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羽

    石羽，1914年生于天津，原名孙坚白。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艺委主任、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解放前后出演的话剧、电影有《伪君子》、《雷雨》、《日出》、《群魔乱舞》、《阿Q正传》、《残雾》、《国家至上》、《夜上海》、《雾重庆》、《蜕变》、《棠棣之花》、《屈原》、《大雷雨》、《虎符》、《重庆二十四小时》、《狐群狗党》、《北京人》、《夜店》、《小市民》、《群魔》、《小城之春》、《上海屋檐下》、《全家福》、《红色风暴》、《西望长安》、《尤里乌斯·伏契克》、《风暴》、《第二次握手》、《樱》、《电梯上》等。

    小时候，看过一出文明戏，名字和主要情节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有个小片断，却一直萦绕在脑海里。说的是一奴仆，受主人命，上街买油。主人再三叮嘱：要从掌柜那里讨一张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菜单来，好招待宾客。事情办妥，仆人左手提肉，右手攥着菜单，心满意足走在街上。不料，被两个小流氓窥见，一前一后戏耍，趁其不备，将肉抢去后，跑掉了。仆人先是一怔，继而紧追几步，忽然停住。渐渐转怒为喜笑出声来，自语道：“你拿走肉，有什么用？你不知道怎么吃！”说到后一句，把手里的菜单，向那小流氓去的方向，抖了又抖，十分得意，似乎比来时更高兴地大步流星回家转了。他笑了，观众也哈哈大笑，落得满堂彩。

    大人们笑什么，我不懂。可我被他那从里到外的认真劲儿给征服了。每当我踢球、打弹玩腻的时候，或是有什么不痛快的当口，一个人闷坐在那儿，这位实心眼的仆人，就从我的脑海中跳将出来，同我作伴，给我解闷。

    我家的左邻有个狭窄的小杂院，住着一个中年的疯女人，穿着褪色打着许多补丁的彩裙，蓬头垢面，头上插一朵旧绒花。一天到晚忙出忙进，不知干些什么。因好奇，我在离她稍远处尾随她。只见她匆匆跑到电车站，见无人，蹲下身，东捡西捡；一会儿又跑到不远处，捡了不少；然后匆匆跑回家。我在门缝瞥见她把捡的什么，从兜里抓出放在一个发黄的红木箱里了。那天，她生病，众人围着她躺的炕头。我随大人走到红木箱前，打开一看，里面装着的竟是许多废电车票。人们说她男人拐款同人私奔了。她直勾勾的双眼，急促的行动，使我怕，可又想多望她几回。或许是祖母讲民间传说的影响吧，我把她编在我幻想的故事里：她攒“钱”，伺机图报复。

    另外，在祖父经营的作坊门口，一早一晚，一队盲人路过，也引起我的注意。六七个盲人：有老人、有青年，还有妇女。右手拄着棍子，左手搭在前人的肩上，披着破麻袋片，腰里别个筐箩。领路的倒是个眉清目秀的小孩，穿着也挺破烂。他们默默地、缓缓地走着。他们是一家人？看不见如何过活呢？不知为什么常常引起我的挂牵，一日不见，好像失落什么。那老人干瘦的双手，塌陷的面容，妇女焦黄、麻木的神态，以及年轻人佝偻、颠跛的体态，恰似一幅苦行图，牢牢印在心上。上小学时，在街头见老人跪在地上，向路人求告：“老爷、太太，可怜我这瞎子吧！”人们丢下一两个铜板。一会儿领路小孩儿带着另几个盲人来，告诉老人：“天黑了，回去吧！”他们排成队，默默地、缓缓地走上归途。人家说：他们不是一家人，小孩是他们雇来引路的。清晨，孩子挨家挨户去接，搭起队，送到闹市各地段；黄昏，再一个个接来，排成行送回各自的家门口，小孩得到一些钱。我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无声的对话，无表情地相互关切，这些都触发了我难以名状的联想。

    我一家祖孙三代，老人和长辈疼爱我，但他们各有自己的事。谁知道我这个独苗苗的心理，被多少光怪陆离的现象所吸引，给多少耀眼的“光亮”所迷惑呢？祖父的作坊，有三四个师傅帮工。我懂事时，祖父让我称年岁大的为“王爷爷”，年轻的为“叶大爷”，他们待我好。在他们干活的时候，我总是串来串去，看他们怎么干，心里老想搭把手，休息时，瞧他们喝茶、玩牌。相貌不同，个性有别，可都有一副好心肠。我东看看，西瞅瞅，乐趣无限。作坊旁有个车棚，住着八九个车夫。地方不大，屋子放着洋车，人睡在阁楼上，这些人也都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爱护。没事时，我依在他们身上，看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着白天的遭遇：什么警察打耳光啦，小偷从车脚垫下抢钱啦，还有军人坐车不给钱还抽鞭子啦……有时兴奋了，也哼哼“初一十五庙门开……”的小调。有些我懂，有些我不懂。可那激动的神情，憨厚的模样，却叫人感到不平静，感到温暖。

