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林

    一九二三年前后，松江朱季恂、侯绍裘等同志，在松江办理景贤女子中学，他们在暑假中举办讲习会，听讲对象是中学生、中小学青年教师和旅外回乡的大中学学生。讲习会邀请了知名的进步人士恽代英、柳亚子、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来松作讲演。邵力子先生那次讲的题目是“政治与舆论”，言辞透彻，举例动人。邵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创办报刊，宣传革命。辛亥后任《民立报》编辑。一九一四年他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一九一五年创办上海《民国日报》，在副刊《觉悟》当主笔，又在复旦大学任教，他是革命的宣传家，大学的名教授，尤其在《觉悟》经常发表文章，受到青年们的尊敬。他在当时已是全国闻名的人士，那次在讲习会讲毕的接谈中，在送他上火车的路上，他对我们所提问题的解答，令人信服。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四年暑期，我到上海大学暑期讲学会听讲，有时于晚上到民国日报馆访邵先生，他工作忙碌，看到我们，很乐于和我们交谈。我们所希望知道的关于广东的政治以及陈炯明等情况，他将所知见告，较之从报刊所得，更为明白易解。

    这一年的九月，我调上海工作，与邵力子先生的接触更为频繁。他那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秘书，可是部长于右任并不经常到部，还须由他兼代。同时，他还兼任上海大学副校长，上海《民国日报》的经理和副刊《觉悟》的主笔。当时《民国日报》经费，有时青黄不接，人力亦不足，工作人员偶然有事告假，缺人编写、校对，商请我们帮助。物力上往往报纸的大样已经编就，但白报纸尚需多方设法。困难之状，真是难以尽述。俗语所说“天天大年夜”，当时的《民国日报》就是这个情况。但这样长期的艰难局面，始终没有动摇邵先生办好这张报纸的信心。

    一九二二年，我热衷于提倡拼音文字（用国音字母）。到一九二五年初，我于业余时间编了一册拼音读本，拿去请教邵先生，蒙他赞许鼓励，并由他送到民智书局请林焕庭印行出版。但民智因经费无着，改由世界书局印行。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帝国主义者残杀工人、学生，制造了五卅惨案，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帝运动，罢课罢工罢市，轰轰烈烈，锐不可当，引起了全世界的注视。帝国主义者上海租界当局，认为反帝运动的核心是学生界，上海学生运动的核心是上海大学，就由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下令驱逐上海大学副校长邵力子出境。帝国主义者满以为驱邵之后，风潮即可平息，又岂知事态的发展，并不符合帝国主义者的愿望。帝国主义者并不懂得，它们残杀中国人民，是在自掘坟墓。

    这时候，国民党反动分子逐渐右倾。由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共产党人工作的努力，中国革命形势大为好转。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叶楚伧、戴季陶已明显反动，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反动小册子出版并向各级党部散发，受到《响导》周刊严正的批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通告各级党部指斥戴季陶言论的反动。邵力子先生当时也不同意叶与戴的所作所为，在他离开上海的时候，留了一张便条，叫叶楚伧好自为之，希望留有以后见面的余地（原文字句已不能记忆，大意如此）。

    一九二四年初，孙中山委任朱季恂等七人为国民党江苏临时省执行委员，此后不久即急剧分化。秦毓鎏、陈去病、沈进、刘云昭、顾子扬等五人分别转化为不同程度的反共人物，他们认为革命工作艰险穷苦，因而星流云散，离开省部。只朱季恂、张曙时二人思想“左”倾，坚持三大政策。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国民党南京市代表会上，省党部代表朱季恂、张曙时被反动派捣乱殴伤，由朱季恂去广州汇报，张曙时留在南京，上海执行部叶楚伧，趁此竟令秦毓鎏、陈去病等持训令来接收省党部。我当时即与朱季恂所委托协助工作的侯绍裘（国民党松江县党部常务委员）等商量，分析情况，根据革命利益，决定拒绝接收，不使秦毓鎏、陈去病等反动派得逞，立即将印信、文件、报表等转移至邵先生家中。这时邵先生也是上海执行部人员，但他不赞成叶楚伧等人的阴谋行动，即刻助我将印信等搬入家中妥为存放，毫不犹豫。不久，我们另租地址，才去转移存贮。

    一九二六年，我去广州，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邵先生任主任。但他已随军北伐，工作由副主任熊雄代理，所以并未见到。直至解放后，他定居北京，曾经通信，他说，决心投入人民怀抱，努力为人民服务。十年动乱中，这信也已遗失。20世纪50年代初，邵先生曾来上海，我曾偕徐蔚南趋访，见他年将古稀，精神焕发，不减当年，为之欣幸。兹值邵先生纪念专辑出版之际，爰回忆先生往事数则，以表仰怀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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