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邵宇，1919年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东沟县。曾任人民日报社美术组长，《人民画报》总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委员会主任等职。邵宇是画家，也是新闻出版家。

    （一）

    1988年10月8日，我有机会回到我阔别了53年的故乡——辽宁省丹东市东沟县大孤山镇。在这里我回到了我的童年，在这里我寻找我当初走向的艺术道路。

    回到家乡，我觉得一下子年轻了50多年。对家乡来说，虽说我已经是一个老年人，可仍是他们的儿子。

    （二）

    到东沟县第二天，县政协李主席，带着家乡人浓厚亲切的感情同我奔向大孤山镇。时值10月金秋，真是鸟语谷香，肥沃的东北黑土地上，铺满了一片黄金色。一路上的男女老少，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唤回了我的青春年华。

    我的父母，当时是孤山镇上贫苦的菜农，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我是最小最后的一个，俗话说：“老生儿，尖头女，多会儿见了多会儿喜”，因此我得到父母们特别宠爱。这样，从小就养成了我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和优越感。

    （三）

    我家里贫穷，父亲是个菜农，二哥不甘贫困出走，母亲有一双巧手，绣得一手很好的花枕头顶儿，这手艺传给了我的二姐，也影响到了我。绣花要先画花样儿，因此我用石灰在石板上画，用尖尖石头在地上画，用手指在黄海退潮后的泥滩上画。在我上小学之前，我就能给姐姐们画出她们很满意的花样来了。我不自觉地去观察花儿、鸟儿和自然山河色彩的美。这想是我“走向艺术之路”的开始吧。

    （四）

    在出走在外的二哥帮助下，7岁那年我上了大孤山庄河县立小学，学校的墙上，挂着孔子、孟子、关公、岳飞四张挂图，还有一张最使我动心的，是画有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去唤醒一只睡狮——中国的挂图。老师说，“中国是个东亚病夫”，“被人家欺侮和瞧不起”，“像个睡着的狮子”，“我们要中国强盛起来”……一有空儿，我就照着这几个挂图不断地画，以至最后，老师要我仿着画这些旧了的挂图，来代替它们挂在墙上。在这有意无意之中，我觉得，不但我家里穷，我们的国家也是穷的，我的问题是：“难道这是不可改变的吗？”

    因此，我嫉恨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受穷？”因此我也羡慕那些有钱的人，希望自己也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我看到那满街仁丹八字胡子的日本广告，就感到难受、冒火，我仇恨他们的侵略，而渴望中国强盛，做个光彩的中国孩子！与其说我是爱国，不如说我还是带着浓厚的要求自我的虚荣。

    （五）

    在东北的严冬时节，不知为什么我特同情那些散落在土路上、镇头上的小黑狗和小花狗来。它们连冻带饿，浑身打颤，见了人就跟着人走。在上学路上，有时我抱几个，塞进有大门楼人家的大门里，略微冲淡我对它们死亡命运的难过。听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喜欢狗的这种性格，当然我也十分憎恨凌弱、暴虐、欺贫等人格化了的“走狗”们！

    记得我曾经为我二姐画了两只小花狗的枕头顶儿，我回想我画得不好，但经二姐的刺绣却稚气可爱。

    我虽幼稚无知，但自我的遭遇和社会现实，似乎已使我接近对社会生活的干预。

    （六）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当时我在孤山第二中学读书。校长叫徐成章，教务主任是东北大学毕业生王敬之老师，从他那里我除了看到了介绍中国画和西洋画的书之外，还看了叶绍钧（即叶圣陶）、冰心以及鲁迅的散文。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苦闷的象征》等哲理性的书，使我大开眼界。我童年时期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似乎接近具体化了的个人奋斗的向往，我想：“我要成为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我带着盲目性要向短促的生命索取自我的代价。

