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堃

    项堃，1915年生于山东德州。首任北影剧团艺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顾问。

    解放前后主演并导演的话剧有《镀金》、《雷雨》、《日出》、《原野》、《放下你的鞭子》、《人性与兽性》、《骨肉情》、《中国万岁》、《回春之曲》、《前夜》、《茶花女》、《复活》、《风雪夜归人》、《天国春秋》、《西望长安》、《清宫外史》、《于无声处》等。解放前后主演过的电影有《青年中国》、《郎才女貌》、《三人行》、《火的洗礼》、《甦凤记》、《南征北战》、《湖上的斗争》、《情长谊深》、《停战以后》、《烈火中永生》、《蒙根花》、《玉色蝴蝶》、《生活的颤音》、《海囚》、《佩剑将军》、《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

    我于1915年出生在山东德州，当演员是在1936年。

    我出生的1915年，正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的一年。1928年我13岁时，在我久居的济南，5月3日发生了济南惨案，中国的蔡公时被日本侵略者割耳挖鼻，惨遭杀害。继而，济南、青岛两地的中国人民又遭到日本人的大屠杀！接着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我东北三省。1932年，日本又挑起了“一·二八”事变。直到1937年卢沟桥炮响，日本赤裸裸地发动了侵华战争……

    我出生、成长到干戏，正是旧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并继续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时候。我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记得我小时，住过两个胡同。胡同口的沿街铺面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什么“大学眼药”的药店呀，什么“味の素”、酱油调料店呀，无人问津，但却年年开设。实际上它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吞山东而设的特务点。幼小的儿童只身出入胡同口，经常会遭受迫害、欺侮。有时是日本大人从门窗里泼你一身污水；要么就是日本小孩用弹皮弓，暗处伤人；更甚者就是拦路打骂，为所欲为。

    当时，日本人在山东铺设了济南到青岛的“胶济铁路”。“济南火车站”周围都扎满了铁丝网，像济南的一个日本医院一样，铁丝网随时可以通上电。他们年年都寻找借口，把中国人挂在电网上，暴尸三五日，给山东人民的反抗以震慑。当时的韩复榘、张宗昌的军阀政权和后来的国民党反动政权，面对中国人的被杀害，竟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济南、青岛的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设立了许多武术馆，练武习拳。一有机会，就狠狠地教训任意横行的日本浪人。自发反击的浪潮风起云涌。我在青岛借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过几次因女同学被污辱而与日本人对打，规模较大些的都达二三百人。还有抵制日货；要求蒋介石出兵，收回东三省；卧轨拦火车，去向南京政府请愿等等。在学生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其他的热潮，如“体育救国”、“文化救国”等等。然而，贯穿着内心的是空虚、彷徨，找不到出路，看不见前途，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这是促使我走上艺术之路的历史背景，即当时的社会因素。

    我个人的家庭情况，是促使我走上艺术之路的家庭因素。我幼年丧母之后，跟着继母过的是奴仆生活。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虐待、折磨超过了一般所谓“后娘打孩子”。冬天，我穿着由妇女红红绿绿的破旧袄裤拼凑改制成的衣服；头顶、脚踏的是我父亲的旧棉帽子、旧棉鞋。嫌大，就塞旧报纸、垫烂棉花。这身“奇装异服”，陪伴我从早到晚，进进出出于各种地方。每当我身背垃圾，肩挑污水，走在胡同当中时，妇女们掩门窃笑偷看，儿童们则追赶、围观、戏弄取乐。我成了这个胡同每天的娱乐“节目”。父亲是个无情无义的商人，一切向钱看，有奶便是娘。他长年不回家，于是后娘的怨恨不满便发泄在我身上。父亲难得回来，他回来了我更倒霉：遭到继母的告状诬陷，我常常会被父亲毒打一通。打我的方法，是久久罚我跪在地上，用藤子棍抽打。一年到头家里吃饭规定我自始至终站立桌旁伺候。其中“难度”大的一项是添饭，添每个人的饭，多了、少了都算是错误。这要求除了知道每个人平时的饭量大小，还得注意观察他当天的胃口如何。我吃剩菜汤是法定，吃他们的剩饭也经常，能不挨筷子抽就是幸运了。顿顿饭，像过关。所以我当时爱唱儿歌：“小白菜呀，地里黄，三岁两岁没了娘……弟弟吃菜我喝汤，端起碗来泪汪汪。”但在年除夕，吃“年夜饭”，就不要我伺候了。因为按老规矩，“团圆饭”不容许有“外姓”人。父亲多不回家过年，唯独我是个异姓人了（继母姓李，被她招来长年同住的是她李家姐妹们），继母要过的是“李”家团圆年，所以总在年除夕零点之前，也就是放鞭炮之前，把我打发出门。给我一张钱票，说是让我去给她们买糖炒栗子什么的。第一次我信以为真。刚一出门，大门就紧闭了。我也没走心，在鞭炮声中还沿街认真地找糖炒栗子。我看到家家商号门板紧闭，鞭炮、锣鼓齐鸣，哪有谁做生意呀，找到卖糖炒栗子的摊店时，看到炒栗子的锅、灶、烟筒，全收藏起来了。自己当时年纪虽小，也有点悟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了。我独自呆立街心，不知所从……夜深时，才在鞭炮声中走回家。叫门没人应，只好蹲在门洞里。全城的鞭炮响成了一片，自己在门洞里越等越冷。为取暖便站起来走动。夜深，夜长，夜冷。一身“奇装异服”和脚上、头上填塞报纸、烂棉花的鞋帽，此时越发感到穿在身上、脚上、头上，不合体，不御寒。我年幼无知的心，只觉得透心凉。紧闭着双门的“家”，冷！大街上，冷！社会上，冷！全城的鞭炮越响，我越感觉孤独、寂寞。后来，竟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在我逃离家庭，以学校为家的时候，每年的年三十，越是在鞭炮的沸腾般的爆裂声中，我越是感到孤独、寂寞、凄凉、寒冷。

