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生活

    大江南北烽火燃遍，然而这一切都跟段祺瑞没什么关系了。

    在1926年4月至1927年4月这段时间，段祺瑞一直住在天津日租界的须磨街，他的住所和王揖唐的公馆正对面。下野的段祺瑞其实一直没有死心，时时观望着局势，希望能有复出的机会。但军阀们你打我我打你，打来打去，就是没有人想起他段祺瑞来，他几乎被主流政治彻底遗忘了。

    段祺瑞大半生都在戎马倥偬中度过，对家里的事情向来不关心。下野以后，公馆的规模缩小了，厨房里面只剩下八九个人。当差打杂的，连看门的在内，不过十来个人。

    段祺瑞在台上的时候，尽管曾经管辖过大半个中国，按说为家里谋取一点小小利益对他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甚至根本用不着他费心，只要他不加以阻拦，自然会有大把的人给他送上。但段祺瑞从不为自己谋利，家里没有置办过任何田产房屋，就连袁世凯送给他居住的房子，他都退还给原来的主人了，就因为房契在人家手里。人家上门来要，堂堂国务院总理让人堵在家里要账可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情，搁在别人身上恐怕就要动粗了，但段祺瑞没有这么做，相反还劝手下人不要计较，自己主动搬离了这栋房子，另外找了个地方租住下来。这点确实是难能可贵！

    所以当了多年官下来，段祺瑞家虽然说不上是家徒四壁，但日子确实是不怎么宽裕。在台上的时候，还经常有人接济，家里遇到点什么困难，还是有人帮忙的，所以倒也没有特别困难过，现在不一样了，人走茶凉，来看他的人也少了，家境显得入不敷出。

    过去在北京的时候，家务事都由张夫人做主，每月的日常开支怎么用他是不过问的，现在下野了，没有工资，日子过得就有点紧巴了。所以段祺瑞也不得不细心起来，开始过问柴米油盐这些琐碎的小事。段祺瑞干什么事都是认真的，就连家务也不例外，每天开支是多少，买了多少烟酒，支付多少打杂的工资，他都要求下面的人将账目一一列出来，到月底他会亲自过目检查。

    至于他个人的私生活，倒是和下野前没什么区别。段祺瑞生活很有规律，即使是在军务繁忙的时候或者是国事劳心的时候，他的生活也是几十年如一日。早上起来先要用冰冰腿（他有腿病），吃过早饭后，他就在书房里办公。他在位的时候，有些公事不送到衙门直接送到公馆里来，看罢公事再上衙门。中午，他照例回来吃饭，但他是单独吃饭，不跟家里人同在一桌。

    即使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全家吃团圆饭，他也依然单吃一桌。他为人古板，一向不与人说笑，所以家里人也乐得躲开他，免得拘束。

    午饭后，段祺瑞要睡个午觉。下午两三点起来会会客，下下棋。段祺瑞酷爱围棋，还为此养了一批棋手，他在位的时候是由陆军部给棋手开工资的，下野后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关于围棋，段祺瑞还曾经传出过一段佳话，那就是和著名的围棋高手吴清源的一段渊源。当时的吴清源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然而却极具天赋，很多成名的围棋国手都败在了他的手里。因为吴清源没有段位，按照当时职业围棋的通行规则，高一段的棋手与低一段的棋手下棋时要让一子，所以有段位的棋手与他对弈最少应该让七子。但是在让七子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能赢得了他，后来大家就让六子，然而依然是无法获胜，再到后来让五子，还是吴清源胜。

    大家开始重视这个颇有潜力的围棋少年，于是协议只要与吴清源下棋，最多让三子，但是吴清源在让三子的情况下依然是胜多败少。很快吴清源的名声就传遍了围棋界，甚至引起了日本的重视。当时的围棋界，日本是第一强国，而中国围棋已经衰落多年，整体不是日本的对手。

