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直皖问题又变为直奉问题了。
徐世昌很清楚跟曹锟、张作霖也不好打交道，所以在总理人选上，他还是以靳云鹏来组阁，因为靳既是曹锟的结拜兄弟、吴佩孚的老乡，又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可以为奉、直双方接受。
靳云鹏组阁，一上来就提出，取消安福国会，改选新国会。但吴佩孚有想法，他坚决主张召集安福国会之前的旧国会。张作霖当然是偏袒靳云鹏的，他当面责问曹锟： “你究竟有没有统帅部下的能力？”曹锟只好斥责了吴佩孚几句，吴佩孚对曹锟是不敢顶撞的，只好恨恨离开，但对张作霖的敌意更深了。
张作霖这样不给吴佩孚面子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一向看不惯吴佩孚，曾公开说过这样的话： “国家大事，我一向是跟曹巡阅使商量。吴佩孚不过区区一个师长，全国就有几十个师长，而我手下也有好几个，让他们干预政治，那还成话吗？”可是，这个“小小师长”战胜皖军后，获得了“两湖巡阅使”的位子，同他这个“东三省巡阅使”平起平坐了，令张作霖极为不满。另一方面，吴佩孚对张作霖也没有什么好感。因为直皖战争中出力并不多的奉系，进关后唾手而得京、津，还就近获得段祺瑞全部从日本购进的武器辎重，可以说毫无损失地坐收渔人之利，让吴佩孚又心疼又气恼。
在政治上张作霖也得到了重大利益，北京政府一切大计都要经曹锟、张作霖二人点头通过。在直系一方，他们的战利品主要在地盘上：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虽为直系将领，但因利害关系，而渐与奉系亲近，吴佩孚便乘王占元遭湘军攻击和宜昌、武昌兵变之机，夺了王的地盘，自任两湖巡阅使，让本系将领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另外，孙传芳占据了福建，齐燮元得到了江苏督军的位子。
愈演愈烈的争权夺利使直、奉的裂隙越来越大。曹锟不希望在自己的实力未得到巩固之前，激化矛盾，而与奉系又起战争，所以他对奉张的态度没有吴佩孚激烈，还在这时与张作霖攀交情，把自己二姨太所生的一个女儿许配给张作霖二姨太所生的儿子。一对新人还是小孩子，但因为两亲家翁正值炙手可热，行聘之日，奇珍异宝数不胜数，轰动一时。
可是矛盾还是不久就爆发了，问题出在内阁里。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靳云鹏的内阁组成是这样的：外交颜惠庆、司法董康、内务张志潭、教育范源濂、财政周白齐、农商王乃斌、交通叶恭绰、海军萨镇冰、陆军由靳云鹏自兼。靳云鹏很讨厌内阁里的两个人，即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
这里面，张志潭站在总统府一方，周自齐和叶恭绰是老交通系，他们自入阁起就想赶走靳云鹏，好让自己的“老大”梁士诒取而代之。于是他们利用职权，在财政、经济方面处处掣肘。靳云鹏便提出一定要免去这两人的职务，并召集直鲁豫的曹锟、东北的张作霖、两湖的王占元、两广的陆荣廷，再加上各省督军护军使等二十多人联合威吓，周自齐胆小点，很快就辞职了，但叶恭绰还是赖着不走，于是靳云鹏巧妙地玩了一招防守反击，让内阁总辞职，所有内阁成员集体下岗，然后重新组阁，当然，除了这两人，原来内阁成员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靳云鹏最初认为除去了周、叶，财政就会有办法，现在却还是毫无办法。也是，中国的财政根本不掌握在中央，各地方财政由军阀们截留，关税又被外国人把持，哪来的钱！焦头烂额的靳云鹏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张作霖却越来越不满了，加上被免职的叶恭绰煽风点火，忽悠他说只要让靳云鹏下台、梁士诒组阁，张作霖肯定会被选举为大总统，受此蛊惑的张作霖不禁怦然心动，于是和徐世昌一起积极倒阁。
没有了两大佬的支持，靳云鹏怎么可能待得下去，1921年12月18日，靳云鹏辞职，梁士诒组阁！梁士诒上台，曹锟、吴佩孚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梁士诒作为资深混混，还是很有苏秦张仪的遗风的，他私下向吴佩孚表示，如他上台，愿意迅速筹措军饷给直系军队，吴佩孚信以为真，才改变了口气说：“好，姑且让他干一下。”
梁士诒上台后宣布了三件事：
一、宣布撤销对皖系军阀政客的通缉，任命曹汝霖、陆宗舆等卖国贼担任政府要职；
二、同意日本要求，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并把该路改为中日合办；三、遏制吴佩孚军队的军饷。
得知自己被忽悠了的吴佩孚怒不可遏，发誓要将梁士诒拉下台来。正苦于没有借口，说曹操曹操到，机会来了。华盛顿会议召开，其中有一条涉及中国的问题：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给日本。梁士诒为了争取日本的支持，私下同意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并改为中日合办，还电令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王宠惠、颐维钧、施肇基对日让步，令全国舆论为之哗然，激起人民的愤怒。
吴佩孚抓住这个靶子，猛烈攻击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 他还拉住江苏、湖北、江西等六个省的督军和省长联名通电，要求罢免内阁总理。梁士诒当然是极力辩白，但终究理亏气短，反击无力。张作霖想支持梁士诒，同样遭到吴佩孚一顿责骂，张作霖恼恨之极，扬言要派兵入关拥护梁阁。吴佩孚不吃这套，直、奉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军阀就是这样，为了地盘和势力，他们没有固定的“朋友”和“敌人”，今天的“敌人”可能就是明天的“盟友”。这很像咱们现在流行的斗地主的游戏，刚才还在和老张联合打老李，转眼又可以和老李联合排挤老张，只不过咱们老百姓是在家里的桌子上玩，军阀们是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玩。
现在的形势是中国的政局基本控制在直系军阀手里，为了对抗直系，各地方军阀又开始权衡利弊，分化组合，目标渐渐一致，即扳倒直系。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就任非常大总统，这是他第二次组织政府了，随后他厉兵秣马，准备北伐。但是北伐前，有一件事必须解决，那就是稳定自己的后方。孙中山已经不止一次吃这样的亏了，每次自己率军北上，背后总有人捅刀子，害得自己多次无功而返，就是因为自己的地盘不够稳固，还有那个陆荣廷，总在关键时候踩你一脚。不搞定陆荣廷，北伐之事恐怕又要化为南柯一梦。于是1921年6月，孙中山命令以北伐军为主力的广东江西云南联军进攻陆荣廷的广西老巢，并击溃全部桂军，占领广西，陆荣廷成为历史，两广顺理成章变成了革命政府的根据地。
同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第二年春出师湖南，进行北伐。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主张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以曹锟、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
想对付直系的不止有孙中山，下野的段祺瑞也不甘寂寞，他派徐树铮秘密到达广州，与孙中山的全权代表廖仲恺、汪精卫和蒋介石会见，经过初步接触，双方的基本思想趋于一致，接着徐树铮又由蒋介石引荐到桂林面见孙中山，继续商讨反对直系的细节步骤。
其实孙中山阵营里有不少人是反对与段祺瑞合作的，因为段祺瑞本身就是当年他们发动护法运动的直接针对对象。但孙中山却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段祺瑞虽然有种种不是，但毕竟在北洋系中，他的威望还是别人难以企及的，由他出面号召，一定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至少在声势上会更加壮大。而且段祺瑞曾经明确地反对袁世凯称帝，说明他心里还是赞成共和的，双方有合作的基础。当然，如果段祺瑞就此加入他们的革命阵营更好，如果不行，等革命军有了力量时再收拾他也不晚。
出于同样的思想，孙中山同时派人和张作霖联络。张作霖土匪一个，要说他如何倾向革命那是一厢情愿了，革命俩字怎么写恐怕他都还没有学会。
不过张作霖虽然对革命没有什么热情，但他个人对孙中山很是敬重，相信他救国有办法。
经过多次的往来磋商，反对直系的三角同盟终于建立起来了，奉系、皖系、革命军在同一个敌人面前，终于走到了一起。
现在的张作霖再也没有了谨小慎微的小心，有了段祺瑞和孙中山的支持，张作霖感到自己已经是膘肥腿壮，可以不在乎直系的看法了，于是对吴佩孚的态度便突然强硬了起来。偏偏这时候，他支持的梁士诒被吴佩孚轰得待不下去了，请了个病假，跑到了天津，再也不出来了。
张作霖感到吴佩孚逼人太甚，下定决心武力反对。3月31日，张作霖增派了三个师的兵力集结廊坊，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吴佩孚也不是个软柿子，虽然早就听说了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三方联合的传闻，但老吴毫不在乎：好啊，一起来，一起收拾，省得我一个一个去找，太麻烦。于是他也调兵遣将，周密部署，战事一触即发。
4月，张作霖接着再派张学良率部大举入关，自己也从沈阳来到军粮城坐镇指挥。做好了一切准备，可以翻脸了。张作霖就给曹锟发了一通电报，电报里大骂曹锟是奸雄，还说曹锟此人一生都在模仿他曹家的祖先曹操。这通电报就等于宣战了，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
应该说，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三方联合，实力应该是很强的，就在大家都以为吴佩孚必然遭遇失败的时候，战斗的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奉系兵力12万，直系兵力10万，双方在天津至北京的廊坊一带摆开战场，但刚一交战，张作霖就明白了吴佩孚为什么有那么足的底气，因为奉军的战斗力明显比不上吴佩孚训练有素的直系军队，长辛店战场被直军前后夹击，16师师长邹芬投降，该路奉军全线瓦解。初中我们就学过《曹刿论战》，里面说了：打仗打的往往就是一股气势，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听到西路兵败，正准备坚持抗击的中路和东路军军心涣散，节节败退，边打边逃，一直逃出了山海关，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东北去了，12万人仅剩下了2万多人。
那么三方联合的另外两方哪去了？事实上，第一次直奉战争表面上是三方联合反对吴佩孚，但自始至终就是张作霖一个人在打。因为孙中山刚要进军就遭遇后院起火，广东的陈炯明突然发动叛变，孙中山不得不回师平叛，剿灭陈炯明，这就耽误了北进的计划。段祺瑞的皖系主要力量是浙江卢永祥，因为他的驻扎地在上海，但上海的海军却表态支持直系，他要是一走，上海很可能落入直系之手。权衡利弊之后，卢永祥没敢离开自己的地盘。河南督军赵倜有可能响应奉系，但冯玉祥率部由陕西开进了河南，将赵倜看得死死地，动都动不了。更丢人的是驻扎北京的奉系张景惠两个师，一枪未发就被直系军队给缴了械。较量的结果证明：张作霖不是吴佩孚的对手，不管是带兵方法，还是统筹谋划，张作霖都要稍逊一筹。
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大败，损失了关内的全部地盘和兵马。不过好在他在关外的根基很厚实，基本没有受到致命的影响。而吴佩孚赶跑了张作霖后，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东三省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他怕引起日本人的干涉，到时候自己反而惹来麻烦。另外，孙中山解决了陈炯明的叛乱后，重新集结队伍，绕道江西进行北伐。吴佩孚现在要专心对付南方军，顾不上已经失败了的张作霖了。
张作霖经过这次失败，终于认识到那个自己一向看不起的吴佩孚确实厉害，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但他咽不下这口气，一退回关外便宣布脱离中央独立，东三省自治。而皖系政客们遭遇失败后更是四散溃逃。
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是唯一的赢家，北京政权完全落入直系军阀手中。
“东海渔翁"折钓竿，直奉战争硝烟散尽，直系大胜，奉系退往关外，皖系政客也倒台。但段祺瑞却并没有放弃自己倒直的工作。
住在天津租界的他秘密派遣徐树铮进入福建，准备联络福建督军李厚基，再次举起反直的大旗。因为李厚基本来就是皖系人马，是段祺瑞之前的学生与部下。但是在政坛上是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的，李厚基一直在岸边观风，一见到直系势力大涨，为了自保，投入了直系阵营。
李厚基本人是指望不上了，段祺瑞又想出一计，准备赶走他，让福建重新回到皖系手中。完成这一任务的人选他也想好了，就是李厚基的属下，第24混成旅旅长王永泉。这个王永泉曾经是老段的部下，与他关系一直不错。
为了这一计划，徐树铮紧急联络了孙中山。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平定陈炯明叛乱，部队集结于江西瑞金。但因为直奉战争已经结束，奉系失败，革命军孤立无援，实力上难以和吴佩孚抗衡，因而部队停留在江西没有再前进。得知徐树铮的计划后，孙中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他可以趁机将自己的部队从江西调出来，转移到福建休整，避开吴佩孚的锋芒。
于是计划妥当后，王永泉突然发动兵变，率兵包围了李厚基的督军府。
突遭变故的李厚基慌了神，趁黑夜逃跑，福建就这样落到了王永泉手里。王永泉成为福建总抚，并兼任建国军总司令，而让国民党人林森当了省长。一位小小的旅长一夜之间成为响当当的一省之首、军队总司令。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在徐树铮的计划中，还要在福建设置一个“建国制置府”，由孙中山、段祺瑞领导。现在计划成功了，按照预想，徐树铮将自己的“建国制置府”设在了福州，制置府下设秘书、军事、军政、财政四大处。国民党对他的这个计划并不欣赏，因此也不热心。而军阀王永泉得到了福建，大权在握，开始看不惯徐树铮在自己眼皮底下另搞一套，于是他通过种种手段，最终胁迫徐树铮取消了这一机构。徐树铮机关算尽，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两手空空的他不得不失落地返回了上海租界，继续寻找可以利用的机会，以图东山再起。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时的直系势力真是如日中天。直奉一战让吴佩孚声名鹊起，成为了中国各大军事集团中的霸主，其影响力直追当年的袁世凯和后来的段祺瑞，也成了一颗极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吴佩孚的政治主张其实与段祺瑞如出一辙，那就是想让中国真正回到大一统上面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一步就是虮恢复法统”。
所谓“恢复法统”，就是恢复1917年被解散的旧国会，让黎元洪重新上台，补足5年未满的总统任期。吴佩孚这么做倒不是他多么欣赏黎元洪，更不是为了尊重民主。其实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黎元洪作为傀儡上台后进行过渡，然后让曹锟名正言顺地接替他成为大总统。这样做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孙中山发动的北伐失去了法律依据，自己站不住脚了。因为孙中山的主要目的和口号就是要恢复武昌起义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随之成立的国会，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现在我已经恢复了临时约法，你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北伐？
不过，曹锟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纯粹是多此一举，就凭直系现在的实力，随便找个借口或者直接发动一次兵变就能赶走徐世昌，让他曹锟上台。但是现在这话就由不得他曹锟说了，毕竟挟直奉胜利的余威，吴佩孚现在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只会听自己话的小师长了，什么事不听他的恐怕办不下去。于是曹锟只好按捺下自己急切的心情，听吴佩孚的安排。
