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意思是说，君子对于说大话干小事或者说空话不干事的行为感到羞耻。孔子意在告诫后人要少说多做，这样才能成就事业，而那些只懂得夸夸其谈的人，说得天花乱坠，却不一定能干出什么事业来。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这个道理，到了现在依然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两次提出了“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道理。君子要脚踏实地地做事业，不能只是夸夸其谈地吹牛，讷于言语，但在行动上却敏捷勤奋，事业上才能有所成就。战国时期的赵国将领赵括，出身于军人世家，熟读兵法，和自己父亲赵奢辩论起来，父亲也不能敌，但是到了他真正领兵打仗的时候却马上现了原形：他指挥的长平之战败给秦国军队，赵卒被坑杀40万，自己也被射死。赵括也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纸上谈兵”的主人公，只肯夸夸其谈，却不肯有实际行动，最后身死兵败。放到现在，那就是职场败北，事业失利。不肯讷言敏行，千载教训，可不哀哉？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氛围空前浓厚，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名家、纵横家都是夸夸其谈，唾沫星子飞溅，和别人抬杠辩解，靠一张嘴巴吃饭，唯独孔子的儒家却恪守着“讷言敏行”的原则。之后的中国统治者也采取了儒家的治国之道，而那些只肯行于言语而不肯施用于实际的学说，自然也成不了治国治家的主流思想。可以说，儒家之所以在后来获得了很高的承认和认可，毫无疑问，这和孔子主张的少说话，多做事，把精力都用在行动上的观点是分不开的。
孔子的弟子子张想到社会上谋点差事做，于是去请教孔子该怎么去做，孔子说：“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他告诉子张，要谨言慎行，然后钱才能赚得多。少说话，多做事，踏踏实实地干好自己的事业，摒弃那些口若悬河，到了实际中却抓狂的毛病，这样的做事方法要来得实在得多，也有效得多。
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默默地为人民群众做了很多好事，却很少自我表扬，自我吹嘘，每次做完事后都是一个人默默离开，不留姓名。后来雷锋的事迹为人们所知，在他牺牲后，毛泽东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号召大家学习雷锋这种默默奉献，少说多做的精神。到现在，这一号召已经发出近50年了，但是雷锋精神依然是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雷锋出身于湖南一个贫苦家庭，自小深受反动阶级的压迫。新中国建立以后，雷锋参加工作，因为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多次受到表彰。19岁时，雷锋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在部队勤恳工作，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并因此当选为抚顺市的人大代表。
雷锋在其军旅生涯中，默默地为百姓做出了很多好事。他帮助没钱的大妈买回程的车票，他在身体有伤病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战斗了七天七夜，他还义务在建筑工地帮工……更可贵的是，雷锋做完好事从来不肯留下自己的姓名，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他是以实际行动“言语”的君子，雷锋精神也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可贵的无私奉献精神的代表。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碰见这样的人，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口若悬河，但是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寸步难行。其实讲话是无罪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话说得太多总会让人有过犹不及之感。话说得太多，给人传递了太多无用的信息，浪费别人时间的同时也浪费了自己的精力，到头来，不光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反而得不偿失。而踏实肯干的人，肯定不会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说话上，他们只是点到即止，绝不多言，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到实际工作中、创造出成绩，比在语言上夸夸其谈，要好一万倍。
古人说“君子三缄其口”，意在主张少说多做，能不说话，尽量别说，言多必失。而南方商人也有句话叫“闷声发大财”，那些真正能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发财的人，肯定不是靠说话，靠吹牛来赚钱的。他们三缄其口，做好自己的生意，慢慢地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商品信誉好了，不用自己用嘴说，自然而然地，大家都会认可。这些人在闷声不响中赢得了信誉和消费者的认可，自己的生意自然也会慢慢做大做强，闷声不响地发了财。反观那些只愿意在口舌上下功夫，却不肯提升产品质量的人，他们的产品必然也不会赢得消费者的信誉和认可，结果只图了一时的口舌之快，利润和竞争优势自然都会随着自己的嘴巴跑光了，这样的人不赔钱就不错了，还谈什么发财呢？
孔孟对你说
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靠自己的行动说话，踏实肯干，取得成绩是迟早的事情，小人靠自己的舌头说话，不肯手上下功夫，浮躁不堪，自然取得不了别人的认可，事业成功似乎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而已。
2.高标准做人，低姿态做事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颜回，年仅十四岁就拜孔子为师，学习非常努力，安贫乐道，低调做事，高标准做人。孔子在《论语·庸也》中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意思是说，颜回真是贤德啊，他一个人吃一小筐饭，喝一瓢水，住在陋巷里，别人都受不了这种贫穷，但是颜回却乐在其中。颜回就算在非常贫困的条件下也不肯改变自己的做人标准，也不会降低对自我的约束，而且低调地为人处世，赢得了孔子的赞誉。颜回年近四十就逝世，这样贤德的人居然享寿不永，孔子对此也是悲痛不已。
