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和

    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是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创办的，由我国新闻界的革命先辈、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编。从一九一九年五四到一九二五年五卅六年内，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有过重大的贡献。

    《觉悟》副刊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首次在上海《民国日报》第八版出现，在这之前，每天三大张的《民国日报》原有副刊两半版，约四千余字，在八版的叫《民国闲话》；在十二版的叫《民国小说》。从五月十二日起，邵力子先把《民国小说》停了，改出《大家讨贼救国》，《民国闲话》这个副刊仍在续出。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八版上出了《民国小说、闲话合刊》。但由于《大家讨贼救国》这一新副刊，办得越来越有生气，使这个《合刊》黯然失色。当六月十日曹、陆、章三个卖国贼滚下台的消息传开后，从编者到群众，情绪万分激动，合刊也就停办，改出《救国余闻》，直到六月十五日，出了五期。到十六日，就又改《觉悟》新名初刊。当时，这些新、旧副刊都不编号，《觉悟》也如此。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觉悟》初刊时，可能时间匆忙，来不及写“发刊辞”阐明它的发刊宗旨。但是，在十八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了署名“力子”的《古训怀疑录》这篇连载达三个月之久的专文。它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的学问不能进步，就因为一般人对着古训不敢怀疑的缘故。……到近来，我国和欧美通商，外国的新潮流，跟着我们的失败，一点一点地输进来，我们也就一点一点地觉悟起来……”我们不妨认为：这篇主张“有破有立”的《古训怀疑录》，实质上就是主编人邵力子为《觉悟》副刊事后补写、迟发连载的代发刊辞。

    上海《民国日报》这份副刊以“觉悟”命名，它与半年后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由周恩来同志在天津主编创刊的《觉悟》月刊，不谋同名而合，南北齐名辉映，说明了“觉悟”这一新词，已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趋势。

    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觉悟》副刊已闯出了局面，扩大改版，并公开自己的办刊方针为“集思广益”。这正如邵力子在南洋公学时的老师蔡元培当时在北京大学办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觉悟》副刊正是以“集思广益”为理由，得以合法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并公开地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各项具体制度。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提到：“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3]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这里所指的上海《民国日报》，实际上就是邵力子、陈望道合编的《觉悟》副刊。

    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十九日初刊署名“鹤”[4]的《什么叫作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起，《觉悟》在六年内，刊登介绍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专文的在五十篇以上。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八日（当时邵力子和陈望道都已经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觉悟》发表了《征求同志共译社会主义著述》的“通信”，说明了当时进口经典著作的译作确实还少，副刊对此谋求甚迫；九月三十日，又发表了沈玄庐的《答人问〈共产党宣言〉的发行所》，说明了当时陈望道的著名译著——《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已引起广大读者群众的热切关注。

    同《新青年》月刊大致相似，《觉悟》副刊介绍马列主义有一个从译载国外他人专著到译载经典作家原著的过程。

    《觉悟》译载马列原著，比《新青年》要迟半年，[5]先后有：

    （1）施存统节译：《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刊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十九日）；

    （2）子敏译列宁的演说：《从战争到和平》（刊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日）；

    （3）李春蕃[6]译列宁：《农税的意义》（刊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即后译作《论粮食税》）：

    （4）李春蕃译列宁：《帝国主义》（刊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二日—三十日）、《帝国主义概论》（刊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六日—十七日，即后改译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5）张太雷译列宁名著：《马克思政治学》（刊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三十日，即后改译作《国家与革命》）；

    （6）丽英译昂格斯：《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刊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九日，即后改译作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此外，也还载过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及布哈林的《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

    《觉悟》在传播马列主义的进程中，还显示了以下一些特点：

    （1）以显著的地位和篇幅，优先刊登了当时很多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文章。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李汉俊、恽代英、沈雁冰、沈泽民、邵力子、萧楚女、向警予、包惠僧、刘仁静、张闻天、张太雷、方志敏、蒋光赤、任弼时、杨贤江、罗章龙、陈毅、杨之华等人的专论，共约二百篇以上。这在其他报刊是没有或难于做到的。到一九二五年五月，邵力子因领导上海大学学生发动五卅运动，遭租界当局查缉离沪，去广州任黄埔军校秘书长，这类文章就从此绝迹于《觉悟》。

    至于邵力子本人署名发表的文章，初步统计共九百五十篇。其中专论社会主义的有：《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布尔什维克的真相》、《共产与公道》、《拒受遗产和共产主义》、《主义与时代》、《心与力》、《马克思底思想》、《救现在中国的对症良药》、[7]《社会主义与公妻》、《世界真和平的基础在哪里？》、《资产阶级自趋没路》、《读苏维埃俄罗斯代表加拉罕氏宣言》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党一大召开前后，《觉悟》在七月一日的扩版《宣言》中明确发表了三条办刊主张：（一）“使本刊于时下潮流更能尽一点相挽的微力”；（二）“提倡真挚的著述，破除著译的藩篱”，强调“只要好的著述，无论是中国人作的，外国人作的，一样可以使我们思想感情进步”；（三）“欢迎奋发有为之青年”。这个《宣言》分明是为译述马列主义敞开园地之门；为培养青年革命者，鼓励他们创作打亮“绿灯”。

    当一大在嘉兴南湖续开之际，七月三十一日《觉悟》上，刊了“光亮”的《再论太朴论主义的选择》一文，批判了“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义正词严地公开宣称：“我所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劳农专政’。”此文的应时发表，恐非偶然巧合，而是编者有意安排，在为中国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公开的理论献礼。

