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

    于蓝，1921年生于辽宁省岫岩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影协常务理事。

    参加拍摄的影片有《白衣战士》、《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获莫斯科第二届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烈火中永生》。

    我的青少年时代

    一片雪白，北国的冬天。

    苍茫大地和起伏的山岗，已经披上了厚厚的冰雪盔甲。穹隆是那样低沉、昏暗，还在纷纷扬扬地飘落着漫天不尽的雪花。

    天色已晚，在这一片灰白之中，只有远处几个孩子的身影在那里跳动，显得那么渺小，但他们却像天地的主人，不畏严寒，毫无恐惧，尽情地在积雪中滚爬。这是我的哥哥于亚伦带着我和他的同伴们在哈尔滨南岗的雪地里游戏。他们都是男孩子，伏在爬犁上，借着起伏的山岗顺坡滑下，玩得那样开心！我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也许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多余的小尾巴。他们一点也不管我，想把我丢在一边，可是，我却执着地不让他们把我甩掉，我跑上跑下地跟着他们。也许，哥哥觉得无论如何也得让妹妹滑一下爬犁。于是，偶尔也让我尝试一下这种冒险的游戏。我不断地摔倒跌落在积雪之中，但我不哭，接着再爬在爬犁上，继续滑雪。就为这，我受到了赞扬，似乎不再是个小尾巴小累赘了。这北国的冰雪，凛冽的朔风，在我稚弱的心灵中，悄悄埋下了对家乡、对祖国辽阔大地无限爱恋的种子。

    母亲重病长年卧床，哥哥承担了母亲的责任，几乎每天都带着我去玩，而我又是那么幼稚单纯，什么忧虑、害怕都不懂。在我8周岁时，妈妈离开了我们。

    记得在学校时，我虽不是穷孩子，可那么多的同学都比我富有，她们衣着鲜丽、整洁。特别是两个军阀的女儿，每天汽车送到学校，保姆等在学校，每堂课一下来，保姆就替她们更换一次衣服。对这种特殊的学生，在我小小的心灵上就埋下了不平的疑问。她们为什么那么富有？在学生之中为什么会有贫富贵贱之分？

    第二年，因父亲调到张家口任地方法院院长，我们随继母搬到沈阳祖父家中。一切还没有习惯就发生了巨大的事变——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记得那一天的深夜，有隆隆的炮声，第二天清晨，人们惊恐相告：日本人炮轰北大营，占领了沈阳城。从大人们的恐慌中知道家乡遭受了灾难，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土地，东北三省即将沦亡。事变后不久，我随继母逃往关内，到张家口去投奔父亲。火车上人挤人，人压人，一片慌乱恐惧的逃亡景象。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了我们的和平生活。颠沛流离，家破人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极深的印象。

    张家口是塞外城市，在城内就可以望到高高的山峰，驼群随着动听的驼铃声，络绎不绝地从城内穿过。我常常望着远远的青山出神，希望马上去爬山，大人们却说：“望山跑死马，离这远得很哪！”

    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娘娘庙，有几十层的石阶高高耸立，每当端阳佳节就有盛大的庙会，烧香、求子和购买珠宝玉器的游客，摩肩接踵，人山人海，这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祖国的山山水水和民间的风俗不知不觉都刻印在自己生活的记忆之中，它使我热爱自己的祖国。

    我和姑姑同住小小斗室，这时，我开始积累文学知识。因姑姑和继母都是读书之人，她们在这塞外城镇里还找不到自己的去处，因此买了许多古典名著来消愁解闷。十来岁的孩子精力充沛，常常在课余之后躲在斗室之内，饱览这些名著，像《镜花缘》、《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都读了个遍。由于知识所限，只看懂了故事，对其内涵却是不懂的。因为自幼丧母，我对《红楼梦》则有极大的共鸣，开始懂得了人间有不平、有争夺、有悲欢离合……这时我才深深悲痛自己失去了母亲。这些古典名著哺育了我对人生和艺术的一些朦胧观念。