接下来就是如何赶走徐世昌了，他现在可还是大总统，你们打得热闹，那是你们的事情，谁赢了我都是总统，但吴佩孚毫不客气地说了不。吴佩孚公开表明反对徐世昌的立场，并且通电各省征求恢复旧国会的意见。各省通电表示赞成（不赞成也不行啊），而孙传芳更是给徐世昌发了一个电报，徐世昌一见这个硬邦邦毫不客气的电报，不禁倒抽了口凉气。电文中直接否定了安福国会，而他徐世昌正是这个没有法律依据的“伪国会”选出来的总统。除以曹、吴为首的直系军阀们，一些名流政客如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等纷纷赞同“恢复法统”，吴景濂、王家襄等旧国会议员也频频出来活动，搞了个“正式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一时间满世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四面楚歌，徐世昌知道，自己的政治之路已经走不下去了，不得不下决心辞职。1922年6月2日，徐世昌下令由国务院暂时代理行使一切政务，自己在军警的护送下，黯然离京。
东海渔翁徐世昌就此告别了政治舞台，终其一生再也没有从政。
徐世昌下野后，一直居住在天津租界，每天不是作诗就是饮酒消磨时光，再也没有动过复出的念头。1937年，鬼子进了中原，日本在华北建立伪政权时，考虑到徐世昌曾经的声望，曾想让徐世昌出面组织伪政府，徐世昌一口回绝。
两年后，徐世昌病重，医生建议他上北京治疗，但徐世昌担心被日本人劫持，不愿动身上北京，1939年6月6日病故，终年85岁。
卖布小贩当总统
直系军阀成功地赶走了徐世昌后，便去拉来黎元洪做过渡时期的傀儡总统。
黎元洪自张勋复辟失败后下台，一直寓居在天津。这段时间他没有再进行什么政治活动，而是投身于实业，主要就是金融投资。在黎元洪心目中，自己早已是昨日黄花，谁还会记得当年的武昌起义首领、共和第一功臣黎元洪（虽然是被逼的）。
不过，袁世凯曾经对他说过，他袁世凯再怎么精明，却赶不上黎元洪的运气。的确如此，黎元洪这辈子似乎运气特别好。当年莫名其妙、心惊胆战地做了起义首领，后来更是被推到了大总统的高位上，总之自己不敢想不敢做的，最后都自己送上门来。现在虽然下野多年，居然又被人想起来了。
在曹锟吴佩孚的一手策划、扶持下，离开政坛多年的黎元洪又一次来到了权力中心，6月11日重新接过大总统印。6月12日，黎元洪正式迁至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然而，黎元洪的运气似乎总是伴随着麻烦。因为在他上班没多久，就突然被勒令下岗待业，原因还在于曹锟等不及了。
在皖系主导之前，直系异常团结，不是联合南方的革命军对付，就是联合奉系反对。皖系终于下台了，直系转而又要对付奉系，因此他们一直是很团结的。现在强大的对手基本消失了，没什么事干的直系内部开始分裂。分为了拥护曹锟的“津保派”和拥护吴佩孚的“洛吴派”。
分裂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对待大总统黎元洪的问题。吴佩孚本来有自己的打算，按照他的设想，不但曹锟能最后上台，还能达到多个目的。但是曹锟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眼看大总统之位已经伸手就能够着了，却是只能看不能碰，这让他好不心烦。加上他周围一帮唯恐天下不乱的幕僚们天天在耳边吹风，为的是曹锟上台，他们也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不定也能混个什么官干干。于是曹锟终于等不及黎元洪任期届满，决定赶黎下台。
他采用的法子是公开收买、贿赂国会议员，以“阁员倒阁”的办法使内阁瘫痪，然后指使冯玉祥、王怀庆等军人直接向总统索要军饷，逼迫黎元洪自动离职。继而发展到把黎元洪困在家中，断水、断电、断电话。曹锟部下负责北京治安的人还跑到黎处请辞，声称北京治安问题他们不负责任，闹得整个北京城风声鹤唳。黎元洪无可奈何，在身家性命都受胁迫的情况下，交出了总统印信。
赶走了黎元洪以后，为了让曹锟名正言顺地上台，他们又玩了个选举的把戏。
1923年9月，国会选举开场。为了当上大总统，曹锟拿出了大量的金钱收买议员。选总统不是选议员，那可是国家元首，因此价码自然和选举议员不一样了。一张票通常是5000元，对于少数固执的议员，开价自然更高，甚至一张票差不多10000元。
为破坏曹锟的贿选，孙中山派代表汪精卫，张作霖派代表姜登选、杨毓殉，卢永祥派代表邓汉祥，云南唐继尧派代表王九龄、李雁宾，湖南赵恒惕派代表吕宓筹，川军总司令刘成助派代表费行简，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派代表赵铁桥，纷纷出面集合，商讨倒曹、吴的办法。最后商量出来的办法，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离奇的选举——所有人都是贿赂当选，只有段祺瑞的是贿不选。
于是世界选举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开场了。一面是曹锟大撒金钱贿选，一面是段祺瑞出高价收买议员从京津到上海来，让曹锟的选举不够人数。直肠子的段祺瑞没想到，这世界上真正直肠子的恐怕就他一个，国会议员800人，人称“八百罗汉”，到他这儿领钱的有700多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又潜回北京去拿曹锟的50005己，参加投票，议员被当时的人们讥讽为“猪仔议员”。
吴佩孚不赞成曹锟贿选总统，也不赞成曹与张作霖拉关系套近乎，但他重视调整与“北洋元老”段祺瑞的关系，提出“尊段联卢”的口号。“卢是指浙江卢永祥，他是皖系硕果仅存的一员大将。吴佩孚不但派人殷勤问候段祺瑞的起居，还一再邀段出来“与政府一致行动”，段拒绝了。
1923年lO月lO日，曹锟借着“猪仔议员”的480票，就任大总统，全国舆论哗然。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的代表和各省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联名通电反对曹锟贿选；说他的贿选在法律上绝对无效，正在广东征讨陈炯明的孙中山迅即通电全国声讨曹锟，浙江卢永祥、奉天张作霖以及西南各省驻上海的代表群起响应，一致通电声讨曹锟贿选窃位，上海、杭州、芜湖等各地民众也开始自动举行反对选曹的大游行。
段祺瑞终于跳了出来，公开通电攻击曹锟贿选总统，顺便再给曹锟加上了一项罪名：金佛朗案。
下野也忙碌
有必要解释一下“金佛朗案”。这是当时的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的一个无理要求：要求中国政府按照金法郎价偿还对法国的庚子赔款。庚子赔款4．5亿两，连同利息近1亿两，法国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约1．5亿余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改用金汇对本位，纸法郎汇价大跌，一纸法郎折银1．25两，一金法郎折银3．25两，法国要求中国按庚子年汇价计算赔款，中国就要损失l亿多元，此为“金佛朗案”。因为法庚款从1920年起停付，海关每年将法国应得庚款按3．25的汇价存储起来，到1924年时已积存达千余万元。“金佛朗案”一旦解决，这笔巨款便可提用，用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加上法国方面以“金佛朗案”作为批准九国公约和召开关税会议的条件，并提出利用此款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由于当时在位的官僚们手中或多或少都存有中法实业银行的股本或存款，一旦实业银行复业，这些人手中的死东西就立刻变成活物了，所以有不少人为之奔走聒噪；当时各届政府也都想解决“金佛朗案”。 然而承认“金佛朗案”几乎必然被老百姓等同于卖国贼，因此段祺瑞之前的历届政府深知厉害，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轻举妄动。此时段祺瑞为了攻击对手，大造舆论，指责曹锟对待“金佛朗案”的态度是卖国。
曹锟也是倒霉，本来这个所谓的“金佛朗案”就没他什么事，他也没有承认，但人家硬是栽到他头上。好容易对付过去，突然又冒出了一个毫无征兆的“临城劫车案”，再次让段祺瑞抓到了把柄。
“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的临城，1923年5月5日，在山东临城站附近，一列火车突然被土匪劫持，土匪绑架了车上的所有人作为人质索要赎金。按说在那个年头，发生一两件土匪劫车的案件根本不是什么新闻。但这次不同，因为车上有20多名外国人。西方各国借口在中国的外国人没有人身保障，乘机要挟，提出必须惩办临城案负责长官，这样才能庆贺新总统当选。如若不然，他们还可能进行武装干涉。
西方国家那时候可全都是爷，哪一个都得罪不起，更别说好几个国家一起来了。曹锟刚刚当选总统，屁股还没坐热呢。他可不想因为几个土匪坏了这辈子赶上的最大的好事。为了尽快平息事端，取得各国的谅解，曹锟不但答应了土匪的全部要求，付了巨额赎金，答应收编土匪队伍。还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等人撤职查办，还准备把铁路的指挥权、用工权、财权一齐交予外国人。
田中玉可是皖系的人，他的下台让段祺瑞极为不满。抓住曹锟的这一污点，段祺瑞在报纸上大造舆论，攻击曹锟。当然，深谙官场的段祺瑞不会不明白，这些都是小儿科，不可能对曹锟构成真正的威胁。中国办事靠的是实力，搁在那年头就是军事实力。于是他私下里还在极力促成奉系军阀与浙江的卢永祥联合。
卢永祥是个下级军官出身。小时候家境贫寒，跟他父亲一起出来逃荒。
为了活下去，他们想到了投军，因为当时恐怕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让他们吃饱肚子。于是父子俩一起来到了小镇第三镇，入伍当了个伙夫。对卢氏父子来说，那可是个天大的美差。你见过哪个单位里有饿死伙夫的么？就算军队粮饷不济，但凡有一点粮草，那也得先经过伙夫的手啊。两人总算过上了一段有吃有喝的幸福日子。但不久后他与父亲就分开了，因为两人分属于不同的部队，而父亲的部队开拔之后，由于两人都是文盲，所以即使知道地址也很少通信，不会写字怎么通信？慢慢地，双方就失去了联系。后来卢永祥通过努力当上了一名初级军官，有了一定的地位和经济实力了，想把父亲接过来和自己在一起，但再也找不到了。卢永祥是个孝顺的人，每次和朋友说到这件事都是一脸痛苦悔不当初的模样。
卢永祥属于皖系，也算是直皖战后仅存下来的一支段系力量。他不满于曹锟、吴佩孚的作风，干脆在浙江竖起了独立的大旗，不再听从中央的号令。段祺瑞只有这一点军力了，生怕哪一天被吴佩孚夺了去。于是他建议卢永祥尽快和奉系的张作霖结盟，一起对付直系。而张作霖经过直奉一战也认识到，自己不是吴佩孚的对手，只有广结关系，联合对付直系才是出路。最终双方结成了同盟，决定在政治上两方共同进退，军事上双方一起行动，互为呼应，并且共同对付曹锟和吴佩孚。
吴佩孚也不傻，他看到现在的局面下，皖系唯一的人马就剩下浙江的卢永祥，如果再将他拉过来，皖系就算是彻底离开中国政坛了，而段祺瑞也将作古。于是他也在极力拉拢，但卢永祥对他的拉拢毫不理会，甚至连吴佩孚给他的亲笔信他都没有回复。 （倒不是他不认字，因为此时的他完全可以让参谋们代写）直接拉拢他不行，吴佩孚决定还找段祺瑞，因为他知道卢永祥肯定会听老段的。于是他趁段祺瑞做寿之机，还备下厚礼亲自前往贺寿。不过段祺瑞早就看出了他的打算，并没有做过多的表示。
卢永祥盘踞浙江，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上海不放手，因为上海可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他的经济几乎可以相当于半个中国。谁都不愿意扔掉这么个香饽饽。卢永祥原来就是淞沪镇守使，直接管辖上海，后来他升了官，调升浙江督军，临走前突击任命部将何丰林为淞沪镇守使，这样他即使人在浙江，上海的一切却尽在掌握。但是上海当时在行政上是属于江苏的，这就惹恼了另一个人。
但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卢永祥占据上海，却让一个人如骨鲠在喉，欲除之而后快，那就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当时的上海还划归江苏管辖，但他作为江苏督军，竟然不能控制上海，总觉得自己这个督军做得是名不副实。
更让齐燮元耿耿于怀的就是上海的税收。上海是全国第一大经济中心，每年的税收那可是一大笔，再加上上海还是全国烟土买卖的中心。当时外国人在上海从事烟土买卖的不在少数，据说光是印度一个地方运来的烟土税收就足以养活三个师。而他卢永祥不仅收税，还自己直接派人去外国贩来烟土销售牟利。这两项收入之丰厚，让他垂涎欲滴。如果自己得到上海，至少军饷就不用再发愁了。
1924年5月，段祺瑞收买曹锟的译电员，抄出了吴佩孚致曹锟的密电。
吴佩孚在密电里，主张以鄂、赣、苏、闽几省的兵力，围攻浙江、上海，由江苏齐燮元和福建孙传芳主持其事。段祺瑞派人把密电原文送交卢永祥，一再叮嘱他早做准备，卢永祥随即派邓汉祥前往奉天联络，以求得张作霖的支持，张作霖的态度却显得不那么坚决，犹犹豫豫，不肯答应！
现在的形势是有外援要打，没有外援也要打，妥协是不可能的。卢永祥知道这一点，于是他对手下军官们隐瞒了张作霖的态度，只是告诉他们，张作霖态度坚决，准备与浙江军人共进退，终于鼓舞起了军官们的士气！
第二次直奉战争
张作霖虽然犹豫，但军人的本能告诉他不能贻误战机。他一直在秘密派人监视北京的吴佩孚动向，一举一动做到了如指掌，以便自己做出个正确的形势判断。
经过多次接洽试探，吴佩孚最终确定卢永祥不会投向自己。彻底失望的吴佩孚决定兴兵讨伐，命令江苏齐燮元、福建孙传芳夹攻浙江和上海。唇亡齿寒，一旦卢永祥失利，直系势力将更加猖獗，到时候自己恐怕是独木难支。张作霖终于想通了中间的利害关系，立即通电帮助卢永祥，准备分兵进关。孙中山也发表宣言，率领军队北上支援。段祺瑞也积极联络冯玉祥。反直三角同盟再次组建，并且这次注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齐燮元与卢永祥开打，双方互有胜负。最初凭借装备精良，卢永祥颇占优势，很有一举拿下江苏的气势。但是很快江苏与浙江两省的战争扩大为五个省，安徽、福建、江西三地的军队都加入进来，变成了“四英战吕布”。
可怜吕布再勇，也吃不消这车轮战。9月17日，福建孙传芳军队进入浙江，占领了衢州，使浙卢后方受到威胁。孙传芳、齐燮元以钳形攻势令卢腹背受敌。眼看形势十分紧张，而奉系军队远在北方，远水不救近火。卢永祥看到大势已去，长叹一声，通电下野，与自己的忠实部下何丰林一同赴日本“考察”去了。
战事结束，挑起战争的齐燮元除损兵折将、劳民伤财外，什么好处都没得到，而孙传芳不但拿到了浙江地盘，还在卢永祥下野后，以战胜者的身份收编了约5个师的人马，齐燮元空欢喜了一场。
卢永祥兵败下野，但他的失败却为张作霖赢得了天赐良机。就在9月17日孙传芳围困卢永祥那一天，张作霖向吴佩孚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一直志得意满的吴佩孚根本没有料到，现在的张作霖早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上次失败后，张作霖退回关外，苦练新兵，甚至还在日本的支持下，组建了两个新的军种——海军和空军。海军练兵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像样的战斗力，但是空军那花大价钱购买的40架最新式的飞机却是相当有威胁。吴佩孚还是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奉军，满以为自己只要再次拿起法宝，张作霖就会面临第二次失败。但没想到，这次战争与第一次相比，完全倒了个个儿。刚一交战，直系军便损兵折将，奉系军队一个团突破了城门，攻进了关内。情况紧急，吴佩孚不得不亲临前线指挥。
按照双方的战斗力比较，吴佩孚练兵较严格，士兵战斗力强，而且吴本人善于战场指挥。但奉军武器更先进，装备更完善，尤其是飞机助阵，时不时飞到作战区域上空猛扔炸弹，吴佩孚的军队哪见过这阵势，完全不知道怎么应付，一下子乱了阵脚。双方实力比较接近，所以如果继续较量下去，最终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就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候，吴佩孚听到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他无法接受，更不愿意相信。但事实告诉他，那是千真万确的：冯玉祥兵变了！
冯玉祥为什么兵变？起因并不复杂，还是因为吴佩孚。吴佩孚向来看不惯冯玉祥的作风，因为他似乎处处站在道德高地，行事很像南方的革命军，这让吴佩孚对他不得不提防。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因为军功获得了河南督军的位置，吴佩孚就老大不乐意，处处找机会排挤。而冯玉祥又恰恰是一个不甘心俯首听命的角色，当然对吴佩孚的排挤极为不满。
有一次，逼急了的冯玉祥跑去找曹锟诉苦，说是吴佩孚要缴他的械。曹锟也爱惜这员为自己打天下的大将，但对吴佩孚又没什么办法，只好安慰他说：不会的，吴佩孚怎么会这么做呢。你们要是实在不和，我给你另外想个办法吧！后来不久他就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吩咐他带兵驻扎北京南苑。这就等于将冯玉祥晾了起来，河南的位置也让了出去。由此冯玉祥对曹锟也开始若即若离。
从此以后，冯玉祥已经彻底不相信吴佩孚和曹锟，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开始和段祺瑞秘密联络，等待时机。