如何做人做事，是走向社会后必须要面临的课题，也是从人生一开始就绕不开的话题。低姿态做事，高标准做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谦卑与低调都是值得学习的一种美德，也是为人处世的黄金法则。要在低调中修炼自己，在低调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在谦卑中锻炼自己，初出茅庐，要认识到自己经验的缺乏，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谦卑恭敬地学习，不管什么事，什么人，只要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都要以人以事为师，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也是我们的处世之道，学习之道。
儒家一直奉行着“低调做事，高标准做人”的观点，不管是孔子、孟子还是之后的荀子等人都主张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向着“仁”的境界进发，而在做人上则不求高调，不求浮华，不求喧闹，尽可能避开大众的视线和关注，尽可能低调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和学习。孔子的弟子子路曾在卫国担任地方官，在叛乱中他力战而死，死前依然记得孔子的“君子死，冠不免”，要戴好帽子，正冠而死，这便是儒家“高标准做人”思想的一种体现。
高标准做人，就是不因为自己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做人标准。首先确立自己做人的操守和底线，不逾常规，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忘对自己的约束。对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也要高标准要求，哪怕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也不忘后面还有一大堆人在追赶，还有前面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正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时刻都不要忘记对自己的约束和鞭策。
著名歌手韩红在成名之后曾谈及自己的经历，她说自己每次回家，如果对邻居们没有一一拜访的话，就会遭到奶奶的斥责，奶奶总是说，不要以为自己会唱歌了，成名了就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么多人的照顾，也没有她的今天。韩红也因此养成了“低姿态做事，高标准做人”的习惯，她在成名后尽可能地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许多处于贫困和疾病之中的人，她为救人的农民工兄弟献歌，她率领自己的医疗队深入“老少边穷”地区展开医疗活动，这一切都是和她做人的标准分不开的。
民国时期有所谓的“北洋三杰”，即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对比前两者的赫赫威名，王士珍显然是鲜为人知的一个，他正是这样一个“低姿态做事，高标准做人”的典型例子。
王士珍年轻时恰逢清末，当时他年少得意，官运亨通，比较狂妄。后来他结识了当时的名相李鸿章，发现李鸿章不知道比自己强多少，但是还甘愿挨骂，于是幡然醒悟，决定以后为人处世一定要低调，这也使得他能在那个乱世里得以保全性命，以终天年。
王士珍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神龙见首不见尾，多次进入又多次退出，颇有古人知进退，淡泊名利的风格。但与此同时，他也成功地调停了民国初年的军阀矛盾，一定程度上为减少战乱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还为保护北京文物作出了贡献，这些功劳，王士珍都是受之无愧的。
早年官运亨通之际，王士珍并没有因此而自我骄矜，每次回家探亲扫墓都是到了村口步行回家，以表示对家乡父老的尊重。在晚年退出政坛后，王士珍一样秉承着自己“低姿态做事，高标准做人”的原则，他曾说自己“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抚不愧心”，并在家中建立了“三不堂”，以警示后人。
王士珍在发达后准备扩充家里的宅院，动员很多邻居搬迁，恰好这时候有一户人家的菜地挨着王士珍的老宅，这户人家不愿搬迁。王士珍并没有用自己的威势恐吓对方，而是顺从了这户人家的意愿，自己的宅子空下了一角。
王士珍晚年在乡里也做了很多好事，他曾帮助村民找牛，推车，严厉斥责自己犯错的侄子，告诫家人不要作威作福，不管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乡亲们找上门来都不要拒绝，都要尽力帮忙。
“北洋三杰”之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有过比较不光彩的历史和经历，后世也多有褒贬之词，但是唯独对王士珍评价较高，这也是和他平时高标准做人分不开的。
英格兰著名球星斯科尔斯，在球场上是球员学习的模范，即便是到了37岁，也依然不改变对自己严苛的职业要求，他靠自己出色的发挥和稳定的状态，即使到了职业生涯暮年，依然在曼联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场下，斯科尔斯则是低调的典型，他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也没有可资挖掘的花边新闻，他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情，秉承着“低调做事，高标准做人”的原则。
曼联主帅弗格森曾将队长袖标给斯科尔斯，斯科尔斯却说自己只想踢好球，不想做队长。斯科尔斯在29岁的职业生涯壮年选择退出国家队，有很多分析人士指出，这主要是他厌恶了队内越来越严重的权力之争。这位低调不求华丽的球员似乎是当代功利化足坛的一个异类，这个被齐达内称为“最佳对手”的英格兰中场，以其低调和高水平赢得了世界球迷的爱戴和尊敬。
我们不妨看看那些在职场上或者商场中成长起来的成功人士，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坚持了“低调做事，高标准做人”的原则，才逐渐从默默无闻到广为人知的。如果从一开始就做事高调，很可能会惹人不喜欢，之后开展工作，做生意也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自然也很难有后来的进步和发展了。
即使自己到了一定的高度和地位之后，高标准做人和低姿态做事的原则也是不能丢的。不要忘了，是这个原则使得自己走到了高位，也不要忘了以这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下属们，用自己过来人的经验教育他们，领导他们，这样也有利于领导工作的展开，有利于树立自己的威信。
