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外游学，学成后教书，到后来又开始游说旅行，这段时期，列国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公元前356年，赵、燕两国的君主在山东谷阳会和，邹、齐、宋三国君主在山东汶上会和。
公元前355年，齐、魏两国君主在郊县会和，秦、魏两国君主在陕西澄城会和。
公元前354年，秦在陕西澄城打败了魏军，7000人被斩首，攻陷了陕西韩城。魏派元帅庞涓领军攻打赵国，围困赵都邯郸。
公元前353年，齐命田忌为元帅，孙膑为军师，直入魏境。魏撤军回击，两军在山东菏泽大战，魏军溃败。韩攻东周，攻下了陵观、禀丘。
公元前352年，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国力增强，震惧诸国。
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到咸阳。
公元前349年，赵国国都从晋阳迁到邯郸。
公元前346年，卫自贬为侯，对魏、赵、韩称臣。
公元前341年，魏讨伐韩国，齐命田忌为上将，孙膑为军师，攻魏救韩，在河北大名县东北方向大败魏军，魏太子被俘、庞涓被杀。齐相邹忌污蔑田忌谋反，田忌投奔了楚国。
公元前340年，秦大夫卫鞅联合齐、赵攻打魏国，魏大败，割地求和。卫鞅被封于商，号商君。
公元前337年，苏秦以连横策略游说秦惠王，未被采纳。两年后，他又以合纵策略游说赵，赵封苏秦为武安君。
公元前334年，齐、魏两国同时宣布称王。
公元前333年，苏秦挟合纵对抗策略在各国游说，被各国重视，所以身佩六国（燕、赵、韩、魏、齐、楚）相印。秦王后悔失去苏秦，便用提出连横对抗策略的张仪为客卿。
公元前332年，秦唆使齐、魏联合攻打赵，苏秦害怕，请出使燕国。苏秦离赵后，合纵对抗即告瓦解。
公元前330年，秦攻打魏，魏割地求和。
公元前328年，秦三次攻打魏国。任张仪为相。
公元前325年，秦惠王嬴驷正式称王。
公元前324年，秦相张仪攻打魏。苏秦任燕相，后因作风问题，被查，便逃到了齐国，齐国任他为客卿。
公元前323年，张仪与齐相、楚令尹在江苏铜山相会。韩、燕二国同时宣布称王。
公元前321年，齐相田婴去世，田文嗣位，即孟尝君。
孟子看着局势如此纷扰动荡，而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却无法实现，心情焦躁苦闷，他曾经用伊尹来比喻自己的状况，说出了他当时心中的抱负。
一次，万章问孟子：“传说伊尹是因为割肉烹饪的手法而得见了汤，并要求汤任用他，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孟子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说：“伊尹以前是个农民，在乡间耕作时就喜欢尧、舜的道理，如果不是尧、舜的主张，就算是把天下的高官俸禄给他，他也不会接受的。不合乎义理，不是正道的，他不会给别人，也不会接受别人的。商汤曾派人给他送去重礼，他却悠闲自得地拒绝了：‘我要这些聘礼做什么？出去做官，哪里能比得上像现在这样住在田野间，自由自在地陶乐于尧、舜的道理中呢？’
“后来，商汤曾三次派人聘请他，他才改变了原来的心意，他想自己与其在田野间陶醉于尧、舜的道理，倒不如努力让国君们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使人民都成为跟尧、舜时代一样好的人民呢？他可以亲身去体验一下尧、舜时代的境况。
“伊尹说，上天创造人民，会让先知道事理的人去唤醒那些后知道事理的人；而他就是人民中那些先领悟道理的人，所以他决定拿着大道理去唤醒一般人民。
“伊尹想让天下人民都能蒙受尧、舜的恩泽，他愿意把天下重大的责任担负起来，所以他一到商汤那里，就把这层意思向商汤陈说，劝他立即讨伐夏桀，拯救人民。为了别人而委屈自己，这就是圣人。圣人的行为虽然与众不同，或归隐田园，或亲近国君，或不屑做官，或固守职位，但都会保持圣洁的身心。我听说的是伊尹以尧、舜道理要求商汤实行，没听说过他以割肉烹羹手艺求商汤任用他。”
这是孟子与自己徒弟的对话，可见孟子希望能够匡正时弊、拯救苍生的心愿是很殷切的。
邹国是当年周武王封上古颛顼的后裔所在地，这里本是鲁国的附庸，春秋时代晋升为子爵之国，战国时代穆公改号为邹，成为了一个很小的国家。
孟子学成后，也想要为自己的家乡服务，穆公也听说了他的贤名，便派人请他回国，任他为士。
当时邹、鲁间经常会发生内讧，相互交兵。有一次穆公对孟子说：“我国的官员战死了33人，但是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们效劳卖命的，杀了吧，人太多了；不杀吧，他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长官们战死而不相救，这该怎么办呀？”
孟子回答：“在这个到处都兵荒马乱，人们处于饥饿的年代里，您的人民年老体弱的都难免一死，然后扔在田沟山涧；年轻力壮的都逃往四方，逃走有好几千人。但是您的粮仓里堆满了粮食，钱财也很充足，可是地方官员并没有把人民的疾苦如实向您禀告，这是您对政事的忽视，而残害了在下的人民。
“曾子曾说过，人们要小心警戒，不要做恶事，如果做了，那一定会还报到你身上来的。官员平时对百姓欺诈剥削，百姓对长官的恨无处发泄，现在逮到机会得以报复，您怎能责怪他们呢？今后只要您实施仁政，百姓自然会爱护他们的长官，一旦有事，也会为长官拼命。”
对于孟子劝谏，穆公并未完全领悟，他心里虽然尊敬他，政治上却不重用他。所以孟子准备像孔子当年那样，到大国去游说诸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持礼仪行齐国
公元前322年，51岁的孟子开始了巡游列国的旅程，他的第一站就是位于鲁国北方的齐国。
孟子还在邹国的时候，季任代替他的哥哥圣守在国内，曾经拿着金钱和丝帛来与孟子结交，孟子接受了，但没有去拜谢。后来孟子到了齐国平陆的时候，齐国的宰相储子，也送来金钱和丝帛想与孟子结交，孟子接受了也没有去拜谢。
孟子从邹国到任国（但是一个小国）时，立即去见了季任；到齐国后，却没有去看储子。
屋庐子请教孟子，说：“您一到任国，就去见了季任，到了齐国，却不去见储子，是不是因为宰相没有摄守君位的人尊贵啊？”
孟子回答：“不是《书经》上说：‘奉献礼物要以礼仪为重，假如礼仪不及礼物，就等于没有奉献，因为他不是以真心来奉献。’我不去见储子，就是因为他没有诚信奉上啊。”
屋庐子听了很悦服。季任有守国的重任，所以不能亲自去邹国。而储子是齐国的宰相，他应该可以亲自带上礼物去平陆见孟子。
储子曾经在齐威王面前极力推崇过孟子，齐威王对孟子半信半疑，不想一下子重用，便暗中派人加以观察。孟子坚守“不为臣不见君”，让威王对他很尊敬，便派专人去敦请，孟子这才率领弟子们正式进入齐都。
战国七雄中，除秦国外，齐国也是一个强国，它的都城是临淄，即位于现在的胶济铁路中途的一个小镇，在当时，这里确实相当繁华，人口有好几十万。当年齐桓公身为公子时，因为国内政局动乱而出逃他国。历经许多艰危困苦，最终回国登上了君位。
当时的周室衰微，旧时的制度即将崩溃，其他民族崛起，势力很猖獗，传统文化面临即将灭绝的危机。齐桓公挺身而起，击败了北方的异族，又讨伐了由南往北扩张势力的楚国，使得周朝册封的各国诸侯才得以安定下来。
齐桓公称霸要归功于贤相管仲的辅佐。齐国从威王开始，经过了宣王、愍王，一直都因礼贤下士、尊重学者而名闻天下，还曾设有稷下馆。所谓的“稷下馆”就是特地为招揽天下豪杰、学者而建的大宅第，凡是前来投奔的豪杰在那里都能受到丰厚的礼遇。这些被称为“稷下学士”的人们，由国家供养着，整日思考、研究和谈论。
那里成了各地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地方，淳于髡、邹衍、慎到等人就都曾受到齐宣王的封赏，并被列为上大夫。
公元前322年，孟子率弟子来到了齐国的临淄，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段时期，苏秦提倡合纵之说，张仪出任秦相，主连横，彼此攻伐。公元前318年，燕、赵、韩、魏、楚等五国联合攻秦，兵达函谷关时，秦国开关迎敌，五国联军却惧不敢战。宋国的宋偃宣布称王，建立宋国。当时的时局混乱如麻。
齐王对孟子礼遇有加，但并没有给他实权。
一次，齐王派孟子到滕国去吊丧，同时还派了盖邑大夫王做副使。王是个善于逢迎谄媚的人，深受齐王宠爱，他名义是副使，实际上非常专横。
孟子和王往返于齐、滕之间，却始终没有谈这次出使的事。
公孙丑看到后，感觉很奇怪，便找了个机会问孟子：“齐国的卿位算挺高的了；齐与滕国间的路途也很远，但是这往返一路，您为什么从不曾和王谈起过出使的事？”
孟子说：“这事已经有人办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王虽然名义上是副使，却恃宠而专，他既然一切都独断独行，那孟子还有什么话可说？对这种谄佞之辈，孟子很不齿。
还有一次，齐国一个大夫公行子办理儿子的丧事，一般的卿大夫都奉国君之命去吊丧，王也去了。因受国君宠信，所以大家都想巴结他，纷纷走上前去与他寒暄打招呼，还有一席人离开自己的座位特地凑过去和他交谈的，只有孟子视若无睹。对此王心里很不痛快，他对别人说：“诸位都来与我说话，只有孟子不和我说话，这明明是轻慢我王啊！”
这话后来传到了孟子那里，他说：“按照礼法，这种场合的礼节和朝廷所行的一样，各人都有固定位次，是不能擅自离开去和别人说话的；也不能越过自己的位次去和人作揖。我是在遵守礼节，他却认为我轻慢了他，真奇怪！”
后来有一次，孟子的弟子乐正子跟随出使到鲁国的王来到齐国，就去见了孟子。
孟子说：“你还会来见我吗？”
乐正子：“老师为什么这样说？我当然要来啊。”
孟子说：“你来到齐国几天了？”
乐正子说：“昨天到的。”
孟子说：“既然昨天已经到了，那我说这话，不是应该的吗？”
乐正子解释道：“因安顿旅舍，所以没有立即赶来拜望。”
孟子说：“你听谁说过，一定要把旅舍安顿好了才来见长者？”
乐正子赶快赔罪说：“我知道错了。”
孟子说：“你跟王这种人来齐国，只是为了吃喝罢了。没想到你学古人的道理是为了博取吃喝的。”
孟子不齿王的为人，所以责备乐正子不应该跟随他。
齐国有位大夫名叫蚳龙，他辞去灵丘的邑宰职务，改任狱官。
有一天，孟子对他说：“你辞掉了灵丘邑宰的职务，改任狱官，似乎挺有道理，因狱官能够接近国君，便于向国君进谏。但是现在你已经出任狱官好几个月了，难道还没有找到进言的时机吗？”
被孟子提醒，蚳龙便去见齐王，请他修改刑罚，但齐王不予采纳。蚳龙因此便辞官而去。齐国人在背后讥讽孟子替蚳龙出的主意倒是不错，也不知道他对自己有什么打算。人们是见孟子来到齐国为卿，既不进谏，也不离开，不知他到底作何打算。公都子把这些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官位职守的人，如果无法尽其职责，就该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进言没被采纳，也该离去。但是我既没有固定的官位职守，也没有进言的责任，那我的行动或进或退，岂不很随便？”
孟子虽如此说，但是他在决心离开齐国前，一旦有进谏的机会，他一定会尽力的，绝不袖手旁观。
一次，孟子到齐国边邑，今山东汶上县北去巡视，对邑宰孔距心说：“假如你属下拿武器的战士一天内三次走错行列，你会不会开除他？”
孔距心回答说：“用不着三次。”
孟子说：“既然如此，那你已经失职，就如同战士走错行列一样，已经很多次了。现在凶荒饥饿，在你治理下的人民，年老体弱的抛尸露骨在田沟山涧里，年轻力壮的则外出逃荒。”
孔距心辩解：“我力量有限，这种事，我力不从心啊！”
孟子说：“就如现在有个人，他接受了别人的牛羊，去替他放牧，那就一定要寻找牧地和草料。如果找不到牧地和草料的话，那是把牛羊还给主人呢，还是眼睁睁地站在那儿看牛羊饿死呢？”
孔距心听了这话，心里很惭愧，说：“这是我的罪过啊！”
几天后，孟子见齐王时说：“君王派去治理都邑的人，我一共见了五个，但是只有孔距心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罪过。”
后来，孟子便把前几天跟孔距心的一段对话讲给齐王听。齐王也因自己未及时赈灾而心生惭愧，对孟子说：“这都是寡人的过错！”
孟子见齐王怠于政事，宠幸谄谀之臣，便向齐王提出辞呈。齐王知道他去意甚坚，但面子上还是挽留了一番，孟子一再恳辞后，才答应了，还给孟子送来了2000两黄金。孟子没有接受，婉拒了。
