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松喦

    钱松喦，江苏宜兴人，1899年生。曾任江苏国画院院长，美协江苏分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美协常务理事、顾问，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代表作有《芙蓉湖上》、《泰岭新城》、《山高水长》、《高路入云端》、《古塞新湖》、《引水上山》等。《长城》、《春满石城》、《泰山顶上一青松》等。出版的画集有《钱松喦画选》、《钱松喦画辑》、《钱松喦画集》、《钱松西八旬后指画选》、《钱松喦作品选集》、《太湖新貌》、《塞上风光画集》、《金陵八家画集》等。著作有《砚边点滴》。

    （一）

    1899年夏历己亥八月七日，我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杨巷镇湖墅村一个累代教书的清寒之家。

    那时我的祖母健在，她在洪杨战争时历尽浩劫后第一次抱孙，喜不自胜，为我排排八字，五行缺木，她给我题名，呼曰“松伢”，因松在木中长青不老，意义吉祥。“伢”字地方音读如“喦”。后入塾读书，嫌“伢”字不雅，改为“喦”字。从此，“松喦”二字，成为我终身唯一的名字。

    父亲是清代秀才，20岁始作童子师。我幼年多病，8岁始随父亲住在距家一里许的设在杨巷镇的塾中。开始“人之初，性本善”的喊着，整天的坐着喊，且喊且使劲地晃动身体，可也并不乏味。父亲多才多艺，每天除教书外，笔墨应酬很忙，我一旁看得亲切，先觉得有趣，耳濡目染，着了迷，幼而习之。

    为了应试，书法是重要技能，要既工整又快速，能于燃一炷香的时间内写完100个字，争取应试时写得又好又快，一笔不苟。相传有一考生把“马”字的四点写成一横，阅卷者在试卷上批道：“马无足，何能行。”试卷即作废。这类应试的字体叫作“馆阁体”。父亲不甘枯寂，正草隶篆，无所不学，无所不工。为了丰富单调的教书生活，父亲在书法外又作画刻印，精神生活丰富了，可是能者多劳，笔墨债还不清，我天天在旁目不转睛地看着，口上把字句念着。

    父亲用狭长小纸条，横写“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十字，压在书下，读一遍，抽出一字，全抽出，即已读了十遍。这三到，确是读书的重要条件。后鲁迅又加上脑到手到，成为五到。当时盛行抄书，据说亲手抄一遍，可终身不忘。我父祖辈都花了很多时间，整本整部一笔不苟地抄，抄成再以朱笔圈点，装订成册。我幼时所读，有时就是父祖的手抄本。读了还要背诵，分背熟书，背带书，熟书指新课，带书指前课，或抽背前时隔数月的旧课。背书之外，还有默书。总之，把整部书背得滚瓜烂熟，终身不忘。

    读的同时，要字字映入眼里，深入心里。朗读要根据文体文情抑扬顿挫，高低疾徐，心领神会，揣摩体味，所谓“口吟心绎”。读诗更要注意到每句组织平仄声的音乐感，所以作诗不叫“作诗”，而叫“吟诗”，边吟边推敲，因此，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来也会吟”的说法。我想到书画的继承传统，必先临，与学诗文，有同样意义，不觉手痒，跃跃欲试，但为父呵止，以为画是“雕虫小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父亲书画应酬，从不订价收钱，以为一收钱，贬低了作品价值，终身甘于菲薄的束脩收入养活一家，但犹孜孜不倦于书画，人目为迂。

    进塾就是读书，读古典文学的经书。启蒙书还好，由浅入深，由《三字经》三字一句，《百家姓》、《千字文》四字一句，都是韵文，易读易懂易记忆。再增至五字句的《神童诗》，七字句的《千家诗》，已成为正式的诗章。诵读就是高唱，唱得高兴，进程飞快，有的还没有教，听到旁的同学读，先已能读，不过读到《神童诗》、《千字文》，不能随便拉调子，要遵照平起或仄起的平仄声规律来读，一句内有一定的停顿处。以后作诗也边吟边想，推敲字句，朗朗上口，锻字炼句，不但词意精辟，又产生平仄声调的音乐感，所以作诗当说吟诗。入塾一开头，就渐渐地首先引向作诗的路子上去。

    很快地读完有韵文的启蒙书，要读四书五经，把这些硬性而高深甚至是辞意晦涩、句子佶屈聱牙的古籍填进儿童头脑，可不大顺利。尤其读到《尚书》，昏昏欲睡，读到《毛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并且韵文还好唱唱。至于《春秋》、《左传》，虽然字句古奥，但内容还在叙述故事，不太干枯，好在同时兼读《唐诗三百首》，调整胃口，也由此得窥诗的种种体裁和作诗的规律方法。