    （七）

    没有多久，大孤山镇来了日本兵和日本商人，我们的学校也来了个姓张的（我忘了他的名字）日文教员。学会日语，从求知来说，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在当时我却充满了怒气和厌恶，我想我不是在学日语，而是在学怎样当“亡国奴”。虽说我有几分聪明，能够熟练地读好日语的每一课，但当这个日文教员问我的时候，我总是闭口不言。特别是当我了解到他是一个十足的汉奸走狗，说“日本人比中国人聪明”，“中日提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宣扬“满洲国是王道乐土”的时候，我就脑袋气得发涨，满脸通红。有一次上日文课，我又拒不答话，而且在练习本上给他画了一张很像日本侵略小鬼的像，他一见之下，气急败坏地猛地朝我的脑袋上打了下来，我从板凳上被打到桌子下面，待我从昏迷中醒来时，我看他还用脚往桌下踢我，我用力抓住他一只脚不放，他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件事惊动了全校，惊动了徐成章校长。他说：“张先生，用不着生气，他是俺校一个最小的不懂事的孩子嘛！”“不！徐校长！”我大声地叫着：“我懂事，我要飞了！”

    在这瞬间，我第一次想到我要飞了，我这也是第一次给一个汉奸画了个像。当然这不是最后的一次。

    激怒了这个汉奸走狗，我感到一种愉快，也感到“画画，还是有些用处的”！

    （八）

    我们家是个溜房檐的，租人家的房子住，付不起房租，就要被赶搬家。因此，在孤山镇的康家、南菜园子、河南孙家屯、石人山南的刘家屯，都有过我家的住处。但以住在刘家屯的时间为最长，那里离大孤山镇有5里路。我来回上学，可说都是跑着小步走，其中经过李家窝拉，这就是汉奸司令李寿山出生的地方了。有一天，我上学校，忽然来了个新同学，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李寿山的侄儿。他的功课一点也不好，可是仗势欺人，违反校规，打骂同学，老师也不敢打他的手板子。学校出墙报，总是叫我画报头的，他看见了就说：“你乱画拉个屁！”我说：“是你在放屁！你这个汉奸司令的臭侄儿！”他回家告了我的状。第二天，我早上一进门，校门口站着几个伪军官，那个日文教员一把把我揪住，说道：“这小子就是他！”徐成章校长说，他家里是个种菜的，没有什么问题，这学生年龄最小，功课也不坏，就是爱胡说八道，不知深浅……我看校长说着说着眼圈儿有些发红，我就什么话也不说了，问我什么，我就是一声也不响。这些伪军似乎还算个人，好像对我有点同情。“这学生你们看着办吧！我们回去报告一下就是了。”其中一个伪军官对校长说。“徐校长，这事由我来办了。”日文教员气恨恨地说……

    他们找到一个长板凳，不知是谁把我的头和脚紧紧地压在凳子上，这个日文教员叫这个伪司令的侄儿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屁股。我的神经麻木了，不感到有什么疼痛，因为我感到最疼痛的是精神和人格上受到的创伤。

    虽然相当一个时间，我步履困难，但是我想我是到了应该飞的时候了（家乡人常常把出走的人叫“远走高飞”）。

    （九）

    我中学高年级的同学马绍海，他带着我离开了故乡到奉天（现沈阳），我考进了沈阳小河沿美术专科学校，马也考入了该校的体育系。我在做着不虚度此生、虚无缥缈的梦，可是我更大的愿望是不做“亡国奴”，有机会就越过山海关到北平（今北京）去。

    我得到二哥的资助从绘画的基本功学起，并且每天至少出去乃至画多幅写生画，我深信人的智能是需要自己用勤奋去开发，“持不恒，巧无能，攻之苦，拙可补”。绘画把我引入了一个审美的世界，同时也把我拖进不公道的人生，我画过生生死死在家乡黑土地上的贫困老农，可是更多的是只能刻画在我心灵中那国侵略国，人屠杀人的悲惨图画。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竟失去了一个共向的理想、道德和人性的规范。中国，中国人，在被瓜分和屠杀着！