回到家后，孟子整顿行装，准备率领弟子起程返乡。这时齐王亲自登门来看他。
齐王深表遗憾地说：“从前我想见老师，没能如愿，现在有机会经常在老师身旁领教，与老师同朝研商国是，我感到十分高兴。如今老师却要抛弃寡人而去，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相见？”
孟子说：“这个，我只是不敢提出请求，我心里本来也是希望如此的。”
过了一天，齐王对大夫时子说：“我想在国内选一处合适的地点，给孟子盖所房子，每年给他一万钟的俸禄来供养他的弟子，让各位大夫和全国百姓有敬慕的模范，你可不可以替我跟孟子谈谈？”
时子把这番话透过陈臻（孟子的弟子）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时子难道不知道我是留不住的吗？如果我想发财的话，辞掉十万钟的客卿地位，接受一万钟的教书束修，这算是发财吗？从前鲁国大夫季孙氏曾说过：‘子叔疑这个人很奇怪，自己想做官，国君不愿用他，那就罢了，结果他还四处想办法，想让子弟们去做官。谁不想富贵？子叔疑这个人偏偏要存心垄断富贵场的样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古时候在市场上作交易的人，都是拿自己有的换自己没有的。而负责市场的官吏，责任就是处理一些民间争执。偏偏有一种卑贱的人一定要找一处独立的高地，站在上面左瞧瞧右望望，恨不得把买卖的好处由他一网打尽。人人都把这种专利勾当视为卑贱行为，所以就向他征税。现在征收商人的税，就是从这个男人开始的。我绝不会学这种卑贱小人，以免受万世人的唾骂。”
去宋国推行仁政
本打算回乡的孟子听说宋王偃有心实行仁政，孟子便想趁此机会去看看。于是，他带领弟子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宋国。孟子的到来让宋国君臣及全体人民都很高兴，列国间也都知道宋国将实施仁政了。
孟子的弟子万章曾忧心忡忡地问孟子说：“宋是个小国家，如果实行仁政，一定会遭受齐、楚等大国的嫉妒。如果他们出兵征伐，将如何应付？”
孟子说：“从前商汤在亳邑，邻国是葛国，葛伯行为放纵，不讲道德，不祭祀祖先，汤就派人去问他。葛伯说没有牲畜供祭祀。汤就派人给他送去了牛羊，葛伯把牛羊宰杀吃掉，仍没举行祭祀。汤又派人问他，葛伯说因没米谷供祭祀。汤便让亳邑的壮年人替他们耕种，老弱的送饭菜给耕种的人吃。葛伯却领着自己的人民，在路上抢劫了酒和饭菜。有个小孩本是拿饭和肉要送给田里耕种的人的，葛伯竟杀死孩子，抢走了他的饭和肉。《书经》上记载‘葛伯把送饭人当成了仇敌’讲的就是这回事。汤因葛伯杀死了送饭的孩子，便起兵讨伐。普天下的人都说，汤这次攻伐不是想占有天下的财富，而是为天下平民报仇。商汤第一次的征伐就是从葛国开始的。他一共征伐了11次，天下没有人能抵敌。因为他向东征伐，西边的人就抱怨；向南征伐，北边的人也埋怨，他们都抱怨为什么不先征伐他们。人民仰望他，就像旱田盼雨水一样。而商汤军队所到之处，商贾没有停止交易，田里的人照样耕种。商汤征伐一个国家，都是杀了有罪的国君，慰问受苦的百姓，对百姓们如同降落的及时雨，他们自然高兴得不得了。《书经》记载：‘等待我们的君王，君王一来，我们就不会再受暴君的刑罚痛苦了。’又说：‘有些诸侯帮助商纣，不肯做周朝的臣子，武王就起兵向东征伐，安抚那些受苦的人民，人民用竹篮装了币帛来迎接，并且说，他们受纣王的虐政已经太久了，现在能够侍奉顺天休命的周王，受他庇荫，大家都愿意归服于周朝。’
“当时，商朝的官吏把钱和丝帛装在竹篮里迎接武王的官吏；老百姓则用竹筐盛满饭菜，拿着酒来迎接武王的军队，这都是因为武王能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暴政中拯救出来，把残害人民的暴君除掉的缘故啊。这么说来，宋国不施行仁政便罢，如果真的能施行仁政，那四海之内的人民，都会抬头仰望他，奉他为君王。齐、楚两国虽然强大，又有什么可怕？”
这就是孟子“仁者无敌”的政治理想。
戴不胜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孟子对他说：“你想让你们的国王成为一位贤君吗？那我告诉你，打个比方，如果一位楚国的大夫，想让他的儿子学说齐国话，那他会请齐国人来教，还是请楚国人来教呢？”
孟子微笑着说：“如果一个齐国人教他说齐国话，但是周边有很多的楚国人却用楚国话喧扰他，那即便老师天天鞭打他，让他把齐国话学得很好，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他放在齐国首都最繁荣的地方住上几年，即使天天鞭打他，让他仍说楚国话，那也是不可能的。
“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便举荐他随侍在宋王左右，以便能时时劝谏宋王施行善政。试想，如果宋王左右，无论年纪大小、官位高低，都能像薛居州一样心善、有才干，那谁会和君王做坏事呢？反过来，如果宋王左右，无论年纪大小、官位高低，都不像薛居州那样心善、有才干，没人与君王做善事，就单靠一个薛居州也是无济于事的。”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环绕在君王左右的都是一些谄佞之辈，即使有一两位贤臣，也很难让君王变好。而且忠良的贤能之士一定会遭受妒忌，不但站不稳脚，弄不好还会被奸人谗害，丢了性命，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孟子来到宋国，也很想一尽心意，期望协助宋君实行王道政治。有一次，他和宋国的大臣们谈论到税收问题。孟子的意思是应该减税，田赋减少，关卡和商品税捐要免除，这样，天下的商家才会闻风而来，不用多久，宋国就能富强。
宋国大夫戴盈之对孟子的提法没有当面反对，但认为难以实行，他推托道：“老师建议我们征收田赋时，采取古代井田制度，免除关卡及商品的税捐，现在可能还做不到。只好请宋王把旧税减轻一些，等明年才能完全废止，不知道老师意下如何？”
孟子说：“比如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对他说，这不是君子的做法。偷鸡的人说，那我就每月偷一只，等明年再完全歇手。想想这话能不能说通？如果知道一件事不合理，就应赶快罢手，何必非要等到明年呢？”
孟子又进一步说：“古时候的征赋，有春天征收的帛布税、秋季征收的米谷税，以及冬季征用的劳役。有道的国君，每季只征一种，其他两种可得到宽缓。如果一季征两种，人民会饿死；征三种，人民就要妻离子散了。”
在宋国这段时间，孟子曾见过滕文公。当时滕文公还是太子身份，一次要去楚国，听说孟子在宋国，特地经过去见了孟子。
孟子见他虚心请教，便诚恳地把人性本善的道理向他详尽解说，并列举出尧、舜的言行来说明。几天后，太子从楚国回来，又到宋国看了孟子。
孟子说：“太子怀疑我的话吗？凡是做人的道理，只是一个性善就是了。从前齐国的勇士向齐景公说：‘他是个男子汉，我也是个男子汉，我为什么要怕他？’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有志做，一定可以像他一样。’鲁国的贤人公明仪也曾说过：‘文王是我的导师，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
“滕国现在虽小，但善于取长补短，方圆只有五十里的土地，一样能够成为完善的国家。《书经》上说：‘假如一个人服药后，不觉晕眩，这表示药力不足，那病是看不好的。’希望太子了解人性本善，也一定可以做出像尧、舜一样的事迹，不要自暴自弃，自认尧、舜的道理高远难行，便不用它来振兴滕国。”
孟子强调人性本善，尧、舜同样是人，就人的本性而言，尧、舜并不比别人多出什么，只要肯努力向善，人人都能成为尧、舜。孟子语重心长地勉励滕国太子，希望他不要因自己的国土太小，认为无所作为而自暴自弃，要振作起来才是。
孟子发现宋国的权臣们都缺乏为政者的改革热忱，凡事都因循敷衍、优柔寡断，抱着得过且过的消极态度，即使宋王有心实行仁政、力图振作，没有得力助手，也不会有所作为的。
痛斥喜战分子
宋国不能推行仁政，孟子的下一个目标是梁。惠王当时正在厚礼招贤，孟子欣然欲往。当时的孟子已经52岁，宋王听说他即将远行，特地派人送了黄金700两，孟子欣然接受。当时，因听说有人欲加害孟子，孟子起了戒心，便取道薛。薛君派人送来了黄金500两，孟子也接受了。
陈臻感到不解，问孟子：“从前老师离开齐国时，齐王送黄金1000两，老师没有接受。宋君送来700两，却收下了；薛君送来500两也收下了。如果从前不肯接受合理的话，那现在接受便不合理了；反过来，如果现在接受合理的话，那以前不接受，便不合理了。老师的做法，必然有一件是不合理吧？”
孟子对他说：“都合理。我在宋国的时候，宋王知道我要远行，对远行的人一定会赠送路费，这是礼节。而宋王的措辞是“送行”，我为什么不接受？到薛国时，薛君听说有恶人要加害于我，让我有戒心，便派人送来金子，做防卫的必备之用，我为什么不能接受？
“而在齐国时，安居无事，如果接受赠金，从道理上是说不过去。无缘无故就接受馈赠，那是用财货来收买我，君子怎么可以被财货收买呢？”
孟子一行人快到鲁国边境时，听说鲁景公让乐正子主政。听到这个喜讯，孟子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能通过自己的弟子得以实现而高兴。
关于乐正子，孟子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善良、诚信的人。而孟子对善和信的解释是：“人人对他的行为都有好感，不认为他可恶，这就是善；良善的行为完全发自于内心，不是虚伪欺骗，这就是信。充实善行而至于完满，这就是美；既充实完满又能发扬光大，这就是大；既能扩大又能演化无穷，这就是圣。达到了圣的地步，那他的作为就如同天地自然的变化，别人无法预测，也就达到了神妙不可测的地步。乐正子的品格，在善、信之间，在美、大、圣、神四等之下。”
公孙丑为这件事问孟子：“是不是因为乐正子办事能力强，具有决断大事的智谋思虑，见闻阅历丰富？”
孟子说：“统统不是。”
“那老师为什么还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孟子说：“他的为人好，喜欢做善事。”
“喜欢做善事就够了吗？”
孟子说：“爱做善事的人，即便治理天下也绰绰有余，更何况治理一个小小的鲁国？一个人如果喜爱美善，四海之内的人都会不远千里而来，把善事告诉他。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喜欢美善，别人会说他是自作聪朋，不愿听取好言好语。即使告诉他，他也会以自作聪明的态度和口吻说‘我早就知道了’，这样就会把别人拒之于千里之外。好人被拒绝了，那说长道短、搬弄是非、谄媚阿谀的小人就都来了，跟这些小人在一起，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30年前，孟子游学时的鲁国，文风很盛，笙歌不断，还是一个礼仪之邦。现在再次来到故地，孟子是既兴奋又感慨。鲁国的学者和那些年轻的士子纷纷前来请教他，对他表示欢迎。在当时的文化学术界竟激起了一阵涟漪，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遭人暗中嫉妒。
一天，鲁平公正准备外出，他身旁的得宠小臣臧仓说：“君上以往出宫前，会先吩咐执事的臣子，告诉他去什么地方。今天车子都已备好，执事臣子却还不知道君上要去哪里，所以特来请示。”
平公说：“想去看孟子。”
臧仓趁机进谗，说：“君上怎么会自降身份去拜访一个平常百姓，莫非他是个贤人？礼义是应该由贤人先做出榜样，别人再去学习的。可孟子在办理母亲的丧事时，隆重的情况远超过从前办理父亲丧礼。这样的人，君上没必要去看他。”
就因小人的一句话，平公便打消了此意。
乐正子进宫谒见平公，问为什么不去见孟子。平公便把把听来的话告诉了乐正子，认为孟轲是不懂礼义的人。
乐正子说：“君上所说的丧礼上逾越的部分指的是什么？是指以前用士礼，后来用大夫礼；以前用三鼎，后来用五鼎吗？那是因为孟子后来有了官职，礼数上不一样了。”
平公说：“不是说这个，是说后来的棺椁衣表都比以前的华美。”
乐正子说：“这也不能算逾越，因为贫富情况不同啊。”
乐正子辞走后，又去见了孟子，说：“我曾把老师的道德学问告诉过鲁君，鲁君本想亲自前来拜望老师的，却被宠臣臧仓阻挡，所以没有来看老师。”
孟子说：“大道能行，或许是有力量在暗中推动；如果大道不能行，也许有力量在暗中阻止，随他去吧。我不能和鲁侯见面，岂是臧仓这个人的能力所操纵的？”