    时值光绪末年，戊戌政变之后，欧风东渐，科举制度首先停止考“八股”，改考策论。《东莱博义》颇为盛行，我也读到，但都是空论。书院制干脆改为学堂，人呼为“洋学堂”，但极为稀少，仅府设中学，县设小学，县的各乡镇连一所小学也没有，农村还很闭塞，杨巷镇连所直辖周百余里内的各市集村庄，全是私塾。父亲早已迎接新潮流，教授新出版的有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课本，并亲自绘制舆图及历代变迁表格悬挂四壁。

    私塾惯例，读完启蒙书后，即“开笔”（写作练习）。一般都停留在旧例上，练习对对子。换一句话，是为了应付科举，除写一篇文章外，必须写一首赋诗体的“试帖诗”，这是一首排列属对，是学作律诗的基本技能，从二字、三字、四字增到五字、七字，五字即成为一联五律句子，七字即成为一联七律句子。我初进塾，年长的同学还曾练习过属对，到我时，父亲改为造句填充等作文初步练习。我适游洮湖中的大环山，摹仿《古文观止》游记体笔法，写一篇《大环山记》，父亲看了惊奇赞许，一镇传诵，我因初次吃到甜头，更加努力读书。

    书法练习，是私塾的必修课，此时虽已废除科举制，但社会上仍崇尚书法，以为字是身上衣，着衣破旧是羞耻的，不为人尊敬。例如一个医生如果开方子，字写不好，人将认为他不学无术。我开始用墨笔在白漆板上“描红”，板的反面是光光的白色，我就开始偷偷地画起来，但如果被父亲见了要打手心，手心虽痛，我见了白白的“描红”板的反面就手痒难熬。后闻知“洋学堂”有一门图画课，父亲才眼开眼闭的随我乱涂，但也不加鼓励。

    “描红”练习一年后，用毛笔白纸，下衬一张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临帖欧体，每天午饭后写一张大楷，年长的同学还写一张小楷，有的更年长的同学还写一张草书。那时书法，碑学初兴，父亲独命我首先临“石鼓文”，交代要用中锋，先把字的间架搭稳，我心想，这是画字，不是写字，倒也好玩。续又命我临石印体《纪山公碑》，还是划平竖直，笔笔中锋，结体方方的。继之临摹《华山庙碑》、《张迁碑》，竖还是直的，横的起笔有一“蚕头”，落笔有一“雁尾”，稍有变化。后才命我学楷书，临钟繇及虞世南和《张黑女志》，这一学字过程和路子，打破了家学渊源，没有从欧入手，但是我对欧也喜爱的。

    父亲酷爱书法，搜集各种法帖，装满几大箱，时一翻阅或临摹，我都在旁细细揣摩。时贤手笔也有，常交换悬挂。

    父亲酷爱画，但无力购买古画及名画，仅有当时名人，如任伯年、倪墨耕、沙山春、钱吉生等作品，也只有扇面册页小品。任画扇面，每把值制钱100文，已属公价。我在书箱中发现《芥子园画传》、《点石斋画谱》、吴友如画报及其所编绘的《飞影阁画谱》，并找到一部《万宝全书》，其中列举书法、画法理论，以及联句、斋句、印语等应用文字，这是供给游幕者及一般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或职业上应酬所必备的手册。

    （二）

    清代继承明代的科举制，是一种牢笼知识分子的绝招，比“坑儒”高明，特别是八股文，要写得似通非通，活像梦呓，算是“佳作”，这就是一个坑儒的深坑。我在童年看到好多老先生满口“之乎者也”，却写不通一纸信札和便条。

    科举制，考中秀才，仅称为“进学”，连秀才也没考上的称为童生，所以当时笑讽无所能的人，叫做“一世老童生”。秀才只算刚刚入学，做不得官；必须通过乡试，考取举人，才能做官；当然通过会试殿试，中得更高，更可以做得高官。可是十载寒窗，八股难通。秀才怎么办？有两条出路：一是游幕（衙门文职），称为师爷；一是坐馆（教书），称为先生。我家仅明末清初时出了两位祖孙举人，家门前还保存两副共八个竖旗杆的基石。我只知从高祖至父亲连续四代秀才，当然做不得官，仅曾祖跟随一个学宦在苏北某县考试秀才帮助阅卷，总算游过一次幕。祖父经过洪杨战争的大乱（乱中曾祖父母等六人遇害）。乱后，清廷为了粉饰太平，开科取士，祖父三赴乡试而不第，又以年老不堪辛苦，仅以一个“廪膳生”终。当时考秀才要禀膳生作保，所以祖父门下都是秀才，这一群秀才，也成为我父亲的同窗好友，平添不少诗侣画俦。

