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辅叔

    廖辅叔，1907年生人，籍贯广东省惠州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廖辅叔绘制过乐谱，教授过德文与音乐，翻译了许多文艺作品，撰写过许多音乐评论及大量歌词，有席勒的剧本《阴谋与爱情》，瓦格纳的《瓦格纳文集》，《中国文学欣赏初步》、《中国古代音乐史》、《谈词随录》、《音乐与人》、《萧友梅传》等。

    一个人所做的事有时是完全出乎预想之外的。就我个人来说，即使我早年有过各种各样的幻想，也决没有过要做一个音乐家的愿望。但是事到如今，我几十年工作的单位都是音乐学校，在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译著也不少，又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还能说我不是音乐界的人吗？虽然小时候我“打”过扬琴，吹过洞箫，弹过风琴，吹过口琴，后来又跟德籍嫂嫂华丽丝学过钢琴，跟音专教授佘甫磋夫学过大提琴，但是说来惭愧，没有一样是有一点成就的。只是由于喜欢读书，又喜欢发发议论，因而写过一些谈音乐及音乐家的文章，本来外国音乐界就有人不会弹，不会唱，只好去搞音乐学的品评，我也就无意中混入了这一行。套用鲁迅的说法，也许可以说是空头音乐家吧。

    我的父亲是前清的秀才，又是维新派。他书房里不仅有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8]等。他对我的教育先是随便让我跟姐姐们读她们学校的教科书，到他认真教我读书的时候，却教我读《诗经》和《左传》，也选一些《战国策》里面的文章。有时高兴起来，还给我讲《水浒》的智取生辰纲、江州劫法场，甚至于还讲《聊斋》里面小翠一类的故事。平时有朋友来看他，常常以诗词为话题，还带来一些诗稿。我一般是坐在客厅的角落里负责敬茶奉烟的，没事就听他们高谈阔论，因此东鳞西爪地懂得一点诗词。慢慢地我也揣摩到一些作诗的法门，如平仄对仗之类。那时我的哥哥青主（廖尚果）在德国留学。有一次我写信给他，附上三首怀念他的七绝。我的父亲看到了，不免吃了一惊，因为这是我背着他干的。他还好奇地问我：“你的平仄粘对都没有错，这是怎样揣摩出来的？”我的回答很简单，反复念，念到顺口就“粘”了。

    差不多在学写诗的同时，我又偶然发现了一本《白香词谱》。里面的作品不像是诗一样整齐的句子，而是有长有短，有时又有对句，有时又有仄韵与平韵通押，总之变化多，很有趣。于是我又学填词。开头只是照字数填写，如《点绛唇》末段是三字、四字、五字各一句。我虽然句句押韵，却是有平有仄，不符合词律要求。写多了，也渐渐地摸出了一点门路。加以这类书多读了几本，对词也有了更深的体会，有些特别的句式如《八声甘州》第二句应为“仄平仄平平”，《水龙吟》的结句应为“仄平平仄”，而且要一字领三字。这些发现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我当时的心情却真有点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搞诗词的兴趣也越来越高，几乎到了入迷的程度。

    我的父亲也已经察觉到我对诗词入了迷，事实上也当然瞒不过他，因为我静坐也好，走路也好，常常不免口中念念有词，他怎么会听不到呢？有一天他很严肃地告诫我：顾亭林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何况是诗人，还要做词人！要读书就好好地多读《史记》、《汉书》、唐宋八大家，不要老看什么诗词！我当然唯唯听命。但是事情也真不凑巧，过了不久，我又在一边走，一边朗读着“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不提防正好冲着父亲的座椅走过去。父亲只是摇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满脸通红，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1922年是我学习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那一年我的哥哥青主从德国留学回来，我进了广州英文专门学校。不上普通中学要专门学英文，这是我父亲的主意。他，正如鲁迅所说的，属于所谓“老新党”，“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但是他洋书到底读不成，所以要儿子完成他未遂的志愿。当时我们学校里一切教科书都是英文的，西洋史不用说了，连中国地理也是用的英文课本。