    在当时家庭与社会冰天雪地般的寒冷当中，独有我后母家族中的一个被买来伺候人的，规定我叫她“表妹”的小女孩“菊花”，每年春节来给我继母拜年时，能带给我一点人间温暖。她总是悄悄地给我一把花生、几块糖，默默无言地向我表示她的同情，使我难忘。我的商人父亲和继母一类利己主义者的假恶丑和菊花的真善美，这些生活实践的积累，也都成为我后来喜欢进步文学、戏剧，促使我走上表演艺术之路的因素。

    以后，我脱离了家庭，开始了学校生活。父亲和继母为甩掉我，制造家族舆论，借口叔叔膝下没有子女，理应过继我，把我给了叔叔。叔叔同样是个利己主义者，为了搪塞家族舆论，对我做短暂收留，以掩人耳目。但不久对我这个10来岁的孩子，就强加以“孺子不可教也”的罪名，把我退还给父亲和继母。父亲当然不收，叔叔呢，又坚决不要。就在这父叔把我当皮球踢来踢去的时候，幸逢革命军北伐，在大同学的热心帮助下，我离开了德州桑园镇叔叔的家，去了济南。从此，学了我的哥哥、姐姐，我也和这样的家庭断绝了关系，而且断得干净。因为，父亲、叔叔、继母，原来就没有谁想和我保持什么关系。在姐姐死去，哥哥下落不明的当时，我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文钱的来源，借革命军北伐的东风和夜以继日，拼死拼活地补习功课，得以考进了山东济南师范。从此开始了以校为家的济南师范的六年学校生活，学校就是我的家。

    当时我在全校学生中年龄最小，和一些同学结交成好朋友，受到大家关心，有的简直把我当成弟弟。在学习上，田，引导我喜爱了文学；薛、钱，影响我喜爱上体育；何，带动我爱上音乐。当时，时有来去的新老师，带来了新教材、进步思想，给学校带来了生气。学生思想活跃。例如音乐课教材是《伏尔加船夫曲》和赵元任的《卖布谣》。当唱到“小弟弟裤破，没布补裤”，便联想到我自己。手工劳作课，学了做针线活。我的内衣、内裤都是自己学会缝的，也会补袜子（因为喜爱体育，袜子老破）。美术课的参考材料。观赏学习过《矿工之家》，内容是矿工的女儿问父亲：“都说今年的煤高产，为什么过年了，没饭吃，没煤烧？”父亲回答：“正因为煤出多了，才落得没饭吃，没煤烧……”在美术自学教材中，看到大财团为控制食品价格，把牛奶等食物倾卸入海，与《矿工之家》相对照，更启发我深思。有些同学把自己的新书，自愿地凑在一起互通有无。看罢了书，还爱交谈。例如，“喜爱文学，从事文学，但必须学习哲学，才能认识生活，反映生活”和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律”、“唯物论”等学习课题，都是当时的大同学和老师提给我的。我生平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我自己的经历有限，却也和书中主人公的遭遇相似。书帮助我悟到些体验与创作的关系；我也学着观察和理解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类的书，也使我非常喜爱。逢暑假、寒假，尤其春节前后，学校仅剩下我和一个看守学校的老校工的时候，我总向学校图书馆，预借出一批小说来读。托尔斯泰的、芥川龙之介的、莫泊桑的，等等。莫泊桑的《走向社会》，观察人物，刻画人，苦练基本功等创作主张和做法，给了我后来从事的表演艺术——塑造人物——以学习和借鉴。我当时如饥似渴地读书，读到忘了寒冷、饥饿。因此，总受到大同学和好朋友的责怪，语调里充满了友爱与关怀。他们把自己日积月累，省吃下来的干粮，晒干汇集交给我，以备我假期烩干馍，作口粮。寒假一到，钱、薛帮我离开阴冷潮湿的学生宿舍，搬进同情我的音乐课阮老师的教员宿舍，还扫集收拢离校老师门前的剩余柴禾、炭末，教我夜间生一炉火御寒。有的年三十夜，我自己也吃上一顿菠菜、粉条、冻豆腐为主的虾皮饺子。自己包的饺子个头大，大到像包子。有一年的三十夜零点，忽然全城鞭炮齐鸣，我从小说中回到现实，虽仍感寂寞，但已非孤独。因为第二天是年初一，家住在济南的像个大哥般的田就会赶来陪我，陪伴到元宵节，断续地陪我度过整个寒假。田，有许多花钱少的娱乐办法，什么学生早场电影啦（保罗冒尼演的影片《亡命者》就是这个阶段看的）；什么“进德会游艺园”，一张门票可看多种剧种（我生平第一次看的话剧——《一片爱国心》，就是在这儿看的）；什么南岗子、新市场（就像旧北平天桥）等平民娱乐场所的“滦州布影”啦（就是现在的皮影戏。我看过它的全部《西游记》），“鲜应桃”（又名“五人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唱腔，我至今还没忘；还有谢大王的大鼓，我最喜欢听她的《黑驴告状》；还有规模很大的大型的拉洋片，土戏法，“跑马卖解”（就是河北省吴桥县的中国杂技马术）。看累了，饿了，就蹲在卖大米干饭坛子肉的地摊跟前，买两碗大米饭。钱不够吃肉，可以买汤，一碗饭上浇三勺肉汤，香喷喷地吃得心满意足。

    在那样的年月，作为穷学生的我，竟然还能幸运地看到不收钱的话剧。当时济南有赵太组织的“山东实验话剧院”上演的《悭吝人》等剧。还有阎哲吾组织的“山东省民众教育馆”演出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哑妻》等。这两个小园地里的土壤也培育了我，给我的心田栽下了戏剧的种子。莎士比亚的剧本《丹麦王子复仇记》，易卜生的《娜拉》，就是在这个时期读的。