    当时官场周旋，都借“风雅”二字为交际媒介，美其名曰“游于艺”。做一个幕僚，更不可没有一手金石书画，琴棋唱曲，医卜星相，最后有黄酒三斤之量，一时互赠斗方，呈诗馈字奉画，互通情意，也是卖弄才学。所谓斗方，是一纸册页，有的是一方白纸，有的纸上印有浅色边框。每人积有相当幅数，即装裱为四幅琴条（因幅式窄如一张古琴），多数每条两字两画相隔，或两画隔一字，两字隔一画，不等。你我悬之座右以示“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方面以文艺互通思想感情，何等高雅。我塾中壁上也挂着，给我增添不少书画观摩资料。父亲又以印章集刻《朱柏庐治家格言》，合成四幅屏条，书画外，又多一金石忙。

    在当时这般的风气中，我父亲的多才多艺没有例外，但琴棋唱曲，他从不一顾，于诗词书画外，却喜涉医学。我外祖父是一方有名的儒医，我家中也藏有一大箱医书，其中有秘方验方数十本，多数是当时老中医为了做善事，自资刻印送人的，多数是农村常发疾病，仅花少许钱或不花钱的单方治疗，颇见神效。父亲每年自资自制各种常见病的药剂，以供一方大家免费来取。每于腊月下雪，令我收集干净雪藏了几瓮封起来，明年雪融成水，当地群众争持瓶壶来索取，治病甚有效，盖是一种经过自然消毒的“真水”。惜乎这许多医书和其他许多图书在“文革”中都被视为黑书，付之一炬，否则，献赠医疗单位，可供研究。

    这许多儿戏事，我都不配胃口，独爱绘画。也由于自小见得多，先入为主，塾中时有父执来访，和我父亲联句属对，论书评画，兴至当场挥毫，或字或画，送上门来的示范者，一笔一笔，我默默地旁观着，心领神会。不仅止此，杨巷镇旧时为宜兴县区镇之一，古名“鹅西”，科兴时代设有“鹅西书院”。当时社会经济基础好，文化生活需要也较高，镇上有两位专业名书画家，还有从外埠来跑码头的书画家，一住数月或年余而去。每有书画家来，我必跟着大人前去看他挥毫，也有人见我这一小孩看得出神，知我爱书画，乘兴对我讲讲书画道理。

    由于书画业的发达，杨巷一镇，竟开有两家裱画铺。其中一家为我同村人金鳌所开，他还能画牡丹、人物、真容（肖像）、神轴，带画带裱，实是当时的民间艺人，他又能唱京戏，善青衣，有时登台客串。他平时边画边裱也边唱，他的铺子设在“三官堂”内，距我塾很近，听到堂内有歌声溢出，即知他在工作，我常闻声去看他作画及四壁所贴书画。因为他自幼家贫失学，不能写字，常为了作品来请父亲代他落款，因此，我有机会又见到他的作品。他为了经常麻烦我父亲，讨好我，有时赠我小幅作品，有时我也借他的画稿临摹。

    我的一个邻人，油漆匠黄纯金，比我大一岁，名为油漆匠，实际对泥塑木雕、油漆绘画件件皆能，即是传统的民间艺人，主要是为宗教建设服务。例如：造一庙宇，先由“水木作”造好屋壳，至于屋内装修，油漆雕刻描绘以及泥塑木雕菩萨等，全由所谓油漆匠一手包办，所以有人戏呼这一行为“菩萨的爸爸”。黄纯金自幼为这一行学徒，业务全由师傅口授，他学的也有一门是画，所以多接近我。我问他：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公会，供奉一位祖师爷，例如：水木作公会供奉鲁班，医学业公会供奉华佗，京剧班子供奉二郎神（传说是唐明皇），你们油漆匠公会供奉谁？他说，是吴道子。那时我年幼，只知吴是唐朝大画家，何以当了油漆匠的祖师爷？后来知道，吴道子和杨惠之是同学，恰当地说，二人原是同行。吴也能塑，杨也能画，后来各展所长，分道扬镳，一为大画家，一为大塑家。并知历代大规模或小件绘画品，都出于民间艺人即无名绘画大师之手。