    青主当时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大理院任推事。这是他以法学博士的资格学用一致的唯一的一次。他看见我这样读洋书，觉得是太过了，于是课外给我加班讲古文，并要我定期交作文。我对我这位哥哥是非常佩服的。我心目中学贯中西的大人物首推严复，在身边的就是哥哥。我过去跟父亲读古书是相当正统的，青主则颇有异端的气息。他教我读古文，也引导我去欣赏骈文的好处，教我读龚定盦。还有，他既然是留学生，肚子里当然也有不少洋文化，因而我从他那里也得到了有关歌德、席勒和海涅等大作家的一些知识。而且他回国时随身还带回一把梵哑铃（小提琴）和一支长笛。梵哑铃固然新奇，总不如那支复杂精巧的、装有种种杠杆式按键的长笛那么教我耳目一新，我不敢摆弄这样的乐器，我只能吹我的口琴。但是更使我惊叹的是他音乐知识的丰富。我有时唱一些学校里学到的歌曲，如那首《春之花》，他指出那是德国民歌《各种鸟儿全到这里来了》的曲调，我唱学校的英文校歌，他又指出那是海顿一部弦乐四重奏的曲调；后来被采用为威廉帝国的国歌，即《德国德国高于一切》。他还教我欣赏音乐的道理，听音乐不要以为高音最好听，高音只是讨好耳朵，音乐的妙处多是在低回婉转，曼声细语的地方。那种拿外国曲调填上歌词的办法是不足为训的，理想的做法应该是根据诗歌内容的变化配上适当的旋律，这样诗歌与音乐才不致发生冲突，他特别想给我讲清楚的是管弦乐队的指挥，要目视总谱，耳听八音，右手执着指挥棒上下挥动，左手这边一扬，那边一按，有关的乐手立刻应命接奏或停止，真可谓出神入化。他承认他没有学会这一套，也是他唯一承认学不会的本领。遗憾的是不管他如何反复讲说，我始终想象不出管弦乐队的阵势是什么样子。直到1928年我们来到上海，亲眼看到了管弦乐队，我才明白原来如此。

    青主的德籍夫人，即以谱写中国诗词知名的华丽丝，当时在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国际宣传工作。晚上是她的音乐时间，有客人来，她就弹琴唱歌作为助兴，青主则在旁边做讲解工作。老实说，那些客人的音乐知识并不多，我当时德文才开始学会一些单字和短句，和她谈话还是用英语。我往往把我所知道的一些音乐知识如《月光曲》的故事、《英雄交响乐》与拿破仑的瓜葛，以及一些歌曲如《家，甜蜜的家》、《很久以前》等统统搬出来。她听了觉得蛮有意思，居然愿意教我弹钢琴。我这一点点可怜的钢琴知识就是这样得来的。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青主逃出广州，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再去上海，开始了他所谓的“亡命乐坛”的生活。开头他是用朋友的钱开了一间书店，以出版乐谱为主。当时单页歌谱很流行，可都是电影歌曲或者是《毛毛雨》之类。现在他出版的却是舒伯特、舒曼等人的歌曲以及他与华丽丝的创作歌曲，那是注定要亏本的。所以一年之后书店即告倒闭。在他出版乐谱需要新画封面的时候，经人介绍找到了青年画家徐迅雷。他是地下党员，属于太阳社，思想上对我帮助很大。后来他拿一份新出版的《世界》周刊来书店寄售，因此引起国民党警察局的搜捕。搜捕的时候，他恰巧也在场。他本来是能以来访者的身份乘机逃脱的，但是他怕我没有被捕的经验容易坏事，于是慨然承认是书店的店员，与我一同入狱，一起串供。结果以“店员没有知识，只管卖书”为由被判罚款释放。不幸的是听说他后来又一次被捕，竟然瘐死狱中。我曾写过一首五律纪念他。

