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岳

    赵子岳，1909年生人，籍贯山西安泽。原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现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艺术家委员会副主任。

    艺术生涯始于1934年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担任正太铁路工人业余歌咏团教员，1938年奔赴太行山参军，1939年又先后在太行山话剧团、军区文工团京剧团担任艺术指导、剧团团长等职务。

    解放以后，他在北影厂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中饰农民康天成；在《新儿女英雄传》中饰黑老蔡。40多年来，他拍摄了《小二黑结婚》、《林家铺子》、《青春之歌》、《暴风骤雨》、《停战以后》、《锦上添花》、《骆驼祥子》、《生财有道》、《迷人的乐队》和《黄土坡的婆姨们》等影片和电视剧，扮演过100多个角色，其中大多以演配角为主。

    1984年离休后，近年来又拍了9部电影和30多部（集）电视剧。他还在根据蒲剧《打神告庙》改编的影片《烟花泪》中，担任艺术顾问。

    当吹鼓手的起点

    我于1909年农历六月十五日，出生在山西省南部太岳山麓的一个古县城关镇（原安泽县城）。我的出生顿时使全家大小欢腾地叫着：“福来了，福来了！”我的父亲先给我取了一个乳名“福娃子”。后来母亲要父亲给我取个“官名”，父亲又特地翻了一阵书，才高兴地说：“就叫子岳吧！”并向母亲作了解释，“子岳的意思是指岳飞，岳飞是个民族英雄，是个精忠报国的人，将来让孩子学着他。”看来，谁家的父母都要企盼“儿子成龙”啊！

    当时，我祖父的家境贫寒，但他是多才多艺的，读书识字，经过自学成为一个农村画匠，只能凭借一支画笔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善于描龙绘凤，会塑神像，靠给庙宇塑像，画壁画，描檐画廊和给农家画炕围子、画花鸟图案，以补贴生活。于是，乡里都慕名纷纷请他绘画，受到了这个小县城人们的器重，就连县志上的八大景都是他画的。因此，祖父虽然是小画匠出身，但后来当上了一个女子学校的校长、县图书馆馆长。我从小受到熏陶，很喜爱祖父的画，可是我更喜爱音乐，看到祖父爱拉拉唱唱，爱拨弄民间乐器，我受到了很大影响，使我逐渐地对音乐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我的父亲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法律系，他很想当官，但在阎锡山统治下，晋南人吃不开，只重用五台山一带的人，他只好在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一名国文教员，后来置了一点地，使家庭境况有所好转，从此，我的家称得上是个“书香门第”了。

    我的童年是不幸的。我11岁失去了母亲，父亲长年在外工作，我是由祖父母抚养长大的。由于大半是跟祖父一起度过的，使我在幼年时开始爱好绘画和音乐。这时，我便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对农村过年过节时的民间演唱活动，以及为婚丧事时的鼓乐伴奏的迷恋，并向往学当吹鼓手。我在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吹笛子、拉板胡、弹三弦等乐器，很快地成为当地土乐队中的一名业余吹鼓手，并以此引以为荣。我在上学之余，常常带着自制的笛子参加土乐队的活动，经常背着家里人与戏班、吹鼓手混在一起，这个小城里正月十五闹秧歌少不了我，谁家有婚丧事时我也混进门口的乐队里。有一次，一家人家结婚，我也兴冲冲地跑去吹着笛子，正吹得带劲时，突然我的父亲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贺喜来了。他一进门，就发现自己的儿子竟与吹鼓手混在一起，摇头晃脑地十分得意，不禁使他怒火中烧，感到有失体面。因为在旧社会里，人们是瞧不起吹鼓手的。父亲气愤地把我拽回了家，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我体体面面地特来给人家贺喜，可你却干这给我丢人现眼的事！”并下了不许再当吹鼓手的禁令。于是，我接受了“教训”，采取了隐蔽的办法：白天不吹，等到谁家死人请和尚超度亡灵，黑夜送灯的时候（所谓“送灯”，是为死者“进贡”，传说人死了以后就归城隍爷管，所以要给城隍爷送灯，请他对死者多多关照，在阴间过得舒服一点），便偷偷地自带乐器乘机跟着去吹，真是吹个痛快，父亲的“训斥”，对我是起不了一点作用的。真没想到，那时当吹鼓手可谓是我艺术生活的一个起点。