    “孔子家语”有一则，孔子见太庙壁上画着尧舜桀纣之像，谁画的？当然是一般所说的画工了。我幼年时，庙宇壁上都有画，外婆家（音欧）山有一太师庙，东壁绘画出巡图，西壁绘回辇图，皆重彩勾勒，浩浩荡荡，十分生动，每壁车马旗伞数百人，排开一个道子，比我后来在泰山岱庙所见到的壁画要高妙得多。又山麓一寺，整壁画着墨龙，当时颇为有名。有一神话传说，此寺明代壁上画有麻雀，能飞下啄食和尚所晒的稻谷，这当然是形容他画得好。我幼年在杨巷镇读书的塾近接城隍庙，更是无壁不画，为一大绘画雕塑馆。我最喜欢十殿地狱，每殿有三个壁面，人物山水走兽花鸟，重彩、彩墨，水墨、工笔写意，壁壁不同，我爱看。虽然泥塑的判官小鬼面目狰狞，油锅刀山，残酷阴森，我都不管，只欣赏这每殿三面共30幅佳作，仔细地看。人虽笑我是“游十殿”，我却是在美的天堂里快乐享受。幼年印象深刻，今日已老，而老人规律，记远不记近。

    总之，我幼年所见壁画全部出自工匠之手，而且艺术水平相当高。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又受种种剥削，社会经济每况愈下，即有新造庙宇，四壁空空，即使有画，也较粗劣。后于1959年在晋北见到宗教古建筑壁画绘画宛然敦煌永乐宫等壁画遗风，仅在应县木塔基层壁上见到较大几个神像，都是高古铁线描法，一个袖子，线条一拉一丈多长，功力之厚，风格之高，不同凡响。

    塾中每天练字，至于学画，任何私塾都没有这一课。我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由不准画到默允画，到加以指导，已是例外，在当时同窗中，我是特殊的，但也以不妨碍读书为原则。我对绘画几达狂热，兴之所致，欲罢不能。每岁盛夏，市中更热，父亲携我晚上回农村家中住宿，当时私塾没有寒暑假及星期天，这样朝出晚归，路经田野，在大自然中倒也舒畅。晚饭后，全家在门外广场乘凉，我独自一人在室中一盏豆油灯下学画，一手挥笔，一手挥汗，还不停地在身上拍蚊虫。农村多水草，蚊虫特多，嗡嗡成群，四面环攻，我和它们且战且画。父亲从门外赶来大声厉叱：吹灭灯火！勒令出去凉凉，但未遭打手心，盖亦疼我。我默默地坐在广场一隅，轻摇蒲扇，脑子里还在琢磨用笔用墨。

    （三）

    辛亥革命，偏僻的杨巷镇一夜之间挂起白旗，驻防的一个哨兵逃走，戏剧性地光复了。那时我约十二三岁，父亲拿起剪刀把他自己的辫子和我不满一尺长的小辫子剪了，一方大哗，说“秀才造反”了。

    地方办起学校，杨巷市区，包括周百里内各市集及各村庄，都没有一所起码的初等小学，一下子办数十所初小，首先缺乏师资。先在镇上办一所杨巷市立师范讲习所，学生来源主要发动许多私塾先生，但多在观望。我父亲首先报名，一方响应，以为前清秀才先生也去洋学堂学习了。

    父亲毕业，即当了杨巷市立第一初等小学校长，从此结束了私塾教师生涯，改为公立学校教职，直到60岁殁于在职。终身甘心于清寒繁忙的教育生涯，培养无数集镇和农村子弟。那时我不能再跟随父亲，我因读过不少古籍，再读“人、手、足、刀、尺”，真没胃口。我以半耕半读方式，在家自学，父亲业余仍然教我，在学问上向高深探索。我已打下一定的国文基础，能看懂古书，为自学铺平道路。家藏十多只书箱，任我翻阅，取我所需。我还是爱画，看到不少古人画论，从传统理论上提高业务。一般所说“师古人，不如师造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和今天所说的“深入生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等理论颇为吻合。又从友人处借得一本《苦瓜和尚画语录》，手自抄写，初读艰涩，用“易”理去读，可就明白，今天来说，含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哲理。

    我童年学画，同时从未放弃读书、学诗、学书法。本本上说“作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我初学画不理解，认为就是见什么画什么。后又受传统理论指导，在学画的认识上慢慢儿提高，认识了中国画从形似到不求形似，不求形似更难，主要是作品的内在美和善，思想意境的技法表达，以诗情来感动人。同时在作品形式上，要有笔墨韵味，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特点。总之，我的作品要使人爱看，耐看，看了还使他想想，余味无穷，有益于看者。父亲、父执和当时画家都谆谆教我，不能光是山山水水，花花鸟鸟的画，要时时想到为什么要画，怎样才画得更好，就必须多学诗文书法，以营养画。