鲁国和齐国是世仇，素有积怨。鲁国想任命慎子做将军，统兵攻伐齐国。孟子不以为然，他说：“不先用礼仪教导人民却叫他们去打仗，这是祸害人民。在尧、舜时代，是绝不会这么做的。即使该战击败了齐国，取得了南阳地方，道理上也是讲不过去的。”
慎子听了该话，脸色骤变，他很不高兴，说：“我真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孟子说：“我来告诉你，周朝初期规定，天子的地方是方圆一千里，如果不够的话，就不能接待诸侯的朝觐。诸侯的土地方圆一百里，如果不够的话，就不能保守宗庙祭秘的典制册籍。当初周公封在鲁国，方圆一百多里，不是因为周朝的土地少才给他这么多；姜太公封在齐国，也是方圆一百多里，也不是因为周朝的土地不够。
“现在鲁国的土地面积有一千多里，你认为如果出现圣王，鲁国的土地会减少还是会增加？如果不以战争的方式把南阳地方从齐国取过来给鲁国，有仁心的人尚且不愿意这么做，何况是用战争杀人的方式去取得呢？君子侍奉国君，一定要引导他做合理的事，让他的心志往仁道的方向发展才对啊。”
孟子责备慎子不引导国君仁政爱民，反而引发战争，伤害人民。这几句话，义正词严，说得慎子无言回答。孟子继续开导他说：“现在一般侍奉国君的人，动不动就自夸：‘我能够替君上开拓国土、充实府库。’这所谓的良臣其实就是古时候所说的民贼。国君心不向正道，志不在仁政，还帮着他搜刮民财，这简直就是助纣为虐啊！
“还有人说，他能替君王结约盟国，作战一定能够胜利。照着这个做法，不改变现在的人心风气，即便把天下都送给他，也不会安稳的。”
孟子对这种喜欢杀伐、征讨的好战分子，从来都是毫不留情，当头棒喝。孟子的一生遭遇，与孔子大致相似，既不能在诸侯中推行仁政，便决心返回故里，从事教育工作，于是便和弟子们起程还乡。
助滕国推行井田制
在宋国期间，滕文公曾以滕国太子的身份拜访过孟子，如今滕文公的父亲崩逝。为父丧事故，滕文公特地派他的师傅然友到邹国向孟子请教有关办理丧礼的细节并专程聘请孟子到滕国去。
然友奉命来到邹国，见到孟子。
孟子说：“太子派你询问丧礼，这是一件好事啊！办理父母亲的丧礼，本是人子该尽的孝道。曾子说过：‘父母在世时，侍奉要依礼节；父母去世时，安葬要依礼节，祭祀也要讲究礼节，这样就算是一个孝子了。’
“至于诸侯的丧礼，我倒是没有学过。不过，我曾听人说过，父母死后，子女需行三年丧礼，要穿粗布不裁边的叫做斩衰的孝服，吃稀粥。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夏、商、周三代都是这样的。”
然友回国后向太子复命，滕文公决定行三年丧礼，但是宗族长辈和朝中百官都不赞成。他们一致说：“我们的宗国鲁国先君们都没有这么做，滕国先君也没有这么做，到了您这里，要违反前代旧典。古志上不是说：‘丧祭礼节，应按照前代祖宗立下的规矩来。’您怎么能随意变更呢？”
太子又对然友说：“我平日里没有勤研学问，只喜欢跑马舞剑，现在宗族长辈和朝中百官都反对我，恐怕不能把丧葬之事办得完善，您再去替我问问孟子。”
然友奉命，再度来到邹国。
孟子告诉他：“我料到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事本来就不能让别人做主的呀。孔子曾说过，国君死了，一切政事该让宰相去处理，新君只是竭尽哀思，每次只喝一点稀饭，脸色暗黑地站在灵位前哭泣。那朝中百官和所有办事人员就没人敢不哀痛，因为新君的诚心和孝心把他们感动了的缘故。在上面的人，如果做了一件善事，那下面的人就会做得加倍好。在上君子的德行，就好比风；在下小人的德行，就好比是草，草被风吹过，便会随着倒伏。这件事如何处理，全看太子自己的了。”
然友赶回去复命，太子深受感动，说：“的确，这件事确实是在于我自己。”
太子作出决定后，便在中门外的偏屋里守了五个月的丧，这段时期没有颁布过任何命令。朝中百官和宗族长辈都夸太子知礼仪。到了安葬的日子，四方的人都来观礼，看到太子神色悲戚、哀痛，那些前来吊唁的人都赞叹不已。
听到这件事后，孟子很高兴，心想：滕国虽小，但新君看来颇有作为。他既然曾派然友来邀请，如今行动上也能接受他的教诲，于是孟子再度兴起了游历的念头，准备去滕国。战国时代，滕（山东滕县西南）是位处齐、楚两个强国间的一个小国家。当年周文王的儿子叔绪被封在这里。
在滕国国境就听说了滕君一心想施行仁政，楚国的农学家许行、宋国的陈良之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都纷纷前来。可见滕君的贤名，已传遍遐迩了。
孟子一行人到了滕国，立即被安顿在宾舍里，第二天被邀入宫。滕文公对孟子极为尊敬，首先便询问如何处理处在两个强国之间的事务。
他说：“我国是个小国，并且夹在齐、楚两大国间，究竟是该服侍齐国，还是服侍楚国呢？”
孟子回答：“这种策略、谋划，我考虑不了太周全，那些大国，又有哪个能靠得住？万不得已的时候，倒是有一个变通的方法，那就是把护城河挖深，城墙筑高，然后施行仁义，和人民齐心防守，让人民都愿拼死保卫，决不弃城而逃，这是可以做到的。”
当时齐国的孟尝君正准备在他的封邑修筑城池，这对滕国是一大威胁。对此，滕文公忧惧不已，他向孟子请教，说：“齐国人要在靠近我国边境的薛地修筑城池，使我们深受威胁。我心里很恐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孟子说：“从前周太王住在邠地，狄人来侵犯，太王就离开那里，逃到了岐山脚下居住。不是太王喜欢这块地方，而是不得已。君王只要像太王那样施行仁政，那后代子孙一定能够称王于天下。有道德的君子创造基业，让后代子孙能延续下去，至于能不能成功，就要看如何做了。现在，对齐国君王能做的只有继续施行善政，并让后人继续努力罢了。”
对此，滕文公一直耿耿于怀。一次，他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是小国，虽然尽力侍奉大国，仍难免会被征伐、侵略，该如何应付？”
孟子说：“从前周太王在邠地立国，狄人前来侵犯，太王便拿皮货、金钱和丝帛去奉献，但还是免不了被侵伐；他送去犬马，仍免不了被侵伐；最后奉献珠宝，还是被侵伐。于是太王召集那地的父老，告诉他们：‘狄人分明想要我们的土地。我曾听说，君子不会为了争夺土地而伤害人民，大家不必担忧没有好君长，我准备离开这里。’
“后来太王离开了那地，越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建造一个城邑，便居住下来。当时邠地的老百姓都说：‘他真是一个仁君啊！我们不能没有他。’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跟着太王走，就像赶市集一样。也有人说：‘土地是祖先留给子孙世代保守的东西，并不能自己做主，不能想放弃就放弃的，宁可拼死保卫，也不能离开。’请君王在这两者间选择一种吧。”
孟子认为滕国想依附外力自保是不可能的事，任何强国都有扩张领土、吞并弱小的野心。现在的方法是力求内部团结，也就是要先得人心。深得人心的途径就是要施行仁政。如果施行了仁政，即便自己这一代不能眼见其成功，也会让后世子孙享到成果。历史上领土面积很小的国家最终称王天下的例子不是没有，例如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就是最好的明证。
作为一个国家的君王，不要害怕外来的侵略，只要问自己是否勤政爱民。如果恪尽职守、广施仁政，成不成功搁在其次，主要是愿不愿意做而已。孟子后来又进一步告诉滕文公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果周围只有几里宽的城墙和外城，把它包围起来攻打，却无法取胜。如果选择了好时日，得到天利，战争依然没有胜利，这是因为天时不如地势险要的缘故。如果城墙很高，护城河很深，兵器盔甲也很坚固锋利，粮食也很充足，结果最后丢掉城池、军需逃走了，这就是地势险要不如得人心的明证。所以说，想要把人民限制在境内，依靠的不是封锁边疆的界限；巩固国防，依靠的不是地势的险要；威服天下，依靠的不是兵器的坚利。
“治理国家能得正道的，一定有人帮助，达到极点，普天下的人都会来归顺；失去正道的，很少有人愿意帮忙，到了极点，连亲戚都会叛离他。如果天下人都愿意归顺的国家攻打众叛亲离的国家，即使行正道的国君不愿战争，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战争，也必胜无疑。”
一天，滕文公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回答：“人民耕种的事，绝不能延误。《诗经》曾说过：‘白天割茅草，晚上就赶快把绳索搓好。农事清闲时，赶快把屋子修好，因为春天一到，就要开始播种了。’因为人民的普通习性，有恒产，才能有向上的常心。没恒产就没常心，那就会做出一些放荡乖僻、胆大妄为的事情来。等他们犯罪了，才用刑罚去处治，这是预设法网去网罗人民。哪里有仁君在位，网民入罪的道理呢？
“古代的贤君一定是恭敬节俭，用礼法对待臣民。向人民征税，也要有一定限制。从前阳虎曾说过：‘想要发财，就不能行仁；行仁，就不能发财。’
“夏朝的制度是给每个成年人50亩田地，只收5亩的田租，这种税法叫贡。
“殷朝的制度是给每个成年人70亩田，其中有7亩是公田，要求他帮助公家耕种，这种税法叫助。
“到了周朝，给每个成年人100亩田，征收10亩田的生产为赋税，这种税法叫做彻。
“都是征收1/10的税率，但彻是征取的意思，助是借民力给公家耕种的意思。
“古代的贤人龙子说：‘征收田税的办法，最好的是助，最坏的是贡。’
“贡的征收办法是比较几年里的收成，把中等收入作为征税数额。如果碰上丰收年，多收一些也无所谓，但是根据规定不能多收。但是遇到灾荒年，即使大量施肥，所得收成仍不够征税，但是还要按照规定征收。
“一国的国君号称是人民父母。让人民辛苦终年，还不够养活父母，最后还得借债交税；年老幼小的因饥饿而死，被抛在田沟山涧里，这能算的上是人民的父母吗？
“滕国已经实行了有功于国家者，世代子孙受国家俸禄的制度。《诗经》上说：‘希望雨水先降在公田里，再降到我的私田里。’从《诗经》上看来，周朝虽行彻法，同时也兼行了助法。人民有了恒产，然后再设立学校去教化他们，奉养退休的卿大夫和士，并请他们担任教师。校是教导人民的地方。序是习射讲武的地方。各地都有地方上办的学府，夏朝叫做校，殷朝叫做序，周朝叫做庠。
“《诗经》上说：‘周虽是古老的邦国，但国运充满了新气象。’这是对文王的赞美，希望君王也能励精图治，努力做，一定能让贵国气象一新，大大改观。”
滕文公是想有番作为的，他听了孟子的话后，立即派毕战向孟子讨教有关井田制度的问题。
孟子告诉他说：“你们的国君想要施行古时的仁政，在众臣里特别选派了你，你一定要好好努力。
“施行仁政，就必须先从画正田亩界限开始。只有田亩的界限划分正确了，井田就能均匀，征收的米谷才能公平。所以暴虐的国君和贪污的官吏，一般会让田亩界限混乱，以便于从中牟利。如果把田界划分正确了，然后再分配田亩，规定俸禄，就能毫不费事地办妥了。
“滕国土地虽小，但是也有为官受禄的官吏和在乡村中耕种纳税的农民。没有官吏，就没有人管理百姓；没有农民耕种，就无法供养官吏。现在可以把乡村的土地依照井田助法，在九区中划出一区公田。在城市里采用种十份取一份的办法，让人民自行纳税。
“官吏从卿以下，到大夫、士人，一定要有专供祭祀用的圭田，圭田每人分50亩。一个家庭里，如果有未成家的成年孩子，叫余夫。每个余夫分25亩。这样，不管是死者安葬还是活者迁居，都要受固定产业的限制，所以不会轻易走出本乡范围的。人民同在一个井字形乡村里生活，外出耕种，回家休息，大家都可以陪伴在一起；看守地方或防御盗贼，也能互相帮忙；有了疾病，也能彼此照顾，人民之间自然就和睦亲近了。
“井田就是把方圆一里的地方画成一个井字形，分成九区，叫一井。每井占地900亩，中央部分是国家公田，其余部分分给八家，各家有私田100亩。公田部分八家共同耕种，把公田的事情做完，才能耕种自己的私田。这种先公后私的规定，就是在下的人对在上劳心的管理者所尽的义务。总之是各尽本职，各享权利。这就是井田制度的大概情形，到实行的时候再根据情况进行变通。”
滕文公是位贤君，他一心施行仁政，他属下的臣僚也都能忠诚国体，全力协助君上。但是国土太小，而且还介于列强之间，左右为难，不胜其苦。在这种情势下，很难有太大作为。孟子觉得，要想拨乱反正，拯救人民，还是应该从大国着手，那样收效比较快。于是，他决定去魏国。
“仁君无敌”谏梁君
魏国的开国之主是魏文侯，他礼遇学者的开明作风在列国闻名。到了他的孙子惠王，是一位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中原诸国中首先称王的就是他。