    1928至1931年可以说是青主生平少有的丰收年头。他夫妇俩真是吃饭也没有中止关于音乐问题的谈论。听他们谈话比上音乐理论课还要丰富。他对翻译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是比较倾向于德国人的所谓“仿作”（nachdichten）的。要译一首诗，先吃透这首诗的命意所在，然后抓住原诗的内容用本国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且依据每一首诗的特殊要求采取灵活的形式。由于我的德文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他有时就选出一首诗来让我翻译，然后根据我的译稿指出哪些太受原诗拘束，哪些又没有传出原诗的韵味，教我再来一遍，最后他才拿出他的译稿作为示范。

    除了翻译练习之外，我还替他誊清文稿；兼管《乐艺》季刊的读者信箱，秉承他的意见答复读者的问题；有时还替他看一些外稿，主要是有关文句的疵累问题的。此外还有一份工作占去不少时间，那就是《乐艺》每期刊登的30页乐谱，要我绘成像印刷一样整齐干净。即使事情不少，我还是没有放弃写诗。写旧诗，也写新诗。写新诗应该说还是受胡适的《尝试集》影响开始的。后来陆续读到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和闻一多的《死水》，写新诗更起劲了。然而总的来说，新诗还是不及旧诗多。由于青主的关系，我也不免受到海涅的影响，但是我自知缺乏海涅式的笔锋。我始终不敢学海涅那玩世不恭的口吻，怕一不小心会坠入打油的魔道。

    由于平时听到的是关于音乐的问题，看到的文章也多是关于音乐的，日子长了，自然而然也会产生一些意见，于是乎我也动起笔杆来了。也许这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写了还居然能够在《乐艺》上发表出来。谁知这样一写竟然写了半个世纪，写到现在依然是欲罢不能，这可是始料所不及的了。

    青主初到上海的时候，是国民党政府通缉的政治犯，日常生活完全靠老同学的经济支援。我经常带着他求援的书信学杜甫那样“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冷酷的白眼。只有送信给萧友梅才算是免受这种轻蔑。萧友梅的名字早在我看到新学制唱歌教科书的时候就记在心里了。读徐志摩那篇《济慈的夜莺歌》时，知道他为了让学生得到一点夜莺的感性的知识，介绍学生去听萧友梅指挥的贝多芬第六交响乐，所以萧友梅这个名字在我心目中是不同凡响的。现在将要见到这位名人，心中总不免有些紧张，见了面，眼前出现的不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学者名流，而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他没有滔滔不绝的议论，有的只是简捷了当的几句话。我替青主送稿子给他，他看过来信和稿子，点点头，问稿子是不是我抄的，我说是，他说，字写得很好呀，你平时常练练字吗？不久，我去音专图书馆做管理图书的工作。图书馆很小，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人，看书的人也不多。那里有一部《四部丛刊》，一有空我就抽一本出来看，特别是多看集部的。有一次萧先生拿来一份给《乐艺》的投稿，要我带回去给青主。看见我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线装书，还觉得相当惊奇，当然更多的是嘉许。

    说实在的，他是第一个不在学历上抠我的人，也是真心相信我的人。上海当时没有音乐书店，只有外商琴行兼卖乐谱，可是价钱贵得惊人。音专于是通过德商书店向德国定购乐谱，然后依照成本出售。这种买卖交给图书馆办理，也就是说我兼管卖乐谱。有一次查起账来，发现存档乐谱与价款不符。这一来我犯了账目不清的嫌疑。我解释说，有些是同学欠了账，例如张恩袭（张曙）要买乐谱，身边没有带钱，上课又等着用，于是让他拿走乐谱，书款后付，谁料他不久就被捕了。有些是老师拿走了，没有写收条。例如查哈罗夫正在上课，听说新乐谱来了，立刻赶来看看，因为还要上课，没写收条先拿走一批。出事之后，我到他寓所去，翻他的乐谱，凡是我认为是图书馆的，他都让我收回。不过总还有遗漏的。结果是扣我的薪水作赔。“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借口军费浩大，停发学校经费，学校只好裁员减薪。我在被裁之列，萧校长则不领薪水，用这笔款子分发给低薪的职工。