1924年10月，冯玉祥看到吴佩孚连连受挫，军心动摇，便命国民军的先头部队以每天200多里的速度向北京进发。为保证行军速度，冯玉祥让先头部队把帐篷、炊具等物沿途留下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休息的时间。就这样一路急行军，冯军于lO月21日晚悄悄地进入了北京城。
率先入城的冯军鹿钟麟部切断电报、电话等通信联络，包围总统府，捉住了曹锟。23日早晨，冯玉祥占领了整个北京，这就是“北京政变”。
第二天下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及主要将领和一些有关的政客在冯玉祥的司令部开会，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同时还决定请段祺瑞就任国民军大元帅，来京处理一切事务。
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就好比后院放了把火，令前线直军军心大乱，直奉战争形势陡转。吴佩孚在得知冯倒戈的消息后，仓促之间把山海关战事交给张福来负责，自己率队从海道回天津救援，他曾密令豫、鄂、苏、浙等省火速抽调军队北上相助，但各省多发电遥为声援，援军却未到。奉军得滦州后就切断了直军内外的联系，直军在山海关完全失败。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军乘势进攻，孤立无援的吴佩孚只好于11月3日率部分幕僚卫士乘船到大沽口，渡海南下。但他并不甘心失败，在离开天津前，他在天津东站给段祺瑞打电话，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将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就能引起外国插手干涉，然后借局面混乱之际火中取栗。
段祺瑞回答说： “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了之后连称： “老师，我遵命。”当即乘车回塘沽转船逃走。临行前还将无法携带的弹药辎重通通加以封条，上书“移交段督办查收字样”。
对于吴佩孚，段祺瑞的感情是复杂的，平心而论，他是很欣赏吴佩孚的才华的，大有英雄相惜之感，．但他们各属不同派系，矛盾无法调和。不赶走吴佩孚，直系势力将控制北京政局，他老段自然难有出头之日，但直系军队既然已经瓦解，对吴佩孚本人就没有追杀到底的必要了，而且皖系势力还未恢复，他还希望通过保留直系的部分实力而同北方的奉系、国民军形成鼎足，使任何一派都不得为所欲为。于是他通知芦台奉军暂缓前进，给吴佩孚南逃争取时间。
11月5日，曹锟下停战令和罪已令，移居团城。段上台后，对曹锟也加以了保护，曹于1926年4月10日获得自由。此后，曹亦为东山再起努力过，他曾通电直系诸将拥其复位，但失败了，吴佩孚就特别不赞成拥曹复位。后来，曹锟辗转河南、山东等地，最后到天津做了寓公。由一个卖布小贩到以贿选爬上北洋政府“大总统”宝座，曹锟的一生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七七事变”后，日伪汉奸以高官厚禄相许，要他出来做傀儡，曹锟不为所动。1938年5月17日，曹在天津病死，终年76岁。
直奉战争历时两个多月，以奉张大胜结束，直系主力被歼，直系军阀自此由盛而衰。
就任执政，重掌权柄
随着吴佩孚战败南下，直系势力在北方覆灭。这一切都在段祺瑞的算计之中。他很高兴地看到，自己联奉反直的计划终于获得了成功，不禁为自己高明的算计得意不己。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二个春天马上就要到来了。不过，多年的历练告诉他，不能高兴得太早。
首先是计划中的一些细节发生了变化。原计划中奉军是不能入关的，但是张作霖击败吴佩孚后，却没有遵守这一约定，直接将军队开到了天津附近。这是与冯玉祥原来的打算相反的，他的目的就在于取得华北直隶等地为地盘。现在奉军大举入关抢占地盘，就使得他的打算落空了，北方出现了奉系和国民军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所以段祺瑞就不得不考虑奉系张作霖的态度了。对于冯玉祥邀请他为国民军大元帅的电报，他也是东扯西拉，不说正题。另外，南方各地督军们是个什么态度他也吃不准，因此怕把自己陷于被动。
出乎冯玉祥预料的，北京政变后的局势对他来说日趋恶化。张作霖非常讨厌冯玉祥，他曾对人表示说： “冯玉祥替咱打仗，那是120万小洋钱买的他，他不能主张国事。”奉系其他将领认为冯的野心又大，又会造作，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但张氏父子和奉军一般高级将领对段都很尊敬，把他看作是北洋元老中最有希望的人。所以，张作霖考虑要联段制冯，他也宣布拥段做联军统帅，但考虑到孙中山的声望，又于1924年10月30日致电孙中山，也请他北上。
冯玉祥在与张作霖、段祺瑞周旋之时，感到自己实力不足，迫切希望能拉到一支盟友，思前想后，只有孙中山的思想与自己接近，于是在政变后，冯玉祥立即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冯玉祥还顺便干了件大事：他派鹿钟麟把溥仪驱逐出宫，废除其帝号，并修改民国初年对清室的优待条件，算是“把皇帝统治的最后一点痕迹也铲除了”。对此，段祺瑞很是不满意，甚至拍电报去责备冯玉祥，冯玉祥知道段祺瑞不满意他的行为，’但他却不认同段祺瑞的思想，他曾经调侃说： “我把皇帝赶走，碍着你什么事了？是不是段先生曾经当过前清的大臣，过去老给皇帝磕头上了瘾了？”段祺瑞对此不满，可却有人大声喝彩，那就是号称民主斗士的孙中山，他坚持认为冯玉祥此举算是斩草除根，将来看还有谁来复辟。
孙中山在11月4日分别回复张作霖、冯玉祥，同意即刻北上。段祺瑞本还在观望南方各省的态度，得知孙中山要北上的消息，马上紧张起来，电促冯玉祥、张作霖到天津开会，共商收拾时局的办法，这就是“天津会议”。冯玉祥接到段电后未即启程，准备等孙中山到津后再去，以免显得人单势薄。
但段却派人到京催促，冯玉祥不得不在11月9日启程赴天津。他是只带了副官、马弁几个人到天津的，张作霖却是等到他的两师人马到津后，才和卢永祥一块抵达天津（此时的卢永祥看到直系战败，便从日本回国，投奔了张作霖）。
到了天津，段祺瑞宴请张作霖、冯玉祥。为了将他们的关系拉近，便于自己以后执政时少一些麻烦，他特意将冯玉祥的功劳大大夸了一番。没想到张作霖一下子站了起来，对他说： “我们起义是为了国家，这是当兵的分内之事。但起义和收买完全是两回事，收买过来的人不能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话明显是冲着冯玉祥来的，措手不及的冯玉祥非常尴尬，段祺瑞也没想到张作霖这么不给面子。毕竟冯玉祥是自己一手拉过来的，他张作霖不认账，老段可不能忘恩负义，于是马上劝冯玉祥，好话说了一箩筐。会后又拉着冯玉祥去张作霖的下榻处拜会，张作霖碍于段祺瑞的面子，不好讲冯玉祥怎么样，只好说了几句场面话，算是让冯玉祥有了个台阶下。
接下来就该考虑组建政府的事情了。由于各地督军一直推举段祺瑞出来主政，张作霖不反对，于是段就在天津召开了特别会议，讨论政府组建一事。在会上，张作霖拒不承认当初的约定，说什么不进关的说法是个误会，根本就是两边的人听差了。同时还一并推翻了其他的承诺，诸如请孙中山来京主持政局，请段祺瑞主持军务等，并且还提出必须对南方的参与直系势力继续用兵，以扩张奉系的势力。段祺瑞可不想让奉系彻底控制全国局势，那他可就没戏唱了，冯玉祥也坚持当初的和平立场。由于张作霖刚刚进入关内，还没有站稳脚跟，不想过分得罪段祺瑞，以免自己无法收场。于是最终商定：奉军沿津浦线进至德州为止，但不侵入浙江；国民军沿京汉线向河南发展，但不进入湖北；允许吴佩孚和平下野，不下通缉令；召集全国善后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和一切善后问题。
由于南方各省督军通电，在北京政府未成立之前，一切从北京发出的命令都不会承认，迫使这几个人不得不坐下来马上解决政府组成问题。冯玉祥一向比较倾向南方革命党人的主张，希望新政府由委员制组成，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等人为委员，组成政府。没想到刚一提出来就遭到段祺瑞、张作霖的齐声反对。也难怪，张作霖刚刚大胜，怎么可能找几个实力与自己相差如此之远的人来和自己平起平坐。段祺瑞则向来就是一个不愿意别人对自己发令的人，他的反对早在意料之中。张作霖提出可以组建一个临时执政府作为新政府产生前的过渡政府，不设国务总理，而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会议，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冯玉祥认为在目前与奉张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还是需要争取段祺瑞的支持以解决长期以来没得到解决的地盘问题，而且段对他表现得很诚恳，言词中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所以，冯就同意了张的提议。
15日，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公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四天后，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等直系各督军再次电请段祺瑞早日出山。在一致拥戴声中，段祺瑞于21日发出通电，宣告就任临时执政。
22日，段祺瑞乘专车入京。23日，摄政内阁总理黄郛将新刻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大小两枚印交给段，并通电宣告摄政内阁于24日辞职。24日上午10点，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原陆军部旧址举行临时执政就职典礼，宣誓就职。
这是段祺瑞一生中最后一次进入权力中心。不过，这次的进入与之前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他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就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冯玉祥、张作霖推举他都有利用他作为过渡的意思，他的老部下们绝大多数都对他的这次上台持否定意见，纷纷劝说他不要上当。尤其是自己的忠实部下徐树铮，远在上海，仍然多次来电劝他不要蹚这浑水。他们都认为，将来总有一天张作霖和冯玉祥必定打起来，到时候段祺瑞夹在中间难以做人。就算一时打不起来，他段祺瑞也不过是个傀儡，不会有真正的实权。奉系势力现在是一手遮天，张作霖都没有坐上这个位置，老段怎么可能坐稳了。
但是，这些劝说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段祺瑞不是不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是不明白部将们说的都是实话，但是他们却不明白，段祺瑞在天津下野，苦等了这么长时间，不就是为了重返权力的宝座吗？现在希望就在眼前，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呢？即使再凶险，他段祺瑞也愿意冒险搏一回，也许老天保佑就让我翻身了也未可知啊！在这样的心态下，段祺瑞还是决定接受上天的安排，宣誓就职。
就职的当天，他就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临时政府由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 “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根据以上规定，段祺瑞这个临时执政的权力比总统还大，更别说总理了。现在他的权限相当于过去的总统加总理。一心想在政坛上有所作为的段祺瑞，第一次感到了权力是那么的美好。
接着，段祺瑞迅速任命了政府组成人员，当然，他能想起来的基本还是以前那些臭名在外的安福分子。龚以湛、吴光新、李思浩、叶恭绰、梁鸿志等又一次因为段祺瑞进入了权力架构的中央，自此，段祺瑞正式开始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时期的执政生涯。
段祺瑞一生戎马，两袖清风。只有权力才能让他为之着迷，为此他可算是不屈不挠，今天算计这个，明天算计那个。他也曾几次升起，几次落下，沉沉浮浮之间，他却一次比一次爬得高，终于在他60岁时，成为了真正的国家元首“临时执政”。
段执政上班了，中国又有了一个号令天下的政府（形式上的），不过这跟段执政本人的个人生活倒是没什么关系。唯一的改变就是去执政府或从执政府回来的时候，在他沿途经过的这段马路上，军警布得满满的，三五步就是一个交通岗，要等他的汽车走过以后，才将岗警撤去，恢复交通，这点威风是他过去所没有的。然而段祺瑞要的可不是一点表面的威风，他迫切需要巩固自己的地位。
所以，在对外政策上，他以“外崇国信”换取各列强对他的执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即执政府继续承认帝国主义诸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承认其在华的一切特权。他的这一表示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却果然赢得了各列强的好感，1924年11月28日，“驻京各国大使、公使暨代办晋谒”，以示对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祝贺。对内，段祺瑞把平衡各军阀之间的势力，协调他们的关系，放在当政的首要位置上。
军阀矛盾与善后会议
段祺瑞到京之时，冯玉祥也回到了北京，张作霖也在此时定居天津，直接控制了北京附近地盘。中国的局面再次分化组合，矛盾依然存在，不过已经由直奉矛盾悄然幻化成了奉系与国民军之间的矛盾。
从实力上说，国民军远远落后于奉系，因此张作霖极为鄙视他，入关不久，奉系军队就直接收缴了王承斌部的枪械（此人与冯玉祥同时倒戈），这样冯玉祥就知道自己想以华北作为地盘的愿望彻底落空。南边的直系势力恨他出卖了吴佩孚，一直嚷嚷要打倒冯玉祥。而唯一同情他的广东革命势力又是远水难救近火，冯玉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思前想后，此时的他不能与奉系正面冲突，为了保存实力，最好的办法只有以退为进了。于是他通电下野，并向段祺瑞递交了辞呈。同时，他知道吴佩孚是多么痛恨自己，还特意给吴佩孚发了一通电报，安慰他不要失望。
然后，冯玉祥横下心来，到北京附近的天台山休养去了。
段祺瑞可不希望冯玉祥这个时候离开，自己主政的唯一依靠就是奉系与国民军同时存在，冯玉祥多少能牵制一下气焰越来越嚣张的张作霖。另外，北京附近的治安是靠国民军维持的，自己的卫队不过区区几百人，断然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
张作霖看冯玉祥作出退让姿态，为博取政治资本，他也于12月2日离京赴津，并在此后以响应“废督裁兵”为由，通电自请解除东三省巡阅使之职。
张也是取“以退为进”之法，在他周围，兵败投奉的卢永祥无时无刻不想杀回老家，尽管段祺瑞不愿再起战端，竭力保持长江的现状，而给了卢永祥一个安慰奖，督办直隶军务事宜，但卢永祥还是想报齐卢之战的仇。奉军内部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张作霖手下第一大将李景林也希望打长江之战，好让卢永祥回去，他自己就可以来坐直隶这块地盘。最主要的，张作霖自己并不想偏安东三省一隅，他要把他的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段祺瑞心情矛盾地看着他执政后依然大乱着的政局，对军阀们的各种贪欲也是心知肚明，但以他现在的力量是拿谁都没有办法。
12月10日，段祺瑞发出首份执政府政令，裁撤各省的巡阅使一职，张作霖因为自己请求解除东三省巡阅使，段祺瑞在政令中特别提出嘉奖，同时免去江苏督军的齐燮元职务，江苏督军一职随即跟着裁撤，命令江苏省长韩国钧暂时兼任督办江苏军务，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李景林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
这下又捅了马蜂窝，被免职的齐燮元哪里肯服，与直系孙传芳联络，反对奉军南下。孙传芳在“齐卢之战”中渔翁得利，轻而易举获得浙江和上海的地盘，但得意了没几天，奉军势力又不断向东南伸展，他的地盘也受到威胁，于是他频繁地与原闽、赣、苏、鄂的直系旧部联络，准备联合反奉。
段祺瑞不希望孙传芳加入到齐燮元一方，令战争扩大，他一方面致电孙传芳，表明北京政令只针对齐燮元一人，绝没有侵害孙传芳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派吴光新南下做思想工作，同时协助卢永祥查办齐燮元。
这一招数离间了齐燮元与孙传芳，齐燮元既得不到孙的援助，被他派到徐州守江苏北大门的部将陈调元又跟奉军张宗昌密谋，让开了一条通路，奉军一路南下，齐燮元只好带着仅剩的残部从南京逃到上海，在沪宁线上与卢永祥的部队对峙。