    日本人听说中国出了这么一位天才少年后，特意派出了一名五段棋手来华，但这名棋手在让三子的情况下居然大败给吴清源，后来让二子还是无法取胜，再让一子。让一子棋下了三盘，吴清源二比一胜利。这名日本棋手完全叹服了，因为当时吴清源只有13岁，而该棋手已经成名多年，何况他还是在围棋强国日本的比赛中拼杀出来的。他终于意识到，这名少年如果加以正规训练，前途绝对是不可限量，但中国围棋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终究会埋没他。于是他积极活动，想让吴清源去日本深造。

    经过一番活动，日本围棋界接受了他，但吴清源家境贫寒，没有能力支付去日本的费用，有人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段祺瑞。段祺瑞当然了解吴清源的才华，考虑一番后，段祺瑞吩咐国务院为吴清源特别划拨一笔款子，用作他的留学费用，支持他出国深造。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吴清源得以成行。后来吴清源在日本围棋界发展，成绩很快就扶摇直上，短短几年就在日本围棋界站稳了脚跟，并一一击败了当时所有的围棋高手，日本棋界曾经与吴清源进行过车轮战，当时的本因坊一门尽出精英，而吴清源孤身一人应战，仍然取得胜利，成为当时的世界围棋第一人。直至今天，还没有人能超越吴清源曾经达到的高度。

    除了下棋，下午有时还举行诗会。老段的左右亲信中有不少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像王揖唐、曹壤蘅、梁鸿志等都是段公馆诗会中的座上客。

    晚饭时间，也许留棋手或诗人们一同吃晚饭，也许段祺瑞专请人吃饭。

    不过，尽管段公馆里有专门的厨子做饭，饭菜还是很美味的，可是客人们多数都不愿意留在他家里吃饭。因为段祺瑞这个人为人比较古板，不喜欢说说笑笑，也不喜欢别人乱开玩笑说荤段子，跟他在一起特别拘束，所以大家宁可掏钱出去吃饭，那样可以随便一些。

    段祺瑞还有一样爱好：打麻将。每天晚饭后就是他的专用麻将时间。如果这一天有宴会，来客中有现成的牌手，那就顺理成章，晚饭后接着铺起牌桌，打上八圈或十二圈麻将。要是恰好没有现成的牌手，那段公馆里当差的人就要忙碌了，四处打电话叫人，一定要约齐人让老段过牌瘾。

    曾经有一段传说：傅良佐打牌打出来一个督军。傅良佐一直在段祺瑞身边当差，每当段祺瑞人手不够，他就自告奋勇顶替上来，陪着段祺瑞打牌。

    后来湖南战事胜利，段祺瑞就让傅良佐当了湖南督军。

    段公馆里打麻将打得最热闹的时候是督军团两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督军团开会就是在段公馆里设几桌麻将，边打边聊天。张勋、张怀芝、倪嗣冲等人可都是麻将桌上的高手。

    麻将桌上不光可以打牌，还可以说事儿。

    有一次，段祺瑞对邓汉祥说：    “二庵（陈树藩）才有余而德不足，袁项城做皇帝，陈事前竭力怂恿，以此来取信于袁，袁就派他带兵到四川主持军民两政；帝制失败时，陈又宣布独立。就做人方面、政治道德方面来说，都不是应该的。”谈到这时，陈树藩进来了，得知打牌的还有吴光新，便冲口而出地说：“老师一生许多的事都误于吴三爷（即吴光新）。”段便说：

    “小学生又在乱说，小学生又在乱说（因陈树藩系段作保定速成学堂总办的学生）。”段祺瑞以玩笑来敷衍，还是不肯认错。

    还有一次在天津段祺瑞家中打牌，三缺一的时候，他家里就打电话把陆宗舆约来。打完牌，陆宗舆先走了，段祺瑞对邓汉祥说：    “打牌虽是游戏，也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陆宗舆打牌时鬼鬼祟祟的样子惹人讨厌。别人的票子都摆在桌上，他的却装在衣袋里，要用了再去摸。别人和了牌，他总是要欠账，过一会才给，老是让别人不痛快！”

