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1912年9月25日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鹭树乡。曾任北京市文联副秘书长、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北京市作协、中国红学会、中国诗词学会、国际友人研究会顾问。

    主要著作有：《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新都花絮》、《曹雪芹》等长篇小说；《江南风景》、《憎恨》、《风陵渡》、《鹭湖的忧郁》、《端木蕻良小说选》、《红夜》（英文版）等中短篇小说集；《端木蕻良近作》、《火鸟之羽》、《花·石·宝》、《说不完的红楼梦》、《友情的丝》等散文集；《林黛玉》、《红楼梦》、《晴雯》、《安娜·卡列尼娜》、《红拂传》、《龙女传》、《紫荆花开的时候》、《除三害》、《罗汉钱》、《戚继光斩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本及《苹果树》等译著。

    我生在一个大草原上，那个草原在当时的地图或地理教科书上，都写着“科尔沁旗”的字样。科尔沁旗的地方非常辽阔，远远望去，总看不到边界。当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拉着母亲的手问：“妈妈，为什么那边总望不到边呢？”妈妈说：“这是大片的地啊，谁也看不到它的边的。”于是我不言语了，忧郁地看着那土地的边缘，想要看出一条边界来，但是我不能够。

    1912年，中秋的那天，我出生在今辽宁省昌图县鹭树村。科尔沁草原地域很大，当地人都讲汉话。100多年前清代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就出生在那里。他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也曾在大沽口重创英法联军。后来镇压捻军失败身亡。他读书的地方，他的祠堂都在那里。那边原是蒙族聚居地，另外还有哥萨克、日本的浪人也都出没在那里。我的家乡在清朝道光时经济就较发达，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不少“广”字号、“聚”字号的商号，也有跨省的公司出现。到民国时，有一个县长叫程道元，颇有新思想，他建公园，改大牢为新式监狱，开印刷厂，印了《三国志》、《西游记》等书。

    我的祖上原是很大的地主，但我父亲曹仲元并不是大地主，因为我祖父不喜欢他。我曾祖父很喜欢他，曾祖父一死，我父亲就被祖父赶出来自成家业，所以产业并不大。我父亲从小就给我们兄弟灌输反抗不平的思想，我曾祖父打过“黄带子”（清皇室宗族），我祖父踢过县衙门供桌，都是他津津乐道的以为家族之荣的事。他喜欢出远门，尤其是南方。这样他便接受了维新思想，还加入了维新党派。他同情太平天国，后来接受了孙中山的思想，看上海的《申报》、《泰晤士报》，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父亲还常托人从商务印书馆买书，交卖湖笔徽墨的商人运货时带给他。我小时，他就给我讲这些，后来识些字，就溜进他的藏书室翻那些书籍，那里还有太平天国发的布告！他们编的《千字文》、《三字经》，也有孙中山同盟会的彩色石印宣传画等等。《红楼梦》就是那时偷看的，父亲还喜欢讲徐文良、纪晓岚、蒲松龄、王尔烈一些人的故事，还教我们打谜语、对对子，引起了我对文字形式运用的兴趣。

    我的外祖父是曹家的佃农，满族。由于我母亲年轻时漂亮，被我父亲抢亲抢到家里。我父亲的元配夫人是红花甸大地主王家的姑娘，因此我母亲进了曹家是没有任何地位的，直到生了我们四个儿子后，处境才好些。母亲常将她的身世和在曹家的不幸讲给我这最小的儿子听，嘱我长大把它们写成书，这可以说是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最早动因。

    我们兄弟四个的名字原来都嵌一个“汉”字，如我二哥叫曹汉奇，我叫曹汉文（这是我父亲反满思想的表现）。20年代，我们去天津上学，都自己改了名，大哥叫曹京哲，二哥叫曹京实，三哥叫曹京襄，我叫曹京平，“京”有高大的意思，“平”是仰慕屈原，用了他的名。我还有一个妹妹，是我父母盼来的“掌上明珠”，也是我们兄弟最疼的人，可惜1926年因白喉病故。

    1923年我11岁，随着哥哥们来到天津想考南开中学。经朋友劝告，考入了天津的汇文中学，这是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校长名叫伊文思。学校专门请一位老先生讲《孟子》，而我在昌图上学读的就是“共和国教科书”，对此我很反感。勉强读了一年后，因直奉战争，家境困难，供不起我们兄弟四人在天津的费用，我和三哥只好返回昌图。

    在天津这一年，我接触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学。那时南开学校是比较先进的。我大哥、二哥都在南开中学读书，我和他们住在校外租赁的房里，这样除了上课，便都在南开活动。那里经常请名人来校演讲，我记得听过梁启超的讲演。南开还有学生剧团，演出《一元钱》、《新村正》等话剧，当时叫文明戏。也常放演中外电影。南开学生还有一个好风气是爱买书。我当时买了很多书，如叶圣陶的《火灾》和《稻草人》，耿济之译的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那时经常读鲁迅的作品，我很喜欢鲁迅先生那种对人生的态度及对封建社会的深刻抨击。那时我服膺“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也很爱读“文学研究会”的茅盾、叶绍钧、郑振铎等人的书。对诗，则读郭沫若的作品，当时已能把《女神》全部背下来。我后来的文学道路一直受着现实主义的熏陶。那时新报刊也很多，我读《晨报》副刊、《语丝》、《创造》、《奔流》、《小说月报》等刊物。从报刊上又接触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很有触动。总之，在天津这一年使我眼界大开，对我一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1924年我自天津回到家后，不再想读当地的学校。就在家里，今天写写这个，明天写写那个，小说、诗的形式都用上了。我最早写的小说《真龙外传》，是写一个耳朵不灵的长工的遭遇。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是受《阿Q正传》的影响。在天津读书的二哥曹汉奇，不时把天津出的新版书寄来，这样我仍能读到鲁迅的《呐喊》和其他作家的新作品。我认为光读书还不行，得走出去面对生活，便开始对家乡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各阶层人的心态等作些了解。那时我只有十几岁，正是求知欲和感受力最强的时候，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了题材。1927年，县里中学来了一位教务长张东川，思想很进步，在教室里挂了他自己画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像和小传。我因和他很谈得来，便去念了一年书，我父亲去世后，二哥把我又带回天津，复习了一段时间功课，我考上了南开中学初三三班。这是1928年。