    （十）

    这一年的冬假，我回到家乡刘家屯，有机会见到邓铁梅，并且给他的一个大刀队的队员画过一个像。

    在当时容有3000万人口的东三省，似乎到了你不杀人，人就要杀你的地步。千千万万的劳工，一经抓走就不知去向和死在何方；日本人的“勤劳奉公”使千千万万黑土地上的农民吃自己种的大米就成了“经济犯”；日本兵杀一个中国人，要比杀只小鸡容易得多。就在这年冬季，邓铁梅的抗日部队，驻在刘家屯，围攻大孤山。大孤山镇被电网炮楼包围着，又在镇内修了“天德门”、“天乙门”，层层设防。邓铁梅的部队几度曾攻破了李寿山的防线，而终又退出，记得相持有十几天之久。邓铁梅的火器和子弹都有些不足，但是他们把长长的竹竿子的头削尖了，然后用油炸一下，在夜战中刺进敌人的地堡眼里，刺进李伪军的胸膛，收近战远杀之效，敌人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武器。邓铁梅的大刀队，口中念念有词，把那写着朱色字的护符喝下肚去，这实际上是一支敢死队，在与敌伪的战斗中，勇敢冲杀打头阵，虽然并没有“刀枪不入”的本领，他们的勇猛冲杀精神却给敌伪以重大杀伤和“刀枪不入”的威胁。

    这一天，我看到了个子不高，戴着一顶黑皮帽子，穿着一件黑大衣的邓铁梅。他在刘家屯的前屯集结了他的部队，他讲话的大意是：我们给敌伪军很大的杀伤，安东（今丹东）方面日寇援军已向我部逼近，我决定我部立即主动撤离，以利再战……最后他说司令部决定处决一名强奸民女的战士，怎奈村民具保求赦，念他一向作战勇敢，免他一死，开除军籍……这一最后宣布，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画的那个大刀队的战士，正是此人。他长得膀大腰粗，高高个子，大饼子脸，很有东北人的特点。但是经过片刻思索，我不认为我画他有什么失误，引用民族英雄邓铁梅的话：“他一向作战勇敢……”他仍不失为曾经是一名作战一向勇敢的抗日英雄。

    （十一）

    1935年的夏天，我又从奉天美校回大孤山刘家屯一次，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的母亲病重，我必须看看母亲，因为她生我，养我，爱我。

    第二，是我真的要飞了，我要再回来看一看我的故乡，因为这也很可能是最后的一次。

    我把画的一些画交给了和我要好的同学赵德孔（这次回来，才知道他已不在人世了。听说他生前曾被错划为右派，生活坎坷，他往日音容，今日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不管50多年来，他有些什么我不知道的是是非非），他很喜欢美术，所以我把画给了他。

    当时我在刘家屯的村前村后以及石人山、大孤山、上下庙、大泉眼、康家河、母校流连忘返，连那清清耀眼游着蝌蚪的溪流我也没有放过，因为这很可能是最后的一次。

    当然，最后我是要再看家乡的人，因为我要在沉默中和乡亲们告别，因为这也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告别！

    （十二）

    回到奉天小河沿美校，我照样不顾一切地用功练画，但我也爱上了体育、音乐和文学，我写了篇1万多字的短篇小说《生与死》，发表在伪满一家《新声报》上。写的是一个奶活了别人的孩子，饿死了自己孩子的奶妈。接着我又写了两篇：一是《将军的功绩》，内容是以李寿山为背景，写的是他为“杀邓铁梅部队庆功”的故事，当然写法是暗示和隐讳的。二是写了个短篇《找头》，内容是以孤山沙河子为背景，一个人喝醉了酒，半夜里，在沙河子看到一批人弯着身子在找什么东西，他问你们在找什么，可是没有一个人回答他，只是都在黑暗里两手在地上摸着找。他再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些没有了头的人在找自己的头……这两篇是该校徐延年校长和张四维教务长叫我为校刊写的，我还画了插图。不想这事引起了一点小小的麻烦和一场虚惊。