    不求形似，万不是不要生活，而是今天所说高于生活的问题。艺术是源于生活的，我在塾中读《古文观止》，有一句“太史公周游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益壮”。父亲给我讲解山川壮观的感受与写文章的气概吐属有关系。我领会到绘画是更不能离开现实的山川了。

    洪杨战争后，地多人少，我家能买得几亩田，毕竟教书先生无力多买。父亲有时还要脱了袜子亲自下田，当时所谓“冬烘先生”者，即平时亲自种田，到冬天农闲后再教书，因此我家农活较轻。我常在大自然中贪婪而又安闲地一饱美的享受。我家一开大门，万山连绵如屏，村北四五里外一座大山即山（亦名 亭山），山下横贯一条巨川，南岸一带高丘，延接我村，名陈家村，洪杨战争前为一方最大的村庄，今已不存片瓦，成为桑麻之野。但自然丘壑绝佳，后衬翠嶂，前有茂林，中隔一川，为高丘所遮，远不见水，不见来往船身，只见片片白帆时时梭织丛林而过，这个幼时印象最深。尤其山最高顶常生云气，有云必有雨，我常对景描摹，题云“画岫晓云”。别人见了总笑笑说：“又要下雨了。”意思是赞我画得像。父亲见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说：画山像山，这是好的一面，但远远不够。把山搬到纸上则成为画，要像一幅画，画中山既像山，又不像山，这才是真正像画，而且要令人看出是从你头脑里手指上所画出来的山水画，“画中有我”。当时我这个儿童，听得此言，似懂非懂。后来父亲一有机会，把画要像画的道理，如：立意、应物、勾境、笔墨、气韵等条件具体阐明，还把有关文学、书法等修养的必要性细讲。

    村西一大片丛林修竹，为钱氏祖墓，两面抱水，小桥田舍，后衬山及一角远远的茅山，每届秋季，满目黄叶，我家隐约藏在其中，夕阳西下，村中炊烟袅袅，我从杨巷镇自东向西返家，遥见此景，不觉朗诵“家住江南黄叶村”，当时诗情画意，至今犹悬眉睫。光绪三十四年后连续六年大涝灾，农村经济疾降，开始伐树换米，我村本来“多见树木少见人”，到此，有的人家裸露了。我从16岁离开老家，长期住在无锡，直到1937年，无锡遭敌机轰炸，我才第一次回老家，见村中濯濯，树已不多，我家屋东的竹子已砍光，门前只剩四株树，其中两株是洪杨战前的，一株枣树已100多年，另一株枣树是我童年所栽，此时已能结果。尤其我家庭院中的一株桂树，是我祖父所植，已100多年，我即诞生在这桂树下的屋子里，父亲年轻时即在此桂荫练方砖字，我童年时，晨夕嬉戏其下，可说它伴着我长大，树冠已高出屋脊。这一年，我到家正值秋天，桂花盛开，周十里内，都闻其香。由于我家世代保护，改朝换代，几经战火，依然茂盛。我这次回家见了桂树，就想起童年。但不久，兵荒马乱，又不得不离开老家，临行时，徘徊其下，再三抚摩。

    我生长在这个山明水秀的摇篮地，结合我家庭教育，社会影响，不觉心中抽起爱画的幼苗，今日想来，并不奇怪。最难忘的一段时期，即父亲在学校教书，我既不愿意上小学，留在家中半耕半读，置身天然图画中。牧羊时，坐在草地上，静观四周水山，在生活中摄取创作素材和对景写生，常默默地以指在大腿上照划，颇合于今天美术教学所谓“视觉记忆”或“记忆画”。我这般如醉如痴地学，人家叫我为小画痴，今天想来，“惟痴则其志凝”，学习上，痴劲是大好事。我经常描绘眼前景物。我爱家乡，爱画家乡，村头、水滨、田畔、林下，满是诗情画意，每远游，也不放松画。曾随祖母去金坛县城，舟经洮湖滨古龙山下，帆飞一瞥而过，归而画出，得到祖母的赞许，她见了画如见旧游地，颇有遐思。又曾随舅父首次去无锡玩，归而画出五里街及锡山一段风景，舅父笑笑说：“你把无锡搬回家了。”