    我还见过一次祖父深夜提着小油灯到驴槽前添草料呢，爷爷太辛苦了。

    当我能明白点事理，看清楚点情况，听得进些话的时候，世界的大门渐渐向我打开，多少事拥进我的头脑里，精神生活丰满了。这些我见的、听到的使我牵肠挂肚，并且渴望看到更多，听到更多，这是不是儿童的求知欲呢？无数生动景象，注进脑海。

    大学二年级时看同学演的一个节目：小学生放学回家，登上凳子，伸手抓糖，拿了一大把，玻璃瓶口小，手拿不出，哇哇哭起来。奶奶跑来，告诉她不要贪多。她只拿两块，顺顺当当，手出来了。娃娃高兴，看戏的小同学也咯咯笑了。意思很简单，受了教育。可我觉得更好玩的是小观众那天真的快活的掌声，看那小演员走下台来，多美啊。要是我有机会上台表演点什么该多好哇。可巧，下一年跟同学演了个小故事：两个衙役出差捡个银锭，都说自己先看到的，争吵起来。回衙求县长明断。结果，三说两说，银锭归了县老爷，二衙役傻眼了。没想到，小礼堂里的同学也拍起巴掌来了，我心里热乎乎的，觉得比踢球、悠荡木好玩得多了。或许听的、见的多了，装起大人来，一本正经。人家笑，我跟没听见一样。打这以后，我常在叔叔、姑姑面前出些“小洋相”，人们笑得前仰后台，我却纹丝不动。

    从家里到学校，没有多远，我常去遛遛店铺和杂货摊。有个卖西瓜和冰淇凌的冯哑巴同我最熟，他认识几个字，每次我路过那儿，不买东西，他也拽着我比画几下。特别是他看到有趣的电影后，就蹦、跳、打着手式，还在纸上写几个字，加以说明，逗我乐，逼得我心甘情愿去看一遭，向他汇报，才算了结。倘几日不见，像丢失什么一般。

    刚巧，不远的街坊，有一对老夫妇，不知从何处得到一部16毫米半旧放映机，开办一个小小“家庭影院”。在卧房土炕墙壁上开两个小洞，权做放映间。外间10多平方米小房，摆下四五条长凳。黑窗帘落下，电影放映了。所放都是卓别林无声短片。一日两场，收费几文。观众多邻里少年，看得分外开心，那戏谑警察的狱卒的机智表现，那羞答答善良心地的流露，令人心醉。

    教体育和音乐的叔叔，常带我到游艺园（张园、陶园、大罗天）、电影院（大光明、上平安）、茶社（劝业场茶楼、北洋茶社）听戏、看电影、欣赏十样杂耍，还常带我聆听小型的音乐会呢。好比一扇扇小窗户都打开了：什么杨小楼、梅兰芳、刘宝全、雍剑臣、常连安、小蘑菇、高五姑、白玉霜、王汉伦、肖英、陆克、米盖罗尼、秀兰·邓波儿……虽巧妙不同，却五色缤纷，引人入胜。

    我还看过独幕剧《一元钱》，老太太反对“洋派”，每说到“饼干”就大声喊：“快把那……‘干饼’吃了吧，我说不来那洋玩艺。”一则表现老人的古板，一则也说明：那时有些所谓新派人，崇洋之风甚盛。轻轻戏谑一下，剧场就会爆发会心的笑声。

    叔叔从机房得到不少“断片”（有时是一段小情节，有时是几个特写）交我粘起，放在他为我买的旧幻灯机里，内置一灯泡。灯亮，手摇，机动，影象印在墙上活动起来了，配上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或外国录的《洋人大笑》唱片。阮玲玉的表演，催人泪下；卓别林的动作，逗人乐个不停。虽是儿童玩具，却令人爱不释手。

    年龄稍大，兴趣更浓。省下早点钱，徒步去远处影院、剧场，或是三不管的地摊、鸟市的说书棚，饱览各样艺术风采。尤其日积月累，看了不少中外名片，虽不明个中深意，却对某些动人情节、细腻表演，留下较深印象。不要说著名影星如胡蝶、阮玲玉、王汉伦、徐辛园、王献斋、王元龙、王桂林、尚冠五……外国的卓别林、嘉宝、麦克唐娜、陆克、弗瑞德·玛区、平·克劳斯贝……也受到一致称道。就是《挂名的夫妻》中惹人怜爱的黄君甫，《孤儿救祖记》中机智救祖的郑小秋……也使我久久不忘。

    考上天津师范，不交学费；毕业后当名教员，确是美事。老校长讲道：学校初创，培育师资要全面发展，不可忽视文体活动，做书呆子。“全面发展”领会不深，而对“课外”心领神会。于是篮球、垒球、双杠、赛跑、铁饼……样样参与。有一次田径赛，我还获得400米冠军呢（当然那次参加的只两三人，但我毕竟到达终点）。之后，组织小篮球队，参加智毅体育会、文艺会，在老师指点和同学熏陶下，身子壮了些，脑子文路也多了些。

    不久，后期班、义务班同学演出两个小戏：《博弈》、《一片爱国心》，轰动全校。真挚的表演和观众的赞叹声，使我激动不已。戏散后，痴痴望着台上，它像“馋虫”样勾引我：怎么，你也想登台一试乎？