    其实，父亲总是疼爱自己的孩子的。后来，我的父亲在北京考上了“中国大学”，他放假回家时，特地给我带来一支笛子！这是一支漆着黑油油亮漆的、还裹着铁箍的长笛，这跟戏班里的笛子一模一样了，真使我高兴得如获至宝，不知怎样感谢父亲才好！从此，父亲过去对我的“训斥”顿时烟消云散了。当我再吹着这支笛子，就自然地感到父亲是那样的贴心，他是真心爱他的儿子呀！因此，我曾常常夸耀地说：“是父亲这支笛子把我引进了艺术的王国、音乐的圣殿，让我如饥似渴地寻找生活中的音乐、生活中的艺术，并整整奋斗了70多年……”

    我少时还十分喜爱地方戏蒲剧，只要有戏班子来当地演出蒲剧，我总是争先恐后地前往观看。有一次，一个戏班子来演出，我竟接连地看了三天戏，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当戏班子离去时，我也赶去一直送他们到郊外，依依不舍，挥泪相别。我心想，自己将来能当上演员该有多么好啊！

    我不仅受着祖父文化艺术的影响，而且受着外祖父勤劳纯朴生活的感染。我的外祖父是个自耕农，终年辛勤劳动，自给自足，过着颇为自在的生活。他住在这个小县城的南关，我常常到他家里去住一阵，看到不少穷苦人民受压迫、受欺诈的悲惨情景，不禁产生了同情之心，同时还学到了一些劳动知识和技能，让我自己也有过赶车的生活经历。后来，我在影片《暴风骤雨》中扮演老孙头这个角色时，也从自己外祖父自身找到不少创作依据。因此可以说，我是在两个不同的家庭中长大的，一个家给予我文化艺术的启蒙教育，一个家陶冶了我的思想品德。两者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24年，我在家乡念完小学后，接着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上海群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领导罢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到公共租界时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击。上海各界罢工、罢课、罢市，各地纷纷响应，支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太原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通过演剧进行募捐，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这些活动，组织乐队配合演出。这期间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学生进步组织“进社”。在这个组织里，我学会唱《国际歌》，又进一步懂得一些革命道理。1926年，由好友、共产党员王箴、史国华的介绍，我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我常常与一些同学到一个叫“海子边”的地方，举行群众集会，宣传反对列强，打倒军阀，拥护革命斗争。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实行残酷屠杀，阎锡山也在山西大搞白色恐怖，把武装军警开进了学校，进行清校运动，追查、开除共产党人。由于组织被破坏了，我也被点名警告。这时，我在第一师范学校正学完三年普通科，又开始学了三年音乐和美术，直到1931年毕业。接着，我跋涉千里南下，考取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西洋画。就在这一年，我从杭州到南京经历了一场复杂而尖锐的斗争，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北大、清华、师大及以上海等地的学生都到南京请愿去了。当时，我参加了浙江学生请愿团，特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北上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可是，蒋介石施展了种种伎俩，对浙江来的学生表示特别“优待”，安排我们住宿在金陵大学，还派人送来毛毯和饼干等东西。他还亲自接见，对我们假惺惺地说，中正是浙江人氏，从浙江来的同学，我竭诚欢迎。民族英雄岳飞的坟就在西子湖畔，我会与当年的岳飞一样，愿精忠报国。当年岳飞为秦桧拖后腿，如今我也在被人拖后腿（指共产党），不过我一定要排除困难。北上请愿一些学生被欺骗，信以为真，很快地返回杭州。其实，蒋介石叫嚣着“攘外必先安内”，仍是悍然地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人和学生，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学生们才知上当。不过我从这场亲身的经历中得到教训，认清了蒋介石的伪善面目。

