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心返乡树人

    公元前311年，孟子终于离开待了七年之久的齐国。在这几年间，世局曾发生过剧烈变化。公元前312年，燕国在诸侯的帮助下，驱走了齐军，立太子平为君，即燕昭王。同年，秦、楚两国交兵，在丹阳开战（湖北秭归），结果楚军大败，主将屈匄被虏。楚怀王又发动国内兵力，与秦战于蓝田，又大败，从此楚国衰落了。

    第二年，张仪任秦相时，以连横游说楚、韩、齐、赵、燕等五国，五国均听命。

    孟子从公元前322年开始，先后到过齐、宋、滕、梁等地游说诸侯，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1年。他满腔热忱，本着仁义理想，倡导王道政治，希望能将仁政施行于天下。可是11年过去了，自己的抱负仍未能实现。各诸侯国之间都以强凌弱，以大并小，战争与攻伐不断，世局越来越乱。孔子晚年时叹息：“没有人知道我！”孟子也体会到了这种心情。

    落寞的情绪油然而生，他顿感身心倦怠，不想再去游说诸侯了。孟子的弟子陈代希望老师继续鼓起勇气，再到别的国家去试试。

    他说：“老师不愿见诸侯，是不是太拘小节了。现在去见诸侯，一旦有机会，往远了看，能够让仁政得以实施，让他们称王天下；退一步讲，也能改变局面在诸侯中称霸。古书上记载：‘委屈一尺，就能伸张八尺。’所以可以试试嘛！”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时，用旌旗召唤管理苑圃的人，管理之人因景公不按礼法，不用打猎时戴的皮冠去招呼他，所以就不肯来。景公大怒，准备杀了他。孔子知道这件事，十分赞扬那管花圃的人。因有志之士，始终坚守节操，即使被弃尸沟壑；勇敢的人见义勇为，纵然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孔子敬佩他哪一点呢？就是他不肯呼应不合礼法的召唤啊。如果诸侯没有依礼招聘，我就自动去求见，这算是什么呢？

    “至于委屈一尺可伸张八尺的说法，本是从谋利方面说的。如果以谋利的观点来说，委屈一尺可伸张八尺，难道只要有利可图，就要去做吗？

    “从前晋国大夫赵简子命令王良替他宠爱的家臣奚驾车去打猎，但是一整天也没射到一只鸟。奚回来后对赵简子说，王良是个最糟糕的驾车人。王良听了这话，表示愿意再给他驾一次车试试，奚勉强答应了。结果仅一个早上，就射了10只鸟。奚高兴地在赵简子面前夸王良是最高明的驾车人。赵简子说，那就让王良专门给你驾车好了。

    “对简子的命令，王良不肯，他说：‘我第一次给他驾车，是依规定驾驶，他一整天都射不到一只鸟。第二次没有按照正式的驾车规则，横着向飞鸟赶去，所以一早晨就射获了10只。可是，我不习惯给这种不守法度的小人驾车，这样的差事，我不干。’一个驾车人尚且不愿和不善射箭的人合作，即使能得到很多的猎物，他也不干。现在如果让我枉屈正道，去依附那些无礼的诸侯，这成什么话！而且，你的话根本就是错误的，自己枉屈了正道，就不能矫正别人，这才是必然的道理。”

    禽章也曾这样问过孟子，孟子也用上面的说法解释给他听。

    陈臻问道：“请问老师，古时候的君子，要怎样才肯出来做官？”

    孟子说：“就任官职，有三种情形；辞去官位，也有三种情形。如果接待时既尊敬又有礼貌，并且说明将采取他的建议，那就可以出任官职。如果有礼貌，但是不采纳执行建议，就应该辞官而去。次一等的，虽没有采用他的建议，但接待时还比较尊敬，合乎礼节。如果没有礼貌相待，就要辞官而去。最下一等的，最初没有得到君王的照顾，以至于都快要饿死了。国君知道后说：‘我既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也没有实行他的谏言，但让他在那里挨饿，我也感到十分惭愧。’然后给予周济，这时也可以接受，以免被饿死啊。”

    孟子的意思是做官本是为了行道。言听计从为上，礼貌次之，因为困难避免饿死而委屈迁就是最下。

    孟子一行人离开了齐国国都后，当晚在齐国西南的昼邑歇息。有人想为齐王挽留孟子，他恭恭敬敬地坐在孟子歇宿的旅舍里，对孟子说着挽留的话。孟子没有理会，只管趴在桌子上打盹。

    那位前来挽留的先生心里很不自在，他说：“弟子是斋戒过，诚心诚意才敢向老师说这些话的，老师却只管打盹不理我，我只好走了，以后再也不敢来见老师了。”

    孟子抬起头，对他说：“你先坐下，我明白告诉你。从前鲁缪公尊敬子思，如果他不经常派人伺候子思，转达诚意，是不能把子思留下来的。又比如鲁国的贤士泄柳和子张的儿子申祥，贤能比不上子思，如果没有人时时在缪公身旁称赞他们的贤能，他们也就不能安然留住在鲁国了。你替我这个长者着想，却不想想缪公是如何对待子思的，你不去劝齐王改变态度，拿这几句空话就想留住我，是你拒绝长者呢，还是长者拒绝你呢？”

    孟子走出齐国国境后，齐国有一位名叫尹士的人，他对别人说：“如果孟子不知道齐王不可能成就商汤、周武王的事业，那是他的糊涂。如果明明就知道，却还要到齐国来，那就证明他只是贪求富贵。他大老远跑来，因意见不合又离去，但是在昼邑就停留了三天，干吗这样慢腾腾的？我最不喜欢这一套了！”

    孟子的弟子高子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说给了孟子听。

    孟子说：“尹士怎么知道我的心意呢？我大老远来见齐王，这是我自愿的。至于因意见不合而离去，难道是我愿意的吗？实在是不得已啊！至于说我在昼邑停留了三天，我自己还感觉太快呢。我是希望齐王或许能改变态度，齐王如果悔改，那一定会追我回去，如果等我走出昼邑齐王也没有派人来追，这才如流水般无所留恋了，便可以决心归去。