    1933年因姑姑在天津河北女师学院读书，我考进了这个学校的中学部。这是我难忘的一个学校，并不是学校给我什么特殊好感，而是这段学校生活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在中学部学习时，先后教我的二位国文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第一位姓李，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忠实追随者，主张复旧，连她的衣着装束都按“新生活”要求，不露肘，不露腿，更不能露出女性的曲线。她在课堂上喋喋不休地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观点（即要抵抗日本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在初中二年级时换了一个何老师，她的相貌并不惊人，但朴实精干。课堂上她从不讲政治观，却以介绍文学作品的形式推荐了《萍踪寄语》。她说这是作者邹韬奋先生赴苏的亲身观感，不动声色地启迪我们放眼世界，从不同的国度来探索人生。这是我日后走向共产党的萌芽状态。她还教会了我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使文章感人。她推荐了许多世界名著，这些作品陶冶了我的思想感情，铺垫了我的美学基础，初步形成了我对人生的美、丑观念。我爱真实、善良、正直富有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操，深深同情在社会底层受污辱、被损害的人民，这些乳汁是我日后能够追求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是国家命运的召唤。我读初中的时代正是国家动荡与屈辱的年代。1931年“九一八”家乡的沦丧，1935年日军威胁平津，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华北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答应在华北撤退中国军队，取缔一切抗日组织和活动，还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殖民地。这一秘密协定一公布，举国震惊，激怒了平津学生。12月9日北平学生走上街头，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的口号，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北平学生没有畏惧，在12月16日再次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天津的学生声援北平学生于12月18日也举行了全市学生的游行示威。在这场斗争中，我不顾学校和家长一再阻挠，毅然决然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我们手挽着手，臂膀靠着臂膀，热血在心中沸腾，不怕牺牲要和反动政府对抗到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些十四五岁的少年，为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勇敢、执着、纯真的神态实在是可爱。

    1937年7月7日凌晨，断续的炮声震撼了北平的市民。我正在家中度暑假，面对日军的侵占，忧心如焚，每夜把被子堵在窗口，倾听中央电台播放的总是“浴血奋战后撤退……”的消息，我天天希望“国军”能早日收复失地，而“国军”却节节败退。我怎么办？难道从流亡学生变成真正的亡国奴吗？即便读书，毕业之后干什么？给日本人做事？不行！那么不做事去结婚，当太太？不行！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我也找不到，我们被抛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哪里是出路？

    1938年春，好友王淑源来到北平，当她了解到我的痛苦后，悄悄说：“知道吗，在你的身边，平西就有抗日游击队！”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她又说：“中国不会亡，许多地方都有抗日的游击队！”就这样经过她的努力，我和同窗好友赵书凤又历经了秘密而紧张的准备，终于要和亲人们告别了。我们走的时候，赵的母亲并不知道我们去的目的地，老太太不识字，但是相信我们是寻找自己的光明前途。她为我们祝福，也为了家庭的安全，替我们更改了新的名字。她对自己女儿说：“希望你走上平坦的大路，就叫路吧！”对我她也寄以母亲的目光，深情地说：“你就叫蓝吧！希望你们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我们（赵路和于蓝）含着热泪告别了老人家，用自己的双脚，历经几千里的步行，终于到达了万里无云的天空下——抗日的革命圣地延安。

    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啊！宝塔！”当我们筋疲力尽地拐过一个山角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真的，我的眼睛一亮，远远地在黄土高原之巅耸立着一座宝塔！这是延安的标志，也就是后来被延安的人们爱称的宝塔山啊！年长的同志欢呼着：“到了，到了！”说也奇怪，我的腿立刻有劲了！大家像跑步一样，边欢叫，边急走！很快进了延安城。当时日寇尚未轰炸延安，所以延安还有完整的城墙！因为战争的原因，从平西走到延安，我们都是走的山野之路，经过的是农村乡镇，即使经过一两个县城，也从未进城观览过。这时，一进入城内，一派和平景象，人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们很年轻也很调皮，到了招待所，放下背包就让队长去办理报到手续，而我们则跑出去玩了。

