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一场游戏一场梦

    南北战争硝烟尚未散尽，主持北京政局的北洋系内部却已经是矛盾重重。段祺瑞兵败湖南，    “武力统一”的愿望再次功亏一篑，段祺瑞认为罪魁祸首就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直皖两系的矛盾渐渐公开化。因军事上无法一下子消灭直系力量，段决定从政治上着手打击冯国璋，即阻止冯当选正式总统。

    选举是要通过国会的，为了控制国会为己所用，以达到驱逐冯国璋的目的，段祺瑞决定收买靠近自己的心腹议员。国会是由参众两院的议员组成，有“听话”的议员就能组成一个听命本派系的国会，自然也就不愁选不出合意的总统。

    1917年冬，临时参议院开会期间，段派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布置了一所较宽大的房舍，作为接近他们的议员聚会之所，最初就叫梁宅。刚开始参加者不过几十人。这个梁宅既没有组织，也没有领导，不过参加的这些人在晚上没事的时候，随便到那里坐坐，彼此闲谈，有时也谈及政治问题，但没有任何会议形式，仅仅是同仁交换政见、联络情感而已。在段祺瑞的活动下，参加者慢慢地越来越多了，随之添置了娱乐之具，如棋类、麻将牌等，应有尽有。于是在一般聚会之外，兼有俱乐部的性质。有一次聚会，大家认为将来到各地方进行选举，必须有一个正式组织，才好统一号召，用梁宅的名义当然是不行的，显得不伦不类。当时有人提议：    “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词很好，就称为安福俱乐部吧。”大家一听不错，一致同意，于是安福胡同的梁宅摇身一变，就成为安福俱乐部了。

    安福俱乐部刚成立的时候，它的成员仅数十人，但各个省的人都有，他们都是效忠段祺瑞的。俱乐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转眼形成轰动一时的安福系。安福系不是一个政治组织，也不是一个军事集团，更不是一个金融经济团体，把他们凝聚起来的只有一样：段祺瑞。安福系成员从段祺瑞手里获得经济和政治回报，而他们回报段祺瑞的就是他们最拿手的武器：选举！由此，一场中国历史上最热闹的选举开锣！

    清朝末年，中国民众受西方的启发，认为选举是国家最好的政治形式，三权分立（在中国，孙中山发展为五权分立）是一个国家终极政治体系。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民国时期的选举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以黑龙江省为例来说，全省共分两个选区，即龙江道和绥兰道，而绥兰道道尹谷芝瑞是与直系曹锟有关的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却全力支持安福系。在选举前夕，北京国务院假辞调谷芝瑞晋京有所咨询，在谷芝瑞离职期间，道尹和复选监督由该道首任县长常谷香代理。常谷香一切听命于鲍贵卿，安福系自可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由此可见，政治势力操纵选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安福系挟官府之权威，加之以金钱的补助，哪有不获全胜之理，结果20名议员无一例外，全被囊括而去。

    黑龙江一省如此，其他各省也大同小异。在直隶、京兆两地的选举中，安福系声称京兆选票要用专车送到北京，在京兆署开票。尔后，在北京将票箱封条打开，做了一番手脚后再重新用封条封好送到京兆尹公署。安福系为操纵选举，丑闻频出。江苏省的江宁县进行众议员选举时，全城公立小学停课一天，学生们奉命从前门进、后门出，又前门进、后门出的循环投票，以增加安福系候选人的票数。

    当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金钱的威力也是他们无往不利的武器。安福系明确开出价码，普通议员席位每票400元，还有800元和1200元的价格，当然那是议员代表的。而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也得到了冯国璋的支持，冯国璋拿出40万元让宪法研究会的人派发，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他们的议员席位。最终选举结果：470名国会议员里，安福系342名，交通系占50～80名，研究系占20名，剩下的为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占有。这一届国会里面，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不是过去科举时代的秀才、举人，就是新旧官僚政客。

    议员选举之后，安福系又拿出大量金钱贿选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为操纵议长选举，安福系给每个议员300元的出席费，选出安福系的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交通系的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正、副议长。总之，这次选举安福系大获全胜，段祺瑞终于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国务院了。

    现在还剩下一件事，就是大总统选举。

    段祺瑞似乎天生就没有这样的命，按说国会里面已经完全被他操控，选他为总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安福系内部反而闹起了矛盾。对于大总统的人选问题，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选段祺瑞的，他们认为自己这一派好不容易获得了国会选举的胜利，现在天时地利均有利于自己，应该选出自己的领袖来担任总统。“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但另一派是支持选举徐世昌的。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北洋派已经分成直、皖两系，如今直系冯国璋本身就是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务，如果选举段祺瑞而不选冯国璋，私心太过明显，势必让直皖分裂加剧。而徐世昌是北洋元老，任何一方都能接受，再说徐世昌没有实力，与皖系也接近，将来控制他也不是什么难事。

    两派意见相持不下，段祺瑞本人的意见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可以说，此时他只要一句话，当选大总统那是手拿把攥的事。其实，段祺瑞本人何尝不想趁此良机登上总统之位。但是举徐一派的意见他却不得不考虑，他自己明白，目前北洋的构成中，直系和皖系是两大派别，不管他承认还是不承认，也不管他是否努力弥补裂痕，两派早已经是同床异梦，以他现在的能力、威信便是做了大总统也不可能像袁世凯那样一统各派，反会事事掣肘。这样的总统，当上了也没什么意思。如果自己硬要争上高台也不是不可以，就怕很快会摔下来。最好的结果就是自己和冯国璋都下野，只是这不可避免地要便宜那个老滑头徐世昌了。

    段祺瑞下了决心后，跑去拜访了冯国璋，告诉他自己想选徐世昌当总统，还说可以让冯国璋当副总统。冯国璋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它知道凭借现在的安福国会，段祺瑞可以说是想选谁就选谁，一句话的事。对于段祺瑞说的让自己当副总统，老冯明白，自己都被人轰下来了，总统干不成了，副总统还有什么意思，拒绝了。

    于是冯国璋表示，自己也不当什么总统、副总统了，从此就告别政坛，不再参与国家大事了。段祺瑞一听，拍着胸脯说自己也不当总理了，咱哥俩一块退了得了！看起来段祺瑞很讲义气，跟老朋友共进退。但他心里明白，有了安福国会，他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8月31日，段祺瑞通电引退。