    不料，我父亲于1931年混上了山西雁北怀仁县县长之职，但好景不长，他不识官场时务，竟真的按阎锡山的“戒烟令”干起来，触犯了一些贪官污吏的本身利益，所以他干了一年就被撤职了，只好又去执教以糊口。这时，父亲在政治上有封建的一面，也有资产阶级要求变革的一面，他总结了从官至丢官的政治生涯后，若有所悟感叹地对我说，官场错综复杂，尔虞我诈，你长大了，千万别去当官。他希望我靠技术、靠专业吃饭，并支持我去搞艺术。

    随着父亲的丢官，家境趋于困难。我在杭州艺专只学了一年，不得不辍学返回老家太原了，也以执教糊口，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了。

    在太行山的战斗

    1932年，我失学了，怀着忧国忧民和对个人前途的沮丧心情，回到了家乡，为谋生计，在太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员，同时兼任平民中学的美术教员。但是，我也进一步认清了专制独裁的政府不推翻，国家是不能得到安宁和富强的，必须积极地投入革命斗争。当时，我辛劳地奔走于两个学校之间，我一边认真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一边不断地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好像是我自己所应肩负的一个重任。

    1934年，经友人的介绍，我到河北省石家庄正太扶轮小学担任音乐教员。这是一所铁路职工子弟小学。我有幸在这里开始接触工人，了解工人，并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作用和力量。当时，在铁路部门工作的一些地下党员与我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并常常讨论青年的理想和国家的前途……此时此刻，与其说我在这里教学生，倒不如说我自己在这里当学生，我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进一步树立起革命人生观。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以后，不少东北军纷纷退入关内。那时，在石家庄驻有一个团，我就经常到这个部队里，教唱战士们抗日歌曲，不断地鼓舞他们的斗争士气。同时，在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下，成立了一个六七十人的正太铁路工人业余歌咏团，我担任了该团的音乐教员。白天在小学校里教唱，晚上就到职工学校教唱抗日歌曲，并向工人们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随时透露长征中红军胜利的消息。我在这些活动中，一直与党组织取得了紧密的联系，在实践中不断地受到锻炼和考验，在1936年4月，经陶鲁笳和王青良两位同志的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我战斗的生活历程中翻开了新的一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燃起了抗战的烽火。我与大家一样义愤填膺，立即与工人、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唱歌、演讲，进行募捐，派慰问团赴前线，大力地开展支援抗日宣传活动。至今，在我自己的相册中，还保存着当时我上街游行、向群众演讲的一张照片。我怎能重新得到这张珍贵的照片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正在扶轮小学担任教员。当时正处在再度国共合作的抗日时期。这张照片拍的是我和一些同志带着工人、学生高唱抗战歌曲上街宣传的情景。那时恰好国民党中央军经过石家庄开往保定，一名随军记者拍下了这一场面，并将此纪录片带回南京。直到解放以后，南京影片库里所存资料都转送到北京来，在检查纪录片资料的过程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马骥同志发现了这个珍贵的镜头，并从中洗印出两张送给我以作纪念。它真实地反映出我这辈青年的革命热情和精神面貌。

    这时，工人业余歌咏团的不少同志纷纷奔赴太行山区投入抗战的洪流中。我也立即赶回家乡，向家人告别，准备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杀敌。由于石家庄失守告急，我暂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只得在家乡参加了“牺盟会”（它的全称是“牺牲救国同盟会”，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1937年11月在安泽县（现称古县）的“牺盟会”之下成立了“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工作团”，我被选为该会的“工作团”（宣传队）的团长，成立了一个剧团，我带领四五十个大中学生，一边排练话剧，一边教唱歌曲，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4月间，我与党组织重又取得联系。因为接到了朱琏和陶鲁笳的两封信，才知道他们都已上了太行山，以李雪峰为首组织了太行山区党委，李雪峰是区委书记，陶鲁笳是区党委党校的总支书记、教务主任，钱信忠是一二九师后方医院院长，朱琏是副院长。他俩在信中讲了他们的一些情况之后，希望我也尽快去太行山。我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与爱人张金萱一起离开了家乡，与石家庄地下党的同志们会合在太行山上，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了戎马生涯。我被选送到区党委学校学习，爱人被分配到一二九师后方医院当护士，她为表示要在革命的熔炉中尽快成长，改名为张健。