惠王因无法忍受秦国的威胁而迁都到大梁（今河南开封），所以又称“梁”。梁在军事上连遭挫败，先后被齐、秦击败。这位野心勃勃的惠王发愤图强，希望重振雄风，于是便向外发出求贤的呼吁。
孟子听了这个消息，认为机会来了，便决定率弟子们前往大梁。当时孟子已经53岁。
孟子一行人走到名叫石丘的地方，遇见了一个宋国人。这个宋国人是一位非战论者，名叫宋轻，孟子很尊敬这位前辈，于是恭敬地向他询问：“不知先生将去往哪里？”
宋轻说：“听说秦、楚两国正准备出兵交战，我要到楚国去晋见楚王，劝他罢兵。楚王不愿听的话，我就去见秦王，劝他罢兵。我想两个国王，总会有一个听我劝告的。”
孟子说：“我不想知道详细情形，只是想听大概的意旨，您究竟打算怎样去劝说呢？”
宋轻说：“我会告诉他们有关交战的不利情况。”
孟子说：“先生的志愿是很伟大，但是先生所提倡的理由使不得。先生准备用‘利’字去劝说秦、楚两国君王，如果秦、楚两国君王都贪利而停止出军，三军将士们也因贪利而喜欢罢兵。那臣子们都心怀利念侍奉君上，做儿子的心怀利念侍奉父亲，弟弟心怀利念侍奉哥哥。这样一来，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最后都会抛弃仁义，大家都为了‘利’互相交接了。到那时，国想不亡都难了。
“如果先生用仁义劝说秦、楚两国君王，秦、楚两国君王都因仁义而停止出军，三军将士也为了仁义而停战罢兵。臣子怀着仁义之心侍奉君上，儿子怀着仁义的思想侍奉父亲，弟弟心怀仁义侍奉哥哥，这样一来，君臣、父子、兄弟间都抛弃了利的念头，怀着仁义之心相互交接，还怕不能统治天下吗？何必一定要强调一个‘利’字呢？”
孟子抵达大梁时，惠王很兴奋，用上宾之礼招待他们。初次见面，惠王便直接问道：“您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难道有什么妙计可以为我国谋利？”
孟子回答：“君王为什么总说‘利’字呢？除了利，还有‘仁’、‘义’二字呢。假如国君这么说，那大夫们、一般的读书人和老百姓都这么想，这样上下都为利而争，国家不是更加危险了吗？在有兵车万辆的国家里，杀天子的，一定是天子属下享有采邑、分掌兵车千辆的公卿；拥有兵车千辆的诸侯小国，弑杀君王的，一定是掌有采邑、分管兵车百辆的大夫。从万辆兵车里取千辆，从千辆兵车里取百辆，算是不少了，如果臣子不讲仁义，只以私利为重，那一定是不篡夺君位就不满足了。但是讲仁爱的人一定不会抛弃父母，也不会把君上抛在脑后。所以还是请君王谈谈仁义吧，利就免了吧！”
惠王听了孟子的一番话，心里当然不是滋味。但是当时社会，盛行实利主义，这已经成为风气。因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彼此攻伐，难有宁日，不管大国小国，都全力谋取富国强兵之策，内政设施或外交谋略的运用都希望迅速有效地见到实际成果，也就是所说的“实利”。难怪有人会用利去劝说秦、楚两国罢兵言和，而惠王一见到孟子也以利相问。
孟子认为只求达到罢兵目的就以利引诱，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它所带来的弊害比当前的利益更大。惠王的求利思想只能让世局更加混乱，所以孟子直接说出如果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交相夺利的话，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
孟子认为如果想要在扰攘混乱的世局中建立一个新秩序，就要从根本着手，把仁义思想深植人心，让人们从内心自觉遵守社会秩序，那样社会才会安定和谐。孟子是一位择善的学者，他认为这是一种认知，从不改变也不妥协。
一心想要强国的惠王，第一次与孟子见面便被教训一顿，心里虽然不悦，但是想孟子一代贤人，又是学者，即使他那一套不合时宜，但在道理上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对孟子仍然很礼遇，经常邀请他进宫，商讨为政之道。
有一次，孟子去见惠王的时候，惠王正站在园圃的池塘边上欣赏他所豢养的一些鸿雁、麋鹿。
他问孟子说：“讲仁义的国君，也喜欢玩赏这些鸟兽吗？”
孟子回答说：“因为是贤君，才会享受这种乐趣；那些不贤的国君，即使有了这些东西，也不能享受并从中感到快乐的。《诗经》上曾称赞文王：‘文王开始准备建造灵台，他还在计划如何布置、营建时，百姓们知道了，便一起动手建造，没几天就完成了。’文王本没想急着完工，但是众多百姓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都赶来帮忙，所以很快就建造竣工了。文王在灵囿里游玩，看到鹿安静地伏着不动，全都是肥满光泽；鸟儿的羽毛也都洁白干净。文王走到灵沼旁游玩，看到满池子的鱼儿活泼地游来游去。
“文王用人民的劳力修筑高地和深池，人民反而快乐欢喜，把这个台称为‘灵台’，池称为‘灵沼’。园里有大大小小的鹿。池子里有鱼和鳖可供欣赏。这是因为古时候的贤君能够与百姓同乐，那样他自己也能充分享受这份快乐。
“《书经》上记载着人民对夏桀的怨恨情况，他们在暗地里都说桀就像顶在他们头上的烈日一样的暴君，他们都盼着他灭亡，哪怕是和他一同灭亡也愿意。人民对他怨恨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有台池鸟兽，他能独自享乐吗？”
惠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不由得频频点头赞许。然后，他们两个相携回到宫内，惠王感慨道：“对于国政，我可以说是把全副心力都用上去了。如果河内有地方发生饥荒，我就把河内少壮人员迁到河东，再把河东的米粮运到河内，用来赈济留在那里的老弱妇孺。如果河东发生饥荒，也可用同样的办法。但是我看见邻国的君主，没有像寡人这样用心爱民的，邻国的人民也不见得减少，而我国的人民也没有见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回道：“君王您喜欢谈论战争，那我们就以战争来比喻吧。当战鼓咚咚，挥军进击时，兵器一接触，就丢弃了盔甲，拖着兵器败下阵来，有的逃跑一百步站住了，有的逃五十步就站住了。那些逃了五十步的人反过来还笑逃了一百步的人胆子太小，您说应不应该呢？”
惠王说：“当然不应该，逃一百步与逃五十步同样是逃啊。”
孟子说：“君王知道了这个道理，就不必希望人民的数目比邻国多了，反正都是一样。只要不耽误农家耕作的时令，五谷就吃不完；不把细密的渔网撒到低洼里，鱼、鳖就吃不完；在适当的时令，到山林里去砍伐，材木就用不完。
“五谷和鱼、鳖吃不完，材木取之不尽，这就能让人民在养生送死方面没有缺憾，能做到这些，便是推行王道的开始了。再进一步，让每户农家在他们住宅的墙边上种一些桑树，用来养蚕，那五十岁的人就能穿绸缎衣服。另外再饲养一些鸡、狗和猪，那么，七十岁的老人日常就能吃到肉了。配给每家一百亩田，不要分配其他的差役影响耕作的时令，那几口人的家庭就不怕会挨饿了。然后再慎重地办理学校的教化，要教他们孝顺父母、恭敬兄长，那头发斑白的老人就不用亲自肩挑背负地在路上辛苦了。
“七十岁的人能够穿绸吃肉，年轻人不会挨饿、受冻，这样子了还不能称王于天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但是现在的国君们，在五谷丰登、粮食过剩的时候不懂节省，连猪、狗也用人吃的粮食喂养，却不记得收购余粮，以防饥荒时用。遇上了荒年，路上都有了饥死的人，还是没有打开谷仓，拿出存粮救济饥民。人民被饿死了，还推诿说：‘不是我的责任，是遇上了荒年。’这就如同拿刀杀人，却说不是我杀的而是刀子杀死的一样。只要君王能负起责任，不以凶荒之年推脱责任，那普天下的人民都会来归服的。”
惠王谦恭地说：“寡人愿意接受教诲。”
孟子又反问：“用木棍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不同？”
“没有。”
“用刀杀人和用暴政杀人，有什么不同？”
“也没有。”
孟子接着说：“如今好多国君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但人民脸上却露出了饥饿的样子，在荒地里有饿死的尸体。这种豢养禽兽，饿死人民的做法，和率领禽兽吃人是一样的！这能算是人民的父母吗？孔子曾说过：‘第一个制作殉葬木偶的人，他将永远地断子绝孙。’因为他制作的木偶和真人太像了。殉葬木偶制作得太像真人，都要受到孔子的斥责。那国君怎么能把人民活活饿死呢？”
当时各国诸侯都竞相扩展势力，争抢地盘，动不动就出兵征讨，杀来杀去，最苦的就是平民百姓。因为浩大的战争费用来自于人民赋税的加重，兵则来自于年轻力壮的男子。
即便没有战争，人民的日子也不好过。君王们的骄奢淫逸、只知享乐，无止境地挥霍来自于对民财的尽量榨取。结果厨有肥肉、厩有肥马、园圃里豢养着珍禽异兽，荒野里到处能看到饿死的百姓。深居宫院、高高在上的君王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只知洋洋自得地欣赏花草鸟兽。这一切，让孟子看了，怎能不令他义愤填膺。
孟子并不是为了求取个人的高官厚禄，他是想劝说居高位的君王能除去暴政，体恤人民疾苦，所以在为民请命。惠王不懂反省，还在为自己辩护说，他对国家已尽不少心力。孟子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这样施行小惠，与别的国君比起来，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而已。孟子还进一步告诉惠王，要如何爱护百姓，如何不失农时，如何教化人民，才能让天下归服，达到王道之治。
孟子提出了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理想，希望能说服满脑子功利思想的惠王，这注定是要失败的。不过，他不气馁，仍在尽力而为。
还有一次，惠王请孟子入宫，问他该如何报仇雪耻，他问道：“魏国本是普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了我手上，在东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长子都在战争中被俘而死；在西方又割了700里的土地给秦国；在南方还要受楚国侮辱。这些事让寡人觉得无比羞耻，真想振作起来，为那些战死的人报仇雪恨，可是，我要怎么做才能达到目的呢？”
孟子回答说：“即使是方圆只有100里地的小国，也能称王天下，何况你这大国呢。君王只要能够对人民施行仁政、减轻刑罚、少征赋税；教人民辛勤耕作，努力生产；让年轻人在空闲时候，学习忠孝的道理，在家侍奉父兄，在外面侍奉长上。到那个地步，即便让他们拿木棍做武器也能痛击秦、楚两国的精锐部队。
“而敌国的国君，因为夺了人民的耕作时间，使他们不能耕田锄草，没有收获养活父母，父母挨饿受冻，兄弟妻子离散四方去谋生。敌国的国君把人民推进水深火热中，人们自然会怨恨。如果君王在这个时候去讨伐，恐怕就没人会与君王为敌了。古人说，‘仁君无敌于天下’，这话说得很对，请君王不要怀疑。”
孟子看出了惠王扩张领土的野心，所以便用施行仁政的道理加以劝谏。孟子指出，只要减刑罚、轻赋税，一方面增加农业生产，一方面教导人民忠孝之德，即便是小国，照样能称王天下。孟子所谓的“仁者无敌”思想很进步，“仁者”就是指君主。君主好比“为民父母”，他必须要有爱民之心，行为上不能放纵，君主如果背德违仁，那是没有资格做君主的。
但是野心勃勃、功利心很强的惠王怎么能听得进孟子的这番说教，在他看来，孟子的主张是“迂远而疏于实情”。孟子也发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梁国没有发挥的余地了。
他曾因此向弟子们感慨：“对不讲仁德的人，怎么能跟他讲仁义的道理呢？他的本心已经被私欲遮蔽了，颠倒错乱，明明很危险，但他却当做安全。明明灾祸即将来临，他却看成有利，就喜欢做那些荒淫暴虐的亡国行为。如果对不讲仁德的人能够讲仁道的话，他又怎么会弄到国亡家败的地步呢？
“从前有小孩子唱说：‘沧浪的水这么清澈，能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这么混浊，能洗我的脏脚。’孔子听后，对弟子们说：‘你们听听，水清就用来洗帽缨，水浊就用来洗脏脚。用来干什么，都是因为水本身的清或浊啊！’大凡一个人，一定是自己先轻慢了自己，然后才受别人欺侮的。一个家庭，一定是自己先毁坏，别人才敢去毁坏它。一个诸侯国，也是因为他先征伐别国，然后别人才来攻打它的。《书经·太甲篇》说：‘天降的灾祸，可以躲避；自己造了孽，那就活不成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
