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

    臧克家，诗人，作家。1905年生人，籍贯山东诸城。现为中国作协顾问，中国写作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1929年发表处女作，以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闻名诗坛。50多年来，著有诗歌、散文、小说、回忆录、诗论集《自己的写照》、《运河》、《从军行》、《泥土的歌》、《生命的零度》、《凯旋》、《怀人集》、《诗与生活》、《学诗梦想》等50余部。他的诗，富有时代精神、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在艺术表现上，朴素、精练、含蓄、以少胜多。

    童年生活——诗的摇篮

    如果说，童年环境的气氛对于一个人的事业与爱好有着重大的关系，如果说，遗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性情、天才有着极大的影响，那么，我将把我学诗的故事在这上面扎根了。

    我的故乡是山东诸城，位于胶东半岛。这个县属古琅玡，秦始皇东巡，曾在这儿刻石纪功，这就是有名的琅玡刻石。我的村子——臧家庄，在西南乡，离城18里路，它孤高地箕踞在一个小岭头上，树木不多，干旱缺水。我家门口，对着两座青山，一座是常山，一座是马耳山。苏东坡在密州做知州时，曾到常山打猎，也写下了“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的诗句，臧家庄，自然风光并不优胜，但我生于斯，长于斯，我对它的感情是颇深的。

    我生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作为“大清”的一个“子民”来到这个世界。我的家庭是一个封建的由中而小的地主家庭，但诗的空气很浓。我8岁时，生母便去世了。我的父亲是个神经质的人。他，仁慈，多感，热烈，感情同他的身躯一样纤弱。他对每个人都良善可亲，因此，不论亲疏都对他好。他是一个公子，也是一个革命者，革命使他打一柄雨伞跳下城墙，跌得吐血——以后一直在病榻上侧着身子（连转动的力量也没有了）躺了三年，任病魔的小手一扣一扣地扼死了他（那年他才34岁）。他喜欢诗。他的气质、感情、天才和诗最接近。我常常怀着悲伤的心情侧耳倾听，听他用抖颤的几乎细得无声的感伤的调子，吟诵着他同我的一位族叔唱和的诗句。那时，他自取号为“红榴花馆主人”，而那位叔叔则名“双清居士”。《霞光剑影》，便是他们唱和的诗集名。

    祖父和父亲正相反，板着铁脸，终天不说一句话，说一句话就像钉子打进木头里一样。没有一个人不怕他、躲他。但，他也特别好诗。白香山，他最喜欢。有时，他突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的嗓音朗诵起《长恨歌》来，接着又是《琵琶行》。他的声音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动，不是他的声音，是他诗的热情燃烧了我幼小的心灵。这时，他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曾热心地教我读诗，“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的相思情，“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的咏蝉诗。在当时只学着哼一个调子，今日回味起来，却有无限的深情与感慨了。

    我的庶祖母是一个多才巧嘴的人，她没有能够好好受过教育，但她却那样富于文艺天才。她常讲《聊斋》、《水浒》、《封神榜》、《西游记》给我听，还有那些仙女和凡人恋爱的富于诗意的故事……它们，常引出我的眼泪和幻想，像在心上打上深深的印记，永久也不能磨灭。

    我，就是父亲的一帧小型的肖像。我是他生命的枯枝上开出来的一朵花。他给了我一个诗的生命。那时节，我还不了解诗，但环境里的诗的气氛却鼓荡了我蒙昧的心。

    说到对于诗的兴趣，我还有一位重要的启蒙老师。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六机匠。

    六机匠，是我家的佃户，也是远房的亲戚。光杆一条，屋子里一张织布机，一张锄。他的房子，就是我的家——灵魂的家。六机匠，是一个讲故事的圣手，他记忆力强，描绘能力也强，能把一个故事的情节，夸张地、形象地、诗意地、活叶鲜枝地送到你的眼前来，好像展开一幅图画。他的材料是掘不尽的宝藏，而且常常花样翻新。赶一次集回来，他便会把从说大鼓的口里听来的故事增枝添叶地更生动更好地说给你听。他说故事往往用韵语和腔调唱出来，伴同着表演般神态的姿势。他是用热情、用灵魂的口来说这故事，以安慰自己和别人。故事，就是他的创作，诗的创作。听的人，被他领到一个诗的世界里去。在他的屋子里，我认识了许多灵魂；在他的屋子里，我得到了盎然的诗趣；在他的屋子里，我熏陶出一颗诗心。