1925年1月20日，安抚好孙传芳的段祺瑞下令彻底清查齐燮元，剥夺了他的官位，抄没全部私产充作江苏省赈灾经费。齐燮元势单力孤，与卢永祥在苏州、无锡打了几天后只身逃往日本。第二天，卢永祥陪着张宗昌抵达上海把齐军全部缴械。至此，第二次齐卢战争结束，卢永祥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张宗昌到了上海，孙传芳一下子高度紧张起来，担心他得了上海之后又惦记他的浙江，于是将部队开到龙华，·与张宗昌互相对峙，新的冲突似乎又要一触即发。段祺瑞这时候实在不想再节外生枝，以免破坏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善后会议。于是他派陆军总长吴光新调解浙江军阀与奉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段祺瑞的努力下，双方总算达成了暂时的和平协议，张宗昌也将部队后退至徐州。
段祺瑞稍微松了一口气，至少眼下还不会出麻烦，毕竟自己作为北洋元老，现在的身份又是临时执政，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但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战争爆发很可能就在明天后天，谁知道呢！军阀矛盾哪是他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那是骨子里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组织召开的善后会议了。
关于善后会议，段祺瑞的算盘是这样的：既然自己在全盛时期都没能实现“武力统一”的目标，现在更不可能了，但各军阀之间是有矛盾和裂缝的，如果通过这个会议能均衡军阀们之间的实力，协调他们的关系，将他们以自己为中心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北洋军阀的团结的大家庭，那么中国政局就仍在自己掌控之中。所以在他自己一手编拟的《善后会议条例》中，对参加会议的人员做出了严格清晰的规定，具体有四类人可以参加善后会议：
第一类是对国家有大功劳的人（这个就看他老段怎么定义了，一切解释权归段祺瑞本人所有）。
第二类就是这次讨伐曹锟贿选的战争中各军的首脑，具体也就是他们几个：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孙中山、卢永祥等（简直就是量身定做）。
第三类就是各省以及蒙古西藏青海的最高长官。
第四类就是有特殊资历、学术、经验的，由临时执政聘请或者派遣的人，不过总数有限，不能超过三十人。
看到了吧，段祺瑞骨子里还是军阀思想，完全将人民群众排除在国家大事之外。军阀们是高兴了，但有一个人却极为不满，那就是孙中山。孙中山一直抱着“主权在民”的思想，认为国家大事应该由老百姓说了算，而不是少数几个政客和军阀，同时他对段祺瑞的另一项政策更是充满愤怒，那就是“外崇国信”。
“外崇国信”的含义并不难理解，按段祺瑞的解释，中国要对列强显示作为一个大国的诚信，就应该承认前朝也就是清朝时期所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这就更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民族解放而奔走奋斗一生的孙中山气愤不已。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终于到达天津，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段祺瑞也派许世英代表他到天津欢迎，孙中山对段祺瑞的表面热情并不感兴趣，对于许世英的种种作为也是难以接受，于是在许世英前来欢迎他时，他却劈头盖脸给人家浇了一大盆冷水，还斥责他说： “我一生都在为了对内建立共和，对外废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努力。你们在干什么？一个个只想自己升官发财，害怕外国人。我们是不同道上的人，既然这样，还来欢迎我做什么？”摄于孙中山巨大的威望，许世英不敢顶嘴，只好诺诺而去！
此时的孙中山其实已经身患重病，如果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应该是肝癌晚期。每天病痛折磨，让孙中山只好暂时停止进京，在天津休养调整。同时他委托汪精卫向外界宣读了一个书面声明：
首先，孙中山经过日本时曾经在日本朝野上下呼吁，中日两国本是同文同种，应该互相帮助，日本应该尽快取消二十一条以及其他一些极不合理的优先权。
其次，孙中山本人现在身体患病，在天津休息，过两天去北京。去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我孙中山本人的官位和权力，而是为了促成召开合法的国民会议，还权于民。一旦时局稳定下来，老孙本人将辞去各种官职，立即离开政府去欧美游历，并且顺便还上几个西方强国游说一下，争取让他们取消清政府及民国初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最后，孙中山特别提到了冯玉祥修改了清王室的优待条件，并且将溥仪驱逐出北京故宫的行为，他是赞同的（等于给冯玉祥站脚助威）。
孙中山因病延缓了进京，段祺瑞抓住这个机会，趁他还来不及反对，就让外交部答复外国公使的照会，首先对外国承认他的段政府表示感谢，继而再次重申了段政府的一贯主张，以前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全部不变。
随后他就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但依然没有老百姓代表。
此时孙中山认识到时局发展方向即将偏转，带着未见好转的身体赶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但几次与段祺瑞争辩，他的意见都不能得到采纳，不仅如此，他的几点主张诸如容纳人民团体的代表、推行普选制等都遭到了军阀们的反对。这促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自己与军阀们之间的本质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善后会议完全变质为军阀、官僚、政客们的包办婚姻，自己在这里纯属多余。
彻底绝望的孙中山命令所有国民党员全部拒绝参加善后会议，段祺瑞与孙中山的关系从此破裂，两人在各自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孙中山的退出对段祺瑞们来说，不过是个小插曲，有他没他一个样。
1925年2月1日，筹备多日的善后会议终于在北京开幕，段祺瑞到会祝贺，发表宣言，并且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一、建设方案；二、重订宪法。
关于这个建设方案，段祺瑞有自己的理解，他将民国建立以来的种种进步与不足阐述了一番（当然，都是他自己的个人理解），肯定辛亥革命的意义，指出战乱延续下去的危机，表达出希望军阀停战的意愿。这些都是场面话，倒也不用过多重复，但他单独将制宪提了出来，作为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来抓，其实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
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他自己现在的身份——临时执政。这个临时执政不过是冯玉祥、张作霖和一些军阀们临时做出的一个过渡性决定，本身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首先他不是国会选举出来的，也不是总统任命的，怎么看都显得名不正言不顺，说起话来都底气不足。大家一团和气的时候，兄弟长兄弟短的，倒也没人认真追究他的出身问题。可是一旦有一天哪个家伙发飙，拿这件事攻击他，那他这个临时执政还不是说倒就倒吗。如果这个善后会议能制定出一部新宪法来，给他这个l临时执政扶正，不管是叫总理也好，叫总统也罢，总之只要合法，名正言顺。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段祺瑞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自己的抱负的。
对于这次的善后会议，他可是抱了相当高的期望。于是在会议期间，他一口气提出了25个议案，包括各省的税收与财政问题，以及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税收上缴比例的问题，还有他的裁军方案，以及裁军后多余人员如何安置。
段祺瑞仍然想通过这种形式达到国家一统的目的，不希望中国再四分五裂、战火连天，由中央政府有效行使管辖权。
然而，一个思想守旧、跟不上时代、看不到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的政治家，是注定不会成功的。段祺瑞希望用军阀制止军阀达到和平的目的，本身就显得过于天真。将国家权力集中于少数军阀政客之手，又体现出了段祺瑞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
事实上，他遭受的最大阻力就来自他所倚赖的全国最有实力的派系奉系。张作霖正努力把其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故对收束军队裁撤兵员等议案非常反感，千方百计地阻拦其通过。至于财政各案，因为财权也是军阀们的命脉，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也不可能通过。因此，善后会议最后只通过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条例而草草结束，段祺瑞想通过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的期望算是彻底落空了。
孙中山一直在北京，他的病被诊断为肝癌，而且越来越重。1925年3月12日，一代伟人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正在出席国务会议的段祺瑞立刻宣布散会，派内务部次长王来代表到铁狮子胡同孙先生行辕吊唁。
孙中山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他的主张得到了包括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拥护其个人享有极高的威望。即使是他的对手，那些形形色色的军阀们也对他肃然起敬。由他一手缔造的中国国民党更是将他视为本党的一面旗帜。
为了纪念这位百年来难得一见的伟人，国民党人绝不打算草率。他们提出准备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全民公祭，并向政府提出了申请，但段祺瑞此时却害怕北京的学生和社会团体会借机闹事，因为中央公园距离他的执政府实在是太近了（就是今天的天安门西边的中山公园），于是他提出要改在偏远一点的天坛举行，当下就遭到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纷纷发表抗议。最冲动的要数于右任了，他得知原委后气得跳了起来，：直接跑到了段祺瑞的执政府办公室，指着段祺瑞的鼻子拍桌大骂。迫于社会的压力，最后段祺瑞不得不同意国民党人的要求，允许孙中山的遗体停灵中：央公园，并允许社会各界前往吊唁。
当然，政治纷争是一回事，抛开他们的政见分歧，段祺瑞还是颇为敬重孙中山本人的。于是在公祭那天，段祺瑞也送来了挽联：
共和告成，溯厥本源，首功自来推人世；
革命而往，无问终始，大年不假问苍天。
上联是赞扬孙中山推翻帝制、创造共和的丰功伟绩，下联是颂扬孙中山对革命事业的坚毅与忠诚，惋惜他不能长寿。
自古英雄惜英雄，即使是对手也不例外！
丑闻与亮点——金佛朗案与关税特别会议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后，因为军阀的本性就是争权夺利的，而依靠军阀上台的段祺瑞无法左右他们，因此在政治上一直难有什么作为。但为了将北京政权维持下去，也为了自己能在元首位置上待的时间更长一些，段祺瑞终于还是决定要出手干出两件事来。既然军事上自己左右不了，那就避实击虚，段祺瑞选择的突破口是财政！
要解决民国时期的中央财政，有一件事是段祺瑞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拖延了很久也没人敢办的“金佛朗案”。
关于“金佛朗案”还得从“关税会议”的来龙去脉说起。1855年，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组织了关税管理委员会，这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海关主权的开端。到了1858年，天津条约中对于关税加以固定，由上海推到全国。
1901年辛丑条约后更是变本加厉，规定中国关税及盐税作为赔款担保，帝国主义公然派人为税务司监督收税，协定税率为“值百抽五”，也就是5％的税收比例。这一税率不仅史无前例，而且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是帝国主义百年来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经济枷锁。1911年，英国人安格联以双重身份充任中国政府的总税务司，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团则成为中国国库存纳关税的机关。
说得再明白点，中国的税务是外国人在总管，所收的税先经过外国人的手，抽走其中要赔偿给各国的款项后，剩下的才能返回给中国政府。而且只要是经过税务机关征收上来的钱款，一律存在外国银行里面，跟中国没有丝毫关系。
俗话说，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依靠外国人的财政才能生存的中国政府，怎么可能对人家硬得起来！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民国时期前前后后上台的所谓政治家们都不敢得罪外国人了！
1908年，中国准备对德参战，提出以修改关税率为加入协约国的条件之一，在上海召开了修改税则会议。由于遭到日本的反对，因而无果而散。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又提出关税自主，和会竟然推诿此问题不属于和会范围内。1922年，中国代表又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关税自主问题。理由是战败国还没有协定关税特例，而中国本为战胜国之一，更不应身受此史无前例的约束。由于中国坚持了上述正当理由，当时各国代表也无词可驳。然而在九国公约成立之后，仍然规定：中国关税值百抽五，在九国公约发生效力后，中国政府可召集各国前来参加关税特别会议，一面筹备裁厘，一面在裁厘前加以收值百收二五附加税为过渡办法，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以敷衍的手段来保障协定关税制度。
1924年4月，中国向各国提出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照会，但迟至6月间才接到各国的复照，而且都借口九国公约签字国还未批准公约，所以此会不能召开。而法国即为未批准公约国之一。法国人也直接、公然提出以承认“金佛朗案”为批准各国的交换条件。
当时美国、苏俄相继退还庚子赔款，用作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法国在1922年也同意退还赔款，但有条件：一是要把部分退款用作中法实业银行的复业基金。“中法实业银行”原为中法合办的，是法国在华控制金融的一个重要机构，曾吸收了中国军政要人的大批存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经济凋敝和经营不善宣布倒闭，法国希望该银行恢复营业；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求中国政府以庚子年汇价（即金法郎汇价）计算应付给法国的赔款。此举将令中国多付八千多万元，而一旦与法国同属“拉丁币制同盟”的比利时、意大利也援引此例，则中国人还要再多付七千多万元，这就是所谓“金佛朗案”。
当初直系曹锟政府曾打算办此案，还遭到段祺瑞本人的通电攻击。但他自己上台后，由于面临陷于绝境的财政，他在善后会议上所提的一系列财政议案又得不到通过，他就也把目光盯到了“金佛朗案”上。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民国时期的财政了，段祺瑞执政府时代的所谓中央财政，真是干疮百孔、朝不保夕。各省的税收全被当地的军阀扣留，中央得不到一分钱。即使是名义上归属于北京政府管辖的北京近郊的税收，也通通被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张作霖的奉军瓜分殆尽。崇文门的税收划给了冯玉祥，作为国民军第一军的军费；京绥铁路每月的收入大约有二十万元多一点，也全部被国民军划拨过去作为军费，而更赚钱的京奉铁路更是所有收入全部划给奉军，中央政府无权过问。
政府总要发工资吧，就是段祺瑞的执政府最少也有几百号人，加上北京各个行业的公务员开支、军警费用、教育经费等都是需要用钱的。那么，段祺瑞哪来的钱呢？借！