    为了能及时阅读新出版的书刊，校方拿我们学生伙食津贴的节余来买小说、报刊、杂志。如：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母亲》与《水》的合订本；载有张天翼小说的杂志；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当时只出了上卷），以及郁达夫的《迷羊》，林语堂主编的《论语》等等。由于当时我们年轻、幼稚，谈不上有选择地系统学习，以至张资平的乃至张衣萍的什么《情书一束》之类，也读了些。总的来说，数量不少，但读得杂。使我们难忘的是当时日本“普罗作家”叶山嘉树的《洋灰筒里的一封信》，我自那时读过后，由于祖国的危亡动荡，我颠沛流离，奔走四方，再没重读过。然而多少年来对小说《洋灰筒里的一封信》，总是记忆犹新。人物和他们的举动历历在目。内容大致是：一对夫妻在水泥厂做工，饥寒交迫，过着牛马生活。丈夫是碎石机前的石头搬运工，体力单薄。在带病工作中，终于人和石头一起跌落进碎石机。妻子是包装工，她用带血泪的眼，盯着察看她包装的水泥。她终于发现了丈夫衣服的碎片，认出这就是她丈夫的血肉做成的水泥。水泥似乎显有红色——血的红色。她颤抖着双手，把一封信包装进这包水泥里。一名建筑工人在摩天大楼建筑工地打开这包水泥使用时，发现了这封信。上面写着：“……当你用这包水泥给有钱人修摩天大楼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我丈夫的血肉制成的水泥。这摩天大楼里有我丈夫的血肉！”

    当时的爱国抗日浪潮席卷全国，也冲击着济南师范学校。新从北京来校的一些年轻老师们，旋风般地把学生们带动起来。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成了当时语文课教材。没有多久，许多学生都会背诵《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的某些章节。《故乡》中的“闰土”给人们以启迪。《药》里的人血馒头，中国人围观洋人杀中国人的活生生的事实，触目惊心！鲁迅毅然弃医从文的行动，启发我和同学们思考：在面临给日本人当亡国奴的严峻现实面前，自己该采取什么行动。课堂像开了锅，学生的生活像开了锅。济南、青岛两地的学生在反动政府的压制下，冲到日本领事馆周围示威；并响应全国学生拦截火车的举动，在济南火车站卧轨，最后由学生自己开动火车，奔赴南京向南京政府请愿，要蒋介石出兵，收复东三省……生活实践的积累和文学戏剧观摩学习的积累，具体地影响着我的世界观、文艺观的树立。这些启蒙教育及其以后的发展，是我一生走上艺术之路的主要因素。

    随着日益水深火热的民族灾难，我们一天比一天临近了“毕业即失业”的日子。毕了业往哪去？我这以校为家，无家可归的人往哪去？我的青少年的学习生活，真挚无私的友谊，悲喜相聚的日子即将逝去！

    为了毕业后的出路我不得不休学一年，回到自己的家乡德州县立师范讲习所去代课教音乐、体育。只管饭吃，没有工资，明知是变相剥削，也只能听之任之。唯一收获是得有机会见识了几位德县土皇帝。他们打麻将、嫖妓，是公开和半公开的。其中有位女将，一位教育局的官太太，因通宵打牌，第二天在课堂上教语文，竟把“这一首诗”打着哈欠对学生说成“这一手牌儿”而传遍学校。另外一些实权人物，惯于玩弄女学生。接连在新班的女生中胡作非为。教职工尽知，却奈何不得。县立的师范讲习所的学生和我这个省立的师范生一样，都是“毕业即失业”。有个县讲习所的高材生，毕业后找不到职业，便回家种地。高材生的父亲指责他说：“全家受苦受累，供你念书，实指望你改换门庭，可你还是回家种地，那又何必当初？ ”高材生只得用小扁担挑了书籍、课本和上面批满了“百分”的作业练习本以及毕业文凭，回县城、回学校，谋求职业。县讲习所已经招了新生开了学，又在上课了。掌权者没有谁理睬这毕业离校没几天的高材生。后来，听说他挑了小扁担，在街上卖课本和他随身的衣物用品。对此，校方倒是议论过几句便置诸脑后。忽然一天夜里，听见喊“抓贼”！狗也叫得凶恶。我急忙起床，跑进校院。人群中倒在地上的正是那个失业的高材生。他的上衣和裤子已经被几条护院的狗撕烂，腿、肩有几处被狗撕咬得皮开肉绽。手中还紧握着从小饭堂偷出来的棒子面窝窝头，嘴边和地上散落着窝窝头的碎末末。在场师生认出了他。纸灯照着他抽搐的脸。但除了灯烛不停地随风闪跳，场上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中，默默无言地，有人从地上扶起他，拿来条破毯子，披在他阵阵哆嗦的身上。又有人拿来几个冷窝窝头，装进他的破衣服袋里。他因羞愧而始终弯腰低头不给人看见他的脸……裸露的肢体支撑着站起，拖着受伤的腿，一瘸一瘸地消失在黑暗的寒夜中……不久，就听说街上出了一个疯子，在街口卖课本，饿得嚼树叶……跟着，人们在河边发现了“高材生”的小扁担、课本、作业本……从那，没有谁再见着他。这黑暗的县城，阴冷的学校，悲惨的事实，激起我以“高材生”为素材，写了一个短篇《毕业即失业》。这是我的第一次习作。

    高材生溺毙之后，我继续在齐的（齐是德县师范讲习所的同事，北平来的大学生，结为好友）引导下学习，初版《子夜》就是齐介绍我读的。我们不打麻将，不喝酒。逢节假日，多是去县监狱对面的民众教育馆，看书报、杂志。齐有一次说了一句留给我印象很深的话：“监狱里有许多人是好人。”

    离德县境内的运河相距不远有一段黄河故道，叫马颊河，一些无地的穷苦农民就在河床上种了庄稼。可是山东、河北的军阀却串通起来，强征民工挖马颊河。名为便利交通修水利，实为搜刮沿河人民。