    邓汉祥说：    “既然您说陆宗舆是坏人，那您过去为什么要重用他呢？”

    段祺瑞回答说：    “是袁世凯重用他，我可没有。”看来段祺瑞的记性不太好，    “五四”运动时期陆宗舆就是币制局总裁，而且是段祺瑞做国务总理时亲自任命的。直到全国各地罢工、罢市、罢学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时，段祺瑞才不得不撤了他们。“五四”运动强烈的冲击给了他巨大的压力，他不得不默许了北京政府撤掉了这三个人。

    下野后的段祺瑞生活上更简单了，加上没有了收入，家庭开支更是捉襟见肘。为了节省开支，段祺瑞搬到了一所小一些的普通住宅，因为缺钱麻将也不能打了，一日三餐就是米粥、馒头、素菜。家里的仆人走掉了一大半，实在看不下去的魏宗瀚后来邀约一些老兵自愿前来帮助段祺瑞料理些杂务。就个人操守而言，段祺瑞为官清廉，从不聚敛钱财，在黑暗的民国政坛确实异数。

    据说在下野的期间，段祺瑞还是不能放下对权位的眷恋，一度传出要和溥仪联合的传闻。但很快因为两人话不投机，最终没有成功。原因就是溥仪搭皇帝架子不肯到段的住所来看他，而段祺瑞也不愿去溥仪住的静园拜见，于是约定在载沣的家中见面（载沣是溥仪的父亲，曾经的摄政王），但是这次会面却相当不愉快，溥仪以一种皇上接见湖广总督的傲慢态度对待段祺瑞，深深激怒了仍自认为“国家元首”的老段，他便不再考虑与溥仪合作。

    最后努力

    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下野最初的几年，老段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政客们并未放弃东山再起的愿望，他们密切关注时局，不时也会搞出些动作来。

    事实上，段祺瑞执政府刚垮台，直奉军阀的矛盾立马就尖锐起来了。

    几天前还与吴佩孚信誓旦旦，声称与吴佩孚议好，各奉军绝对不入北京的张作霖，刚一赶走冯玉祥，就迫不及待地令奉军和直鲁联军强行开入北京，并任命了自己人做京师警察总监、京畿临时警备总司令、京畿卫戍司令，以控制京师。

    吴佩孚不甘示弱，针锋相对也任命了自己的京师警备总司令。于是北京城内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极其罕见的景观：两个北京政府，两套官员班子。两班人马互不相让，争吵不休。吴佩孚深知自己在北方的势力还不及张作霖，但张作霖政治上的活动余地绝对不如自己，所以他期望从政治上控制大局，即恢复曹锟宪法，起用曹锟任命的颜惠庆内阁。张作霖当然清楚吴佩孚的用意，故激烈反对，坚持要恢复约法，召集新国会，让他的亲家靳云鹏出来组阁。为此，双方就所谓法统问题，函电纷驰，吵个不休。

    然而，这时的形势对张、吴来说都不乐观：冯玉祥的国民军虽然退到了南口，但是实力还存在；而南方的广东已经得到巩固，正在积极筹划进行北伐战争，革命的威胁仍然时刻缠绕在他们心头。为了稳定局势，巩固战果，不让南方的革命军趁机各个击破，张作霖首先做出了妥协，承认了吴佩孚组成的政府及内阁班子，即颜惠庆内阁。但他没料到，吴佩孚竟然咄咄逼人，一点不给自己台阶下，指使颜惠庆任命了所有直系人马为内阁成员，完全将奉系排除在外，这令张作霖勃然大怒，于是反过来又以拆台的手段抵制，颜惠庆又成了空头内阁。

    直奉不和的消息传到了段祺瑞耳中，这让他大喜过望。他想利用矛盾，挑拨双方的关系，好让两方都无法独揽北京政权，这样自己就可以趁机渔利。不过段祺瑞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张作霖刚刚得手，还不想这么快就与实力相当的吴佩孚翻脸，相反还必须寻求双方最大程度的合作。