    我在区党委党校学习中，兼任党校的俱乐部主任，尽情地发挥了自己的绘画和音乐的才能，开展课余的文娱活动。我不仅教唱抗日救亡的歌曲，而且还编写了一些歌曲，其中《游击小组》那首小调，至今我还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来：“闲来无事心烦恼，找日本鬼子开个玩笑，大伙一起商量好，你拿锄头我拿刀，爬上山头响鞭炮，哎嗨嗨哟，吓得鬼子没法睡觉，么一呀哟！”另外，由赖若愚校长作词，我来作曲，共同创作了一首名为《列宁的后代》的歌曲，当时人人爱唱，流行较广……那时，我虽然是个学员，却有不少同志和群众对我称呼起“赵老师”来。

    我从党校毕业以后，被分配在区党委当宣传干事。为配合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每逢过年时节，老乡们都想有个年画。区党委让我画些年画送给老百姓，我又拿起画笔，开始画起年画。我画三色套版画，黑色的壳模版，红、黄、蓝三色印四回，叠合起来就成为一幅彩色年画。我当时画过不少以“送子参军”、“民兵支前”、“妇女识字”和“拥军优属”等为题材的年画。尽管这些年画在艺术上算不上佳作，但我还是倾注了一股革命热情。李伯钊曾带着一些鲁艺的师生到太行山来，她看到了我画的一些年画，颇为赞赏，鼓励我说：“你画的完全是民族风格的画，没有受洋气的影响。好，我要和同来的那些画家说说，向你学习。”我听了反而有点不安地说：“这画没有可学的，土气，只有乡下人喜欢。”李伯钊又肯定地说：“乡下人才是我们最大多数的群众哩！”

    有一次，区党委开党代会，布置会场，需要悬挂大幅领袖像，可是平时用的领袖像都是现成印好的小张的。这次，我又接受了这个紧急的任务，就设法找来从敌人处缴获的漂白布，又找来几支毛笔，再把毛笔剪成刷子；先用铅笔勾出各个人物的轮廓，然后再用毛笔刷着……我终于日以继夜地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的画像绘制完成。大家看了觉得画得挺像的，十分赞赏。

    1940年，组织上又调我到太行山剧团担任艺术指导、副团长等职。当时，我一面参加话剧活动，一面写民间小调，配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并带领团员们冒着战争的硝烟和炮火，在前方和后方进行宣传鼓动，起到了激励斗志、瓦解敌军的作用。同时，由于太行山区部队的战士多半是山西人，喜欢看山西梆子，我就从各处搜集人才，好不容易凑成了一个晋剧队。记得从炊事员中调来一个会唱花脸的，原来就是晋中有名的“一声雷”晋剧大花脸。同时，我自己也在《韩玉娘》和《打渔杀家》等戏中参加演出。当太行山开辟新区第八军分区时，太行山剧团被改为八分区宣传队。在这期间，我创作了反映军民鱼水情的话剧《笑了的人》和描写生产自救的剧本《一把斧头》等剧目，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不久，经吕班同志的介绍，把我借调到太行军区的先锋剧团。1944年，剧团排练演出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的名剧《前线》，经过近两个月的突击排练，终于上演了，获得了各级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吕班扮演了主角。该剧从1944年秋天开始到太行区八个军分区和直属单位巡回演出，计划尚未完成，其中饰演骑兵师长克洛斯少将的演员得病了，吕班把我借调到军区演克洛斯，演了几个分区，想不到最后的一天，正好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这成为我们演出中最值得庆祝和最具有意义的日子，接着，正式调我为该团协理员，继续参加演出活动，并在歌剧《白毛女》中扮演了杨白劳，使我在创作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后来，我又参加了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在平汉战役过程中又遇上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当1947年我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刻，我被派到前方做收容俘虏的工作。有一次，我发现在有些俘虏中，有的拿着戏装，有的拿着道具，有的拿着乐器……这些俘虏在逃跑时啥都顾不上，怎么拿着这些玩意儿牢牢不放呢？经了解，这些俘虏原来是国民党随军的戏班子，他们竟听信国民党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抓到俘虏都难免遭到杀害的下场；不过，要是艺人，可以从宽。不会遭到杀头之祸，因此他们就拿着这些玩意儿以表明身份，作为他们投降八路军的保命护身符。我听了觉得好笑，就一面向他们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一面发挥他们的特长，把他们组织起来排练节目，并举行京剧演出活动。这些俘虏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又给后来的俘虏宣传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有关领导部门又抽调了一些干部，组织了太行军区京剧团，我被任命为京剧团团长。我开始先让他们演一些优秀的传统古装戏，后来又排演了《三打祝家庄》和《逼上梁山》等新编历史剧，这大大丰富了部队和群众的文娱生活，同时也使我自己受到了锻炼和提高。