    经过1927年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天津变化很大。书摊上已偷偷地在杂书下面放着列宁的《暴动的艺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籍。那时天津的报纸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北京、上海的书报，也都大量涌向天津。我们的语文教师都是进步的，有陈虞荪、万曼、孔令境、田聪等。他们不拿分数卡人，鼓励学生多看课外读物。他们自己也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这对我们搞创作很有好处。南开校长张伯苓在校中实行普选制，我曾被推选为校刊《南开双周》的主编，“南开义塾”的校长、美术学会会长、学术观摩会会长、合作社理事等职务。

    南开校刊原来只刊登学校的布告、行政条文等等，我当主编后把它改为师生创作园地，起名《南开双周》（半月刊）。封面原来为白纸上印蓝色字样，蓝白二色代表南开校色。我们改刊后，每期更换彩色封面。那时学校只有平版机，封面都是由师傅刻成木版，用水彩套印。我记得有一期封面是我按照敦煌壁画画的。我很喜欢这种印刷，觉得它本身就是艺术。在《双周》上，我发表过《人生的探索》、《生命解放与青年联谊会》、《立体的人生》等文章。

    《南开双周》虽然为同学们开创了一个自己的园地，但它毕竟是校刊，我们还是不满足。那时南开的课外组织和活动很多，1930年冬我和胡适的侄子胡思猷，及刘克夷、冯厚生等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新人社”，教师万曼为顾问，创办了一个小型文学刊物《人间》，封面是借用日本同名的文艺刊物。出了一期，我们不满意，又改名《新人》。封面是红色的，上面一个黄色长方形，中间印上“新人”两个长仿体的字，很醒目。我的同学曹士瑛和徐高阮也编了份小报叫《汽笛》，那里的文艺专栏“号角”由我来编。我在《新人》上发了小说《水生》和《力的文学宣言》等文章。

    “九一八”事变期间，南开中学常被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所指挥的汉奸石友三便衣队骚扰，因之，抗日运动开展也是最早的。我和同学已经组织了“刻苦团”，后改为“抗日救国团”，为对付便衣队弹压我们的抗日活动，我们又组织了“护校团”，还和唐凤都、张敬载等同学筹备新的学生会，举行罢课，赶走了训育长，轰跑市府派来威迫利诱我们复课的人。不久，校方迫于当局的压力，把我秘密开除，我离开天津到了北平。

    到北平后，由于受高尔基《我的大学》和陈贤祥《新教育大纲》的影响，我一心要走向社会，在“社会大学”里去完成我的学业。我和陶行知先生的长子陶宏住在东不压桥。陶宏无师自通地埋头翻译，我跑图书馆写诗和小说。我们就这样苦干硬干起来。

    1932年初，我冒险回到日伪统治下的东北老家，把重病的母亲接了出来。家乡义勇军抗日的事迹使我深受鼓舞，我回到北平写了一篇报道，登在《大公报》上。正在中国大学读书的三哥和他的同学曾去山东找冯玉祥将军，要求参加抗日，冯玉祥要他们就地参加西北军，他们就去绥远参加了当时抗日的孙殿英部队。那时该部队正招纳学生军，我便也去当了一名“小兵”。我在伊克昭盟和卓索图盟巡行了很久，从东栅子跑到西寥子，从独石口跑到龙关，终日生活全在马背上。热河抗日是很艰苦的，士兵都很英勇，饭送到山上变成了冰坨，只能用刺刀劈着吃。后来孙殿英要率部西行，去搞军阀混战。当时他要我写他的部队史，实际是要为他树碑立传。于是我以回北平收集资料为由，脱离了他的控制，1932年夏回到北平。

    如果愿意，我本来可以受到完整学院派的教育。可是，我本来就不想念大学。我先为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所吸引，后来又为高尔基所吸引。这样，当生活把我推向十字街头，反动统治把我逐出校门，使我成了一个流亡者，这倒使我如愿以偿了。有本名为《新教育大纲》的书，也给我提供了理论根据，使我反对资产阶级教育，更有理由叛离学校，去追随着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那时，我和一些青年朋友一样，有许多想法，想当水手，想当记者，想当工人，想当……总之，只要生活道路广阔就行，目的是想使自己将来写作的视野更加宽阔、更加深远……

    从热河回北平后，我住在北大红楼对面的公寓里。在那里，我结识了左联北平分部的陆万美、臧远远等同志。经他们介绍，1932年5月我加入左联，写了《乡愁》、《母亲》等小说。

    我的哥哥们一直希望我能完成学业，受到系统的知识教育。我二哥曹汉奇在南开中学和大学一直都是高才生，曾任大学学生会主席，是老校长张伯苓的得意门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二哥特别关心我的学业，为使我考学，他激我说：“你不想考大学是怕考不取！”这话确实伤了我的自尊心。1932年暑假，我赌气用功考学，结果燕京大学生物系和清华大学历史系同时录取了我。为了有个“合法”身份，便于开展左联的工作，我就进了清华园。

    1933年4月，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李大钊举行公葬。鲁迅先生等为公葬捐款，刻了墓碑，选好墓地。举行公葬也是向反动当局作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时我在清华读书，作为左联成员得到了参加游行的通知。我和张凤阁、艾光增、宫曰健等左联成员，遵照上级的布置，在送殡队伍到达清华路口时，举行了公祭活动。

    1933年，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率宪兵第三团进驻北平，城里的白色恐怖顿时严重起来。然而，左联北平分部和其他进步团体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至当年6月，就有《冰流》、《艺术信号》、《新大众》、《文学杂志》、《文学前线》、《北平文化》、《文化新闻》、《文艺月报》、《社会科学》等进步刊物相继问世。6月24日，我和臧远远、方殷、江篱、韩宝善、俞竹舟等人编辑的《科学新闻》正式出版。为避开当局的注意，我将日本报上广告栏里看到的《科学新闻》期刊刊头剪下作为我们刊物的刊名，这样既不违反科学原则，又可麻痹当局。我们的《科学新闻》担负文化沟通工作，因此称为“北平文化团体总枢纽，国内外文化消息底导报”。它也刊登苏联、法国、日本等国的文化消息。我在清华大学设了一个“辛人”通讯处（信箱）接收国内外消息。

    创刊号上，我用“螺旋”笔名写了发刊辞《开展，动向和联系的中枢》，用“丁宁”的笔名写了《春蚕》的书评。《科学新闻》共发了四期，发表过追悼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特辑、日本反战斗争高涨的消息，国际反战大会消息、巴比塞反战调查团到上海的消息及丁玲等人被捕、应修人牺牲的消息等。7月下旬，我们编发了第四期，内容是“八一反战斗争日特辑号”，报道反战斗争中的文学活动。8月4日，北平文总和左联、社联等团体为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来北平，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开会研究筹备欢迎事宜。由于叛徒告密，参加会议的18名代表全部被捕，其中包括《科学新闻》的代表方殷。