    在音专被裁出来之后，我到一所外国语学校教了一年多德文，译了一本童话和一本小说——巴塞维茨的《小彼得云游记》和埃贤朵夫的《饭桶生涯的片段》，都是萧先生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34年音专的文牍因事离职，萧先生要我接任这项工作。当他在校务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还有人以我那次账目不清为理由，请他慎重考虑。可是他说，那是年轻人办事没有经验，不算严重错误。这一次回到音专担任的工作除了现在通称的秘书工作之外，还兼管收发私人挂号信件。邮递员直接把挂号信件送到我的办公桌上，由我盖章检收，然后通知收件人领取。日子久了，那位邮递员先生和我混熟了，竟然拿着宣纸来请我写对联。这真使我受宠若惊，便集了李商隐、岑参的诗句给他写了。联语是：“顾我有怀同大梦，凭君传语报平安。”

    1930年秋季开学不久，有两个新学生经常到图书馆来。我忍不住问他们贵姓，他们好像是早在等待着这一问似的，立刻自报姓名，一个叫陈田鹤，一个叫江定仙，接着就谈起来，真有点像是老话说的，相见恨晚。过了几天，听萧先生说，他们是被美专开除出来的，下一次一见面我马上问他们这件事，老江说：“以革命的名义我不怕告诉你。”说那是为了拒绝上一个老师的课，学校说他们闹风潮，他们不屈服，所以被开除了。他原名李仲超，陈田鹤原名陈启东，投考音专时才改名的。这样一来，我们的了解更进一步了，从此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们是学作曲的，我于是把我写的新诗交给他们谱曲，而且有意识地写歌词。从诗歌的起源上说，诗主要是唱给人听的，即使是诵诗也是念给人听的。只是到了文人笔下，诗才成为书桌上的东西。诗变为词，更加是以唱为主了。到了词成为文人的诗体的一种，曲就取代了词的地位。但是曲到了张可久等人手上，又渐渐地变成文人的玩艺了。现在要写新的歌曲，就得写新的歌词。新诗是用白话写的，诉诸听觉，这一点比较不成问题，只是写新诗是随作者兴之所至写出来的，特别是带有哲理性的，很少考虑到听者能否接受。写歌词却必须做到字句顺口，听起来容易理解，容易懂，而且要注意目的性明确，为什么人而写。我写的歌词很不少，特别是为儿童写的更多。因为当时可唱的儿童歌曲实在太少了。过去的学堂乐歌多数是拿西洋的或日本的曲调配上新词，歌词与音乐不一定是合拍的，黄自管这一类歌曲叫“杂种歌”。“五四”以后易韦斋为萧友梅写过不少歌词，可惜的是作者虽然企图写得通俗一点，究竟是受旧体诗词的影响太深了，有些简直是不知所云。我写的歌词由他们两人谱曲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收入黄自主编的《复兴音乐教科书》以及他们和刘雪庵合作的《儿童新歌》。他们三人还商定版税分为四份，让我也得一份。这是打破金钱计较，照顾歌词作者利益的一段佳话。

    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守着自己的小天地，不大与人交往。换做文牍之后，工作地点移到了办公厅。音专是“联合办公”的，这是说得好听，其实是大家挤在一起，靠窗那边是两张办公桌贴紧，黄自与韦瀚章隔着两张桌子面对面坐着，算是教务处。我的办公桌与黄自的座位成一斜角，谈起话来方便得很。我与韦瀚章积习未除，居然唱和起来，黄自则开始向我索歌词。1935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征求一部儿童唱歌教科书，黄自约同他的四大弟子——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和我合编一套去应征。后来中英庚款董事会接受某些评选委员的意见，就所有的应征歌曲择优选录，以免个别的好歌落选。我们入选的歌曲最多。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些歌曲始终没有印出来，原稿也不知下落。