    “即使这样，我也不忍完全放弃齐王。齐王天资朴实，还能说教他推行一些善政。如果齐王愿意用我，那何止是齐国人民能得以安定，连天下人民都能得以安定太平了。我天天盼望着齐王能悔改，有些人向国王劝谏，国王不听，就大发脾气，一脸的不高兴，离开的时候还一口气地奔跑，不到精疲力竭不止，我不是那种气量小的人。”

    尹士听了孟子的一番话，深深悔悟地说：“我真是一个没有见识的小人啊！”

    孟子虽然盼望齐王能够觉悟悔改，但事实并没如此，孟子也只好继续前行了。

    路上，弟子充虞见孟子显得有点颓丧，心里有些不安。他说：“老师脸上好像有些不高兴的神色。以前我曾听老师说过：‘君子遇到困难，既不怨恨天，也不责怪人。’现在为什么会想不开呢？”

    孟子说：“那是从前，这是现在啊。自古以来，大约每隔500年，就会出现一个圣王，而且在此期间一定会有一个名传当世、辅佐圣王的贤人。从周朝开国到现在，已过去700年了，比起圣王兴起的500年已超出很多。照现在的时势观察，也该有圣贤出世，拯救万民了。可是，我还没有看见，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如果上天不想让天下太平，那就罢了；如果想要天下太平，那在当今时代，除了我还有谁，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孟子认为齐宣王的目光局限于当时的情势，满脑子都是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功利思想。但本质上，他还是很朴实的，是位能够有所作为的国君，孟子自然会对他寄予殷切期望，如今事与愿违，内心深处不禁兴起一股圣贤寂寞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孟子从50岁便开始游历诸侯各国，迄今已有11年，他遍历了大小六七国，他期望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不在乎高官厚禄，所以他绝不愿出卖理想迁就人君。他对那些枉屈自己、降格以求、迁就妥协的人充满了厌恶，尤其是一些玩弄技巧诈术，使战争频繁、民生疾苦的纵横家，更是深恶痛绝。

    有个喜欢纵横术的人名叫景春，他曾问孟子：“公孙衍和张仪这两个人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只要他们一发怒，就能游说诸侯让他们彼此攻伐，天下人都畏惧他们；相反，如果他们安居在家里，天下便太平无事了。”

    孟子驳斥道：“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仪吗？《礼记》上说，男子到了成年，举行加冠礼时，父亲一定会训导一番。女子到了出嫁年龄，母亲也要把做媳妇的道理教给她。女子临走时，母亲送到门口，还一再叮咛：‘到了夫家后，一定要孝敬公婆，时时警惕，不要违背丈夫的意思。’这么说来，以顺从为原则本是妇女之道。公孙衍和张仪这种人，就是顺着国君的意旨而取得的尊位，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大丈夫呢？

    “一个堂堂男子汉，居心于仁道中，那才是天下最广大的住宅；立身于礼法上，那是天下最正确的位置；行的是义理，那是天下最宽阔的道路。得志的时候，就把正道推行到众人身上；不得志的时候，也要独自实行所得的正道。他们不为富贵动摇心意，不为贫贱改变节操，不为权势改变志气，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大丈夫。”

    孟子明白地告诉他，让他知道权大势大并非大丈夫，德业隆盛的人才算得上是大丈夫。

    年龄逐渐增长的孟子，在道德修养和学问进修上，已达成熟境界，他坚持仁义之道，没有失去自信，但是对于他的仁道能否在世上施行，他归咎于“命”。他不消极，也不强求。炽热的情怀渐趋平淡，如同树木从春天的绚烂渐进入肃穆的秋季了。

    孟子已是60多岁的垂垂老人，他知道时不我与，但是他还可以掌握一件事，那就是继续他百年树人的教育事业。他准备把余生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培育英才的神圣事业上。于是，孟子率领弟子们回到了故乡——邹。

    教育方针

    经过十多年的游说，孟子竟没找到一个可以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地方，他痛心地感觉到，时运不济，这是他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左右的。

    当年，孟子在鲁国受臧仓阻挠未能见到鲁君。孟子说：“我见不到鲁君，这是天意。臧仓那种人又能把我怎么样？”不只是鲁国的臧仓，这是孟子在内心对各国诸侯因失望而发出的哀叹。

    61岁的孟子，看清楚了当时的现实世局，他不愿再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在徒劳无功的游说生涯中了。他要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在教育事业上，完成自己百年树人的大计。他还曾说过：“君子有三件乐事，但是不包括称王天下。第一件乐事便是父母健在、兄弟相亲；第二件乐事是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第三件乐事便是得到天下英才并教育他们。”

    孟子所列的三件事，分别是家庭安康和睦、个人修养、教育下一代英才。世俗的人都认为称王天下的人，他们权势显赫、生活奢华，最值得羡慕。但孟子却说，君子三乐，不包括称王于天下。

    孟子率领弟子们离开了齐国，后经过宋国，返回邹，便集合门人弟子，从事讲学教育，著书写作，过上了平静的教学生活。

    孟子的教育方法，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启发式教育，因为孟子向来主张人性本善说，他主张顺着人的本性进行教育，不支持矫揉造作，他注重于让弟子建立完美的人格。所以他总是勉励弟子努力修德，找回并扩充自己的善性。

    孟子说：“修养自己的本性，知道了自己的自然本性，就能知道天理了。守住自己的本心，培养自己天赋的本性。不顾及生命的长短，一心一意等待机会，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孟子教导弟子们，应该用务本的道理去影响别人，先求诸己，而后责人。他说：“越是浅显的预言，包含的意义越深远，这是最好的语言。最好的办法是遵守简约的原则并将其扩大施行。君子的话都很浅近，但其中的道理却很深远。君子的操守，是修养自我身心，就能治国平天下。大凡一个人最易犯的毛病，便是荒芜了自己的田地，却去铲除别人田里的杂草。对别人要求很严格，而自己所负担的却很轻。”

