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

    于洋，1930年生于山东黄县。北影演员剧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表演协会副会长。

    于洋参加拍摄的电影及电视剧近50部，其中有《桥》、《中华儿女》、《卫国保家》、《走向新中国》、《结婚》、《山间铃响马帮来》、《怒海轻骑》、《生活的浪花》、《英雄虎胆》、《青春之歌》、《飞越天险》、《水上春秋》、《矿灯》、《暴风骤雨》、《粮食》、《山里来的人》、《五彩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大浪淘沙》、《第二个春天》等。导演的影片有《戴镣铐的旅客》、《大海在呼唤》、《骑士的荣誉》等。

    我的童年

    我的老家是山东省胶东半岛黄县（现改为龙口市）双庙于家村，是由并排坐落着的两个小庙而得名，一座是关帝庙，一座是财神庙。这个村子南边的小树林外，就是一条大河，我从小就爱水，总是在河里抓鱼、抓虾。

    我们村离海边只有十几里路，我也常跟大哥哥姐姐们去赶海。

    我妈妈是北京姑娘，生于1898年。外祖父是手工业工人。外祖母聪慧勤劳，是持家能手。在外祖母的严格家教下，母亲从小养成了待人以礼，束己以庄的性格，并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

    那个年代，女子的婚姻大多是由父母做主的，据说我外祖母看上了我爸爸——一个山东大个儿，长得精明能干，打一手好算盘，当时在北京广安门里粮店站栏柜。

    虽说是包办婚姻，俩人一见面彼此还顶满意。母亲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回到东山老家才有了我。

    听祖母讲，母亲生我时爸爸已经到关外混事去了，一个女子生孩子时丈夫不在身边真是太不幸了。妈妈是在孤寂、凄苦中迎接我这个小生命诞生的。

    我就像豆芽菜似的，见风就长，两个月就要翻身，三个月会爬，五个月能坐，不到周岁就满院里蹒跚着跑了。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我已经5岁了，这些年我爸爸由于生活潦倒，病魔缠身，始终没有回老家探望亲人。后来病死异乡。

    这时母亲才30岁刚出头，她本可以改嫁，但那年月改嫁是与封建家规相牴牾的，何况母亲怎舍得自己的亲生骨肉呢？她默忍丧夫之苦，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当时祖母年迈多病。16岁的大哥跟父亲去东北了，他在铁路上学当司炉。13岁的二哥非常懂事，他挑担卖菜，这样也难以维持家庭生活。

    刚强的母亲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做出决定，她要带上我，沿着丈夫闯关东之路，去寻找生活。

    告别了亲友，二哥留家照顾奶奶，我们向东北出发了。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东北。外祖母在吉林，舅父在吉林开饭铺，生活得挺富裕。我们母子在外祖母的关照下，寄生于舅父家，然而那个年代，没有钱势在谁家也不行，因为外祖母也是靠她儿子赡养的。

    母亲和下人一块干活，洗衣服、做饭、做针线活儿，一点也不消闲。外祖母也认为：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怎能靠娘家养活呢！

    大年三十，按旧的习俗，不许出门子的寡妇女儿在娘家过年。母亲听到舅妈和外祖母嘀咕说过年前应该让我们搬出去，这样母亲不等外祖母讲话，便决定搬到北山的商亭去过年，那是舅父夏季卖汽水和冷饮的地方。

    母亲是刚强的，她要靠自己的两只手干活挣钱。

    我大哥原在吉林铁路上学司炉，眼看就要出徒了，可他又去考取了伪满映明星训练班，到长春去了，他是学员，经济上只能自给，不能养活我们娘仨。大哥说过等他混好了一定会来接我和母亲。

    我和妈妈来东北后，二哥在家照顾祖母，承担起家庭的生活担子。一日他和地主儿子打起来了，惹了祸，吓得跑出去当八路军了……

    一天夜里北上游客散去，夜静悄悄，只有老爷庙的钟声……

    “咚咚，咚咚。”有人轻轻在敲门，我睡梦中被惊醒，“噢！原来是你？”我日夜思念的二哥来了，他穿一身黑色的细布学生服，当时伪满洲国的人，都穿粗线织的更生布，二哥显得很神气。二哥说：“日本鬼子占领咱们的国土，它长不了，咱们的军队早晚会打回来，咱们是中国人，是主人！”