孔孟对你说
“做人要低调”，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保持低调原则肯定是没错的，自己也能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业和工作，这样也有利于工作业绩的提升和创造。而只懂高调，锋芒太露的人们，则迟早会因为自己的狂妄死得很惨。
3.攻于算计，最后算的是自己
在《论语》中，孔子敬仰的君子形象是完美人格的化身，他们胸襟开阔，好学勤奋，不管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朋友都是坦荡荡的，对自己的事业和学业则是踏踏实实的。《论语·述而》中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说君子胸怀坦荡，通达天下，小人则蝇营狗苟，工于算计，但是到头来，算来算去却把自己算了进去。
有句俗话叫“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君子胸怀坦荡不做亏心事，也许不一定会大富大贵，却安心踏实，能过好自己的日子，还能赢得别人的尊敬。那些尽管锦衣玉食却惶惶不可终日的贪官污吏、奸商们，虽然自己赚到了很多的钱，却危害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他们挣的都是昧心钱，这样的人就算再富有，也不会安心理得地过日子。
孔子作为春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也是一个胸怀坦荡的君子，他被迫去见当时的宋国夫人南子。这个南子生得俊俏，当时追求者甚多，名声不是很好，但是孔子不得不去见他。孔子的弟子子路对此非常不悦，孔子行事坦荡，没有做苟且之事，回来还对子路发誓说自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孔子的坦诚在此可见。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如果不是自己修身洁行，为人坦荡无私，也不会有那么多弟子追随他，甚至沦落到“菜色于陈”的地步也没有人离开他。
春秋时期郑国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得宠于母后，后来在地方任职期间胡作非为，窥伺国王之位。他工于心计，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地盘，壮大自己的队伍，企图坐上王位。庄公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只是隐忍不发，淡淡地说了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共叔段等到自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发动叛乱，庄公率军镇压，一举打败叛军，共叔段不得不流亡国外，庄公则因此巩固了王位。
共叔段工于心计，最后却算计掉了自己的前程。如果他踏踏实实地治理自己的城垣，还会有之后流亡国外的悲剧吗？
孔子认为，君子要胸襟宽广，能够容纳别人的过失，还能成人之美。与之相反，小人则首鼠两端，心胸狭隘，工于算计，这样的人得势猖狂只是一时的事情，到了后来，总会被揭穿伪善面具，成为众人唾弃的败类。
西汉时期的武安侯田蚡是孝景王皇后的弟弟，汉武帝刘彻的舅舅，他就是这样一个工于算计，善于阿谀奉承的小人。
田蚡出身贫寒，有口才，善辩论，担任过郎官、太中大夫等职。到了武帝当政后，田蚡借自己姐姐的势力，当上了丞相，被封为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后，开始大肆卖官鬻爵，培植自己的党羽，还收受官员贿赂，中饱私囊，牟取了大量私利。
除了上述的作为之外，田蚡还非常骄傲狂妄，对一些王公大臣妄加凌辱，生活奢侈糜烂，在宅邸中储存了大量享乐的奢侈物品。更为可恨的是田蚡还里通外国，勾结南方的诸侯王，图谋不轨。后来田蚡和窦婴在一些小问题上结下仇怨，恼怒不堪的武安侯就设计杀害了窦婴和灌夫全家。
多行不义必自毙，工于算计的田蚡最后还是没能逃脱惩罚，晚年他被汉武帝废黜后，常常会梦到窦婴、灌夫的鬼魂，他自认为有罪，寻求解脱，最后因为精神癫狂，暴病而亡，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商品经济的市场上，有很多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商贩，大到三鹿牛奶，小到红心鸭蛋，这些人蝇营狗苟，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为了降低自己的成本，不惜危害大众的利益，最后事情被揭发后，锒铛入狱，有的甚至被枪毙，结束了生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走合法经营、正当的买卖之路，反而去铤而走险，算计来算计去，最后只能接受人民的审判和法律的惩处。君子诚实经营，依法销售，以破坏市场秩序为耻，小人则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君子获益，小人被捕，不去诚实经营反而工于算计，这是何苦呢？
或许有人会说，现代社会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是做胆小的君子还是做胆大的小人呢？小人是什么下场，大家或许都见识过，上到贪官污吏，下到不法商贩，无一不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那些老老实实经营的君子，兴许不会大富大贵，但是他们赚的钱干干净净，他们心地坦荡，没有一丝杂念，也不会像小人那样生怕哪天公安监察部门就会上门来查出自己。与其在惶惶不安中吃鲍鱼燕窝住别墅，还不如在平房中心安理得地吃自己的咸菜小米粥呢！
孔孟对你说
正如古语说的那样“多行不义必自毙”，工于算计，长于心计却不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算来算去，最终只把自己算进去，绕来绕去，自己最后也得接受法律的制裁和惩处。
4.成事不在于嘴，而在于腿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说过“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话，君子一定要少说废话空话，多做实际的事情。我们把精力集中在行动上，而不是应用于嘴巴上，成事不在于嘴，而在于腿，成功不在于夸夸其谈，而在于自己的实际行动。
“君子言而无行，言过其实为耻。”君子要对只说空话不干实事的行为感到羞耻，同样，君子也要以只说空话不干大事的行为为耻。君子脚踏实地，靠自己的努力来成功，这样，自然而然地，也就没有夸夸其谈地向别人吹嘘炫耀的时间了，就能脚踏实地地进步，走向成功。而那些夸夸其谈，行动只是停留在嘴巴上、理想上的人物，未来的事业只是空中楼阁，看起来美好，但是没有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做基础，拿什么成就梦想？拿什么编织自己的未来？这样的人要成功，无异于做梦。
