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毓秀

    郎毓秀，1918年生于上海，籍贯浙江杭州。曾任四川省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名誉系主任，中国音协常务理事，四川音协副主席，多后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擅长演唱西洋古典歌剧选曲和近代艺术抒情歌曲。演唱的歌曲有《天伦歌》、《杯酒高歌》、《大刀进行曲》、《乡愁》、《怀古》、《灯下》、《王大妈要和平》、《慰问志愿军小唱》、《绣荷包》、《玫瑰三愿》、《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教我如何不想他》、《蝶恋花——游仙》、《明白了咱们的玛利亚》、《小夜曲》、《珠宝之歌》、《梦后》、《春之歌》、《罗西娜咏叹调》等。

    我的原籍是浙江杭州，1918年11月出生于上海。我的父亲郎静山，是世界著名的摄影家，现已92岁，仍然精神矍铄身体轻健，虽居国外，依旧长衫布鞋，风度潇洒。他一生为开拓摄影艺术的新天地，为中外艺术的交流而奔走操劳，1980年被美国纽约摄影学会评为世界当代十大摄影家之首。父亲从事摄影艺术之余，十分热爱音乐，尤其是西洋古典乐曲。家中原先就有一架手摇留声机，父亲经常买回成套的唱片，在家里播放。我也长期受着音乐的熏陶，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热爱音乐的根苗，终于和音乐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我八九岁的时候，就跟着声乐唱片模仿着唱起来，虽然不懂得英语和日语，但仍照着字音学唱。10岁那年，我被学校选为舞蹈剧《麻雀与小孩》中小麻雀一角，父亲高兴极了，专为我缝制了两套带翅膀的舞衣。我的演出受到了好评，歌唱的兴趣更浓了。12岁在上海进了一所美国人主持的教会学校，开始上英语课，并且选修了钢琴。学习钢琴以后，我更是被这“神奇”的乐器迷住了，觉得人的两只手竟能弹奏出那么美妙的旋律与和声来，于是更加刻苦练琴。家中没有琴，我每天放学以后，宁可少玩一会儿，也要在学校练完琴才回家。1931年左右，我家迁至北四川路，附近有几家放映外国影片的电影院，父亲常在晚间带我去观赏一些有关音乐的影片。电影插曲，只要有唱片的，父亲总是设法买回，我更是爱不释手，经常地放，直到学会为止。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音乐影片《璇宫艳史》、《风流寡妇》、《桃花恨》等，其中的歌唱演员珍妮·麦唐纳、葛瑞丝·摩阿和奈尔森·埃弟等，都是我当时崇拜的歌唱家。14岁那年，父亲听到我唱的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几段主要选段很有味道，就专门带我到德商经营的唱片店录制成唱片，回家自己玩赏。总之，父亲尽可能为我的歌唱创造一切条件。父亲还认为我的歌喉是从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我的祖父郎锦堂，前清时曾在江苏淮阴幕府任武官，酷爱戏曲和绘画，中年时常和当时京剧名演员吕月樵等配戏公演。祖父的音乐天赋，父亲对音乐的酷爱，成为日后我从事声乐艺术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父亲的悉心培养和我个人的努力，我终于走上了音乐成才之路。1934年我16岁时，父亲为我买了钢琴，并送我进了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声乐，当时教我时间最长的老师，是俄籍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50年代回苏联去了）。

    1935年春，我参加上海美商电台举办的音乐比赛，获第二名，得到一台7灯大收音机。同年参加上海广东基督教唱诗班，担任独唱演员，于暑假期间赴广州、香港演出了一个月，这使我获得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这一年，我应上海百代公司的邀请，开始录制唱片。《天伦歌》、《杯酒高歌》等就是我早年的成名之作，在全国风靡一时。《天伦歌》一直流传到日本、东南亚一带。“人皆有父，繄我独无；人皆有母，繄我独无……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首由著名音乐家黄自作曲的歌，含义深远，耐人寻味。它曾慰藉过多少孤苦的人们的心灵，唤起人们去追求那“大同博爱，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社会。《杯酒高歌》、《大刀进行曲》（安娥配词）是早期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歌曲，曲调雄壮高亢，激发着人民的爱国感情。此外，我还录制了贺绿汀的四重唱《湖堤春晓》（担任女高音）、《早行乐》、《桃花扇》（和金焰二人齐唱）、《狂欢之夜》、《新婚的甜蜜》、《乡愁》、《怀古》、《飘零的落花》、《桃园春梦》、《满园春色》（和蔡绍序合作）、《我们的家乡》以及《鸾凤和鸣》等三十多首歌。1941年由欧洲回来以后，录制过《湖上悲歌》、《欢乐的百灵鸟》及《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等唱片。