    同年，左联北平分部改组，1933年上半年又组成新的常委会，徐突微负责组织部，陆万美负责研究部，我负责出版部，由姓李的同志任书记（原负责组织部）。7月，文委书记老张，指示我联合几个刊物，把《科学新闻》改变成一个大型文艺刊物。我联系了《文艺月报》陈北鸥、《冰流》的田牛和泥鞋及《北国》、《新大众》等几家刊物，准备8月10日左右出版新刊物《螺旋月刊》。

    8月4日，北平文总和左联、社联等团体为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来北平，在艺术学院开会研究筹备欢迎事宜。由于徐突微被捕，与会代表被捕。我得知情况，于第二天避居天津。不久北平白色恐怖加剧，左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便留在了天津。

    我在编《四万万报》和《科学新闻》期间，一直把刊物和北平其他左翼刊物邮给上海的鲁迅先生，目的是让先生及时了解北方文化动态。鲁迅和茅盾先生在1934年3月，为向国外介绍中国左翼文学，合编了一个集子《草鞋脚》，在附录《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列举北平的三种文艺刊物，就有《文学杂志》和《科学新闻》。

    8月4日得知出事后，在路上遇到同学陈松泠。他告诉我在“辛人”信箱里有一封鲁迅先生寄来的信。由于失去了回清华的机会，我躲在天津南开昆裕里我二哥家中，用“叶之琳”的化名给上海鲁迅先生处写信，询问他给《科学新闻》来信的内容。先生很快回信，他说《科学新闻》第三号上登载茅盾被捕的消息是不确的，这是上海《微言》这个匿名的叭儿办的专造谣言的刊物最早放出的消息，淆乱事实，欺骗不明真相的人。希望在北方更正一下，以正视听。茅盾被捕的消息是由北平左联成员徐百灵回上海后用明信片寄出来的，当时信以为真，此刻在天津，我已与外界失去联系，便写篇短文，其中引用了鲁迅先生的原话，用“隼”的笔名，投给马彦祥在《益世报》编的《语林》，记得此文被加上编者按语刊出。

    由于在南开同学都认识我，不便出门，到了无欲望的状态。待至收到鲁迅先生的信，使我像突然看见多少年失去了音讯的亲人一样，好像记起了什么我所遗忘了的东西。那一天，我找到了稿纸和笔开始写下《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一页。

    我生长在科尔沁旗草原上，草原的血液总在我血管里流动着。《科尔沁旗草原》写的是以土地为背景的故事。我家乡的土地所有权过去是属于王爷的。在那片土地上，设有两个“地局”，一个叫恩阜地局，一个叫庆成地局，也就是王府的账房。地局收的钱粮叫作“大租”，民国地方政府的地租叫作“小租”。清朝皇帝把这片土地赐给了科尔沁王爷，后来是达尔罕王爷在管理。地主要向王爷的地局买取永佃权，是印着双龙图案的大张麻纸地契，上面打着朱印，叫“红契”。土地所有权仍是王爷的，所以有了永佃权，要向王爷交“大租”。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税捐局，收的租税叫亩捐。地局撤销后由税捐局统一收租。但新的税捐逐年附加，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而农民要求土地解放的愿望一直贯穿到很久远的年代。“九一八”事变前后，这种朦胧的愿望和他们反抗外来的侵略行动交织在一起，就迸发出更雄伟的力量，成为时代的风暴。我在《科尔沁旗草原》中写的只不过是一个序曲。

    另外，我的故乡在19世纪中叶有过一段繁荣时期。在太平天国以前，昌图县城的聚兴昌茶庄就修建了大楼，出售铁听子茶叶。糕点铺叫芝兰斋，首饰店叫天宝楼，药铺叫天一堂，都借用了北京的招牌。百货店写着“自运两广杂货，宁杭绸缎”等等。但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外洋货物打进来，民族商业资本多半转变为买办资本，刚刚兴起的手工作坊纷纷垮台。帝国主义操纵着粮食市场，交易所沿着南满铁路开设着，愈发加重了殖民地化的经济色彩。小说中丁宁父亲的死和它关联着，而丁宁后来所走的道路和它也是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曾经离开过家乡，又重新回到家乡，对于家乡才看得真切。加上不断地从新的书刊里接受新思想，使我对“家乡”看得更真切。我试着从生产关系，以及物质的占有与分配方面，来看待在这片大草原上所反映出的许多人物和事物。在“九一八”前夕，东北不断扩大再生产，商业资本闹着恶性循环，工业生产无法自主发展，整个东北的命脉都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倘若我看不到这些，恐怕也就不会写出这个长篇来了。

    从有记忆的时候起，我就熟悉书里的许多故事。小时候，我看了过多的彩云和旷野，看了过多的老人的絮叨和少妇的哀怨。我母亲的遭遇和苦恼尤其感动了我，使我虔诚的小小心里藏了一种心愿，要为我母亲写出一本书。这种感情非常强烈，一直在燃烧着我。在1932年春天，我曾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叫作《母亲》，发表在《清华周刊》上，那时我试着想写一部长篇，但是《科尔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两个题材在我脑中搅混起来，使我分不开。我写了几次都没有成，只写成了一些断片。这些断片有的是永远忘却了，有的又被记起，后来重新写进小说中去，如《科尔沁旗草原》“母亲”的那一章，就是发在《清华周刊》中的那一篇。后来的《大地的海》中大风雪那一章，就是用的我过去写的几个断片。

    《科尔沁旗草原》写的是我父亲那一族的家事，所写的人物和故事都有真人真事做底子，所以写来如在眼前，这并不是我的初衷，是为了把小说赶快完成的缘故。有了真人真事做底子，容易计划，容易统一，不致张冠李戴，行文方便。但有时也会误事，真事和故事纠缠在一起。《科尔沁旗草原》的原稿上，有许多地方把丁府误写成曹府，便是一例。我写小说之前所写的纲要是做得乱七八糟的，只是记下一些术语、奇怪的歌子或什么易忘的东西，只是为了唤起记忆才记的。