    为了联合对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的南方革命军，直系和奉系不得不抛开恩怨，吴佩孚和张作霖结拜为兄弟，同一天决定彻底消灭国民军。吴佩孚自告奋勇担任南口战场对国民军的正面主攻，奉军则从北方进攻国民军，国民军本来就实力不足，又没有任何外援，很快就兵败。

    但是国民军并没有白忙活，因为他们的抵抗，牵制了大量直系主力。北伐战场上的进展才如此顺利，北伐军接连占领汉阳和汉口，节节胜利，10月10日，武昌被北伐军攻下，吴佩孚在华中地区的重要据点丧失了。11月初，北伐军攻下南昌，又消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分主力。直系两大佬损兵折将，地盘丧失，至此直系势力荡然无存。中国大地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支旧军阀队伍——东北的奉系。

    张作霖的政治野心越来越膨胀，他在天津住所“蔡园”召集军事会议，邀请奉军、直鲁联军将领和吴佩孚、孙传芳的代表，闽、陕、晋等省的代表参加，讨论如何联合对抗北伐军和国民军的问题。

    几天后，张作霖被推举为安国军总司令、海陆空大元帅，宣布联合各地军阀，共同进攻北伐军。但他没想到，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消灭北伐军，一统天下的时候，一场针对他个人的危机悄然来临。而事件的幕后主使，就是他一直以来的靠山——日本人。

    日本人现在非常不满张作霖，原因在于随着实力的膨胀，张作霖越来越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让日本人感到控制他越来越难。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派了一个强大的谈判团找到张作霖，要张履行郭松龄反奉时张以个人名义同日本签订的密约。张作霖早将这事忘到了脑后，以前他被郭松龄逼得快要下野的时候，不得不依靠日本人度过权力危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张作霖兵强马壮，其势力如日中天，在国内几无对手，对于日本人的牵制就显得不那么安心俯首帖耳了，转而对日本采取拖延、敷衍态度。此外他还不断拉拢英、美等国家，企图求得他们的支持；牵制日本，引起日本人深深的忌恨。他们决定采取断然的手段消灭张作霖，另外扶持自己的傀儡主持东北大局。

    从1926年7月至1927年3月，北伐进展顺利，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革命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南京政府成立。全国的形势变成了国民政府与奉系的对抗。很快，当年4月，第二次北伐开始，1928~6月上旬便打到北京附近了。

    正在北京的张作霖准备撤离，退回东三省。日本人决定在这时候下手，暗杀张作霖。否则一旦让他回到东北，凭借他在东北多年打下的根基，想要动他就更难了。对此张作霖是有所觉察的，他不断更改出关日期，不断对外发布离京回奉的消息，然而他还是没能逃过日本人的暗算。

    1928年6月3日晚，张作霖所乘专列回东北，专列到达皇姑屯站（这是一个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的火车站），日本特务提前安置在这里的炸药引爆了，张作霖的专列被炸弹炸得粉碎，张作霖本人伤重身亡！

    日本欺人太甚，东北三省军民联合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大游行。

    少帅张学良接过父亲的旗帜，掌握了东北三省全部军政大权。1928年12月底，张学良通电服从国民政府，正式易帜。南京政府明令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至此，北洋军阀中的最后一大派系——奉系从历史的舞台上退出了。中国进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统治时期。

    张作霖死之前，段祺瑞就已经看出了迹象，于是他趁日本人准备抛弃张作霖之机，向日本人提出由自己取代张作霖来组建临时政府。但日本当时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扳倒张作霖，因此对段祺瑞的要求没有答应。

    段祺瑞继续等待时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各阶层一致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对蒋介石本人的不满也开始在全国蔓延。于是那些北洋旧军阀们又看到了翻身的曙光，不管以前他们是皖系、直系还是奉系，现在他们只有一个敌人：蒋介石。

