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平

    邵力子先生和于右任先生无论是在辛亥革命前后，还是在国共合作时期，或是国共和谈中，或是日常生活工作中，或是隔海怀念中，他们都是高瞻远瞩，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职志。邵、于二公在爱国思想的支配下，始终在生活上互相关怀，在道谊上互相切磋，嘉言懿行，不胜缕述，现就其荦荦大端，简叙于后。

    一、在辛亥革命前后

    于右任先生长邵力子先生两岁，他们最初在上海见面，由于志趣相同，便成莫逆之交。当时于右任先生在陕西以第十八名乡试中举，文名鹊噪关中，以所著《半哭半笑诗草》中，有“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等激烈词句和革命排满思想，被三原县令德锐和陕甘总督允升举发，以“逆竖倡言革命，大逆不道”入奏。一九〇三年春，于先生赴试汴梁春闱，而逮捕之令下，于先生改名刘学裕，潜逃上海，得在马相伯座中，认识了邵力子。这时马相伯先生主张“教育救国”，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筹办震旦公学，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型的高等学府。马相伯先生皈依过天主教，因而此校属于教会性质。邵、于二公都受到马相伯先生的垂青，并肩在震旦大学研习。当时同学还有钱新之、黄炎培等。但后来由于某些传教士企图改变马相伯先生独立自主的办学原则，进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马相伯先生异常震怒，在进步学生于右任、邵力子的襄助下，向某些传教士，据理力争，终因阻力过大，马相伯先生毅然摘掉震旦公学校牌，拂袖而去。邵、于二公在此次学潮中崭露头角。

    邵、于二公都是最早从事新闻事业的老前辈。于右任先生于一九〇七年四月二日便在上海办起了《神州日报》。开办费两千余元，是邵、于二公在陕、甘、豫、晋等省留日的革命学生中募集得来的。于右任先生旋约杨笃生、叶仲裕、金怀秋、王搏沙、汪寿臣、张俊卿、黄祯祥、谭价人、邵力子等协作，得到当代名流如章太炎、马相伯、黄晦闻等的赞助，题刊头的是南通张季直（謇），盖张时任复旦、中国两公学董事，与邵、于二公有师友的关系。该报所撰社论，抨击时政，针针见血，但刊行未及一载，邻居失火，不幸殃及，编辑部、印刷部、营业部悉付一炬，杨笃生缘电杆而下得免。事后，于右任先生以一时无力恢复而辞去该报社长之职。翌年戊申（一九〇八）秋间，复筹办《民呼日报》，以为之继，可惜被当局取消发行权。由于《民呼日报》激烈攻击腐朽的清廷，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情况，仅出版了九十三天，便被查禁。清政府并扬言要挖掉该报负责人于右任的眼睛，以昭炯戒。一九〇九年于右任先生改《民呼》为《民吁》，重新出版问世。该报取名“民吁”，含有两种意思：一取“民不敢声，唯有吁也”之意，另一种意思，改“呼”为“吁”，少掉两点，象征已去两眼，亦无所畏惧。关于此次改名问题，是于先生询之邵先生，邵先生表示赞成后，方定下来的。

    当时邵、于二公都是经济困窘，到处奔波，既要教书，又要办报。于先生下午在报馆，上午到同盟会系统的中国公学任教。邵先生也是边到报馆，又边到复旦公学任教。尤其在《民立报》阶段，宋教仁先生遇害后，邵力子继任主笔，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讨袁檄文，短小评论，大都出自邵、于二公之手。他们以报馆为阵地，抵掌而谈，奋笔直书，惊天地而动鬼神，筚路蓝缕，对祖国新闻事业的奠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在国共合作时期中

    孙中山先生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就去电祝贺。国共合作，先是孙中山先生与越飞合作，决定由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先生推动孙的革命计划。孙先生也知道国民党的人和革命的办法不行，人的脑子太旧，组织涣散，没有力量。一九二一年国民党准备改组，决定国共合作。国民党中一部分顽固分子极力反对，说帝国主义坚决反共，和共产党合作危险，他们怕赤化。一般国民党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潮流，共产党有一定的力量可利用。而真正认识到共产党的正确，和国民党本身的弱点的人是很少的。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很热心，对十月革命很有兴趣的国民党左派，就是廖仲恺、朱执信、于右任和邵力子。

    邵、于二公不仅在理论上支持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同时在实际行动上也是身体力行、互相共勉的。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有筹备国民党改组的办事处，毛泽东主席参加宣传部工作，邵、于二公在这里和毛主席共过事。于右任先生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力主国共合作，认为“合则两益，离则两损”，反对当时的反共逆流。