    这个京剧团的剧目巡回演遍了太行山区，直至全国解放，我率领这个京剧团进入太原。1949年，我作为京剧界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被选为全国文联剧协理事。

    走上影坛的巧遇

    我从小喜爱绘画和音乐，后来又迷上戏剧和电影。我在学生时代就成为一个电影迷，只要有新电影上映，就争取去看。记得我在太原看了胡蝶和阮玲玉主演的一些无声片，被她们的精湛演技深深地吸引了。后来看了有声影片《渔光曲》、《大路歌》和《十字街头》，我把金焰、王人美、赵丹、白杨和吕班等当成了崇拜的偶像。那时，我还年轻、幼稚而天真，曾急切地给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异想天开地希望早日当上电影演员，结果被婉言谢绝了。后来，国民党在山西太原办了一个西北影业公司，我又兴冲冲地登门自荐，又一次碰了钉子。尽管如此，我把这个强烈的愿望埋在心底。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太行山先锋剧团结识的吕班在上海当过电影演员，我看过他演的电影《十字街头》和《青年进行曲》等，他与白杨、赵丹等在影片《十字街头》中的演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使我既羡慕，又钦佩，不禁点燃起当电影演员的希望，恳切地对他说：“我可爱电影呢，将来解放你当了电影导演，可千万别忘了我，一定要让我演个电影啊！”吕班欣然地对我作了许诺：“只要我当了导演，一定把你请上银幕！”

    真是一个难得的巧遇！解放以后，吕班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了导演，1950年，他导演的北影厂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正好到山西汾阳吕梁山拍外景。那时，我是山西“剧协”的副主任兼京剧团团长，组织上就派我作为山西的主人接待北京来的客人。这时，我俩作为老战友、老搭档重新相会了，畅叙离怀，互相问候。吕班看我的气质很符合影片中康天成的形象，就有意地对我说：“我们戏中还缺一个群众演员，你来演康天成这个角色，怎么样？”我一听，正中下怀，真是求之不得，就跃跃欲试地走上银幕扮演了第一个角色。从此，开始了我的银幕生涯。

    康天成这个角色，虽然镜头不是很多，但我对电影是初学乍练，是抱着认真的学习态度的，在导演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吕班很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好，自然质朴，没一点雕琢的痕迹。”他认为我的表演有“土气”，有气质，真实可信。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导演史东山看了我演的康天成这个角色，觉得有农村干部的气质。可是有这种气质的演员在城市里不好找，于是他又选中了我，让我在影片《新儿女英雄传》中扮演区委书记、游击队长黑老蔡。这个人物不仅要表现对敌斗争中坚毅、沉着的一面，又要表现他纯朴、忠厚的普通劳动者的一面。虽说这也是一个次要人物，但导演对我的要求很高，我在史东山和吕班联合导演的指导下，终于又较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新儿女英雄传》的导演艺术特色，受到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好评，它还获得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特别荣誉奖”。