    凑巧学校成立戏剧研究会，各班都有同学参加，我自不甘落后。终日摩拳擦掌，恭候演出美景的到来。谁知“美景”只在寒暑假或节日方得出现，平日还是以学为主呢！虽如此，同学们干劲还是十足的。当然免不了磕磕碰碰，情绪时起时落。最操心的是排练、演出的主持人（华静珊、杨贻涛、董心铭、徐继培），他们演戏兼杂务，东奔西跑找剧本、请导演（语文老师陆以洪、图画老师张鸣琦、苏吉亨，南开中学吕仰平，都给我们排过戏）、安排角色、寻找排练场地、借道具、印说明书、做效果……忙得饭都顾不上吃。有时在犯难的当口，大声喊出：“说什么下次也不搞了！”可是当演出赢得喝彩声，又会喘吁吁地说：“暑假咱们再排个大戏吧！”这种心情也为大家所有。业余演出比职业演出，有时会有想不到的麻烦。有次，四幕剧排得正热乎，忽然一位女主角声称要结婚，不能奉陪了。多急人啊，业余活动能有多大约束力呢？只好另请高明。

    1933年三年学制同学毕业了，我们又组织“孤松剧团”。我们在校的戏剧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天津沦陷。大多在校内演出，有时也同校外业余团体联合演出。多是招待场，有时也卖票。

    6年多的时间里，演出过独幕剧《北国之夜》、《求婚》、《打是喜欢骂是爱》、《醉了》、《一双近视眼》、《Sorry阿拉斯》、《打渔杀家》……大戏《国民公敌》、《伪君子》、《钦差大臣》（《视察专员》）、《雷雨》……有的戏没有我，有的戏我当群众，还在《伪君子》里扮个没有台词的老妈子。那时女娃娃哪个肯呢？我想只要全剧好，行，我反串。还挺认真地化装、挺认真地伺候人呢。

    《母归》，袁牧之编剧，主要人物母亲由华大姐演，我扮儿子。大意依稀记得：母改嫁，思子心切，归来探视，互述衷肠，儿子由怨恨到谅解，感人至深。我幼年丧母，见别个孩子绕母膝下承欢，不胜羡慕；又常念起，曾在三四岁时，因不喜欢，将母亲精心做的鞋，丢进炕灶里烧掉，屡感愧疚。加之，在舞台上、银幕上见到的母子温情，都来助我认识这角色。那时不懂什么理论，却明白一点：要演得“像那么回事”。

    1935年暑假临近，孤松剧团拟大干一场。选定国内尚未上演的《雷雨》，真乃初生之犊不畏虎也。我们请来南开中学吕仰平先生为导演。多年来我们的演剧都是在南中的带动和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各班挑选演员：佗晰（原名杨乃庚）饰四凤，李琳（原名华静珊）饰鲁妈、陶一（原名杨贻涛）饰周朴园、严如（原名王炳圭）饰繁漪、高朋（原名高尚信）饰周冲、吴天（原名郭兰田）饰周萍、何福坤饰鲁大海、我（当时化名陈迹）饰鲁贵。好比考状元似的，我们披星戴月地干起来了。

    导演手法，出神入化。几经点拨，心窍打开。随着剧情发展，人物性格徐徐向前迈进了。我见过大宅门穿着长衫的听差们，我也听到过为自己享乐，逼孩子为贼为娼的事。我还在三不管茶楼酒肆中，瞧见过喋喋不休夸耀当年的饶舌者，又气又好笑。不知怎的，那些道听途说和目睹的种种，在排练和对词中为我分忧解难了。演出受到校内外好评，当年《益世报》还为《雷雨》刊专页评论。应当说这是孤松剧团戏剧活动的高潮。

    在校外，我还参加了两个业余话剧团。“春草剧社”由程寒华主办，艰苦异常。租借排练、演出场地，常入不敷出；借的道具被扣，主办人借债取出。参加多系教授、学生。演出《别宴》、《摩登夫人》（这戏是贾淑慧和我主演）、《这不是春天》、《乐善好施》（我演主要角色）。另外《娜拉》（任昭仪、侯元庆和我主演）《视察专员》（我演县长，侯演假钦差）虽排了很久，这后两个戏，却没有演出。

    “青玲剧社”由周考言、周谦主办，参加的多是学生，有缪正心、王曾涛、曹传福、翟强、李淑安多人。他们从事进步革命活动，多到农村演出。当时我并不了然，只知他们热情，肯吃苦。周氏兄弟几乎是倾家荡产办剧社的。我看过他们排练，也帮助研究过下乡演出剧目《金宝》。多少年后才知道，天津沦陷时，周谦、缪正心因与敌伪斗争，被捕入狱，临刑前，在墙上大书“共产党万岁”，昂然就义。我参加这个社不久就离开了，但当年他们的艰苦作风，常激励我前进。