    直皖矛盾

    有了安福系的支持，徐世昌当大总统已经是呼之欲出，选举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1918年9月4日，徐世昌在到会436人的情况下，以425票压倒大多数当选大总统，如愿以偿。据说，在投票时，有一个议员幽默地投了“渔翁”一票，暗示冯、段“鹬蚌相争”，徐世昌“渔翁得利”。

    大总统定下来了，接下来的事就是副总统的选举。参加副总统选举的主要是冯国璋，而奉系的张作霖也许是看选举好玩，一向只管军事的他来了兴致，出1．6万元收买议员，想来这权力中心插一腿，要是弄个副总统位子坐一坐，也算张家祖坟上冒了青烟。而段祺瑞看中的是曹锟，希望以副总统之位笼络住曹锟，把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再继续下去。

    刚上任的大总统徐世昌无论如何不愿有一个拥有兵力的副总统，否则随时可能取而代之。于是他巧妙地对段祺瑞说，大总统和副总统全是天津人，影响不好，应该把副总统一席空着留给南方军政府，以便得到合作。徐世昌还设法取得了以梁士诒为代表的旧交通系的支持。此时，对在国会里占绝对优势的安福系议员来说，段祺瑞只出钱让他们选大总统，没出钱让他们选副总统，他们不愿尽“义务”，故此对这桩选举很不热心。其他派系人少，不到法定数，于是副总统的选举只好搁浅。

    对段祺瑞来说，似乎一切都是按着既定目标来进行的。政治上，段祺瑞挟安福系议员，对于重要问题，大半可以一意孤行。段祺瑞几乎等于帝国时代的太上皇，就连国务总理也不得不听命于他们，因为他们掌握着国会议员，而国会议员掌握着同意权及弹劾权。换句话说，就算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理，只要一句话不对他们的胃口，立马就会遭到罢免。尤其是徐树铮，他这个时候势焰熏天，炙手可热。

    徐树铮是跟着段祺瑞进退的，所以此时他在内阁中没有职位，但安福国会因人设官，给小徐特设了一个西北筹边使的职位，通过了所谓“西北筹边使”官制案，令徐掌握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其权限大到可以筹办西北各地的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等事务；另外，徐树铮还组建了西北边防军，自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还可节制、指挥西北所有派驻军队。11月，徐树铮说服外蒙取消自治，原库伦都护使署撤销，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回了北京，徐树铮就又兼了督办外蒙善后事宜，除此之外，他又进而获得节制陕西、甘肃、新疆、内蒙的全权。徐树铮在西北的权势已到了无人能出其右的地步，而他为了掌握中央、把持西北两不误，把他的西北边防军司令部设在了北京，自己在库伦、北京两地往返。

    倚靠着段祺瑞，徐树铮更加为所欲为，最终竟然演出暗杀陆建章的事件来。陆建章是冯玉祥的长亲，是他一手提拔了冯，还将内侄女许给冯为妻。

    冯玉祥滦州起义被拘后，陆建章千方百计营救，使冯玉祥幸免于难，因此两人感情相当深厚。但徐树铮主张对南方用兵，而那些主和派却是他们的心腹之患，尤其是冯玉祥通电主和的事情发生后，南北战争直接受到了影响，于是徐树铮恨死了冯玉祥，他认为冯玉祥的背后一定是陆建章在指使，愤怒之下，他随口对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说，他想除掉陆建章。杨宇霆大概是没想到徐树铮说的话是当真的，以为他不过是生气的时候随口发泄，便随口答道：“也好。”徐树铮便以此作为奉军对他行为的认可，在1918年6月15日，把陆建章骗到司令部枪毙了。

    这件事闹大了！要知道民国时期，虽然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每天为了地盘和权力明争暗斗，几乎天天上演赵打钱孙打李的戏码，但大家都明白，那是政治游戏。大家都是出来混的，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而己。

    北洋时期的军阀们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那个时期军阀混战如同家常便饭，但军阀们个人之间只有派别矛盾，没有个人恩怨。皇帝在位，我们就要轰他下来，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出头。现在皇帝下台了，皇帝个人的生命就不值得去索取了，还可以给你优待。就连复辟的张勋，也没有受到过多的追究。你要复辟，那是要搞帝制啊，皇帝一上台，他就是唯一的老大，我们都是奴才，那还混什么劲！所以我就要打你，但你既然已经垮台了，你个人的生命我们没有兴趣追究。现在，他徐树铮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遵守游戏规则，玩大了！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军阀们连年打仗，死个人简直是小菜一碟，但徐树铮杀个人却成了轰动天下的大事了吧。

    陆建章是和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代的北洋老前辈，不管他们之间政治主张如何不同，但他的资历在那里摆着，除了有个人恩怨之外，谁也没想到会枪杀这个人。所以段祺瑞得知徐树铮枪毙了陆建章的消息后，当场傻了。他当然知道陆建章是主和派，天天和自己过不去，自己何尝不讨厌他。但是讨厌归讨厌，我们可以限制他的权力，剥夺他的地盘，让他没有说话的份。但是暗杀、诱杀这样的事，他老段无论如何是没有想过的。这个徐树铮，也太胆大包天了。

    于是段祺瑞马上派人去冯国璋那儿探听口风，冯国璋也听说了这件事，不过他可不想卷进去，对派来的人说：“徐树铮在段祺瑞的身边，一向是为所欲为，今天这事未免太荒唐了。不过有责任内阁在，由他们去处理吧。你回去告诉老段，他怎么办，我就怎么用印好了。”把球踢回给段祺瑞。

    段祺瑞对这只烫手的山芋不接也不行，只好补下了一道含糊其辞的命令，说陆建章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只能就地正法。没办法，现在他无法处理徐树铮，只好给他擦屁股。

    现在不光直系对徐树铮恨之入骨，东北的张作霖对此也大为不满。张作霖对徐树铮随意调遣奉军早就不满，加上徐树铮此人心胸狭窄，容不下人。

    因为秦皇岛截械后，张作霖只给徐树铮两个半旅，但他那时有五个旅，张作霖不答应，于是恼羞成怒的徐树铮恨上了张作霖。有一次，曾毓隽请张、徐吃饭，徐树铮忽然对张作霖说：    “大哥你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你不要逞强。我现在兵力单薄，不能征服你，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带日本兵打你。”

