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荫良

    一

    一九二三年力子先生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我作为一个同济大学学生，曾投信讨论学校教材问题，认为当时大、中、小学教材烦琐重复，叠床架屋，不切实际，浪费学生时间和精力，建议精简。这信在《觉悟》通讯中发表后，力子先生又专函复我，约期详谈。我于一星期后去报馆访问。首先看到他的简陋的办公室，工作、会客都在一处，除桌椅、书架、藤榻等外，别无长物。先生待人和蔼可亲，态度平易近人，朴实无华，深为钦佩。其时见来访青年络绎不绝，双方谈话，毫无拘束。偶有不同意见，先生总是悉心倾听，从不中间打断，室内气氛，活泼自然。谈毕后，邵先生欢迎我们以后随时来信或来访，如提出问题也可以继续讨论。他的乐育后进、真挚热情的态度，溢于言表，这是我首次和力子先生见面的深刻印象。

    二

    事有巧合。一九二九年春，先舅父史量才购进《新闻报》美国人福开森的股票，使《新闻报》从此为中国人所有。当时《新闻报》总经理、副总经理深恐影响他们的地位，鼓动职工，勾结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贿使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和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名义，在《新闻报》刊出大幅广告，诬蔑史量才图谋组织报业托拉斯，并捏造谣言称股票系反动军阀所购买。虞洽卿主持的全国商会联合会同时电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迅下明令，由上海特别市总商会监督收回，庶反动分子与托拉斯均无所施其技”（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新闻报》）。其时，史量才适遭父丧，在玉佛寺设奠，史嘱家人到寺内答谢宾客，我留在家里全心处理这事。这些日子里经常有函电和友人陆续往来。当时我即将大学毕业，论文已写就，比较空闲。史留我住在他家，帮他抄录函电，接待友人。史与力子先生系新闻界旧友，草函说明购买股票详细经过，嘱我誊清，然后亲笔书写，送报馆交戈公振阅后，双挂号发出。邵先生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不数日即得其复信。大意是：（一）收回《新闻报》外商股权是件好事。（二）股票转让是私人行为，政府不加干涉。上海谣传为齐燮元、梁士诒出资，实属荒谬。公振先生加入合作，尤为可喜。此事已报告蒋主席（即蒋介石）、楚伧（即叶楚伧，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认为只求双方允洽，中央决不干涉。史得函后，当夜约陈冷（《申报》总主笔）、张蕴和（《申报》副总主笔）、张竹平（《申报》经理）、戈公振来家便餐，出示邵函。公振即席据南京《申报》记者来信谈虞洽卿赴京见蒋，蓄谋未逞情况。史同时应允不更动《新闻报》人员。于是一场轩然大波方告平息。即此一事，可见力子先生维护国家利益，爱护新闻事业，均从大处着想，其是非分明的正义立场，尤足矜式。

    史量才原聘戈公振为《新闻报》总主笔，不幸经此纠纷未果。后来《申报》成立总管理处，黄炎培为设计科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兼编《申报图画周刊》，并为《申报》拟订规章制度，多所建树，直至他二次出国为止。因回忆力子先生，而更缅怀良友，白首念旧，凄然久之。

    三

    事有更凑巧者。一九二九年秋我进《申报》工作，一九三〇年冬任经理，成为史氏亲信。一九三四年冬史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逝世，我继任总经理。其时国民党加紧新闻检查，上海新闻检查处更变本加厉，乘机检查广告，稍有不合，即予扣发。一九三七年力子先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新闻界同人认为国难日深，新闻检查处无理扣发消息及文章，窒息新闻事业，于国不利，邵系望平街（即山东路旧名，上海报馆都设此处）过来人，当深知甘苦，因拟赴京请求改进检查制度。但后来有人劝阻说，上海这些检查官是天天见面的人，得罪了他们，就得天天受刁难，贻误报纸出版时间，反为不妙，因此作罢。但这一年中，邵常到上海，在一次宴会上，我于席前曾和他单独谈过上海新闻检查工作有害新闻事业的情况。他对我说，你们可以据理力争，必要时可叫他们打电话去南京和我联系；但在此国难时期，新闻界要爱护国家，不能有闻必录，影响国家利益。是年四月，《申报》记者俞颂华、孙恩霖访问延安回来，俞、孙写成报道，但检查处不准刊登。颂华再写一篇简文，拟刊《申报周刊》，已将原文删改过半，结果仍不准发表。我愤而电话上海新闻检查处，请其向南京请示。三天后，检查处删存五千五百余字，其中主要部分《肤施（即延安）的见闻》仅剩一千余字，支离破碎，不复成文，才准予发表。《申报周刊》系随《申报》免费附送读者，读者得睹延安报道，虽然只言片语，影响很大。万里跋涉，幸存千言。发表时的阻难又非外界所知，今日握管写此，希望后人深思。究竟检查处是否请示，经批准后才盖“检讫”图章，我不得而知。但我有勇气向检查处力争，是由力子先生当面支持的。此事相隔四十五年，我始终念念在心，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公开这件事，以表对先生的敬意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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