    孟子对弟子们说：“君子与众人的不同就是存心，存心的重点就是要自省。君子要用仁道、礼法省察自己的内心。仁德的人，能爱护别人；有礼法的人，能敬重别人。爱护别人的人也会受到别人的爱护；敬重别人的人，别人也很敬重他。假如有个人以强横无理的态度对待我，我就要自己反省，想自己一定是先有不仁或者无礼的地方，否则这种无理的事也不会落在我身上。如果自己反省后，确实认为自己的做法没有缺失仁道，也合乎礼法，但是对方态度依然强横无礼，君子要再度反省，想自己是不是有待人不忠的地方。如果反省后，君子发现没有不忠实的地方，而对方态度仍照旧，君子这才可以感叹，说他是一个不明事理、胡作非为的人。有这样行为的人与禽兽没什么区别，何必与禽兽计较？所以说，君子只有一种终生都存在于内心的忧愁，那就是自己有没有处处反省，而不是忧愁从外面来临的祸患。

    “但是君子还有一件事值得忧愁，那就是譬如虞舜是人，我也是人，虞舜可以成为天下的榜样，流芳百世，我却仍然是一个平常的人。唯这一点，是值得忧愁的！忧愁又该怎么办？那就努力让自己像虞舜一样。

    “至于祸患，对君子，确实没有。因为从不做不合仁道的事，不合礼法的事也不肯做，即使一时有外来的祸患，君子也能坦荡对待，因这不是自己的过错，就不必去担心计较。”

    孟子答公孙丑

    齐威王听说孟子来到都城，立刻欣然接见，并拜之为卿。威王首先问到的是齐桓公和晋文公的称霸事迹。晋文公是继齐桓公后称霸诸侯的。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为了遏制向东北扩张的楚军势力，率军伐楚。两军在城濮（仅山东濮县南）打了一场惨烈的战斗，楚军败北。于是，晋文公以周襄王的名义，会诸侯于践土（河南荥泽县），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齐威王对这两位霸主的丰功伟业很是景仰，并希望能追随他们的脚步，所以提出了这个问题。

    听了这个，孟子表现得很冷漠，他淡淡地说，自己作为孔子的门徒，并没有讲到桓公、文公两位霸主的事迹，所以有没有流传后世，他也不清楚。

    孟子每当论及为政之道，必举尧、舜为例。

    公孙丑问孟子：“假如您当了齐国的卿相，有了推行大道的机会，那样以后很可能会让齐国称霸于诸侯，甚至称王于天下。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您会不会对这种荣耀动心？”

    孟子回答：“不会，我40岁的时候就不动心了。”

    公孙丑说：“那您的勇气比孟贲（卫国的勇士）还要大了。”

    孟子说：“这没什么困难，告子比我更早就不动心了。”

    公孙丑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动心？”

    孟子说：“当然有，我给你讲两个例子。齐国的北宫黝培养自己的勇气，让自己不动心的方法是，即使有人在他身上刺一刀，他身体连动也不动；即便有人扎他的眼，他眼珠都不闪避。在他想来，即使一根毫毛被别人糟蹋，就像在闹市街道上当众被打一样可耻。他既不肯受辱于穿着粗布宽大衣服的普通平民，也不肯受辱于拥有兵车万辆的国君。在他眼中，杀死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君和杀死一个布衣市民是一样的。他根本就不怕什么诸侯，假如有谁骂他，被他听到的话，他一定会报以辱骂。

    “孟施舍培养勇气，使自己不动心的方法，据他自己说：‘作战时，只顾勇往直前，从不计较胜败。我看待失败如同胜利一样。如果要估量敌人的强弱再前进，考虑有胜利的把握才出战，这是害怕敌人啊。我孟施舍就一定能打胜仗吗？只是心里不恐惧罢了。’

    “孟施舍培养自己勇气的方法有点曾子的反身求己。北宫黝对付敌人的功夫有点像子夏的笃守圣道。这两人培养勇气的方法，很难说哪个更高明，但是孟施舍确实把握了培养勇气的要领。从前曾子就对自己的弟子子襄说：“你好勇吗？我曾听我的老师孔子谈论过大勇的问题，那就是扪心自问，如果自己确实理屈，即使对方是穿粗布衣服的平民，也应该感到惶恐；如果自感确实正直，即使面临千万个强敌，也要勇往直前拼到底。

    “这么说来，孟施舍把握培养勇气的要领又不如曾子了。”

    公孙丑又问：“您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有什么差别？能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告子常说：‘如果听不惯一个人的话，不管他存心好坏，一概不从；不支持一个人的想法，就不问他口气好坏，一概不理。’但是这样虽然做到了不动心，但有些意气用事。人心趋向叫做志，行为的原动力叫做气。志是气的主宰；气充塞了全身，与我们的身体同时感受着志的指挥。志到了哪里，气就跟到哪里。志是最重要的，气在其次。所以不动心的要诀是：把握住志，同时不要扰乱了气。”

    公孙丑说：“您既然说气要跟着志，为什么还要说‘把握住志，同时不扰乱了气’呢？”

    孟子说：“因为志专一的时候，就会牵着气走；气专一的时候，也会牵着志走。例如现在有人在跳，有人在跑，这都是气的作用。但到了后来，心志也会跟着震动急促起来。”

    公孙丑再问：“请问您不动心的方法优点在哪里？”

    孟子说：“我的方法与上面所说的又有不同。我能理会语言，我善于专心修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那什么叫做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很难说清楚。这是一种最广大、最刚强的气，如果用正当方法培养，不妄加残害，则能充塞天地间。这种气，要用正义和天理去涵育，使正义和天理能够伸张。如果没有正义和天理，它就会委靡，而失去惊天动地的威力。而且，它集合了我仁义的本性，从内心发出来，并非从外面偶然袭取几件道义之事就能得到的。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事不合于道义，自己觉得这事与真理不合，那这股气也就会委靡。所以，我认为告子并不懂得义理，他把义理看成是外面的东西，不向内心深求，所以他并不懂养气的道理。