    徐树铮的一番话，令满座失色。张作霖当时态度很冷静，忙举杯对徐树铮说：    “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事后，段祺瑞听说了这事，对徐树铮这种到处树敌的为人亦无可奈何。

    以前的矛盾就不说了，这次当听说徐树铮在天津奉军司令部诱杀陆建章后，张作霖自己都彻底晕了，他想过徐树铮蛮不讲理，但没想到他居然混蛋到这个地步，再让他在自己的奉军里折腾下去，大家都得陪着他去死了。本来表面上维持着与皖系的合作，对徐树铮还持隐忍态度，现在通过西北官制案，徐树铮把他的权力之手伸到了内蒙，这已经严重侵害到了他的利益。是可忍孰不可忍，张作霖迅速下令，撤掉了徐树铮奉军副司令的职务，并且通告天下，奉军一切军务再与他姓徐的没有任何关系。

    得罪了徐树铮，也就是得罪了段祺瑞，张作霖心里很明白，奉直联合反皖势在必行。

    和谈的闹剧

    徐世昌利用直皖二系之争当上了大总统，为确立自己文人总统形象，并巩固地位，他决定利用国际、国内的和平呼声，积极筹措南北和谈。

    徐世昌倡导南北和谈并不是空穴来风，还是有一定基础的。首先，国内人民十分渴望南北统一；南方的军阀们也多数希望通过和谈实现统一；北洋系中的直系也希望和谈。当然，最不希望和谈的还是皖系势力，尤其以安福系为代表，但天下和谈声浪滔滔，他们又不敢公然跳出来反对。但他们绝不愿意和谈成功，因为和谈成功后，徐世昌的地位将比较稳固，不能再多受安福系的指挥；而直系是早与西南军阀有联络，自然将占据上风。可以说，和谈成功就是安福之失败，尤其是怀有野心的徐树铮更是不甘心于此。有安福系的破坏，和谈注定不能成功。事实上，这次南北和谈从一开始就吵吵闹闹，纷争不停。

    首先是开会地点。北方主张在南京开会；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主张在上海租界内开会，意思是不能在军阀包围之下开会，因为当时的南京是在直系军阀李纯管辖之下。最后双方决定以上海的旧德国总会（俱乐部）为会场。南方代表住愚园路九十号，北方代表住哈同花园。

    关于会议名称，双方也意见不一致。北京政府以安福系为代表的一开始就反对对等议和，主张该会议称“善后会议”；南方认为这是清代在招安地方土匪时才用善后字样，提议称“上海会议”。彼此磋商，最后都未达成共识，于是，各叫各的。北方称“南北和平会议”；南方称“上海会议”。

    总代表的人选问题上亦有一番争议。北京总代表先是李纯，但李纯是直系人物，徐树铮非常讨厌他，他希望的人选是王揖唐。但王揖唐是安福系首脑，全天下都知道，也不太公平，徐世昌便请出自己的老朋友朱启钤为总代表，而唐绍仪做了南方总代表。

    段祺瑞本人也是反对这次和谈的，徐树铮便安排吴鼎昌专做破坏之事。

    徐世昌早就明了这一点，于是他略施小计，在会议酝酿期就派徐树铮去日本观操，也就是调虎离山，以免徐在国内兴风作浪，破坏和谈。小徐无可奈何，勉强去了日本，但很快就回国了。无论如何，南北和谈总算在1919年2月20日上午9时召开了。

    此次南北和谈计划讨论陕西问题、中日军事协约问题、湖南问题、国会问题、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人选问题等，开始时还算顺利，虽然军阀们免不了为了各自的私利斤斤计较，但总算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彼此的底线在哪里基本都心中有数，哪些问题能解决，哪些问题注定要纠缠下去，不用开会大家都明白，因此吵架归吵架，会议的议程还是一直在进行。但是在讨论陕西问题时，双方态度直接对立，最终导致和谈搁浅。

    所谓陕西问题，就是1918年初，胡景翼等在陕西宣告独立，拥护“护法”。同年6月，孙中山派于右任入陕宣慰军民。8月，于右任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段祺瑞随即派军围攻陕西靖国军。1918年11月16日，徐世昌下令停止战事，11月23日，南方军政府也下令各守原防，静待后命，为南北和谈创造条件。安福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拒不听命，说他是在“剿匪”，不是打南军，剿匪不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双方军队继续有冲突。南北和谈时，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撤换陈树藩，否则和谈不能进行。北方朱启钤则以当地真相不明为由，要求将会议继续下去。

    陕西问题没有解决，国会问题又成了矛盾的焦点。“国会问题”是南方提出要由此次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1917年6月13日的命令无效（指张勋威迫下令解散国会），恢复原国会。这就涉及徐世昌本人地位和北方安福国会是否合法的问题了。徐世昌本希望和谈成功，现在国会问题一提，徐世昌和段祺瑞等就有了共同利益，目标一致了。于是徐世昌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明确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说。

    一场和谈闹哄哄地开场，又闹哄哄地进行，结果，看不到丝毫和谈诚意的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愤然辞职。朱启钤受徐树铮逼迫，算是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傀儡身份，也跟着唐绍仪辞了职。朱启钤一退出，北方马上派安福系的头目王揖唐继任北方总代表，但南方代表根本拒绝王揖唐这个人，连会场都不让他进去。于是身处上海的王揖唐情形极为尴尬，为了脱身，这个王揖唐竟然在自己所下榻的哈同花园住所假装放置了炸弹，然后借口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迅速逃离了上海。

    从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谈会议开幕，到5月14日双方总代表辞职，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因为安福系一再从中破坏，和谈搁浅，后虽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已无任何实质意义。

    巴黎和会

    军阀们的和谈毫无结果，中国混乱的政局还将持续下去。内忧未除，外患再起，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西方列强竟然蛮横地将德国在山东和青岛的各种权利交给日本继承，要求中国代表签字承认。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人民怒不可遏，中国的劳苦大众们开始觉醒了1 5月4日，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农业、工业、法政专门五校及私立中国大学三千余人，聚集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高呼“还我山东”、“惩办国贼”等口号，他们游行到当时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准备向西方使馆示威，但是巡捕出面强力阻拦，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决定回头去赵家楼找中国签字代表曹汝霖和章宗祥算账。

    其实，曹汝霖并不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很早就有人将“学生们可能闹事”的消息通报了他。但当天一大早，他在上班一小会儿后就悄悄溜回了家，随后叫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接着章宗祥也来了，与他同来的居然还有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人，几个人凑到一起，开始商量怎么应对。