    这天黄昏，我和齐骑自行车来到马颊河挖河工地。天色已黑，人声嘈杂，我俩蹲在河堤上察看，只有几处地灶还在闪着亮光。我们走向河床底部。一盏小马灯下，小芦席盖着一具女尸。一头直挺挺地露着女人小脚，另一头是散乱的白头发，被浓血凝聚成绺。两名少妇坐在尸旁地上，喉咙嘶哑，抽泣哭诉着。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军阀狗腿子又逼死一户穷人。掏出口琴我大声吹起来，越吹越响。我激动，我愤怒，我要控诉军阀的罪恶。我不停地吹，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民工。齐指着两位少妇，问：“她俩哭什么？”青年民工答说：“婆婆！席底下盖着的！轧死了！”齐问：“谁轧的？”群众说：“韩复榘！韩复榘的秘书张绍堂。”齐问：“为什么？”民工说：“命令限期在雨水前挖好河，把地里长的庄稼带土一起挖掉，挖了去筑河堤。麦子青棵当麦秸使，河堤是牢靠了，可是河床里遭挖的全是穷人的地！……”民工们愤慨地叫嚷着，有人用手一指说：“你看！”离女尸五六步远，停着一辆老式木轮滚钢箍的骡马车，车上还装满呲着青棵的土。民工们说：“车上装的就是他们家的青棵土！这老奶奶躺在地上把脖子伸在轮前，连声喊着‘反正没法活了，反正活不了啦！你就轧死我吧，轧死我吧！’赶车的不敢扬鞭，可是省长途电话里张绍堂一声令下：‘扬鞭’，老太太的脖子就被大车轮子轧断啦，脖子、脑袋分了家……”民工介绍到这时候，女尸旁的人已聚成群。口琴也不吹了，齐要我把背熟了的鼓动民工抗挖的言词，用山东话（德州当地方言）喊着跟大家说。民工们听得激愤，在夜色昏暗中，万头攒动、跺脚咒骂。最后我说：“你们都是马颊河上游的，你们来挖老太太这下游地儿，可是老太太的两个儿子却被征民工调往马颊河更下游去挖你们的和别人的地。咱们是自挖自啊！不能上这个当！咱们马上抗挖……”就在这时，荷枪实弹的团丁跑步赶来，民工的愤怒使团丁胆怯，不敢面对群众。他们朝着我喊叫：“你是干什么的？ ”几个团丁向我扑来，这时，齐和他早联系好的民工，按照我们预先的安排，把马灯一踢，罩子破了，灯也灭了。漆黑中，我一头冲到齐的腋下，钻出了人群，直奔坟地，那里藏着我俩的自行车。我找到了车，齐也跑来找到了我，我俩跳上自行车，飞奔回县城。我们身后民工们“抗挖！抗挖！抗挖！”的吼叫一浪高过一浪。第二天，全城谁也不知道这事是齐带着我去干的。不久，夏季的雨水到来。距“马颊河”不远的“运河”，因反动政府只一味地收“河套捐”、“水利税”，并不疏浚河道，年久失修，致决口多处，淹了老百姓。我便把这两件苦难的事实结合在一起写成习作，取名《水》，以激励自己。

    我的第三个习作，是写我幼年奴仆生活中的表妹“菊花”。我离开德县，返回济南师范复学以后，有一次在一个晚上去“进德会游艺园”看话剧。最前排坐着个阔老爷，护兵、马弁两边站立伺候着。有钱有势的老家伙，在众目睽睽下，连连搂抱戏弄身旁的弱女子。那少女回避，立遭吼叫怒骂。他们身后几排观众被扰乱得怒目而视，又无可奈何……在那年轻女子躲闪晃动中，我恍若觉得她是“菊花”。我再也没心看戏，极力去捕捉她晃动中的面容。虽隔了几排座位，但看上去非常像。越看越像，我判定了是她。“菊花”——美丽善良的女孩，转眼几年，沦为妓女！突现在我眼前的丑恶现实，刺得我心疼。直到台上剧终幕闭，我盯着看的始终是台下人间悲剧的主角“菊花”。我眼呆头木地任散场观众退出剧场。在剧场院子的昏暗灯光下，还听得见那老贼在人丛中放荡无忌、半真半耍地连声叫着：“你个小娘儿们……小婊子……太爷喜欢……你他妈的……”老贼被簇拥到路边一辆灯火明亮的马车前，菊花也被推搡进车厢。护兵、马弁前呼后拥着马车，扬长而去。我独自伫立路边，茫然地望着远去的马车，消失在夜路尽头……在回学校的路上，我思索着眼前出现的这一切……脚步迟缓，心情沉重。回到学校，已是深夜。我通宵未眠，构思着第三个习作。取名《秋菊》，或《妓女秋菊》。

    自己的第一个习作《毕业即失业》，原本是语文课的作文，在老师鼓励下投稿，济南报上竟然发表了。也没有想到发表后不久，我遭逮捕。后来知道，我被捕的那天，全济南抓了学生300多。国民党特务是要抓共产党，也抓“读书会”的成员。同住一室的钱，事后告诉我，钱、田他们把我墙上镜框背后的手稿——《水》和《秋菊》——都藏了起来。钱、薛、田还分头去找我已经联系上的哥哥和其他德州等地可求的官方人物。最后，是靠我哥哥花了些钱，把我赎回来。回校以后，我发现许多书都被抄走。凡是红色封面的，无一幸存。帝俄时代的，苏联时期的；高尔基的和托尔斯泰的，同被抄走。此种情况，不仅于济南师范，而是遍及济南各校。搞得学生上几何课没有课本，因为《温德华氏几何学》的封面是红色的。