    1932年11月，北洋派旧军人在土肥原的策划下，在济南举行会议，联合拥戴段祺瑞、吴佩孚合作反蒋。然而眼看全新的局面即将开创，北洋系内部的矛盾再次使这一计划胎死腹中。

    事情的起因颇有些滑稽！因为矛盾的焦点，竟然又是安福系。

    安福系的确是臭名昭著，北洋内部除了段祺瑞的皖系能容纳他们，其他派系对安福系和其中的主要活动分子都极为讨厌，像韩复榘就表示拥护段祺瑞没有一点问题，但绝对不能用原安福系任何一人，否则他宁可退出，也不愿意看到安福系的嘴脸。段祺瑞不能不顾及这些人的意见，便表示自己今后绝不再用安福系的人，而改派自己的长子段宏业代表自己与日本人往来接洽。

    然而，安福系之所以如此臭不可闻，就因为他们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脸皮之厚世上无双的安福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们有一样最为独特的武器——无耻！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段祺瑞依靠他们控制了整个北京政府，今天老段同样要栽在他们身上。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段祺瑞将在沈阳组织政府的消息不知怎么还是泄露了，安福系两位重要人物王揖唐、姚震得知后，恼羞成怒。好啊，有好事不找我，你们关起门来吃独食，想都别想！

    姚震马上行动起来，他直接跑去找土肥原说，他不反对段祺瑞出山，但坚决反对他们瞒着他干这件事。并且对土肥原扬言：    “你们干什么事我都不反对，但是要撇下我单干我是不会答应的。我成事不足，败事还是有余的。”他倒是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不久，天津《大公报》就刊载了独家消息披露了这一计划，并开炮猛攻段宏业，说他祸国殃民、投敌卖国。

    得知原委后，段祺瑞气得跳起三尺高，鼻子又一次气歪了。但是此时无职无权的他，拿这几位活宝也是毫无办法。

    日本人也突然转变了态度。“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曾经公开谈到他对东北事变的看法，说日本人是强盗，但是现在这个强盗已经登堂入室进来了，他们不一定会将东北拿走。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好处，先把土地拿回来再说。这让日本人觉得，段祺瑞不过是在临时利用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很可能就是双方反目的时候。段祺瑞靠不住，还有谁能合作？最后他们想到了溥仪。于是最终形成了日本拉溥仪组织东三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局面。

    利用日本重登大位的希望告吹，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这时候又冒出个陈炯明来。陈炯明在1923年初被滇桂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联手驱逐出广州，1925年宣布下野。这次，他派人联络津沪各下野的军政人员，以抗日为由号召进行反蒋，他希望段祺瑞出来支持他，但段祺瑞经过不断的策划失败，对政治的热情渐渐减弱，他表示自己年纪越来越大，没有什么精力了。最好让陈炯明速来主持，自己可以尽全力支持他。陈炯明的一番运动，又煽起了一些下野政客和军阀们不甘寂寞的心，消失已久的孙传芳、张宗昌都表示，欢迎陈炯明来天津与段祺瑞合作，共同反蒋。段祺瑞指派侄儿段宏纲和王揖唐专门到上海去见陈炯明，商量将旗号由“抗日倒蒋”改为“联日倒蒋”。因为此时日本已经在图谋分裂华北，希望段祺瑞出来搞一个华北政府。陈炯明欣然同意，随即北上，与段祺瑞合作。

    眼看这件事即将成功，却再一次毁在了自己人手上！上一次是姚震，这一次又是谁？答日：王揖唐是也。

    王揖唐、段宏纲虽然走到一起来了，可是他们跟曾毓隽完全不对付，就像两股道上跑的马车，南辕北辙。段祺瑞明确表示了华北政府要由陈炯明来主持，而陈炯明与曾毓隽是多年的交情，陈炯明能与段祺瑞联系上，也是靠曾毓隽的关系。所以陈炯明上台必重用曾毓隽，而王揖唐、段宏纲对此绝对不满意。既然没我什么事，那就对不起了，你想成，我就让你败。于是他们效仿姚震，故技重施，将这一天大的秘密泄露给了媒体，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阴谋变成阳谋，秘密搞成了新闻发布会，这戏还怎么唱下去？