    没想到，学生们的行动比他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也是因为巡捕的阻拦才让他们临时更改了行动计划），就在他们还没有商量出什么眉目时，游行队伍已经包围了曹汝霖的住宅，在门外高声喊口号（可以理解，毕竟学生们手无寸铁，这是他们表达诉求最合理的方式）。吴炳湘坐不住了，主张马上叫军警来镇压，但曹汝霖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和胆识，故作轻松地说：    “没事，几个小孩子，能干出什么事来？就让他们闹呗，怕什么！”

    不一会，看到呼喊没有任何回应，学生们拥进了曹汝霖家的院子，呼喊声音更响亮了，曹汝霖再也沉不住气了，悄悄溜到厨房，换了一套厨师的衣服，溜出了小门，开车逃到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躲藏起来了。

    傻乎乎的章宗祥还在等曹汝霖回来商量，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才明白老曹早已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这下子他也慌了神，也要开溜。没想到刚一出来就被已经群情激奋的群众发现，其实大家也不认识谁是曹汝霖谁是章宗祥，一见有人出来，群众中就有人喊：    “看，他就是曹汝霖！”

    这下惨了，大家一拥上前，你一拳，我一脚，把章宗祥打倒在地，章连喊“饶命”。这时，日本人中江丑吉在客厅里面远远看见事情不妙，连忙跑出来救驾，趴在章宗祥的身上掩护着他，这才侥幸留下了他一条性命。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都是皖系的政客，学生们强烈要求惩处这三个卖国贼，这就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段祺瑞，因为谁都明白，三个人的后台只有一个，那就是段祺瑞。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亲自要求镇压学生运动，并向以徐世昌、钱能训为首的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于是，徐世昌下令为曹、章、陆三人辩护，同时查禁学生联合会。安福系的阁员还提出了罢免北大校长蔡元培，并以田应璜替代傅增湘出任教育总长。

    但是，政府的高压和迫害并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他们组织起更大规模的游行、演讲。6月初，大批北京学生被捕，这不仅激怒了北京各校的学生、教育界，更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学生运动渐渐地演变成了社会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整个北京城成了群众运动的中心。其影响力还逐渐向全国蔓延，发展到后来上海各界也开始响应北京，掀起了革命斗争的更高潮！

    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北京当局不得不考虑民心向背的问题。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关押学生，三天后又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段祺瑞对此非常不满，他严厉指责任国务总理的钱能训镇压不力，逼他辞职，让皖系政客龚心湛接替。但即使是这样，也挡不住人民群众的威力。

    虽然龚心湛一切都听段祺瑞的，处处维护段祺瑞，但在这件事上，他最终没有按段祺瑞说的办。最终，参加和会的代表们没敢在和约上签字。人民运动第一次显示出了他强大的力量，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

    事后，徐树铮居然还在总统府会议上大谈不该拒绝签约，要求把签约代表陆徵祥撤回来，换胡惟德再去巴黎追着签回字来。不过，在人民的强大压力和斗争面前，他们终于没有得逞。

    倒行逆施的安福系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渐渐地开始走下坡路。龚心湛没有按段祺瑞的意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他自己也知道干不下去了。9月24日，龚心湛辞职，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11月5日，正式任国务总理。

    争权夺利，皖系分裂

    靳云鹏，字翼青，山东人。士兵出身，由段祺瑞在前清考选送入随营学堂。文化虽然不高，但好学而聪明。毕业后，粗通文字。辛亥革命以前，由段祺瑞保荐给李经羲在云南充任总参议。光复后，靳任陆军第五师师长，驻山东。民国二年，以靳云鹏代理山东都督，因得段的赏识，几年间，靳即扶摇直上。他又出任了参战军训练处督练、陆军总长等职。

    不过，靳云鹏虽然是段祺瑞的人，但老段对他的信任却远不如对徐树铮，因为徐树铮政治背景单纯，自己就是其唯一靠山。而靳云鹏政治关系复杂，同各派千丝万缕：他和段是师生关系，和冯国璋是同学同事，和曹锟是把兄弟，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故而，段祺瑞对他是有一定戒心的。

    靳云鹏与徐树铮也有矛盾，因为徐树铮认为自己才华出众，一向看不起军人出身的“大老粗”靳云鹏。但之前靳云鹏一直在管理军务，基本上与徐树铮没有权力之争，双方的矛盾还隐藏在水面下，但随着靳云鹏的上台，心胸狭隘的徐树铮终于忍不住了。

    先打破“平衡”的还是好权争利的徐树铮。1919年2月，总统徐世昌利用西方外交团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参战军的机会，要求徐树铮把参战军移交陆军部辖制，时任陆军总长的靳云鹏自然积极响应该主张。徐树铮怎舍得把他一手编练的军队拱手交出，他怂恿段祺瑞出面反对。几经交涉，段祺瑞和徐世昌达成协议，参战军改边防军，小徐又获得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掌握了边防军的指挥权。该军兵力共3个师4个混成旅，段祺瑞自此拥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

    不光如此，徐树铮借口蒙古需要马队，把边防军中陈文运的马队旅调到西北，又把原驻在张家口的褚其祥的步兵混成旅调到西北扩充自己的实力。

    因为靳云鹏在参战军中一直掌握着督练编制权，小徐的行径显然触犯了靳的利益，两人开始交恶。

    从实力上说，靳云鹏还不是徐树铮的对手，因为徐树铮还控制着安福国会作为政治上的武器。靳云鹏便考虑从别处找寻力量来对付徐。此时，张志潭这个人物浮出了水面。

    徐世昌是天津人，张志潭是丰润人，徐把张看做直隶后起的杰出人才。

    袁世凯做总统时，他被调任总统府参陆办事处秘书，他跟北洋派军人的关系密切了起来。张志潭有意和军人发展关系，所以他和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的关系都挺好，和徐树铮的关系也不错。段祺瑞1916年做国务总理，以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张就在小徐手下做了一名国务院秘书。

    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又任总理，以张志潭做秘书长。但徐树铮不肯放过国务院这一块，派了个姓祁的人在秘书长房里监督张志潭，每天向他汇报张的一言一行，徐树铮没做秘书长也跟做了似的。张知道却也是无可奈何。