    “孤松”小有名气，心里喜欢得不得了。如待放蓓蕾，我们格外渴求光照、雨露。因此，凡名片上映（联华、明星、电通、米高梅、福克斯、派拉蒙……），名剧演出（中旅、青年会、鹦鹉剧社……），我们都省吃俭用，哪怕徒步往返，也要一睹为快。最难忘却的是南中的三个大戏。一是《财狂》，一是《新村正》，还有一个是为校长张伯苓先生庆寿的双簧寿剧。双簧剧，独出心裁，一个角色两人扮演；同样打扮；有一批台上演戏，不说话，另一批幕后配音，不出场。到谢幕时，配音演员从台后走出，站在演戏不说话的角色旁，一起致谢。观众才了然，原来是两个演员合作，何等稀罕？加之内容欢庆、有趣，掌声风雨般袭来。

    《新村正》和《财狂》，名剧改编，均有特色，都是启蒙老师万先生（曹禺）杰作。前者饰一新就任村长，道貌岸然，目光炯炯。后者扮一财迷韩伯康，心术不端，行动诡秘。曾记得《财狂》最后二段，韩伯康在倾家荡产之际，从台角跑出，将空钱包，抛向小亭阶下，凝神半晌。突地，飞向亭子，抓住皮包，大吼：“我的钱啊，我的钱啊！”（大意）两千多观众的大厅，空气凝结，仿佛演员呼吸都能听到。万师创造人物出神入化，我怎能解脱这诱惑。心底泛起一个念头，我要献身舞台有多好！

    我参加过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游行，也做过些反侵略的活动，但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却未觉醒，我只能本本分分做点实际的。通过戏剧唤起民众吗？有过这念头，但怎么做，实在茫然。电灯、电车、电磨都相继出现，我家小作坊跟不上形势被淘汰了。父亲自费学医挂牌诊病，改行了；叔父也独立门户当教员。我于是决心深造，投考剧校。尽管遭反对，还是只身离家了。

    在南京，睡在同学家地板上，苦心准备，总算考中了。受教于博学多才的名教授：叶圣陶、饶孟侃、张平群、方令孺、马彦祥、曹禺、余上沅、陶雄、陈治策、王家齐、赵越……从理论到实践，打下了较好基础。曹禺排《迷眼的沙子》、《争强》，马彦祥排《黑地狱》，王家齐排《爱与死的搏斗》，赵越排《灯塔》，余上沅排《奥赛罗》……由浅入深，渐渐获些要领。

    《迷》先分几组，同时排练。再从各组择优建一新组，加工排练彩排、演出。在小组里我饰马大夫，精选时落第，改扮赵先生。我更加劲磨砺，到鼓楼附近练声，活动筋骨。不久，我们被日本使馆喝退，只好躲在校浴室内轻声练习了。《争强》是英国的高尔斯华绥的改编本。项堃饰矿工会的工人代表，我饰董事长。导演紧抓斗争各环节，又着力于不同人物的刻画。老师从台词到性格，精打细磨，也使我不由得联系到10年多目睹耳闻，加深些体会。

    马老师排练《黑地狱》，是在卢沟桥事件当口，同学们情绪饱满、激动。导演在全面布局、人物塑造上，煞费苦心。气氛烘托浓烈，节奏明快，激发民族正气。

    余上沅校长排练《奥赛罗》，朴实、精细，着力奥赛罗、黛斯特梦娜以及亚高内心探索，有独到之处。王家齐、赵越、王思曾和叶圣陶、饶孟侃、陶雄、方令孺、张平群诸老师所给予的教诲，在实践中难得消化、体现殆尽的啊。

    这之间，我还观赏过赵丹、吕班、沙蒙、叶露茜等演的《大雷雨》，魏鹤龄、顾而已、钱千里等演的《欲魔》，如醉如痴。多次一人躲在学校厕所和浴室中，像过去观看卓别林电影那样，偷偷模拟各样神态。

    我还要说一个小插曲。1937年暑假，为战士募寒衣，演完《伪君子》回家了。没多久，天津沦陷，不知如何是好。正焦虑，剧校秘书方筠寄一明信片来。明信，逃脱敌伪审查，已属机智；更妙的是，说去年“买卖”盈利，可分双份酬，望速来。不言而喻，暗示我得到奖学金，希继续深造。偌大喜事，怎能踟蹰？打点衣物，带上心爱的小白木箱（这里有我昼夜为伴的各样说明书和表演的杂抄本），告别亲友，乘班船去青岛，本想从上海转南京，“八一三”上海陷敌手，只好坐载牲口火车去南京了。码头、车站尽是准备撤退的士兵和胡乱堆放的杂物。嘈杂、纷乱，不忍目睹。次日，又搭上火车，经汉口、武昌，直奔长沙，才到学校，继续第二学年的课程，上演《爱与死的搏斗》。

    学校受命内迁，全校师生搭四艘大木船，于1938年元旦，从长江逆水而上，经宜昌、万县……沿途停泊上岸，打起锣鼓，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疯了的母亲》（骆文编剧），齐唱抗战歌曲。老师（如曹禺、陈治策、王思曾）维持秩序，同学们装扮各样角色，打场子，呼口号。意气风发，到处掀起爱国热潮。在长沙、宜昌两次遭敌机轰炸（当时国民党当局无丝毫防空设施，百姓罹难惨状，可想而知），我们仍坚持宣传工作，不遗余力。究其动力，盖出于徐特老在长沙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千万人民发出抵御外侮，团结抗日的伟大号召；加之，我们师生中也不乏爱国青年，形成一股自觉自愿的宣传力量，到处点拨起人们尚在昏睡的激情。后来到了重庆，我们还在上清寺、两路口奔波演唱。无奈，校址安排停当，要正式上课，这鼓舞人心的活动，被切断了。不，主要的是当局不支持，似乎敌人已经远去，街头宣传渐渐淡漠而消逝了。