    和我经过患难共同参加革命的赵路同志，她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与朋友，她和我一块去逛城，我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街上很多人都是穿着灰色、蓝色军装式的制服，老乡们卖着枣饼、火烧、油糕和肉食等食品，当然也有枣子、粗梨之类的水果，看起来品种是太少了，但人们也都视为珍品，买卖还十分兴隆。忽然有一座教堂建筑映入眼帘显得洋味十足，在这偏僻的小县城里好像很不协调，但是却不断有人拥进，我俩怀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拥进去了，只见里边黑黝黝的坐满了人群，歌声沸腾，台上有两盏耀眼的灯光，后来才知道它叫汽灯，要打足了气才能燃着。灯上边有一条红布的大横幅，横幅上贴有白色美术体的大字：干部联欢晚会！“干部”、“晚会”这两个词语我第一次看到，好不新奇！台上一位穿着灰色军大衣的女同志在动情地挥舞着双臂，在那里指挥台下一队人唱歌，歌声热情嘹亮，我们被火热的情景吸引住了，就站在最后边翘首观望。歌声刚停，一位男同志站了起来高喊着：“唱的好不好？”众口一声“好！”他又喊：“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接着：“再来一个，××队”“再来一个，××队！”台上指挥的女同志却在指挥呼叫：“该谁唱？ ”唱过歌子的队伍马上呼应：“××队！”“××队来一个！”拉拉队响成一片，歌声此起彼伏，好热闹啊！我的心和他们一起跳了起来！

    正式的演出开始了，原来是鲁艺演出的三幕话剧《团圆》，剧情是：在中秋之夜，通过一个家庭对怎样才能团圆的不同观念展开矛盾！主人公争取了更多的亲友支持，说服父亲同意他（刚从监狱释放归来）再出去参加抗日工作，父亲终于明白只有把鬼子赶出去才能真正团圆。日后我才知道剧本是由鲁艺的院长沙可夫同志所写，而且许多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像左明、欧阳山尊、李丽莲、袁牧之等都参加了。我被演出感动了，戏中似乎就有我们自己，觉得那样贴近，那样亲切，我们如醉如痴地一直站着看完。当大家都走散了，我才想起还不知自己将在哪里睡觉呢！我们赶紧跑回招待所。

    招待所内已经静悄悄了，大家都已入睡，只有我俩迟迟而归，领队的同志看我们那么兴奋，似乎不忍多加批评，只说了两句就叫我们到女生宿舍去休息。谁知我们真的太迟了，炕上已挤得满满的，都是今天刚刚来到延安的新兵。地下铺了一领大炕席，席上已有两位女同志睡熟了，只留下半席之地叫我俩睡。此时我傻了，睡在地下？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噘起嘴来十分不高兴，但也无奈，领队的同志比较年长，一看光光的炕席，只有一床夹被，怎能入睡？领队同志是个营级干部，他们都有毛毯，悄悄地把他们自己的毛毯送来，并替我们铺在地上：“一条当褥子，一条当被子，两人合盖，快睡吧！不早了！”他们走后，冰冷的硬席使我一时难以入睡，我嘟囔着：“还是东方莫斯科呢？哼！就这样！”我十分不满地想起带我参加革命的黄秋萍同志曾说过“延安是东方的莫斯科”，此时我觉得实在不像。

    大概太累、太兴奋了，很快倒也睡得香香的，当起床号声催醒我时才睁开双眼，因为确实寒冷，两肩和两腿都很疼痛！但是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热气腾腾的伙房，开水、馍馍、小米粥，一切都是那么简陋，一切又都是那么热乎乎的！总之，说不上十分好，也说不上什么坏！我的心情太复杂了，大约昨天夜里的冷席带来的不快还留在心中。很快，领队把我们带到一个院内，每人领到一张表格，要填上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和简历。当我拿起这张表格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边各有一行醒目的铅字，一边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另一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一下子我的眼睛热了起来，一切不愉快瞬间消失，一股高尚的感情激荡着我的热血。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仅仅是走了千里多路，仅仅是受了一点点苦，可是，我们被珍视为祖国的优秀儿女，我感到自豪，人格受到尊重，我感到自己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人！我决心战胜一切艰苦，不辱没这优秀儿女的称号。

    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来延安的青年是那么多，真是难以数计，第二天我编了班就离开了招待所，因为那里又有新来的伙伴，我们必须搬到城里。谁知这个城里的宿舍更为奇特，那是城边的鼓楼，由于历史的变迁，早已没有鼓更没有楼了，只是四根柱架还保留着而已。我们一班同学登上柱架，原来中间又是用席子在四周钉好就算是墙壁了，这样睡在里边可以有个遮挡。10月底的西北高原，寒风阵阵，这只能遮挡人们的目光，哪里能遮挡寒风呢？我被任命为班长，想到黑夜来临，睡在这里，四周无人，不免心中发颤，但我却鼓起勇气说：“妇女睡在这里太不方便了！”可是带我们的干部却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要克服困难，没地方，只能住这，明天送你们正式入校。”我们又在这四面透风的鼓楼架里睡了一夜！说来奇怪，睡着了，谁也没有害怕！