    徐树铮为了赚钱扩充军队，想到运销盐的办法。他让一个和军阀、政客都有勾结的混混出身的王郅隆承销永平等地的盐，借口永平销盐可以依靠军事力量在直隶各地运销。因为财政部不能批准这事，小徐就把事交给院秘书长张志潭办。张志潭知道这件事牵涉复杂，自己又是直隶人，办了之后一定会遭同乡人议论，但又不敢拒绝，就把事情拖着不办，一拖再拖，直到段祺瑞因为傅良佐前线失败而下台也没办，小徐便由此恨上了张志潭。

    1918年3月，段祺瑞再度为国务总理，仍让用惯了的张志潭为院秘书长。

    小徐当时在天津，担任奉军副司令一职。听说段祺瑞又让张志潭做秘书长的事，马上警告段祺瑞不能用这个人。段祺瑞没有当回事，只是简单地说了句：    “我用秘书长，又铮为什么要过问？”（注：徐树铮，字又铮）徐树铮见此招不行，便派人把张志潭叫到天津。徐树铮的为人有目共睹，很多人劝张志潭不要去。张志潭考虑了一下，觉得当面解释一下也许更好，就去了天津。谁知，徐树铮摆出他奉军副司令的威风，见面就历数张的大小罪恶，并逼问张承不承认。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张志潭一一承认了。

    徐树铮问他：“以后改不改？”张志潭说：“改。”徐说：“以后段老总方面的事，你不许参与。”张说：“以后不参与。”

    这样俯首听命，徐树铮的威风撒不下去了，只得又让他回来了。张志潭算是机灵，如果他稍硬一点，反驳上几句，徐树铮准叫他的脑袋搬家。这可不是猜测，看徐树铮诱杀陆建章的事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他徐树铮不敢干的事。受了这番逼迫威胁的张志潭回京就辞职了，段祺瑞只好让方枢兼代国务院秘书长。

    张志潭受此屈辱，并不甘心咽下这口气，他看到徐世昌也在努力摆脱老段、小徐的控制，遂极力向徐世昌这边靠拢，在老徐面前极力攻击小徐。徐世昌亦头疼小徐的蛮横跋扈，而且，他想的不仅是打倒徐树铮，还要打倒段祺瑞。老于谋划的徐世昌认为，若由他来打倒小徐就不如让段派自己的人来打更不留痕迹。徐世昌、张志潭两人都想到了靳云鹏头上，用靳既可抑制小徐，又可分化皖系内部。恰好靳云鹏也想整倒小徐，双方一拍即合。

    1919年11月5日，徐世昌正式用靳云鹏代替钱能训出任内阁总理。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姻亲，吴佩孚是他从前的学生，他组阁，张作霖、吴佩孚都没有意见，而段祺瑞因他是皖系的人也表示支持，所以靳云鹏出任总理还算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政治是复杂的，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基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声音大，谁的实力强，谁就可以趾高气扬。

    靳云鹏内阁刚进入蜜月期，矛盾很快就来了。

    小徐和他操纵的安福系向靳提议吴炳湘、李思浩、姚震、朱深、曾毓隽等分别出任内务、财政、司法、交通等部总长，可靳不想让安福系的人完全操纵内阁，便提出由田文烈、周自齐、张志潭、夏寿康分别出任内务、财政、农商、教育各总长职，他的提议得到了曹锟、张作霖的极力支持，但安福系坚决不答应，特别坚持要由李思浩来做财政总长。靳因为有总统徐世昌、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的撑腰也坚决不肯妥协。事情闹到了段祺瑞那儿。他当然是支持安福系的，便亲自劝靳云鹏同意让李思浩试着办一办财政。靳云鹏没办法，只好同意，但坚持其他人选应该依他，然而，他所提的教育总长夏寿康和农商总长张志潭还是被参众两院否掉了，靳云鹏再次感到了自己的力不从心，对安福系也充满了怨恨。

    为了反抗安福系，靳云鹏一组阁就取消了国务院里一个叫“统一委员会”的部门，因为徐树铮几个人常常以此委员会的名义到国务院翻阅不应他们知道的机要文件。“统一委员会”被撤销，徐树铮失去了一个干涉其他部门的借口，睚眦必报的徐树铮对靳云鹏此举恨之入骨，开始酝酿倒阁。

    后来，通过徐树铮的活动，李思浩又先后获得了盐务督办和币制局督办两项重大的任命，手里直接掌握了北京政府的财权，说得过分点，他要是想拖欠靳云鹏的工资，老靳都没办法。所以，靳云鹏的一切又都控制在安福系的手中。

    李思浩、朱深、曾毓隽三人每次都在国务会议上与靳云鹏争得是面红耳赤，徐树铮就在旁边监视，让靳云鹏如坐针毡。但靳云鹏并不想坐以待毙，尽力反抗。他曾经使过小计，派自己的心腹潘复作为财政次长，意图监督李思浩各种行为，但李思浩哪肯上这个当，立即提出辞职。辞职就辞职吧，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赶紧走好了。但靳云鹏发现，作为国务总理，想让一个人下岗原来这么难。因为安福系议员们群起攻之，声称李思浩如果辞职，国会全体将弹劾内阁总理，靳云鹏只好让步。事后，他也是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只好仰天长叹：    “堂堂一个国务院总理，想用一个人都不行，想辞退一个人更不行，这样的总理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去！”不过，他最终没有选择回家卖红薯，而是继续忍耐，等待机会。

    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中，傅良佐同徐树铮的关系本来还算不错，但自从傅良佐湖南兵败，徐树铮每每见到他，都以一副瞧不起的面孔指责他“没用”，傅良佐恼羞成怒，两人反目。因为徐树铮的骄横和自以为是，皖系内部事实上已经分裂。

    皖系势力在内讧中已经走到了分裂的边缘，一直磨刀霍霍的直系也没有放松行动的脚步。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直系中第二号人物曹锟因为实力最强，逐渐成了本系的首领。而曹锟的政治主张开始也跟段祺瑞一样，坚持走“武力统一”的路线，对段祺瑞的小算盘倒真没有太多察觉。但曹锟从一个卖布小贩能混到今天这一步，脑子里毕竟也不全是棉花，渐渐地也看出了段祺瑞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所有不服从北京皖系政权的军阀，为了自己和派系的利益，他只有首先自保，然而实力上皖系最大，直系难以匹敌。怎么办？和徐树铮一样，曹锟也想到了奉系张作霖。