    我喜欢文字犀利而透明，能闪出一种智慧的光辉来。我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追求四种东西：风土、人情、性格、氛围。同时还规定了一种创作的境界：“三分风土能入木，七种人情语不惊”。风土就是地方志，是历史，是活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此时此地的人们的活动的总和。人情是意识的形象，是人格的自白，是社会关系的总表征。性格是一个人社会活动的全体，是意识和潜意识的河流。氛围是一件事物的磁场，是一件事物在人类心理上的投影。我也追求风格。鲍照写出鲍照的文章，庾信写出庾信的文章，谁也不能代替谁。风格就是一个作家对于生活所下的解释和态度。风格就如一个人的声音，虽在隔壁，也可以给人看出音容、笑貌、身份、感情等等。向活人去学习，不向死去的书学习，是我创作的信条。在我写《科尔沁旗草原》的时候，母亲是我创作上的顾问。我对故土的风俗有忘记或者故事有写错的地方，她都给我纠正过来。母亲是讲故事的能手，她的语言很丰富。

    我在《科尔沁旗草原》中运用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这点至今仍为评论家所关注。因为作品的题材是写丁氏家族的三代历史，我不愿用旧小说那种手法，转换时也要细细地写细节和不必要的情节，要不就转不过来。用剪接手法比较干净利落。原稿上有一些句子如“午夜里，灯光下”，有些被改掉了，那太像电影，不像小说了。当时用这种手法的极少，外国作品中有用的，如欧·亨利，写得很简洁。对茅盾的《子夜》，我是下过一些功夫的，他的长篇结构最严密。对于他的人物是怎样出场的，伏笔怎样伏，怎么安排农村和城市的，我都下过功夫，从那里面学习过技巧。另外从书中也可以看出《红楼梦》和俄国托尔斯泰的《复活》对我的影响。

    我的《科尔沁旗草原》30余万字，大概是8月18日开始写的，到12月中旬就完成了。那时我不能控制自己的写作，饭也懒得吃，觉也睡不着。桌上40瓦的绞丝牌乳白灯泡，差不多彻夜点着。我不抽烟，不吃咖啡，也不喝酒，夜里也没有吃点心的习惯。写起小说倒是满孤寂的，不愿看书，不愿闻到花香。胃口不好，只喜欢喝点水。吃饭、散步，无论干什么都失去了平日的节奏。我对二哥说：“我自己都听见了我自己脑子的磷屑一片一片下落的声音。”这部长篇本来想一口气写出来寄给鲁迅先生。写作中，我的同学刘克夷从燕京大学来天津看我。他告诉我，郑振铎（西谛）已来燕京教书，鲁迅先生正被通缉，稿子寄去很可能收不到，反而会落到检查者手中，不如先寄给北京的郑振铎，平津相近有事也可面谈，不影响将来再寄给鲁迅先生看，我哥嫂也赞成，建议我把已写出的章节先寄出去。这样，当时我虽和西谛先生素昧平生，不曾见过面，他却是第一个通览《科尔沁旗草原》全篇的人。那时，许多章节是抄了两遍才寄出去的，写几章，抄几章，寄几章，直到出版，我才自己看到书的全貌。12月18日，西谛先生收齐了全部稿件，给我写来一封极具鼓舞的信。他说：“你的原稿已经全部收到了！当你的最后一大卷的稿件送到时，我是如何的高兴啊！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唯如有违碍之处须删去者，不知你是否同意；又，部分错字，也必要一一地更改，故付印尚须月余。”“这样的大著作，实在是使我喜而不寐的！对话方面，尤为自然而漂亮，人物的描状也极深刻。近来提倡大众语，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所说的话，才是真正的大众语呢！”

    他要我立刻动手写第二部，还希望与我见面。可我第一部写完后，身体累垮了，在清华上学时我就有肺病，因此当时没再写下去。小说中的“违碍”之处是指“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反日斗争，这在当时华北情势下无法出版，而我又不愿删去，因此第一部长篇的问世便拖了下来。

    放松了一个冬天，1934年夏，我到北京与我母亲同住，养我风湿的双腿。1935年中，我又写作了25万字的长篇《集体的咆哮》以自身经历的天津学运为题材，因遗失一部分，未出版，后也全部丢失了。“一二·九”运动期间，我加入燕京大学队伍参加了“一二一六”北京学生抗日爱国游行。事后，为免遭当局的搜捕，拖着寒腿向上海进发。

    1936年1月2日到达南京，与一位朋友去了中山陵，还凭吊了随园的旧址，随从雪地里回来，便搭车到了上海。在上海住在大夏大学胡思猷处。不久，我给鲁迅先生写信，请求和先生见面。我虽然仍用的是“叶之琳”的名字，以图唤起先生的记忆，但只说了倾慕之情，未提我是1932、1933年期间给他寄杂志和寄信的人，结果失去了见面机会。于是我潜心赶写第三部长篇《大地的海》。从2月中旬动笔到6月18日高尔基逝世这天完成，我的心都是随着先生时好时坏的病况而波动着。《大地的海》写完，我又想立即抱着它去见鲁迅先生，但是先生日益沉重的病体使我犹豫了。

    当时，我对上海文艺界是陌生的，我猜想《作家》杂志和鲁迅关系较深，他们会把稿子转到先生手里，就把《大地的海》寄到了《作家》编辑部。谁知很快就收到了退稿，而我在其中故意倒置的一页仍然是倒置的，这说明他们连翻也没有翻，更不用说请先生过目了。7月10日我以“曹坪”的名字给鲁迅写信，并附寄了两章《大地的海》原稿。信中谈了创作这部作品的内容和自己的经历，我说：“如果先生以为有全部诵读的价值，我再全部寄出，否则不要再作愚蠢的浪费吧。”先生第二天收到信和稿件，第三天（12日），即回信要我把稿子尽快寄他。寄出稿后，先生很快又回信，说是好的，但鉴于当时长篇出版周期长，要我赶快写些短篇给他，好改变我的处境，我便把正在写中的短篇《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寄给先生。很快先生来信，指出小说的缺点：“开初好像故意使人坠入雾中，作者的解说也嫌多，又不常用词也太多，但这些毛病后来统统没了。”我请先生把稿寄回再修改一下，10月14日先生复信说，《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已介绍给《作家》，能不能发表到16日便可知道。对我问候他的病，他说：“50岁以上的人，只要小心一点，带着肺病活十几年，并非难事。那样即使并非肺病，也得死掉了，所以不成问题的。”谁料，18日看到《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在《作家》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19日鲁迅先生却与世长辞了……