弟子们了解老师的心情，个个低头不语。
孟子接着说道：“夏桀和商纣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人民。他们怎么会失去人民的？因为他们失去了人民的信仰心。想要得天下，是有一定道理的；想要人民归服，也有一定道理，那就是得到人民的信仰心。怎么得到人民的信仰心呢？那就是给人民所需，抛弃人民所厌恶反对的。
“人民归服仁君，和水往低处流、野兽往旷野走是一个道理！所以，把鱼赶向深水的，就是吃鱼的水獭；把鸟雀赶往树林的，就是吃雀的鹯鸟。替商汤、周武王赶人民去归服的，就是那残害人民的夏桀和商纣啊！
“现在如果出现一个乐意施行仁政的国君，那各国诸侯都赶人民去归服他了，即使他不愿称王于天下，也是推辞不掉的。现在那些想得到天下的人，好比患了七年的顽疾，然后去寻找收藏了三年的陈艾一样，如果不事先预为储存，即使耗费一生光阴，也找不到。所以说，现在那些想称王天下的人，如果不立志施行仁政，那他的一生就徒然生活在忧愁和耻辱中，最后必将会到身死国亡的惨境。
“《诗经》上说：‘怎么会有好结局呢？只有大家一块陷溺于祸乱、死亡中了。’就是这个意思啊！”
孟子到大梁的第二年，惠王去世了，襄王继位。这时，孟子把自己的理想寄望于襄王。孟子认为这位年轻的君主也许会比较有朝气和干劲，所以，他求见了继位不久的襄王。
襄王一开口便问：“要怎样才能安定天下？”
孟子回答：“天下统一后便会安定。”
“谁能统一天下呢？”
“不爱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
“谁会归服不好杀人的国君呢？”
“天下都会归服他的。君王知道秧苗吗？如果在七八月间久不下雨，就会枯萎。假如天上来了一片乌云，随即下了一阵滂沱大雨，那这些即将枯萎的秧苗就会立刻蓬勃复苏了。国君如果能像及时雨一样解救人民困难，那还有谁能阻止人民来归附你呢？
“如今天下的国君都喜欢杀人。如果出现了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天下人民，一定会伸长了脖子盼望他。能这样的话，人民归服他，就如水往低处流，是没人能阻止的。”
二度游说齐国
孟子虽然对襄王说了这番道理，但他心里有些失望，他事后对别人说出了对襄王的印象。孟子说：“襄王远望去毫无风度，根本不像是个国君；走近他，更觉得他丝毫没有威严，不让人敬畏。”
孟子的仁政没有用于惠王，继任的襄王在孟子眼里，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所以他打算离开大梁，再去齐国。
孟子和弟子们乘坐十几辆豪华的马车在路上奔驰，这与孔子当年的情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弟子彭更怕太过招摇而遭非议，便小心翼翼地询问：“后面有好几十辆车子跟随着，随从也有好几百人，我们到处接受诸侯的饮食供应，会不会有点过分？”
孟子断然告诉他：“不合道理的，就是一小竹篮的饭也不能接受；合理的，哪怕是舜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过分。按你的说法，舜接受尧的天下，很过分了？”
彭更恭敬地回答：“当然不过分。我是说，士人不做事，白白被人供养，是不应该的。”
孟子说：“你如果没有和别人交换产品，分工合作，把自己多余的补给别人的不足，那种田的农夫就有剩余的米谷，织布的女子就有剩余的布匹。你如果和别人交换，即使木匠或车工，也能把自己的劳作成果换做生活必需品。
“假如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尊敬亲友长上，遵守古代圣王的道理，等待机会传授后来的学者，他却得不到一切生活所需。这样的话，就是只看重木匠或车工，而忽视了修仁行义的人。”
彭更还是不能完全领会，他继续问：“木匠和车工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吃饭。君子的修仁行义，难道也是为了找饭吃？”
孟子纠正说：“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目的呢？只要他对你有功，能够给他生活的供应就供应他便是了。我来问你，你给别人饭吃，是因为他的目的呢，还是因为他的功劳呢？”
彭更说：“是基于对方的目的。”
孟子说：“假如有个人毁坏了你房上的瓦片，割破了你车篷的顶盖，而他的目的是要凭这个找饭吃，你会给他饭吃吗？”
彭更说：“不给。”
孟子说：“这就很明显了，你不会因为别人的目的给他饭吃，而是看他的功劳才给他饭吃啊。”
公元前318年，齐宣王继位后的第二年，孟子经过范邑（今山东花县）去往齐国都城的途中，远远看到了齐王的儿子，不禁慨叹道：“地位和环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度，享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体态，地位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力真大啊！他不就是人家的儿子吗？王子住的房子、乘坐的马车、穿的衣服，跟别人差不多，但他的神气、体态却与众不同，这是地位和环境把他改变成这样的啊。从前鲁君去宋国，怒喝着让人打开城门，守门人说：‘这不是我们的国君，为什么声音这么像我们的国君呢？’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因为彼此所处的地位相似的缘故啊。”
孟子是想勉励人，要居仁由义。
齐宣王听说孟子再次来到临淄，赶快派人去接待。第二天齐宣王便亲自接见孟子，并与威王一样，任孟子为客卿。齐宣王和威王一样首先说到他先祖的事情。他说：“能给我讲讲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霸主的事业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讲过齐桓、晋文那种褊狭的霸业，所以没留传下来，我也没有听过。如果君王一定要让我说话，那我们就谈谈以仁政治天下的道理吧。”
齐宣王说：“要怎么样的德行，才能实行王道政治而称王天下呢？”
孟子回答：“施行保护人民的仁政而统一天下。”
宣王说：“像寡人这样的，能够保护人民吗？”
孟子说：“可以。”
宣王追问：“您怎么知道我能够保民呢？”
孟子说：“我曾听君王的臣子胡龁说：‘一天，君王坐在堂上，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君王看见后就问，把牛牵到哪儿去？那人说，牵去杀了取血，用来涂抹新铸的钟。君王让他放了那头牛，因为不忍看到它恐惧发抖的样子，就像把本没有罪的人拉去接受死刑一样。牵牛的请示要不要废止取血涂钟的仪式。君王说，不能废止，用羊代替。’有没有这回事？”
宣王说：“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孟子说：“既然有这样的仁心，如果扩展开来，就能够施行王道政治了。有一些没知识的百姓，还以为是君王小气，吝啬一头牛呢！我早知道君王是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这头牛去死。”
宣王说：“是啊，的确有这种没知识的百姓。齐国虽然国力不强，但我还不至于吝啬一头牛。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它那种恐惧颤抖的样子，所以才叫他们用羊去替换啊。”
孟子说：“对老百姓认为君王吝啬这件事，君王倒也不必责怪，他们看到的只是您用一头小羊换了一头大牛，怎么能了解君王的用心呢？君王如果是真的不忍心看无罪的而被送往死地，那牛和羊又有什么分别呢？”
宣王笑着说：“不知道他们到底存的什么心。我不是吝惜价值高的牛才换上价值低的羊的。表面上看，也难怪他们会这么认为，我倒也不怪他们。”
孟子说：“这是没多大关系，但是这正是仁术啊。君王只看到了恐惧发抖的牛的样子，却没有看到羊。有道德的君子对禽兽，只要看到它们活得好好的，就不忍心看它们去死；听到它们被宰杀前的哀鸣，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了。所以君子总是想法远离厨房。”
宣王听孟子这么一说，心里很高兴，他说：“《诗经》上说：‘别人有什么心事，我能猜度得出来。’这就像老师所说的了。这件事是我做的，但回想起来，我也想不出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了，现在被老师这么一说，正合我的意思，我很受感动。不过，这种心意就能合于王道，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说：“如果有人告诉君王说，他能够举起3000斤的东西，却拿不动一根羽毛；他能看清楚秋天鸟类换毛后的细毛末端，却看不见装满一车的柴薪。君王能相信他的话吗？”
宣王说：“当然不相信。”
于是孟子便进一步直截了当地告诉齐宣王，说：“君王的恩惠能施给禽兽，却没有把功德施在百姓身上，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像刚才的比喻，拿不起一根羽毛，是因为他不肯用力去拿；看不见一车柴薪，是因为他不肯用眼去看；百姓们没有受到保护，是君王们不肯施用恩惠。所以，君王不实行王道政治，只是不肯做，而不是力量不够、不能。”
宣王好像有点故意装傻，他反问：“不肯做和不能做这两种情况，该如何区别呢？”
孟子说：“假如让一个人拿着泰山跃过北海，他说，我力量不够，办不到，这的确是做不到。如果让人替长辈折一根小树枝，他说，力量不够，办不到，这是他不肯做，并非真的不能做。所以做君王的不实行王道政治，不是手拿泰山跃北海；君王不实行王道政治，属于攀折小树枝的那一类。
“实行王道政治并不难，可以先从推恩上做起。敬重父母、长辈，再拓展开去，敬重别人的父母、长辈；先爱护自己的子弟，拓展开去，同样爱别人的子弟。这样的话，天下事都可以由您支配，如同把轻巧的东西握在自己的掌心一样。
“《诗经》上说：‘文王能修身作为嫡妻的模范，再推及兄弟宗族，进而扩大推广教化给所有的家族和邦国，使天下全得平治。’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用这个仁心，推广到别人身上而已。如果能推广恩惠、保护百姓，就能保有天下；如果不推广恩惠、保护百姓，连妻子儿女也保不全。
“古代能大大胜过别人的帝王，没有其他缘故，只是把他依据仁心所做的善事推广罢了。现在君王的恩惠能够给予禽兽，但是却不能把功德施到百姓身上，这又是什么缘故呀？就如同一样东西，必须用秤去称，才能知道它的轻重；用尺量，才能知道它的长短，任何物品都是一样，人心更是如此。请君王仔细斟酌，度量一下自己的本心吧！也许君王正想动用军队，使将士臣民冒战争危险，和列国诸侯结下怨仇，然后才觉得心里痛快吧！”
宣王赶快否认：“不，我怎么会因此感到痛快呢？我只不过是希望能实现我最大的心愿。”
孟子好奇，便迫不及待地追问：“君王的最大心愿是什么，能否说出来听听？”
齐宣王笑而不答，孟子猜度着说：“是想吃更加肥美甘甜的食物，穿更加舒适的轻暖衣服，看更绚丽的色彩，听更美妙的音乐？还是想要更多的人侍奉？依我看，这些事，君王的许多臣属都能按照旨意，充分供应，君王难道真的为了这些事吗？”
宣王否认说：“不，不，不是这些。”
孟子毫不客气地直接点破，说：“君王最大的心愿，可想而知，是想要开强拓土，让秦、楚都来朝贡，不但统一中国，还要让四方的蛮夷归顺。但是以君王现在的作为，想要实现这样的心愿，如同爬到树上找鱼一样，不可能实现。”
宣王说：“有这么厉害吗？”
孟子说：“事实上，比这个更严重！上树找鱼，找不到鱼，也没什么灾祸。但君王现在的作为，假使为了实现愿望耗尽心力去做，到头来只会带来灾祸。”
“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宣王很感兴趣地追问。
孟子说：“假如邹国人和楚国人打仗，君王认为哪一方能获胜？”
“当然是楚国啦。”宣王毫不迟疑地说。
孟子说：“照这么说，小国不能抵大国，兵少的抵不过兵员众多的，势弱的敌不过势强的。现在四海之内，方圆九千里的有九份，齐国四方兼并的结果，只占了九份中的一份。想以这一份力量去征服另外的八份，这和邹、楚作战有什么分别呢？