    很快我们编入抗大八大队五队，住在清凉山下的一所旧庙内，庙里早就没有佛龛了，作为宿舍的房间都打上了土炕，我们班住在西侧的耳房内，朝东的墙壁只有半截，上边是透空的，可能作为窗户可以进光，没有糊纸更没有玻璃。10个人睡在一铺小炕上，虽然十分拥挤，但比较暖和。记得有一天，班长汇报结束，回到宿舍我却再也挤不进被窝了，透过半截空当的窗，我看到天上明亮的月亮，不由得心酸了，是想家了？还是觉得委屈了？我也说不清，竟对着月亮哭泣起来。这时我只有17岁，对于这些艰苦还不那么习惯，这时一位大一点的同志，她叫刘素心，被我哭醒了，她马上拉开自己的被窝把我拉进她的身旁，两个人都侧着身子睡下了。这时我感到那么温暖，这位大姐姐以火热的友爱解除了我的委屈，并且日后她使我们班上充满了革命的友谊，以后我们班上的10个同志按年岁排行，她排在第二，大家都亲昵地称她为二姐，至今大家见了她，仍呼唤“二姐！”亲爱的二姐，因我排行最小，总是特别照顾我。那时每人都得轮流值日打扫卫生，有一天，她笑着说：“你们看于蓝在画梅花哪！”起初我还以为是表扬我，大家都笑弯了腰，原来她是批评我。因为我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都没有扫过地，自以为很卖力气，实际上东一笤帚，西一扫把，尘土扬得老高，却漏下很多地方没有扫。她笑过后，把着手教我扫地，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学习劳动。

    我们天天早起跑步练操、学习上课，每人发一只板凳，听课时当椅子，做作业时当桌子。晚饭后自由活动，在清凉山下，在延河边上都是我们散步谈心的活动场所。晚上7点要集合点名，然后就是歌咏活动，这是大家最喜爱的活动之一。我们学了许多歌曲，最先唱的是我们抗大的校歌，“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这句歌词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们真是处处体验这艰苦的传统，而且是刚刚开始，我们确实还将要走很长也很远的艰苦奋斗的道路呢！

    党建第一课

    王鹤寿同志是我们党建课的老师。他是北方人，为我们上课，我们很爱听。他总是把党的许多基本原则深入浅出地讲给我们听，特别是他有很多实例，像故事一样吸引着我们。他把革命先烈的事迹讲给我们听，李大钊、方志敏等革命先烈如何慷慨就义，如何英勇牺牲的，他都讲得生动感人，也讲了他自己的监狱斗争生活。我深深敬佩他，虽然当时我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但我深深铭记革命的气节应是每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我在参加革命前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时，也曾朴素地暗暗发誓，绝不能从我口中把八路军的秘密联系地点泄露出去，并且做到了。此时我更加相信自己有勇气有决心有信心实践这一誓言——永不背叛革命，永不背叛党。

    在延安抗大的生活确实有如校歌中所唱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热爱延安的生活，官兵是平等的，同志们是友爱互助的，歌咏活动那样普遍，不论课间、饭后你都能听到山谷中传出嘹亮的歌声，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都住满了誓死与日寇战斗的热血青年，他们的歌声不时从那里传出，正如郑律成同志编曲的《延安颂》中所唱：“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结成了坚固的阵线！”这就是延安真实的写照！在这样气氛中生活的我，怎能不快活不兴奋？在旧社会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子，现在我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泼好动的女青年了！我曾经给当时还远在大后方昆明的哥哥写信说：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但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我爱延安，更爱延安人！