    10月22日，我参加了鲁迅先生追悼大会。我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我真的“狂妄”些，是能够和先生见面的！现在刚刚可以直接向先生取得教益的时候，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个打击，对我是无法形容的！我五次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注视他慈祥的面容。觉得他还活着，只是眼睛闭着，像是谈话多了，要休息一下。我总觉得不妨再等一下，先生会开口的，我有许多话要和他说呢……

    到上海后，由于只认识西谛先生，常去看他。他知我在赶写《大地的海》，也劝我先发一些短篇，于是我就写了《鹭湖的忧郁》，由他交给王统照先生。王统照先生从英国回到上海，接替博东华编辑《文学》月刊。不久，《文学》便发表了我在上海的第一篇小说《鹭湖的忧郁》。王统照还在后记里介绍说：“就描写的特别手法，与新鲜风格上论，《鹭湖的忧郁》一篇很值得我们多看几遍。”有人问我，为什么在上海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是《鹭湖的忧郁》？原因很简单，鹭树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文学之花自然应当开在这片土地上。科尔沁旗草原是关东最典型的场景，那么，鹭湖，又是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因此我将它选作文学作品开始的地方。我写完《鹭湖的忧郁》这一天，心情是愉快的。由于我母亲的身世，使我从小负担着一种无名的感伤。这种感伤总是折磨着我，我几乎一生都想甩脱它，但总是甩不脱。所以，待到《鹭湖的忧郁》发表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二哥，写信来加以鼓励，还特别提到编者在“编后记”上对小说的评价。但愉快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的两部长篇还压在华山底下，我还得加劲干，再写其他短篇。《文学》接着在7卷5期又发表了短篇《遥远的风砂》，8卷2期发表了《浑河的激流》，同时上海的《中流》、《作家》、《文丛》、《工作与学习》、《大众生活》、《呐喊》等刊物，也都发表我的短篇和散文。

    鲁迅先生逝世后，胡风先生阅读了我存在鲁迅那里的《大地的海》，积极向出版社推荐。王统照又约我在《文学》上先连载。接信时，我正在一家俄式餐馆吃饭，便向老板借了记账的笔，题了“大地的海”四个字，放在信封里寄去。没想到《文学》在9卷1期开始连载时，就用这四个字制版刊出。这样直到今天，不但可以看到当时的笔迹，还使我回忆起这段往事。

    《大地的海》是记叙我母亲那一族的故事。那是企图把《科尔沁旗草原》中那位农民的代表人物大山更完整地写了出来。那个年轻的农夫，便是用我的大表哥来作底子的。不过起初是我大表哥的少年期，再过一个时光，他就走上了大山这一反抗斗争的路上来。我怀有一种压抑的深厚的爱，这种爱只有土地能了解的，这是我对于土地寄下了沉厚的嘱托的理由。我离开了土地，来到了海上，感到无比的寂寞和怀恋，怀恋那稻草的香气和原野的空旷。《大地的海》，便是我对于土地的爱情自白。我性格里的粗犷的一面，适合我来勾勒这个荒凉的轮廓。我那时有一个企图，就是我想作到写土地的文章，写到这儿算写尽了。因为那时自以为对土地有深沉的了解。写土地，是在我和海洋在一起过了一个时候，土地和海洋的沉郁在我的眼前调和起来，看不出海洋和土地的区别，同时我又可以看出它们绝对的不同来。这两种氛围在眼前交流，时而把我带到遥远不定的恍惚里，时而又把我凝冻在光枯的土地上。我写《大地的海》的时候，我的东北故乡的人们已陷入双重的奴隶境地。然而当“主人”的在大观园里诗酒逍遥将土地断送给敌人的时候，我家乡的奴隶们正用他们粗拙的手来讨回！这呼声，这行进的脚步，我愿用文字流写出他们热血的涓流，当我写出那些大地之子真实的面孔时，我的心伏着悸痛的感激和期待，期待故乡又是蔚蓝可爱的天！

    《大地的海》在《文学》上连载，一直到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停刊为止。后经茅盾先生介绍，1938年5月在生活书店出版。

    鲁迅先生逝世后，茅盾先生用自己丰富的经历和广博的知识，肩负起鲁迅先生遗留的未竟事业。许多青年作家聚集在他的周围。先生便组织了“日曜会”，每逢星期一，便在“新雅”碰头，一面互相交换大上海的当时情况，一面也从茅盾先生那里得到指导和教益。当时经常参加的有我、王统照、张天翼、沙汀、艾芜、蒋牧良、舒群、罗烽等人。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写信约我出个短篇小说集，这样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小说集《憎恨》，里面九篇都是1936年至1937年3月在上海发表的短篇，有《鹭湖的忧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遥远的风砂》、《万岁钱》、《雪夜》、《浑河的急流》、《吞蛇儿》、《憎恨》、《被撞破了的脸孔》，另外一篇是1932年写于北京的《乡愁》。《憎恨》编排的次序几乎都是按照发表的前后顺序编排的。那时，我的写作计划是庞大的。原来想写五个长篇小说，再写一系列短篇。对于短篇，我也想按着“套曲”规格来写。如果说是受到音乐形式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受了巴尔扎克的影响。就是说，想从社会的场景中来描写出人物的群像来。这个意图从后来出版的第二个短篇集子《风陵渡》也可以看出来。如果，《科尔沁旗草原》有纵剖面的显示，那么，这些短篇则是横剖面的展开。生活场景是多方面的，人物是属于各阶层的。不过，事与愿违，由于局势的急剧变化，已有的腹稿，不能及时写出，未免就随着时代风云飘散了。编《憎恨》集子时，王统照几次希望我用《鹭湖的忧郁》这篇来命名，但是我坚持用“憎恨”来做书名，因为它们和《科尔沁旗草原》一样都表现着憎恨“恶”。《憎恨》这个短篇被译成外文时，用《“老虎”》为名，“老虎”是小说中那条演主角的狗的名字。当农民在烧死作恶的地主时，却奋不顾身去救那条与他们患难与共的“老虎”，这友情和爱，正陪衬他们对恶的憎恨和抗争。

    《大地的海》写完后，我在继续写短篇同时，着手写第四个长篇《在瑰春》。1936年6月间我给鲁迅先生信中，曾提到要写东北义勇军的长篇《牧笛之歌》。但随着形势变化，东北抗日由自发的义勇军发展到我党组织的东北抗日联军，于是，我准备写在建设抗日根据地运动和缴枪突击竞赛这双重任务下的抗日联军英雄故事。胡风知道后，便约我在他编的刊物《工作与学习》创刊号上发一下。这样把自成段落的一部分算个中篇取名《突击》拿去发表了。