    “人们必须时时注意培养浩然之气，心里一刻都不能忘记，也不能想其他办法加速他的成长，不能揠苗助长。但是现在的人们做事，能够不像宋国人帮助稻苗长大的，真是太少了！认为养气没什么用处，便放弃不管，就如同不锄草养苗的懒汉。如果知道养气的好处，就硬是帮着它成长，就好比拔苗的傻瓜，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害了它。”

    公孙丑继续请教：“什么叫做知言呢？”

    孟子说：“听别人偏执一端的话，就知道他内心蒙蔽不明；听别人放荡无礼的言辞，就知道他的心已经陷溺不拔；听了别人混淆是非的话，就知道他已经叛离正道；听别人言辞支吾闪烁，就知道他心里委屈穷于应对。

    “以上四种言辞发自于内心，如果是一个从政的人，就会对他施行的政务有危害，继而危害到国家。哪怕圣人复活，他也会同意我的说法的。”

    公孙丑说：“我和子贡都善言辞，冉牛、闵子、颜渊都讲究德行。孔子兼具这两种优点，还谦虚地说，他的说话功夫还不到家。现在，您既能养气又能知言，已经算是圣人了吧？”

    孟子回答：“这是什么话？子贡从前问孔子：‘老师是圣人吧？’孔子说：‘做圣人，我是不能够。我只是求学问不满足，教会别人不怠惰罢了。’子贡说：‘求学问不满足，是智；教诲人不怠惰，是仁。又仁又智，老师当然是圣人了。’孔子还不敢自居圣人呢，你说我是圣人，这是什么话？”

    公孙丑说：“我从前曾私下听人谈起过子夏、子游和子张三人，他们都学到了圣人一部分长处。冉牛、闵子、颜渊三人，则学习了圣人所有的长处，但都是比较微小的一部分而已。我想问您，您既然不敢与圣人相比，那前面所说的两种人，您愿意做哪一种呢？”

    孟子说：“这些暂时还是丢掉不要谈了吧。”

    公孙丑说：“那您觉得伯夷和伊尹这两人怎么样？”

    孟子说：“我跟他们不同道。伯夷坚守的宗旨是，绝不事奉自己不喜欢的国君，也不去管理自己不喜欢的人民；天下太平就出来当官，天下混乱就隐居家中。而伊尹的宗旨是，任何国君都可侍奉，任何人民都可管理；天下太平固然做官，天下混乱也要做官。而孔子所走的道路是，能做官就出来做官，能退隐就退隐；能久留就久留，能速去就速去。

    “这三个人都是古时圣人，我还没能够学习他们的行事，但是我心里更愿意学习孔子。”

    公孙丑说：“这么说来，伯夷、伊尹岂不是与孔子一样伟大？”

    孟子忙纠正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孔子那样人格伟大的。”

    公孙丑说：“那他们三人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

    孟子说：“有，如果给他们一块百里地方做国君，他们都能使诸侯前来朝服，统一整个天下。如若让他们做不义的事，杀无罪的人而取天下，他们一定不肯这样做，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公孙丑还问了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孟子说：“像宰我、子贡、有若三人，他们的智慧都足以了解圣人的行事，即使他们的智慧低下一些，也不会存有私心而凭空恭维他们所喜欢的人。宰我称赞孔子：‘依我看，老师所做事情的功绩远远胜过了尧、舜。’子贡也说：‘以前的帝王，虽然都成了过去，但孔子看过他们遗留下来的典章制度，就可以推知他们的政事；听了他们制作的乐曲，就能知道他们的德行。即使百代以后，评判百代以前的帝王，也不会出什么错。自古以来没有比老师更伟大的了！’有若赞叹道：‘岂止是人类？麒麟与一般走兽相比，凤凰与一般飞鸟相比，泰山与一般土丘相比，河海与一般沟池相比，原本都是同类啊。圣人与一般普通的人也是同类啊。但是他的人格却超越了平凡的同类！’”

    因公孙丑是齐国人，所以对自己国家的事情很关心，一天，他又问孟子：“假如您执掌了齐国的大权，还会出现管仲、晏子那样的功业吗？”

    孟子说：“你是齐国人，就只知道管仲、晏子。以前有人问过曾子的孙儿曾西说‘老师和子路相比，哪个更贤能？’曾西神色不安地回答说：‘子路是我先祖所敬畏的人，我怎么敢跟他比呢？’那人又问：‘那老师和管仲相比，谁更贤能些？’曾西听了，脸上显出怒色，说：‘您怎么能把我和管仲比呢？管仲得到了国君的宠信，能够如此专断；又如此长久地办理国家政事，但是他的功业却很卑下！你怎么能把我跟这种人比呢？’”说到这里，孟子有些激动，停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曾西都不屑做管仲这种人，你怎么会认为我愿意学他呢？”

    公孙丑说：“管仲让他的国君成就了霸业，晏子使他的国君威名远扬。他们这样的功业，还不值得您照他们的样子去做吗？”

    孟子说：“你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在管仲、晏子的时代，以齐国的强大，使齐君称王于天下，易如反掌。”

    公孙丑说：“这样说的话，我就更迷惑了。凭文王的德行还有将近百岁的年纪，还不能教化普天下，还需要武王、周公继续努力，才使得教化大行，成就了王业。现在您把国王的功业说得如此易得，难道连文王也不值得学习了吗？”