    参加了这两部影片的演出，好像通过考试及格似的，我被调到了北影厂，正式成为一名电影演员了。但北影厂先让我当演员科长，1953年9月北影电影演员剧团成立了，田方兼任团长，我任副团长。1960年我担任了团长，直到1966年，整整当了6年。1950年我已是41岁，才踏上影坛，未免太晚了。我想，虽然起步晚了，但深信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加强创作实践，发挥有利条件，联系自己生活经历中的一些体会，仍是有可能赶上去，为人民电影事业作出一点贡献。后来，有的人看了我在一些影片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对我这样逗趣地说，吕班和史东山是“独具慧眼”，而你是“大器晚成”。对我是一个多大的鞭策！

    记得我将要调到北影厂时，山西的省委书记赖若愚对我说：“过去，你都是时时事事服从分配，如今解放了，知道你喜爱电影，现在调往北影，你正好可以发挥你的才能了，既实现了你多年的愿望，对我国电影事业也是个贡献。”多年来，我认为他的话，不仅是他个人对我的鼓励，而且是党对自己的期望，我开始在影坛上耕耘着，追求着……

    我深有体会，演员的处境往往是被动的，不比其他的工作灵活性比较大，演员常常是被动地让别人挑选，如果导演选不上你，即使你自己再盼望上戏也是无济于事的。至今，虽然我已在电影、电视剧中扮演过100多个角色，按说不算太少了，但是真正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影片也不过五六部而已。这好比画家作画一样，成功之作是在许许多多幅画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好的影片往往是好的剧本、好的导演、好的演员等多方面地完美结合的统一。况且这种情况又不多见，怎么办？如果光等好的片子去演，那人的一辈子是演不了几部戏的。

    我在几十年创作中除四五部影片演主角外，大部分演的是配角，如在《暴风骤雨》中厚道淳朴的老孙头，《林家铺子》中克勤克俭的老通宝，《青春之歌》中惜财如命的老地主，《红旗谱》中奴性十足的狗腿子李德才，《小二黑结婚》中信奉神仙的二诸葛，《停战以后》中昏庸势利的班县长，《锦上添花》中善良幽默的“老解决”，《生财有道》中勤学明理的任老乐，《迷人的乐队》中憨厚保守的曲有本，电视剧《姜守本当家》中能为国家利益着想的农民姜守本……其中塑造的艺术形象有的好些，有的差些。如果我在表演技巧上有点进步，有点成就，我深深体会到这不是偶然得到的，不是单靠自己的能力，就能做到的。因为北影厂拥有许多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几十年来，我不断地获得他们的教益和帮助。从一个不懂电影的人成为一个能演戏的演员，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好导演和一起合作的同志们的帮助。

    我对成荫导演是非常怀念的，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对演员的帮助细致入微。记得他导演影片《停战以后》时，有一场在火车上的戏，我们一遍遍地排练，成荫同志总是在一旁冷静地观察，如果演员在表演中有可取之处，他总是马上肯定，非常珍惜、维护演员自身的艺术创作，从不愿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演员。当他发现不足之处，就会悄悄地在演员耳边说上一两句，演员马上明白，做到心领神会，很舒心、乐意地改正了不足之处。在他的指导下，演员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

    我还与张水华、崔嵬、谢铁骊、凌子风和谢添等著名导演合作过，在他们导演的不少影片中扮演过角色，在他们精湛的艺术指导下，从曲折而艰难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地成长起来。我参加拍摄的100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其中在北影厂拍摄的就有30多部。有的同志说我演的配角不是雷同的，大都是一个角色一个样，给人不同的感受，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不同风格的优秀导演精心培养的结果。

    我是永远地感谢他们，怀念他们……

    甘当配角添绿叶

    我走上影坛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虽然机遇是偶然的，但是也有其必然性的。如我在学生时代，学过专业的绘画和音乐；在各个战争时期，大部分时间在文工团工作，我爱唱歌，搞绘画，演话剧，唱戏曲，为宣传抗日活动倾注着全部精力和心血。也使我具备了一定的演员素质……所以说，我能在不惑之年登上银幕，是同党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长期以来，我与工人、农民和战士在一起，深入生活，了解群众，受到了革命传统的教育，这给我以后走上创作道路打下扎实的基础。即使在生活中有磨难和挫折，同样也能起到认识生活、充实生活的作用，并能丰富了我创作的矿藏。因此，我要感谢生活的赐予！