“君王应该想想根本大计了。如果君王现在决心改革政治，施行仁德，那样天下的士大夫都想到齐国来做官；农民都想到齐国来种地；商人都想到齐国来经商；来往旅客，也愿意来齐国看看；天下对自己国君怨恨的人，都愿意来向君王诉苦。四方人民这样自动来归附，谁能阻止得了他们呢？”
宣王说：“现在我头脑很昏乱，很难对您的理想进一层体会，恐怕也做不到这一步，希望老师能辅佐我，明白地教导我。我虽不够聪敏，也请让我照着老师的话去试着实行看看。”
孟子说：“没有固定不动的恒产，却有固定不移的常心，只有读书明理的人，才能做到。至于普通人民，因为没有固定不动的恒产，也就没有固定不移的常心。如果没有固定不移的常心，那就会放荡越轨，而一切邪道妄为的犯法勾当，也就没什么做不出来的了。等他们犯了罪，再用刑罚去处罚他们，就等于预设法网去网罗人民。仁德的国君在位时，怎么会实行这种网民政策呢？
“所以，贤明的国君会规定人民的产业，原则上一定要够人民侍奉父母，养活妻小，丰年能吃得饱，荒年也不会饿死。然后再施行教化，督促他们向善，这样人民就更容易服从了。但是国君规定的人民的产业却正好相反，他们上不够侍奉父母，下养活不了妻儿。即便是丰收年，也一年到头受苦；如果遇到灾荒年，更免不了饥饿而死了。这样的话，他们连自救都不能，哪有闲空去讲究礼仪？所以，君王如果想要实行王道政治，何不反省一下，从根本上着手？”
之后孟子便把他的方法大致说了一下，例如让农户种田、养蚕、饲养家畜，那样人们就可以吃饱穿暖，懂礼仪，孝顺、尊敬长辈，这样就一定能够称王天下。
孟子认为家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家族生活安定了，整个社会才能安定。所以，如果想要实施王道政治，就要先安定人民的生活。这种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统治之前的理想，是前所未有的进步思想，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民主思想。等人民的经济生活趋于安定后，再进一步施行教化。所谓“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就是说衣食丰足后才能讲求礼仪，否则都是空谈。
教育的重心是孝，家族和乐是前提，然后再把这种现象普及到社会，使之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如此一来，王道政治就不难实现了。
孟子把他的以“保民”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先后向惠王和齐宣王详细阐述，目的是恢复到圣人之治的境界。但当时的情况是诸侯各国竞相培植势力，企图扩张领土，统一全国，一些政治思想家们全都站在国家或君主的立场，追求最大利益。一心想要开拓领土的君王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时常发动战争，战争一起，人民就苦不堪言。人民要服劳役，死伤无数，如果遇上荒年，更是尸体遍山野。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却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奇。
孟子眼看着战乱世局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心里着实不忍，所以他各处游说，希望这些为政者能响应他的呼吁。但是那些野心勃勃、一心称霸的国君根本听不进这些。
孟子一向不屑以乞求的姿态在诸侯跟前任职，他坚持自己一贯的主张——仁义之道，他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齐宣王继承了上代遗留下来的礼贤下士的作风，孟子认为他还是一位有道之君。齐宣王任孟子为三卿之一，他欣然接受了，而且在齐国待了六七年。
孟子主张：“一个国家中，人民最重要，社稷次之，国君最轻。能够得到万民拥戴的就能做天子；被天子赏识的，能够做诸侯；诸侯欣赏的，才能做大夫。如果诸侯无道，所作所为危害到了社稷，那就要改立君王。”
在当时，孟子这种民贵君轻的论调简直就是一颗震撼人心的炸弹。
一次，齐宣王和孟子正在讨论卿相职责的问题，孟子说：“不知君王问的是哪一种卿相？”
齐宣王觉得有些奇怪，便问：“卿相也有不同吗？”
孟子答：“当然，有同姓亲族的卿相和有异姓的卿相。”
宣王说：“请问同姓亲族的卿相应该如何？”
孟子郑重地回答：“如果国君有重大过错，就要劝谏，一再劝谏还不接纳的话，就应该更换国君，改立宗族里的贤人。”
宣王一听，脸色突然变了。
孟子又连忙解释说：“君王不要见怪。君王既然问我，我不敢不以正理禀告。”
这时，宣王的神色才稍稍安定下来，然后又请孟子谈谈异姓的卿相。
孟子说：“国君如果有过错，卿相要劝谏，要一再劝谏，仍不采纳的话，也只好离去。”
在权威至上的统治者面前，孟子居然敢说更换国君，另选贤能，可见他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民主思想。虽然不能用现在的民主尺度来评估孟子的民主思想，但是孟子阐扬的“王道论”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把这一观念灌输给民众，而是讲给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听的。他希望实现新的政治理想，使混乱的世局恢复秩序，人民过上和平安乐的生活。这种人道主义民主倾向，值得后人尊敬和歌颂。
孟子的思想经常体现在孟子和弟子们的日常谈话中。
一次孟子的弟子万章问：“请问老师，听说帝尧把天下给予舜，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天子是不能把天下给予人的。”
“那舜拥有天下，是谁给的呢？”万章不解，继续问道。
孟子告诉他说：“是天给予的。”
万章又问：“天给予的时候，郑重说明是给他的吗？”
孟子说：“天不会说话，不过，根据舜的德行和事业，天就把天下给他了。”
万章说：“这话怎么说？”
孟子说：“天子能向上天推举贤人，但是不能让上天把天下给他，和诸侯能给天子推荐人才，但是不能使天子让他做诸侯是一样的道理。从前帝尧把舜推荐人才给上天，上天接受了；舜的贤才表露在人民面前，所以人民也都愿意接受他。所以说，天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就舜的德仁和事业暗示着把天下给了就是了。”
万章又问道：“请问老师，推荐给上天，上天就接受了，贤才表露在人民面前，人民也接受了。这怎么说呢？”
孟子说：“派舜主持祭祀，而神明们都来歆享，就说明上天接受了他；让舜去治理天下大事，天下从此太平，百姓安心服从，这表示人民也都接受了他。就是因为天给予他，人民也给予他，所以说，天子不能把天下给人。
“舜辅佐尧28年，但是帝尧崩逝。三年丧礼完毕后，舜就自己隐居到南河的南边去了。但是天下的诸侯没有去尧的儿子那里，而是去了舜这里。打官司的、告状的不去尧的儿子那里，而到舜这儿来。人们没有歌颂尧的儿子的功德，而是歌颂舜。这时，舜回到了中国帝都，登上了天子的位置。如果舜在帝尧死后便住在尧的宫殿里，逼走尧的儿子，那就是篡夺，而不是上天给的了。
“《书经·泰誓篇》说：‘天的视察是依人民而定，天的听闻是依人民而定。’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段话的意思是上天赋予的天子地位，是以人民的意志为依据的。2000年前，有这种尊重民意的进步思想，着实令人敬佩。
孟子曾告诉齐宣王：“假如国君把臣属看成是自己的手足去尽心爱护，臣属也会把国君看成是自己心脏，竭力保卫。假如国君对待臣属如同犬马般不尊重，那臣属对国君也会像陌生的路人一样漠不关心。假如国君把臣属看做泥土一样任意践踏，那臣属也会把国君视同仇敌。”
宣王被孟子这么一说，不由得冷汗直流，深感警惕不已。片刻后，宣王继续说道：“依照礼仪，对去世的国君，旧臣要穿三个月丧服。什么样的国君，旧臣才真愿意为他服丧呢？”
孟子说：“能够接纳臣子的劝谏，如果有建议可以实行，君主就把恩泽加在人民身上。如果臣子因故要离开本国，国君要派人护送出境，并在他要前往的地方宣扬他的贤能。臣子去了三年，还没回来，才能收回他的住宅和田禄。国君以周到的礼节对待臣属，旧臣就愿意为他服丧了。
“而现在的臣属们，劝谏不被采纳，建议不见听从，恩泽也加不到人民身上，一旦他们有事要离开本国时，国君便想法阻挡抓捕他们，抓不到就在他即将去的地方毁坏他的名声，破坏他的名誉，让他无路可走。一旦离去，便立刻收回他的田禄和住宅，简直把他们当仇敌看待，有谁会给仇敌服丧？
“君臣关系是对等的，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当然即使是暴君，在其左右也会有一些谄佞、奉承的臣属，但他们不是心悦诚服的拥戴，而是有所求或有所惧，才会如此。”
一天，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武王出兵在牧野讨伐殷纣，这些事是真的吗？”
孟子说：“古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说：“桀、纣是天子，汤、武是诸侯。一个君，一个臣，难道可以以臣弑君了吗？”
孟子正色说：“失去仁道的人，叫贼；失去义理的人，叫残。贼仁残义的人，一定会众叛亲离，所以称他们为独夫，但是没听说武王杀死君上啊。”
孟子的堂堂正义之词，让齐宣王不由得凛然而惧。孟子还进一步劝谏齐宣王对选择人才和使用刑罚要十分慎重，才能立国久远。
孟子说：“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他们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要拥有累世勋旧的臣子啊。现在的君王，不但没有这样的臣子，甚至连亲信的臣子都没有，因为昨天选用的人，今天已经逃走，还糊里胡涂地不知道。”
宣王说：“我想知道，怎样才能预知一个人没有才干而舍弃不用呢？”
孟子说：“国君选用贤人，到实在不得已的时候，一定会让位卑的超越位尊的、关系疏远的超过关系亲近的，这种事一定得慎重处理。左右近臣都说某人贤能，不要马上相信；满朝大夫说某人贤能，也不能相信；如果全国的人都称赞某人贤能，就要亲自审察一番，确认他贤能后才可录用。
“如果左右的人都说某人不可用，也不能马上听从；满朝大夫都说某人不可用，也还不能听从；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可用，再亲自审察，发现某人确实不可用，才可免去他的职务。
“用刑同样要慎重。左右的人都说某人该杀，不能马上听从；满朝大夫都说某人该杀，也不能听从；要等全国的人都说某人该杀时，再亲自去审察，判明某人确实该杀，才能杀他。这是全国人都要杀他啊。能够如此，才可以做人民的父母。”
孟子既然已经在齐国出仕为官，就会竭尽忠诚辅佐宣王。一有机会，他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及时规谏。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他问孟子：“贤明的君主，也能享受这种台池鸟兽的快乐吗？”
孟子回答：“可以，与民同乐的贤君确实有。如果不与百姓同享，百姓们就会非议他们的国君。因为不能同乐就非议君上，是不对；但是身为君上，不能与民同乐，也是不对的。以百姓乐为乐的国君，百姓自然也会把君上的欢乐当成欢乐。以百姓忧愁为忧愁的国君，百姓当然也会把君上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了。作为一个国君，为天下百姓的欢乐而欢乐，为百姓的忧愁而忧愁，那他一定会称王天下的。