或许有的人会拿出历史上很多善于辩论的智谋家来反驳，说他们就是靠一张嘴巴吃饭，而且历史上还有著名的“张仪问舌”的典故存世。但是须知，一切知识都是源于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如果没有这些储备和积淀，是绝对没有之后出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的，也不会有那么多口才了得的演说家。不管到了什么时代，踏踏实实地勤恳干事，孜孜不倦地积累和积淀都是成就日后事业的保证，这是绝对不容动摇的事实。
在现实生活与工作中，经常会碰到那些夸夸其谈，口若悬河的吹嘘吹捧之人。但是他们到了实际的工作中，就会变成“行动上的矮子，语言上的巨人”，实际工作寸步难行，困难重重，到头来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很骨感，理想很丰满”的窘境，这些人可悲而可叹。而如果我们把说话的功夫和时间用到实践之中去，踏踏实实地提高自己的办事能力和实践能力，将自己伟大的梦想寓于现实的奋斗之中，少说多做，慢慢提高自己，不断提高学习知识的能力，这样，梦想也才会有实现的可能。只是嘴巴上说个不停，却不肯实干苦干，梦想依然还只是梦想，依然远远地停留在远处，不曾接近我们。
英超豪门曼联队著名中场球员斯科尔斯，沉默寡言，却用自己赛场内外的实际行动证实了自己的实力，无疑是名人中“少说多做，成事不在嘴而在腿”的典型人物。
斯科尔斯自小体弱多病，其貌不扬，为了健身才开始练习足球，后来却借此机会成为了著名球员。斯科尔斯成名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对着媒体夸夸其谈，而是秉承了一贯的低调为人的传统。他从不接受记者的赛后采访，对于自己的私生活等事务也是沉默再三。每次比赛结束后，他都是自己跳上车回家，逃离开足球圈以外的名利场。
职业球员作为高收入群体，在金钱和美女面前难免难以把持自己，而斯科尔斯则像是当代足坛的异类，他不喜欢接受采访，没有自己的经纪人，球场外也一直保持着低调，没有任何的花边新闻。贝克汉姆曾在自传中说道，因为斯科尔斯过于低调，他们甚至没有他家的电话号码。
就是这样一位朴实无华的球员，在曼联效力的二十多个赛季里拿到了大大小小二十四个冠军奖杯，主帅弗格森甚至称他为“所有年龄段球员要学习的榜样”，原因便在于，弗格森也欣赏他低调处事的做事风格和在球场上勤勉积极的踢球方式。
弗格森曾让他出任曼联的队长，但是他却回绝道，自己只想踢好球，不想去当曼联的队长。2004年欧洲杯后，当时不足三十岁的斯科尔斯宣布退出国家队，后来有人认为是他不愿意卷入队内愈演愈烈的权力争夺，这与他一向低调无争的做事风格相符合。
2012年，在宣布退役后又复出的斯科尔斯继续在曼联发挥着余热，为球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他身后，只留下吉格斯在坚守。当欧冠决赛结束后，获得了冠军的巴萨队内巨星伊涅斯塔，哈维争相向斯科尔斯交换球衣时，这个中场大师的重要江湖地位得以显现。
斯科尔斯的低调成就了他在场上的伟大成就，他是唯一一个攻破十大豪门球门的球员，也在曼联出场纪录中排名靠前，另外他还入选了英超十年和二十年最佳阵容。
美国原任总统柯立芝以沉默寡言著称，他也因此被媒体称为“沉默的卡尔”，但是柯立芝却在任职期间励精图治，宽松管理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柯立芝很反对夸夸其谈但是不肯干实事的作风，他认为，言语不如行动，自己下面的人如果工作做得很好，那么自己的言语反而会成为阻碍他们进步的障碍。柯立芝在任的这段时间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这段时期被称为“柯立芝繁荣”，沉默总统柯立芝功不可没。
南方商人经商奉行的是“闷声发大财”，扎实做好自己的产品，提升服务与产品质量，将功夫下到产品和服务上，而不是下到嘴巴上。自己产品质量上去了，社会信誉和市场声誉必然会好，自己也必然因此而发财致富。如果只把功夫用到对自己产品的吹嘘和打广告上，而不肯在提高质量上努力，那么，发财致富、建立产品品牌，也都只能是镜花水月，看起来很美好，但根本就不是现实的东西。
孔孟对你说
成就事业在于自我努力，成就事业靠的是自己的行动，而不是漂亮的话语。成功靠的是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不是夸夸其谈所能够带来的，成事在于腿而不在于嘴，这一点，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5.气度迸发超凡力量
先师孔子被后世称为“大成至圣”，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的学说之外，更在于其温文尔雅的不凡气度。孔子的气度两千年来折服了不少的后来人，大家因此而成为了儒家的信仰者，成为了孔子的信徒。
《论语》一书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孔子留给人们的形象是一个温文尔雅，绝少疾言厉色的君子，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学生，他都是循循善诱，以缓和雍容的语气来劝诫对方，这种非凡的气度爆发出超凡的力量，达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追求的理性、敦厚却不失庄严的境界，使得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人之一。
现在社会，总是能看到老师虐待学生的新闻，有的学生竟然会被老师体罚致死，现在很多老师教学都是疾言厉色地冲着学生大喊大叫，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存在。这种行为无力弥补老师自己在学问上和教学上的匮乏，也无力弥补他们自身水平的不足。弘一大师在中年教学期间宽容对待在课堂上睡觉吐痰的学生，他不愿意当面批评学生的这种过失，每次到了下课无人时候，总是留下学生一个人，告诉他下节课不要这么做，学生羞得满脸通红，自然谨记在心，而教育人的目的也因为这种宽容非凡的气度而达到，可以说，这不失为一种有非凡气度的教学法则。
儒家经典《论语》一书的思想核心就在于把天地广大的精神融入人的内心里，使得天、地、人成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人因为汲取了大自然的超凡力量而变得无比强大，自然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谓的“仁”的至高境界。人因此而有了超凡的气度，超凡的气度迸发出惊人的能量，给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带来种种变化。
