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因创作和演出《兄妹开荒》而闻名。演过话剧、歌剧、秧歌剧，如《生产大歌舞》等。她的独唱《翻身道情》曾获1949年世界青年联欢节银质奖章。独唱的主要歌曲有《新疆好》、《走西口》、《劳军歌》、《刘志丹》、《茉莉花》、《闹元宵》等。1950年她因电影《白毛女》黄母的创作，给人以深刻印象。
在动乱中成长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曲阳县南下关。小时候家里很穷，六口人只有一亩半土地，住在三间没有院墙的土坯房子里。从我记事时候起，就跟着姐姐们去挖野菜，刮盐碱土。盐碱土淋过后可以当盐吃；野菜熬熟了，全家用它充饥。我吃过各种野菜、树叶和树皮，有时吃得全身浮肿，脸“胖”得吓人。
衣食无着再加上兵荒马乱，在家乡无法生存，我们全家就到人烟稀少的“口外”去逃荒。几经辗转，在张家口落了脚，总算托乡亲们帮忙，找到些零活儿干——给人家洗衣服，缝皮子，缭衣服边、袜子口，糊纸盒等，挣几个钱糊口。母亲很勤劳，每当她心情愉快时，就一边干活，一边哼着家乡的秧歌小调。虽然至今我也不清楚歌词是什么，可那悦耳的民间曲调却滋润了我幼小的心灵，使我终生和歌唱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母亲性格很倔强，她宁愿自己多吃些苦，也设法让我上了两年小学。每天下学之后，我便帮着家里取活、送活。张家口市区和火车站之间有座大铁桥，我家就住在桥的附近。打了胜仗的军阀部队，经常把战败者的人头挂在铁桥上，而这里是我送活的必经之路。一天，我走过桥头，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一下映进眼里，吓得我魂不附体，跌倒在地。至今，那恐怖的景象还清清楚楚留在我的记忆里。
1930年，我们随着逃难的人群，又流落到了山西太原。我好不容易进了德记烟草公司当童工，后来又到晋生纱厂做徒工。我下死力气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挣的钱难以糊口，还要受工头的克扣和欺压，深感社会的黑暗和不平。
1936年，太原女子职业学校招生，据说毕业后可以找到工作，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了名，结果出人意料地被录取了。
在职业学校，只有结业考试考上前三名才能有找到职业的希望。我拼命努力读书，居然考了个第三名。我满心欢喜，以为可以有固定职业了，可学校并没能给我们找到工作。校长高清溪（我到延安后才知道她是地下党员）见我非常用功，家境又贫苦，便把我介绍到由共产党掌管的太原军政训练班女兵连去学习。不久，我在那里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
训练班的生活紧张而有规律，军事课和政治课各占一半时间。军事训练由阎锡山军队选调的军官负责，上政治课的老师，则大部分是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有杨献珍、廖鲁言、周仲英、薄一波等同志。
经过严格的军政训练，我们不但练就了坚强的体魄，学到了军事知识，还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我已不再整天想着如何找个安定职业、养家糊口，而是想到要为打日本救中国，为妇女解放的事业尽心竭力。
与艺术结缘
我从小喜欢听歌，也喜欢听戏。在烟厂和纱厂做童工的时候，有时上班时去得早，工厂还没开大门，我便与当地女工一起学唱歌。下班后，经常与小姐妹们钻进戏棚子去看“蹭”戏。看得多了，有的戏我能整段跟着哼下来，可是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唱过。
到军训班以后，我感到天高了，地广了，眼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训练班成立了歌咏组、戏剧组，到社会上去开展宣传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在歌咏组，我学会了许多抗日歌曲。那时阎锡山当局不让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叫改唱为“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偏不听这一套，一上街就把“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唱得特别响，还把“日本”两个字咬得特别狠。《五月的鲜花》这首歌当时也是禁唱的，当局最忌讳这段唱词：“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亲善呵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红五月时，我们在牺盟会的领导下，在集会上与地方救亡团体一起高唱《五月的鲜花》，大家都很激动，并且有一种胜利感。