    六机匠，他把诗的苗子插在了我心的田地上。

    然而，生活中并不总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它也有着严酷惨痛的一面。那时，在我的小眼睛里，也印下了许许多多悲惨的故事我们的村子里，除了臧姓的以外，全是贫农。他们虽然姓名各异，但身受的剥削，生活的酸辛，却是一样的。他们的生死之权，都掌握在拥有百顷膏腴之地的大地主手中。一有不满，地主便大发雷霆：“揭锅、退地、封锁门！”那些穷苦的农民，穷得“冬不见棉，春不见粮”，上吊找不到一根绳子。他们拥有的只是一条奴隶的身子。

    有一位令我终身难忘的农民，他就是在我家干活达50年之久，我们四辈人同呼“老哥哥”的老李。他青年时代就踏进了我家的大门，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叫他“老哥哥”，我也叫他“老哥哥”。我小的时候，他已经老了，地里的活干不了了，只管喂喂驴，扫扫地。他对我和善极了，陪我玩，讲故事给我听。他常带着不胜今昔的感慨，讲我们“荣华富贵”的家史，讲我祖父、父亲小时候央求他讲故事时对他说的话：“老哥哥，这时候你对我好，长大了挣钱养你的老。”然而，现在我祖父、父亲早已当家作主，成了“老爷”，而那时给他们讲故事的“老哥哥”，也变成“老李”了。我常见到祖父铁着脸，冷言冷语地指责老哥哥，而老哥哥总是无言地、迟缓地退出门去。我深深地为老哥哥感到不平。终于，有一天，祖父借老哥哥烧炕烧糊了一只鞋的机会，狠心地把他从我家赶了出去。我满眼流泪地哭着送他走，走了一程又一程。他没有家，他在我家干了一辈子，走的时候，只背了一个小包包——他劳动一生的代价。他走向何处？他投奔的那个穷得连自己肚子都填不饱的侄子怎么能养活得了他？我站在山坡上，望着他一步一步地走远了，我止不住眼泪。我多么爱我的老哥哥呵！然而，我却留不住他，因为他年老，无用了。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它使我模模糊糊地领略了当时黑暗的社会，认识了人生。

    我从小就和穷孩子一道玩，我和穷人之间，没有一条界限。我同情他们，我热爱他们。在泥里土里风里雨里，作为野孩子队伍里的一员，我14岁以前几乎没有离开过乡村一步。

    童年的一段乡村生活，使我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同时，纯朴，严肃，刻苦，良善……我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

    这一些，你可以在我的诗的内容上，形式上，在整个的风格上找到佐证——那么鲜明耀眼的佐证。在多少支笔下，我成了“农民诗人”（我多么高兴接受这一顶冠冕）。

    我爱乡村，因为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我爱泥土，因为我就是一个泥土的人。

    青春的热血——孕育出诗的萌芽

    1923年，我进了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活。

    那时，统治山东的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对人民实行文化统治和武力镇压。他残酷屠杀革命者，怀抱“张”字大令的宪兵队日夜在街上逡巡，“冷的刀光直想个热的人头”。在文化上，他提倡尊孔读经，不但自己亲自兼任大学校长，而且拉出许多文化僵尸，出任国文教师，让早已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的“孔家店”借尸还魂。老而不死的前朝遗老，弹冠相庆，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暮年，得到最后一次宣扬孔孟之道的机会。像我们的一位国文老师，昏庸而口吃，讲《孟子》：“孟子，邹，邹，邹，邹……人也”，一个“邹”字“邹”了5分钟，真令人可笑，可憎，可怜！

    张宗昌的文攻武压，并没有吓倒要革命的人们，革命的新思潮，像地下运行的烈火，越烧越旺。我们的校长王祝晨先生是一个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他学习蔡元培先生新旧共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我们的学校成了新生力量的滋生地。我们班的同学们，几乎都投入到革命的行列中，下课以后，各人忙着去干自己更重要的“功课”——有的人到工厂去了，有的人到大门口给民众讲演去了，有的人开会去了。