“从前，齐景公问晏子：‘我想去游览转附和朝儛两座名山，再沿海向南，一直到东南边境的琅玡。我要怎么做，才能比得上古代帝王的壮游呢？’晏子回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天子12年周临诸侯一次，叫巡狩。巡狩就是巡查诸侯所守的地方。诸侯每6年朝见天子一次，叫述职。述职就是陈述自己所受的职事。这样的一来一往，都是正经大事。就说天子巡狩，春天是想要看看百姓的耕种情况，看看他们缺什么农具；秋天是要看看百姓的收获，给那些粮食不够的人帮助。所以，夏朝有谚语说：我们的君王不出来巡游，我们就得不到恩惠；君王不出来游览，我们就得不到救济。所以君王每一次怎么能受到恩惠呢？我们的君王每次出行，每次游览，都可以给诸侯们做模范了。现在的诸侯可不一样，大国的国君，军队一开拔，就要人民供应粮食，不管人民是否饥饿，能不能得到休息。官员们都怒目相向，相互诽谤，人民自然也跟着做起坏事来了。诸侯们都违背圣王的教命，残害百姓，挥霍无度，到处游玩，不但做不了附庸小国和县邑长官的模范，反而让他们感到忧虑。古代的圣王对游玩、打猎、饮酒作乐是不会这么执著的。是学习古代的圣王还是学习现在的诸侯，全凭君王自己选择。’景公听了晏子的话，心里很高兴，于是发出告示，告知人民他准备实施补助人民的措施，然后亲自出城住在郊外，表示对人民困苦的体恤。从那时景公便开始大行仁政，打开粮仓，把粮食分配给贫民。景公还召见了乐官，叫他作君臣和乐的歌曲，这就是留传到今的《征招》《角招》两章。歌词里有一句‘阻止国君的私欲，有什么罪过？’因为阻止国君不让国君做错事，正是敬爱国君的表现。”
齐宣王只问了一句贤明君主是否有台池鸟兽之乐，却引来了孟子的大篇道理，而且还把自己的先人拿出来作陪衬，分明是在讽刺自己，他心里自然有些不高兴，但又不好发作。于是齐宣王以“园圃”为话题，问孟子：“周文王养鸟兽的园子，方圆70里，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古书上是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说：“这么大一片鸟兽园，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孟子说：“百姓们还认为小呢！”
宣王讶异地说：“哦？寡人的园圃方圆才40里，百姓们还是觉得太大，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当然不肯放过机会，他告诉宣王：“文王的鸟兽园虽方圆70里，但割草砍柴的人都能进去，猎野鸡打野兔的人也能进去。因为文王和百姓在共同享用，所以百姓觉得它小，这不是很正常吗？我来齐国的时候，先在边境打听了齐国的最大禁令，然后才敢入境。我听说在城外郊边有个方圆40里的园圃，如有人杀了园内的麋鹿，同杀人者同罪。这方圆40里的地方，就像是在齐国境内给百姓挖了一个大陷阱一样，难怪人民会嫌它大呢！”
这么一说，宣王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孟子便乘机告退了。
有一天，齐国一位叫庄暴的大夫告诉孟子说，齐宣王曾和他谈起过音乐的问题，他一时无以作答，所以来请教孟子。孟子认为宣王如果真的喜欢音乐，那齐国就可以平治了。
过了几天，孟子去见齐宣王，特地把这件事提出来。宣王觉得有点惭愧，羞赧地分辩说：“我哪里能欣赏古代帝王的高尚音乐，只不过是喜欢一些世俗流行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君王如果很喜欢音乐，那齐国差不多就可以平治了。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宣王马上高兴地问：“可以说来让我听听吗？”
孟子说：“一个人独自欣赏音乐和与别人共同欣赏音乐，哪个更让人快乐呢？”
宣王说：“当然是和大众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说：“那我们就来谈谈欣赏音乐的道理吧。如果君王现在在这里奏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的声音就感到头痛，皱着眉互相告诉：‘我们的君王这么爱好音乐，怎么让我们却落到了如此穷困的境地呢？弄得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四方。’
“反过来，如果现在君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吹管吹箫的乐音，都很高兴，个个面带喜色地互相告诉：‘我们的君王身体一定很健康，没有疾病，要不然怎么会奏乐呢？’这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君王能与百姓共同享乐啊。只要君王能与百姓共同享乐，就能称王于天下了。”
攻伐要顺应民意
公元前316年，北方的燕国发生内乱。因为燕王决定把王位让给宰相子之，子之是一位实力派人物，但国内的人不服，所以引起了内乱。
这时齐宣王觉得有机可乘，想出兵伐燕。有位叫沈同的大臣私下问孟子，可不可以伐燕。
孟子说：“可以。现在的天子还在位，燕王子哙不应该像逊位似的把燕国私下让给别人，燕国的臣子子之更不应该像受禅一样从子哙手上接受燕国。例如这里有个热心做官的人，你很喜欢他，你没有禀告齐王，却私下把你的官爵和俸禄让给了他，而他没有等待齐王的命令，便私下接受你的官爵和俸禄，这样子可以吗？现在，燕国的子哙和子之两人私下相授受，跟这种情形有什么两样？”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派匡章做元帅，率军攻燕，大获全胜，子哙和子之都被杀了。宣王志得意满，希望把燕国吞并，但担心其他国家干涉，于是便召孟子进宫，向他请教：“有人建议我不要占领燕国，也有人建议我占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去攻伐兵力相当的燕国，50天就能把它征服。只靠人力是不可能这么快的，如果不占领它，就是违背天意，那会有灾难的，干脆把它占领了，好不好？”
孟子说：“占领后如果燕国人民很高兴的话，那就占领好了，古时候周武王伐纣就是这样的。如果占领后百姓不高兴，那就不要占领，古时候周文王之所以不肯伐纣就是这个原因。攻伐兵力相当的大国，如果他们的人民主动拿了饭菜、酒肉迎接，主要是他们想避开水深火热的暴政统治。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人民更痛苦的话，他们只能去别的国家逃生了。”
孟子的意思是是否攻伐要以百姓的意向为依据，如果以暴制暴的话，人民还是会反抗的。
宣王找孟子来谈这件事，无非是想找个借口达到他吞并燕国的目的。他根本听不进孟子的这套理论。
宣王不顾一切地吞并了燕国土地。但是正如孟子所料，燕人起来反抗了。一年后，燕国立太子平为君，也就是燕昭王，正式起来与齐对抗。列国诸侯也因为齐破坏了各国间的均势，准备出面干涉。这下齐宣王慌了，他又与孟子商量：“许多国家都想出兵助燕攻打我国，该如何对付？”
孟子回答道：“我听说商汤仅凭很小的一片土地就统一了天下，却没听说过纵横千里的大国恐惧别人的攻伐。”孟子又把《书经》关于商汤征伐的故事给宣王说了一遍。
而后他指出了宣王的错误，说：“燕王虐待百姓，君王去征伐他，百姓们本以为君王能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暴政中解救出来，所以拿着饭菜酒浆来迎接君王的军队。如果君王进入燕国反而杀了他们的父兄，擒了他们的子弟，拆毁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的宝器，只会让他们很失望。天下的诸侯本来很畏忌齐国的强大，现在齐国又占领了燕国，增加了一倍的土地，如果不施行仁政，一定会引来天下兵士的讨伐。君王要赶快下达命令，把虏获的老少都放回去，不要再搬运他们的宝物；再真诚地与燕国人民商议，让他们立一个贤君，然后撤军离开燕国，那还能来得及阻止诸侯们兴兵围攻。”
孟子的一番逆耳忠言，齐宣王是听不进去的。结果燕国人民奋起反抗，在列国军队的协助下，齐军大败。这时宣王才后悔没听孟子的劝告，落得如此下场。齐国的大夫陈贾在一旁安慰：“君王不必忧虑。君王认为自己在仁和智的方面与周公相比，谁强一些呢？”
宣王说：“这是什么话，我怎么敢与周公相比？”
陈贾说：“周武王灭了纣王，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地。后来周公让他的哥哥管叔去监督武庚，管叔却率领殷地遗民帮助武庚起来叛乱，最后终于被周公讨平。如果周公明知管叔会叛乱，却有意让他去，这便是周公的不仁。如果周公不知道他会叛乱，而让他去的，这就是不智。连周公这样的大圣人，在仁、智方面尚且不能完全做到，何况君王呢？我去见孟子，向他解释这件事。”
于是，陈贾立刻去见孟子，他问孟子：“请问，周公是何等人？”
孟子说：“他是古时候的圣人啊。”
陈贾又问：“他让管叔去监督武庚，后来管叔却帮武庚叛乱，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有的。”
陈贾又问：“周公难道早就预知管叔会叛乱，有意让他去的吗？”
孟子说：“他预先并不知道啊。”
陈贾逮住机会，说：“这么看来，圣人也会有过错啊！”
孟子对他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弟弟对自己的兄长心存敬爱，他怎么会怀疑哥哥呢？周公犯了这种错，难道不合情理吗？况且，古时候的君子，犯了错会立刻改正。现在所谓的君子，有了错，不但不改，反而将错就错地错到底。古代的君子，他如果犯了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民都能看得出来，一旦改正过来，人民还是很钦仰他。可是现在的君子，不仅将错就错，还编出一堆道理来为自己强辩。”
孟子说得陈贾羞容满面，唯唯诺诺地借词告退了。
经过这次教训后，齐宣王深觉自己处理外交问题上的失败。所以他想要听听孟子的意见。他说：“与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和方法吗？”
孟子回答：“有。只有仁德的国君才会以大国身份去侍奉小国，所以商汤愿意侍奉葛国，文王愿意侍奉昆夷。也只有明智的国君才能以小国的身份去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侍奉獯鬻、勾践侍奉吴国。以大国身份侍奉小国，是顺应天理，不肯欺侮弱小。以小国身份侍奉大国，是敬畏天理，不敢得罪强大。顺应天理的人，能够保住天下；敬畏天理的人，也能够保住自己的国家。《诗经》上说：‘敬畏上天的威严，才能守住天命。’”
宣王赞叹道：“您的这番话，真是高明啊！不过寡人有个毛病，就是喜好武勇。”
孟子说：“请君王不要喜好小勇。假如有个人，他一手握剑，怒目圆睁地说：‘谁敢抵挡我？’这只是个人之勇，也只能抵挡一个敌人。君王要把这武勇扩大开来。《诗经》上说：‘文王听说密国无端出兵攻打阮国，又发兵去攻打共国，不禁赫然大怒，于是整顿兵马，前往阻止密国的军队，来增强并巩固周朝的威望，报答天下人的期望。’这是文王的大勇，因为文王一怒而安定了天下人民。《诗经》上还说：‘上天让普通人出生，然后又立起他们的君王，也立起他们的师长。天意是让这些君王、师长辅佐上天教化四方人民，有罪、无罪的，会有奉承天命的君、师去考察处置，普天下，还会有谁敢超越本分而胡作妄为呢？’当时有纣王在天下横行霸道，武王消灭了他。这是武王的大勇，因为武王发怒是为了天下人民的安定。现在，如果君王也是为天下人民的安定而怒，那人民还怕君王不喜好武勇呢。”
不管齐宣王是不是能够听得进自己的建议，孟子从不放弃进谏的机会，有时他会直截了当地说，有时会引用比喻。
有一次，孟子对宣王说：“比如君王有位臣子即将去楚国游历，他将行前把自己的妻子托给了一位好友，请他照顾。等他游历归来，发现自己的妻子挨饿受冻。对这种朋友，应该怎么办？”
宣王说：“跟他绝交，不再往来。”
孟子说：“假如有个狱官，管束不了他的属下，那该怎么办？”
宣王说：“撤换他。”
孟子进一步说：“倘若有个国君，在他的国境内不能平治，那又该怎么办？”
宣王听了，觉得很难作答，只好左顾右盼把话题岔开。在宣王心目中，孟子是一个棘手人物，成天仁啊义啊的，对现实环境没什么用处，在这样紊乱扰攘的世局，不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怎么自保？孟子遵奉的是圣人之道、古代之制，与当时的世俗现实相对立。而齐王是位雄心勃勃的君王，他认为孟子那套理论迂腐不切实际，两人间的距离也越来越疏远。
齐君伐燕的事，有人认为是孟子鼓励的，事后还有人曾问过孟子这件事，说：“听说老师曾劝齐王攻燕，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没有。沈同问我可不可以攻伐燕国，我说可以。他自己认为对，就去了。如果他再问我谁可以去，我会告诉他奉行天命的国君才能去攻伐。好比现在有个杀人犯，有人问我说，这个人该杀吗？我会告诉他，杀人的人罪大恶极，该杀。假如他问我，谁可以杀他？我会告诉他，只有狱官才能杀他，因为狱官是执行法律的人。如今齐国的君王和燕国的君王同样都暴虐无道，一个与燕国同样暴虐的齐国去攻伐燕国，我怎么会去劝他呢？”