    家在江南水乡，每届春夏秋三季，戽水和农歌之声不绝，五人或七人合在一个龙骨车上踏轮戽水，这是一强劳动，《芥子园画传》的点缀人物中，也有一个“龙骨车”，江南常见，北方所无，唐宋人画中，从未见到。又见北宋人画中，有人驾着牛车渡河，我童年见了惊疑，但知江南河阔水深，河底厚厚的淤泥，车过必然沉没，并且陷在淤泥里，不能动弹。我后旅行晋北、陕北，山涧水浅，见石底，我曾坐在汽车上横渡而过，安然无恙。《芥子园画传》是南人所写，未见北地生活，其写旧时江浙常见的用“龙骨车”戽水，我童年见此，很觉熟悉。今日家乡均用电力戽水，儿童如见龙骨车，或许反而以为这是一种奇异的玩意儿。

    农民是爱好文化生活的，我村和几个邻村，组织两个乐队。其中一个是“丝弦”，完全是管弦轻音乐，也名为“雅乐”。我童年也能吹吹弹弹，“工尺谱”互相口授。一个是“十番锣鼓”，大锣大鼓，十分雄壮，也有口传的一套“锣鼓经”。他们都在新春演奏，特别在迎春赛会时大显一手。杨巷镇上的城隍庙，每年夏历七月半抬出木偶巡行，家家烧香，万人空巷，队伍长达数里，其中有一队队的“丝弦”和“十番锣鼓”，还有各类武术、高跷、抬阁，最后来一个滑稽余兴“学官堂”，对统治者致以讽刺。这许多节目，全是各村庄农民兄弟自编自导的杰作。

    农民武术颇盛与当时考试制度有关，这是一种应试的练功，与真正所谓的武术不同，这属于搏斗性的武术。各村各有专长，安乐山村武术最闻名。我有一位表叔曾保过镖，他说要有武德，平时谦让文雅如处女，从不与人斗。我童年从他学过几路拳脚，他说出击时要疾如风，但击时臂不能全伸直，踢时腿也不能全放开，留有余地，攻防结合，颇含战略哲理。

    每逢春节，一种大型的文娱活动也配以武术，十番锣鼓的助兴，还有“狮子舞”、“送麒麟”也配以乐队，都是大规模的群众文娱活动。有一种“唱春”，二人或一人，手执小锣小鼓，逢村沿门的唱，曲调即今所谓的“春调”，今天锡剧《孟姜女过关》所唱的“十二月花名”即保留这个曲调。

    锡剧是今天人民喜爱的地方戏。可是我童年时官方禁演，我从未看过。这叫“摊簧”，他们在深夜借野庙或丛冢中偷偷地演，演员只有二人，一个装男，一个装女，自拉自唱，也叫作对子戏或叫作小戏。当然还有一种大戏，即所谓“草台班”。每年春秋两季，到村上来演，叫作社戏，唱的是徽调，又叫作徽班演戏。那时我年幼，常常跟着大小孩，到后台，或到他们临时住宿的庙中乱玩。见他们睡的是乱草，吃的是粗粝，穿的是破烂，和他们演出时身着戏装，判若两人。总之，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在台上卖命地演，时闻有专门翻腾跌扑的竟摔死在台上。演春戏，时方阴历正月半，舞台搭野外，朔风犹烈，有时飘雪，演《九更天》的主角老生，赤膊滚钉板，身上冻得发紫。

    我虽然年幼，见了这许多走江湖艺人的苦况，很表同情。当时走江湖的书画家，好像是风雅的高尚职业，实则走到每一个新码头，都要低三下四地拜客，地头蛇更要买账，否则便要给流氓打碎砚台而被赶跑。有的由于生活不安定，水土不服，病倒客途。有的卖力作画，精神不济，染上阿芙蓉，而更潦倒。我天真地想，我对书画全出于个人爱好，决不为了卖钱而仰人鼻息。父亲也常告诫我：艺事敦品第一，要钱，画品便不高，人品也会不高。

    辛亥革命后，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经济直线下降，远远谈不上精神文明的享受，以上所举种种民间文娱已寂然消沉，即过年，也不张贴年画。我反正不想卖画，照常学画。

    由于我集中注意力在绘事，对其余儿戏事渐渐不感兴趣，琴棋书画，算是高尚娱乐。但农村根本没有见过七弦琴，玩玩胡琴，慢慢觉得不够味。棋，我从不一顾，盛极当时的麻将、牌九、纸牌、扑克，更远而避之。我之所好，在书画而已，童年伴侣中，已找不到一人，我变得孤独。吾行吾素，乐此废寝忘食，盖已痴而成癖。

