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最近读了傅学文同志写的《邵力子生平简史》，重新引起我对邵力子先生的怀念和崇敬。邵先生不愧为我们知识界的榜样。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自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英勇牺牲，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但无数志士仁人在先进的思想影响下，奔走呼号，前赴后继，坚持奋发，孜孜不倦，也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我幼年的经历，我特别体会到像邵力子先生这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所给予我的影响。我对他们一直是非常景仰尊敬和难忘的。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我不满十五岁。我被卷进了这股革命的浪潮。我在长期孤苦伶仃的童年中感受到旧社会、旧时代所加于我的歧视和压迫，使我常常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愁绪。尽管我还很天真、幼稚、简单、无知，也还不善于观察，更谈不到理解，可是五四运动突然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在黑暗中发现了一线光明。在湖南桃源女子师范学校，我随着高班的大同学，一同冲出校门，上街游行，大声疾呼，要唤醒民众，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我们成立学生会，与当时学校当局及少数同学辩论，要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我们创办夜校，在工农群众中扫除文盲；为了追求新知识、新理论，我们学生会订购了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许多进步的报纸杂志，如《新潮》《民国日报》等。我就是从这时开始读报，开始知道了一些作者，其中就有邵力子先生。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是生疏的、遥远的智者、大人物，却又都是亲近的、老师般的知心朋友。

    这年下半年，我转入长沙的周南女校。我的语文老师陈启明先生，他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每天都把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用红笔画出来叫我们同学们读。他圈选得最多的，便是邵力子先生主编的《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栏内发表的论文。因此，那时《觉悟》成了我最熟悉的朋友，给我的影响也最大。

    一九二二年春节后，我母亲找我三舅商谈，解除了我和我表哥的旧式婚约。我很高兴。但正是这时，我三舅父却找岔子，在我母亲面前对我提出严厉的指责。这就惹恼了我，使我感到非常委屈，只得挺身而出，和他争辩，顶撞了他。三舅父大发雷霆，在他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全家人的面前，也在我母亲的面前，对我大声叱骂。我自然不甘示弱，怒气冲冲地对他说：“你想压服我不行，你对我们孤儿寡母已经欺侮得够了。我一定要在街上骂你，让常德全城都听见。”说完我就拿了一床铺盖离开他家（我和母亲原借住在他家，自理伙食），搬进我母亲负责的“文艺女校”。那时，正当寒假，学校里只剩一个看房子的老妈子。接着我果然写了一篇文章，揭露我三舅是豪绅恶霸，生活腐化，仗势欺人，满口仁义道德，实际是男盗女娼……我把平时在《觉悟》等报纸杂志上读到的那些反封建、反豪绅文章中的字句，写进了我的文章。我把这篇文章拿到常德县出版的《民国日报》。当时我知道它比较进步，不是地方势力的报纸。但他们不愿登载。我和好友王剑虹以一种小孩子的天真想法威胁他们，说我们即将去上海，我要把这篇文章投给上海的《民国日报》，还要告发他们，说他们与豪绅勾结，压制青年，不肯登载这篇文章。……那时我想，至少上海的《民国日报》如邵力子先生等一定会支持我的。后来，他们总算登载了这篇文章，只是把我三舅的名字用了三个×××。而把我的名字用了三个△△△，我胜利了。因此我对上海的《民国日报》和它的主事者们就更尊重和佩服了。

    很快我到了上海，进了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校。这个学校校舍简陋，学员不多，但老师都是进步知识界名望很高的共产党人，如李达、陈独秀、沈雁冰、陈望道，还有邵力子先生等。我和我的同学们，特别是我们几个从湖南来的好朋友们，真正感觉到是到了自由世界，享受着学术自由的空气；这些老师们每天都给我们以新鲜的知识。我们狼吞虎咽、生吞活剥地学得了一些什么叫共产主义，什么叫无政府主义，什么叫唯心主义，什么叫唯物主义等初步的社会科学常识。读书之余，我们特别喜爱学校给我们安排的一些社会活动。我们曾经背着竹筒沿街为罢工工人募捐，到浦东纱厂向女工们讲演（实际我们的湖南口音、四川口音，那些女工都听不懂），参加庞人铨、黄爱（两个被湖南军阀杀害的爱国分子）的追悼会，听李汉俊等人的讲演，还参加过一个朝鲜流亡国王的葬礼。这个国王叫李熙，因为受不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流亡出来，绝食而死的，遗有寡妻、独子。送葬的那天，国王妻子坐一辆马车。送葬行列很长，其中有朝鲜人，有中国人。邵力子先生也走在送葬的行列里。一路上他都照顾着我们这些学生。这次我们的行动就是他安排的。我们去了，是表现我们对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反抗和对弱小民族的同情。现在记述这件往事，是说明当时邵先生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对他的学生们的关心不只是限于教室里的攻读。

    一九二三年，我到上海大学的文学系旁听。文学系的教员，大多是平民女校的那几位老师。但课程却有了变化。过去邵先生常向我们讲一般的思想问题，如反帝、反封建、民族独立、人民自由、青年求学的态度，强调独立思考等等，而这时他教我们《书经》。《书经》的确是一本难懂的书，邵先生讲课文又是江浙口音，我们一时听不十分清楚。但同学们为了追求知识，而邵先生细致耐心，又很博学，讲解分析，力求浅显，我们听来，虽说吃力，也还是感到有趣味。

    后来我到北京去了，离开了许多在上海的老熟人。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我再回上海时，只同李达、施存统、陈望道、瞿秋白等有一点联系。一九三一年一月，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我四处打听求援。陈望道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找邵力子先生帮助营救。我到了南京，找到了国民政府的衙门，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待邵先生的接见。这间办公室挤满了等待接见的人，看样子，他们都比我先来。我心里很凉，以为排不上号了，但很快就有一个人走来请我进里间去。邵先生对我很自然、很亲切，还像过去一样，他非常惋惜地说：“这是怎么搞的？卷到这么一个大案子里去了！”他立刻给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张群写了一封信。他无限同情地叮嘱我：“即刻回上海，赶快把信交去。”我惶惑地接过他的信，感到他给我的一丝温暖，也感到前途的茫然。我匆匆赶回上海，但等不及把邵先生的信送出去，也频却已经在龙华被杀害了。虽然邵先生的信件没有能挽回这一场灾难，但我至今也仍然感谢他慨然给我的帮助。

    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在望，我正在东北，听到我们与国民党举行和谈的消息，南京的和谈代表中便有邵力子先生。邵力子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人民可靠的朋友。因此，我对和谈的成功，曾寄予希望。果然，在和平谈判中的种种事实，邵先生的言行表现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和谈没有成功，但邵先生等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心祖国和平统一的恳切心情和光明磊落的作为，是人民所共知，人所共见，并永昭后世的。

    全国解放后，我与邵力子先生只有几次偶然在会上见面，没有机缘再领受教益。但他为国家的统一，为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幸福所付出的辛劳，都一直吸引我的注意，并深受我的敬佩。邵力子先生爱国爱民的坚贞意志和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爱憎分明、明辨是非的高尚情操，是值得学习的。六届人大及六届政协第一次会议胜利结束，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行将出现崭新的局面。邵力子先生的一生言行主张，必将在海峡两岸引起新的怀念和影响。但我自己也勉励自己：“邵先生曾是我的老师，而且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将更加奋发有为，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工作。

    （原载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政协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