    孟子说：“这怎么能跟文王比呢？文王时代，商朝由汤传到高武宗，这期间有六七个贤明的国君兴起。而且天下人民已经顺服商朝很久了，这种趋势要改变是很难的。但是武丁朝会诸侯，拥有天下的时候，就如同拿起本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的轻易。纣王离武丁时代并没有太久，但是前代世家遗留下来的风俗和流传的教化仍保留着。后来又有微子、微仲、比干、箕予、胶鬲等贤德的人同心协力地帮助他，虽然纣王暴虐无道，但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失掉天下的。那时，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纣王所有，每个人都是纣王的臣民。文王却只有方圆100里的地方推行王道政治，所以很难成功。齐国人不是有句俗语说：‘有聪明、智慧，也不如把握有利的时机；虽然有锄头、钉耙，但需要等待耕种的时节。’现在时机到了，所以才那么容易。

    “夏、商、周三朝最盛时期，诸侯的土地都不超过方圆300里，齐国却拥有如此广阔的土地，人口密集到能听见彼此家里鸡鸣狗叫的声音，从国都到四方边境都是这样的情形。齐国拥有这么多的人民，不用再开辟土地，人民也不用再聚集，只要把握机会，施行仁政，那就没人能阻挡他们称王于天下了。

    “从文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百多年，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哪个王兴起，人民在暴政下痛苦呻吟得很厉害。就像肚子很饿的人，更容易吃得满足；极度口渴的人，也更容易喝得满足。孔子曾说过，‘德政的流行、散布，比驿站传信还要快。’这种时势下，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如果肯实施仁政，人民的喜悦就像从倒挂的痛苦中被解救出来一样。所以，想要建立功业，就只需古人一半的功夫，但功效很明显，那是因为现在的时势所决定的。”

    答弟子万章

    孟子终其余生，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到底有多少弟子，也已无从查考。论人数，没有孔子多。我们从《孟子》一书中就可以知道，万章、公孙丑、公都子、匡章、乐正子、陈臻、陈代、滕更、徐辟、彭更、周霄、景春、王子垫、曹交、咸丘蒙、孟仲子、桃应、屋庐子等都是杰出的人才。

    万章性格坦率，很像孔子的弟子子路，不过他的好古深思又比子路还要强。有一天，万章问到了交友之道。

    孟子告诉他说：“不可仰仗年长或者自恃位高，也不能仗着兄弟的权势去结交朋友。结交朋友，是结交他的德行，切不可自仗着什么。鲁国有位贤大夫孟献子，他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之家，他结交了五个朋友，一个是乐正裘，另一个是牧仲，其余三个人我已忘记。孟献子与他们做朋友，并没有仗着自己是贵族家世。而这五个人，如果心中因为存着孟献子是贵族世家的观念才和他交朋友，那他们就是势利小人，孟献子是不会和他们做朋友的。

    “不仅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之家，就是小国国君也是如此。

    “费惠公曾说：‘我把子思当做自己的老师；视颜般如朋友。而王顺、长息两人只是侍奉我而已。’不只小国国君这样，就是大国的君主也是如此。

    “晋平公去亥唐家里的时候，亥唐叫他进去，他才敢进去；让他坐，他才敢坐；叫他吃，他才敢吃。虽是粗茶淡饭，每次都吃得饱饱的。因为他尊敬贤人，不敢不吃饱。但是，晋平公没有给他爵位，没有给他官职，也没有给他俸禄。这是以士人的态度尊敬贤人，并没有用王公的身份。

    “从前舜在历山耕作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尧帝的女婿，他上朝去见尧帝，尧帝让他住在副宫里。有时候尧也去舜那里看他，并一起吃饭，互相轮流做宾主。这就是天子结交平民啊。

    “在下位的敬重居上位的，这叫尊重贵人；居上位的敬重在下位的，叫尊重贤人。尊重贵人与尊重贤人，道理是一样的。”

    万章又问：“亲友交往时，为什么还要馈赠礼品？”

    孟子说：“表示恭敬。”

    万章又问：“对送来的礼物坚决推辞不接受，为什么这样就是不恭敬？”

    孟子告诉他，说：“假如有位尊长给你礼物，你心里先琢磨，他这些东西得来是否合乎义理、正当不正当？然后再收下来，那便是轻慢不恭敬，所以不要推却才好。”

    万章继续问下去：“那不要明显地说不要，而心里准备要推却，暗想‘这些东西全都是从别人手里取得的不义之物’，于是便用另外的托词婉言推却，这样做是可以的吧？”

    孟子说：“只要他以道义相交，以礼节相待，即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

    万章说：“如果有个人，他在郊外横行，劫人财物，但他与我以道义结交，按照礼节馈赠于我，这样子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吗？”

    孟子说：“不可以。《书经·康诰篇》上说：‘杀了人，还劫取了他的财物，这样的人，凡是百姓，没一个不怨恨他的。’这种人，不必经过教戒就可以诛杀。这种刑法，殷朝受自夏朝，周朝受自殷朝，都没有话说，现在更是如此了。他的馈赠怎么可以接受？”

    万章还是不服气，说：“现在的诸侯索取百姓财物，和强盗抢夺没什么两样，假如他用完善的礼节来馈赠，君子就可以接受吗？请问，这该怎么说？”

    孟子说：“你认为如果有个圣王出来，就会把现在的诸侯一律都诛杀吗？还是先教训他，等他不肯悔改，然后再杀呢？至于说盗，就是把不是自己所应有的东西取来。这句话，原是推义理到尽头的说法罢了，而不能把诸侯比做强盗。

    “从前孔子在鲁国做官，鲁国人每逢祭祀都去打猎，争较所得的多少，称之为猎较。孔子也随同他们一起做。这种不合理的猎较风俗，孔子尚且随从，何况是收受诸侯所赐的礼物呢？”

    万章说：“这么说来，孔子做官，也不是以行道为宗旨了？”

    孟子说：“孔子是以行道为宗旨啊。”

    万章说：“既然以行道为宗旨，怎么会随俗去猎较呢？”

    孟子说：“孔子先立簿册，规定宗庙祭祀的器皿，没有把鲁国四境很难得到的食品载入簿册作为规定的祭品，他就是想把猎较的风俗逐渐改正、废止啊。”

    万章说：“孔子这种做法最后没有行通，那他为什么还不离开鲁国？”