    初上银幕

    我大哥让母亲十分操心，他本来在铁路上干得好好的，眼看就要提升副司炉了，可他抽疯似的辞去铁路的活儿，去考伪满映，当上了学员。

    妈妈带上我到长春找我大哥，谁知，他又离开满映进关了，谁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妈妈只好到老妈店去求职，她很顺利，正巧遇上一位北京籍的教授找佣人，他听母亲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又会做北京饭菜，就决定请母亲去当厨师，为了这个差使，妈妈只好把我送进了长春郊区的一个孤儿院。在一个风雪夜，我跳墙逃出了孤儿院，走到了妈妈干活的教授家，我抱住妈妈大哭，求她别送我到孤儿院了。教授看到我们母子生活如此艰难，表示同意让母亲带着我工作。

    母亲曾带着我回到北平找大哥，但没找到。便只好又回到了长春。为了谋生母亲干起了卖贴饼子小生意维持生活。

    尽管生活困难，妈妈没有让我放弃学业。课余我仍与同学练刀习武，身体倒很壮实。我一次和同学练刀，被满映株式会社的一导演看中，他正在挑选饰演《表》里的主人公——流浪儿彼德加的演员。这个原作是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作品。导演经一番观察了解，选我为《表》的主人公。

    我之所以被选中，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与角色相似的童年历史，我对流浪儿彼德加的生活比较熟悉。

    演主演，对于我最最重要的是能为家庭增加收入，这就是我走上电影第一步的动机。

    因为我大哥的原因，我们住在电影厂附近，接触了解电影的机会多，拍起戏不感到紧张，松弛自如。我不懂理论，但我懂该怎样动作、说话。导演很满意。从那以后我不断地会遇到些临时演员的戏，我很高兴，从此我能像男子汉一样，为我们母子的生活增加点收入，也算帮助了母亲。如遇上拍电影去外地时，我就更高兴，因为外景的补助比较多。记得每天我省吃俭用，有时一顿饭我只吃一碗疙瘩汤，把省下的钱给母亲买了围巾、袜子等。就这样，我和母亲共同度过了艰苦的岁月。

    到解放区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人民翻身得解放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长春街上忽然一个日本人也不见了。各种组织都纷纷露头：什么国民党党部，光复军军部等。

    不久，苏联红军进驻了长春。

    我们日夜盼望的八路军也来了。一天晚上二哥来到家，他告诉母亲共产党进驻了这个城市，他在长春市公安局工作。

    这时伪满映已被八路军接管，并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我也成为电影厂的一名成员，这时我才开始懂得喜爱和真正从事表演艺术工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就听人们嚷嚷着说：“电影厂的大门被国民党把持了”，我心头一惊，“啊？怎么了？难道部队撤了……”

    是的，领导曾说过：“我们不计一城一市的得失，主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能是国民党要大举进攻解放区了，我判断。

    母亲得到紧急撤退的命令，已经随保育院和大队撤退了。我自己住在集体宿舍，没接到撤退的命令，早晨醒来时，国民党已经驻进了电影厂，真是晴天霹雳。等到我弄清一切时，有人早已告密说我是八路军的家属，我被捕了。还有不少来不及撤退的同志也被捕了，被关进了警察局。这时有人认出我曾经演过电影《表》，便问我认识王人路否？让我赶紧找王人路保出自己！我请王人路把我保了出来。

    下一步怎么办？我思考再三认为必须先找到工作单位，弄到个身份证明，才能逃出长春，追上部队。当时唯一合理的办法是先考入电影厂当上演员。老明星金山同志当时的身份是接收电影制片厂的国民党大员，实际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去考演员时一看是金山同志亲自考我，我便投其所好，念了一段电影《夜半歌声》里金山主演的台词：“你还记得吗？我就是十年前被你谋害过的宋丹萍！”并大胆地学着宋丹萍的样子，歪着嘴，斜着眼睛，做着怪样儿。金山忍不住捧腹大笑。考完后他满意地说：“把他留下当见习演员吧！”这样，我为了取得正式身份，就暂时留在了电影厂。