段祺瑞可算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高手，先发行国债，从老百姓那里筹钱，等到国债成了垃圾无人认领的时候，就借外债。几年下来，政府已经几乎将所有能抵押的东西全部抵押了。注意，这里说的抵押可不是我们老百姓借个仨瓜俩枣用家里的什么桌椅板凳抵押，段政府抵押的那就是中国的铁路运营权、矿产开发权等。但凡你对中国还有感兴趣的东西，好，通通可以抵押，只要你拿来真金白银的现大洋给我用就行。
就是这样，多年下来，能抵押的东匾也早就干干净净了，到了后来，所有的本国银行、外国银行再也没人敢给段祺瑞的政府贷款，更别说是借钱了。段政府穷得叮当响，怎么办？一心要强的段祺瑞不甘心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府因为几个钱就垮台。思来想去，段祺瑞将目光盯上了说也不敢碰的“金佛朗案”。
段祺瑞希望能在国内征收特别税，使中央财政能自力更生，不用再举债度日。但当时的中国是很奇特的，一个主权国家，税收却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政府要征税必须征得外国人同意，并且由外国人来收。如果要获得额外的征税权力，就必须征得九国公约的签字国集体同意，那就需要召开一个特别关税会议。但是九国中法国态度一直很强硬，拿住“金佛朗案”不放，就是不同意。另外，由于中国的税收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账目往来必经他们之手，先扣除中国必须赔偿的“庚子赔款”，剩下的部分再返回给中国政府。因为中国一直没有同意法国的要求，于是法国通知了中国的总税务司安格联（外国人），从1922年12月1日起，将中国的扣除庚子赔款后的关税、盐税余额即关余、盐余按金法郎折算的赔款数尽数扣留，不让中国政府提用。到这个时候，关余、盐余已达2360多万元，对捉襟见肘的段祺瑞执政府来说，那可不亚于一笔巨款。要是能从法国人手里拿回这笔钱，段政府至少半年左右不用为钱发愁了。
当时的财政总长就是李思浩，因为考虑到“金佛朗案”的确过于棘手，谁办了都会留下千古骂名，因此尽管段祺瑞连下七道手令，他姓李的还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能拖多久是多久，最好是拖到自己下台了，让别人去办。段祺瑞拿他好像也没有太多办法，虽然急火火地催促，但人家李思浩似乎打定主意要修炼成太极高手。最后，徐树铮出面了。
消失了很久的徐树铮现在在干什么？他在外国呢。徐树铮本来一直居住在上海，浙奉之战后，上海租界勒令他离开上海，他只好跑到了国外去（国内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后来段祺瑞当上了临时执政，徐树铮坚决反对，劝段祺瑞无论如何不要做傀儡。考虑到徐树铮的态度，段祺瑞上班后没有叫他回来，而是顺水推舟给他一个政治专使的头衔，让他就便在国外考察。
徐树铮东游西逛，终于溜达到了法国，法国政府了解到他是段祺瑞最重要的幕僚后，马上隆重招待他，于是双方在法国秘密协商了“金佛朗案”的解决方案。根据协商结果，徐树铮给段祺瑞发了一通电报，详细阐述了必须通过该案的理由和步骤。
段祺瑞本来也是三心二意，既想办又怕承担难以想象的后果，所以态度一直在矛盾。收到徐树铮的电报，段祺瑞真是打瞌睡碰上了枕头，如获至宝，坚定了办下去的决心。
于是段祺瑞立即召见李思浩，他拿着徐树铮的来电，严厉地对李思浩说： “你看看，又铮电报是怎么说的？你怎么老是拖拖拉拉的，马上去办！”
李思浩回答： “您比我还了解这件事办了以后的后果。我李思浩因此身败名裂甚至送掉性命都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现在太多人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有机会就要为难中央政府，也会和执政您本人过不去。所以我是投鼠忌器，不得不多加考虑啊！”
段祺瑞的脸色稍稍和缓了一些，但还是很严肃地说： “赞侯，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难道你还不了解我段祺瑞吗？我不是患得患失的人，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办到底，别说丢了官位，就算是让我掉脑袋我也照办不误。你只管去办，出了事一切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李思浩再也找不出拖下去的理由，于是他决定：
办！其实这事并不复杂，李思浩只用了三天就把问题都解决了。他知道，办理此案一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所以在办理的过程中，他可是万事小心，对于账目的细节，要求手下的办事员做到没有任何一笔错账漏账，所有账目明确登记在册，不能给别人留下攻击的把柄。
同样，段祺瑞当然知道其中的机关，为了以后少出麻烦，他在与法国人交涉完细节后，将全案的所有文字材料交由司法部，邀集各司法机关派员会同审查，以显示慎重。司法部审查完毕，认为没有违法之处，段祺瑞才指示外交总长沈瑞麟办理与法国公使签字换文事宜，最终达成了“关于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及中法实业银行复业协定”。协定内容主要是：一、法国政府同意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用作中法两国有益事业。主要是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二、中国政府同意，将上项应付而已退还之赔款余额，按照1905年所采用之电汇方法计算，并加以汇兑，或有之盈余，一并折合美金。也就是以金法郎为标准，折合美金后偿还。
4月21日，临时执政府正式向全国公布了该协定。为了求得谅解，段祺瑞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解释办理此案的良苦用心：目前中国政局混乱，要想彻底解决，中央政府必须有效运转起来，但是中央政府财政困难，解决财政困难就必须召开关税会议让政府能征税。但是关税会议就因为“金佛朗案”
这一个绊脚石被无限期搁置了，所以必须尽快解决该案。最后，他希望全国舆论体察他的良苦用心，给予支持。
金佛朗案通过，税务司安格联立即把扣住的2360多万元发还给执政府。
然而，钱虽然到手了，却与他的如意算盘有很大的出入。因为眼看着一大笔钱刚到手，奉军就来要债。奉军声称自己驻扎京师附近，维持治安，剿匪缉盗，中央政府理应支付部分军饷。张作霖更是不依不饶，几乎天天上门要账。不胜其烦的段祺瑞一下子就拿出了500万元给他，张作霖还是不满足，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地又要走了200万。到手的钱还没捂热，差不多三分之一就没了，这让段祺瑞连骨头带肉都在疼。这还不算完，北京地方的军警费用也拖欠了些日子了，需要拨付，各个部门的奖金欠了一年多了，也该发点了，还有教育部所属各大学的经费也不能不给，否则那些教授们闹起事来比学生还难缠。虽然他们不会因为薪水问题游行示威，可只要有一个教授甩脸子不干了，政府的脸就丢尽了。那些教授哪个不是各领域的大腕，他们的钱岂能拖欠。再说一旦让人知道堂堂中央政府连大学教授的工资都拖欠，他这个执政也就算干到头了。
这么里外里一算下来，巨款转眼间变成了一堆发票和表格，剩下的钱能不能顶过三个月都是问题。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召开关税会议，讨论征税方案。段祺瑞似乎看到了光明就在前面。
不过，段祺瑞执政府为了维持统治，不惜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最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4月22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在京召开紧急会议，坚决反对临时政府的金佛朗案解决办法，为了对抗，段祺瑞下令取消国会参众两院。两天后，国会议员再度集会，被执政府所派的军警驱散。国民党也立即召集要员开会商量，最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作出决议，并于5月7日通电反对金佛朗案。
政治家们如此团结一致地起来反对“金佛朗案”，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指责政府卖国，执政府派出大批警探阻止学生集会，学生便改到神武门集合，并向驻景山的国民军请求进入景山内开会，得到了国民军的支持。会后，学生200多人到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住宅，向章提出质问，正好章士钊外出了，学生们便捣毁了他的住所。军警赶到后殴打学生，打伤学生40人，逮捕了17名学生、1名教师。北京各界随即成立了“五七”被害学生后援会，通电全国抗议段祺瑞执政府摧残爱国学生运动。5月9日，北京大中学校学生4000多人罢课游行，向段执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废止限制人民自由的出版法和治安警察条例，罢免章士钊和肇事的警察当局。
段祺瑞此时已经是顾不得这许多了，执政府一无军权，二无政权，现在连财政权都没有一点说话的份，让老段觉得颜面无光。军阀们不给面子，他无可奈何，现在连百无一用的学生都来欺负他，真是岂有此理。于是段祺瑞下令教育部对学生要严加管束，只许专心学习，不许再干涉国家政治事务，否则必定严惩！
好在段祺瑞还不是个蛮不讲理的人，他也知道事情的起因，并不能完全怪学生。所以虽然逮捕了一些学生，并没有打算过分追究他们的责任，只是将他们关着不放，算是给其他人一个警告。后来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出面，段祺瑞也就顺水推舟释放了被捕者。
对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抗议热潮，段祺瑞倒没有太放在眼里，一心想在政坛上有所作为的他为解决财政困难，继承认金佛朗案后，马上着手进行关税特别会议。
1925年10月26日，段祺瑞期盼已久的关税特别会议终于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正式开幕。当时出席会议的主要西方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主要强国几乎一个不拉下，同时还临时邀请瑞典、挪威、丹麦三国列席会议。
为了显示隆重，开幕式上段祺瑞亲自到场祝贺，并致欢迎词。段祺瑞再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希望各国能谅解中国政府的一片良苦用心，让中国关税自主。但是，他仍然搞不懂国际政治的真谛：西方国家岂能在自己的利益面前轻易让步？要是他们都能彬彬有礼，事事好商量，那鸦片战争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中国就不会有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
不过，既然是政治游戏，总得让他进行下去。尽人事听天命吧！
开会第一天，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实行关税自主的五个办法：一、与会各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并承认解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的一切束缚；二、中国政府允将裁废厘金与国定关税率条例同时施行，但最迟不超过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三、在未实行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以前，中国海关税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之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四、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曰起三个月后即行开始征收；五、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
对九国来说，中国的要求简直就是狮子大张口，也太敢开价了。英、美代表认为中国的要求不能超过九国公约的范围，而且在中国未统一和裁厘未实现之前根本谈不上提高关税。日本代表提出增加附加税平均不能超过值百抽二五，且增加之附加税也必须用以还无担保的外债。
这时候，全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继续发展，要求恢复关税自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了为谋求关税自主而成立的组织、团体，他们以示威、通电、刊发文章等方式给会议施加压力。中国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提出：一、各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二、中国自动裁厘，并非关税自主交换条件；三、关税自主后一定时期，实行国定税率。
代表们还在会外制造舆论，表示此案如果不能通过，中国将选择单飞，自定国税条例。帝国主义第一次屈服了，11月19日，关税会议通过了《中国关税自主及裁撤厘金案》。原则上“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约定中国与各国间之现存条约中之关税上之限制一切废除”，但是必须在元旦裁厘实现后实行。
为了尽快实现关税自主，中国政府宣布自1929年1月1日起撤废厘金与施行国定税率同时进行。至此中国自清末以来80多年的片面协定关税，在名义上废除了。
关税自主的成功，确实是段祺瑞政治生活中的得意之笔，也难怪晚年的段祺瑞每每说到这件事都是一脸得意。
什么叫帝国主义
段祺瑞执政时期的中国，一直是动荡不安，兵连祸结。就在旧军阀们在中国大地上作威作福的时候，革命运动也在蓬勃发展。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就已经宣告自己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了舞台，孙中山创立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得到巩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工农群众运动方兴未艾，群众自发组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也是如火如荼。
然而，西方大国是不甘心就这样退出他们经营日久的势力范围的，很快，他们就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什么叫帝国主义11925年2月上旬，上海的日本纱厂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无理解雇工人，然后用未成年的童工代替成人干活，但工资却不到成人的一半，工人失业忍饥挨饿，年幼的孩子在工厂饱受折磨，资本家们却每天躺在中国工人的白骨上醉生梦死。鲁迅先生说得好：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工人们为反对厂方以“养成工”代替成年男工和拘捕工人代表，愤而罢工。
罢工的工厂很快发展到22个，罢工工人达四万多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组织，并且在不断的对敌斗争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当时中共中央指派李立三、邓中夏指导这次罢工，罢工斗争由上海发展到青岛。4月，青岛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而举行大罢工。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对罢工工人实行报复，枪杀了带领工人与其交涉的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10多人。租界当局非但不惩办元凶，反而逮捕工人，提起诉讼。这就是“五卅”
运动的导火线。
在共产党的号召下，上海日本纱厂两万多名工人立即罢工。各大学学生纷纷起来募捐，救济死难工人家属。5月28日，青岛日本纱厂的资本家再次勾结奉系军阀张宗昌，野蛮枪杀罢工的中国工人，打死8人，打伤20多人，逮捕了70多人，这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界群众决定于5月30日在上海外国租界举行游行示威。