    为了国共合作，邵、于二公携手于一九二〇年办起了“上海大学”。这个学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分子都集中在这里，如邓中夏、陈望道、杨明轩都是学校的教职员。当时于右任先生为校长，邵力子先生为副校长，杨明轩先生为总务长。国共两党共同办学，把马克思主义传播给青年学生。在兴办教育事业方面为国共合作树立了良好榜样。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邵力子先生当时是陕西省主席，他赞成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成立，西安事变的结束，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中共代表，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确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九月间两党分别发表文件，两党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邵先生对此花费了心血。邵先生高兴地说：“国共二次合作抗日，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三大政策将要恢复。”于右任先生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乘车赴西安，未入潼关，便闻解决。他回南京后，在纪念周会议上说：“西安事变的解决，是延安派去的周恩来先生出了大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当前全国人民的愿望，现在国共已第二次合作，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可见，邵、于二公不仅力主国共合作，并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自己的诺言。

    三、在国共和谈中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热烈支持中国抗战，而有些援助，忽然停止。为了改进中苏邦交，就必须改派大使。当时于右任、冯玉祥、张季鸾竭力推荐邵力子先生出任驻苏大使，以设法争取更多的援助，赞助国共二次合作抗日。为维护抗战大局，争取苏联免与日军妥协，尽可能避免日后内战，“化干戈为玉帛”，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努力，邵力子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到达莫斯科就任，一九四二年回国述职。回到重庆住了三个月，邵力子先生便未再回苏任。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间，邵力子先生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时，和在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中，为达成《双十协定》，起了重要作用。

    邵力子先生对于国共和谈，寄予殷切期望。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间毛泽东主席到达重庆时，邵先生亲自到机场去接，在国民参政会中设宴招待，于先生亦在监察院设宴为毛主席洗尘。毛主席在重庆见到南社创始人柳亚子后，把《沁园春·雪》词稿给柳先生看，柳先生写下了和章，不胫而走，人人传诵。在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大小会议上，邵先生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的时候，邵先生力排众议，侃侃而谈，折冲樽俎，既能基本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要满足共产党的要求，求同存异，千方百计，使之达成协议。邵力子先生处境虽很困难，但终于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

    邵、于二公不仅支持《双十协定》达成的协议，而且也支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和“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于右任先生在国民党和谈特种委员会上大力推荐邵力子先生为和谈代表，他说：“我们可以让仲辉（力子的字）先去北平，在适当时机，我也要去。”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童冠贤、孙科、张群、朱家骅、白崇禧等。

    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邵力子、张治中在南京介寿堂招待文化新闻界，谈和平政策的进行。于右任先生在监察院也通过宣言，呼吁立即停战谋和。

    四月十二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一度酝酿，公推于右任，加派邱昌渭、韦永成作为非正式代表，再去北平活动。邵先生亦盼望于先生能早日来北平，但由于时局演变很快，未能实现。

    邵、于二公力主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功在人间，彪炳千秋。

    四、在日常生活、工作中

    邵、于二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亲密无间，不仅是良友，而且是挚友，真可以说“邵、于不分家”，“情同手足，亲如一家”。

    于先生长邵先生两岁，所以邵对于奉之如兄，于对邵爱之如弟。他们亲密无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之上的。他们都是很早的同盟会会员，得到孙中山先生的信赖，是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所以他们在社会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接触更多。

    在社会工作方面：一九〇七年邵力子先生去日本学新闻学，一九一〇年回国后，于右任先生介绍邵先生去陕西高等学校任教，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迫害，被驱逐出境，潜回上海。一九一三年于先生又推荐邵先生在复旦公学任语文教员，兼任上海《民立报》编辑。邵先生在复旦公学师生中，曾起过进步作用。在“六三”前夕，北京发生了逮捕学生的事情，邵力子先生在报馆接到北京电报，知道情况后，等到报馆工作一结束，就跑到复旦公学，找几个教员商议。天亮后，打铃召集学生开会，报告这个消息，学生很轰动，立即分头到各校报告。当天，各校学生又派代表劝商界罢市、工界罢工。这就是六三运动的导火线。于先生经常称赞邵先生在复旦公学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七日复旦大学（原为复旦公学）举行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这个会是在上海体育馆举行的，当日爆竹声声，盛况一时。到会者有董事长马相伯、校长李登辉、董事于右任、邵力子等。就在这个会上授予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三人为法学博士，以表彰邵、于二公促进社会进步的成就。

    在日常生活方面：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于右任先生长子于望德在上海和胡仁源三女胡英女士结婚，在一品香举行婚礼。是日，门外仅缀以松柏，未扎灯彩。来宾入门签名毕，由招待员赠以红花一朵，系诸襟上。于右任先生布袜布履，长袍黑褂，钟鸣三下，军乐齐鸣。堂上陈列总理遗像一帧，结婚证书置诸案上，前陈鲜花及诸亲友馈赠之花篮等物，上悬泥金联一，为王一亭所书，中华艺术会所赠。证婚人为九十老人马相伯，介绍人为王开疆、陆仲渔，于、胡二氏，则分立左右，为主婚人。证婚人马相伯以九十高龄，不能久立，乃端坐椅上，须发皤然。马氏所致训词引经据典，勉以团结互助，交相爱待、互相促进。亲友由许静仁、邵力子代表致辞。邵先生以通家之好，关心青年夫妇前途，应以献身社会国家为重，勖勉有加，语极亲切。于右任先生以主人身份在致答词时向马相伯、邵力子二老表示感谢。