孔子周游列国时途经鲁国，碰到两个小孩子为太阳争辩起来，两人辩解不休，就去问恰好路过的孔子，孔子对于小孩子的问题也是莫衷一是，只好说自己不知道，小孩笑着说：“谁说你智慧多呢？”孔子微微一笑，说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这个故事体现了孔子做学问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孔子敏而好学，不会不懂装懂的非凡气度，正是拥有这种非凡的气度，孔子才能够成为千古膜拜的师德楷模。
孔子一生到列国游说，推行自己的治国主张，即便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和磨难也不曾放弃，甚至“乐以忘忧，曾不知老之将至”，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尽管失望时，难免有“乘桴游于海”的念头，但是始终不改初衷，反而苦中作乐，寻找安慰。这些都是孔子遭遇磨难而理想不灭的气度体现，如果没有这种气度，只是自顾自地在鲁国终老一生，那么孔子就不再是展现在历史书上的孔子，也会与一般的讲学老师无异了，还怎么会被后世膜拜呢？
周恩来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他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也凭借自己的翩翩风度征服了很多人。
1960年，在中国和印度因为边境问题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陈毅出访印度，他凭借自己非凡的气度和杰出的外交口才征服了挑剔的印度新闻界，扭转了当时国际舆论不利于中国的局面。
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时遭遇了无人迎接的尴尬，在出席记者招待会之前，他听到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维尔娜的关于印度记者对他不友好的话，对此他只是微微一笑，表示准备迎接这些发难。
周恩来开头45分钟的演讲赢得了参与记者会的很多人的赞誉，但这只是开始的环节，接下来记者接连发难，周恩来兵来将挡，凭自己的非凡气度和过人口才一一化解。
在受到记者刁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依然本着驳斥无理，论述自己立场的原则，对中国的一切不利言论进行了唇枪舌剑的反击，最后使向来以难缠闻名的印度记者哑口无言，不得不亮出了白旗。
在记者会的最后阶段，英国记者维尔娜向周恩来提问：“为什么您都62岁了，依然像个小伙子一样，保持着迷人的风度？”周恩来谦虚地说：“我只是按照东方人的习惯生活和以东方的哲学处事。”这个答案惹得现场记者哄堂大笑，原来那些在记者会上剑拔弩张的记者纷纷为周恩来迷人的风度、过人的口才而折服，大家由衷地鼓掌对他表示敬意。
周恩来以其翩翩风度赢得了记者们的一致赞誉，自己也因此阐述了中印关于边境问题的主张，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上的支持。
这样的外交事例在周恩来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不胜枚举，他曾主动向美国保镖敬酒，并制止当时苏联军队领导人责备身边的翻译，周恩来也因自己的过人风度和不凡气度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当时被誉为“世界第一绅士”的哈马舍尔德曾无限感慨地说道：“和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这句话无疑是对周恩来风度的一种很好评价和褒奖。
被誉为“民国外交第一人”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学识丰富，仪表堂堂，在他受命参加巴黎和会期间，与日本代表据理力争，企图收回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尽管最后因为中国积弱，这一想法没能实现，但是他非凡的气度，杰出的外交口才征服了当时的国际领导人和国际舆论，他也因此成为了“巴黎和会六大风云人物”之一。巴黎和会之后的顾维钧频繁出入于国际外交场合，之后还成为了中国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继续在外交界发挥着自己巨大的能量。
孔子曾和弟子周游列国数十年，但是即使在颠沛流离，没有吃喝，又遭人追杀的艰难困境下，依然面不改色地论道讲学，弹琴自娱，在困难面前依然气度不改。孔子的气度和作为也因此影响了自己的学生。子路在卫国担任卫国大夫的邑宰，在卫国变乱期间，他力战而死，死前依然不忘孔子的教诲“君子死，而冠不免”，自己要正冠而死，即便是死也要死得有气度。子路这种慷慨壮烈的死无疑给后世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后世很多“临死面不改色，端坐受戮”的也是临死依然不改风度的君子。
孔孟对你说
孔子凭借自己的不凡气度得到了后世无限的敬仰，他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也成为后世学习垂范的对象。在与人交往中，气度也是一种力量，气度自身带有超凡的魔力，使人在交往过程中因这份魔力而折服，自己的事情会因为这份魔力更好地完成。
6.耐住性子多行动
成就事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遇到困难，甚至功亏一篑都是很平常的事情，重要的在于自己能否坚持到最后，这也是决定自己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已经很努力用功去做，但是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觉得这样坚持下去没有前途，中途放弃，只能是前功尽弃，自己也会失败。如果能耐住性子多行动，坚持到最后，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更加美好的前途和未来。大家都知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道理，去堆一座土山，哪怕只差最后一筐土都不算完成，同样的，成就事业，也许只是差最后一点火候，就能成功，耐住性子多行动，这是成就事业的基本保障。
孔子门下曾有三千弟子，但是最后真正成为贤人的不过才72人，这些弟子中也有宰宇那样白天睡懒觉不肯学习的“烂泥扶不上墙”的典型，也有像曾参那样虽然不是很聪明，却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曾参在孔子弟子中不算聪明的一个，却唯独他能继承孔子的学问和事业，可以想象得到，这和他的勤勉好学是分不开的。儒家学说认为，人要想成就一定的事业，与坚持努力不放弃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点精神，什么事情也难做好。