30日上午，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发表反对枪杀顾正红、反对逮捕学生的各种演讲。下午，租界巡捕大肆捕人，有100多名学生被捕。愤怒的群众聚集在捕房外，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此时有位英国捕头叫爱活生的竟然下令巡捕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8人，轻伤1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于31日成立，并决定6月1日起实行总同盟罢工。到了这天，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甚至公共租界的华捕也有半数以上罢岗。7日，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成立，提出了与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
军阀也不都是冷血的，他们其实也有激情和热血。平时忙于政治争斗，顾不上想更多，一旦面临真正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关头，很多军阀的表现并不是一无是处。“五卅惨案”发生后，冯玉祥、岳维峻、张之江、孙岳等人就联名致电段祺瑞执政府，要求迅速对外，不必顾虑内部矛盾，初步显示出了国难面前同仇敌忾的爱国之心。其他的一些军阀，如张作霖、赵恒惕、唐继尧等，不管出于怎样的动机，也都纷纷致电段祺瑞，表示不同程度的抗议。
对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段祺瑞即使再怎么不情愿，也做不到无动于衷，外交总长沈瑞麟与他沟通意见后，向北京外交使团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其马上指挥上海领事团赶紧释放被捕的人，并要避免发生同类事件。
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嚣张，6月4日，上海租界捕房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继续开枪杀人，北京外交部为此再次照会外交使团提出抗议。段祺瑞也感到忍无可忍了，令孙宝琦为淞沪市区督办，负责上海的地方事务，并派税务督办蔡廷于、外交次长曾宗鉴到上海查办“五卅惨案”。
然而，北京外交使团软弱无能，面对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他们退却了，态度转化为“主要责任在示威运动者”，段祺瑞随即态度软化，要求全国人民回到原来的秩序、轨道上来，等待政府调查事实。
为了继续维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权，向中国人民示威，英、日帝国主义开来大批军舰停泊于黄浦江上，海军陆战队也集结上海待命。
但是，他们低估了中国人的决心，一旦觉醒过来，那就不是任何势力所能吓倒的。拿破仑都说过： “中国是东方的一只睡狮，一旦他醒来，世界都会颤抖！”他说对了！
6月10日，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残杀同胞雪耻大会，会后游行，他们冒着风雨来到了执政府门前，要求面见段祺瑞。段祺瑞哪敢见他们，一是没有什么驳斥他们的理由，同时自己又需要仰仗外国人的支持，真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迫于压力，段政府还是命令外交部拿出一点抗议的态度来，于是外交部向北京公使团发出第三次照会，提出租界的官吏应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商团和巡捕的武装、释放被捕者、恢复被封占的学校原状等一系列要求。
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政府就此开始了谈判！
中国政府派出的是沪案委员会，帝国主义国家派出的是六国委员团。双方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激烈争吵，互不相让。六国委员团态度坚决，认为中国政府的要求太过分，他们将考虑退出谈判，武力解决！
为了顾全大局，上海总商会首先表示出了一定的退让，把原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意见改为13条，删除了其中的“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决权，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条款，沪案委员会就以此为谈判基础，但六国委员团毫无诚意，先是拒绝以13条为谈判基础，后又把13条划成两部分，前5条可以拿到沪案谈判桌上，后8条等沪案解决后，另行讨论。
帝国主义者们一方面以进行司法调查和召开关税会议，安抚收买段政府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以停止借款、通汇，停止运输和电力供应相威胁。在内外压力下，段祺瑞宴请日本公使芳泽，同意日本提出的解决方案：顾正红案单独解决，不与英国制造的“五卅惨案”并案处理。
7月6日，北京外交团根据六国委员团调查的结果，对“五卅惨案”做出三项决定：一、惩戒工部局董事；二、租界巡捕房总巡捕免职；三、处罚下令开枪的爱活生。完全是个轻描淡写的处理意见。段祺瑞觉得事情就可以到此为止了，7月15日，他给各省军民长官下令，要求民众平心静气下来，不要再有游行罢工这样的越轨行为，以免“滋生事端”，给杀人者杀人的“口实”。这样的处理意见实在难以让具有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满意，但现实中的中华民国本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国家，政权不稳，主权分裂，中央政府没有号召力，让段祺瑞做到过分强硬，首先没有能力，其次没有资本，光有良好愿望是不管用的，所以说到底，政府的先天不足决定了段祺瑞唯一能做的也就只剩下委曲求全、息事宁人了！
当时的军阀里面，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比较鲜明地支持革命群众运动，对工人的斗争没有横加干涉，有时还给予同情和支持。冯玉祥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先是主张由政府出面交涉，提出惩凶、赔偿，并实行经济绝交的要求。6月23日，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广州沙基开枪扫射游行示威的群众，当场死亡52人，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造成沙基惨案。冯玉祥闻讯大怒，通电主张对英抗战，并表示愿率20万国民军为中国民族而战，也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而战。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也一再致电段祺瑞，请其饬外交部对英国人残杀同胞之事进行严重交涉，同时通电全国表明此态度；他还向段表示愿率他的军队为前驱，作外交的后盾。
段祺瑞对帝国主义列强一再退让以换取谅解和支持。7月下旬，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为推翻六国委员会的报告，提出要由各国派司法人员到沪进行所谓“五卅惨案”的“司法调查”，遭到中国政府乃至法、比、意三国的反对。但是由于英国的坚持，外交使团还是在10月1日照会北京外交部，声称要详细研究沪案的责任，以及由此而生的结果问题，并开议其余一些问题。段祺瑞也不坚持了，同意其“开议”，默认英、日、美三国派法官到沪做司法调查。调查官的最后决定是：麦高云和爱活生二人引咎辞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拨出7．5万元作死伤抚恤费。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理，中国人民感到了深深的侮辱。
在全国民众强大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的外交部也不得不作出象征性的表态：公使团的决定纯属单方面意见，中国政府不予承认，对于工部局拨出的7．5万元抚恤支票立即退还，然后再通过正常途径解决。
然而，执政府也仅仅这一点点不像样的抗议表示，然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除了打，还是打对段祺瑞执政府来说，最为严重的危机是大规模频繁的军阀混战，他自任临时执政以来，就没过过一天太平日子。
第二次齐卢战争，奉系名义上为卢永祥夺回了江苏地盘，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江苏。得陇望蜀的张作霖这次将自己扩展的目光盯到了山东，只有控制了山东，才能对长江一线形成威慑。于是一场争夺山东地盘的斗争又搬到了前台。
当时的山东督军是郑士琦，本身属于皖系人马，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联合奉系赶走了直系势力，但奉系根本不顾之前的那点交情，一定要赶他走。段祺瑞此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得挥泪斩马谡，任命张作霖的嫡系张宗昌为山东督办，为了安慰郑士琦，将他调任自己的家乡做安徽督办。
郑士琦自然不服，暗中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络反对张宗昌进山东。张宗昌得知消息，来了个霸王硬上弓，不等郑士琦离开，便以武力解决了鲁军，张宗昌还不许郑士琦从山东带兵赴安徽，郑士琦无兵无将，不敢赴任。段祺瑞因为安徽是自己的老家，不愿意让奉系染指，便令王揖唐在郑士琦到任前办理安徽军政事务，但王揖唐受奉系的逼迫，很快就弃职回京了。一时间，安徽成了没有军政长官的真空地带，张作霖便又趁机向段祺瑞保举姜登选管理安徽，段祺瑞一听，气往上冲，愤然说道：“安徽是我的家乡，我都管不了，我还留在北京干什么！”张作霖看段祺瑞真急了，也只好先放下控制安徽的打算。于是，皖系的吴炳湘被段祺瑞任命为皖省省长兼督办。
安徽有段祺瑞撑腰，暂时一下子还啃不下来，张作霖比较郁闷。现在的他还不愿意与段祺瑞翻脸，就在他左右四顾时，老天爷垂青，竟然送来了一个大好机会，那就是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高度敏感的张作霖一听说这件事，马上借口维持上海秩序，让张学良率领2000人的部队进入上海接防。
其实区区2000人，还不够塞牙缝的，但张作霖真正用意是投石问路，让他大感意外的是，居然没人站出来公开反对，第一步成功，张作霖马上派遣邢士廉率所部进入上海，正式接管了中国第一大城市的防务，上海就这样成了奉系的势力范围。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轻而易举得了淞沪的张作霖野心骤然膨胀，又把目光盯上了苏皖。江苏督办卢永祥表面上回到了自己的地盘，然而却不过是奉系手中的玩物，手里既没有兵，也没有实权，光杆司令一个。这倒也合乎逻辑，因为他能回来，全靠奉系军队撑腰。卢永祥为恢复往日局面，就想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奉系军阀们哪能让他的如意算盘得逞，于是他提出一项议案，被否定，再提出一项意见，还是被否定。他想招兵，奉系就说军饷不够拒绝征兵。他想用几个人，奉系就说没有空缺。卢永祥不堪忍受，终于面见段祺瑞要求辞职。段祺瑞自己也是势单力薄，没法帮他，于是采用拖延战术，迟迟不理睬卢永祥交上来的辞职书。张作霖便施加压力，迫使段祺瑞不得不再次做出决定，同意了卢永祥辞职。任命奉系的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同时又令姜登选接任安徽督办，吴炳湘只做了个没兵没权的安徽省长，就这样江苏和安徽又到了奉系的手里。
奉系再度南扩，直接威胁到长江中下游直系的势力，浙江的孙传芳首当其冲。
孙传芳一直在整军经武，他把保定军校出身的青年军官提拔为各部重要军官，并且天天在高强度操练，没有一天敢偷懒，为的就是防范奉系，所以奉系一直找不到什么像样的机会。为了将奉系的力量赶出长江沿线，孙传芳召集浙、闽、苏、皖、赣五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五省联盟，组织“浙闽苏皖赣联军”，并借国庆秋操之机，一方面指责奉军违反“上海永不驻兵”的协定，一边下动员令，准备对苏州、上海奉军发动进攻。
奉军这时在山海关、天津、徐州、南京、上海一路驻兵，形如长蛇，兵力极为分散。孙传芳通电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职位，并下总攻击令。段祺瑞赶紧劝慰双方，希望平息战火，但没有效果。联军初战便告捷，上海、南京相继被占领。张作霖大发雷霆，召集张宗昌、诸玉璞、施从滨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宗昌自愿率领他的5000白俄军收复南京，施从滨则愿率其47混成旅收复安徽。张作霖就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重组大军，再度南下。
张作霖平时瞧不起冯玉祥的国民军，现在与南方的直系开打，胜负的关键却已经不是南方，而是国民军的态度。一旦自己全力投入南方战事，后方就显得极为重要，如果此时国民军拦腰截击，自己将首尾不能兼顾很可能就此功亏一篑，不光新的地盘要丧失，原来的地盘恐怕都难以保住。于是张作霖又开始极力拉拢冯玉祥，并表示愿意将奉军撤出保定、大名、廊坊，由国民军驻扎，希望能借此获得冯的支持。冯玉祥一时看不出形势，难以判断双方优劣，只好以表面上维持中立姿态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双方之间周旋，对张作霖伸来的橄榄枝没有接手。冯玉祥应段祺瑞的要求，致电孙传芳、张作霖，希望双方互让互退，以谋和平。暗地里，冯玉祥则与孙传芳秘密往来。
五省联军北上顺利，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一面在10月23日通电表示愿意维持和平，一面继续派人与冯玉祥磋商合作事宜，冯玉祥仍然模棱两可。
此时，在津浦线，五省联军和奉军在进行着非常惨烈的战斗。奉系这方的主要战将是施从滨，当时已经是70多岁了，头发胡子没有一根是黑的，也难为了他，这么大年纪还不肯放下权欲，还在跟一帮小年轻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但他赖以自豪的铁甲车部队却因为孙传芳部队绕道后方，把铁轨拆掉，铁甲车倾倒路旁，施从滨和随从人员全部被俘。
被俘后的施从滨倒没有什么慌乱，就跟平时下班一样，很自然地对前来抓他的孙传芳部下说： “你们辛苦了。”孙传芳手下大将谢鸿勋俘虏他后不敢怠慢，派人把他送到蚌埠总司令部，还写报告给孙传芳，要求优待施从滨。
混了一辈子的施从滨什么场面没见过，但这回该他倒霉，因为他遇见的是一个他下辈子才能遇见的混蛋孙传芳。孙传芳似乎不知道中国有一个敬老爱老的传统，看见施从滨进来，他躺在床上动也没动，便笑着说：“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吗？你马上去上任吧！”就命人把施从滨拖出去枪杀了。
前文已经交代过，民国时期的政治纷争就如同一台大戏上演，来来往往的军阀政客们如过江之鲫。但既然是游戏，就一定有他的规则，否则就没法玩了。有些规则是明文规定，更多的都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那就是：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为了地盘和权力可以争来斗去，但仅限于政治军事上的，轻易不会升级为肉体消灭（当然，这里仅针对中国政治舞台上出演角色的政客军阀，不涉及充当炮灰的老百姓）。
孙传芳此时得意忘形，儿戏般地枪杀了施从滨，给自己惹下了杀身之祸。10年后，他穷途潦倒。一日，他正在天津英租界的居士林佛堂合掌闭目、口诵经文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朝他连开三枪，杀死了他，开枪之人正是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
当然，这是后话！
孙传芳联军攻克蚌埠以后，又以东西南扇形之势围攻徐州，河南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在与孙军联络好之后，兵分三路向东开进，进攻山东、直隶的奉军。张作霖见此形势，急令奉军撤出徐州，退守山东。为防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抄了后路，张作霖派重兵把北京包围起来，隔断国民军一军、二军、三军之间的联系。
张作霖围了国民军控制的北京城，陆军总长吴光新害怕因为自己同张作霖关系密切，而被国民军抓了去，便向段祺瑞请求辞职，由次长贾德耀代行其职，同时交出所辖的执政府卫队旅。结果教育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叶恭绰、财政总长李思浩、警察总监朱深以及许世英等人也纷纷向段提出辞职。
他们一走，政府形同瘫痪，令段祺瑞顿感手足无措，有人劝他就此自动下野，以免将来难堪。段祺瑞还是贪恋权位，思考再三后还是拒绝了。
11月8日，联军进占徐州、海州等地。至此，孙传芳达到了他将奉军逐出江苏，并控制苏、皖、浙、闽、赣五省的目的。
浙奉战争后期，国奉已经开始决裂，张学良携张作霖的进攻令入关，抵达天津召集众将领开会，商讨对冯玉祥的处理办法，没想到满脸杀气的张作霖碰到了这样的场面：手下大将都不愿意与冯玉祥开打；手握重兵的郭松龄已在暗中酝酿联冯反张，不同意打；李景林想坐稳直隶位置，生怕节外生枝，不愿意打。