    1937年，父亲为了让我留学深造，多次申请中比庚款委员会的官费留学，皆杳无音信。他自己的收入也只够维持家用，只得向朋友们筹借了一笔钱，送我去比利时自费留学，临行前还为我在上海国际饭店开过独唱会。同年的8月30日，我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比利时。9月下旬，考入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声乐系。

    我离开祖国的时候，正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一个多月，日本侵略者侵占了祖国的东北，正步步加紧入侵祖国的内地。在异国他乡，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和民族的无限怀念之情，激励着我奋发努力。我怀着为中国人争气的爱国感情，拼命地学习。一天十几个小时关在琴房里练习钢琴和歌唱，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38年夏的一天，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一间宽敞的教室里，正在进行一场基本乐科结业考试。36名应试的学生，一一接受老师的考察：视唱练耳和乐理。这些音乐的基本科目，对学声乐的学生是重要的基础，因而老师们考察得非常严格，甚至于近乎挑剔。当我准确、完满地回答了老师的各种考题时，轻易不喜形于色的老师们，禁不住频频点头，拍手击节，给我打了满分。成绩公布时，全体在场的比利时师生和来自其他国度的同学，都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中国！”“中国万岁！”这动人的情景，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我才19岁。这一年，由于我的刻苦勤奋和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我获得了比利时中比庚款委员会奖励学习成绩优异的奖金5000法郎。

    1941年夏，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由于上海已经沦陷，父亲不让我找工作，以免招惹日本人的注意。只是在当年初冬，由于父亲辛勤地奔走筹备，才为我在租界里举办了一次我一生中最隆重的独唱音乐会。在兰心大戏院的四场演出，全部客满，观众的反映很是热烈，因为他们听到了自己的音乐家的歌声。

    1942年，我同在比利时建立起深厚情谊的萧济医生结婚，并在北平、太原居住。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沦陷区，我仍没有工作，只在北平、天津、太原等地举办过音乐会。1943年，我偕同丈夫，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从日寇的铁蹄下逃了出来，几经辗转，于1944年到达大后方的成都，在赴成都途中，曾在西安、宝鸡、兰州等地举行过独唱音乐会。但是，在旧中国，我找不到一个专业的歌唱艺术团体，去从事歌唱艺术的工作，只得受聘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从事音乐教育。在从事教学的同时，仍坚持演出实践，多次举行过独唱音乐会。其中令人难忘的一次，是在1945年暮春于成都举行的接连三晚上的旅蓉独唱会。

    成都历来是文化古城，但因地处偏远，接触西方文化较迟，可能以前还没有开过音乐会。在会前有几位新闻记者问我什么是女高音，我介绍说，女高音分为三种：抒情女高音、歌剧女高音和花腔女高音，我唱的就是花腔女高音。其中一位竟搞成“花音女高腔”。

    抗战中许多著名的大学迁移到成都，如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等，全聚集在华西坝。有不少的流亡学生，他们知道我开音乐会，老远地跑来，门票却早已预售完了，经他们一再要求，愿意买站票，结果演出时连靠墙的走道都挤满了人。

    《大公报》成都特派员张篷舟（笔名杨纪）是我们的好友，他三晚都在场照料，事后写了一首五言排律给我，题目是用英文写的。演唱的17首曲目，他都依次嵌在诗中，登在一张小报上。不久又把全诗译成英文，招待了几十位外国朋友和新闻记者，由一位夏小姐当众朗读过。特为附记如下：

    To Madame Pansy Long

    杨纪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八、九、十日，郎毓秀女士旅蓉独唱会在成都暑袜北三街礼拜堂举行三宵，听众云集，节目有“弥赛亚（两阕）、卡地之少女、吻舞、落花岩、玫瑰三愿、天伦、铃歌、阿利路、小夜曲（两阕）、阳光曲、燕子歌、教我如何不想他、茶花女中的饮酒歌（中文）、采珠人、饮酒歌（意文）”等十七歌，余伫聆三夕，频生百感，某夕空袭声中，秉烛写赠此诗于耀华茶室。