    当时音专担任诗歌这一课的教师是龙榆生。他的本职是暨南大学教授，朱疆村[9]入室弟子，他对音乐很有兴趣，所以愿意每星期从真茹跑来兼课。他也喜欢写些歌词。为了引起大学对于歌词的注意，音专在校刊上还特辟歌词专栏。龙榆生还约请傅东华、曹聚仁、张凤、胡怀琛等人来写稿。他来学校上课，也会坐下来参加我们的“座谈”。黄自曾经为他的歌词作曲，那就是有名的《玫瑰三愿》。有一次我抄了我写的一些词请他评点，他竟写下这样的评语：“意境似玉溪，词笔则遗山之流亚也。”这样的评语我是受之有愧的。但是对于诗词，我是十来年摸索过来的，幸而没有走入邪路，还得到他的认可，内心却是感到安慰的。

    30年代中国的音乐杂志少得可怜，北平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上海音专的《乐艺》都先后停刊了。1933年音专同人重整旗鼓，又组织了音乐艺文社，在良友公司出版《音乐杂志》，也只有一年的寿命。当时能够定期出版，又有相当分量的音乐杂志，只有江西南昌出版的《音乐教育》一家。它本来是一种官办刊物，只是由于在那里工作的有缪天瑞、李元庆等倾向进步的音乐家，所以还是发表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文章，出过苏联音乐专号。陈田鹤写的歌曲《哀挽鲁迅先生》，几经折腾最后改题为《哀挽一位民族解放的战士》发表出来。我也由于缪天瑞的关系成了他们约稿的对象。不过我写得最多的则是上海《新夜报》的副刊《音乐周刊》。这是音专为了推广音乐教育在中西药房电台举行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的特刊，由黄自负责编辑。除了每期必有的演出曲目的解说之外，也刊登一些有关音乐的短文章。

    抗日战争开始，刘雪庵与陈田鹤等组织了中国作曲者协会，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发了歌曲专刊《战歌》。我也写了一些抗战的歌词，其中有《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一首，由陈田鹤作曲，在先生纪念会上演唱。上海沦陷之后，我回广东，因为与国民党的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有世交关系，参加了政治部的宣传组工作。

    抗战头一年颇有轰轰烈烈的气象，人民郁积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国民党政府还不敢大肆压制。上海沦陷之后，文化人纷纷来到广州，《救亡日报》即在广州复刊。广州颇有文化中心的样子。1938年7月，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主任即由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升任。战区政治部与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不同的地方是除了原有的一部分旧人之外，还招致了不少新人如左恭、尚仲衣、叶兆南（孙大光）、石辟澜、林曦（司马文森）、郁风、黄新波、梁永泰等，不久，又来了钟敬文。负责宣传的第三组很有点像是具体而微的第三厅。我也从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调来战区政治部，在秘书室工作。战区政治部与十二集团军政治部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即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纯粹是地方杂牌军的机关，战区政治部却由蒋介石派来一个他的心腹做副主任，从而发挥了相当的钳制作用，你看什么书，他都要翻开来看一看，随后狠狠地瞪你一眼，使你感到非常之不舒服。那时候我接触最多的是钟敬文。就我的经验说，喜欢新文学的人，多数是对古典文学重视不够的；对于古典文学较有修养的人，又往往不免于酸腐，甚至以为中国文学天下第一，根本不把外国文学放在眼里。钟先生却没有这种片面观点，而且他不限于“言必称希腊”，他兼及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斯基、弗里采、吉尔波丁、玛查直到卢卡契。所以谈起话来左右逢源，使你得到多方面的教益。（我这里还没有谈到他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因为当时无暇及此。）

    1938年10月初，日本侵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两个星期之后，广州即告沦陷。我们逃到粤北山区，牢骚满腹，只好借诗词发泄。渐渐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文化活动跟着开展起来。曲江组织了中苏文化协会分会，钟敬文从那里借来一些《国际文学》德文版，给我提供了翻译的底本。翻译德国流亡作家的作品成为我这一时期的专业，而且因此认识了陈原。