    孟子说：“孔子是想以此事来开始行道，若这个开端可行，那他的道也就可行了。因为他的道不能行，最后才不得已而离去。所以孔子从没有在任何地方待过三年之久。孔子做官都依义，有的因为看到可以行道，有的因为接待有礼，有的由于国君诚意养贤。在季桓子时候，是因为看到可以行道才做官的；在卫灵公时候，是因为接待有礼而任职；在卫孝公时候，是因见国君诚意养贤。”

    孟子与万章的这一段冗长的对话，说明了圣贤们交际和辞受进退，都依照道义而行。有人说，万章喜好谈论古人，博学杂取，包括一切稗官野史。所以，他连古圣先贤都会存疑。孟子对他的问题也不厌其烦地详加阐述。

    诲人不倦

    公孙丑虽没有万章那样对很多事都存疑，但他喜欢追根究底，问话也很坦诚、大胆。例如前面讲到的，他曾问孟子如果在齐国执掌政权后，能不能重现管仲、晏子的功业；又问到孟子如果出任卿相，就能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时，是否动心等。因为在当时，很多人认为孟子的言论只是表面上的仁义，其实功利心未泯。通过孟子与公孙丑的一段对话，大家更加了解了孟子的人格。

    公都子问孟子说：“全国的人都说匡章不孝，老师却与他来往，还礼貌相待，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世俗所说的不孝有五种：第一种是手脚懒惰，不管父母供养；第二种是不务正业，赌博喝酒，不奉养父母；第三种是喜好财物，偏好妻子儿女，不顾父母衣食供养；第四种是放纵自己，只顾满足自己私欲，而让父母蒙羞；第五种是经常与人打斗，并连累父母。而章子有其中一项吗？

    “章子枉受不孝之名的原因是他请求父亲归向正道，而导致父子意见不合。责备向善，是朋友间相处之道，但是父子间责备向善，是最伤害亲情的。章子心里何尝不愿意有夫妻、母子的天伦呢？就是因为得罪了父亲，被父亲驱逐，不得近身奉养，也只好休退妻子，摒绝了儿子，终生不受奉养。他是用心良苦啊，如果不这样做，他的罪就更大了。这就是章子的为人，我为什么不和他来往呢？”

    公都子又问孟子关于好辩的问题。孟子曾详详细细地向他解释说，并不是好辩，而是不得不辩啊。

    用世俗的眼光看，孟子和匡章的交往似乎有违世俗，因为匡章是齐国大将，他握有军权，有人认为孟子是在笼络他。其实，孟子深深了解匡章的为人和遭遇。据说匡章的母亲被父亲杀了，埋在了马房的地下，匡章屡次恳求父亲把母亲改葬，结果惹火了父亲，一气之下，把他赶出家门。匡章甘冒不孝之名而没有为自己申辩，难怪不明白内情的公都子也要向老师发出如此责难。

    孟子的这份勇气，可以解释为“唯仁者敢爱人”。他在齐国时对齐王的宠臣王不予理睬，可解释为“唯仁者敢恶人”。这种精神和勇气，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

    后来匡章率军抗秦，大胜秦军，齐王为了酬功，下令把他的母亲改葬。过去大家都认为是他不孝，直到这时才真相大白，他因此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颂和赞扬。

    孟子还曾经与弟子们谈论出仕为官的事情。周霄问孟子：“古时候的君子，也出去做官吗？”

    孟子说：“是的。古书上说：‘孔子如果有三个月没做官侍奉君上，心里就会十分渴求。他丢掉官职到别的国家去，车上一定会带着进见君上的礼物，希望能在别国得到官位。’鲁国的贤人公明仪也说：‘古时候的人，三个月不做官侍奉君上，亲友们就要慰问他了。’”

    周霄说：“这是不是太性急了？”

    孟子说：“士人失去官位，如同诸侯失去国家一样。《礼记》上说：‘诸侯亲自耕种田地，拿出了供祭祀用的米谷；诸侯的夫人亲自养蚕，拿出祭祀时穿的衣服。如果祭祀用的牛羊三牲不够肥壮，盛在祭器里的米粟不够丰洁，该穿的礼服不够完备，就不敢举行祭祀。士人失去了官位，就没有了祭祀的圭田，也就不能举行祭祀。’由于特设的三牲、祭祀用的器皿、该穿的礼服等三项都不能完备，就不敢祭祀，心里当然也安逸不得，这还不值得慰问吗？”

    周霄说：“失去官位出国，车上一定要带进见君上的礼物，这是为什么？”

    孟子说：“士人外出做官和农夫耕田一样。农夫难道会一出国界，就把犁锄丢掉吗？”

    周霄说：“我们魏国以前本是很强大的晋国，也是做官的士人很愿意来的国家，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急切的。既然士人这样急切地想要做官，但那些有学问道德的君子却又很难外出做官，这是什么原因啊？”

    孟子说：“男人生下来，父母总希望他能找个好妻子；女子生下来，父母总希望他找个好丈夫。做父母的这种心，人人都有。假如不等父母命令、媒人说合，就私自在墙壁上挖一个洞互相偷看，甚至翻越墙头随人私奔，那他们的父母及全国人民都会轻视他们。

    “古时的君子并不是不想做官，只是憎恶不用正道谋取。不走正道做官的，全是一群挖壁爬墙的贱人啊！”

    孟子还说：“做官为了行道，不一定因为贫穷，但有时也是因为贫穷。娶妻为了续嗣，不是为了服侍，但有时也是为了服侍。但是因为贫穷而做官的，就应该辞去高位任职低位，辞去丰厚的俸禄而接受较少的俸禄，例如看守城门和敲更守夜之类的最合适。孔子从前也曾因贫穷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官，当时他曾说，只要米谷出入的数字计算得没错误就可以了。他还做过管理园圃的小官，他说，那只要牛羊肥壮长大就行。小官谈论国家大事，有越职之嫌，但是作为朝廷的大官却不行大道的，才是真的可耻。”