    剧校第二届学生，7月演出《奥赛罗》（又名《黑将军》）、《日出》后结业了。在南京开课时有四五十学生，到今天只剩13员大将了，好不吉利的数字！在这迷雾遮天的大地上，前途未卜。各自拿出流亡学生助学金，聚餐了一次，只是相互砥砺，在本本上留些话。醉醺醺，苦凄凄，是相约，是别离……难以言说了。

    所幸，我们——江村、牧虹、凌琯如、陈梅俊和我，参加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都天气仿佛放晴了许多，我们的心境也不一般了。第一次生活在职业团体的艺术气氛中，关起门来，欢欣、融洽成一统了。早年在天津看过“中旅”的《复活》、《雷雨》，鹦鹉剧社演出的《颤栗》，在南京看过“业余”演出的《大雷雨》、《欲魔》、《醉生梦死》，还有《十字街头》……多少难忘形象的塑造者：陶金、章曼萍、赵慧深、谢添、沈浮、赵丹、魏鹤龄、钱千里……差不多都在这里。还有富于舞台经验的刘郁民、田烈、路曦、姚亚影、洪流、黄田……实在是济济一堂了。演出四个戏：《金田村起义》（陈白尘编、陈鲤庭导），《雷雨》、《日出》（曹禺编、沈浮、谢添导），《群魔乱舞》（陈白尘编、沈浮导）。我扮演太平天国的北王韦昌辉，煤矿公司董事长周朴园，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和沦陷区维持会会长李步云。四个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角色，有如鱼儿得水。

    我想着重谈谈《群魔乱舞》。这是一出新戏，几乎是边写边排，当然大体轮廓不仅编导，连演员也有底了。内容是日本侵略军在某沦陷区，想网罗地痞流氓组织维持会，打个楔子，好继续进行罪恶勾当。但由于内部倾轧，百姓反抗，游击队扫荡，这些还没走马上任的傀儡们，就土崩瓦解了。作者以尖锐、戏谑的笔触，撕毁民族败类的狼子野心，借以向昏聩当局发出警告，只有群起奋战才是唯一出路，为虎作伥，将自取灭亡。导演多年从事新闻编辑，熟谙社会各阶层人物，对那些沉渣泛起的牛鬼蛇神，深恶痛绝。剧本尚未完全脱稿，导演设计的蓝图在头脑里已脉络分明了。我们一面演出，一面排新戏；戏散后还加夜班排练。甚至在即将彩排的当口，剧本还未杀青，全组仍沉着应战，好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罗盘针。目标清楚，心往一处贴，什么紧张、疲劳反而益添情趣。

    演员有各自的经历和实践的积累，杂念一除，各样看家本领都为塑造人物添光加彩了。章曼萍的孙二娘，田烈的刘二，路曦的小白菜，钱千里的教书匠，黄田的屠户，姚亚影的苦老头儿，凌琯如的可怜女娃——各有巧妙不同。

    在那种艺术创作气氛的感染下，我塑造了维持会长李步云。从了解故事梗概开始，不由自主地，脑海里浮现出天津三不管、鸟市，南京夫子庙，重庆沿江茶馆里的流氓、地头蛇、兵痞、袍哥、无赖、混混儿……他们那张牙舞爪、横眉竖眼、欺行霸市的种种丑态，都不约而至汇拢来。我决定一反过去创作方法，来个从外到内。按照剧中人物身份、年龄、作为，先从外部捕捉若干动作（走路、跳板凳、坐桌子、言谈、手式运用，眼神的传递……），暗自练习。随后经排练，加以取舍，再充实角色的内心活动。从外到内，又从内到外，把早年从生活感受到的，根据剧作要求，通过自身的条件，似乎把握了这位维持会长的某些精髓。这样在整个演出中，观众是欢迎的。在那抗战低调的环境中，我们尽力大吼一声。

    团体负责人陈白尘、陶金、刘郁民，赞助人夏云瑚，在军阀、市侩刁难和苛捐杂税的夹缝中，支撑局面，确实难能可贵。如今，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好暂告一段落。

    我们订了四个月合同，月薪40元。三个月仅得11元纸币，行李也被扣。但是毫无怨言，我们认为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辛苦换来无限的甘美。

    两辆旧篷汽车，塞满大部分工作人员，沿路笑声不断，颠颠簸簸又回到山城。

    赵丹排田老的《阿Q正传》，导演匠心独具，运用不同音乐曲谱，多样节拍效果，完成一部风格异样的音乐喜剧。又是一种新的尝试。钱千里、白杨、章曼萍、孟嘉、周峰、路曦、黄田、魏鹤龄、吴绍伟、杜印……各显神采了。我扮演了赵太爷。