    这一幕幕真好像小孩子过家家，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前途，我的眼里只有我！

    南下

    留在天津的段祺瑞是一个威胁！这是蒋介石的判断。南京国民政府早就注意到日本特务对段祺瑞、溥仪、吴佩孚等人的拉拢利用。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的侵华步伐加快了，华北的局势也已经危在旦夕。

    1932年4月，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召集“国难会议”，段祺瑞、吴佩孚是蒋介石指定的国难会议议员，但两人都没有出席会议。很快，段祺瑞与陈炯明联合反蒋的消息就传来了，国民党方面紧急行动起来，蒋介石看段祺瑞留在天津很有被日本人利用的危险，便提出将段祺瑞等一干下野的北洋元老们全部接到南边去，以防日本人利用他们的资历与威望，再在北方搞什么傀儡政府。

    蒋介石积极调动各方面力量争取段祺瑞，他让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致电段祺瑞，要他认清日本人所用的“以华灭华”之计，先得东三省，再谋华北。王晓籁还希望段祺瑞能以文天祥为榜样，粉碎日本人的阴谋。段祺瑞接到这样一个电文后，当即回电，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对东北事变痛心，自己虽然是下野之人，但爱国心仍在，绝对不愿意被日本人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

    段祺瑞的态度出现了转变，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日本人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只是来捞点好处就走，看到日军攻破榆关，又攻热河，他就知道日本野心显然在于变全中国为殖民地。日本外务省次官吉田茂到天津找到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要他请段祺瑞出面，沟通中国军方，先商量两军就地停战之事。段祺瑞明确表态：    “我们在野之人，出来调停，说话要有根据，当局若问到东三省，我如何答复？就地停战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吧。你们应该先退回东北，再来商量就地停战的事情。现在中国军队气焰之高，不亚于关东军，即使停战也应该日本先停，因为是日本先开战的。”

    段祺瑞的态度明确了，国民政府派特使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乘专列前往天津，请段祺瑞南下。蒋介石知道段祺瑞的为人，料到他家境不如意，同时让特使钱新之给段祺瑞带去了5万元作为生活费和搬家费。吴光新与段宏业有了不同意见，段宏业反对南下，段祺瑞考虑再三，说：“现在华北的局势非常复杂，我看还是先离开这里比较好。”一锤定音！

    当天，段祺瑞在吴光新、魏宗瀚等人陪同下乘专车南下，长子段宏业因为反对南下，没有跟他们一起去。

    第二天上午9点，专车到达济南，前来迎接他的有各路记者，他就在车站发表了一番讲话，大意是说蒋介石多次想来北方与他会面没有成功，最近又派人来邀请我南下，说要跟我共商时局，所以我不能不给面子。这番话倒是给足了他自己面子。

    稍事休息，第三天上午8点，段祺瑞所乘专车抵达南京浦口。当时国民政府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队伍，军政要员们从南京过江到浦口车站迎接。段祺瑞下了火车就登上早就准备好的渡轮，早就等候在这里的蒋介石率先登船拜见。两人见面，好一阵寒暄，段祺瑞对蒋介石表示即日要到中山陵谒陵。

    蒋介石说：“老师不累吗？”段祺瑞说：“不累，不累。”蒋介石称段祺瑞老师是因为他曾就读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段祺瑞曾是该学堂总办。下船后，段祺瑞由蒋介石亲自送到位于中山东路的下榻处励志社。

    其实所谓共商国事，蒋介石明白，段祺瑞更明白：没什么好商量的。所以段祺瑞在南京只停留了两三天的时间，这几天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去中山陵祭拜己故的孙中山先生。在前往陵园的途中，蒋介石手扶段祺瑞，边走边谈。蒋介石保持了自己的学生礼节，而段祺瑞则是坦然接受，似乎在他眼里，蒋介石仍然是自己的学生，而不是现在的中国最高军政长官。