    我像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鸟，每天欢笑蹦跳，有一天副指导员丁汾同志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绝不会要我这样对革命理论还不大懂的孩子呀！当然我十分惊喜，但马上，我又想到自己还做不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我想家，打败日本鬼子我还要回家。我把自己真实的心里话告给了她。她笑了，她说：“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也都要回家呀！”我说：“我还怕铁的纪律！”她说：“什么叫铁的纪律？就是人们自觉自愿遵守的纪律，因为自觉自愿它就成为铁一样的坚硬了，并不是有什么生硬强迫的纪律。”我半信半疑地望着她，她说：“你再想想吧！然后告诉我。”又是可敬的二姐她帮我认识了党组织的伟大作用。她说“凡是愿意为抗日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去奋斗的人，大家组织在一起形成坚强的力量，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才能加入组织，你参加组织之后，这个组织还会帮助你不断提高，这些来延安的人都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来找党的。”在她的帮助下，我明白了自己可以在党的组织内继续锻炼成长，我终于向丁汾同志提出了自己的入党愿望。经丁汾同志和队指导员王珏同志介绍，我于1939年2月17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还是处在秘密状态，那天夜里，我们各自来到指定的地点悄悄集合，这是山上校部的一个窑洞，那里已聚集了十几个同学，油灯闪闪，映着墙上一面鲜红的党旗，旗上边有马、恩、列、斯的像，旗下边用毛笔写着入党的誓词。我的心跳着，感到万分的激动，我和大家一起举起了右手握紧拳头，跟随指导员发出最衷心的庄严誓词。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夜晚和自己的誓词，心中再一次地重复永不叛党的坚定信念。

    我们自己常说自己是喝延河水，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但决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延安的思想光辉鼓舞我去工作，鼓舞我去战斗，鼓舞我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延安的文娱生活是十分活跃的，这些文娱活动总是和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我经常参加一些业余的文娱活动，那年为了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我参加五幕话剧《先锋》的演出，作者是颜一烟同志和史行同志，由我扮演女主角学运的领袖沙红。这出剧获得了好评，因此我在1940年被调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当了演员。当我成为专业演员以后，特别是扮演农民角色就很不出色了，尽管也学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但始终未获得预期的效果，这样我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而且毛主席还亲自来到鲁艺为全校师生做了重要的讲话，要我们离开“小鲁艺”投身到“大鲁艺”中去！当时王大化、李波、羊路由、安波、贺敬之、刘炽等同志首先走出小鲁艺到群众中搞起新秧歌运动，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真是盛况空前，每到一处都是漫山遍野坐满了人群，广场上里三层外三层的站满了群众，欢乐之声回山震谷地响彻了革命圣地延安，群众热烈地欢迎“鲁艺新秧歌”，我跟随很多同志一起向他们学习，后来我非常荣幸地在枣园为毛主席和他居住地的群众演出了“兄妹开荒”。1943年冬，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艺和其他几个专业团体分别派到陕甘宁的五个分区去劳军和为老乡演出，鲁艺去的是绥德分区。这次真的到“大鲁艺”中去了，短短的四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生活感受，一幅幅生动的生活景象，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他们的劳动热情，工作智慧以及他们的幽默的天才都深深印在我脑海之中，这时我才开始懂得了毛主席所讲“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的道理。有一次，我们在双谷峪参加一个群众追悼公安烈士的大会，无数的民兵扛着红缨枪，无数群众列着整齐的队伍前来，静静的会场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忽然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人群的背后，我也抬头望去，原来远处一个农民牵着一头毛驴朝着会场走来，上面坐着一位身穿便服的中年妇女，她就是烈士的妻子。她并没有哭泣，在她默默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克制着巨大的悲痛，我好像看到一种不同于一般农村妇女的神态，那是什么呢？我反复思索，终于明白了她的神态里不只是悲伤，而是觉悟和力量，那是她和丈夫在长期共患难的战斗生活中所获得的气质！沉重的打击，她没有被压倒。她在我日后的创作生活中，是使我能捕捉到革命妇女形象和气质的重要起点。当时我们鲁艺工作团根据子洲县的材料编写出《惯匪周子山》，描写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周子山因个人主义膨胀被敌人收买叛变革命，经过党员马红志等同志的斗争，终于打进寨子捉获了叛徒。剧本虽然写出来了，但由于缺少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排练工作很困难，后来团长张庚同志和导演水华同志请来一位申红友同志（区干部），他不仅参加过土地革命，而且喜爱戏剧。由于他的帮助，排练工作起了变化，例如第一场戏是红军小队长谢玉林前来马家沟找当地的革命领袖马红志商量与布置攻打黑龙寨的行动计划。刘炽同志演谢玉林，他穿着红军军装出场，申红友叫他脱下红军军装，换上赶羊人的羊皮袄，手中要拿着羊鞭，这一指点立即把演员的想象活跃起来了，在台上自如地动作起来。继之谢玉林来到马红志家中，场面就更吸引人了。我演马红志妻子，当谢叩门时，申红友对我说：“你不能马上开，要听听是不是自己人的暗号……”又对马红志说：“你不能一下子出来，你要想到深夜农村油灯不能亮出来……你要拿个斗（盛米的斗）遮住油灯……”演员一下子把土地革命斗争的生活气息捕捉到了，戏排练成功了。演出时轰动绥德、米脂一带，回到延安也受到普遍称赞。我扮演马红志的妻子，由于申红友的帮助和前边那位烈士妻子的精神气质给我的影响，我的角色创造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审美的标准和观念都起了变化，不再追求双眼皮大眼睛的化妆美，而是追求质朴真实充满生活气息的气质美，同行们说我们的角色富有时代特色和艺术魅力。这次从“小鲁艺”迈向“大鲁艺”虽是第一步，但这是我艺术生命史上最难忘的一课。