    在制片厂我约工作两个月，领了薪水，拿到了工作证，就盘算着到解放区的事儿了。

    我和D君迅速步行到火车站，买了票就上车，到洮来召下火车，准备在此渡江。我们买了一小箱黄瓜，以备充饥。

    天将黑时，我们来到了渡口，和老艄公们商量好后摸着黑儿轻轻地上了木伐子。老艄公是个很有经验的白发老人，船摇得很稳，他压低声音警告大家：“你们注意啦，遇事不许出声，不许说话……”当行至江中心，对岸响起了机枪声，杂夹着叫骂声：“谁他妈让你们过江？都把你们拍江里去……”

    老艄公命令大家：“低头！”大家“唰”地一下子都藏到船底下了。只听到“嗖嗖”的子弹从头上，从水面上掠过。

    幸亏艄公是自己人，他巧妙地绕过火力点，几经风险，终于离岸边不远了。老艄公高兴地告诉大家：“就要到岸边了，咱们就在前面柳树毛子上岸。”

    柳树毛子是到了，但并没有到达岸边，可是船上急不可待的人们竟纷纷跳下了水，我糊里糊涂地也跟着跳下船，一下去就没影了，“坏了！还没有到岸！”我镇静一下，憋足了一口气，身子又漂上来了，幸亏我会点狗刨，总算慢慢地游向岸边。

    “救命啊！”耳旁响起了清晰的呼救声。原来是D君下水太猛，喝了几口水，加上他不会游泳……我虽游泳技术不高，但我体力还行，拼命牵着D君的一只手，把他拖向岸边。

    黎明时分，天空中的启明星还很亮，大家借着月光辨认方向，寻找着车道沟、脚印……

    当听到《解放区的天》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时，大家互相拥抱，我竟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

    母亲到哈尔滨后发现我没有撤出来时，每日不想吃，不想喝，伤心地哭泣。当时的负责人田方同志和舒群同志耐心劝慰母亲说：“请放心，于大娘，党组织会设法营救他们。”当妈妈听到我回到了哈尔滨，高兴得仿佛年轻了10岁。

    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

    我终于回到解放区了。

    当时的《红梁》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到革命的队伍中去——于延江北上记》（当时我的名字叫于延江）的文章，对我回解放区做了详尽报道。

    可以这样说，我一生的黄金时代就从这时开始了。

    我很幸运，到哈尔滨不久，年仅16岁的我就参加了东北局的土改工作团，在牡丹江、林口县一带搞了七八个月的武装土改。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土匪多，土匪不消灭，土地改革不能进行，斗争尖锐、复杂，每个人身上都带枪，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在武装土改的年代，的确需要勇敢善战，我那时年轻气盛，对敌斗争勇敢。这反映出我性格勇敢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我鲁莽和好冒险的一面。我自己曾自嘲地说：“我这人一直有个人英雄主义，得常靠领导上批着点。”

    随着战争的发展，土改结束后我又参加了东北炮兵部队。行军、作战、当文化教员，特别参加了围困长春的战役，经受了战火的洗礼。

    战争从战略撤退转入战略反攻，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电影事业也随之发展，我参加了《留下他打老蒋》的摄制组，扮演解放军连长。我虽年轻，却长着一副成人的模样，大个子，魁伟健壮。

    导演伊琳同志是延安来的，他为人正直、诚恳，土改时我们曾在一起，在昏暗的油灯下，他曾经给我看草纸印的中共党章，在政治上关心、培养我，在艺术上伊琳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从那时我们便结下了忘年交，后来拍的《大浪淘沙》也是伊琳导演的。

    1948年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开拍了。我刚刚完成一个连长的形象，我马上又要创造一个工人形象吴一竹。这是个钢铁工人，与解放军连长不同，为了演好这一角色，自己要像结识一位新朋友那样，去接近炼钢工人。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戏，创作人员大部分是延安来的老同志，有吕班、王家乙（后来因导演《五朵金花》而负盛名）、陈强等。他们深入到钢厂生活，和工人交朋友。这期间我学会了有意识地去了解工人，体验他们的疾苦和思想感情。