    这天，徐延年校长满脸严肃的神色，找我去个别谈话。他说：“你是不是不要命啦？怎么想得出写这样的文章发表！”接着他握着我的手说：“这小的年纪，真是生不逢时啊！以后不要写了，还是多出几张风景画吧……”

    事后我想想自己的确是有些任性、狂妄、冒失，敌人也不是傻子，怎么会看不出你小说中暗示些什么。于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亡国奴！亡国奴！写书不如看书，看画不如画画，画画也得装傻！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计……走出死了也比在这里活着好……”

    没多久，日军在各大、专学校都进行了突然的大搜查，而且有不少的人被抓走，我校也没有例外。

    终于，有一天把我们都赶到操场上，日本人和汉奸进校大搜查了。我担心交给学校那两篇小说，会不会出什么乱子，可是横下心来，也就听天由命了。

    我们在操场上足足站了有三个钟头，直到看到徐延年校长把这帮“人”送走了。

    我们进校门时，徐校长在门口站着，他看见我，用手朝我头顶上一拍，用着唱京剧的腔调说道：“你俯耳过来。”他亲切地对着我耳朵说：“小兄弟！没事儿，你那小说，我早就送给火神爷看了。”

    （十三）

    打这以后，我们三个要好的同学，就在这“走”字上下起功夫来。学校，也面临着办不下去的绝境。

    我们三个人是刁纯根同学，我们叫他老大哥，30多岁；杨克让，18岁；我（邵进德），17岁。我们利用野外写生的机会，商定去关内北平的办法，谈好了我和杨克让先走，刁大哥筹足路费后去。集中的地点是北平东北大学，那里有刁大哥的同学。我们的目标是去考北京的美术学校。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

    老刁没有家，给亲友写信要“学费”，杨克让写信向家中要“学费”，实在说都是要路费。我是写信给在哈尔滨的二哥，信的大意是：

    二哥：

    我就要找到职业了，务必再给我寄来一百五十元现洋，因为我需要找保人，还要做件衣服，都要有点花费，这是最后跟您要钱的一次了，千万赶快寄来，免得误了就业机会。再者，你要写信告诉父亲大人，我给您和父亲可能在职业未安顿好之前，都不会去信。不要挂念，我会自己保重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更要吾兄多多供养照看，您代我尽的孝道我也是永世不忘的。

    此致

    安康！

    小弟邵进德

    1935年12月

    我二哥接到信后，很快地就把钱寄来了，并且对我走向社会感到非常高兴。又说我尚未成人（即未过18岁），不要提什么“最后的一次要钱”，有困难就来信。

    给二哥写这样一封并不真实而却是真诚的信，我的难过是不能言喻的。可是东三省，已经是一个不容说真话，只能说假话的地方；一个不容说人话，只能说鬼话的地方。日本人在这里制造了一个发泄兽性的境界。

    （十四）

    我和同学杨克让终于登上了由奉天经过山海关去北平的列车，和送我俩的刁大哥挥泪而别。

    我们的心声似乎已经通向北平，但是那里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了解。我们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凡是没有日本兵的地方，就会是个好地方，就会是一个民族自由，生命、人权会受到尊重的世界，走向这个境界的道路，也是我走向艺术的道路。事情果然那么简单吗？我没有想到。

    鬼门关（即山海关），总算顺利地过去了。车上的服务人员全部都换了，在这寒冷的12月，立刻觉得车厢里也温暖起来。见到每一个人，我都想和他们说话诉苦，我满身发热，像脱下了一层“亡国奴”的皮。车向北平奔驰着，连它的汽笛声，我都觉得是悦耳的音乐。车向北平奔驰着，它不平的颠簸，我却感到是通向自由的摇篮。

    车在向北平奔驰着——把我引向艺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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