段祺瑞见此情形，积极予以调解，劝张作霖主动妥协，同意将保定、大名重新让给国民军，并从京畿周围撤军，张作霖只好半推半就，同意了段祺瑞的意见。
段祺瑞松了口气，下令冯、张通力合作，阻止吴佩孚、孙传芳北上，并命令所有京汉铁路沿线归冯玉祥、岳维峻，同时命令孙传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听候解决。其实段祺瑞心里是忐忑不安，他不确定刚获得重大胜利的孙传芳是否愿意听自己的。
事实上，孙传芳是打瞌睡碰上了枕头，他刚刚占据浙、闽、赣、苏、皖五省，最急需的是坐稳地盘，稳扎稳打，以避免像张作霖那样把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所以他心中早已决定不再北进，一见通电，打心眼里高兴，便顺水推舟表示拥护段祺瑞。段祺瑞见孙传芳表现得很“听话”，便任命他为江苏督办。没想到这个“很听话”的孙传芳却又跑到南京宣布成立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还赶跑了段祺瑞任命的安徽督办，自行命定。段祺瑞这才知道孙根本不是个“听话”的角色，然而他也无力改变什么，只好认了。孙传芳自此以东南五省为地盘，成为直系军阀中与吴佩孚分庭对抗的另一巨头。
张作霖在接到段祺瑞“恢复此次军兴以前原状”的命令当天，致电表示愿服从，随后国奉双方相继从北京附近一带撤离，紧张对峙的形势稍稍缓和了下来。
郭松龄事件与首都革命
刚刚平稳下来的北方政局，好日子没几天，就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这次不是大军阀之间的争斗了，而是彻头彻尾的内斗：奉系大将郭松龄倒戈！
郭松龄，字茂宸，1882年出生于奉天，奉天速成学堂毕业，曾任奉天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教过张学良。张学良对郭松龄的品德和能力非常钦佩，1920年张学良任卫队旅旅长时，即推荐郭为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此后，郭就成为张学良非常信任的得力助手，而且因为治军和战绩卓著，得到张作霖的赏识，成为奉系一员大将，但因此引起杨字霆等人的不满。
奉系内部派系之间的争斗也十分厉害，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大丰收，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李景林等人分别得到一块地盘，而郭松龄因为杨宇霆的积极活动和谣言加害，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于是对张作霖和杨宇霆越来越不满。加上郭松龄本人有救国图强、改造东三省的思想，在得知张作霖以对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支持他进攻国民军的机密消息后非常愤怒，于是与冯玉祥秘密约定反对奉系。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倒戈并回师奉天，武力驱张。两天后冯玉祥响应，发出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郭军进展顺利，接连占领山海关和锦州，张作霖慌乱之中拟逃往大连。郭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张作霖本人都认为奉天不久就要落入郭手。但事情发展却突然陡转直下，日本向来视东三省为他的势力范围，由于张作霖对他们也不是很服从，所以当郭松龄起兵的时候，日本一边公开表示不干涉的中立态度，一边对郭和张双方都进行拉拢和要挟，以便将来不管政局如何，都能对他有利。
郭松龄是一个具有基本爱国心的军人，日本人对他提出条件，割让辽东半岛。郭松龄大怒，断然表示拒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作霖为保住地位，和日本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密约。日本人的态度渐趋明朗，支持张作霖，消灭不听话的郭松龄。得到日本人金钱、枪械支持的张作霖很快就稳定了局面，并且击溃了郭松龄部队。
郭松龄兵败被围，便和他的夫人韩淑秀化装成农民，乘一辆庄稼院大车南逃。日本人侦察到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给了奉军。奉军第六方面军跟踪追来，在一个农民家的菜窖中将郭松龄夫妇逮捕，张作霖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并将郭松龄的尸体送往沈阳示众三天，以发泄他的愤怒。
郭松龄反奉之前，为壮大实力和声势，曾极力争取当时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参加倒戈。李景林因为是直隶人，在奉军当中也受到猜忌和排挤，对张作霖也有不满。郭松龄和冯玉祥在他们的密约中答应李景林，保证他的直隶地盘，并再给他一个热河的地盘，李景林便同意与郭冯合作。
但人算不如天算，冯玉祥在热河迫于形势，任命了宋哲元就任热河都统，这让李景林对冯玉祥的诚意产生了怀疑，而国民二军在进驻保定后，又企图利用郭松龄倒奉之机，抢占奉系地盘，对撤防的李景林部穷追不放，更是将李景林逼到了悬崖边上。恰好张作霖极力拉拢李景林，李景林很快转变立场，12月4日通电声讨冯玉祥。5日，他又通电表示因为北京被冯玉祥控制了，所有段政府的命令绝不承认。李景林的奉军和国民军在天津大打起来。
12月24日，也就是郭松龄兵败被杀之日，李景林兵败逃入日本租界，随后又到济南和张宗昌会合，组织直鲁联军。这一日，冯玉祥致电段祺瑞，要求他任命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取代李景林，段祺瑞答应了，第二天即发布此项命令。
事实上，为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段祺瑞一直委屈自己极力讨好国民军。但他的一再讨好，还是换不来期望中的稳定政局。因为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浪又席卷过来，这就是人民反关税会议的斗争。
前面说过，关税会议通过了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方案。厘金是各地方军阀的重要财源，在军阀割据纷争的时局里，裁厘基本上是不可能，关税自主便成了一句空话。中国国民党、北京总工会、北京学联等团体召开“关税自主国民示威大会”，要求绝对无条件地实行关税自主，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100多人受伤。全国各地人民纷纷热烈响应北京人民的反关税会议的斗争，形成反帝反军阀政府的汹涌浪潮。驻守京畿的国民军受革命潮流的影响，也同情并支持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更是决定联合国民军，开展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革命斗争。
放眼中国，革命浪潮蓬勃发展，除了段祺瑞还在贪恋权位不愿离开，其他老牌政客们还是经验丰富的，他们很快就发现，现在的中国政局，已经不适合他们玩下去了，再玩，恐怕性命都得搭进去。于是，北京政府上演了一出空城计：段祺瑞政府里的诸位总长集体总辞职，各自逃逸，内阁瘫痪。
先是主办‘‘金佛朗案”的财政总长李思浩，他第一个撤退。利用法国银行对他的好感，他逃到东交民巷，租下两栋房子住下。这两栋房子都是独立别墅式院落，几进几间，房间约有将近二十个。这倒不是他有钱喜欢住大房子，而是他深深了解目前的局势，他知道早晚有一天，自己这帮捞天下的皖系哥们都会进来的。
李思浩没有算错，他的租金也没有白交。很快，老哥们曾毓隽就被鹿钟麟逮捕软禁起来。曾毓隽买通看守，连夜脱逃，来到桂乐第李思浩的房子与他会合。梁鸿志一听说曾毓隽被捕消息，就知道大事不妙，也立即逃窜，来到这里。
在这种形势下，段祺瑞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他先是打电报给冯玉祥，要他进京商讨解决时局晦办法一做派黄郛、许世英到张家口面邀冯入京，以谋求冯的支持。冯玉祥认为，如段祺瑞下台，此时无人可代，便在11月27日致电段，表示始终拥护。
段祺瑞满心以为执政府又可以太平一段日子了，因为它刚从冯玉祥那儿得到一颗定心丸。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消化一下，又出事了！这次的事件历史上有专称：“首都革命”。
说到“首都革命”，就不能不说一下他发生的背景。段祺瑞曾一手主持召开善后会议，商量解决时局的办法。但段祺瑞骨子里不相信孙中山倡导的主权灾民的思想，因此大会根本没有见到任何人民群众的代表。段祺瑞执政，依靠的是军阀武力。但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了，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就已经一步步深入人心，然而段祺瑞始终没有看到这一历史潮流，还在用封建社会官场那一套治国平天下，老百姓的意见从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当然郁积的愤怒一天天升温。然而只要民众发出一点反抗声音，遭到的都是政府的武力压制。老百姓逐渐认识到，只有用自己的武力来反抗政府的暴力。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温文尔雅的大学生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武装团体：学生敢死队；广大工人阶级成立自己的工人武装保卫队。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
28日上午，北京各校的学生敢死队、工人武装保卫队突然出动，张贴散发《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宣言》、 《告国民军》等传单。
下午，北京五万多民众在神武门举行国民大会，提出了属于人民自己的要求：推翻段祺瑞政府、召开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会后开始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包围了执政府，准备与段祺瑞当面谈判，但是恰好（也许是有意）段祺瑞不在办公室，执政府也没有主要官员办公，游行队伍马上掉头，直接冲向段祺瑞的住宅所在地吉兆胡同，摆出一副不找到段祺瑞誓不罢休的架势。
冯玉祥虽然同情人民革命，但此时他还需要段祺瑞维持局面。段祺瑞要是垮台，冯玉祥将会失去缓冲，要么自己出面主持政府，要么将北京交给奉系。前者不可能，因为凭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影响各路军阀，只能躲在幕后，后者更是不可接受，北京再落入奉系之手，他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考虑到这一点，冯玉祥派出了国民军保护段祺瑞住宅，群众冲不进去，就在吉兆胡同口僵持住了。最后鹿钟麟出来做和事老，极力劝说游行队伍离开这里。在北京附近，冯玉祥的国民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因为维持治安有功，同时倾向于人民革命，在北京还是很得群众爱戴的，因此国民军还比较有威望。游行队伍没有和国民军发生冲突，最后群众代表将驱逐段祺瑞、解除执政府卫队武装、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的决议交给鹿钟麟，鹿钟麟当场表示愿意尽全力促成这些决议得到尊重。
鉴于冯玉祥的态度，群众不好再对段祺瑞有什么过激的举动，于是将一腔怒火发泄到了原安福系政客们的身上，因为他们中有好几个现在都在段政府中任职。游行群众再次掉头冲向章士钊、叶恭绰、李思浩、曾毓隽、梁鸿志、朱深等人的住宅，找不到人，就将他们家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
第二天，群众再次集会，在天安门通过了宣言和决议，再次向军阀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解除段之权力；解散关税会议；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决议，惩办卖国贼。最后大会还通过了《致国民军书》和《警告段祺瑞书》，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段祺瑞。
当时北京大街小巷的照相馆里很多都悬挂有段祺瑞的照片，游行群众一路走一路烧，见一家烧一家，将这些照片烧个干净，最后来到《晨报》馆，这是一家专门反映段政府观点的报社，大家一不做二不休，将编辑部和营业部一把火也烧了。
段祺瑞的威信急剧下降，执政府在暴风骤雨中摇摇欲坠。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现在的段祺瑞已经是四面楚歌。
自己所在的北方，革命运动形势高涨，到处是反奉倒段的声音。
南方的广东革命政府从10月到12月，顺利地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统一和稳固了革命根据地，威胁着北洋军阀的统治。
自己的后台，军阀中实力最强的奉系在经过浙奉战争、郭松龄倒戈、国奉战争后，元气大伤实力已经大打折扣。
吴佩孚又回来了，他打着反奉旗号，要求段祺瑞释放曹锟，并指示各省的军事当局向段施加压力：不放曹锟，就闹独立。对此，段祺瑞表现得相当强硬：独立不独立随便（反正现在的中国，没有一寸土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独不独立都一样，害怕的是别人）。释放曹锟不能随便。
现在唯一对自己表示全力支持的就只有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了。为维持自己的政权，段祺瑞努力协调着与国民军的关系，可就在这时，冯玉祥突然干了一件事，这件事让他痛彻心扉，却又不敢反对，那就是：枪杀徐树铮。
直奉战后，段祺瑞就任执政府临时执政，但因为徐树铮考虑到他没有实权，建议他不要出任，他就没有再召徐树铮回来任职，随后派徐树铮出任“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
徐树铮顶着“专使”的名义，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瑞士、美国、苏联、德国等12个国家，所到之处，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法国总统杜美洛、英国首相鲍尔温、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苏共总书记斯大林、美国总统柯立芝、日本天皇裕十二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们分别与他进行了会见和晤谈。
徐树铮虽然人在国外，却始终关注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并随时把自己的意见电报给段祺瑞或当事双方。
郭松龄倒戈时，徐树铮人在日本，却通电指责郭松龄，声称对此“不能姑息”。几天后，日本出动关东军帮助张作霖作战，导致郭松龄战败被杀。
郭松龄倒戈是冯玉祥一手策划的，对于郭松龄的失败，冯玉祥恨透了徐树铮，因为他怀疑正是这个徐树铮联络了日本出兵。同时我们别忘了，他们俩之间还有一段私人恩怨未了：陆建章惨死在跋扈的徐树铮手里。
这个时候，长期漂在海外的徐树铮已经耐不住寂寞，急切地要回到段祺瑞身边，于是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受到了孙传芳以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欢迎。徐树铮对大家表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希望恢复约法，拥护段祺瑞为总统。因为这时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成立，冯玉祥也越来越倾向革命，徐树铮便和孙传芳商量联合对抗广东革命政府。总之，凡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事，徐树铮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徐树铮在南方停留了几天，便准备北上进京复命。冯玉祥也多次打电报给他，欢迎他北上共商大计，并表示保证他的安全。但这个时候的形势对徐来说相当严峻，北京城完全被国民军控制起来了，段祺瑞也对冯玉祥退避三分，他深知冯玉祥对徐树铮恨之入骨，于是发急电给徐树铮，告诉他暂缓进京，他以前的朋友也以曾毓隽和李思浩的遭遇告诉他，徐树铮不但不听，反而说： “我怎么能同这几个人比呢，段老总的事多半是坏在他们身上。”于是他执意乘船北上，于23日抵津赴京。到了北京，徐树铮就赶往政府去见段祺瑞。二人见面时相对跪拜，抱头痛哭，像极了一对落难夫妻的久别重逢。