    演出后，“协会”宣告结束。我们——江村、钱千里、黄田、张瑶……被分配到中央电影摄影场。

    住在这儿年把了，参加《中华儿女》的拍摄，《战斗》、《故乡》演出后就无所事事了。“寂寞无行路”啊！站在玄坛庙的黄桷树下，遥望江北：想着国泰、一园、江苏同乡会诸公的演出，心血沸腾，低头看小土地龛内端坐着的土地公婆，眯着眼睛，挺善良的。有心拜问：“我将如何？”转想：“他不管这段”，只得怅然而返。

    忽一日周峰来了，约江村和我转到“中国万岁”剧团。要说没准备，心早飞了，要说有准备，却心慌意乱，不知该喊还是唱了。几乎是马上过江到纯阳洞“中制”报到了。手续完毕，顺路到小礼堂，听到排戏声，情不自禁地推门而进。嘿！马彦祥（我的老师）正在排老舍先生的《残雾》，一眼瞥到我：“你来了好，好，好！你演杨茂臣！”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环看左右，赫赫大名的舒绣文、吴茵、周伯勋、英茵、朱铭仙、李言、虞静子……还有学长阳华、陈健、郑挹英……也在座。是由于导演的厚望，还是众星荟萃的光照，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激情，在排练和演出的全过程中，我的自我感觉始终是良好的。

    导演在揭示主题思想、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挖掘语言辛辣、幽默深邃的含义上颇见功力。观众在嬉笑怒骂声中，得到启示。周伯勋的冼局长、吴茵的冼老太、舒绣文的冼淑菱、英茵的徐芳蜜、郑挹英的朱玉明……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吴茵和绣文对祖孙二人关系的处理，丝丝入扣，余味无穷。为了给淑菱一只手镯做纪念，老太太提出三个条件，要等抗战胜利，回到老家，我还活着，才能交出；孙女一一剖析奶奶的潜台词，一老一少对答如流。老者笑眼相对，拨动孙女的顽皮心理；小的乖巧地甩动发辫，引起老人的怜爱。虽过47年，那情景记忆犹新。

    郑挹英扮的朱五明，步履轻盈，双眉紧蹙，声调哀婉，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一个被骗来做局长偏房的逃难少女的苦楚心情。从这一侧面编导刻意深化了主题。

    再举一例，杨茂臣说：“一个得力的太太，就如同一本长期的存款的折子，是你自己的，而且每日有利息。”每演至此，都获得观众喝彩。足证作者剖析官商、市侩，多么尖锐、犀利；而导演通过语言逻辑，节奏变化，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当然演员也在努力。

    演出受到一定欢迎，因为它击中了时弊。

    接下来马老排《国家至上》（老舍、宋之的编剧），特约魏鹤龄、张瑞芳。全班人马到郊区张飞庙进行排练。在院内打开战场，排起戏来。魏鹤龄的张老师，张瑞芳的张孝英，我演黄自清，张立德的县长，钱千里的金四把，黄斐的侄儿。编导、舞美、演员，同心协力，又创造一出正剧。这是作家受到回民协会的邀请，为加强民族团结而撰写，演出有着很大影响。

    此剧中回教三杰马大哥故去。盟兄张老师，盟弟黄自清颇受人尊重，相处也甚得。黄为团结多人抗日，招收外教孩子进校，由于张老师偏颇，又受奸细金四把（回民）调唆，坚决反对。虽经女儿孝英、赵县长劝说仍不悟。后因敌机轰炸，黄力主疏散，张又中奸计，不予理睬。不幸，张老师被炸负重伤。痛定思痛，幡然悔悟，兄弟和好，众人称快。但因伤势过重，张老师去世，这一血的教训，使人觉醒。

    导演紧紧把握人物思想、性格的矛盾，从对词、排练，到演出，不断向演员提出要求：人物发展怎样从渐变到突变；如何多层次显示人物间关系，掌握性格，执着基本观念，遇变故，不能走马脱缰。有两场戏，至今历历在目。一是张老师的反目。人们对这既讲义气，又有武功的老人，如此执拗感到突兀，也十分担心，这样回汉团结将毁于一旦。另一段是二老和好。那是张老师受重伤住在简陋的草房里，黄从外赶来送药，叫声“二哥”，张突然命令孝英给三叔下跪（意思是代他赔礼认错），张自床上下来，走至黄前，激动万分叫声：“老三！”黄手足无措，唤声：“二哥！”相抱痛哭，这是戏的高潮。每演至此，总能感到观众的共鸣，隐隐中有哭泣声。导演拎起主线，各人物随事件的发展，体现出各自的风貌。不同的题材，导演运用不同的艺术处理，《残雾》、《国家至上》各显异彩。演出得到嘉许，回民协会呼张瑞芳为“我们的张瑞芳”。