    一九三一年二月，邵力子先生和江苏宜兴傅学文女士结婚，于右任和陈绍宽做证婚人。于先生在婚礼上称颂说：“我们都知道学文女士是大家风范，仲辉先生是江南才子，双美结合，是天赐良缘，构成佳偶。伫望在事业上互相支持，在精神上互相鼓舞，这不仅是家室之福，而且是邦国之庆。”措辞典雅隽永，洵为学者名言。

    邵力子先生过去在《民国日报》主编《觉悟》时，曾经大声疾呼反对封建婚姻，反对妇女守寡，引导青年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以身作则，言行一致。邵先生次子邵志刚，留学意大利，不幸死在国外。儿媳由于怀孕，未能随同出国，在志刚死后，她抚养遗腹子。但是，邵先生力劝儿媳破除守寡的传统观念，培养她先到日本读书，然后再改嫁。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特为其举办婚礼，邵先生把她作为亲生女儿出嫁来对待，自己当主婚人，请于右任先生做证婚人。于先生盛赞邵氏敢于破除几千年以来的封建传统，将媳作女，安排改嫁，以此移风易俗，尊重妇女权利，实属难能可贵。邵先生说到做到，创立新风，一时传为佳话。

    至于邵、于两家，岁时往来，更为亲密。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武汉战局紧张，邵先生夫妇先住在汉口，到十月底一同飞到重庆，就和于右任先生一起住在领事巷康心之家里。康心之是重庆金融巨头，他的公馆，如同一个大花园，倚山临水，景物清丽，每当春意盎然，风和日丽，天际云帆，飘然而至，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不啻“杏花春雨江南”也。于先生约住十余间，邵先生则仅住两间，但公余之暇，品茗谈心，共话抗战形势，展望和平未来，往往深夜始罢。

    及至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但是，石头古城，备受日本飞机滥炸摧残，公共建筑，悉遭破坏，断壁残垣，疮痍满目。邵夫人在这个基础上创办了力学小学和幼儿园，她认为：“教育事业，是百年大计，培养人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要使国家富强，只有从事幼儿教育，从儿童时代来培养起，使祖国的幼芽、花朵，得到雨露的滋润，从而造就未来的建设人才。”

    邵夫人以半生之精力，奉献给祖国的少年儿童，她把生活节余下来的钱，捐作重建校舍的资金。校舍建成后，敦聘教师，并在校舍附近，建一住室，邵氏夫妇，即居住于此。生活俭朴，不尚奢华，陋室虽小，乐在其中。

    邵氏夫妇，仍如既往，随时到于右任公馆，快谈竟夕，毫无倦容。他们交谊之深，于此可见。

    五、在隔海怀念中

    邵、于二公数十年来，朝夕相处，休戚相关，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但自大军渡江之际，于右任先生被迫去台，从此天涯海角，久疏音问。邵力子先生在京驰想，隔海怀念，情谊尤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右任先生在台湾重题《岁寒三友图》时说：“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此诗被邵先生看到之后，马上发表《勉励在台旧友》一文，文中引用此诗说道：“于老怀念祖国故旧的深情，悲伤老大零落的忧思，情见乎词矣。我知道，这不只是于老个人的伤感，也代表了在台湾的许多朋友的心情。”邵先生经常在传统节日，发表谈话，思念旧友，抒发了和平统一祖国的热望。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旬，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胡子（这是一些人对于老的尊敬称呼）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给予注意。”后来总理让屈武先生看了这封信，让他以女婿名义，为于夫人作八十大寿。等举行寿礼过后，屈武先生要把总理关怀经过，告知给于先生，但又不能直接转告。后来向邵力子先生领教。邵先生说，“可用‘濂溪’二字，来代替总理。因为‘濂溪’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别号，于先生一看就会知道的。”果然于先生收信后，对濂溪先生表示感谢，也就是向周总理表示感谢。这充分说明了邵力子先生对于先生的心情是很理解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于右任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如死在台湾，愿葬在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又说：“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同时，又写出动人心弦的《望大陆》诗，这是我们所熟知的。

    有一次于右任先生来到金门参观，登到县东的太武山上于大雨中眺望大陆，写出有名的《望雨诗》：

    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

    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

    “雨中望乡”，反映出于先生渴望和亲人团聚，迅速回归大陆的爱国激情，可惜邵先生未能看到这首沁人心脾的诗篇。

    “胡马倚北风，越鸟巢南枝”。久居台湾的天涯游子，老母倚闾而望久矣，曷不早日回归祖国！像邵、于二公那样，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使海峡两岸人民得以欢庆祖国的和平统一，使邵、于二公含笑于九泉。我们期待海峡两岸人民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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