    我回校后，因我的被捕遭遇和被捕原因是报纸登载我的习作《毕业即失业》，特务定我犯了“共产党罪”——扰乱社会治安，激起了很多师生对我的同情关注。自然，相应地，学校训育主任（国民党特务）和他的爪牙们，更睁大了眼盯着我。特务为查各校学生中的“读书会”——抓共产党，造成一片白色恐怖。盯住我的，是个姓刘的特务。我和田反复商量对策，研定下的主要一条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再读书、不再看报，只是打球、唱歌、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混混儿”学生。并在这个期间，曾故意投考过“山东实验剧（京剧）院”，当过“戏子”学生。后又回到济南师范。因此而声名狼藉于校内外。成为50多年前，军阀统治下的山东旧社会所不齿、九族所不容的“流球孩子”（“流球”，山东术语，含义相当于“流氓”、“阿飞”、“混混儿”）。每月伙食节余的一点钱，我也不再用于买小说书刊。积攒起来，买了尖头皮鞋和凡士林什么的，往头上擦。头上、脚上，都黑亮。人们看在眼里，就又多给了我一个称号——“洋货”。我就在这“流球孩子”、“洋货”的毁谤中，违心地离开喜爱的文学。原向往考大学等青春美好的幻梦，一一破灭……逐渐真的就浑浑噩噩，终日彷徨、苦闷、痛苦、矛盾，意志消沉地活着……

    在济南师范艺术体育科的后一二年，为毕业后的出路，我在沉沦中挣扎着——猛干一通体育，猛学一阵子音乐、美术、劳作。这些都成为我后来走上艺术之路、塑造角色（从理解到表现）的有利条件。例如体育方面，我把“踢足球”和“百十米高栏”用在影片《郎才女貌》的拍摄中。尤其起床下地跑步的习惯自那时起保持了50多年，强壮了体格，维护住健康。回顾自己一生所承受的磨难，所以能承担重任，是靠体壮，靠坚持锻炼。我对各项球类无一不爱，几乎都被当时的校队吸收。后来在舞台上、摄影机前，塑造年龄、身份、职业、地位、性格种种不同的各类人物，我身体的可塑性、适应性，自我控制关节体态的能力，均得益于各项“球类”训练。对于我，它们相当于今天艺术体操的作用。

    当时对于音乐的学习，也可谓刻苦勤奋。例如学小提琴，历尽千难万苦，弄到一个旧损提琴。弓子的马尾有些断落。就从杂货店买来生松香，自己烧化了擦用。没有腮托，夹一件破衬衣，使劲夹仍稳定不住琴的滑动，下巴却已红肿。自己吃苦，就不说了，更苦的是前后左右邻舍。因无老师指导，自学初拉基础课习题，难免单调，噪音刺耳，确实比杀鸡还难听。我练琴越刻苦，别人越发跟着受罪。让邻居受罪不能没个限度啊！我醒悟到这一点，就赶快搬到哥哥家（哥哥陪着嫂子回了娘家）。没想到，仅只练了一天，第二天大早，刚开始拉琴，就似乎听见院里总在掉土坷垃。我推门去看，连忙缩回，可不得了！墙外扔进来的土坷垃还在继续落下。难听，没地方练，没老师教……日子长了，积极性也没了。几经周折，终于中辍。学小提琴历史即是如此，“初生”便夭折。

    学钢琴的历史长些，弹完了伯义尔的《BEYER》（最喜欢弹其中第85条）后，还弹过《土耳其舞曲》。我学钢琴的“顶端”是在全校音乐会上，弹奏《少女的祈祷》，到此终了。因为学校只有一架学生用的琴。人多琴少，每天排队——靠学生自己在课外分配时间排次序。因钢琴所在的音乐教室白天上课，学生练琴时间主要在黄昏到黎明。这段时间，夏季蚊子最咬；冬季最冷，冻得手指僵硬。弹到刚刚手暖舒展开，分配给的时间已到。为珍惜轮到的时间，同学们都自己带一盆热水来浸泡双手取暖。琴房没有电灯泡，练琴的自带。一次，我巧遇排在前面的同学因病没练。我端了盆热水进入漆黑的教室，伸手向空中摸寻电灯头，手指竟触到带电的灯头火线，眼里似有火光一闪，当即把我打翻在地。真是惊心动魄！事后，大同学说：“要不打翻在地，你的小命就没了！”我的一点弹琴技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得到的。所以我后来更多地转向学胡琴，月琴和声乐。中国乐器和老师毕竟容易找。而且“声乐”成了我后来的学习重点。声乐训练，使我在走上话剧舞台的头10年（包括8年抗日宣传，这动荡不定的连续演出），能在庙台、草场、街头、破旧戏院、帐篷等条件下演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场地不拢音，共鸣条件差。那年月，极少有扩音设备，要求演员不失生活真实感地把舞台语言放大，放大到第一排观众不震（噪）耳；第末排观众听得清。并要求连演多少场（记得曾有10个月连演日夜场。星期天另加“学生早场”），嗓子不能哑。并能使音质、音色、音量、节奏有机地表现人物性格，这种剧场语言艺术的传送，与我青年学生阶段的喜爱音乐，中、西乐器，学用气、找共鸣、找发音位置、吐字归音等等，打下了基础分不开。

    我的青少年时期的家庭、学校、社会生活实践和书本知识学习的熏陶，对我的政治思想、文学修养、艺术素养、美育教育等方面给以潜移默化地健康启蒙，得良好开端。

    毕业发文凭了。多数毕业的同学走投无路。好心的大同学带着我给权势人物送点心盒，可却杳无回音。我却意外地得到某县县立中学之聘，教艺术体育（体育、音乐、美术、劳作四门课）。我喜出望外，同学们也羡慕地议论，说我是沾了选学艺术体育科的光（从前期师范进入后期师范的同学多是选理科、文科，不选艺体科，艺体科的毕业生少而社会的需要多），又说学校介绍我到该县立中学去，是为鼓励同学今后选学艺术体育科。这一个突起的生活浪花，像一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出现在眼前，光彩夺目。挑逗我青春美丽梦幻的复苏——考北大文学系？考师范大学体育、音乐系……

    于是在任教之后，除了吃饭，分文不花，处人处事，谨言慎行，工作兢兢业业。只想着二三年后考大学。校方也欢迎我，因为我是拿一份钱，干四份活（原应该是由四名专业大学毕业生来教这四门功课的）。不到一年，又来了一位体育、劳作老师，似乎是为取代我。加上对教务主任玩弄女生，我内心憎恶；训育主任的贼头贼脑，尖酸刻薄，也使我相处勉强。加上赌钱、饮酒我不随和，总是关在屋里准备考大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训育主任的房里出现了纠缠过我的特务。在这个学期终了，学校果真没发聘书给我，我失业了。