    舞台、银幕和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令人气愤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沆瀣一气，竟不向解放区和八路军投降，这引起全国人民，特别是抗日军民的愤慨。周恩来同志号召我们用自己的双腿去和蒋介石的飞机、火车、轮船赛跑，尽快去歼灭日军，迫使他们早日向我军投降。鲁艺组成两支队伍，一支赴华北，一支去东北，我和田方于9月2日随赴东北战场的干部大队出发。经过两个月在紧张的战争气氛中的行军，于11月2日到达了沈阳城。我们文工团在城市、农村、前线、工厂等地演讲、唱歌、演出……满腔热情地向东北人民宣传八年抗战的历史。第二年内战开始，我们又在炮火中开始了解放战争的文艺宣传。在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同志为了让被日军奴役40年的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不仅有会打仗的队伍，而且有素质极好的文化队伍，他让我们排练曹禺的《日出》。沙蒙同志任导演，何文今同志任舞台设计，我、王大化、张平、颜一烟、林农、欧阳儒秋、吴梦滨、杜粹远等分别担任了主要角色，整个演出轰动了大连市观众。至今，韩光同志还称赞我们的文工一团在大连为党立了功。

    在辽南巡回演出时，我的爱人田方已奉东北局之命前往长春接管“满映”电影厂了。1946年夏，东北电影制片厂就在“满映”骨干人员的基础上北迁至鹤岗，建成东北人民电影制片厂。11月间，我离开文工团调往电影厂，开始了电影生涯。历经战争磨炼的东北电影制片厂首先为战争服务，拍摄新闻纪录片。1947年的12月，我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田新新，现是中国新闻社录音师，擅长音乐录音），他未满周岁就随我进入硝烟刚息的长春市去筹办第四期电影训练班了。

    1948年冬，我在《白衣战士》一片中扮演主要角色——医疗队长，是写中国的南丁格尔李兰丁的事迹。我虽深入了战地医院的生活，但因初次由舞台转向银幕，尝了不少苦头，影片完成后，心中极为不安。此时陈波儿同志已在北京任电影艺术处处长，她写信给我：“于蓝，你表演的道路是正确的……”以释我的不安。后来影片受到全国妇联的嘉奖，邓颖超同志亲自颁奖，由我代表受奖。

    1950年3月30日，我调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这是我电影生涯中的重要阶段，我在北影工作了30个年头，主要作品都是在这个阶段诞生的。

    1951年，我被《翠岗红旗》的剧作杜谈同志推荐给张骏祥同志。张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合作中我对他十分敬仰，他创作态度严肃，对电影美学很有研究，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影片完成后，由于批判《武训传》的大背景，也受到了“左”的干扰，很多人说主人公无所作为，而敬爱的周总理却给予支持说：“主人公向五儿就应该如此，剑拔弩张在白色恐怖中是坚持不下来的。”他还对我说，毛主席和他看了三遍这部影片，并嘱咐大家不要忘记老区人民对革命的贡献！以后该影片在捷克卡罗里伐利电影节上获得了好评，并获1949-1955年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

    《翠》片尚未全部结束，便爆发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1951年北影演员赴朝鲜战场深入生活并慰问部队。我与李白万同志领队，这段珍贵的战斗生活更使我深深怀念。