在戏剧组里，当时男女学兵不同台演出，我因为个头高些，就经常扮演男角。汉奸、特务、警察，我都扮演过。有一次，薄一波主任来看我们演戏，由于我在剧中扮演了汉奸，他以后见了我就开玩笑地叫我“汉奸”。1943年薄主任在延安看了我演的《兄妹开荒》以后，亲切地摸着我的头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山西娃！”实际上，我只能算“半个”山西人。薄老的记忆力非常强，直到1987年5月，我们女兵连召开50周年纪念会时，他在讲话里还提到我。他不但知道我现在的名字，而且还记得我原来的名字，并且介绍了我在延安演出时的情况。
在牺盟总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牺盟旅行业余剧团”，我有了扮演各种角色的机会。剧团主要是演话剧，也有些带唱的剧目，如著名的《放下你的鞭子》和《夜半歌声》。以前我从没独唱过，当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我第一次当众放开喉咙唱：“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观众反映很强烈，我也受到很大鼓舞。
为纪念“五一节”，我们排演了《顾正红之死》，我演纱厂女工。当剧情进行到高潮时，我脑子里出现了当初在烟厂做工时，和资本家斗争的情景，完全忘了是在演戏，愤怒地喊出了从前我对资本家讲的那句话：“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它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同学们也说我有真情实感，演得很像。
闹一场“家庭革命”
母亲是个受封建思想和旧道德观念影响很深的人，她认为姑娘家当兵、演戏，都是丢人的事。有一次，我们剧团在海子边（现在的太原中山公园）进行宣传演出，我扮演一个老太太。正好母亲和姐姐也去看热闹，我被姐姐认了出来。母亲不信，便在后台梯子旁等着。我一下场，母亲看到果真是我，立时火冒三丈，开口就骂：“你当了女兵就够现眼的了，又唱文明戏，你把祖宗三代的人都丢尽了……”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再也不准我回家。当时我蒙了，心情非常痛苦。我把事情告诉了团长李林和副团长傅兵友，他们给我出主意，让我闹一场“家庭革命”，说：“你母亲是在气头上吓唬你的，你要真不回家，过些天你母亲着急了，就会来找你。”我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感情很深，真不想伤她老人家的心，可是到这时，也只好狠狠心，咬着牙不回家。到了第二个假日，果然姐姐来叫我回家了。同学们都庆贺我的“家庭革命”成功。
1937年“七七”事变消息传来，我们剧团群情激愤，个个摩拳擦掌，要求到抗日前线杀敌。剧团领导肯定了我们的抗日热情，但同时强调了救亡宣传的重要意义，号召我们把舞台作战场，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剧团立即赶排出《血洒卢沟桥》到各地去演出。在这个戏里，我扮演一个勇敢、刚毅的老大娘。当戏中的大娘拿起刀向鬼子砍去的时候，观众都跟着呐喊助威，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
当时太原有个“新生剧院”，是地下党领导的专业剧团。他们调我去，从此，我就由业余演员转成了正式演员。
这一年9月，我被派到民族革命战争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的“动员宣传团”戏剧组，要随团到西北战地去服务。
“战动总会”实际上是我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由李公朴、续范亭等发起，程子华、南汉宸担任领导。“动员宣传团”共有24人，团长为郑季翘；戏剧组占9人，有马玉（组长）、陈强、村微、冷若水、王庚瑜、周通、周聘雪、郑宝元和我。