孔子周游列国，有时候因为没有吃喝，还要遭遇别人的围攻白眼，显得很狼狈，但是即使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孔子依然论道讲学，弹琴自娱，苦中作乐，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丝毫不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改变。孟子在周游列国，游说无果之时，难免也会心生黯淡，但他依然保持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高度自信感，这些都是和他们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分不开的，没有这种永不放弃，耐住性子多行动的心性，也就没有后世敬仰的孔子和孟子！
苏联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在他初级教会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条件困难不得不辍学。到了11岁，为了养家，他当起了童工，15岁进了电厂工作。后来苏联革命期间，他加入了军队，参与了同白匪军的作战，因为重伤不得不退役，成为了助理电气师。
因为长期在艰苦地方工作，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多年的军旅生涯使得他想着手创作一些军旅背景的文学作品，但是只有小学文化的他进行起创作来举步维艰。奥斯特洛夫斯基不为困难所动，他耐住自己的性子，多学了很多的文化知识，弥补了自己的不足。到他23岁时，他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问世，他高兴地把手稿送给自己在军队的战友们审读，但是不幸的是这部小说的手稿在寄送过程中因为邮局的疏忽而丢失，奥斯特洛夫斯基多年的心血也许会因此而毁于一旦。
这一残酷打击没有摧毁他的意志，相反更加激励了他与病魔作战，并继续热情地投入自己的写作中去。25岁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病痛的严重折磨没有摧垮他继续创作的信念，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意志力完成了自己的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政府因此吸纳他为作协会员，并发给了他政府勋章，表彰他的卓越贡献。
到了32岁，奥斯特洛夫斯基因为重病复发，不幸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的不朽著作和不朽事迹成为了激励人们为理想奋斗的前进动力。
奥斯特洛夫斯基忍耐着身体的病痛和双目失明的巨大痛苦，以其坚强的毅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著作，他的精神值得人们学习。这就要求人们有远大的目标和雄心壮志，又要耐得住性子，努力前进，努力拼搏不息，才会实现远大的目标，才会拥有辉煌的未来。
小不忍则乱大谋，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菩提老祖门下学艺近10年，从一开始的打杂烧火做起，慢慢地学习慢慢地进步，最后终于得到了老师真传，学会了七十二般变化，筋斗云的绝学，这些本事都为他日后在取经路上降妖除魔，保护唐僧取经和他最后被封为“斗战圣佛”打下了基础。而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崂山道士》一文中则记述了一个和孙悟空相反的学道之人，他不肯吃苦，最后下山没有学到任何真本事，反而在妻子面前丢人。没有孙悟空的耐住性子多学习多吃苦，是没有日后的唐僧大徒弟孙悟空的，而崂山道士则因为自己的浅薄和不肯耐着性子多学习，枉费了自己求道的苦心，也没学到东西。
荀子在《劝学》一文中说“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驽马”之所以能走跟“骏马”一样的路程，是因为它们“功在不舍”，是因为它们肯耐住性子多跑，不愿放弃。其实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那些能够成就事业的人士，不一定有多么优秀的天资和过人的背景，他们更多的是比常人多耐住性子干事业，扎扎实实地提升自己的实力，最后成为业界的佼佼者。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自小喜欢学习数学，但是因为家境贫寒等原因只好辍学，在这期间他却并没有放弃他学习数学的热情，即便是在自己店员的工作岗位上，也依然演算不止。他的勤奋和努力终于换来了回报，他在著名数学刊物上发表了成名作《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这篇论文引起了当时数学界泰斗熊庆来的注意，华罗庚被延请到清华大学讲学，成为一位大学老师，并从此走上了自己的专业数学生涯。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在自己文章里说过“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超世的才能，只有凭借后天耐住性子多学习，才能成就事业。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都是凭借着自己超人的学习毅力，耐住性子学习知识，最后成为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志向，也许根本就没有后来让嫂子前倨后恭的苏秦。
不仅是古代，现代也有很多耐住性子，以坚忍不拔的勇气取得成功的人。著名影星王宝强在北京漂泊的日子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身边很多伙伴耐不住性子离开了，唯独他坚持了下来，成为了著名影星。人生很多时候，之所以没能成功，还是因为耐不住性子，没有坚持到最后，如果多一点坚持，多一点忍耐，也许坚持到最后就是美好的明天。
孔孟对你说
小不忍则乱大谋。可见，在做事情时，该忍的一定要忍，否则就会“乱大谋”。做大事者不拘小节，大事不在眼前，大事就在远方，我们也要赶路，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会一帆风顺，需要我们用无比的勇气勇敢前行，积极行动，这样才更容易取得最后的成功。
7.公正处事，不亲不仁
《礼记·礼运》篇里曾描述了儒家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所谓的“大同社会”主张在政治上任用贤人，在处理事务上做到公平公正，社会上的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有所养有所用，不因为自己的家庭状况而被人弃置，这样才能达到所谓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很多主张和想法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弊病提出的，目的是阐述自己的观点，批评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儒家主张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用人公平，不以门第为标准，处事公正，不以地位收入为准则，自然这种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却给了今人很多启示和教育。