    陈原的名字是我先前已经知道的，那是看了他与余荻合编的《新歌初集》之后，我站在书店里看那篇序言，觉得他对抗战歌曲的特色连同它流行的地区（包括东南亚一带）的分析是独具慧眼的，入选的歌曲也不限于抗战，还有许多儿童歌曲。我当即买回来送给一个喜欢唱歌的小姑娘。后来他托人送来一本《国际文学》，内有沃尔夫的剧本《博马舍》，希望我能译出来。我们于是见了面。此后40年间，我们一直患难与共，他博学多闻，思想敏锐，谈音乐只是他的余事。从此以后，只要看到苏联出版的德文书刊，他就立刻想到我，我也经常译些出来，不辜负他的盛意。

    40年代起反共的妖风越刮越猛。我不得不离开国民党军队。我将较多的精力用在翻译上面，先后译有里尔克、贝希尔、布列希特、胡佩特的诗；埃切加莱的剧本《书媒》，沃尔夫的剧本《博马舍》；茨威格的小说《日内瓦湖畔插曲》及《看不见的收藏》；魏斯柯夫的小说《辽远的音响》以及吉尔波丁、卢卡契、奥柏曼、傅赫斯的论文，有一个时期看不到德文书，我怕德文会忘记了，曾经每天用德文写日记，也算是笨人巩固学习的笨办法吧。

    1943年我从曲江移居桂林，因我嫂嫂的关系认识了柳亚子先生。我拜访他之后，他随即回访，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七言古风。他赞赏我写的旧诗，说我是“喜有心情传二十纪，更迥风格入三唐”，但又支持我写新诗，为我作品的出版尽力。南明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他要我去做秘书.我当时并没有固定职业，有空便跑他家。他写起文章来“文思泉涌”，来不及一笔一画地好好书写，往往是一撇一钩就算写了一个字，那究竟是什么字，只有联系上下文才能够揣摩得出来。因此文章付印之前总须誊清一遍。但是这样的抄写手是很难找的，我正好承担这一部分工作。他的原稿，有相当一部分也由他签上大名，盖上种种图章送给我作为纪念。“文化大革命”时抄家，这些原稿连同他历年的书信全都遭了劫。

    桂林住不了多久，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造成了国民党的湘桂大溃退。我们先后去了重庆。我一到重庆，就按柳先生约好的地点去打听他的消息。他住在重庆近郊的津南村，有事进城，就约我到他指定的地点去见他，替他办点事，或者抄抄文章写写信。不久，陈原也来了，于是又恢复了桂林时期的笔耕生活，译一些文章，也搞过几本书，如《延安一月》之类，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那本在重庆动笔，在上海脱稿的《中国文学欣赏初步》。书中指出中国文学的特点是含蓄，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评价放弃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那种偏激的提法，即使对于“用典”也实事求是地肯定它特殊的作用。这本书在生活书店出版，在解放区也曾经重印过。但是由于我早年的藏书已经在抗战开始时在上海江湾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后来收集到的一点点书籍又在桂林逃难时抛弃了。所以当时写书差不多全凭记忆，因而出现了若干差错。这些失误加深了我对核对引用材料的必要性的认识。

    为了抗日，我进了国民党的军队，满以为我是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结果是七八年间皇皇如丧家之狗。日本投降之后，我又想回到音乐学校去，多亏老友陈田鹤的帮忙，我得以名列南京音乐院。南京音乐院在常州附设有一个幼年班，学生是从孤儿院及难童救济所等“慈善”机关经过音乐测验招来的。院长吴伯超自兼班主任，要我当秘书。但是他后来另外找了一个人来当班主任，我当然不再当秘书，只管教课。吴伯超非常重视幼年班，要把这些孩子培养成为将来建立管弦乐队的骨干，所以特别聘请上海的外籍音乐家来常州上课。但是幼年班的学生多数是穷孩子，根本听不懂外国语。这一来翻译自是必不可少的了。谁来呢？我！有人认为我是自讨苦吃。我却以鲁迅替日本教师给中国青年木刻家讲课时做翻译来勉励自己。这一比拟无疑是近于荒唐，我当时却是心安理得的。