    段祺瑞不愿留在南京，正好他住在上海的小女儿段式荃有病，他就以探病为由谢绝了蒋介石留他住南京的建议。两天后，段祺瑞就结束了南京之行，前往上海，他将在那里度过自己人生最后的时光。蒋介石待段祺瑞还是非常周到的，特别指示军政部总务厅每月拨出40000元，作为段祺瑞隐居期间的生活用度。

    段祺瑞在上海生活期间，主要从事佛法研究，还给自己取名“正道居士”。

    1936年11月2日，因肠胃疾病，医治无效，段祺瑞逝于上海，享年72岁。

    临终前，他亲笔写就遗嘱，交付从天津赶来的儿子段宏业。此文是段祺瑞一生心血的总结，字里行间不乏真知灼见，让见者动容。为了尊重段祺瑞人生中最后一点印记，现全文摘录如下：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唯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为多言，往日徙薪曲突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虽死犹生，九原瞑矣。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人（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俭，敛以居士服，无以荤腥馈祭。此嘱。”

    11月5日，国民政府以退休元首的最高礼仪，决定为段祺瑞举行国葬。

    段祺瑞去世的消息传出，各方吊唁纷至沓来，既有北洋故人的，也有南京政府的，各国驻沪领事也前往吊唁。关于安葬问题，蒋介石有意将其葬在南方；但段宏业表示，段祺瑞生前曾说他一生功业多在北京，百年之后愿归葬京郊西山。于是段祺瑞的灵柩便在12月5日公祭之后运往北京。

    12月10日，灵车抵达天津。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主持公祭，曹汝霖、李思浩、陆宗舆、王揖唐以及齐燮元、何丰林等北洋旧人全部都来了，连以前的老对手吴佩孚也带病前来，给昔日的老师和政治对手送最后一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军进占华北，北京成了日本在华北统治的中心。日本人大批入京，由于没有办公的地方，他们便大量征用比较宽敞的王公府第大小公馆，段祺瑞的南门仓公馆也被日本人看中了。但是考虑到段祺瑞生前和日本人的关系，他们没有像对待别人一样动粗，而是花了40万元直接将房产买了下来。

    然而，日本人进入北京之后，不仅没有放过段祺瑞的公馆，而且也没有放过他死后停灵的所在。卧佛寺也被日本人征用了，催着段家把段祺瑞的灵柩移出去。

    段宏业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一块满意的风水地，这急切中更是抓瞎。多亏段祺瑞三弟段子猷的儿子曾经在北京西郊置了一块坟地，于是段祺瑞的灵柩便匆忙从卧佛寺中起出，挨着段子猷坟地埋葬了。下场也颇为凄凉！

    回头想想段祺瑞，轰轰烈烈了一辈子，死后居然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盖棺定论，六不总理

    段祺瑞是清末以来至民国初期，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说他不可多得，并非是说他的政绩多么辉煌，他能让历史记住，还在于他个人的人格和操守，让他获得了即使是对手也不得不表示出的尊重。

    作为政治家，段祺瑞也有雄心抱负，他的政治理想可以直接找出的证据是1925年9月18日发表在《政府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内感篇》，还有就是他1926年写的一首诗《策国篇》。

    在《内感篇》中，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战祸纷繁，人民深受倒悬之苦，这都是人为造成的，但其根源在因果报应（难怪他晚年笃信佛教）。中国的立国之本还在孔孟之道，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行的，因为“礼教异趣，服食异式”。

    段祺瑞在《策国篇》一诗中，则具体描绘了自己的建国理想：    “乡镇聚为邑，联邑以成国。国家幅员广，画省以区域……政府省长设，各国垂典则。邑宰如家督，权限赖修饬。统治成一贯，筹策行奇特……靖共期力行，百司各循职。良善勤讲诱，去莠惩奸慝。言出法必随，不容有窥测。土沃人烟稀，无过于朔北。旷土五分二，博种资地力。兵民移实边，十省两千亿。