    黄金时代的童年快要过去，意味到吃饭问题，有人说士不经商，我鄙视商人的唯利是图，唯一想法，还是当我家传的教师。我家连续四代教师，我的祖母鼓励我教书，常把祖父的教书情况讲给我听。父亲本身就是教师，更希望我“箕裘克绍”。那时周数十里内全部是四年制的初等小学，我内心自负，有些教师水平远不及我，可是我没有一纸中学毕业文凭，没有资格踏进小学课堂。但又没有三年制的高等小学毕业文凭，又没有资格去考中学，当头第一关先混不过，因此首先想进高等小学。杨巷镇又没有高小，只有附近官林镇有一所宜兴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离我家有30多华里，在一年秋季开学时，我扛着铺盖去了。临行时，祖母给我一些糕，讨一“高高”的口彩，还私下里给我一块银圆。那时我已16周岁，结束了童年。今天来讲，在这个年龄，我的子女都已高中毕业，有的已进大学，那时我只刚进入小学阶段。我年长没有进学校，却不等于失学，主要是自学。新生入学要考试，我虽没有初等小学毕业文凭，却考取了。因我成绩考得好，年龄又长，老师命我做级长。

    弹指三年，高小毕业，同学多数准备考四年制的普通中学，以图再进大学。我当时家境清贫，只想进五年制的师范学校，非但一切免费，适应穷小子，毕业当小学教师，符合祖母和父亲对我的期望，即考取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无锡，从此远离我的诞生地，踏进无锡，读书，工作，把无锡作为第二故乡，也是我一生中度过岁月最长的故乡。我今住南京，将30年了，南京又为我第三个故乡。

    （四）

    我在学生时代，对国画已有一定基础，主要是在课外钻研和请教老师。图画老师虽是无锡名国画家，但在每周仅两小时图画课上，根本不能发挥他的所长，课上只教些铅笔画、水彩画最基本的方法，也是为画画而画画，学生多不感兴趣。当时学校风气颇多以英文、国文和数学为主课，是重要的，史地理化是知识科，也是重要的，却轻视一些术科（包括图画课在内），根本不了解知识与技术在教育上的重要性。我看到课堂图画是基于西洋画理论，就研究有关艺术科学，如透视学、人体解剖学，色彩学以及构成物体立体感的光与阴影和美学上创作上必要条件的美的规律等。我过去只研究国画理论，到此才知还有科学的绘画的新理论。我孜孜地学，也只是课外自学，只要有本本，我就可自学，好在图书馆藏书丰富，任我阅览，还自省下零用钱来买新书，这对我以后的教育工作和创作帮助很大。

    我任教师时，学制改革，学科名称也改，例如国文改为语文，图画改为美术。我即长期任这两课。由于教育明确对各学科的目的要求，即此美术科，是在配合其他技能学科总的培养学生对客观事物进行独立观察、思考、创造，从优美的科学的规律实践中，知能结合，成为手、脑、眼并用的有用人才。我于国画创作上获得新的艺术哲学知识和国画传统理论指导，融会贯通，裨益匪浅。在继承优秀的民族艺术传统上结合科学的现实的艺术哲学和方法，在创作上得益匪浅。

    回忆旧时，军阀混战，连年涝旱，经济剧衰，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远谈不上文艺，即教育事业，亦濒于破产。此时经费无着落，农村比城市更惨。我父亲犹坚守教育岗位，他说，我国以农立国，农村人口犹占多数，而且最基层的小学教育更为重要，但岌岌可危。我父亲十分担忧，辞去镇集学校之职，毅然决然到农村去，甘心在圩角古祠的简陋小学中去孜孜不倦地教书，他用佛家语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将鞠躬尽瘁，终老于此。”他还有感于有的村庄，成年人全部是文盲，他夜以继日，额外加班，举办免费成人补习夜校。终以生活困苦，年高体衰，积劳成疾，默默无闻地与世长辞于龙荡圩小学岗位上。他病危时，闻我已在无锡美专及无锡师范兼课，他犹函谕我尽心教好课，努力学画，一方面多多培养美术人才，一方面多多培养小学师资，“教学相长”，不断提高自己业务水平。

    我今已是一个国画专业工作者，完全符合我一贯的夙愿和父亲的家训。我在学习有关教育理论和执教的实践中，并对照我自己学画的过程，得到一个结论，我的爱画，不是自发的，作画的方法，不是生而知之。儿童教育，应先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启迪他们主观努力，对这一课业能自动自觉去钻研，吃到甜头，就欲罢不能。到了那时，又要注意他们的进境，如果遇到不能突破新的困难，可能兴趣索然，畏难灰心，这要特别注意。一株幼苗，有其自己的生命力，还要有充分的客观的阳光雨露，二者不可缺一。我记得十一二岁时，杨巷镇上先后来了两个卖字的小书法家，都由他们父亲陪同，一个叫“六龄童”，一个叫“八龄童”，盛名轰动全镇，我比他们年龄稍长些，自愧不如。但不久，这二童都阒然无闻，或许另有发展和成就，不屑这一“雕虫小技”。否则，像古人所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两棵书艺幼苗为什么自然萎枯，我不知道。父亲常教我读王安石《伤仲永》一文，引以自诫。