《孟子·告子》中有这样一段话：“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段话举出了当时和古代的几个贤明之士的发迹过程，他们无一不是出身低微，但是怀有才能的人士，被当时的统治者不拘于门第财富，公平选拔出来，最后担任高职。儒家在用人治国上也主张选人公正公平，不拘于门第财富，不亲不仁，这样才会擢拔更多有才能之士，任用他们治理国家，达到儒家所谓的理想社会。
孟子笔下的胶鬲在殷商时期是个卖鱼盐维生的商人，周文王知道他的才能后把他举荐给了纣王，成为一代贤相名臣，而百里奚、孙叔敖之辈也都是出身平民，最后凭借自己的本事当上大官的。春秋时期的管仲曾经担任过齐国公子纠的师父，为了抢得王位甚至曾欲射杀另外一个王位候选人齐桓公，但是后来齐桓公当上国王后，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不计前嫌，将管仲委以重任。齐国在管仲的管理下民生经济发展很快，而且对外战争屡次获胜，成为了春秋时期最早的霸主，管仲也被誉为“春秋第一相”。在春秋百家争鸣时期，很多学者都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只有管子管仲，身居高位，待遇优厚，成为他们之中的“异类”。
齐桓公不拘仇怨，公正用人，最后成就了自己的霸业。可以说，没有管仲就没有后来的齐桓公。对比齐桓公，隋炀帝杨广却极为嫉妒当时文人侍臣薛道衡的才华，找了个理由把他杀害，实在是心胸狭窄，小气得很！与他截然不同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懂得“公平”对待百姓的著名帝王。
唐朝前期，其实因为受到了隋末战乱的大破坏，生产力凋敝，但是唐朝在李世民的励精图治下很快走向了兴盛，这得益于李世民的公平公正处事，以天下苍生为念。
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贞观初年，天下连续遭遇大灾害，贞观二年遭遇蝗灾，三年遭遇水灾，忧国忧民的李世民为了赈灾宵衣旰食，他甚至抓起一只蝗虫，说宁可我吃你五脏，也不要你吃百姓粮食，不顾臣下的劝阻，生吃蝗虫。
自然，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看成一种自我标榜的做作，但是李世民此举也是很可贵的，他的行为让百姓知道帝王心中有天下苍生，以苍生困苦为念，这就等于把自己拉到了和百姓“平等”的位置上来，自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而是和百姓同甘苦的人。此举无疑激励了全国百姓的抗灾热情，国家自然也经受住了这场大灾害的考验，渡过了难关。
隋文帝时期开始的科举取士，因为隋朝统治时间短暂，再加上随后到来的战乱，科举制度没有能够很好地执行和实施。到了唐太宗时期，他重拾科举取士，并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选拔方法，增加录取名额。这一制度改变了魏晋时期以来士族门阀势力控制仕途的局面，为很多出身低微的读书人找到了入仕晋级的道路，实现了相对的公平公正。科举制也为后世所效仿，成为影响后来中国一千多年的重要用官选官制度。
此外，唐太宗还善于纳谏，当时出现了以纳谏著称的名臣魏征，大臣们提出的建议，即便皇帝一时想不开，但到后来也不得不为大局考虑而最后同意。唐太宗统治期间心系百姓，推行宽刑薄赋的宽松统治政策，鼓励百姓经营农业生产，与民休息，国力得到了较好的恢复，百姓生活也能保证温饱。
唐太宗统治期间还促进了和边境少数民族的来往交流，他公平对待战败被俘的颉利可汗，赐给他田宅，并封为右卫大将军，并在其死后按突厥传统火葬，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唐太宗统治时期，很多少数民族政权都来朝拜，并名之为“天可汗”。
中国古代社会用人，在汉朝时期采取察举制，任用地方比较有品德的人担任官员，当时官员选拔也相对公平，西汉有很多从庶人被举荐为大官的，也有一下子从大官变成平民的情况，那个时代，对人才的利用相对公平公正一些。但是到了后来，九品中正制逐渐取代了察举制，很多士族门阀垄断了官员资源，很多有才能的贤士不能入仕，他们不得不寄情山水聊以自娱。于是，在魏晋时期清谈之风十分流行，其实这也是文人颇为无奈的选择而已。这一时期的任官制度是十分不公平的，这一时期的政治也是非常黑暗的。直到后来科举制的实行，才给了读书人一个进入仕途的机会，任官制度相对公平了，中国历史也才开始了新的纪元。
《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晋平公在位时，南阳缺少县令，于是问祁黄羊谁担任这个职务比较合适，祁黄羊举荐的是自己的仇人解狐，晋平公很惊讶，说：“解狐不是你仇人吗？为什么还要举荐他啊？”祁黄羊说：“大王问我的是谁担任南阳县令更合适，没有问我谁是我的仇人。”解狐在县令任上果然做得很好，赢得了很好的官声。这件事被孔子知道后，也受到了孔子的夸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举贤不避仇”的故事。对待自己的仇人，祁黄羊也能够不计前嫌，真诚举荐，这需要公正的心态，是大公无私精神的很好体现。
儒家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又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待人处事必须要做到公平公正，这样才能达到所谓的理想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好的统治。
孔孟对你说
公正处事，公平待人，不管身份、地位、财富都一视同仁。公平公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构建理想社会的关键和核心，也是今天我们为人处世应该秉承的思想准则。也唯有公正公平，我们才能达到所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8.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谚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但是可以说明大道理啊！如果在日常工作和学习生活中，给其他人树立起好的榜样，就算不用多说，大家也会学习遵守的，可是如果只是灌输理论知识，自己在实际中却不肯执行，那么人心就会丧失，也不会有人遵守和学习了，重要的还是自身的行动带头作用。
