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全天子:乾隆-发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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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身文化造诣

    乾隆帝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乾隆帝本人同时也是陶瓷艺术的爱好者,在其统治期间,中国的陶瓷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直至今日,一些乾隆朝的收藏品和陶瓷宫廷用器还为故宫博物院、伦敦大卫基金会所收藏。

    乾隆皇帝自幼就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文化修养很高,执政后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他对于书法的嗜好和倡导,比之祖父康熙更胜一筹,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我国历代书法艺术之大成,特建“淳化轩”藏《淳化阁帖》,一时帖学之风大炽。大学士梁诗正等赞曰:“皇上性契义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垂,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

    乾隆的书法从学习赵孟頫入手。乾隆本人雅赏赵孟頫的书法,心慕手追,身体力行。游览名胜每到一处,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均匀,在宫中、御园、名胜古迹、寺庙等几乎到处可见其墨迹,至今海内乾隆御碑甚多,其擅书之名早已远播。

    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发现,书学起步仍是康熙时流行的宫廷书法,后在承学各家中选定赵孟頫丰圆肥润的书法。从存世的乾隆书迹看,他的字字体稍长,楷书中多有行书的笔意,行书中又往往夹杂着草书的韵味,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缺少变化和韵味,并无明显的成就,这或许体现出一代天子的气度,评者称其“虽有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

    (二)编写《四库全书》

    清王朝竭力吸收并利用汉族的思想文化,以巩固封建统治。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康熙、雍正、乾隆时都网罗大批的知识分子,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

    最大规模的编书是乾隆朝所编写的《四库全书》。乾隆后期,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乾隆帝渐渐改变以前打压下级知识分子的做法,转而拉拢。他将大量知识分子召集到一起编撰了大型典志书《续典通》《续志通》和《续文献通考》。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以著名文人纪昀为总裁,组织了包括戴震、姚鼐和王孙念等人在内的三百六十余人,历时十五年,编写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自《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代典籍,乾隆皇帝亲自批准设置四库全书馆,准备以十年时间,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纂修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编纂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库全书》缮写完毕,历时十多年,以后又校对错误缺漏,并补充了一批书籍进去,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编纂工作才全部完成。它基本上包括了我国历代的重要著作,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图书3457种,79070卷,包罗宏大,丰富浩瀚,收录书籍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部官修的大类书,《四库全书》共36000卷,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3倍,篇幅之多可谓集我国古籍之大成。该书对以往学术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对古籍整理和总结文化遗产有一定贡献,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分藏于宫中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文渊、文源、文津、文溯称为“内廷四阁”,又称为“北四阁”,大臣经过批准可以查阅。文汇、文宗、文澜被称为“江浙三阁”,又称为“南三阁”,乾隆帝南巡时谕令准许读书人前往抄阅,但不得私自携带出阁。还有一部副本藏于翰林院。可惜圆明园文源阁本毁于英法联军之役,翰林院副本毁于八国联军之役,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原在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一部最完整,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乾隆帝命人对全国书籍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查禁、销毁和删改。在开设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上谕中提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后,在各地遍贴圣谕,劝令藏书之家呈交“违碍”书籍;官府也派人到各地查访,对各类书籍进行甄别,将查到的禁书送往北京;四库全书馆也从采进本中查寻禁书。这些禁书由乾隆帝过目批准后,在武英殿前投炉烧毁。

    所谓“悖逆”和“违碍”书籍,开始时是指明末清初史书中对于清代不利的一些记载,如清人进关后,对前世为明代臣仆,受过明代册封等都不愿意提起,甚至禁止称入关前为“建州卫”“女真”。乾隆帝有意要湮灭这些史迹,同时要禁绝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文学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著作中的民族意识和进步思想。以后查禁书的范围有所扩大,从明人著作只要“议论偏谬尤甚者”也在查禁之列。后来稍稍放宽,著作中只要“改易违碍字句”,可以不用销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正式颁布了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以后还陆续颁布一些补充规定。在查缴禁书中,有二十多人的著述被焚毁,其中有吕留良、屈大均、金堡、戴名世、尹嘉铨等。不但把这些书烧了,还要追查印书的版片。乾隆帝共下令烧毁了多少书籍,当时没有精确的统计,后世有人据《禁书总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史料考证,销毁的书籍达到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这是乾隆帝打着“文治光昭”的旗号干的愚蠢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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