第二天，根据徐树铮的要求，在执政府内举行了专使觐见执政复命的典礼，之后，徐树铮又向政府各部总长报告出访情况，出席各种欢迎会、报告．会。表面上风风光光的徐树铮做梦都没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政治表演。
冯玉祥在徐树铮到京后就下达了格杀命令。为迷惑舆论，特地从自己的卫队中挑选了20名武艺高强的士兵，由被徐树铮枪杀的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率领，化装入京，伺机行刺，但陆承武比起他老子差远了，不过是个混日子的大烟鬼，对于追踪暗杀这等复杂的事情，他实在不怎么在行，所以一直未找到下手的机会。
段祺瑞始终催促徐树铮赶快离开北京，免生意外，徐树铮无奈就答应了，并且请执政府打电话给车站准备专车，准备立即南下。
鹿钟麟获悉徐树铮乘车南下的消息后，打电话给驻张家口的冯玉祥，请示处置办法。冯玉祥的答复简单直接： “就地处决！”徐树铮的政治生命包括他的肉体终于走到了尽头。
廊坊的第五师师长张之江接到截杀命令，紧锣密鼓地筹划起来，徐树铮的专车到廊坊停靠的时候，张之江派参谋张铖登车，称师长请专使面谈，强行把徐树铮挟持下车。徐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对抓他的士兵说：“我徐某做事，向来不畏生死，不劳诸位簇拥！”说罢大步前行。走出车站不远，一阵乱枪响起，徐树铮就此殒命。
随后，陆承武被冯玉祥派人当夜从北京接到廊坊，让他对徐树铮的随行人员宣称： “我要替父报仇，杀了徐树铮，这事和别人没有关系。”
段祺瑞得到消息，痛哭失声。他是深知徐树铮遇害真相的，但他现在白顾不暇，根本不能追究真相，为明哲保身，连惩办凶手这种官样文章都不能做，只有把恨意埋进心底。
一贯强横到底、处处与人争斗、不给人留下任何余地的徐树铮，最终落得了这样的结局，这真是应了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打倒列强
徐树铮被暗杀，自己还不能做主为他报仇，段祺瑞感到自己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他还不知道，这仅是个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将他逼到了悬崖边上。
奉系与直系越来越频繁地接触，有了冯玉祥这个共同的敌人，张作霖和吴佩孚终于抛弃成见，化敌为友，正式联合。
直奉合作，既反对国民军又反对段祺瑞，段祺瑞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将要被奉系抛弃了，便紧抓住国民军这支力量作为最后的依靠。为了和国民军合作，他特别增设了国务院，改组内阁，任命与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接近的人士为总长，可这又引起张作霖的极大反感，他干脆在1926年1月11日发表宣言，宣布东三省与段政府断绝关系，独立自治。这样，段祺瑞与张作霖彻底翻脸！
直奉联合后，立即组织发动起对国民军的进攻。
北京周边：1926年1月1日，李景林把从直隶天津败退山东的四万兵力和山东张宗昌的两万兵力合并成直鲁联军，接受了日本接济的大量军械，于1月10日布置进攻国民一军。
北京北边：1月11日，张作霖以讨伐郭松龄残部魏益三为名，通电出兵关内，与国民军对峙。
北京南边：1月20日，吴佩孚在河南通电讨伐冯玉祥；26日，吴佩孚指挥靳云鄂、寇英杰、刘镇华、张治公等分两路进攻国民二军，河南战争爆发。
段祺瑞还是倾向国民军的，为了首先解决迫在眉睫的北京身边的威胁，他必须先解决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为此他积极策反张宗昌的部下方振武。方振武早就看不惯张宗昌的横征暴敛，战事爆发后他突然在山东的肥城倒戈起义，并设法与国民军联成一气。段祺瑞立即任命方振武为直鲁豫边防剿匪司令，希望他能承担起北京周边安全的角色。但是方振武实力有限，很快被吴佩孚击败。段祺瑞的希望落空了！
对抗直系没有成功，段祺瑞又想缓和同吴佩孚的关系。他改组了临时政府，任命与吴佩孚有密切关系的颜惠庆、卢信分别为外交、司法总长，任命孙传芳的亲信杨文恺为农商总长、杜锡硅为海军总长。但是吴佩孚根本不吃这一套，照样与齐燮元、张宗昌、李景林等联名通电讨伐段祺瑞和冯玉祥。
段祺瑞任命的几个人也在吴佩孚的授意下辞职不就。拉拢直系、讨好吴佩孚的计划也落空了。
四处碰壁之后，再也没有选择的段祺瑞被迫又回头靠拢国民军。他任命冯玉祥为直豫陕宣抚使，主持讨伐吴佩孚的军事。冯玉祥一边同直、奉开战，一边通过部将努力谋求与直奉任何一方达成和解，以保存实力。为此他只好婉拒了段祺瑞的任命。
张宗昌指挥直鲁联军一面从陆路进攻国民军，一面还从海路进行攻击。
3月8日，毕庶澄部海陆军在炮火掩护下由北塘登陆，准备袭击军粮城。
国民军奋力还击，击退毕庶澄的舰队。第二天，国民军便用10枚水雷封锁了大沽口，以防海路进来的敌军。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以日、英、美、法、意等国为首的天津领事团的干涉反对，接着，驻京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代表“辛丑条约”关系国驻京外交代表，向北京临时执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威胁国民军如不开放大沽口，就要采取“必要行动”。国民军被迫妥协，答应撤去水雷，开放大沽口，但提出两项条件：一、外国轮船不再为敌军运兵运枪械；二、外国轮船进来不得让敌舰尾随混入。
帝国主义是不讲信用的，麻烦很快就来了。3月11日，日本两艘驱逐舰掩护4艘奉军军舰冲入大沽港口，大沽炮台国民军予以警告，日本驱逐舰竟以机关枪实弹射击，打死打伤国民军12人。国民军被迫奋起还击，再次击退日本人。这就是“大沽口事件”。
3月15日，日本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纠集英、法、美、意、比、荷、西七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同日，日本公使又单独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谢罪”、“赔偿”、“处罚加害者”等，如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要采取武力手段。随后，各国军舰纷纷驶入大沽口，前后有20多艘，列强还指示各国在天津的驻屯军必要时可与海军策应，准备实行武力解决。
帝国主义的凶恶嘴脸暴露无遗！
压垮马各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日舰炮击大沽口的消息传出的当天，北京学生联合会已决定在3月16日示威游行。等到八国联合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通牒提出后，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1 6号凌晨，各校学生按预定计划，手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援大沽守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辛丑条约”等标语的小纸旗，列队向天安门出发。游行队伍在各校门前即遭到武装警察截击，师范大学、女师大、清华等校的同学不少受到严重伤害。
17日，段祺瑞一方面指示外交部作出答复，表示通牒内容超出《辛丑条约》的范围，认为并不适当。但中国政府会设法消弭战事，恢复海上交通畅通，要求列强们不要在这个时候再来激化矛盾，同时政府派人到处散布消息，说如果学生们再闹事，政府可能进行武力干预。然而，他还是低估了群众的决心。
1926年3月18日上午9点，各团体、学校群众约：三千多人到天安门集合，召开了大会，会后两千多人随即出发游行，来到了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广场列队请愿。这次游行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游行队伍由共产党员王一飞率领，李大钊、陈毅、赵世炎、王荷波、陈乔年等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人都参加了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一路上马路两旁人山人海，纷纷脱帽鼓掌表示支持。看来老百姓是心意相通的，游行队伍表达的诉求正是他们埋藏在心底的愿望，现在终于有人出来为百姓说话了，他们岂能不表示敬意。
提前得到消息的执政府如临大敌，在游行队伍到达之前，北新桥以南，交道口以东，铁狮子胡同东西两口，执政府东西辕门及大门口，已经集结了大量的军警待命。
游行队伍在执政府门前站定之后，派代表向守门的军官说明要求会见段祺瑞。要求送进去了，足足等了半小时，才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出来凶狠狠地说：“执政有病休息，不在这里。”接着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赶快走开Ⅱ巴。”
代表们仍然心平气和，一再说明请愿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内政。这个军官只是说自己没有权利答复他们的任何要求。代表们转而要求面见贾德耀，与他谈判，但得到的答复仍是“他不在”，就没别的话了。
得不到任何回音的游行群众开始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和《打倒列强》，就在这时，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鸣枪示警等措施，执政府门前不到两百平方米的空场，刹那间变成了尸山血海。临时执政府卫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多分钟的射击。这次大屠杀造成47人死亡、132人受伤、40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称1926年3月18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剧发生后，当时代理北京警卫司令的国民军将领李鸣钟迅速赶到现场，看到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学生的尸体，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在此之前，北京经常发生学生游行，但冯玉祥的国民军一直比较同情革命，对学生游行往往持保护立场。惨案发生前半个月，数次的学生爱国游行示威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因为有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的大刀队在两旁随行保护。而“三·一八”这一天，因为鹿钟麟带队赴天津与奉军作战，而李鸣钟作为临时代理，却没派大刀队保护游行队伍，他也实在是难辞其咎！
那么当时的段祺瑞究竟在哪里？其实根据历史资料显示，段祺瑞在惨案发生当天的确不在执政府内，而是在家里休息，并和年轻棋手吴清源在下围棋。至于段祺瑞对这场悲剧究竟应不应该负责，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这虽然不是段祺瑞直接下的命令，但他对卫队开枪事件是持支持立场的，并且对学生动辄游行示威深感厌恶，事前种种迹象也显示他要武力对付学生运动。事后，段祺瑞的态度也有推脱责任的嫌疑，因为他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电说： “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枪木棍冲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
不过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说是段祺瑞本意并非是要杀害学生，而且在事件发生前完全不知道卫队居然开枪，在得知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面对死难者长跪不起以谢罪。自此以后终生吃素，即使病入膏肓时也没有改变。
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北京各校学生联名向京师地方检察厅控告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要求依法拘捕审判。京师地方检察厅在调查后也不得不承认“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府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全国学界、广州国民政府和工商界、教育界、妇女界乃至海外华侨、外国团体都纷纷通电支持北京学生，并以各种形式的活动追奠死难者，谴责段祺瑞执政府当局。
不管真相如何，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的执政府彻底失去了民意基础，到处是“讨段”、“诛段”之声。不仅人民声讨，连各路军阀也对段祺瑞的执政府避而远之，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谢幕演出
这时候，在河南、天津、热河等地，奉军、直鲁联军向国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国民军兵力不足，连连受挫，被迫紧缩战线。
屋漏偏逢连夜雨，山西的阎锡山落井下石，背弃了与国民军的密约，转过来袭击国民军。国民军不得不一边打，一边分头向直、奉军阀求和。
对国民军一再抛来的橄榄枝，吴佩孚反应冷淡，坚持联奉讨冯，但他手下两员大将靳云鄂、田维勤却主张联冯讨奉。国民军看到了一线希望，便试图通过这二人促使吴佩孚放弃往日仇怨，实现旧直系的大联合，共同对付奉系。
然而，恨透了冯玉祥的吴佩孚始终不肯与国民军谋和。国民军努力寻求吴佩孚的谅解，大谈释放曹锟、恢复法统以迎合吴佩孚，这又让段祺瑞如坐针毡，因为曹锟出来意味着他老段只能走人了。于是段祺瑞只好积极与奉系联络感情，希望借助奉系的支持维持执政府的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国民军反目。
段祺瑞暗中拉拢原吴光新旧部，后改编为国民一军第九师的唐之道师，准备利用其力量逮捕鹿钟麟，与奉军里应外合消灭北京城内的国民军。鹿钟麟得知计划，决心先发制人抓捕段祺瑞，准备4月9日夜晚包围执政府和吉兆胡同段祺瑞的住宅。岂料，这个消息又被鹿钟麟的部下走漏给段祺瑞的旧部邓汉祥。邓汉祥急忙去见段祺瑞，劝他离开吉兆胡同避祸。性格刚直倔强的段祺瑞大为光火，坚决表示不离开。这时曾毓隽也得到要抓段祺瑞的消息，他立刻派执政府顾问日本人大谷猛坐着使馆汽车送信给段祺瑞，段祺瑞这才感到事态严重。
由于大街上已经戒严，段祺瑞当晚在侍从武官卫兴武的护送下到段的老同学、同住吉兆胡同的崔某家中住了一夜。为防止国民军在附近搜查，曾毓隽等连夜发出号外，说段执政已经进入东交民巷桂乐第。鹿钟麟看到号外后信以为真。夜里大约九十点钟前后，鹿钟麟自己跑到桂乐第见到李思浩。李思浩对鹿钟麟说：“执政已经休息，有事明天再来好吗？”因为这是在租界，鹿钟麟不敢乱来，只好说： “我来没有别的意思，不过是表示我对执政的关心和拥护。”
4月lO日，鹿钟麟发布警卫司令部布告，宣布段祺瑞的罪状，重点就是两件事：金佛朗案和“三·一八”惨案。国民军的举动就好像又发动了一次北京政变，但吴佩孚对迎合他的这次政变态度冷淡，一直没有停止对国民军的攻击。
4月11日早晨，段祺瑞才真到了桂乐第。进来之前，他特意派人从天津发出执政府、国务院的通电，说鹿钟麟兵困政府，一切政务无法执行，这个时候以政府名义发出的文件、命令都无效。
同一天，吴佩孚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军全部退出北京，才有议和的余地；另外，他同时致电奉军、直鲁联军将领张学良、张宗昌，要他们按原计划进攻国民军。12日，吴本人的军队开到了长辛店、卢沟桥一带后，他的口气就更硬了，定要国民军全部缴械。至此，国民军谋和吴佩孚的希望彻底破灭。而张作霖因为国民军此前密谋联合直系对付奉系，对国民军极为恼怒，因此进攻更加猛烈。
这时候，段祺瑞在桂乐第仍以执政身份处理公务，他亲自给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人发电报，表达出希望各方仍推他主政的愿望。他派曾毓隽到天津和吴光新碰面，一道去见张学良。张学良表示奉天对维持现在政权没有信心，只能保护段执政安全离开北京。奉方态度如此，直系吴佩孚更是不客气。至此，段祺瑞的一切努力落空，只能走人。
4月20日下午2点，在张宗昌两个营士兵的护送下，段祺瑞率其子段宏业以及亲信、老友多人，乘张学良调派的一趟专列前往天津。在天津，段祺瑞通电全国，表示引退下野。为期一年零五个月的临时执政府从此寿终正寝。
段祺瑞一生在宦海中几度浮沉，但这一次沉落后，他再也没能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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