    几十年来，我在影视中扮演的基本上都是配角，为什么我甘愿演配角呢？我想作为演员更应有点自知之明，像我个儿长得不高，其貌不扬，演技一般，为什么非要去争演个主角呢？想开了，心中也就豁达了。因此，对自己扮演的大都是配角并不感到遗憾。我认为生活中正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才构成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也正因为那些普通人、小角色，使得我对生活、对电影艺术逐渐有了真切的理解，这怎不使我何乐而不为呢？

    尽管我演的是配角，没有产生多大惊人之举，但我还是下了一点苦功的。如在影片《英雄司机》中扮演老司机时，我40多岁学会了开火车。为了深入生活，曾在沈阳苏家屯，同司机不分昼夜地跑了个把月，终于熟悉了司机们的生活和工作。又如在影片《生财有道》中扮演任老乐这个角色，我在70多岁学会了开拖拉机，摄制组曾从安全考虑，想找替身来开拖拉机，我认为这样会“穿帮”（露假），就顶着三伏天的太阳学会了开拖拉机……当然，这些还只是解决一些表面的问题，要想掌握人物的内心世界，那还要下更大功夫。可以说，在一个镜头里凝聚着不知多少心血和汗水！我认为作为一个演员，如果只凭一张脸儿，一个身段，或者耍点花架子，而不去下苦功，只想走捷径，是绝对塑造不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来的。

    在一部影片里，总是要有主角和配角，才能构成一出完整的戏，二者缺一不可，配角也是一部戏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花好看需要绿叶作陪衬的。如果没有反面形象及配角的配合，正面的主角形象的艺术效果也很难圆满。

    主角也好，配角也好，塑造人物所经历的创作过程是一样的。既然影片要出现的人物，不论是主，是次，都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只有主角全力以赴，配角一丝不苟，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整体性艺术。作为演员，只能精心地去刻画他，而不能认为自己演的是配角，就可以随随便便加以对付，这会降低自己在艺术上的要求，放弃了创造角色的责任。

    主角、配角是相对而言，某个处在配角地位的人物，对整部戏来说，他是配角，但往往在某场戏中，可能要以这个配角为中心，这个配角也就成了这场戏的“主角”了。因此，不论演配角还是主角，我都是抱着完全一样的创作态度去塑造人物的。

    在主角或配角的创作中，都应该注重深刻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有时，往往通过人物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赋予了角色的个性光彩。

    例如我在《暴风骤雨》中扮演一个赶大车的老孙头，拉着土改工作队到他们村里去，工作队向他了解村里的情况，他不说不甘心，但如实说又有顾虑，就似是而非地说了句“差不离儿”。这句话既表现了他拥护土改，又怕惹祸，想保全自己的心理活动。我在表演中掌握了这句话在不同场合的语调变化，并配以细微的面部表情及动作，就将这个老孙头的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活动揭示出来。再如我在《青春之歌》中扮演地主，当发现农民将他的大片麦子割走了时，如割了他身上的肉似地呼叫着“我的麦子……”虽然简单的一句台词，我是用一声长哭腔呼叫出来的，把地主贪财如命的本质揭示得淋漓尽致。

    在1962年，我同时参加了两部影片的演出，在《锦上添花》中扮演主角“老解决”和在《停战以后》中扮演配角班县长。这两个角色得到观众的认同和好评。先谈“老解决”这个人物，我虽然没有当过铁路上的站长，可是以前在山西正太铁路扶轮小学当过三年教员，与学生们的家长常常接触。因此，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几乎全是铁路上的人，其中不乏当站长的，这是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有利条件。剧本把人物刻画得好，本人性格素质与角色吻合，对生活的熟悉，并加上导演的指导，诸多因素加在一起，这个人物就在银幕上有点光彩。