    孟子认为做官就是为了行道，不一定因为贫穷，如果因贫穷而做官，就不要贪图禄位。但做大官的人，如果不行大道，那是可耻的事。

    孟子还谈到了为政之道，他说：“仁厚的言论没有仁厚的声誉让人感动；好的法令制度，不如好的教化让人信服。好的法令制度，是让人因畏惧而服从；好的教化，才会受人爱戴。好的法令制度，能够得到人民的财富供给；好的教化，可以让人民真心悦服。”“有一种人，他侍奉国君的目的是为了迎合国君的私意来博取宠悦；有一种安定国家的臣子，他服务国家，以国家的安定为乐；还有一种人是尽天理，他看清楚自己的道理能够施行于天下，然后出来侍奉国君以便行道；还有一种有最大学问、最高道德的人，他先端正了自己的身心，然后再去匡正天下的万事万物。”

    曹交问孟子：“人人都能成为尧、舜吗？”

    孟子说：“是的。”

    曹交又问：“听说周文王身高十尺，商汤身高九尺，我现在身高九尺四寸，却只会吃饭，怎么才能成为尧、舜呢？”

    孟子告诉他，说：“这与身高没什么关系！只要努力去做就行了。例如这里有个人，他的气力小得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算是没力气的人了。现在据说能够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应该算是有力气的人了。这样看来，能够拿得起古时候的力士拿的重量，也就算是大力士了。一个人难道还怕有什么做不到的吗？只不过是不肯做罢了。

    “慢慢走在长辈后面，表示对长辈的恭敬，这叫悌；相反的，很匆忙地走在长辈前面，叫不悌。走慢一点，难道做不到吗？只不过是不肯做罢了。

    “尧、舜的道理也只是‘孝’、‘悌’二字。如果你穿着尧所穿的衣服，讲尧所说的话，做尧所做的事，那你和尧就一样了。如果你穿着桀所穿的衣服，讲着桀所说的话，做着桀所做的事，那你就和桀一样了。”

    孟子教育弟子，不说无能只说不为，凡事力行就可以了。孟子还经常告诫门人，千万不要因私欲而失掉本心的义，一定要时时省察。

    孟子说：“鱼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熊掌，我也喜欢。如果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鱼取熊掌。我很看重自己的生命，也想坚守义，两件事如果不能兼顾的话，宁可舍弃生命而取义。

    “我想保持生命，但是还有比生命更要紧的事情存在，所以不能苟且偷生。我憎恶死亡，但还有比死亡更让人憎恶的事情存在，所以遇到祸患就不逃避。如果人们想保持的、最重要的是生命的话，那么凡是能够保住生命的手段就都可以用。如果人最憎恶死亡，那凡是能够逃避祸患的方法就都可以做。有方法保住生命，但不肯用；有方法逃避祸患，但不肯做，这就是为了大义。因为人所想保持的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所憎恶的还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不仅贤德的人有这种存心，其实人人都有，只是贤人不让它丧失罢了。

    “譬如说，一竹篮饭，一小碗汤，吃了就能活命，吃不到就会饿死。如果呵斥叫骂着别人，即使是饥饿的行路人也不会接受。如果更恶毒地用脚踢别人，那就连讨饭的乞丐也不屑理睬了。

    “比方我有一万钟的俸禄，如果不从礼义上分辨它应得不应得，就接受，那这一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为了有华丽的屋宇、妻妾的侍奉，还是穷朋友们得到我的周济而心生感激？如果不是为了这些，那从前宁可饿死也不肯接受，如今为了华丽的房子接受了；从前宁可饿死也不接受，如今为了妻妾成群接受了；从前宁可饿也不接受，如今为了周济穷朋友让他们心生感激而接受了。难道这些就不能放手不做吗？这就是丧失了本来的良心啊！”

    孟子和孔子一样对学生诲人不倦，有问必答。不管问话太过率直，还是肤浅，他都不轻视，仍然仔细分析，详加解答。所以，他与弟子之间的的情谊，亲如家人。孟子经常勉励弟子们要奋发努力，他最痛恨那些自暴自弃、堕落沉沦的人。

    他说：“自己放弃人格的人，不能与他谈论道理；也不能和他有所作为。一个人开口就说自己不识礼义，叫自暴；以为自己不能处仁行义，叫自弃。其实，仁是人类最安稳的住宅，义是人类最正大的道路。而现在的人，却放着安稳的住宅不去住，舍弃正大的道路不去走，真是可悲啊！”

    孟子很讨厌所谓“乡愿”一类的人。

    有一次，万章问孟子，怎么样叫做狂？

    孟子说：“像琴张、曾哲、牧皮这一类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狂了。”

    万章说：“为什么说他们狂呢？”

    孟子说：“他们志气太高、言语太夸张，看不起现在的人，一开口就说古时候怎样怎样。但是他们的行为又掩盖不住他们的大话。”

    万章说：“从前孔子曾说：‘走过我门口却没进我的屋子，而我并不引以为憾，但是那些假装忠厚的乡愿一类的人是戕害道德的害虫！’请问老师，怎样的人才算得上是乡愿呢？”

    孟子说：“乡愿讥笑狂士们何必志气那么高？言辞不顾及行为，行为不顾及言论，开口闭口古时候的人如何。活在世界上，就按照世上的流俗做人，只要大家说好就可以。自己做事总是遮遮掩掩的，希望能够讨好世人，这就是假装忠厚的乡愿啊。”

    万章说：“既然当地人都说他是个忠厚的人，那不论他到了哪个时代也不应该不是个忠厚人，孔子为什么要说他是道德的害虫呢？”

    孟子说：“如果要把他的不是列举出来，也举不出什么大错；要责备他的行为，也没处可责备。他只是被下流风俗同化了，一味地迎合着卑污的世风。他的居心，似乎是忠厚可信，行为似乎清正廉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自己认为也不错，但这与尧、舜之道完全相悖，所以说是戕害道德的害虫。