    1951年夏从朝鲜归来不久，冼群导演邀请我参加他执导的《龙须沟》，10月份开始深入生活，由于各种原因，次年4月份开始投入拍摄，此时我的第二个儿子田壮壮出生了，未出满月，我便走进摄影棚拍戏了。在深入生活阶段，我也没有因为怀孕而减少丝毫工作强度，当时的创作手记至今保留着。我跑了许多大杂院，结识了许多劳动妇女，有的至今还是好友。我研究、体会、揣摩她们的形体、声音、动作都有点入了魔。最有趣的是，我当时是北影工会的副主席，工会要我动员家属搞好安全卫生工作，家属们集中在摄影棚内（当时全厂还没有礼堂），我面对家属们说着说着，忽然觉得她们就是我们剧中的王大妈、丁四嫂、二春……我的心热起来，感到自己不能再用文绉绉的话语了，我应该用苏嫂（我角色的模特之一）那样高的嗓门和大家心碰心地讲话。讲着讲着，我竟下意识地做出了平日练习角色的几个手势，家属们微笑着，我觉得我和她们的心沟通了，我突然捕捉到了程娘子这一角色的感觉。原来由于生活的积累，角色早已活跃在我的大脑中了，通过我（有内心和形体两个方面）和家属们的交流，并发出角色创作的火花，程娘子诞生了。著名戏剧家焦菊隐是话剧《龙须沟》的导演，他看了我们的影片后，对我的程娘子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说：“娘子开始性格不够稳定，但对地痞流氓的斗争演得很好，解放后娘子形象很丰满。”这也正是冼群导演对我的期望，我没有使他失望。

    1953年冬天，我旁听了苏联导演列斯里教授到中央戏剧学院的讲课。第二年春，苏联表演专家库里涅夫来戏剧学院开办表演干部训练班，我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准备了朗诵和其他科目参加了考试，很荣幸地被录取了。岳慎、田华、方掬芬、鲁菲等都是我的同学。我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丈夫田方送我一个日记本，上写着：“做一个好学生。”并叮嘱我不要牵挂家里和孩子。学习期间，儿子田壮壮患很危险的猩红热住进医院，田方没有告诉我，几年后我才知道田壮壮患过此病。田方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因工作需要，他放弃了他所热爱的表演事业，把对表演的热爱寄托于其他演员，他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电影演员剧团，为电影演员创造了学习的良好条件。

    在表训班，我没有辜负人民和田方的期望，学习成绩优秀，还兼学习代表和支书工作，人累得很瘦。1956年夏，在毕业典礼上，每个同学都穿上节日的服装，我穿了一件白色旗袍，襟上插了一朵红色的小花，库里涅夫疼爱地对我说：“你很好，也很漂亮，只是太瘦了。”这是我系统地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生涯，如此丰富生动科学的表演技巧，把我实践中朴素的表演方法升华了，使我以后的角色创造更加成熟起来。当时毕业剧目之一是高尔基的《小市民》，演出很轰动，全国话剧界的同行几乎都来观摩学习。毕业后我又留校帮助孙维世同志创建中央实验话剧院，并参加演出建院的第一个剧目：《同甘共苦》（剧作岳野），我扮演华云，应该说并不太费力气。有一天，周总理来观看演出，每个演员都很兴奋，我的戏结束得比较早，导演孙维世同志叫我卸装后陪同总理看戏。当我悄悄地坐在总理身旁时，总理很高兴，但却轻声说：“于蓝，你是不是太使劲了？炉火纯青要有分寸感。”他一语道中了我的弱点，我因想博得总理的好评，太卖力而过了火。总理使我获益匪浅，使我懂得，分寸感正是炉火纯青的标志。