中国的传统教育史说教太多而实践太少，人们都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灌输，而忽视除了言传之外，身教才是更为有效的教育方法。实际的工作，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是很具象的东西，而理论则是抽象的说教，没有具体的行动，人们便难理解和执行。身教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大于言传的，实际的行动要比抽象的理论说教来得实在得多，也有效得多。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对弟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思是说，四季轮回，万物生长，苍天需要多说什么话吗？苍天是不需要说什么的。万事万物生长死亡，自有自己生长消亡的规律和时令限制，不需要上天说什么。同样的，人的社会实践和工作学习行为，大家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时间一长，你的行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用多说，大家也会铭记在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的终将是好的，不用说大家也会懂，不好的也始终是不好的，言语掩饰再多，也逃不出大家的观察。
孔子一贯重视“身教”对人教育的重要性，他在《论语·子路》中明确地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就算你背诵的诗篇再多，让你去处理国家政务，你不行，让你去出使外国，你不能做到，这样的话，就算你懂的理论再多，看的书再多，有什么用呢？理论知识和自己看的书本知识不能应用于实践当中，那么你学得再多、看得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理论总得应用于实践才会发挥它的作用，否则也只能是一纸空谈，没有一丁点作用。
曾在陕西电视台上映的电视剧《满秋》中就有这样一个讲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道理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的小山村郭村，丈夫以和满秋没有爱情为由和她离婚，满秋一个人带着5岁的儿子离开了家乡，她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从一点一滴做起，做盒饭，办工厂，建立集团，从小做大，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而在这段时间里，因为自己忙于事业，儿子疏于管理，使他渐渐养成了游手好闲的毛病，儿子和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混在一起，甚至参与犯罪，满秋痛定思痛，决心对儿子来一场彻底的教育。
满秋放下自己董事长的架子，带着儿子重返郭村，重新感受贫困，她又开始了起早贪黑忙着磨豆腐，卖豆腐，以此来维持生计。她这样做是为了让儿子感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感知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贫困和不易，让他知道如果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做人，结果也只能是重返贫困。满秋一方面用自己的实际教育来启发孩子，另一方面则对孩子说，要么回去继续上学，要么在老家继续磨豆腐。在母亲的感知下，孩子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决定回去读书，并答应给母亲争回面子。
对儿子游手好闲的朋友，满秋也不放弃教育，苦口婆心地劝说对方，最后，儿子的朋友也走上了正路，重新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满秋肯吃苦，也懂孝道，尊老爱幼，这些行为也对儿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看到母亲磨豆腐的辛苦，就偷偷卖掉自己的山地车，给母亲买电子磨，他看到母亲饱受病痛折磨，就偷偷地攒钱给母亲治病。母亲的身教收到了极大的效果，儿子慢慢转变了，自己的愿望也达成了。
满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了儿子，教育的目的也达到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果她只是一味地说教，估计儿子还是陷入其中，难以自拔，转变也只是痴人说梦。而如果用自己的亲身实践教育儿子幸福来之不易，要懂得珍惜，那这样收到的实际效果要比单纯的言传来得实际得多，也有效得多。
北宋时期的文学家苏洵，少年时候不肯用心读书，一直到二十七岁才有所领悟，发奋读书，在经过了10年的苦读之后，他的学问大有长进。于是苏洵在自己三十七岁时带着自己的儿子苏轼和苏辙前去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对他写的《权书》《横论》等文章非常欣赏，认为这些文章可以和贾谊、刘向等人的作品相媲美。
欧阳修的激赏，使得苏洵文章赢得了当时士大夫们的追捧，他们争相传诵，苏洵一时文名大作，也因此得到了举荐，去参加朝廷组织的考试，但是他托病没去。苏洵之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小官，后来因为修撰《太常因革礼》一书，费尽心力，五十八岁时，溘然长逝。
苏洵二十七岁才开始读书进学，他的好学深深地感染了苏轼和苏辙，二人后来在读书学习上也很勤奋，这正是得益于父亲的实际身教。而苏洵带儿子拜谒欧阳修的行为，让他们实际见到了当时文坛领袖的风采，近距离感受文豪的气质，这给俩儿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洵带子拜谒欧阳修，这也对后来两个儿子的成长经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为苏轼日后成为欧阳修门生，苏辙获得极高的文坛地位奠定了基础。
可以想象得到，苏洵不拘年纪，折节读书，在父亲亲身行为的激励下，苏轼和苏辙也坚定了发奋读书的信心，他的行为要比一万句督促孩子好好学习的话语都管用。
孔孟对你说
正所谓“大音希声”，最大最美的声音乃是无声之音。同样，对人的教育，过多的说教理论是无益的，反过来，人们听多了还会觉得反感，而只有自己实际行动起来，用行动来教育人，感化人，潜移默化地影响别人，这样的教育要比喋喋不休的说教有作用的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己的实际行为，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时间久了，就算自己不说不提，大家也会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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