出发前，每人发了一套棉军装、一支带刺刀的三八式步枪、三颗手榴弹，还有两个月的薪金。我用薪金买了一袋白面送到家里，把剩下的钱全部留给了母亲。从小到现在，我一直在母亲身边生活，这次要远行了，却连句实话也不能对母亲说（说了怕母亲不放我走），我心里异常难过。我的情绪和行动引起了母亲的疑心，她问我：“你是不是丢下我要走啊？为啥留下这么多钱？”我不敢看她，背着脸说：“不走，这是一块儿发了两个月的钱。”但母亲并不放心，让姐姐盯我的“梢”。我们平时的集中点在太原女师大，姐姐每天白天跑到那里去看着我。可她没有想到，在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们悄悄出发了。后来姐姐回忆说：“母亲知道你走了以后，白天黑夜哭着叫你的名字，还骂我没有看住你。”
天亮后，我们已走出了几十里路，还能听到日本飞机轰炸太原的爆炸声。就这样，我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亲人的眷恋，奔向了西北战场。
西北战地生活
晋西北地区山高风硬，才进11月就寒冷刺骨。我穿着棉衣和两条棉裤，脚蹬大棉鞋，身背全副武装，跟着部队进发。
11月7日，郑季翘团长带我们来到五寨附近的一个部队驻地。这个部队的长官亲自迎接我们，他年轻潇洒，待人诚恳热情，与我见过的阎锡山部队军官大不一样。经介绍，知道他就是八路军某师政委肖克。肖克说，今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节日），请你们打打牙祭——吃黄米干饭。这种米比小米粒大，不软不硬，吃到嘴里喷喷香。肖克还请我们观看部队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宣传队员们很年轻，又没受过专业训练，可是他们充满激情的演出非常动人。当我听到“我的枪对准他，打倒日本鬼，铲除卖国贼，嘿！我们的红旗插遍中华”时，禁不住流出了热泪。和人民军队的第一次接触，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使我久久难忘。
我们戏剧组一共才9个人，却要演出好几个剧目，所以每个戏里差不多都有我的角色。除了演戏，还要管服装、道具、布景、化装、报幕等等。其实所谓布景，不过是几块灰布；服装道具是走到哪儿借到哪儿，化妆用品只有红、白、黑三色，全部是就地取材。
我们的小分队翻山越岭、走村串寨地巡回演出。每到一地，一面向老乡宣传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道理，一面向老乡学习当地语言、民歌，了解乡情故事。我们把抗敌事迹和战地消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如“双簧”、“拉洋片”、“扭秧歌”等表现出来，激发了当地民众的抗日热情。每当我们演到日本侵略者杀害无辜百姓、枪挑儿童等野蛮罪行时，观众就万分激愤，有的竟忘了是在演戏，跑上台去打扮演日本兵的演员。次数多了，我们有了“防御”经验，可仍然防不胜防。因为演出多是在广场上进行，四面都是观众，不知会从哪个角落跑上人来，对着“日本兵”打上几拳、踢上几脚。演员挨几下打，心里也是高兴的。每当这种时候，我们总是和观众一起高呼口号，把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我们这支宣传小分队，从太原出发，在短短三个月里，走遍了晋西北大部分的县、镇、村，每个队员都受到了战地生活的磨炼，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很大提高。
在延安鲁艺
1941年底，经组织批准，我报考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戏剧系，被录取为第五期正式生。
当时鲁艺的教学内容，是按正规艺术学院课程进行的，都由专家教授。有一次，戏剧系主任张庚亲自给我们上戏剧小品课。出的题目是：农妇正在屋里烧锅做饭，外面突然发生情况，忙跑出去看，忽又想起锅里的饭……当我表演跑回屋后的情景时，又看锅又添柴，把烧到灶门外的余柴直往里塞……张庚肯定了我的表演，说我演得真实、可信、有生活。但是遇到不熟悉的事情时，就不这么应付裕如，甚至要出“洋相”。一次上表演课讲授斯坦尼表演体系，教员出的题目是《神游莫斯科》，这可把我难住了。同学们闭上眼睛在那里“游”，说是看见莫斯科大街了，楼有多么高，马路有多宽，说得有鼻子有眼。轮到我闭上眼睛，却怎么也“游”不进去。教员问我看见什么了，我说，太原的土货商场、张家口的大桥……教员为了启发我，拿出一些有楼房的照片给我看，让我体会其中的情景，可我仍然不“开窍”，弄得教员哭笑不得，怪我怎么没有一点想象力。
戏剧系每周上一堂声乐课，我的声乐老师叫叶风，教的是西洋发声法。在一个窑洞里，我每天伴着一架“五音不全”的破手风琴练发声。两个月后，老师居然说我大有进步，我练得更积极了。