    “八一三”后，上海陷于战火中，杂志报纸纷纷停刊。茅盾先生出面约巴金、王统照、黎烈文、黄源、胡风等人将《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家杂志合组，由他主编，出版《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我发了《青岛之夜》和《中国的命运——兼答日本室伏高信》。

    “八一三”期间，由于日机的轰炸，引起闸北大火，商务印书馆及华美印刷所等出版企业烧得最惨。这时我还不知道，我的第一部长篇《科尔沁旗草原》，经茅盾先生介绍给开明书店，这时正在华美印刷所排版。在我一次去茅盾家时，他高兴地取出一个布包，那里面是两部书稿，一篇是先生的，一部就是《科尔沁旗草原》。两部书稿是徐调孚先生跑进火场抢出来的。我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诉说，如果不是茅盾先生看重这部稿子，如果徐调孚先生没有听到茅盾先生对这部稿子的评价，它肯定已经化成纸灰了……我把书稿留在了茅盾先生那里，因为我是个流浪汉，我无力保住它，我信赖先生。而开明书店夏丏尊先生、叶圣陶先生答应有机会就重排、重印。那时，我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是这些前辈，以他们发出的光和热，细心维护了我的作品，使它避免了化为灰烬或遣散的恶运。

    “八一三”上海抗战后，胡风约我和萧红、萧军、曹白等人办《七月》杂志。不久，孤岛的命运要在上海这片土地上降临，新的阵地在武汉等地开辟。文艺工作者开始撤离上海。胡风到武汉后，写信催我快来，因为《七月》迁到武汉又重新创刊。茅盾离开上海前，也要我去武汉等他，他自己先回浙江义乌老家安排一下。我离开上海时，枫陵桥已经封锁，放在红十字医学院朋友处的行李物品都无法去取出，我乘长途汽车先到浙江新昌三哥处。由于气候变化，犯了风湿，滞留在新昌的蒿坝小镇。小镇坐落在天台山山脉的中间，临近曹娥江东岸。水路可通钱江、曹娥，公路可通义乌、天台，以肖山为起点的小火车也经过这里。在这个偶然的机遇里，闯进我眼里的，却是一个不偶然的世界：一个小镇，比一个大地方更容易看得清楚，它几乎是旧中国的一幅缩影。在这个小镇上，如果把汽车、无锡快（一种客船）、报纸、电话、洋货等除外，就使人认不清它还有殖民地的那半面，而只剩下封建的这半面了。可是前方毕竟在抵御外侮，这近乎世外桃源的小镇也激起了死水微澜。这里也有主战派和主降派，他们也和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有着政治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命运息息相关。从小镇的缩影，放大到全国，再从全国浓缩到这个小镇，这样一收一放，一反一复，唤起我许许多多的想法，一篇写“伍老先生”爱国抗日的《蒿坝》（后改名《江南风景》）开始酝酿在我心中。

    10月，茅盾先生由长沙再回浙江，路经肖山，写信约我来肖山饭店见面。我因腿病行动不便，托三哥去肖山饭店看望他，想接他来蒿坝一叙。谁料三哥去的当日，肖山遭日机轰炸，先生无处安身，只得离开肖山去了宁波，这次会面落了空。此后，我们直到1941年在香港才又相会。由于胡风、萧军来信催我去武汉，办刊，我又拖着寒腿起程了。

    到武汉，应蓡军、萧红之邀，与他们一起住在诗人蒋锡金的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通过办刊，又与彭柏山、田间、聂绀弩、艾青等人相识。大家写文章，畅谈抗战形势，气氛很好，相处也很好，从10月到年底，我在《七月》发表了《哀鲁迅先生一年》、《记孙殿英》、《记“一二·九”》、《寄战争中成长的文艺火枪手们》、《“八一三”抗战的特质》、《文学的宽度、深度与强度》等。

    抗战初期，由于东北、平津、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这些地区的作家、文艺工作者大批云集武汉，山东、陕西、河南等地作家也投身到武汉这个抗战中心，加上当地作家，武汉一时聚集近千名的作家、艺术家。如何把文艺界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组成抗日文艺大军就提到日程上来。1938年1月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不久，阳翰笙约穆木天、冯乃超、马彦祥、聂绀弩和我，与王平陵讨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建工作。会上有人主张由武汉三个文艺团体发起，聂绀弩和我认为三个团体都是地区性的，不足以发动全国作家，主张由作家共同发起。后来是由97位作家作为发起人。

    这期间，我原北平左联的战友臧远远，受李公朴之托前来武汉招作家前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我转约艾青、田间、萧红、萧军、聂绀弩等一齐去了临汾。我们1月27日离开武汉，2月4日到潼关。在火车上，从窗口望到干枯的黄河，我脱口说：“北方是悲哀的……”触动了艾青的诗绪，他即写下了《北方》这首名诗。2月6日到达临汾。在这里，我们与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会合。结识了塞克、陈明、戈茅等一批服务团成员。大家都很兴奋，教课之余，每天都谈得很晚。丁玲还把自己分配到的八路军战利品皮靴和军大衣送给萧红。2月25日，面临日军进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师生开始撤到晋西南的乡宁去。我和萧红、塞克、聂绀弩、田间等人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乘车去运城。在火车上，丁玲提议编一个抗战剧本，由她的服务团排演，到西安去上演。于是塞克执笔，大家补充，话剧《突击》便这么诞生了。从运城到西安后，我们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七贤庄，与战士们一起吃住。《突击》公演引起轰动，周恩来主席接见了我们。

    从武汉到临汾，又到运城、西安，我与萧军、萧红相处了3个月，虽然很谈得来，但对他们并无更多的了解。当时他们在临汾已决定分手的事，只有聂绀弩等知道。在西安与萧红的交谈中，她向我诉说了她与萧军六年生活的恩恩怨怨。一个怀了孕的女人，决心答应与同居者分手，这说明她饱受了多少感情的煎熬。遂即他们的关系彻底绝断。在抗战烽火年代，局势险恶，国运危亡，我当时一心只想尽力为时代呼喊。所以，如果不是萧红孤立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是不会考虑什么的。我和萧红对文学都抱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态度。我们在创作观点上也非常契合。我们愿在这个非常的大时代里用笔去记下历史的一页，这样我们越走越近了。4月中我和萧红、艾青、聂绀弩回到武汉。5月初在汉口大同酒家与萧红结婚，进入了我们四年的创作黄金时期。6月以来，文艺界为“保卫大武汉”行动起来。不久战局变化，军队退守武汉，人员向四方疏散，我和萧红先后乘船来到重庆。