    拍摄中，我反复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懂得，文艺是应该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

    此片1949年5月1日在全国上映，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赏。

    演抗联战士张勇

    1949年在影片《中华儿女》中我扮演抗联战士张勇，他是在掩护八女投江后，自己最后牺牲的一位勇敢的抗联战士。

    我被影片中的英雄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所深深感动。联想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童年，我今天拍电影，也要学习他们的英勇顽强的精神。

    在镜泊湖畔，南湖边有一小片密林，八个抗联女战士正在向湖边迅跑，抗联战士张勇正在阻击敌人，眼看从密林中冲来的敌人已将张勇包围，他镇定地按既定的计划拖住敌人，好让战友们向湖心游去。

    张勇准备好手榴弹，此时他的枪已经没有子弹了，他在等敌人更近些再拉手榴弹弦。真像英雄就义一样。

    “好！”导演大声说，“各部门注意。”

    这时摄影机已用棉被包好，导演等工作人员已退入搭好的小棚子，特技工作人员均退出现场100米外，只有我一个人等在埋好的4两炸药旁。导演大声问我：“演员准备好没有？你害怕不？”

    “不怕！”我用大声回答，“不过可别让我光荣牺牲啊！”大家都笑了，但每个人心里都捏一把汗，谁都知道这4两炸药可不寻常。

    “预备，开始”，导演提示，“敌人向你包围，已经快到你身边了。”饰演张勇的我已经准备好一切，高声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一拉手榴弹弦，“轰”的一声炸得天昏地暗，黑黄色的烟冲上天空，我被炸起一尺多高后倒在地下。

    “停！”声刚落，各部门的人都冲向倒在地下的我，我一动不动地昏厥了。他们轻轻地将我扶起，我已满脸泥血，鼻孔和耳朵都在流血……

    医务人员在抢救……我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慢慢睁开了眼，苏醒过来我第一句话就是：“拍成没有？”

    导演说：“你把我吓了一跳！放心，一次完成了！”

    大家这时才舒心地笑了。真危险！当时除了特技人员以外，谁也不知道这4两炸药有足以端掉一个碉堡的威力，回忆起来可太危险了。

    该片获1950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为争取和平，自由而斗争奖”。

    解放初的创作高峰

    1950年全国已解放，我在影片《卫国保家》中饰演杨德志民兵队长。故事是写抗战胜利后女村长（由杨静扮演）陈桂英正准备和未婚夫民兵队长杨德志结婚的时候，内战开始了。村长克服了和平幻想，终于送未婚夫参军。戏中有队长向村长求婚的戏，我们俩人在此戏中相识结缘，关系相当友好、热烈。旁观的同志有时竟开玩笑说：“喂！不要走私！”意思是说在拍恋爱戏时别来真格的。可我们还真的来了真格的。为了这最初的感情，我俩不知受了多少折磨，付出了多少代价呢！

    1951年我在影片《葡萄熟了的时候》中扮演水车工人。该工人是支援农村建设的积极分子。他在美丽的葡萄园里和一群美丽的姑娘合作，为人民展现了解放了的新中国农村的一片美好景象。拍摄中我感到非常快活、舒畅，我真正体验了只有生活在自己的祖国，才有这么幸福。

    1952年我被借调到北影，在《走向新中国》影片中演炼钢工人，蓝马演工程师，影片写的就是工人和工程师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在拍摄阶段，我和蓝马同吃同住，亲同手足，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表演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我觉得蓝马的表演松弛、自然，他创作态度也非常严肃，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生活中我们俩人总爱搞点小“动作”。郭允泰结婚那天晚上，我提议给新房扔块石头，蓝马则不同意。他四处寻到一个爆竹，点上火，扔进了新房。