    全国解放之后，南京音乐院连同幼年班合并入新建的中央音乐学院，我转入研究部工作。当时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介绍苏联群众歌曲。我先是利用东鳞西爪的俄文知识加上字典的帮助译配歌词，稍后是找到懂俄文的同志来口述，由我来做新式的林琴南。再有就是翻译苏联及民主德国的音乐论著，此外是大大小小的不同形式的讲课。工作的确是非常痛快的，唯一的遗憾是时间不够用，总觉得有做不完的工作。不过由于老朋友的关系，我还是挤出时间译一些文学作品。原先是以现代作品为主，有时还从德文转译东欧的作品。后来听说出版社方面有人主张让我多译古典文学作品，现代作品不妨由别人去译。这样一来我倒真的专同外国死人打交道了。这一时期整本的翻译有席勒的剧本《阴谋与爱情》、赫贝尔的剧本《玛格达莲》、万斯洛夫的《论现实在音乐中的反映》、梅雅尔的《西洋音乐发展史论纲》及《音乐与现代社会》等。196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与中国音乐研究所委托杨荫浏、李纯一和我草拟一份《中国古代音乐史提纲》，我即照这个提纲编出一本讲义交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60年代开始，运动的要求越来越高，自己觉得越来越跟不上，然而主观上还是要求努力紧跟的。只是到了1966年，压根儿就不让你紧跟。人是被打入了牛棚，挂起了“反动权威”的黑牌，家里是洗劫般的抄家。那时除了劳动之外，就是背语录，写检查。慢慢地，我找到了消磨时间的方法，背古书，写诗词——不是写而是打腹稿。一篇想好了，也会自我欣赏一番，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脑筋并没有枯死。此中的经过，大家都是过来人，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1973年中央音乐学院划归“五七艺术大学”，成为该校的一部分。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恢复中央音乐学院的独立名称。

    中央音乐学院回到北京，已经变成了五七艺术大学的附庸。新的负责人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我表示要做翻译的工作，不再教书。事实上真正的工作始终没有开始，只是无标题音乐问题呀，批林批孔呀，《三上桃峰》呀，“反华影片”《中国》呀，“黑画展览”呀，《水浒》问题呀，没完没了地瞎折腾。特别是批林批孔，我当初还真的以为是批林同批孔挂上钩，借以肃清封建思想的影响。音乐学院是从音乐这个国度来评法批儒，那究竟搞得出什么名堂呢！恰巧我不久之前刚闹过胃出血，于是以旧病复发为由退出战线，做起了“逍遥派”。不过我逍遥得并不彻底，我从图书馆借来一部《全唐诗》，选抄了一个唐人绝句的选本，又从《全宋词》中淘出一本宋词约选。这样熬到1976年，我写词哀悼过周总理和朱总司令之后，又在哀悼毛主席的一首《忆秦娥》的下片说：“五洲四海同悲咽，誓言字字坚如铁。坚如铁，继承遗志，扫除妖孽。”妖孽这个词的出典是王骆宾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爰举义旗，以清妖孽。”用这句话结尾的目的只是在于发泄发泄胸中的闷气，没有料到过了不到一个月，妖孽竟真的给扫除了，不亦快哉！现在我是真的自由了。经历过了大家奔走相告的“第二次解放”，我仍然继续我的翻译工作，同时用不少的时间写回忆录，不是写自己的回忆录，而是回忆我所认识的音乐界的师友，为后人提供一份可信的史料。此外我还写了一本小书：《谈词随录》，显示我仍然不改两栖动物的德行。

    年轻的时候，我和一些朋友坐在一起，曾经各人自报各人的志趣。我说，我想做罗曼·罗兰那样的一个人。他写了《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卓绝的小说，又写过《贝多芬传》、《过去的音乐家》及《今天的音乐家》那样出色的著作。一眨眼，50多年过去了。今天旧事重提，只能加深我惭愧的自讼。我只是在文艺园地里打杂的料子。不过在我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复述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原文记不清楚了，意思大概是这样：如果真有来生可供选择的话，那我愿意做一个作曲家。因为语言无能为力的地方，音乐却可以自由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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