    （2）把具体介绍苏俄的各种制度和情况，作为马列主义学说的现实“榜样”来进行宣传。《觉悟》先后不断译载过苏俄的《劳动法典》，《婚姻律》《文化政策》《经济组织》等文章，在五十篇左右，同时还不断介绍了俄罗斯进步文学，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以及爱罗先柯等的作品，都不惜篇幅大量译载。特别是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每逢十月革命节，都发表纪念文章，或出“特号”，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先后发表《怎样纪念革命家》《列宁底死》《列宁与孙中山》等纪念文字；次年逝世周年，还出了“列宁号特刊”。

    此外，还发表过《第三国际党颂歌》《少年国际五周年纪念特刊》《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十周年宣言》《李卜克内西纪念特刊》；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发表过《五四与五五》《马克思一〇四周年纪念大会》《双五节的真价值》《北京马克思生日纪念会》等专文和通讯。

    （3）大力支持和声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六年内，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在《觉悟》上几乎都有反映，主编者还亲自撰文声援。对一九二二年十月开滦煤矿的罢工斗争，还在报上特辟《唐山潮声》六期专刊；从一九二〇年全国首次举行国际劳动节纪念开始，《觉悟》年年都出“劳动节纪念特刊”或发表纪念文章。对每年的五四运动日也是如此。

    此外，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日本各地的罢工运动，《觉悟》也多次进行过报道和声援。

    （4）与《新青年》月刊等互相密切配合，对社会上泛滥一时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过逐步深入的批判和论辩。

    邵力子说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斗争的对象，在上海以《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为主，在北京以《晨报》为主。因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有影响。”[8]

    《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当时打着“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招牌，着实迷惑了一部分读者。一九二〇年十月，他在报上宣扬“旅行了内地以后”得了“一个教训”，认为中国贫穷，只能“增加富力，开发实业”，“感到中国不能行社会主义”。针对这种“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反动观点，《觉悟》首先予以驳斥。邵力子、陈望道分别撰写了专文加以批判。邵力子在《主义与时代》《心与力》[9]文中，肯定了“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潮流”，指出了：“中国的实业虽不能和现在的欧美各国相比，但和一百年或几十年以前的欧洲与美洲相比还是可以的。既然欧洲在那时的条件下就能出现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运动，能产生《共产党宣言》，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不能行社会主义呢？”《觉悟》与《时事新报》的斗争，曾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此外，为了探讨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觉悟》还展开过“强权与公理”的论辩；对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劳动神圣”的口号以及所谓“共产、公妻”等诬蔑或误解，都发表过群众性的论辩文章。

    但正如邵力子所说：“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者是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起工作的。如《星期评论》[10]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向往苏联，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有的甚至以为俄国革命胜利，虚无党也有功劳，因此一部分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破坏旧的方面，起了好的作用；在使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则起了混淆作用。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没有激烈的斗争。”[11]在这一点上，确是当时的《觉悟》和《新青年》一度共同存在的严重问题。

    《觉悟》从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九日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止，还出了《非基督教特刊》（周刊）共二十四期；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起到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止，又出了《社会科学特刊》（双周刊）共十五期。这是它在晚期传播马列主义的最后努力。正如邵力子所说，“那时党组织给我的任务，我都做了”，[12]“主要是反帝、反宗教”。[13]《觉悟》副刊自一九二五年五月邵力子离沪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共产党人的革命文章不见了；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不见了；《非基督教特刊》《社会科学特刊》陆续停了；以前各种纪念特刊也从此绝迹。七月间，戴季陶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文，借被歪曲了的“孙文主义”之名，开始抵制马列主义；同年底，又发表了叛党分子周佛海的《国民革命中的几个问题》这篇演说词，扬言：“中国国民革命没有俄国帮助也可以成功”；“反共产主义不能说是反革命”。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解除共产分子党籍以后》《忠告我们的好朋友——共产党》等毒文，又相继挤缝拥出，革命副刊很快就堕落成为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遗教；策划分裂革命，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可耻工具了。

    对《觉悟》副刊的评价，陈望道说过：“《觉悟》上当然也有不少错话，但总的方向是对的。”[14]邵力子也自谦地说过：“总起来说，《觉悟》所宣传的，还是旧民主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是不够的。”[15]《觉悟》曾被认定为“五四文化运动四大副刊”[16]之一，这是已有定评的。

    今天来看，《觉悟》副刊还值得进一步加以认识，因为它是在我国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发行的，它基本上天天发刊。首先在发行时间上，大大超过了其他革命的“月刊”和“周报”，《觉悟》副刊具体发行数量是多少，目前尚未见资料。陈望道回忆是“几万份”，一般地说来，也总超过了其他革命报刊，《觉悟》副刊的发行面，从它支持群众运动几及全国各主要省市，可想见其发行影响之广；《觉悟》的篇幅，在一九一九年只占四开一版的半页，一九二〇年初起扩大为四开二页；五月二十日起，又改成八开对折四页，据称是为便于读者保存，从七月份起，每月又发行《觉悟汇刊》一册，“每册内容三十余万字”；从一九二四年二月起，又改为十六开八页；五月以后又扩大为十六页。据此，在中国早期传播马列主义各刊物中，影响最大的不能不归于《觉悟》副刊。

    当然，“金无足赤”，它在内容上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在前期，正如邵夫人傅学文所分析的那样：“当时的《觉悟》在组织上不受共产党的领导，很自然地带上了‘兼容并包’的色彩，除了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还编进了不少宣传唯心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文章……削弱和冲淡了它的战斗性。例如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觉悟》曾大量转载杜威和罗素在中国讲演的记录和译文，虽然没有特地加以推荐，但也没有任何批判。《觉悟》也常常不加批判，选录当时其他刊物上的文章。”[17]

    （原载上海《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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