    不闻毓秀歌，匆匆已十年。

    东西肆强暴，南北尽烽烟。

    人事益纷扰，心情何所安。

    辗转流后方，相见各开颜。

    聆君三夕唱，使我频惊叹。

    神曲弥赛亚，意态诚庄严。

    卡地少女歌，吻舞同铿然。

    缤纷落花岩，妃嫔殉所天。

    玫瑰发三愿，无计挽伤残。

    孑遗悲天伦，长者长辛酸。

    丽姝拉克媚，铃歌怨神权。

    静女阿利路，空帏忆所欢。

    抒情小夜曲，求贤良独难。

    美丽阳光奏，低徊燕子篇。

    恋情不可遏，相思岂无言。

    狡童嗄司东，狂歌竟当筵。

    衰彼玛格里，中义吊遗编。

    惜哉采珠人，寡女徒周旋。

    琅琅十七歌，字字皆润圆。

    花腔不时发，斛珠走玉盘。

    趁势逞高音，余韵绕梁间。

    翻作低微调，清味尤为甜。

    一静若止水，一动若波澜。

    听众齐屏息，抑扬振心弦。

    女声叹绝代，百技失其观。

    堂前双燕子，不敢话呢喃。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决定赴美深造。尽管这时已年近三十，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还是毅然将两个孩子留在国内，和丈夫带着大女儿，再次漂洋过海去异国求学。赴美前我赶到苏州，为久别的江南人民演出数场。在演出中遇到国民党某部队要包场，当说明情况不能加演时，那群国民党军人威胁我说：“那么，你就别想在苏州演下去。”作为一位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歌唱家，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艺术活动得不到尊重，竟像被迫卖唱一样，只得含泪加演了一场。

    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师范学院音乐系留学的两年，使我开拓了音乐视野。除了进修音乐外，还进修了作曲和电风琴。毕业时我获得了音乐学士学位。1948年夏天，我和丈夫、女儿返回祖国。过上海时，又会见在上海《大公报》工作的张篷舟，我在美时已为他写的《灯下》一词谱了曲，这是我的第一次习作。他于8月10日晚上，假座永嘉路柯园举行消夏会，约集了音乐界、新闻界的31位朋友，来欢迎我们夫妇。当晚由张隽伟钢琴伴奏，我独唱了《灯下》歌，并灌制了唱片，1949年3月，我们路过重庆时，篷舟已通知重庆《大公报》的负责人王文彬，他约集了重庆各界人士，为我们举行联欢茶会。由我的妹妹郎毓贤钢琴伴奏，我在会上独唱了几首歌曲。我们回到成都后，我受聘于成都华西大学，任音乐系主任。

    解放给祖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艺术生活也掀开了新的一页。在党和新生活的教育下，我决心让自己的歌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1953年，我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鲜前线，为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演出两个多月；回国后还曾多次到西南边疆的边防哨所为人民子弟兵演唱。我演唱的曲目有《王大妈要和平》、《慰问志愿军小唱》、《劳动姑娘爱边防军》、《歌唱新农村》、《梅家湾的柑子香又甜》等。1958年，我和四川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一起，深入到泸州专区采风、演出。4个月内，走遍了专区的每一个县。只要是群众需要，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我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宽敞明亮的剧院，农村的土台子，以至街头、广场都是我演唱的舞台。在街头、广场上，人们听说是我来演出，淋着雨也要来听，使我深受感动。通过歌声，我的心和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了。