    为了躲避继续纠缠我的国民党特务，我把名字王象坤改成项堃。在与同班同学王大化商定后，经我就读济南师范时的老大哥田文源帮助，用我在丘章县中教书积攒的那一点点钱，与王大化前后脚来到了当时的国都——南京城，并双双考入了南京国立剧专（即现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我以男考生第一名的成绩成了南京国立剧专的早期学生，并有幸结识了班主任曹禺先生。在之后的相处日子里，曹禺先生不仅是我的戏剧启蒙老师，更是我真正的良师益友。他比我只大五岁，平素总像个老大哥一样，在学业上教诲我，生活上关心我，并在重大问题的抉择上指点帮助我。记得当年我的同班同学除了王大化外，还有石联星（她是以女考生第一名录取的，后为老同学凌子风夫人）、牧虹（后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骆文宏（又名骆文，后为湖北省文联主席）和石羽等，当时的校长是余上。他是个热衷于戏剧事业的早期人物，为了解决我在生活上的拮据，还特意安排我课余时间分管学校图书馆，以贴补学费。

    上学后，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大家还在睡梦中，我便和王大化悄悄起床跑步离校，每天都从学校到鼓楼往返跑步至莫愁湖，来到湖边小树林里做20分钟热身健身操后，便开始用《日出》里李世清的长台词和《茶花女》中阿尔芒的大段台词来练声、练气息、练进入人物的内心、练国语。因为当年我们演话剧不具备现在这么好的音响条件，演员在台上演戏，不但要动情，还要用最省劲的方法将每句台词送到剧场各个角落，送到每个观众耳朵里，没有很好的气息与声音的共鸣以及声音的穿透力，是不可能让观众满意的，更谈不上连演几十场上百场还能使嗓子保持圆润不嘶哑。记得当年为改山东话，我与王大化约定，谁说错了一个字，发错了一个音，或生活中无意说一句山东话，就罚谁一个铜板，被罚的人把钱投入我俩共用的扑满。半年后，扑满被装满了，我俩就将它摔碎，到饭馆去改善一次生活，我们称之为“打牙祭”。正是这种长期坚持的基本功训练，使我在以后的艺术实践中获益匪浅。当时曹禺先生与我有一句共勉的话——“要有赶上和超越世界表演艺术家的雄心。雄心是应该树立的，因为雄心不是野心。”这句话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并清楚意识到赶上和超越世界表演艺术家要靠刻苦超人的努力。所以当年我的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精神给老师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演的第一部戏是曹禺先生编剧并执导的《镀金》，又名《迷眼的砂子》。当年学校排戏是一部戏里分ABCDE五组，即五个人同演一个角色，反复排演比较后，打乱组与组的界限，择优组成一套最强的阵容，经挑选我在戏里担任的是男主角马大夫，石联星任该戏的女主角，饰演马太太，牧虹饰马大夫女婿，骆文宏与曹禺先生演收账的，石羽饰马大夫的亲家，王大化饰送牛奶的………戏排出来了，终于要见观众了，我十分紧张。当时戏是在南京新街口“世界剧场”上演的。因为没有合适的服装，曹禺先生帮我找来了西装，衣服里边还帮我塞了个枕头，显得大腹便便，以符合角色的外形，并陪伴我在幕侧候场。他看到我有些紧张便一边安慰我要放松，不要有杂念，要进入角色，一边鼓励我：“你在排练中很出色，要自信，要相信自己就是马大夫……”该我出场了，曹禺先生拍了我一下，好像是鼓舞，又好像是信任，顺手一推，我借着劲上了舞台，慌乱中差点撞倒了边幕的灯。然而一上台，当那么多聚光灯对着我，下边观众鸦雀无声地望着我时，我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全身心地投入了角色，只觉得自己就是马大夫，演得很过瘾很顺畅很省力。演出结束了，当我听到台下爆发出的掌声和喝彩声时，那种美妙的激动、感慨一下涌上心头，我的眼圈有些湿润了，通过演出，我第一次发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更为那表演艺术震撼人心的魅力所激动和感染，更重要的是我正是从这里起步，为赶超世界表演艺术迈开了珍贵的第一步。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地报纸竟把我这个山东小“土包子”誉为“南京一宝”。紧接着第二部戏又推上来了。这是一部曹禺改编执导的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争强》，一部描写英国工人生活的戏。我又被选出担任男主角，演一个矿工工会的工人代表，石联星任女主角，石羽演董事长，演出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两次艺术实践的成功，更坚定了我从艺的信心，正当学业与戏剧事业往成熟高峰上走的时候，我从章丘当教员积攒的那一点点钱用光了，我只好经常饿着肚子坚持早锻炼，课余在剧专学校管理图书挣的钱也实在难以维持下去，自己又不好意思总是依靠教师肖锡荃和曹禺先生接济我，便与王大化、曹先生及训导处训导员石蕴华（即杨帆，上海解放时任上海公安局局长）等几个好友商量后，断然中止了学业，提早一步投身到了社会实践的大舞台中。时值1937年，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前夕，人心惶惶，风云变幻。我当掉了我唯一的财产——一床被子，王大化则当掉了他仅有的一床被和一条裤子，租了辆公共马车送我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在路上，王大化像个小弟弟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边道别珍重，一边悄悄告诉我，他也要辍学前往延安。不久，我真的听说他到了延安，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特别是后来又听到他在延安开创了秧歌剧（代表作《兄妹开荒》、《放下你的鞭子》、《夫妻识字》等），真打心眼里为这小兄弟高兴！作为孤儿的我是多么看重我们这种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啊！