    反动的黑暗的势力，教给我们怎样战斗；同时，有一座神秘的文化宝库，灯塔似的，太阳似的，给了我们光与热，指点与慰安。它，便是我们的“书报介绍社”。那里面的书籍杂志，那么多，那么全，令人爱不释手。那时，不管你穿的是布袜子，老土鞋，《创造》、《洪水》、《语丝》、《沉钟》每人却总有一份。我的更多，杂志之外，新书有好些，特别是诗集。

    这时期新诗读得很多，穆木天、冯至、汪静之、韦丛芜……然而，撼动了我整个灵魂的却是郭沫若先生。他的创作、翻译，我如饥似渴地吞咽下去，它像一股动力，一道热流，一阵春风。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我生命的脉搏跳动在沫若先生的字里行间，我崇拜他，我从一本杂志上剪下他的一张照片贴在我的案头，上面题上：“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

    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统治之下，我是非常激愤的。我时常同二三好友登上千佛山顶，让风吹撒开我们的头发，高歌狂吟，像立在理想的王国里，向不醒的人间吹送我们诗的“预言”。我们也时常在大明湖上飘荡，身子互相偎依着，听小船冲开残荷，唰唰有声。暗空无月，寒星闪闪，静夜冷清，孤舟湖心。我们一面饮酒，一面狂吼，发出高歌，声裂如磐之夜。

    对反动军阀的满腔愤慨，促使我给当时主编《语丝》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黑暗残酷。过了不久，这封以“少全”署名的信，连同岂明（周作人）的复信一起被登在《语丝》上，还被加上了一个题目——《别十与天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

    这时候，我写下了不少的诗篇。我写得多，全凭我的大胆！我写得快，因为我事前既不作绸缪的苦思，事后又不下功夫删改。“灵感”是我的唯一法宝。它一动声色，我就在纸上“走笔”。我觉得写诗并不难，因为还不够知道它难的资格！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模仿时期”。读了别人的诗篇，仿佛那里边涵蕴着的感情原来我心上就存在着一样，立刻就兴奋起来，也想以同样的内容自制一首。模仿，在刚踏上习作初步的阶梯时，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有时还是必不可免的。但是，模仿，不能叫自己落到别人的套子里去，不能叫别人的阴影淹没了自己。模仿，我自己应该是主人，别人是供我采用的对象。可悲的是，那时，我跟在别人的后边跑，却把我自己失掉了。

    在说到我走上新诗创作道路的时候，我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的族叔、诗友——臧亦蘧（笔名“一石”）。

    一石是个怪人。他写了10年诗，然而10年的心血却是一张白纸。他在北平读书时，把吃饭的钱硬省下来印书，宁肯叫自己的肚皮挨饿，这样，他快乐，他宽慰。然而，当他把凝结着自己心血的诗集拿去请教胡适、鲁迅、梁实秋等先生时，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甚至否定。但是，他并没有灰心，还是起劲地写着，写着。

    可以说，我不遇见他，也许一辈子也“遇”不见新诗。没有当年的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亦蘧大我三四岁，长得很魁伟，我叫他四叔。他见了不足与谈的人，沉默木讷；但和知心朋友在一起，则高谈阔论，插科打诨。我们在封建气味浓厚的农村，卓尔不群，狂傲不羁，用奇特的怪论和行动，抵抗封建习俗。因此，他得到了一个绰号：“四癫”。

    一石写诗，都是有感而发，风格朴素，全用口语，毫无雕饰痕迹。

    “我从城里回来，

    迎面碰着小弟弟

    从牛棚里出来，

    面目枯黑。

    走进内房，

    看见父亲在那里吞云吐雾（注：吸鸦片），

    剥削我们一家人！”