    1919年秋冬时节，张作霖、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在曹锟的串联下组成了包括直、苏、鄂、赣、奉、吉、黑在内的七省反皖同盟，现在又加入了一个豫督赵倜，成为八省反皖同盟。1920年3月底，张作霖在沈阳以做寿的名义召集八省反皖同盟代表秘密会议；4月初，曹锟在保定借追悼直军在湘阵亡将士的名义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两会都是商讨对付皖系的办法，最后八省同盟一致决定抵制徐树铮、解散安福系、支持吴佩孚北撤。直奉联合共同反皖的局面已明朗化。

    在政府内部，因为国务总理靳云鹏不愿听从安福系的摆布引起安福系的极大不满，他们处处刁难靳云鹏，并在段祺瑞那儿告靳的“黑状”。俗话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再干净的人也架不住天天身上被泼污水，在安福系的挑唆下，段祺瑞对靳云鹏越来越不满，甚至当面斥责“你如此无用，如何能配做总理！”遭此羞辱，怒火中烧的靳云鹏再也忍耐不下去，立刻递了辞呈。但因为直、奉两系始终都支持靳云鹏，安福系又拿不出自己的总理人选，于是靳云鹏的总理还得接着干下去。

    然而，靳云鹏的日子因为他对安福系不能彻底妥协而越来越难过了。就段祺瑞个人而言，靳是他的旧部，在总理位子上能得到其他各派系的支持，也是难得，于自己并无太大坏处，所以他仍旧支持靳内阁，但他管不住积极倒阁的一帮安福分子，因为这些人实际上是受到徐树铮的指使。靳、徐相争愈演愈烈，最后把老段气得跑到团河休息去了，声称“不管闲事”。

    徐树铮仍不肯就此罢休，他甚至亲自动手捏造了一封北洋系同人联合署名的致靳云鹏的信，指责靳云鹏忘恩负义，自己受段祺瑞提拔之恩，现在竟然逼得段祺瑞出走了。靳云鹏接到信后就又向徐世昌辞职，徐世昌对他多加抚慰，并调侃说：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理睬他干什么？”

    靳云鹏辞职的消息传出，张作霖还亲自写信给段祺瑞，请他约束徐树铮，不要让他胡作非为而累及自己的声名。有鉴于各派势力对靳云鹏内阁的拥护，段祺瑞对靳云鹏也表示支持，希望他不要辞职。

    5月9日，曹锟致电徐世昌，明确提出不能更换靳阁的理由，同时他致电靳云鹏，要他坚持住。张作霖得到消息，赶紧致电段祺瑞，要他出面设法留住靳，同时他也致电徐世昌，要求徐果断行动，挽救这次内阁危机。

    10日、11日，反皖各省督军、督军代表在津集会，重申支持靳云鹏内阁的立场，提出解散安福国会，从湖南前线撤军等行动方案。以直、奉两系为代表的各路反皖督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发出几十份通电，声讨徐树铮及其安福系。种种迹象显示，反皖联合行动己越来越公开化。

    面对这样凶险的危局，愚蠢的议员们竟然还看不出里面的玄机，仗恃着段祺瑞的撑腰和皖系力量的支持，安福系仍然顽固地坚持必须倒阁。

    靳云鹏看到这场斗争卷起的惊涛骇浪越来越大，而他的处境最是尴尬，所以他的去意更坚了，连上四道辞呈，坚决不肯复职。徐世昌是一再挽留，他在5月14日签发命令，给靳十天假，由萨镇冰兼代总理，由罗开榜代理陆军部事务。于是就演变出这样一出哑剧：靳云鹏不上班，徐世昌就给他假期，假期时间到了，靳云鹏还是不回来上班，徐世昌就一再延长假期。总之，老徐就一个意思：放假的总理还是总理，必须的！

    磨刀霍霍

    北京政府里上演着一幕幕权力暗斗，北京之外，却是真刀真枪上演着全武行。

    反皖急先锋吴佩孚发誓将自己的反皖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北上对抗皖系，吴佩孚必须从湖南衡阳自己的驻防地撤兵，为了不让属于铁杆皖系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得到自己走后留下的地盘，和属于西南护法军政府的谭延恺的湘军密约好，一旦直军北撤，就由他们直接接防。表面上，他还通知张敬尧来接收即将撤出的直军原防地。吴军一撤，南方湘军步步跟进补空，与也来争夺吴军防地的张敬尧部发生冲突，自此，爆发了湘南战争。

    张敬尧，安徽霍邱人，1896开始当兵，因为曾经在1906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表现还比较突出，于是被段祺瑞看中而收罗至门下，毕业后就一直在北洋军中任职，算是段祺瑞的忠实追随者。

    张敬尧这个人算是旧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典型的军阀，为人残暴，并且极为贪婪，在当上湖南督军后，其本质暴露无疑。两年时间内，他在湖南纵兵抢掠，杀人如草芥，而且多次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简直将湖南当成了他自家的提款机。曾经又一次他以做寿为名，要求全省凡是有点声望和财力的人，必须捧场，而且还规定了送礼的等级，有下限无上限，搞得整个湖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张敬尧的所作所为，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因此湘南战争一开始，老百姓群起反对，征兵没有人，收税不交钱。老百姓自愿充当南方军的眼线，随时向他们报告张敬尧军队的动静。兵败如山倒，张敬尧毫无办法，只得一封又一封加急电报拍往北京求救。

    段祺瑞不是没有接到电报，但他还没有做好准备，担心自己一旦出兵援助会激化矛盾，引起直奉反皖大战，所以一直按兵不动，迟迟不肯出兵。孤立无援的张敬尧第七师本来战斗力就不强，现在更是被打得溃不成军，建制被打散，零星部队退入湖北，被王占元缴械改编，逃往江西的又被陈光远接手整编，光杆司令张敬尧被彻底赶出了湖南。为了缓解矛盾，段祺瑞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授意北京政府将张敬尧撤职查办，任命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顺便说一下，狗是改不了吃屎的。张敬尧被撤职后辗转多地，先后在张宗昌和张作霖手下担任过司令军长等职务。但日本侵华时期，他与板垣征四郎勾结，参与伪满洲国政府，并密谋策划天津暴动，策应关东军进占平津，已经算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贼了。1933年5月7日，国民党派戴笠实行锄奸计划，戴笠派蓝衣社驻北平的特务白世维负责行动，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将其刺杀。历史一再证明，汉奸从来不会有好下场，张敬尧没有学过这一课，只好在临死前突击补习一下了。