    我到无锡读书，已进入青年时代，无锡对我哺育成长是我一生学业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无锡素为江南名城，湖山秀美，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人才辈出。那时，这一地在我读书时尚无高等学校，以第三师范为最高学府，教师都为一时有名俊贤。师范以培养师资为目的，各科并重，学风丕振。我是一个贫苦学生，对各科都不忽视，因为国文较有基础，能自看书，一看能懂，占了大便宜，凡有文字课本的课，听一次讲，不需要再温习，腾出不少时间来研究我喜爱的绘画。图画老师胡汀鹭先生，为无锡名画家，特重视我。我曾画一幅《贯华阁图》，他拿去给本邑最负盛名的一位老画家吴观岱看，吴说：“此子将来必成名家。”传到校内，老师都对我刮目相看，那时尤承清末余风，老师中颇多精通诗词书画，对我多方的指导，也拿出所藏名画给我临摹。钱子泉老师是有名的古典文学家，沈昌桓老师特长诗词，胡汀鹭老师也长于诗词书法，正课外常去请教。图书馆所藏书籍图本甚富，我一有空闲即去看，并带了笔记本去，摘要抄录，每一学期积满十余厚册。地方上前辈书画名家，多数认识，谈谈各有的独特见解，对我有益。无锡不少世家收藏书画文物很富。有一家裴氏陶阁，名闻全国，有熟人向他藏品摄影，胡老师也赠我王晋卿画《蜀道寒云图》、唐寅山水卷、石溪册页等照片。我对这唐寅石溪反复临摹，对我技法影响很大。城中裱画铺有十余家，仅从走出校门的一条街就开设八爿之多，我每逢星期日必去看，且看且记，回校背临，背临后，再去复看，不对处再改。

    五年师范毕业，从1923年至1957年，即在苏州、无锡等地教书，先在小学中学教了四年书，以后一直在师范、美术专科等校任课。在教书中，自己觉得确收到“教学相长”的实效。但是学业无止境，“书到用时方恨少”，必须“学而时习之”了。

    （五）

    解放后，得到党的培养，把我从无锡调到南京，从教育岗位调到文艺岗位，而且是国画专业岗位——江苏省国画院当画师、副院长、院长之职，回忆童龄开始信笔涂鸦，而今真正遂我初愿。

    我今已80多岁，从幼儿开始学画，度过了青、中、壮漫长的岁月，生活的道路，崎岖不平，我的一点爱画之心始终不渝。首先从我本身体会到幼儿教育，引起动机，培养兴趣，为启蒙要事，既要“懈始”，又要持恒，指出正确的目标和方法。

    我没有进过艺术专校，不等于不学艺术，在普通学校读书时，把多余精力花在国画上，理解力强，既不妨碍对各科的学习，每考试，我总名列前茅。师范学校以前三名总成绩毕业。

    青壮年后，踏上生活之路，对钻研国画，确有转折关系，一般人有把最初的“琴棋书画诗酒花”后来变得忙于“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反正师范毕业当教师，人家总说“穷教师”，我只要有饭吃，生活便安定，清苦一些没关系，精神上是愉快的。但这时，客观的与主观的干扰又来了，即是“名利”二字。我有职业可守，不求利，既不需求名，便与人无争。看到当时的职业画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中途易辙，也有为了名利，导致同行必妒的丑剧。我在旧社会，时常看到这类丑剧。有人善意地劝我出国留学。我只爱学国画，画在中国土生土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难道要到外国去学国画吗？我的友人中确有到外国去学洋画的，但回来仍画国画。如果说为了吸取外国优秀传统，对国画是有帮助；如果说为了去镀金以提高身价，我根本不作如是想。解放前，一度通货膨胀，教书固定工资，每月不值几升米，我为了维持一家九口生活，不得不定“润格”，卖画收入当然比学校固定工资高得多，谁知我的作品一经商品化，给顾客牵着鼻子走，精神痛苦。一解放，物价稳定，我立刻取消“润格”，停止卖画，专心教育。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懂得作画，既不是为画画而画，更不是为金钱作画奴，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荣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称号，明确了自己身份，明确了我所要走的道路，画出了对人民有益的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作品。回顾从童龄开始学画，植根较深，幸而没有废于中途，直至今天，童心犹在，挥毫不止，老而更忙，这就是我幸福愉快的晚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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