    这就是他的诗，直抒胸臆，毫无顾忌。

    不管他怎样怪，怎样“癫”，他是形体，我就是影子。学校放假时，我们常常跑到僻静无人的林边，崖下，去对坐半天。有时话多得使双颊发烧，有时默默的半天无语，听风号，听虫叫，听大自然神秘的语音。在春天，也远足到陌生的小村落，在夕阳的反照下，看桃花树下手把篱笆张望的少女的身影，像望着一尊诗的女神，一直望到人影被黄昏抹去，才踏着小道，摸着黑回头。心的小船在诗潮中摇曳着。

    一个春天的清明节，燕子新客似地刚刚从远方飞来，秋千架旁飘飞着少女的衣影和笑声，花朵开在每个青春的枝头，灵感借了我的手，在这个佳节的诗境里写下了我的第一首新诗：

    “秋千架下，

    拥积着玲珑的少女；

    但是，多少已被春风吹去了。”

    一石看了，比我还兴奋，他惊奇这诗的第一朵花竟是这样美丽！对于最末一句，他说了一大串“好”。他鼓舞我，给我打气，好似他可以给我打保票，只要我写下去就一定能成功一样。

    确实，对于我，他从没吝啬过鼓励，怂恿，改正，指导。他的一间小草屋，便是我们“幽会”谈诗的“乐园”。这是诗的世界，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实在还被关在新诗的大门之外。

    中学生活还未结束，政治空气就变得更为紧张了。风传军队要来学校搜查，我们，半夜三更撬开地板，把所有带白话标点的书全都塞下去，用脚跺一跺，仿佛跺自己的心一样痛！信件、日记，仓皇中付之一炬。心，火一样地燃烧！

    压力把我仇恨的心磨锐了。恰巧，郭沫若先生的一篇新的文艺理论——《文学与革命》，落到了我的眼底。它给了我力量和希望。这样，投出“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矣”的充满豪言壮语的一纸家书，我便同几个朋友从寒冷中向着自由与温暖的江南飞去。

    1926年的10月天，北国正是金风肃杀，万卉凋零，一片凄凉景色。而当我们踏上了武汉的大地，却见大地一片葱绿，用青眼迎人。当时心里发问：“谁的手把宇宙割成了两片，南方是白昼，北方是黑天？”

    在黑暗中掩藏已久的眼睛，突然被照亮在光辉的太阳之下了。身子是一条小船，荡漾在大时代的怒潮里，心也是。1927年，我考上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校校址，在武昌的两湖书院。大门两旁，一副对联，字大如斗，震心耀眼：“党纪似铁，军令如山！”院内标语，引人注目，如革命鲜花，开满四壁。“今日的锄头，明日的自由”，这不就是鼓动人心的朴素的诗句吗？

    革命的空气，像高涨的洪潮，严肃的生活，刻苦而又紧张。不是操场上练武，就是大课堂上听讲。用艰苦磨炼人的骸骨，用革命理论武装人的思想。一支汉阳枪握在手中代替了笔。这时节，我的生活就是一篇雄伟悲壮的诗！

    我亲眼看见过人民伸出他们的巨掌，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吓倒了英帝国主义者，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摩天大楼前，我们工人纠察队的同志们威严地在那儿站岗。多年来在我们大江上耀武扬威的英国军舰，像片片秋后的败叶，滚出了武汉革命的水域！

    我亲眼看见过北伐誓师，十几万壮士用有力的步子走过阅兵台，歌声，那么整齐嘹亮，威武雄壮！一个铁的自信心，做了歌子和口号的内容。多少伟大的场面，开拓了我的眼界和心地；多少“巨人”的呼喊、行动，使得我感到个人的渺小。理想的远景真灿烂，事业的担子真重！

    我曾经一身戎装立在黄鹤楼头，望着汉阳兵工厂的烟囱作豪迈的诗思（“像一支时代的喇叭吹向天空”）；我曾经立在大江的岸上戍卫着森严的黑夜，隔江就是敌人，萤火闪耀着神秘恐怖的光，江潮像大时代的呼吸，又像我的心一样不平地鸣吼；我曾经以天地为庐舍，野草做被褥，钢枪做枕头，露宿过多少夜；月亮的天灯照着我们急行军，去包围敌人；稻田，一方方明镜似的，偷描着山影、树影和时代的先锋——我们的身影。追击叛军夏斗寅——40天的“前敌”，飞过山，过水，在枪炮声里，在嘶喊声里，在呻吟声里，在风里、雨里、血泊里，一个伟大的目标在接近，一个铁的意志在执行。时代的大手，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伟大的革命画卷，我，没有用诗句，却用子弹，做了战斗的一员！