    我来到上海时，正是一个周末，当时曹禺先生写的《日出》由中国旅行剧团第一次演出，在上海一炮打响，演得正红火。每个周末，曹禺先生都应邀到上海，由唐槐秋先生在南京路上的“东方饭店”为他开了房间，星期天看完两场《日出》并留下改进意见之后，于星期一一大早再匆匆赶回学校任课。我就是借着这个方便条件，按曹先生安排，周六一下火车便赶到剧场找到了他，并通过曹先生引荐结识了唐槐秋先生。一见面，唐先生就很热情爽快地对我说：“你的情况曹先生已经向我介绍了，你的多张剧照我都有，报纸上对你的评价我也看到了。曹先生了解信任你，我也信任你。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成名了是否永远与我合作，永远正直……”我说：“我是个山东人，只要是说了的话就一定要算数的。”二人当即谈妥，第二天我便搬进了位于上海拉都路乐邨附近合群坊里的中旅宿舍，成了中国旅行剧团（以下简称“中旅”）的正式成员。“中旅”是中国最早的职业专业话剧剧团，是属于中国戏剧史上开拓者之一的剧团。她又是一个有爱美性质的爱美剧团，即全体人员没有工资，吃大锅饭，生活很贫困，但实践机会最多。领导人就是唐槐秋先生，女儿唐若清是该团的台柱子，他们父女俩是中国很有影响的话剧方面的早期名人，导演是当时留美回来的戏剧博士洪深，还有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文学博士陈绵，当年他正在南京大学当教授。“中旅”是全国剧团中最早上演中国名著《雷雨》、《日出》的一个剧团。我一到团里，唐先生马上公布了演员调整名单，由我出任《雷雨》中的周萍，《日出》中的方达生，《原野》中的仇虎与焦大星（交替演），阿英写的《群鸾乱飞》中的男主角三少爷，陈绵导演的《祖国》中饰演男主角加尔骆，《阿Q正传》也是在那时演的，我先演小D，后又演阿Q。当时演的戏主要有欧阳予倩的《青纱帐里》、《腐尸》；田汉的《回春之曲》；丁伶（尤竟）的《夜光杯》等等，除了《原野》外，几乎都是我与唐若清分任男女主角。当时剧团由上海演到武汉，轮转巡回演出。我在“中旅”这一二年内，经常是每天日夜两场，星期天加一早场就三场，但当时全国的话剧观众为数不多，团里收入无几，所以不但没工资，连吃饭都有困难，根本吃不到应该与消耗相适应的饮食及所需的营养，全靠年轻和拼劲及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与热爱。大量的艺术实践充实了我，为我起步腾飞打下了丰厚的基础。记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本侵略军正策划准备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当时我们在上海南市区，代表“中旅”去了三个人与上海各文艺团体派去的演员一起参加爱国演出，当时除了我，同台参加演出的人还有田方（后北影厂厂长）及威望很高的崔嵬等（后北影导演兼演员）。戏是敞开门演的，观众随时可进来，不收门票，当时老百姓群情激愤，人山人海，走出家门，声讨日本侵略者，支援守军，从黄浦江边到大世界门口到处是人。不料日本人在八仙桥大世界门口扔下两颗炸弹，炸死踏死的人真是不计其数，其状惨不忍睹，多亏上海普善山庄出面收拾，尸体全摆在我们“中旅”团址对面大木桥一带漕河浜普善山庄里的河边荒地上，挂上许多煤油灯、马灯，让遇难家属来认领。后来根本认不清楚了，只好拉走一块腿一块上肢，也搞不清是谁的，就算是运走遗体了。后来，上海吃紧，“中旅”只好转到武汉去演出，这时团里除了演正常的大戏外，又多了两项辅导内容，一是培养新手，为团里输送新鲜血液。如当年较有名的孙景璐就是我辅导的对象。鉴于她抗日积极，艺术上又是好苗子，经我辅导并讲明生活艰苦没有工资后，她一次便考入了“中旅”，杨薇和谢挽华也是那时先后考入“中旅”的。第二个辅导内容是辅导学校学生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中旅”当时就是派我和李景波同去执行这项任务的。由于我们的努力，《放下你的鞭子》在武汉成了家喻户晓的街头演出，为唤起人们起来抗敌起了积极的作用。不久，战争形势日益恶化，日军从南京派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武汉，并通过长江开始进攻武汉时，武汉的大批团体纷纷迁走，“中旅”当时要转移到香港，我便与唐槐秋先生商量后，转到了中国武汉合唱团去任戏剧股股长。武汉合唱团是一个抗战前就有的艺术团体，是由大学教授、中学教员、银行及邮局职员组成的一个业余爱美性质的声乐团体。随着国内形势的恶化，该团还打算出国。为了顺应形势与需要，已逐渐变化成了一个综合性团体，并与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有所联系，应陈嘉庚先生要求剧团一定要有戏剧，他们便登报征聘戏剧人才，我就这样到了那里，成了该团戏剧股的负责人。负责音乐股的是夏之秋（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领队是陈仁炳。后来陈仁炳又从郭沫若、阳翰笙那里拿来了许多——有关“九一八”、“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一些文字材料，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杀害三十万人的真实图片资料，我们便又成立了一个演讲展览股。每人在团里都有兼职，没有单一的演员，例如钉布景、做道具、演戏演唱及讲演。

