远在江苏南京，但手握重兵。只是他俩和段祺瑞一样，都没有袁世凯那样在北洋派中独一无二的威望和能力，无论谁继任总统，都可能引起北洋派的大分裂，从维护北洋系利益出发，这是段祺瑞等人所不愿看到的。
再一点，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也在此时表了态：6月6日上午10点袁世凯死，下午1点各国驻京公使就表示他们欢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声明给予他道义上的支持，在此情况之下，黎元洪出任总统势成必然。
还在袁世凯将死未死的时候，段祺瑞就已经在考虑善后问题了。他主持召集幕僚整整开了一夜会，商讨要不要让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拿着笔，考虑了一夜，想不出好主意，最后把笔向地上一甩说： “好吧，把他接来吧！”然后他派人分别征求了冯国璋和徐世昌的意见。冯国璋看段祺瑞都不出来做，自己更没有可能，而黎元洪本来就是副总统，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表示支持。徐世昌当然也想自己做，但考虑自己的实力不如段祺瑞，人家都不做，自己要想上位难于登天。于是他对段祺瑞说： “我对黎元洪接任总统没意见，但别人答不答应不好说，要是有人捣乱，北京秩序最好由段祺瑞来主持。”
段祺瑞又是一番纠结，最后咬咬牙一狠心说：“你既然这样说，那就这样吧！”
徐世昌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袁世凯的死讯刚一传出，北京的形势就一片混乱：当官的纷纷挟私出逃，老百姓怕有变乱，都关门闭户。更有许多人逃往天津，以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乘客比平时多了三倍，临时加车也不够用。而京城中外国人开的寓所爆满，有钱人一个个把财物转移到东交民巷，这种场面往往意味着大祸将至，首都要乱。段祺瑞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力挽狂澜，维持了北京的秩序，连孙中山都发来电报赞扬段祺瑞勇于负责的精神，梁启超更是不吝溢美之词！这让段祺瑞的虚荣心很是满足了一下。
得意归得意，该做的事还得做。稳定住北京后，段祺瑞便拉着张国淦到黎元洪的副总统府。张国淦是湖北人，因为跟黎元洪是同乡，能得到黎元洪的信任，以前袁世凯就老是拉着他做说客，现在段祺瑞依样画葫芦，做黎元洪的工作，还非得他张国淦不行。
段祺瑞和张国淦上了汽车，段只对司机说了声“东厂胡同”，以后一路上不发一言，表情严肃。待到了东厂胡同黎元洪家门口，张国淦抢先进去报告：“总理来了！”
黎元洪已经知道袁世凯死了，这时一听段祺瑞来了，他忙出来迎接。段祺瑞首先向他鞠了躬，然后进屋坐下来；黎元洪在另一头坐着，两人相对而视却都不说话，张国淦更不便启齿，就这样三人演哑剧似的呆坐了半天。
段祺瑞在想什么？他在想袁世凯生前曾对黎元洪说过这样的话： “今日之我，为的是将来之你。人多颂扬我的才，我看还不如你的福。”老袁自我吹嘘就不计较了，毕竟人已经故去，人死为大。但这个黎元洪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武昌革命本来就没他什么事，是被人拿枪逼着干的，可是人家就是有福，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地就当上了大总统。他段祺瑞一步步地奋斗，好几次都差点丢了性命，现在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内外部条件都有利于自己，可是却依然登不上权力的最高峰，那个郁闷啊！
段祺瑞看着眼前这个胖乎乎的黎元洪，怎么也开不了口说出那句也许将来会后悔的话。他也知道，这个人再怎么废物，自己还是不得不扶他起来。
沉默良久的段祺瑞突然站了起来，依然一言不发地同黎握握手，用了一种巧妙的方式结束这场哑剧。他对张国淦说： “黎总统这里没有人，你就在这里帮忙吧！”这就等于向黎元洪发出了邀请函！他想象中黎元洪应该是极度兴奋感激不尽的，没想到占了天大便宜的黎元洪却说出一句话： “我干不了，你找别人吧！”我的天，段祺瑞快崩溃了，你以为谁愿意找你呢！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事，你倒好，拿起架子来了！其实他误会了，黎元洪还真不是拿架子，他知道自己的实力，有那么多北洋系的人在等着呢，再怎么也轮不到自己。他知道，段祺瑞也是不得已才找自己，他姓段的可以为了大局牺牲一下，可北洋派中的许多军人却想不通。也的确如此，当天晚上位于府学胡同的段宅里就到处挤满了军人，他们都是反对黎元洪做总统，要求段拥护徐世昌出来的。
黎元洪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支持自己，便让张国淦去打听段祺瑞对军人闹事的态度，其实他是非常担心的。张国淦便把黎元洪的担忧告诉段祺瑞，段祺瑞气冲冲地说： “用得着他担心吗？我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会变，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我姓段的一力担当，与姓黎的不相干。”
经段祺瑞向军人们一再解释，约到夜里三点钟左右，这些军人逐渐散去。为免节外生枝，段祺瑞又一再在公开场合表示他支持黎元洪，并于7日上午亲率各总长出席黎元洪的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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