不久，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有一天，我们在操场上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情特别激动。毛主席要我们走出“小鲁艺”（指学校），到“大鲁艺”（指群众中）去，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向民间艺术学习……当时我把“面向工农兵”写在笔记本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参加延安秧歌运动
1943年新年期间，鲁艺俱乐部组织了各种民间形式的文艺节目，如扭秧歌、推小车、跑旱船等，形成文艺宣传演出的热潮。一天，我看到黑板上写着：李波、王大化同志表演“打花鼓”。我感到很意外，因为王大化当时已颇有名气，我只是个一年级学生，又互不认识，怎么让我俩一起演节目？我正不知所措，王大化主动来找我了。他亲切地问我：“你看到黑板上的通知了吗？”“看见了……我不行。”王大化笑了，他问我演过什么节目，会不会唱“凤阳花鼓”，我说：“那都是旧词，不能唱。”他就带我去找到音乐系的安波。正巧安波刚用《打黄羊》的曲调填了一首新歌，我们听了很喜欢，决定就演这个节目，并给它起名叫《拥军花鼓》。
在排练过程中，我遇到了新难题。过去我在战地和部队演唱，都是用大本腔（真声）唱歌，到鲁艺后所学和所听到的都是用西洋发声法。但我学西洋唱法时间很短，还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用民歌唱法在鲁艺又没有先例。王大化让我用真嗓唱几句试试，他听后高兴地说：“这样唱好！老百姓能听得懂，看得惯。”
看过预演，领导上肯定了我们的这台节目，并鼓励我们到校外去演出。我们背着锣鼓，从驻地桥儿沟演到杨家岭，从王家坪演到枣园，西北局、党校、联政……演到哪里，都受到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拥军花鼓》在小节目中占了优势。在鲁艺，我是第一个用民族方法演唱的。
在枣园演出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都出来看秧歌。毛主席身穿一件战士穿的灰布棉大衣，坐在长板凳上看我们表演。我们越扭越欢，演出达到高潮时，天刮起了大风。场地上黄土飞扬，毛主席脸上、身上都落了一层黄土，但他毫不在意，只是兴奋地哈哈大笑。
周恩来副主席看了演出后，对王大化说：“马门教授（大化曾在话剧中扮演过马门教授）头上也扎了这么多小辫子（大化演《拥军花鼓》时的装扮），这可是个很大的变化呀！群众是欢迎这个变化的……”周副主席、彭真、邓发等领导同志在肯定我们成绩的同时，还指出要注意对旧形式的改造，使内容和形式更完美地统一起来，创造出崭新的人民艺术。这一次延安秧歌运动声势大，影响深远，一直发展到各个解放区。
《兄妹开荒》的诞生
1943年春节期间组织了第二次秧歌表演。
学校领导让大化和我再次合作，并派路由同志协助，自编自演一个节目。由于没有规定条条框框，我们的创作思想特别活跃。我们选择了跟当时形势结合很紧的大生产运动作为题材，并决定不受固定形式的约束，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该说就说，该唱就唱，该舞就舞。因为演员只有两人，决定大化演哥哥，我演妹妹。开始设想是哥哥落后，妹妹积极，由此展开矛盾。经过多次讨论，才改为兄妹都是积极的，因为这更符合当时边区青年的情况。在表演方法上，我们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步，并配上锣鼓，以烘托热烈气氛。我们三人把结构和轮廓搞出来后，由路由执笔编剧，并取名为《王小二开荒》，音乐仍请安波来写。
白天，我和王大化一起设计位置和动作，晚上就到安波屋里去试唱。安波第一首曲子写得不顺利，总觉得民歌味不够浓。我和大化一遍遍地试唱，他就趴在小油灯前一遍遍地改，从未见他不耐烦。
审查节目的日子近了，曲子还没有弄完。我急得犯了偏头痛病，疼得眼睛也睁不开。总算挨到了审查那天，我唱着刚学会的曲子，万分紧张地上了场。没想到领导对演出很满意，认为比《拥军花鼓》提高了一大步，在小节目中，我们又拔了尖。我一高兴，头也不疼了。不过当时谁也没意识到，我们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秧歌剧。
戏排好了，我们每天随秧歌队去各处演出。每到一处场地，锣鼓一敲，全体演员就扭起大秧歌，接着便演出小节目。这样的演出，一天要赶三四场，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吃饭。老乡们看戏时总是热情高涨，有时看完了还觉得不“过瘾”，又跟着转到下一个场地。他们看到把自己开荒生产的事都编成戏了，感到非常亲切，但他们不说《王小二开荒》而说“兄妹开荒”。从此，《兄妹开荒》便代替了原来的剧名，在群众中流传开了。