    我并不责难自己这一时期没有留下诗。在这伟大的几年间，我蓄积了无数的生活的宝贵经验（用生命换来的）——诗的最有价值的材料。学习写诗不仅仅是技巧的磨炼，还应钻进人生的深海里去！技巧不过是诗的外衣，生活才是诗的骨肉，单从技巧上去求诗，你将永远得不到诗！

    我用生命去换诗！去写诗！

    诗——在生活的土壤中

    1930年，我考入了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为山东大学）。在这之前，我经历了革命失败的悲愤痛苦，逃亡生活的艰辛磨难，更加了解了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因此，在入学考试的作文《杂感》中，我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而我的恩师，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正是从这一节《杂感》中认识了我。

    在初学新诗时，我只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名字，并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而现在我受业于他，识其人，就渴想读其诗了。我向他借来了《死水》，一读就入了迷，佩服得五体投地。大有对于一位令人心折的人物相见恨晚的心情。读《死水》，一遍又一遍，有些诗篇，不是一下子就懂透了的，这需要咀嚼、琢磨、品味，一经完全懂了，好似看名山的奇峰，云雾消尽，它的悦目赏心的容颜便显现在眼前，而且越看越美，永远永远在心中保持它动人的青颜。

    闻先生的诗，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读着它，仿佛能看见一颗热爱祖国、热爱土地、热爱人民、热爱自然的炽烈的血心。

    闻先生的诗同他的为人一样谨严。他的诗，在技巧的磨炼上所下的功夫，所付出的心血，足以使一个初学者消解了浮浅的“自是”心，拉回乱放的野马，觉得新诗不是草率可以成功的。因此，读了他的诗，我把我的一本过去的习作交给了火。

    读了《死水》，我觉得，过去我像个小孩子，酸甜苦辣都吃，也都以为可口，今天，我才有了一个自己的胃口。

    我向闻先生和他的诗学习。学习着怎样想象，怎样造句，怎样去安放一个字。在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想象，知道了，也不会用它。抓住第一个跑到我心上的它的浮影，便宝贝似地不放松，把它用到自己的比喻、隐喻、形象上去了。不知道打开心门，让千千万万个想象飞进来，然后，苦心地比较着好坏，像一个吝啬的穷女人和一个小气的小贩子把一个铜板作为这场买卖成败的关键那样地认真争较着，然后，用无情的手把所有的想象都赶出去，只留下最后的一个。因为，没有扎着翅膀的想象，会永远把你的诗拖累在平庸的地上。

    下字也难。下一个字像下一个棋子一样，一个字有一个字的用处，决不能粗心地闭着眼睛随意安置。敲好了它的声音，配好了它的颜色，审好了它的意义，给它找一个只有它才适宜的位置把它安放下，安放好，安放牢，任谁看了只能赞叹却不能给它掉换。佛罗贝尔教莫泊桑的“一字说”，每一个有志于写诗的青年都不应该看轻它。

    这时候，我的创作兴致很高，用心也很苦！每得一诗，便跑到闻先生的家中去。闻先生住在大学路的一座红楼上，门前有一排绿柳，我每次进到他的屋子，都有一种严肃的感觉，也许是他那四壁的图书和他那伏案的神情使然吧。这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每个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看了叫人吃惊！

    一开始谈诗，空气便不同了，他马上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诗人。我吸着他递给我的“红锡包”（他总是吸红锡包烟），他嘴上也有一支，我们这时仿佛不再是在一间书房里了，我们像师生，又像朋友一样地交谈着。他指点着我这篇诗的好处。缺点，哪个想象很聪明，哪些字下得太嫩。同时，他又立即到书架子上去抓过一本西洋诗，打开，找出同我的想象字句差不多的想象字句来，比较着看，当然，人家的更好。有时，一个句子，一篇诗，得到了他的心，他古井似的心上（他久已把诗心交给一堆故纸了）立刻泛起澎湃的热流，眉飞色舞地读着它，同时，把一个几乎是过分的夸奖给了我。他，每每在某些诗句上划了红圈（多难得到的一个红圈呵），那些诗句恰是我最得意的，我们的眼睛和心全叫诗连在一起了。