    就在我们搭起班子备足了材料匆匆起程时，乘坐的火车竟已是武汉沦陷前发出的最后一列火车，因为达官贵人早已逃避一空，所以火车站根本不卖票了，随便上，末班火车顶上车窗车架上到处是逃难者。我们团就和这最后一批逃难者一起登上了流亡之路，还在路上，我们就听到了武汉失守的消息。当火车路经长沙时，正赶上长沙大火，火车没敢停，一气开到了广州后，我们才松了口气，全团人都安排借宿在当地的青年会里。在那非常时期，大家根本顾不上条件的艰苦，马上投入了紧张的排演。早在路途上，我便赶着编出了《人性与兽性》——这是一出揭露日寇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掳掠的戏，属于当时《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独幕剧。结合本团的声乐特长，排出后，有画面、有声乐、有剧情，在广州一上演就获得了好评，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谁知不久日寇又攻占广州，我们便马上又转到了香港，受到了香港各界（包括宗教界）的热烈欢迎。在广州和香港，我们每次演出，都是这样安排的：前半场完全是抗日歌曲，中间是展览陈仁炳从郭沫若、阳翰笙那里带来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及“九一八”、“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文字图片史料，还有人解说。最后就是上演独幕剧——《人性与兽性》。当时我们演出的所有抗日歌曲，统统得到了香港新闻界、音乐界的重视，不但拍了新闻纪录片，还灌了唱片。在各个影院放中外电影前，都不约而同地加演我们爱国抗日演出的实况新闻片，街头商店里大喇叭播放出来的都是我们唱的那些抗日歌曲。我们曾在皇帝剧场（Kings Head）这一专为英国殖民地上层人士服务的场所靠香港各行各业人民的力量，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演出。这是我一生中除演戏外从事爱国抗日内容编导的第一次。那次演出光记者就成百上千，镁光灯闪个不停，大厅内外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可哪位观众又知道，在这豪华剧场中演出的我，竟穷得连一套演出服都凑不出来。临要演出了，女团友用盛着开水的大茶缸子当熨斗，帮我把衣服熨平，并用胶水帮我把竖毛的破领子粘平，我穿着这硬领子的衣服上台演出了第一场，后来大家看我实在太穷，在“中旅”又没工资收入，就凑钱给我买了一件衬衣，穿在里边权当演出服兼出外办外交时的“大礼服”用了。当时陈嘉庚先生派来接我们的南洋华侨总会的人观看了我们的多场演出，并与我们接上了头，按陈嘉庚先生的要求安排我们团抢在日寇攻占香港前离港前往东南亚马来半岛去继续宣传抗日。当年我们剧团就住在香港的铜罗湾，那里曾有一个小小的教堂叫约瑟堂，当年我就在那里编剧执导了我创作的两个戏——一个描写海外华侨与祖国的骨肉关系的短剧，名为《骨肉情》，另一个是《东北之家》，写的是东北流亡学生到了南洋的情景，准备排练完一到新加坡就可拿出来公演。在香港的演出不但轰动，还引来不少香港和印尼的华侨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便在陈嘉庚先生亲自安排下，我们乘上了正要环游世界进行处女航的KenTang号（广东名字叫广东号）的新船，把我们送到了狮城新加坡。只见岸上万头攒动，群情沸腾，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唱的竟是我们在国内演出时所唱的那些抗日歌曲。之后，我们住进了当地林氏祠堂——九龙堂里。这是一座三层楼，当年的一个大建筑，楼上楼下都是大厅，花瓷砖铺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练合唱、排话剧，关上门窗，便可录音。南侨总会经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看了演出后，便根据我们的需要而提前通知本部给我们准备了全部所需用品。他们还把我们唱的抗日歌曲录下了音，早早送到了狮城，由南侨总会作为工作重心下达到所有分会，等到我们到达时，这些抗日歌曲早就唱遍了整个马来半岛。下了船第一件事就是由南侨总会的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去美容理发。店主人十分热情，不但送了我领花，还准备了大量热带水果。之后，陈嘉庚先生还亲自为我们主持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陈主席在简短的发言后，又逐一介绍我们认识了李光潜先生及夫人陈爱理（嘉庚先生的女儿）、黄亦欢先生、潘受先生、陈六使先生、侯西天先生、何宝仁先生、刘牡丹先生及其儿子陈国庆先生等。整个欢迎会开得隆重又热烈，使我们这些搞抗日宣传的流亡青年深切感到了海外的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密切注视与真切的关心和参与。当晚我们就进行了首场演出。当地的侨众一呼百应自动跑来帮忙，有车的出车帮助拉道具，送演员，有的帮助维持秩序，防止汉奸及日本间谍的破坏捣乱。演出中那严肃而又热烈的气氛，实在令人振奋。台上唱台下和，经常台上台下打成一片一起唱，只要我们一演出，则是万人空巷，街上的广播比起香港来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嘉庚先生对我们的演出非常支持，几乎每次演出都亲临会场主持。而为国内抗日募捐的场面更是感人肺腑。在短短的二年多时间里，仅东南亚马来半岛的侨众与反法西斯的国际人士就捐集了44亿国币！实际上根据国共合作革命军事委员会何应钦将军报出来的那一年全国军费只用了19亿国币，还余了25亿多，更其可贵的是捐的都是外币以及和用钱在当年也难以买到的急需药品啊！爱国华侨的这一抗日行动，对稳定国家、稳定中国军队、稳定人民生活、稳定抗日信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在嘉庚先生支持领导下，我们几年来走遍了整个马来半岛的大小城镇、大小岛屿。仅柔佛这么一个小地方，侨众就自动捐款达40万新加坡币，大街小巷到处都可看到青年学生唱着潘受先生作词、夏之秋谱曲的《卖花歌》，侨众争先恐后地认购。到新加坡不久后的一天，嘉庚先生约我到他家，我们一边吃着白薯粥就咸菜，一边谈心。嘉庚先生语重心长地向我建议，我是否可以把中国当代的有代表性的优秀戏剧作品搬上那里的舞台，作个演出。并要求我主演，当然更重要的是，要为新加坡马来半岛当地培养出一批戏剧人才。我了解到，当时在新加坡、吉隆坡及马来半岛西北端槟榔屿（简称槟城）等地都有爱美剧团，便欣然答应了嘉庚先生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要求，并相继把《日出》、《原野》、《雷雨》等搬上了当地的舞台，还在新加坡与当地合演了《前夜》，在吉隆坡与当地剧团合演了《中国万岁》。应邀合演的那些人名，当年的演出说明书，都被陈嘉庚家族及其密友们冒着日本占领军大屠杀时期的杀头之罪秘密保存了下来。

    回想那一段难忘的历史，我的心中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震颤和激动。

    （秦纪民 项智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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