    重庆人口一直密度很大，下江人一来，住房更是紧张，我们只好在歌乐山云顶寺住下。在“九一八”六周年的日子里，嘉陵江上，江水低落，月光清丽。整天听到《流亡三部曲》的歌声，我心中很不是滋味。不可抑止的思乡情搅痛着我的心，写下了《嘉陵江上》。方殷拿去给贺绿汀谱曲，由此传唱开来。

    到重庆后，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教书，又应教务长孙寒冰之约，为他的《文摘》社创编《文摘副刊》。我和萧红都积累了很多素材要写出来，时间是很紧迫的。1939年2月，我开始写《大江》，并在香港《星岛日报》戴望舒主持的《星座》副刊上连载，刊头书名是萧红所题。萧红除了写作，又与我准备筹办一个《鲁迅》文艺刊物，想每期都有关于鲁迅研究和传记等方面的文章。萧红给许广平、茅盾等人都去了信约稿。但因许先生在上海孤岛的困境，茅盾先生在新疆的诸多不便等原因，刊物未出版。歌乐山上有一座歌乐山保育院，是国民党妇女指导委员会出钱办的，院长是王昆仑的夫人曹孟君。保育院的孩子多是武汉一带过来的儿童。萧红在写作之余常去看望孩子。围绕保育院的题材，萧红写了《林小二》等短篇，我则后来在香港写成《新都花絮》。4、5月间，萧红的《旷野的呼喊》在《星岛日报》连载。

    6月，我们下山，住到复旦大学北碚黄桷树苗圃。9、10月间，萧红应南洋的洪丝丝之请，写了回忆鲁迅先生的系列文章。生活书店要集成《回忆鲁迅先生》出版，我撰写了一个简短的后记，后记提到书中只记叙了“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尚未涉及，将来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萧红不同意这个提法，她说：“我怎么敢这样说呢？”要我把这段话删去。正值徐寿裳先生在我们家里，他赞成我的提法，主张将来写续篇，知道多少说多少，怎么理解就怎么写，读者可以从你的理解中多得到一些看法，这样“后记”被保留下来。由于篇幅小，我们征得许寿裳和许广平两先生的同意，把他们的《鲁迅的生活》、《鲁迅和青年们》作为附录收进书中。

    9月10日，由胡风、陈子展发起，魏猛克、王洁之筹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联谊会”在黄桷镇王家花园成立。我和萧红、胡风、胡绍轩、老向、靳以、方令孺、马宗融等17个人参加了成立会。11月我写完长篇《大江》。短篇小说集《憎恨》由上海“文化生活”再版。12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郑伯奇主编的《每月文库》丛书。第一辑中出版了我的又一部短篇小说集《风陵渡》收有《生活指数表》、《青弟》、《风陵渡》、《螺蛳谷》、《轭下》、《可塑性的》和《三月夜曲》等篇。

    自5月以来，日军飞机对重庆开始了连续性的大轰炸，5月3日和4日就死伤2万余人。萧红的《放火者》记下在5月3日、4日、12日、20日日军飞机轰炸的暴行和惨状。12月27日，日机袭击北碚。日机日夜空袭，萧红得不到休息，精神紧张，体力日渐不支。当时巴金、夏衍、周钢鸣、艾青、陶行之、胡愈之等很多人都去了桂林，我觉得不如也去桂林。但萧红认为以战局的发展，桂林也将在空袭之中，主张去香港。与华岗等人商量，他们考虑萧红的身体状况，同时大时代书局也请我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因此赞同我们去香港，这样1940年1月，我和萧红飞到香港。

    到香港，我们住在九龙尖沙嘴今巴利道纳士佛台3号，后来搬到大时代书局的乐道八号。大时代书局是复旦《文摘》社在香港的代理机构。应孙寒冰之约我为大时代书局编文艺丛书。我出了楼适夷、戴望舒、冯亦代、叶灵凤等人的译著集子，还写信到新疆约茅盾先生的稿子。编书之余，我完成中篇《蒿坝》，后改名《江南风景》，与《柳条边外》（即《突击》）合成中篇小说与萧红的《萧红散文》在文艺丛书中出版。5月，我的《新都花絮》由重庆知识出版社出版，不久遭当局禁销。6月在香港《大公报》连载。当年是鲁迅先生诞辰60周年，文协香港分会等文艺团体做了许多准备。8月我的《略论民族魂鲁迅》在《星岛日报》连载。同时由萧红执笔，创作哑剧《民族魂鲁迅》。8月3日香港各文艺团体联合举行了鲁迅诞辰纪念会，晚上演出哑剧《民族魂鲁迅》，11月《论阿Q》在《星岛日报》连载。

    1940年，我们到香港后，我和叶君健、林焕平、陆丹林、刘思慕等人被选为抗战文协香港分会第二届的候补理事。1942年，我和茅盾、胡风、叶灵凤、杨刚、戴望舒等人被选为第三届理事，与杨刚、茅盾等人负责研究部。萧红则致力于长篇的创作，她写出《马伯乐》后，又从9月到12月在《星岛日报》连载《呼兰河传》。

    1941年，萧红接写《马伯乐》续集，还写了短篇《北中国》、《小城三月》等。我在1940年底写了《科尔沁前史》。1941年，我在写长篇《大时代》同时，经胡愈之介绍，由《时代批评》社的周鲸文出资，我们创办了《时代文学》杂志。

    1941年初，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由内地新四军中辗转来到香港治病。30年代，经鲁迅介绍，萧红曾与史沫特莱相识。她到港后，我们取得联系，她来家拜访，还把萧红接到她暂住的香港主教霍尔的别墅与她同住。她分析抗战和“二战”的局势，预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考虑萧红的身体状况，力主我们迁往新加坡。我们把史氏的建议又转告了刚到香港的茅盾。史沫特莱非常重视此事，专门约新加坡的人来香港与我们商量赴新加坡的安排。由于萧红的肺病突然加剧，经史沫特莱介绍住进玛丽皇后医院，去新加坡的事放了下来。6月1日，我主编的《香港文学》创刊。这本书型刊物以“荟萃全国作家心血，反映大时代的全貌，并介绍欧美文学的动向”为宗旨，发表过茅盾、柳亚子、巴人、许广平、曹靖华、夏衍、胡绳、华岗、刘白羽、戈宝权、臧克家、于毅夫、史沫特莱及萧红和我等人的稿件。丁玲专门从延安寄来她和雷加等人的稿件。出版了鲁迅、史沫特莱及苏联文学等专刊，还搞了“香港一日”、“鲁迅和青年”的征文活动。当时编稿由我一人负责，袁大顿做我的助理，搞月刊很紧张。