    马老再一次排于伶的《夜上海》，我演梅岭春，章曼萍演老伴，凤子演女儿，还有陈健、阳华……第一次在山城揭示上海沦陷后的斗争生活，为这沉闷的气氛，增添了活力。

    在此期间，我们深深感到党的温暖。由周峰带领江村和我，多次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虽然经过一个阴暗小道（后来听说路口茶馆里，坐着特务；曾家岩楼50号小楼上也有暗探），但心里兴奋、坦然，朦胧中若有所追寻；尤其归来，觉得分外充实，真是拨云见日，看到了另外的天地。认识了周先生、邓大姐、廖大姐、徐冰、章颖、鲁明、陈舜瑶……还到红岩村看秧歌剧，兴奋异常。渐渐懂得我所在的是一个什么社会，搞戏剧工作需要个怎样的想法。西安和延安的分野在哪里？该怎样努力尽些职责？毕竟没有经过磨砺，觉悟仍然不高，仅仅认识到把工作做好，让戏剧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事后，我们——周峰、陶金、江村、舒绣文、章曼萍组织过几次“星期公演”，利用假日演出《正在想》、《走》、《青春不再》……几个戏。组织读书会，参加一些反抗当局的非理措施……在党的指示和许多老同志的带领、引导下，多少明白些是非曲直。

    在“中制”参加应云卫排的《雾重庆》（宋之的编），导演手法，别具一格。对词时，他一言不发，接连读三遍。他默默熟悉剧本，了解演员，构思全部舞台处理。由于非常熟悉人情世故，又多于影、剧实际经验，每一个戏的排练，总是十拿九稳地抓住要害，人物的发展，全剧的跌宕起伏，很快落入到他设计的轨道中，运行自如了。陈天国的沙大千、舒绣文的林卷妤、江村的老艾、凤子的徐曼、黎莉莉的林家棣、韩涛的袁慕容……包括我的万世修，或多或少体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获得了观众的共鸣。

    史东山给我们排《蜕变》，遭到当局的一再刁难。导演遵循史氏体系，一板一眼进行排练。场上秩序井然，不准说戏外的话。一次叫我复排，我顺手带上未吸完的烟，他立即问我：“况西堂抽烟吗？”我说：“不！”他说：“再来。”我丢下烟，重新上场。受教育，永志不忘。在处理梁专员（陶金饰）默默上场一段时，精细有层次地烘托出一个有才干的领导者的气度，颇见功夫；在处理丁大夫（舒绣文饰）同马登科（陈天国饰）关于审查医院开支问题上，看出丁大夫的大义凛然和科长的猥琐诡诈。对丁大夫儿子丁昌（刘犁饰）的小红旗的处理，赢得很多掌声。其他人物如章曼萍的“伪组织”，江村的孔秋萍，我的况西堂，导演都花费了心血，完整而动人。在这当儿，史东山、郑君里还组织了一次表演艺术总结座谈会，将一些零散的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大家得益不浅。君里准备排演夏衍的《水乡吟》，角色都确定了，不知为什么未实现，真遗憾。

    皖南事变前后，我在“中万”、“中艺”、“怒吼”，以留渝剧人的名义，又扮演了《棠棣之花》的韩山坚，《屈原》（郭老编）的宋玉，《大地黄金》（陈白尘编）的士兵，《大雷雨》（奥斯托洛夫斯基编）的奇虹，《虎符》的楚怀王，《重庆二十四小时》（沈浮编导）的钟国宝，《渡黄河》的酒店老板，《繁菌》的官长，《狐群狗党》的陶希圣，《国贼汪精卫》的周佛海，《民族万岁》的杀人者……各样人等都接触到了。体现的虽各有短长，我和许多朋友一样是刻苦用心的。茶馆就是我们思磨、研讨的场所，有时一碗“玻璃”白开水喝到打烊，回到昏暗的宿舍，仍是喋喋不休。有时演出后尾随观众，听到他们大发议论，得益匪浅。遇有精彩演出，如张骏祥排的《以身作则》、《北京人》，贺孟斧排的《风雪夜归人》，杨村彬的《清宫外史》……几乎是不舍昼夜在前后、侧幕，或坐或立，看个没完没了。有时还要同演员交谈，我也分尝那创作的愉快。