    “砰”的一声，吓坏了一对新人，闹得北影太平胡同宿舍院哈哈大笑。

    1952年金秋季节，杨静又被借调到长影新片《结婚》组，饰演女主角田小青。真是命运巧安排，我和杨静又重逢了。

    1953年7月1日，在影片拍摄工作结束后，在由导演严恭同志主持，葛存壮工会主席亲自操办的非常热闹的婚礼上，我和杨静结成百年之好。

    1953年春在我女儿出生前十几天，上影邀我去拍《山间铃响马帮来》，我饰演青年民兵代乌。当时，杨静已近临产。

    当时火车只通到广西，然后要坐几天大卡车才能到达云南边境的外景地。

    一年后，影片完成回北京。一进家门，女儿不认识我，不让我坐在床上。于是我想出一个好办法：把从上海购回的玩具大象、小马都交给她，她先抱了玩具，才让我抱着她，真是闹得我哭笑不得。

    1954年，我重返长影参加《怒海轻骑》的拍摄，我演一名海军军官、中队长林志远。开拍前先到基地体验生活，汹涌的海涛，男浪的鱼雷快艇，差点把我的苦胆给折腾出来。正好遇上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三军联合作战的近代立体战役异常激烈、残酷，我和郭久泰在海门码头上抢救伤员和参加宣传鼓动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规模的战争，我看见刚入伍的新兵负伤，抬下来时一个劲儿地叫疼。另一个老战士在旁劝说：“咬咬牙，千万别喊！”我见此景忍不住热泪直流，我被这种英雄气概和同志们的情谊所震撼，尤其那些牺牲的同志，更使我无限崇敬。

    我思想感情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我的角色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活跃起来了。

    1955年秋，我们夫妇双双考入电影学院演员专修班，国家专门为一批有实践经验的演员请来了苏联专家，有系统地将苏联电影学院五年级的课程缩为两年。我们带着薪金当学生，因此我们极珍视国家为我们创造的进修机会，在专家直接指导下，学习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和实践，并结合自己的实践总结经验，提高表演艺术水平。这个班的同学有陈强、胡朋、恩和森、黎莉莉等。我爱提出些看法，做小品总和别人不一样，好标新立异，好独出心裁。

    课程相当紧张，但生活得很充实。在校期间看影片和书籍最多，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毕业演出时我在《第十二夜》中饰陶拜爵士。杨静则演女主角，一个人演孪生兄妹两个角色。

    我还在另一个话剧高尔基的《仇敌》中演厂长扎哈尔。两个戏，创造了完全不同的两个形象。我在刻画人物上收获很大，我把学习前的表演经验和学习后的知识溶合在一起，使我有一个飞跃性的突破。

    苏联专家毕业前给我的评语是：“于洋，你是一艘大船，大船应该在大海里航行！”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观看了我们的毕业演出，他首先肯定了演出的成功，表彰了苏联专家卡赞斯基和全体教职员的辛勤劳动，表扬了演员们的成就。总理摸着我的假肚子说：“够热了。”我说：“这假肚子里边全湿了。”总理又说：“辛苦了。”当总理知道杨静是蒙古族之后便说：“少数民族演员不多，你演得不错嘛，你为什么不用蒙古名？”杨静说第一次上银幕就写了杨静的名字时，总理幽默地说：“噢，我明白了，杨静的名字出名了，那不要紧嘛，你以后再写字幕应该写德勒格尔玛，把杨静的名字加上括号不就行了吗？你应该用蒙古名。”

    我的黄金时代

    我告别了校园，用苏联专家的话说，我这只大船开始真正地驶向艺术的海洋了，开始了我电影表演生涯的黄金时代。

    毕业后先在1958年拍摄了《生活的浪花》。这部戏由于诸多因素，在社会上褒贬不一，有的夸好，也有不同程度的批评。

    紧接着我在八一厂严济洲导演的《英雄虎胆》中创造了一个侦察科长曾泰，这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戏。我憋足了劲，把积累多年的生活溶于一个角色的形象创造。当时我感到作为一个演员，塑造一个人物，首先要心里有底，把握好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身份，真实地生活于那个人物的生活中，那他饰演的人物才会真实、生动。创作中丰满的想象和多样的设计有如泉水般涌出，但如果没有导演的正确引导，没有摄影师的努力，演员是很难成功的。

    我认为：严济洲导演非常会启发演员；并能和演员充分合作，吸取演员创作过程中的可取的精华，使每个人物都更加生动。

    一次在晚会上，罗瑞卿总长对我鼓励说：“你演的侦察科长很好，但你还可以多看一看。”他指着身边一位同志说：“你看，他就是侦察员。”又指着另一名女同志说：“她也是侦察员，不过，她是穿便衣的，以后有困难找他们。”