    11月7日，袁大顿和我们告别，回东莞结婚。谁知第二天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我和萧红想去东莞找袁大顿，好随时返回内陆，但日军已从东莞方向进逼九龙，萧红在轰炸声中病况加重终于躺倒。我在于教夫、周鲸文等友帮助下，几经周折，把萧红抬进思豪酒店，住进了张学良弟弟张学铭一直包租的房间。12月25日香港失陷，日军烧杀奸淫，施行极其野蛮的法西斯占领，生活秩序全部打乱，港币、美元停止使用，包括药铺在内的店铺关门，医院被封，人们纷纷渡海外逃。兵荒马乱中，萧红躺在床上离不开人，我又要外出联系，找医跑药，寻求熟人的帮助。因此在骆宾基打来电话与我话别时，我请他留下帮忙。骆宾基9月到港后，由于食住发生困难求我帮助，是我请朋友张慕辛把他从旅店接出安排住进了大时代书店，并赎回他压在当铺的杂物。我又停发我在《时代文学》长篇《大时代》的连载，转发他的《人与土地》，以便他有稿费维持生活。因此他答应留下帮忙。养和私人医院开门营业，我立即把萧红送了进去。私人医院为索要高额的治疗费，利用萧红治病心切的心理，说萧红是喉管长瘤需动手术，我知道生肺病的人开刀不易封口，坚决反对，但萧红听信庸医的话，自己签字开了刀，结果刀口几日不封口，引发感染。当我听说玛丽皇后医院恢复营业，立即步行几十里前去联系，靠着史沫特莱过去联系的关系，他们同意接收萧红。但当时所有的车辆都被日军军管，几十里的路程，病人怎么走？我冒着危险争取到朝日新闻社的一位叫小椋的日本记者的同情，由于他的帮忙，动用车子把萧红接送到玛丽医院。很快医院被日军军管，我又把萧红送到一家法国人开的医院。可是这家医院随即也被日军接管，那位法国大夫只好在圣士提尼教会女校设了一个临时救护医院。在没有医药的困境中，眼见萧红病情迅速恶化，1月22日中午，我眼睁睁看着萧红耗尽最后的精力，而大夫束手无策。这是多么噬心的一幕。萧红一生都是在日本侵略军的阴影下漂泊抗争，最终还是被日军的淫威夺走了生命，这是一页血写的历史。萧红病逝后，我又争取到负责处理港岛地区殡葬事务的马超栋的同情帮助，使萧红遗体单独火化，保存住了骨灰，避免了日军规定市民集体火化或裸尸埋葬的野蛮做法。1月25日、26日，我把萧红骨灰分葬在浅水湾和圣士提尼女校后坡。几天后，在于毅夫的事先安排下，由王福时陪同离港回了内地。回程中，把萧红死讯致信许广平先生，托她代请内山完造设法保护萧红墓地。

    3月我来到桂林。在桂林的两年时间里，写了《早春》、《雕鹗堡》、《初吻》、《红灯》等一批短篇和《林黛玉》、《红拂传》、《龙女传》等一批剧本。长篇《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几号门牌》等都因战局变化没有完成。1942年12月，我和木瑄、穆木天选为文协桂林分会第四届候补理事。1943年12月王鲁彦因重病，托我代编《文艺杂志》。1944年2月，赵家璧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出版了我的《大江》。3月，田汉、柳亚子、巴金和我等20人被选为文协桂林分会第六届理事。8月，鲁彦病逝，我和邵荃麟、曾敏之、司马文森等诸友冒着日机轰炸，办理了他的后事。后与熊佛西、秦牧、王平在遵义办过《力报》。抗战胜利后去了重庆。

    在重庆发表了《建设东北的意见》、《尊重东北人民意志，坚持释放张学良将军》、《东北与张学良》等文章。5月我作词，马思聪谱曲的《民主大合唱》组歌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个组歌是在桂林创作的。秋天去武汉，10月初，受邵荃麟委托，接任葛琴办《大刚报》副刊《大江》。1947年4月完成以闻一多为原型的电影剧本《紫荆花开的时候》。秋天去长沙水陆洲音专任学科系主任兼教授。1948年春到上海，写长篇《中国的基地》未成。与石啸冲、曹汉奇、张慕辛创办《求是》月刊，5月16日出创刊号。10月因局势恶化转道广州赴香港。在香港写了多篇散文和歌词。1949年8月，我和方成、单复等人乘船到天津。10月1日参加了新中国诞生的天安门庆典。

    1950年以来，在北京市文联担任创作部副部长、出版部副部长、副秘书长等职，编辑《北京文学》。并以首钢为生活基地。作品主要以短篇小说、散文、剧本、文学评论为主。1957年因胡风问题受审，8月委托广东作协，将萧红墓由香港迁至广州。8月15日，散文《纪念萧红，向党致敬》在《广州日报》发表。1958年执笔创作的石景山钢铁厂厂史《钢铁的凯歌》出版。

    1960年与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的编导钟耀群结婚，一直两地生活。1961年应乌兰夫的邀请，北京组织作家代表团访问内蒙古，由此引出十几篇散文、游记，分别发表在《大公报》、《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上。同年女儿钟蕻出生。1962年9月去云南探亲，第二年初去边疆采风突患脑血栓，休病多年。“文革”中与老舍等人挨斗，后被赶到南苑劳动。在我病危之际，耀群被通知飞回我的身边。

    1977年1月，散文《迎春曲》登在《北京文艺》一月号上，这是从1966年以来第一篇文艺作品发表。从此在耀群护理下，写出一篇篇散文、序跋、回忆、诗歌，最多的一年竟有七八十篇，真是恢复了青春。为实现四十年前就有的重续《红楼梦》的愿望，我和耀群写出了《曹雪芹》上、中二卷。近年来，陆续出版了《端木蕻良近作》、《花·石·宝》、《友情的丝》、《说不完的红楼梦》等散文集子，及《端木蕻良小说选》、《火鸟之羽》、英文版的《红夜》等短篇小说集。同时旧日的长篇《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新都花絮》和中短篇小说集《江南风景》、《憎恨》、《风陵渡》等也都一一再版了。作为一个作家，他只有权利向社会、向人民提供高尚的精神食粮，可惜我做得太少太少，质，也远远不够……

    （曹革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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