    再说我在影片《停战以后》中演班县长，也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因为我的父亲就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当过县长，他来往的大都是县长一层的人物，我家的客厅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我一进去，父亲就给我一一介绍，我嘴上大伯大叔地叫着，心里却暗暗地给他们画像：他们外表上装得谦逊善良，满脸堆笑，而内心里却是恶狠狠地算计人，盘算着怎么剥削人、整治人。这些“活灵活现”的形象从小就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遇到演班县长就用上了。例如班县长在火车上，向中共代表发表了一通“高论”，突然引起对方大笑，于是班县长也不得不陪之一笑。但是为什么引起对方发笑？是自己的话说得好，还是说坏了？这位班县长却是莫名其妙，就在他这种傻笑声中，把这个愚蠢昏聩的县太爷的精神状态暴露无遗了。这就完全打破了对反面人物公式化、脸谱化的刻画，如果没有扎实的生活基础，没有较好地体会到人物的内心活动，是绝对演不出来的。因此说配角演员不仅在有限的几场戏中可以塑造人物，有时在一次笑声中、哭声中，也能揭示出人物的本质来。

    由此看来，应该重视观察生活，积累生活，认真体验、研究、揣摩各种各样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把丰富的生活素材融汇到人物创造中去。这对演员来说，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课题！

    有时在某种意义上说，演配角比演主角还要难些。在电影中，演主角的场面多，镜头多，他就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较大的纵横余地，有层次、细腻地来刻画、展示人物的性格；演配角的，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镜头中，也要把所演的角色给予人们一个完整的、深刻的印象，这就要求演员必须有精湛的演技了。

    另外，创作艺术形象，决不能把正面人物“神化”，把反面人物“丑化”。常言道，人不可貌相，反面人物也是人，生活中坏人脸上也并没有贴什么标签。因此扮演反面人物必须从生活出发，坏人在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在做坏事。因此表现这种人的丑恶，要表现他如何伪装，如何掩盖他的丑行，他们只有在紧急关头，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暴露出他们真正的凶相来。演员在表演时，不轻易露出真相，才能把人物演活。

    长期以来，我是安心于当配角的，从没想到追求什么奖励，但也赢得了观众对我的喜爱，这是对我最高的奖赏。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演员能否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确实不在于演的是主角还是配角，而关键在于自己表演的成败。

    我也演过一些喜剧，有人把我列入喜剧演员的行列了；有人还认为我的一些表演，“具有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其中包含着喜剧的因素。”奇怪，我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不过，我也喜欢搞喜剧，与喜剧还结下不解之缘，如在解放以后，我和吕班打算搞几部喜剧电影，我俩曾发起成立“喜剧电影研究小组”，打算搞些喜剧题材的本子，并准备拍摄，谁知他又调到长影厂去了。

    1954年，他拍摄了讽刺喜剧影片《新局长到来之前》，以后又拍摄了《不拘小节的人》等影片，然而喜剧很快变成了悲剧，他就此落了难，被打成右派。这使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觉得搞喜剧真难。

    但我有幸与谢添合作拍摄了《锦上添花》和《生财有道》等喜剧片。以后，我又在王好为导演的喜剧片《迷人的乐队》中演出，我的搞喜剧这颗心又热起来。我想，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正在迅速地发展，在前进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种种的矛盾，把这些毛病在银幕上反映出来，让大家共同发笑，在笑声中得到启迪和深思，不断地改正这些毛病不是更能鼓舞人民互相团结、发愤图强吗？据我个人的创作体会，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如果硬是卖弄噱头，插科打诨，甚至以闹剧引人发笑是不足可取的。只有引起观众自然而会心的笑，这才是表演的最佳效果。

    我已于1984年离休了。但我以为人可老，思想不能老；人只要能活动，就应该为社会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我在10多年中，又天南地北地跑了十几个地方，参加了9部电影和30多部（集）电视剧的拍摄，还经常到各地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我愿活到老，学到老，为广大观众服务到老，趁我身体还能动弹，继续为影视事业出点力量。我的愿望无非在电影艺术的园地里，继续甘为绿叶，好让红花开得更加艳丽。

    （沈基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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