    罗总长提示的问题，我曾认真考虑，关键还是生活。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各界均以最好的成绩向祖国十年大庆献礼。北影那年的生产非常兴旺，献礼片很多，我个人也参加好几部。

    当时小说《青春之歌》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拍电影时，北影投入了最大的条件和人力。我在此片中饰演党的地下工作者——江华。我又任演员组组长，从研究剧本，讨论角色，都十分认真。

    中央领导同志也很关心这个献礼影片，记得陈毅同志看过样片后，表示非常满意，说这个戏够国际水平。当场有人告诉陈老总，说在青岛拍戏的摄制组演员们都住澡堂。陈毅同志亲自让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打电话过问此事。演员后来全搬到青岛交际处去了。

    巧得很，《青春之歌》拍“一二·九”场面戏时，我二哥从山东来京，他这次是专程为母亲的生日而来的，他说他过去在部队，离家较早，没有给母亲过过生日，这次公私兼顾，在北京停两天，好好给母亲过个生日。

    我在拍片空隙，抽空跑出去，买了2斤肉和点心，送回家。进门就告诉妈妈：“我送来肉，还没来得及买寿面呢！您老人家自己去买面，和我二哥先吃吧！”说完我就蹬车返回拍摄现场。

    有人在一旁说：“你不会把事情交你的爱人杨静办嘛！”是啊，可巧的是她也在福建《英雄岛》外景地拍外景。而我晚上还要赶到《水上春秋》组去。

    《水上春秋》我演的这个华小龙才是硬碰硬的角色，首先要会游泳，同时要使自己的体魄更接近健将级的运动员才行呢！

    我们早就搬进体育学院的宿舍了，吃的是健将级运动员的伙食，每天的训练也必须是健将级的。我的教练是穆祥雄的哥哥穆祥英老师，他是一个教蛙泳的专家，他要求学生特别严格，我每天下水就得游几千米，而且姿态、手势、腿脚处处严求，使我能尽快地达到剧本要求的状况。

    每天在体育学院除要下水外，还要在陆地相应地配合练习。一旦回到家，早晚我也必须像在学院一样地练，至少要练上几百次俯卧撑，练的好苦。但成绩相当辉煌，我在拍摄现场所完成打破世界纪录的镜头，都是通过严格训练才达到的。当时我已达到百米1分零46秒，基本上达到国家健将级的水平。

    这段生活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任何一个运动员的成功都要付出千辛万苦的代价。

    我在拍摄时不幸下腹右部长了一个疖肿，每天下水前大夫必须来上药、封闭伤口之后才能下水，以防止伤口感染。当时已深秋季节，从水里上岸后，小风一吹，连疼带冷的滋味还真够受的。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这可是你们的特殊享受啊！”

    第二天我又赶到《矿灯》剧组去拍戏。我在这个组饰演煤矿工人、地下工作者付东山。

    《矿灯》是描写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煤矿工人的生活。我在百忙中也要下矿井，和矿工们一起爬小煤窑。

    我的女儿江江也在《矿灯》戏中饰演大菊（由杨静扮演的）的妹妹，她当时才5岁。排练中她很听话，叫杨静——大菊为姐姐。但实拍时，她怎么也不肯叫大菊姐姐了，因为她说杨静是她妈妈，不能叫姐姐。

    导演李恩杰同志是美工师出身的导演，她把这个电影拍得非常真实，动人。她选择的环境和场景十分有特点，这样使我的女儿进入大菊家就感到他们将永远在此环境中生活了，所以不肯叫妈妈为姐姐。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很为导演着急，便忙着跑去买了一个大花皮球，去哄女儿，让她听话。她拿起大花皮球高兴地说：“爸爸，那你也管妈妈叫姐姐吗？”我只好点头说：“是，你快拍戏吧！”

    人们开玩笑说：“于洋，你叫姐姐了吗？”弄得我哭笑不得。

    这个时期，是我创作上喜获丰收的兴旺时期，几乎一部戏接一部戏。有时晚上还要在舞台上演出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总是没有空隙。