《兄妹开荒》演遍了延安，毛主席也来看过。春耕时，我们还到金盘湾和南泥湾去劳军。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说：“来，来，咱们比赛开荒！”我和大化也不甘示弱，学着台词中的话说：“比赛就比赛，来！”于是军民展开了热烈的竞赛。
我们到各处演出，经常收到热情观众送来的礼物。记得在党校演出后，几位炊事员把一包礼品辗转托人送到我们手里。打开包裹，里面是两双袜子、两条毛巾和两块肥皂。这在当时的延安是非常珍贵的，他们舍不得用，积攒下来送给我们。我们激动得流下热泪。
鲁艺的秧歌运动推动了秧歌剧的发展，各地区的文工团都掀起了创作秧歌剧的高潮，其影响甚至扩展到了蒋管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秧歌剧从产生到发展，情节从简单到复杂，演出场地从广场到舞台，一直到1944年诞生了大型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应该说，秧歌剧是新歌剧的孕育阶段和雏形。
从延安到北京
在歌剧《白毛女》中，我扮演了地主婆黄母。过去我没演过这种角色，也没接触过地主婆。同志们热情地帮助我分析角色，提供材料，使我回忆起资本家、工头、房东老太婆对待穷人的凶恶和残暴，顺利完成了对角色的塑造。演出后得到同行的好评，说我是“活黄母”。但群众恨死了我，骂我是老妖婆，孩子们也捡起土块砸我。当我问他们为什么打我时，孩子们齐声回答：“你打喜儿，我们就打你……”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被留在鲁艺当助教。1946年调到中央管弦乐团。演过歌剧《兰花花》，话剧《望穿秋水》，秧歌剧《前线》、《归队》、《抬担架》等，还唱过猪唱，拉过大提琴。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打着“八一”军旗，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参加比赛的几个音乐、舞蹈节目，《红绸舞》获得一等奖，我演唱的《翻身道情》获得二等奖。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文工团改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担任了歌剧队队长。担子重了，工作忙了，搞艺术的劲头不觉有些松懈。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始终关怀着我的成长，在关键时刻给我鼓励和鞭策。
1949年12月25日，我有机会见到了周总理。他询问了我的近况后，关切地说：“李波，你要把民歌唱好。不要唱得太简单了，要提高一些，唱得丰富一些……”又说，“你回去对伯钊（院长）同志讲，就说我说的，不要让你再搞行政工作了……”1952年，举行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周总理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又提到我的情况，他说：“比如李波同志，她的戏演得很好，可是行政上把她调去搞党务工作，搞行政工作，这样怎么叫她演戏呢！”又说，“一切中外的艺术家，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艺术生活，才能创造出非常成熟的艺术成品来，不能积累，怎么能发展呢？”
1958年，我参加赴朝慰问团去朝鲜访问。因为我是以文联代表身份去的，所以没有演出任务。但我主动要求参加慰问团的演出，准备了几首独唱歌曲。周总理亲自审查我们的节目。他听了我的演唱，并帮助我确定演出曲目。在谈到歌曲《兰花花》时，总理风趣地说，“《兰花花》你只唱了两段词，你偷懒了，哈哈！”我解释说，这首歌曲调很简单，我觉得段数太多了不太好。总理表示同意我的意见，高兴地连声说：“对，对！”审查完节目，接着举行舞会。总理问伴奏的乐队：“你们会演奏《兄妹开荒》吗？”乐队同志齐声回答：“会！”于是大厅响起了《兄妹开荒》的乐曲。
“文革”开始后，我再也没见到周总理。我自己也被迫离开了舞台，但我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歌剧事业。“四人帮”被粉碎，我马上恢复了工作。现在我虽已离休，仍然担任着中国歌剧研究会顾问、艺术嗓音的声乐特征研究顾问等职务，还参加了文化部老干部合唱团的组织领导工作。我将继续努力，为发展歌剧事业献出自己的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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