    1957年张水华同志来电话，说舒绣文同志心脏病发了，不能在他执导的《林家铺子》中扮演张寡妇了，恳切地希望我来帮忙。从此，我开始了和水华同志的长期合作。

    在国庆10周年的前夕，我读了陶承同志的回忆录《我的一家》，爱不释手，就向水华同志推荐这本书，并毛遂自荐地说：“如果你们尚未找到合适的人选，我愿扮演母亲这个角色。”不久，我们合作了，为了体会角色，也和陶承同志成了忘年之交，直到她逝世前我们都有极密切的友情。剧本改编是夏衍同志，他反复叮嘱我说，周莲是家庭妇女，不要演得起点太高。水华同志则一再强调要在“变”字上下功夫。我体会到，一个不识字的穷姑娘，在丈夫的关怀与影响下，从贤妻良母变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母亲，她是在“爱”的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变”着。记得剧本中有梅清和周莲婚后，梅清带回一双小鞋，与妻子周莲追逐嬉戏，在石榴树下，寓意妻子已孕。我和扮演梅清的孙道临同志都已年近40，演起来总缺少点真正的稚气，不免有点造作，样片放映后大家都不满意。我向水华同志建议改成认字块的细节，我把那久远的时代里，父亲教母亲认字块的情景告诉给水华。他十分赞赏，并把他依稀记得童年时姐辈们腼腆羞涩的神态讲述给我。这样这场戏演得生动起来，并从丈夫教妻子到妻子再教子女，转化了时空，从蒙上盖头红到此，完成了从少女到少妇的变化过程，富有时代特色和久映不衰的艺术魅力。这个创作集体有一群执着追求艺术创造的电影艺术家。已年近40的我扮演16岁的少女，决不单纯是演技可以解决好的。第一次样片出来，差距太大了，导演水华同志与摄影师钱江同志请来厂内好几位摄影师、化妆师和照明师站在我的面前悉心研究，美术家池宁同志为我的服饰设计、发型和化妆师探讨，又在汪洋厂长的支持下重拍了出嫁这组镜头，终于成了！至今我都怀念着那个创作集体的艺术氛围。当时我只想创造角色，从未想到要获什么奖，更未想到1961年能在莫斯科第二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回国后不仅没有得到宣传，而且还很紧张，毫无荣耀感。在十年动乱中，它竟成了黑线人物的罪证之一。由于合作的顺利，我和水华同志又再次合作，从改编小说《红岩》到拍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以及深入生活，调查访问，前后有两年多的时间。《我的一家》和《红岩》都是由夏衍同志亲自执笔改编的，导演水华同志又是多次与我合作，这两位老艺术家那种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创作态度对我的艺术气质有很大的影响和熏陶，我十分珍惜这几次学习机会，他们是我敬重的良师益友。夏衍同志对我说：江姐不是刘胡兰，也不是赵一曼，不要横眉冷对表现于外。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原来江姐只有两场戏，但夏衍同志感到江姐的事迹很感人，在改编时就把江姐改成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之一。我从江姐的大量素材中发现她感情丰富而炽热，而她又常常在最激动的时刻表现出超出常人的平静与从容，我努力探索捕捉这两种色彩的反差，终于找到了答案：江姐善于思考，思考使她超出常人而成熟起来……角色的特征与角色的内涵我都找到了，“炽热”与“从容”使我创造出外柔内刚的江姐形象。我以朴实忠贞的革命气质和温柔炽热的女性风采使江姐赢得了观众。整个影片的创作过程，全摄制组都被革命烈士的情操激励着，每个角色都是导演精心挑选的演员，每个演员都是在革命的激情中精益求精地完成了角色的创造。所以影片完成后反响极为强烈，几乎一致称赞这是部好影片。周总理看后说：“很好嘛！你们赢得了观众！”这样又把片名定为《烈火中永生》，不久，郭沫若同志为我们题写了片名。

    几十年过去了，由于影片的复映，使许多青少年又有机会看到这部影片。因此，江姐的形象获得了几代观众的厚爱。作为人民的演员，这是最高的奖赏，也是最好的荣誉。我不因此而忘乎所以，我深知自己并非才华出众，只是由于多年生活在革命的队伍里，并有多年的艺术实践，加上难得的机遇和个人的努力，才会稍有成绩！1989年我获得了中国电影周报评选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十佳电影明星之一，当然是意外的，因为我一直没有把自己放在明星的行列里，但我感谢观众和同行们对我的挚爱与鼓励！

    十年动乱中，我的爱人田方同志逝世了，给我沉重的打击。但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又给我以生机。在“文革”中，过重的体力劳动使我从房顶上摔下来，右脸偏斜，神经麻痹，不适宜再做演员了，故改行当导演。1977年我和李伟同志联合导演以马背小学为背景的《萨里玛珂》，继之准备拍摄《陈毅出山》，因患乳腺癌而入院。

    1981年，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文化部党组决定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现名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推荐我为厂长。6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从此我进入生活中新的角色创造，即如何做好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我和儿影同行边筹建边组织生产。在实践中为不断提高儿童影片质量而努力。我的宗旨是“要对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负有高度责任感。1987年春，新的厂房建成，邓颖超同志在病中为我们题写厂标，现已铸刻在厂门墙上。新的厂房建成，也正是我把厂长这个班交出去的时候。然而，电影艺术和儿童电影事业是和我的生命与血液熔铸在一起的！正像我的“第一课”说的那样：“我要死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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