    正如吴雪同志讲的那样：“于洋，你是1959年红星。”的确，这个时期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以及社会影响，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我在塑造人物、刻画人物上，的确有了一个飞跃性的突破。

    1961年我饰演《暴风骤雨》中的肖队长。这个戏我很喜欢，尤其谢铁骊导演把外景地选在我当年搞武装土改的北满横道河子、亚布里一带，使我感到十分亲切。我带着深深眷恋之情回忆起当年在麻山一带见过的工作队长，他们每个人的形象，精神风貌，言谈举止，都活生生地闪现在我眼前，因而自然地使我觉得我所扮演的肖队长对我并不陌生，他离我很近。再加上剧本本身提供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人物性格基础，使我一头扎进了角色中，人物形象生动地站立起来，角色也自然活跃了。

    至今重新再看《暴风骤雨》，也觉得从整体上看是符合那个年代的。

    在紧张的拍摄工作中，也常有一些生活上的小插曲。一天夜里我拍完戏，才想起有一封杨静的来信尚未启封。我一看这封信很厚，需要躺在床上好好地看，我便做好一切睡前准备，然后打开信封，原来是杨静和我商量儿子的名字，说来话长，在儿子尚未出世前，杨静怀着他参加了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那是个热天，杨静带着孩子出席会议是有目共睹的事。于是热心的老大姐们——华大姐、王人美、黎莉莉等人都说她将要出生的孩子可能是男孩，既然是儿子就应该叫“昂扬”，因为那个大会特强调斗志昂扬。从此，“昂扬”这个名字就被群众议定了。

    事情也真是巧合，这些老大姐艺术家们还真有经验，按预产期出生的婴儿，果然是个男孩，啼叫的声音还真是朗朗有力，真像是个昂扬的男性。然而杨静以为这个名不那么理想，提出是否根据儿子出生时是拂晓太阳出升前，应该叫晓阳，这又和小于洋二字谐音。为了给儿子一个像样儿的名字，我写下了几十个名字，摆了一桌子。我迷迷糊糊听到鸡叫时，制片来敲门说：“老于，你太用功了，昨晚我看你准备剧本到深夜，都快亮天了，你房间的灯还亮着哪！”我不禁笑了笑，让他看看满桌的名字……

    回到北京后，我和杨静反复考虑、讨论，还是叫晓阳，我们共同画了一张静静的江面上冉冉升起了一轮红红的朝阳，以纪念一双儿女的名字和我们俩的名字字义相连……

    接着我又参加了《粮食》剧组，演个八路军团长。又在《山里来的人》里饰演陈团长。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饰送药人。在《五彩路》中饰演藏族青年、甫巴叔叔。在《革命家庭》中演地工人员老梁。直至1963年我被珠影借去参加了《大浪淘沙》的拍摄。

    《大浪淘沙》是根据小说《在革命的洪流中》改编的，写有着不同的经历，带着不同的动机走到革命大潮中的四个青年，结拜成兄弟，在斗争中又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

    我喜欢今公寿，我也喜欢整个剧本和那几个兄弟角色。大家都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角色之间真有如亲兄弟般的默契，是一个极成功的创作集体。

    导演是我的老友伊琳同志，他此次真豁上老命，尽心尽力要创造出一个精品。

    各方领导均很关心此剧。陶铸同志也常到我们的拍摄现场，也曾把我们请到他家作客，他为我们讲当年黄埔军校和大革命时期的情况，介绍当时的生活和有关的资料。

    陶铸和彭绍辉同志都很喜欢这个戏。

    但康生和柯庆施却不喜欢这个戏，说什么“为什么不拍工农兵？专爱拍知识分子？”所以这部戏完成后，一直被搁置。被批判几年之后，才和广大观众见面的。这部戏拍了两年，直至1965年还在做修改。导演伊琳同志费尽心机，熬尽心血，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此片上映时，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令人欣慰的是，这部影片面世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

    有人说新中国电影的辉煌造就了我们的黄金时代。是的，党的培养和观众的支持，同时代一起造就了我们的艺术生命。这个生命的辉煌确实是和那个黄金时代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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