事实上，沈同和齐王都没有真正领会孟子的意思，也许他们只是想找个借口而已。但是燕地被攻占后，齐王志得意满时，与孟子讨论该不该吞并占领，孟子就曾明确表示，一切要以民意为依据，否则燕人终会反抗。结果被孟子言中了。孟子是竭力提倡行仁政的王道政治论者，他怎么会鼓励以暴制暴的攻伐呢？
渐萌离齐之意
孟子也能感觉到齐宣王对他的态度日渐冷淡，尽管齐宣王口头上会认错，但内心里并没这样想。孟子一直很尽心，只要有所问，就有所答，不隐讳也不无理。
一次齐宣王问孟子说：“有人建议我把泰山的明堂拆掉，您看如何是好？拆还是不拆？”
孟子说：“明堂是天子造的宫室，天子到东方巡狩，在此朝会诸侯。君王如果想要实行称王天下的仁政，将来有一天会用得到它，那就不必拆了。”
宣王说：“如何实行称王天下的仁政，能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以前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时候，实施井田制度，对农民取1/9的租税。做官的人，世代有俸禄。关卡和市场上的官吏，只侦查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不征收商贾的捐税。官府不禁止人民蓄水养鱼或捕鱼。犯罪的人，只惩罚他本人，从不连累妻子儿女。
“年老没有妻室的叫鳏夫，没有丈夫的叫寡妇，没有儿子的叫独，年幼没有父亲的叫孤。这四种人是天下有苦无处诉的最穷困痛苦的人。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德，先顾念了以上四种人。《诗经》上说：‘富人可以过活，没有问题，最可怜的就是这些无依无靠的孤独者了。’”
宣王说：“你的话，很有道理。”
孟子说：“君王既然认为有道理，为什么不去实行呢？”
宣王略显忸怩地说：“寡人有个毛病，那就是喜欢财货。”
孟子说：“这也没什么关系，从前公刘也是喜财货的人。《诗经》上说他：‘米谷藏满了仓库，放不下的就露天堆积。干粮包放在素囊里，好带着上路。战争的时候把愿意离开的人民带走，因为他想安集人民，光大他辛苦创立的基业。大家都把弓箭准备好，盾戟斧钺收拾停当，这才动身向国地前进，准备迁移到那儿去。’居住下来的人，有露天堆积的粮食和充实的粮仓；出行的人有袋里装着的干粮，然后才动身迁移。
“君王如果像公刘一样喜欢财货，为什么不像公刘一样与百姓共同享受呢？那实行王道政治，又有什么困难？”
宣王又坦白地说：“寡人还有个毛病，那就是喜欢女色。”
孟子说：“这也没关系啊。从前周太王也喜好女色，他非常宠爱自己的妃子。《诗经》上说：‘古公直父为逃避北狄、獯鬻的逼迫，通宵整理行装，第二天一早便上马奔驰，沿着西边沮水、漆水直到岐山山麓，这才停下来，他与妃子太姜一起去察看居住的屋宇。’那时候，闺房里的女子都有丈夫，也没有娶不到妻室的男人。君王喜欢女色，为什么不像周太王一样，使百姓们都有配偶，实行王道政治，又有什么困难呢？”
齐宣王与一般的大国诸侯一样，生活奢侈，爱享受，他曾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占地百亩的巍峨宫室，画栋雕梁，耗尽财富，三年还没有落成。孟子看不惯他搜刮民财，极尽挥霍的行径，便借了个机会谒见齐王，向他进言。
孟子说：“如果建筑高大的宫室，一定要让工头寻找巨大的木料，工头找到了，君王高兴，认为他称职。后来工人把巨木锯小了，君王发怒，认为他能力不够，太不称职。
“一个人从小便学习治国大道，希望到壮年做官时派上用场。君王却对他说，让他抛弃所学照君王的意思去做。试想这能行得通吗？好比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价值虽然很高，但一定要经过玉匠的雕琢才行啊。谈到治理国家，君王却说：‘你把所学的一套都抛开，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那和硬让玉匠按您的意思去雕琢玉石有什么两样？”
孟子借着大兴土木的话题谈论治国要举用贤人的道理。但宣王始终没能领悟，也许他是故意装糊涂。总之事实是孟子每次的建言献策，都未被采纳。所以孟子感觉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了，但一时还找不到离去的借口。
很长一段时间，孟子都没有与齐王见面。有一次，孟子正想去谒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人来告诉孟子，说：“寡人本想去见老师，但因身体不舒服，有点怕冷畏风。如果你愿意进宫，寡人就勉强抱病登朝，不知道能不能再和你见面呢？”
孟子告诉来人说：“很不巧，我也有病在身，不能去朝廷里了。”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去吊丧。弟子公孙丑认为有些不妥。他说：“昨天君王派人来召见，老师托辞有病，今天却去吊丧，恐怕不太好吧。”
孟子说：“昨天有病，今天好了，为什么不去吊丧呢？”
孟子刚走没多久，齐王便派人来探视孟子病情，同行的还有医生。孟子的堂兄孟仲子只好应付说：“昨天君王召见，恰巧他有点儿小病，不能遵命朝见，今天病稍微好了一点，就赶着去朝廷了，不知道到了没有？”
说完，孟仲子便连忙私下嘱咐家人分别到路上拦截孟子，叮嘱他千万不要回家，赶快去朝见君王。
孟子不便回家，但又不愿去朝廷，没办法，只好躲在了另一位大夫景丑家，晚上便在他家歇息了。景丑知道情况后，对孟子的做法表示不满。
他说：“在家里父子关系最亲，在外面当然是君臣关系最重。父子以慈爱为主，君臣以敬重为主。我见君王对您很是尊敬，却没有见你对君王有什么恭敬的表示。”
孟子说：“唉，这话怎么说，齐国没一个人向君王进言仁义的道理，难道他们不喜欢仁义之道吗？认为仁义之道不好吗？其实他们心里想的是，跟这种人讲什么仁义呢？这么说来，对君王最不恭敬的，应该是这些人啊。至于我呢，除了尧、舜治理天下的道理外，别的都不敢讲给君王听，所以，在齐国，没有人比我更恭敬君王了。”
景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礼记》上说：‘父亲有事召唤儿子，儿子要快速答应。如果君王召唤，臣子不要慢慢地等车马驾好才走，要赶快前往应召。’你呢，听到君王的召唤，反而躲避不去，似乎与《礼记》上所说的不合吧。”
孟子说：“哦，《礼记》上说的，难道就是这桩事吗？从前曾子说：‘我赶不上晋、楚两国的财富，但他有财富，我有仁道；他有爵位，我有义理，我还有什么遗憾和不满足的呢？’曾子这番话，难道是随便说说的吗？这里面当然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天下普受尊敬的有三种人：有爵位的、年龄长者、道德高尚的人。在朝廷上，爵位最受尊敬；在乡里，年长的人最受尊重；至于辅助君主、治理百姓自然要以道德为上。怎么能因为有爵位就轻视年长的人和忽略了道德呢？所以，古时大有作为的国君，一定不会随便召唤臣子的，如果有事想要跟他商量，就会亲自到他那里去，这说明国君是尊重德行和喜欢道义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值得和他有所作为了。所以，商汤对伊尹，是先向他学习，再命他为臣的，于是没费多大气力就称王于天下了。齐桓公也是先像管仲学习，然后任他为臣，所以没费多大气力就称霸诸侯了。
“现在，天下各国，土地大小都差不多，行为作风也不相上下，谁也没有驾凌在谁之上，原因就是国君们都喜欢听话的臣子，希望臣子来受教，而不愿受教于臣子。商汤对伊尹，桓公对管仲，都不会随便召唤。管仲这样的人，尚且不能随便召唤，何况是不屑于做管仲的人呢？”
可见孟子对齐王很不满，他已经把他的不满表达出来了，说明他离去的心也越来越坚定。他向弟子慨叹道：“齐王的确不聪明，但我也不奇怪，即使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如果暴晒一天，再冻它十天，也无法顺利生长。我很少和齐王见面，但是当我退居在家时，经常与他接近的是那班谄佞小人，虽然我能让他善心萌芽，但是又有什么用呢？就拿下棋来打比方，虽然只是个很小的事情，如果不能专心致志地去学习，就掌握不了诀窍，自然无法取胜。弈秋是全国的下棋高手，让他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学习，把弈秋所说的话，全都牢记心头。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但是心里却在想天上也许会飞来雁鹅，想要拿弓箭把它射下来。虽然两个人一同向弈秋学棋，后者的成绩一定比不上前者。是他不聪明吗？当然不是，只是专心与不专心的区别而已。”
前面曾提过，齐国的国都设有稷下馆，各方名士、学者慕名前往的络绎不绝。所以稷下馆内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盛极一时。里面有位名叫淳于髡的人，博文强识，滑稽善辩。他曾两次提问责难孟子，但是都被孟子机智的滔滔雄辩给挡回去了。
淳于髡问孟子：“男女之间不能用手直接授受物品，这是合礼的行为吗？”
孟子说：“不错，是合礼的行为。”
淳于髡又说：“如果自己的嫂子掉进河里，该不该用手直接去拉把她救上来呢？”
孟子说：“眼见嫂嫂掉进河里而不去援救的人就是没人心的豺狼。男女不直接用手去授受物品，这是礼法；用手援救掉在河里的嫂嫂，这是权宜措施啊。”
于是淳于髡转入正题，郑重地问：“现在天下百姓已沉陷在如洪水般的暴政里，老师却拘守常道，不去援救他们，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天下的人民遭受水淹般的痛苦，就要用仁义大道去援救他们。嫂嫂掉在水里，只需用力拉一把就可以了。你难道让我放弃仁义大道，用双手去援救他们吗？”
孟子的意思是要用正道济世，不能行权宜之法。
孟子决心要离开齐国时，淳于髡又责难孟子说：“先追求名利功劳的人，是为了造福大众；把名利功劳放在后面的人，是为了保住自己而已。老师位列三卿，上没有匡正国君，下没有济助人民，就准备辞职而去，难道仁人都是这样做的吗？”
孟子说：“伯夷曾经情愿做一个平民，而不愿意用自己的贤才侍奉不贤的国君。五次到商汤那里，五次被推荐给夏桀的，是伊尹。柳下惠不厌弃卑污的国君，不推辞小官职。这三人虽不同道，但他们的归趋是一致的，那就是仁道。君子所求的，也不过是仁道罢了，何必一定要行为相同呢？”
淳于髡又说：“鲁缪公时代，公仪子执掌国政，子柳、子思等人做臣子，但是鲁国的土地却越发被别的国家侵削得厉害，贤人对国家是毫无益处的吗？”
孟子说：“虞国没有任用百里奚，结果国家灭亡了，秦穆公任用他却称霸了。这么看来，不用贤人就会亡国，想要像鲁国那样只被侵削一点土地还能存在的情形也还办不到呢。”
淳于髡说：“从前卫国人王豹住在淇水地方，因他会唱歌，使得淇水西边一带的人也都会唱歌。齐人绵驹住在高唐地方，因他会唱歌，使齐国西部的人也都会唱歌。齐国大夫华周和杞梁的妻子，因哀伤痛哭他们战死的丈夫，改变了齐国的风俗。所以，如果一个人内有学问，外面也会表现出来。但是白白做了一件事而没有绩效的，我还从来没见过。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没有贤人，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知道的。”
孟子说：“从前孔子在鲁国担任司寇时，没有受到鲁君的重用。后来他跟随鲁君举行祭祀，连祭肉也没有分到。于是，孔子连礼帽都没来不及脱就走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孔子是为了祭肉的事；知道的人，则认为鲁君对他没有礼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孔子在鲁君收受齐国赠送的女乐时就想走了，因自己身处父母邦国，不愿暴露君上的大过失，另外借了一个较为轻微的小过失走了。当然，孔子是不会苟且离去的，而没有分到祭肉就成了最佳借口。君子做的事，本来就不是众人所能了解的啊。”
淳于髡是站在现实的功利立场，故意嘲讽孟子的理想主义。孟子对他的刻意挖苦，给了有力辩驳，也在责难淳于髡不识仁贤。贤人的作为，岂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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