    内地生计裕，边疆更繁殖。道路广修筑，交通无闭塞。集我国人资，银行大组织。独立官府外，经理总黜陟。发达新事业，随时相辅翊。输入减漏卮，制造精品式，肥料酌土宜，灌溉通沟洫。比户余粟布，孝悌申宜亟。既富而后教，登峰务造极。国际蒸蒸上，谁复我挫折？”文采倒是很不错的，虽然未必是他老人家亲笔所写，但至少这是他的真实心境的表露，这一点得到了史学界公认。文章表达了希望国家能停止战乱，让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以强大国力的愿望。但终其一生，段祺瑞都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让中国陷入越来越大的危机中而不能自拔。

    就个人操守而言，    在民国史上，段祺瑞以其罕有的廉洁俭朴获得世人的尊重和称道。他没有别墅、庄园，不为自己购置田产。

    段祺瑞治家严格，而且脾气很大，手下的人都战战兢兢，不敢犯错。按前清留下来的规矩，一般大官的门房都有一个规矩，那就是收取门包，否则来办事的人根本连门都进不去。段祺瑞自己大概没少吃这个“门包”的亏，因而他极为痛恨收门包的陋习。如果让他听说手下有人收门包，脾气暴躁的他说不准真能拉出去枪毙了。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尤其是逢年过节的，然而这一套到了段祺瑞这里又不灵了。每逢有人将礼物送到段公馆，门房都会将它们放在内厅门口一个专门的桌子上，等段祺瑞回来决定收不收。而段祺瑞往往是仔细比较，认真赏玩，最后挑一两件最不值钱的留下，剩下的就让手下按照礼物上的名字原物送回。所以在段祺瑞风光的那些年里，能给段祺瑞送礼还能让他留下的，那可是了不得的本事，很多人往往会去请教他们成功的诀窍。

    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个精美的围屏，给段祺瑞送了来。这个围屏上镶有各种宝石，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段家的人喜欢得不得了，甚至睡觉了晚上还偷偷地起来观看，但这个围屏只在段家待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段祺瑞便令人送还了齐燮元。大名鼎鼎的奉帅张作霖有一次给段祺瑞送了一些东北的特产，有江鱼、黄羊等物，段祺瑞坚决不收，送礼来的是张作霖的副官，因为张作霖命令他必须让段祺瑞收下，于是一再恳求，实在推不掉的段祺瑞才收下两条江鱼。还有一次，冯玉祥给他送了一个大南瓜，段祺瑞似乎很喜欢这个礼物，当场就收下了。

    段祺瑞为官比较公正，绝对不允许家里人徇私。段家有个老妈子，跟了段祺瑞多年，有一次托段祺瑞的一位姨太太说情，想给她的一个亲戚找个差使干干，没想到刚一开口，段祺瑞就气得大骂起来：    “你们卖官卖到我这里来了，好大的胆子。你究竟拿了人家多少钱，快说！”后来，段家的人再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什么人情了。

    段祺瑞对自己严格，对家里人严格，对手下的人也是一样。他手下有位军需官买了个使唤丫头，但他老婆却经常虐待这个小姑娘，经常将她打得遍体鳞伤。不知怎么段祺瑞知道了，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他的鼻子又气歪了，立即命令将那个军需官抓来严加盘问，还打了40军棍，把那个军需官吓得浑身发抖，连连求饶。段祺瑞骂了半天后，气才消了下去，随后便吩咐手下将小丫头送到后院，让自己的家眷收养起来。

    段祺瑞一生酷爱围棋，曾经资助过中国大批的围棋手，除了我们已知的天才少年吴清源外，还有汪云峰和顾水如等，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

    作为民国年间名噪一时的政治家，段祺瑞不蓄私财，不徇私情，两袖清风，在民国这样一个黑暗年代，无论如何都是难能可贵的！

    好了，一代枭雄段祺瑞，咱们就此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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