    在排练和观摩中，我曾记下不少心得，同多少年积攒的说明书一起放在离家带出的小木箱里。可惜，在川滇公路上，被一小店的茶房误认为钞票盗走了。

    政治气氛突变，制片厂换了头头。许多人离开，我随冼群、江村、丁然、王戎、路曦……也离山城，流落外地。在成都已经排了《北京人》，因经济拮据瓦解了。

    富有才华的江村、施超被肺结核病夺去了生命，人们痛惜他们的早逝。

    在乐山，冼群、路曦、刘郁民……我们参加凌云剧社，演出《忠义之家》、《大宋英烈传》，正准备排《大明英烈传》，又因组织者手头困难，不欢而散。

    又一次千里迢迢奔昆明，参加“蒲花剧社”。《一年间》剧本已拿到手，角色也安排停当，又经费无着，几十口子没办法。于是，又一次告吹。在沾益还演出《日出》。

    抗战胜利了，我们又被召回到重庆。

    应该说在短短几年中，我们已是“三进山城”了。一次从湖南入川，一次从成都返重庆，这次又从昆明坐汽车绕公路，回到我的第二故乡。

    我参加“中国艺术剧社”演出《芳草天涯》、《清明前后》和《岁寒图》。《芳草天涯》（夏衍编、金山导）流畅、舒展，编导在塑造人物方面独辟蹊径，深入浅出，令人难以忘怀。《清明前后》（茅盾编）恰好又是刚从新疆盛世才魔爪逃回的赵丹执导，给那不顾民族危亡、抢食民脂民膏的官商买办狠狠一击。演出在青年馆，据说外面布置了特务，场内也有暗探，戏还在沉着、激动的进行。多处愤慨之言，得到观众的彩声。当我们在茅公的小书室，接到有作者签名题赠刚出版的《清明前后》时，都不约而同地微笑了。离别前演出的是陈白尘编、陈鲤庭导的《岁寒图》。歌颂一位在抗日战争中，全心全意为民众的好大夫。生活里多的是好人，像老中医宦世安，成都给我医治肺病的梁其璇……不收诊费，兢兢业业救死扶伤。我们是以感激的心情，为他们树碑立传的。

    1945年，我们敬重的多才多艺的贺孟斧先生辞世。人们非常惋惜、痛苦，他是因误诊死的。在临危前，我曾探望过他。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坚白！我要走了！”我紧忙打断：“哪里会呢？这点小病。”我是不相信的，听说是打摆子，这在当年的重庆是司空见惯的。谁知，不几天，这位能写、善画、精于导演的年轻艺术家竟与世长辞了。

    人们一批一批“复员”到下江了。“中术”解散，各奔前程。我们——冼群、路曦、黄若海和我参加“剧专”剧团。好像命运的戏弄：1938年元旦坐大木船进川，1946年春又搭民生公司的木拖舶离开山城。统舱板床上，用粉笔给每一人画一席地，约八九吋宽，翻个身，就会越过“边界”。嘈杂混乱的声响，同南腔北调组成一曲无法协调的交响乐，这总比那爬山越岭地躲警报要好得多了。

    剧团到南京，在光华门大光路上安营扎寨。满以为能像抗战时在重庆那样演它几场震动人心的戏，谁知政局仍动荡，难如愿。大好年华，怎能任它流逝！

    1946年下半年，到上海，因无生计，住老友王戎家。适逢史东山先生拍《八千里路云和月》，前去探望。东老知来意，说有一角色——小学教员夏光源尚空缺，希望由我扮演，我欣然接爱，次日即投入拍摄。自此，一连同各厂家订了四个合同：《天堂春梦》（徐昌霖编、汤晓丹导、我饰工程师丁建华），《小城之春》（李天济编、费穆导、我饰戴礼言），《夜店》（高尔基原著、柯灵改编、黄佐临导、我饰全老头），《艳阳天》（曹禺编导、我饰孤儿院院长）。还参加话剧《天国春秋》（阳翰笙编、欧阳予倩导，我饰韦昌辉）、《小市民》（高尔基原著，杨村彬改编、导演，我演老人）的演出。这之间，金山约我加入清华电影公司，又拍《大团圆》（黄宗江编、丁力导，我饰大哥）、《群魔》（陈白尘原著，徐昌霖改编、导，我饰李步云），演出《北京人》（曹禺编、丁力导，我饰曾皓），并去南京演出《云雀》（路翎编、冼群导，我饰专家）。

    三年来，塑造12个人物，角色轻重有别，年龄、性格、经历不一。剧作提供了创造的余地，我也试图把多年观影、观剧所得，以及个人实践经验的积累，倾注人物性格的塑造中，通过不同的侧面展现出来。有几个人物给观众留下较好的印象。当然，这和导演的风格、创作方法是分不开的，和昼夜耳鬓厮磨的合作者是分不开的。俟后，每当我在创作上有所困惑的时候，那些艺术精湛的老导演、老演员，就默默来到跟前，为我指点迷津；或再现他们当年艺术活动，从中有所悟。

    10多年，我漂浮在艺术海洋里，有如一叶扁舟，倘无人相帮，尤其党的关怀、指引，不知将流淌何处，抑或落入海底？

    临近解放，万分高兴。常在床下偷听新华社广播，奔走相告；清华公司青年油印护厂宣传品，不避讳我。反动派为掩盖战争失利，拟举行“慰问”演出，许多演员上了名单，定要参加。是党保护，转移我到友人家。我们聚在一起畅想未来……

    解放后，文艺界愈加沸腾了。在逸园为前方将士举行义卖活动，到工厂为工人演出，在跑马厅上演大型露天戏剧《怒吼的中国》，台上、台下真是“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噢！

    第一次文代会归来，一路歌声，一路欢笑。想起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殷切期望，想起中南海怀仁堂激动人心的景象，“两军会师了”我们该怎么办？

    青艺领导吴雪、邓止怡莅沪，为建设剧场艺术，招兵买马。我心动了，再三思忖，回归舞台，或有些作为，便毅然携眷北上。沿途大雪纷飞，洗尽陈年郁闷，唤起明日遐想。12月24日抵达前门车站，老同志和新朋友欢喜成一团。领津贴，换干部服，俨然一副刚报到的八路军战士模样。果真换了人间。惊喜得手足无措！路漫漫，新的征程正在我的面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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