    摆脱了张敬尧的掣肘，吴佩孚顺利抵达郑州，将部队摆在郑州至保定一线，摆出了要对付皖系的阵势。但考虑到北洋军阀里段祺瑞是老资格，威望还是存在的，为了将风浪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他提出的口号成了“惩办徐树铮、解散安福系”。

    吴佩孚很有自信，本身他就不是个怕事的人，再加上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张作霖这时以“调停人”的身份带着两营卫队、一个机枪连进入了北京，张作霖表面上忙于了解各方要求，调解各方关系，暗地里与直系共商讨皖之计。

    段祺瑞不会束手待毙，他一直在拖延时间以备战。事实上，他6月中旬就把徐树铮从库伦调回来以布置战事。30日，当张作霖再次来到团河，讨问段对曹锟的要求的意见时，段认为同直系决战的时机已成熟，便不再模棱两可，而是怒气冲冲地对张指责吴佩孚以一个小小的师长，竟敢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干预政事，简直就没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就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就在这节骨眼上，段祺瑞又遭受了重重一击。由于传说吴佩孚已经将军队开到保定一带，随时准备进京，徐世昌召开了特别会议，下令解除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等职，并将边防军交陆军部接收，一下子把皖系的重要军事力量和地盘给掳夺了。

    此时的段祺瑞又一次气歪了鼻子，他对张作霖说：    “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张作霖说：    “这恐怕办不到吧。”段一听更加恼火：    “办不到也要办！你们办不到，我一定要办到。”

    徐树铮知道张作霖调停的条件竟然是罢免他自己，心里对他是恨之入骨，几近疯狂的他策划了暗杀张作霖的行动，并报告了段祺瑞。但段祺瑞的为人还是比较坦荡磊落的，他不喜欢搞阴谋，所以徐树铮没能下手。咽不下这口气的徐树铮决定再次单干，趁张作霖回奉天要路经廊坊之机再行暗杀，将生米做成熟饭，到时候让段祺瑞接受既成事实。但消息走漏，靳云鹏很快知道了这一计划，马上密报张作霖，张作霖化装连夜赶赴天津，得逃一劫。

    不依不饶的徐树铮随后又搞了个暗杀团潜入奉天，企图暗杀张作霖。

    面对徐树铮种种乖张的行为，张作霖再也不能容忍了，公开表明他要进行“武力调停”，且对曹锟表示他的立场是支持直系反对皖系的。

    段派方面一直在积极备战，直军也在布置防线，吴佩孚从来就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面对曹锟的犹豫，他拍着胸脯保证：    “有我吴佩孚在，两星期结束战斗，您就放心吧！”形势越来越紧张，段祺瑞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他立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曹锟、吴佩孚、曹锐免职，交段亲自查办。但是这项决议送到大总统徐世昌那儿，徐世昌却面露难色，他是担心一旦命令下达，局面将再也无可挽回，两方势必直接摊牌，一场战争在所难免了。这对于中国政局来说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同时自己的大总统位置恐怕也坐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几次推脱，就是不在公文上签字盖印。段祺瑞早已下定决心摊牌，对徐世昌的墙头草作风极为恼火，一怒之下，他干脆派兵包围总统府，逼迫徐世昌同意。

    被大兵包围的徐世昌骑虎难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违心地下令惩办曹锟、吴佩孚。段祺瑞的皖系觉得自己占得了先机，却没想到适得其反。因为直系军队方面得知大总统令竟然是由段祺瑞的军队威逼发出的，不由得同仇敌忾，一下子抱成了团，枕戈待旦，下定决心与皖系决一死战。

    偷鸡不成蚀把米，直皖开战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7月9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在团河成立讨伐曹吴的“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靳云鹏为副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军司令兼京城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军司令。同日，边防军第3师陈文运部开赴廊坊，第一师曲同丰部与陆军第九师魏宗瀚部、第十三师李进才部、第十五师刘询部开赴长辛店、卢沟桥、琉璃河一线。

    直系方面，7月9日，曹锟在天津召开誓师大会，成立“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其司令部设在高碑站。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为后路总指挥，留守郑州，第四混成旅旅长曹瑛和奉军李景林部为东路正副总指挥，占据杨村。

    7月10曰，段祺瑞以吴佩孚不仅不交卸军队，反而开进为由，下令向直系发动进攻。11日，曹锟发出通电，声称“目的一日不达，锟一日难卸甲”。

    12日，曹锟又和张作霖联名通电讨伐段祺瑞，不再只是针对徐树铮，而是明确打出了“讨段”的旗号，称“皖系军阀恣胜专横，唯有秣马厉兵，共伸义愤。”吴佩孚还在第二天的通电里指斥段祺瑞是汉奸，并将之与张宗昌、石敬瑭、吴三桂相提并论。

    张作霖在曹锟、吴佩孚公开发表反皖通电后几天，就悄然来到军粮城，一面仍保持局外中立的假象，一面在天津北仓一带悄悄地布置人马，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张作霖发表派兵入关的通电。

    一场直皖战争由此开始。

    皖系出局

    直皖两军的战区都是分东西两路。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西路在京汉铁路沿线。西路是双方交战的主战场，直军在高碑店一侧，皖军在固安、涿州一带。1920年7月13日，直皖两军第一次小规模战斗开始，双方在高碑店有小冲突，总体来说，皖系还是占了一点上风。

    但很快战况就发生变化，吴佩孚率部与边防军第一师大战于涿州，皖军派出的右侧支队被直系部队袭击而发生混乱，逐步向后撤退，使部队的态势更加不利，致使京汉铁路作战部队的右侧背受到很大的威胁，皖系第二路军总司令曲同丰被困在了涿州城内。

    吴佩孚没有直接攻击，而是写了一封信带给城内的曲同丰，劝说他投降。这封信只有寥寥数字，却抵得上千军万马。因为曲同丰在武备学堂做过吴的教习，双方还是有师生之谊的。曲同丰认为自己曾经是吴佩孚的老师，不至于受到加害，而且他的上级曹锟和曲同丰也是老熟人。