    记得有一个暑假，我把《神女》这一篇诗的底稿寄给他看了，其实是在做一个试验，其中有一个句子我最喜欢。复信来了，我心上的那个句子：“记忆从心头一齐亮起”，果然单独地得了那个红圈。为了报答知音，我高兴得狂跳起来。

    在这时，王统照先生也给了我很大的关心和帮助。有了新作，我常常跑到观海二路十三号——他的寓所里去，用热情激动的调子背诵给他听。他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意见，当然还有鼓励。他告诫我，写诗，不要趋向尖巧，而需要更深进，更远大，更朴厚。

    我拼命地写诗，追诗，我的生命就是诗。推开了人生的庸俗，拒绝了世俗的快乐，我宁愿吃苦。看破了世事人情，我才觉得事业是唯一“不空”的东西，它是一支精神的火炬，虽在于百年后也可以发热发光。一切皆朽，唯真理与事业同存。诗，就是我以生命全力去倾注的唯一事业！

    我的每一篇诗，都是经验的结晶，都是在不吐不快的情形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磨出来的，压榨出来的。我觉得仿佛天下的苦难都集中于一身，肚子里装满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像壅塞的淤泥。被压迫、被侮辱的生活在最底层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形象，乡村的大自然风光，地主官僚的丑态，一齐在我心中鲜亮了起来，用它们的颜色，它们的声音，它们要求表现的希望，打动我，鼓舞我，刺激我，使我把曾经看到过的，感受过的，统统化作诗。诗，可以兴，可以怨。诗是冲破郁塞的一道激流，诗是心头火焰的一个喷射口。

    这一时期，我写了《老哥哥》、《洋车夫》、《难民》、《贩鱼郎》、《神女》、《炭鬼》……这黑暗角落里的零零星星。我正眼在瞪着人生，然而没抓住大处，要害处，只抓住了这一星点。虽是这样，然而，在象征诗风吹得乏力的时候，这也成了照耀现实生活的一盏小灯，给了黑暗中的人们一点光亮，一股生活的力。

    1933年，卞之琳同志在北平自费印了他的《三秋草》，也怂恿我印一本诗集，我便把新旧作品挑选了一下，寄给了他，取了其中一篇诗的名字——《烙印》作为诗集的名字。这时候，闻一多先生已经到“清华”去了。经过了他们的一番精选，闻先生又代写了序言，就付印了。式样，印刷，一切全麻烦了之琳兄。

    印了400本，说是“自费”印刷，其实，全靠闻一多、王统照先生及另一位朋友慷慨解囊。这样，我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在众人的鼎力相助下，终于问世了。

    《烙印》出版不久，茅盾、老舍、韩侍桁……诸先生在《文学》、《现代》等杂志上写了评介文章，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力量。于是，我这个为新诗呕心沥血多年的文艺学徒，以“青年诗人”的头衔，与艾芜、沙汀等另外五位同志成了“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

    这样，我在青岛找到了“自己的诗”——这就是说，我多年的血汗苦心终于铸造出一个结果——“风格”，然而，请不要错想了：以为山海的精灵授予我了什么“灵感”，或在梦中借给我了一支生花的“彩笔”：也不是深宵里海上一明一暗的神秘灯塔，对于我这个因失眠才跑来坐在一条长凳子上的人点破了什么真理和人生之谜。不是的，战斗的生活，痛苦的磨难，叫我用一双最严肃的眼睛去看人生，而且，以敏感的神经去感受生活，以强烈的火一样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以正义的界线去界开黑暗与光明，真理与罪恶。总之，这时候，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已经找到了自己固定的位置，我已经定了型。因而，我才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我找到了“自己的诗”，我走上了新诗的道路。这得要感谢家庭的熏陶，朋友的帮助、恩师的指点……然而，更重要的，这得要感谢生活。因为，生活，是诗的土壤。

    （郑苏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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