    “孔子说过：‘我最嫌弃讨厌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讨厌地里的杂草，因为它会混乱禾苗；嫌弃自作聪明的人，怕他会混乱义理；嫌恶伶牙俐齿的人，恐怕他会混乱信实；嫌恶郑国的淫声，怕它会混乱雅乐；嫌恶紫色，是怕它会混乱朱红的正色；嫌恶假装忠厚的乡愿，是恐怕他混乱了真正的道德啊！’所以，君子回到大道上就可以了。大道如果正，百姓们自然会感动奋发起来。百姓感动奋发了，就不会有乡愿一类的邪僻行为了。”

    孟子在这段教学生涯中，他心境平淡、安详，因为他正在享受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人生乐趣。

    他说：“君子教诲人的方法有五种：一种是像及时雨对草木一样；一种是就他的本性淳厚而成就他的德行；一种是让他的才能发挥出来；一种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一种是私自掇取君子的善言善行，修养自己。”

    因材施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所遗漏。孟子说过，教诲人的方法很多，不屑于教诲实际上也是在教诲。孟子勉励弟子不要对现实的苦难屈服，因为人之所以能够成大功、立大业，都是经过了一番磨炼和试探的。他说：“当初舜于田亩间发迹，后来成为天子；傅说原来是筑墙的工人，后被举用为相的；胶鬲之前是鱼盐商贩；管夷吾则是在监狱中被举用的；孙叔敖是隐居海边被举用的；百里奚是在市街上做买卖时被举用的。所以上天如果想要把重责大任交给某个人，必使他心志困苦，筋骨劳碌，躯体饥饿，身体穷乏，以此来扰乱他的行为，让他的行为都不顺，目的是激发心志，锻炼他坚韧的性情，增长他所欠缺的能力。

    “一个人本来就难免会犯错误，然后再改正。心志困顿不畅，思虑不顺，然后才能奋发振作。察看人家的脸色，听人家的声音，才能有所觉悟，通晓道理。国家也是如此，如果国内没有守法度的世臣和辅佐的贤士，外面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来祸患，那这个国家往往会灭亡。”

    这就是孟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

    因为看到人民遭受战争祸乱的影响，孟子非常痛心，所以他极力反对战争。

    孟子曾说：“《春秋》中所记载的战争都不合理。不过，战争双方，其中一方比另一方略好一些，倒是有的。所谓的‘征’就是天子讨伐有罪的诸侯，但是敌对的诸侯国之间是不能互相讨伐的。

    “征的意思是正，人们处在暴君的苛虐之下，希望有人来匡正他们的国家，民心所趋，还用得着战争吗？”

    孟子曾批评好战的惠王：“惠王真是不仁啊！凡讲仁道的人，是把自己所爱推到自己所不爱；而不仁的人，就由自己不爱的推到自己所爱的。”

    公孙丑不明白该话的真实意义，他问孟子：“这话怎么讲？”

    孟子解释：“惠王为达到争夺土地的目的，不惜涂炭百姓，强迫他们去打仗，但是大败而归，他便一心想要报复，但怕不能取胜，就驱使他的子弟们拼死去战。这就是以不爱惜疏远人的心来对待自己所爱的亲近的人身上。”

    对那些不行仁政、只图富国强兵的诸侯，孟子一向痛斥。

    孟子说：“从前冉求在鲁国做季氏的家臣，他没有让季氏的不良行为得到改善，但是对百姓米谷的征收反而比往日增加了一倍。孔子气愤地对弟子们说：‘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去攻击他。’可见，国君不施仁政，做臣子的反而帮着他搜刮民财，这些都是孔子所弃绝的人。更何况是那些专仗兵力强大，喜欢战争的人呢？他们为了争夺土地而打仗，死的百姓堆满了田野和城池。这些人的罪恶岂可一死了之？所以，最擅用兵的人该受极刑；联合诸侯兴兵相争的人，可减一等；开辟荒地、尽力增加打仗资本的人，再减一等。”

    在孟子看来，那些黩武好战的人，简直罪可当死，可恶至极！

    孟子进入暮年后，无论在学问还是道德修养上，都已达到完熟境界，他的言论更富有哲理，深邃而广远。

    徐辟问孟子：“从前孔子经常赞叹流水，说：‘水呀！水呀！’我就不明白，流水有什么值得赞许的？”

    孟子说：“有根源的泉水，滚滚涌出，昼夜不停，注满低洼地区后，又继续奔流，一直流到大海洋里。而学有根本的君子，能够自强不息，循序渐进，不到达善的境界绝不中止，不正如同这流水一般吗？孔子取的就是它这点。如果没有根本来源，就像那七八月降下的暴雨，田里的小沟和水道会突然间满溢，但是只要稍作等候，它很快就又干涸了。所以，外面的虚名如果超过了自己的实学，这在君子看来是可耻的事情。”

    一天，公孙丑忍不住问道：“老师的大道固然高明，但是学道的人，却像登天一样难，似乎永远也赶不上。老师何不降低一些，让它变成可以做得到，也好让我们天天勤勉学习呢？”

    孟子说：“一位好的木匠师傅不会因为徒弟笨拙就改变或者废弃他用墨线的方法；后羿也不会因为学射箭的人笨拙就改变他拉弓的方法。君子教人学道，和教人射箭一样，就是拉满了弓，但不发箭，然而发箭的情势已跃跃而出。所以君子只在折中的地位立个法则，能够学的人，跟着他去做就是了。”

    孟子50岁开始周游列国，十多年后又退隐回乡，从事教学写作工作，转眼间，漫长的20年又过去了。公元前289年，这位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永远地安歇了，享年84岁。

    孟子去世后，他的门人遍布邹、鲁、齐、宋、滕、晋、楚等国，大多都秉承了孟子的遗志侍奉诸侯。但是，战国时代人人竞尚功利，使得孟子的学说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

    司马迁曾慨叹地说：“余读孟子书，至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可见后人对孟子的评价之高。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