    曲同丰是段祺瑞非常欣赏也着力提拔的干将，在他身上段祺瑞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没想到，曲同丰居然完全没有与涿州共存亡的意思，相反还对前来劝降的人表示他自愿投降，而且还要一个像模像样的“受降仪式”。曹锟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于是一场隆重的受降仪式在曹锟的大帅府举行，曹锟身着戎装在大厅站立，曲同丰连同被俘的其他军官一起踏着正步走入大厅。

    曲同丰从腰间解下军刀，双手献上，并朗读事先拟好的投降文书，向曹锟发誓从此不与他为敌。曹锟接过刀后，表示接受了他的投降，然后又将它发还曲同丰，请他继续佩戴。仪式完成后，两人坐在一起聊天拉家常，气氛非常轻松，完全不像是受降，倒像是老友久别重逢。就这样，段祺瑞的三路大军中的第二路军土崩瓦解。

    战前，段祺瑞将很大一部分兵力已经交给了曲同丰，现在他的临阵倒戈，几乎直接决定了段祺瑞的失败。

    那么，荣任第一陆军总司令的段芝贵情况又如何呢？这位老兄不说他还好，一说他简直就是气不打一处来。“定国军”总司令段芝贵搞到一列火车，在车上狎妓、打牌，他指挥西路战事，基本是每战必败。他也无所谓，他的专列两头都挂上火车头，胜就向前开，败就向后开。当他正在麻将桌上挥汗如雨的时候，西路皖军战败的消息传来，他就急忙大叫开车，一路狂奔逃回北京的家中。就连家人问起情况，他也只是用手摸着头，连连说：    “好险，好险！”就没别的话了，然后马上叫师爷起草通电辞职的稿子。

    搞笑的是，这位师爷似乎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在给段芝贵起草定国军总司令就职宣言的同时，就写好了辞职通电，现在正好派上用场，把段芝贵羞得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但也只有用了。然而，他这篇文章发表出去，就叫人看出是早有准备，加之他逃得实在快，被人们好好嘲笑了一通。在这个百无一用的总司令率领下，皖系第一路军全部溃散，不是逃跑就是投降。

    东路军总指挥徐树铮获知西路战败消息，知道大势去矣，深夜逃回北京，直系军大队开到长辛店，将四围溃败段军一律扫清。至此，京津线、京汉线皖军全被清除。

    别急，事情还没完。三路大军虽然瓦解，皖系在长江上游还有一部分军事力量，这就是吴光新的部队。

    吴光新是段祺瑞派去监视王占元部的，后来吴佩孚要撤防北上，段祺瑞命令吴光新的长江上游所属部队急行军集中到岳州，准备将吴佩孚部队消灭于洞庭湖中，但吴光新直到吴佩孚渡过洞庭湖之后才姗姗抵达汉口。当时直皖两系剑拔弩张，形势已很紧张，但吴光新毫不知觉，住在长江上游总部运输处里，整天趾高气扬。王占元听说他来了，请他于次日到武昌赴宴，表示为吴洗尘。他的部下极力劝阻，吴光新不仅不听，还骂他们胆小。第二天，王占元用电话催请，吴带随从副官和几个卫士坐马车轻轻松松进入两湖巡阅使官署。

    王占元质问：    “长江上游各地你的部队何以分途东开武汉？”不知死活的吴光新居然还在抖威风：    “这是奉陆军部令，你管不着。”王占元仰天冷笑，吴光新也看出似乎不对了，扭头往外走，立马就被王占元扣留。失去了主帅的部队很快就被王占元缴了械。

    应该说，战争进行到18日，胜负就已决出，皖系大败。段祺瑞派傅良佐到天津向直隶省长曹锟的弟弟曹锐求和，结果被扣押，最后一丝希望都已经破灭，尤其是花巨大代价培植起来的参战军，没几天便告覆灭，让段祺瑞心痛至极。

    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段祺瑞万般无奈，通电全国“引咎辞职”。酷爱权力的段祺瑞被人逼到今天这个份上，是他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急怒之下，万念俱灰。有一天，段祺瑞突然开枪自杀，没想到因为过于激动，手一抖，子弹并没有击中自己，却从脑袋旁边飞过去打死了身后的一名卫兵。左右人开始对他严加看管并极力劝说，段祺瑞才慢慢恢复了平静，不再提寻死的事。

    直系军队获胜后全面进入北京，裁撤了边防军和西北军的建制，彻底解除了皖系武装，同时对发起这场战争的安福系重要头目予以通缉。经过慎重考虑，通缉名单列了出来，分别是：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这就是有名的“安福十祸首”。

    那么，这些人的命运究竟如何？可以明确地告诉诸位：一个也没有抓着。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西方各国对十大安福祸首的态度。当时在通缉令发布之前，北京政府曾将祸首名单通知了外交团，要求他们不要容留这些人。

    美、英、法三国表示照办，日本、意大利、荷兰却不同意，日本更是将十名祸首中的九人收容在日本兵营，可见根本不将当时的北京政府放在眼里。

    按说，皖系最大的后台是段祺瑞，安福系最大的后台也是段祺瑞。但奇怪的是，皖系虽然失败彻底出局，但直系似乎并不打算追究段祺瑞本人的任何责任，因此通缉令上皖系主要头目都有，却独独没有最应该负责任的段祺瑞。这不能不说是段祺瑞本人的个人魅力在起作用。段祺瑞虽然独断专行，咄咄逼人，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个人的操守是很值得当时的人敬佩的，就连那些与他刺刀见红的军阀们都是如此。政治是一回事，人品又是一回事，段祺瑞追求权力，但不搞阴谋，行事光明。在他当政期间，从来没有干过贪污腐败的事，也没有为自己捞取过金钱、土地、豪宅。所谓英雄惺惺相惜，你在台上，我在台下，少不得要明里暗里斗一斗，现在既然你已经失败下台，对我构不成威胁，双方的敌意就不存在了。

    不光如此，看到失意的段祺瑞，吴佩孚竟然也动了侧隐之心，表示罪魁祸首安福系既然已经垮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仍然支持段祺瑞回来当国务总理，就连张作霖也不反对吴佩孚的意见。

    但是奉系战败，段祺瑞已经失去了待在北京的政治资本，留下来恐怕惹人笑话，眼看回天无力，身在北京的段祺瑞不愿意看着昔日自己的对手趾高气扬的样子，于是几天后携家眷黯然离京，搬到天津的日租界寿街，表面上过起了远离政治斗争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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