    我一直接受严格的西洋传统音乐教育，唱法属于抒情兼花腔女高音。我原先善于演唱西洋古典歌剧的选曲、外国民歌和近代艺术歌曲，尤善于演唱《小夜曲》、《摇篮曲》。但是，我在解放后才真正认识到祖国的民族音乐遗产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丰富，自己必须熟悉它，掌握它。从1952年到“文革”前，我一直没有间断地向民间艺人、戏曲演员学习京剧、四川清音、京韵大鼓，向唱片学习评弹、粤剧、南音。长期以来，为探索中西结合的演唱方法，我一直在积极地努力。我很重视民族声乐的吐字和行腔，要求自己的吐字要特别清晰准确，所唱的每一个词，都能清楚地到达听众的耳朵里。在演唱中国歌曲时，特别注意掌握歌曲的韵味和民族感情的表达。我深信“听众就是我的老师”。音乐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就必须在民族风格和语言的掌握方面，下一番艰苦的功夫。四川音乐学院曾把成都市的曲艺演员盖兰芳、李月秋请到学院讲课、教学，我十分尊重她们，虚心向她们学习，和她们交上了朋友。为了学好大鼓和清音，我从学习打板、击鼓开始，兢兢业业地学，终于做到了双手配合、节奏准确地进行歌唱和表演，并掌握了许多基本曲目。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四川方言并不熟悉，而唱清音必须用地道的四川话来唱。我认真地学习四川话，攻克了语言关，学会了四川人民喜爱的清音。此外，还跟着唱片学会了苏州评弹《游仙》，广东南音《农村新面貌》，京剧《凤还巢》等。我也十分重视学习演唱中国民歌，如晋北民歌《绣荷包》，江苏民歌《小小针线包》，哈萨克族民歌《明白了咱们的玛利亚》，四川民歌《丰收》等，都是我独唱音乐会中的保留节目。为了使自己能演唱多种风格、多种流派的歌曲，我还学习了外语和我国地方方言。除了通晓法、英两国语言外，我还可以用意、德、俄、日等国语言演唱歌曲。苏州、上海、广州、四川等地的方言我也会讲。

    由于长期认真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致力于探索中西结合的艺术实践，使我摆脱了那种西洋唱法较普遍存在的吐字不清、使得许多观众“敬而远之”的局限。我努力使吐字清楚，富于韵味，感情丰富而朴实，技巧娴熟而不矫饰成为自己的演唱风格。并根据作品的需要，对于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歌曲给予准确的表达和深刻的揭示。如我演唱的法国古诺的《小夜曲》，《浮士德》中的《珠宝之歌》，德彪西的《梦后》；花腔女高音曲目如：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歌》，罗西尼的《罗西娜咏叹调》；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黄自的《玫瑰三愿》和《天伦》等作品。

    我在艺术创造上，比较注意时代感，重视表现新时代的思想感情。50年代，有人认为艺术歌曲不大好表现时代感情，革命内容与抒情的表现形式有矛盾，唱进行曲不能展现声音的美，抒情歌曲只能抒个人之情等等，我觉得将时代感情、革命内容和抒情演唱形式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它们应当是能够统一的，我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艺术实践。我十分热爱富有时代感情和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抒情歌曲。50年代，我选唱了运用民歌表现新生活的《明白了咱们的玛利亚》。此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瞿希贤作）、《社会主义放光芒》（时乐濠作）、《唱刘庄》（黄准作）等，均成为我喜爱的经常上演的曲目。60年代，我又爱上了评弹。《蝶恋花——游仙》、《月姥姥》（李贞华作）等曲目，成为我的西洋唱法与民族吐字、行腔相结合的艺术实践中成功的例子。

    多年来，我就是这样在声乐艺术的中西结合的道路上不停地探索，前进，形成了自己的抒情、花腔兼有，吐字、行腔有独特民族风味的演唱风格。

    我一生热爱演唱艺术，数十年的繁重教学任务，并没有妨碍我的演唱活动。相反，多年的演唱经验，对我的声乐教学大有裨益，十年动乱我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文革”以后，我又向我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敞开了胸怀，放开了歌喉。我总是不停地唱，并不断地有新曲目。作为一个演唱者，要提高演唱艺术，就必须不断地积累多种多样的曲目，不断地实践，才能听到听众们的评论，从而不断改进演唱技能，也才能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一点贡献。我就是爱唱歌，让我歌唱就是幸福！

    1981年的春夏之交，我先后在成都、重庆、昆明、北京、天津、上海等六个城市举行了告别舞台独唱音乐会。在告别舞台的时候，有人非常惋惜地劝我：“您身体还好，嗓子又没有败，何必要告别舞台呢？”我回答说：“我年纪大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教学、翻译、参加社会活动，精力不允许我再准备独唱音乐会了。今后，我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音乐教育和音乐理论研究方面，热爱音乐的人，当然是永远不会和音乐告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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