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宗侨

    我认识邵力子先生，是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国民党首都岌岌可危的时候。那时，上海行将沦陷，我离开《立报》转任苏联塔斯社记者，到南京工作。有一天，一辆汽车开到傅厚岗塔斯社门前，进来一位五十来岁和蔼可亲的长者，他是来拜会社长罗果夫的。他是谁呢？经过介绍才知道他就是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先生。我早就景仰这位新闻界的老前辈，作为刚走上新闻战线不久的新兵，能见到这位老将，心里感到格外高兴。同时，我晓得邵先生是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老校友，谈起来倍感亲切。当时，我就想，一位宣传部长，首先来看一位新上任的外国记者，充分表现出记者出身的宣传部长，风度究竟与众不同。

    从北伐到蒋介石逃离大陆，国民党当政二十多年，邵先生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谁都知道，在国民党人中，他是一位政治态度倾向民主进步，反对顽固倒退的人。抗战时，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掀起反共高潮，而他却冒风险，战恶浪，始终站在民主进步力量方面。邵先生是国民党里真正的革命派。

    八年抗战，我因从事新闻工作，和邵先生有不少接触。想到邵先生，首先想到他在重庆营救我被捕的事。那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我经武汉因乘坐的《新华日报》专轮“新升隆”在撤退途中被炸，便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我在塔斯社担任新闻采访工作，跑些关于国共关系、民主活动、政治动态、战争情况的新闻，有时要去访问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民主人士、军政机关，有时要和同业间交换新闻或新闻线索。但就是这点点关系，我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看中，认为是“异己分子”，由特务机关“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秘密逮捕了。我先后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和军法处关了整整五个月。与我同时被捕的还有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香港星岛日报记者王研石、时事新报和全民通讯社记者黄卓明、新民报记者刘自勤等七八人。这是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对新闻界一次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在我被捕期间，有朋友向邵先生报告，并把我的日记拿给邵先生去看，说明我们是无辜受迫害。邵先生得知后，便亲自找到卫戍总司令刘峙那里办交涉，要他把我立即释放。军统特务和刘峙手下的军法处，因为实在拿不出什么证据，没有开庭审问，除王研石外全部陆续释放了。事后，我们才晓得，那次准备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是所谓“国际间谍案”，说我们这些人（其实有的还不认识）是美、日、苏、德的间谍。邵先生不仅替我出面向刘峙办交涉，还为我盖章具保。是年八月，我经过五个月的牢狱生活，经邵先生营救，终于获得自由。放出来时，重庆经过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山城已变得面目全非，我去领事巷邵先生处拜谢他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受委屈了！”当时他那慈祥的面容，亲切和蔼的态度，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

    邵先生对新闻界一向保持着极为亲近和友好的关系。我在解放前十多年搞新闻出版工作的过程中，每次去采访他，想了解些新闻或有所请教时，从未遭到拒绝。每次他总是诚诚恳恳、开宗明义地谈问题，一点不绕弯，丝毫没有官架子。一般新闻记者看到邵先生总觉得是“自己人”，邵先生看到记者也引为“同行”。这点在今天我回味起来，还觉得意味深长。记得那时，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武汉和重庆开会，邵先生是有请必到。我在重庆主编的《联合画报》创刊一周年时，他为刊物题词，出席纪念茶会，并且在会上讲话。

    还有两件事，也是我亲身的经历，至今印象尤深。一件事是我获得自由后要不要回塔斯社工作的问题。当时，这件事我和罗果夫各有各的疑虑。邵先生却从中苏关系出发，希望我仍旧回塔斯社去工作。他对我讲：“像这样一个重要的新闻岗位，应该有位明了大事、照顾全局的人在那里工作……”他为此还亲自写信给罗果夫。他考虑的已不是某个人的去留问题，而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还有一件事，是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政府指派邵先生任我国驻苏联大使的事。当时汪精卫叛国，国民党反动派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军事上武汉、长沙相继失守，抗战前途相当黯淡。蒋介石一面想争取苏联援助，一面在国内掀起反共高潮。此时到苏联做大使，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而蒋介石为了敷衍门面，却选了和苏联有较好关系的邵力子去做大使。记得那年春天，有天晚上我在领事巷康宅躲警报，邵和我谈起出使苏联的心情。他表示，一切应从整个抗战大局出发，中国不管怎样变化，都要争取苏联对我的政治和军事援助，防止苏联对日妥协。邵先生在讲这话时我于隐隐中看到了他坚定自信的神情。确实，在那么一个复杂局面下，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和远见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邵先生从一九四〇年五月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在苏任大使两年多，这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阶段，他在争取中、美、英、苏四个同盟国家团结奋战，共同抵御德、意、日法西斯侵略，争取盟国胜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邵先生的谦虚好学，也给人以难忘的印象。抗战时期，他在浓雾迷漫的山城，每次经过七星岗、观音岩时，总看到他坐在车子上，手捧着书在阅读。无论是在巴中战地党政委员会或是夫子池国民参政会任秘书长时，踏进他的办公室，可以常常看到办公桌上摊着一本英文，一有空他就研读。邵先生不仅好学，而且为人谦虚。一九五一年，我在北京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有个星期天去拜访邵先生，谈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讲道：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需要经过彻底的思想改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贡献力量。这位远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五四运动的老一辈的民主战士，能毅然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诚诚恳恳、踏踏实实为共产党工作，可见其胸襟坦荡，目光远大。他是从中华民族的利益来思考一切问题的。解放以来，他积极参加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在贯彻统战政策，解放台湾、坚定实行知识分子改造等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从一九五六年起，邵先生就担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我记起当一九六一年我在嘉定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邵先生偕同傅学文师母还特地跑到嘉定去参观访问，吸取改造知识分子的经验。此外，像近年人们关心的计划生育问题，邵先生远在三十年前就提出来了，可惜那时候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到现在却成为全中国、全世界的一个尖锐问题。每当我想到这一切时，不能不对终身致力于和平民主、忠心耿耿地为人类的明天而奋斗的邵力子先生，表示最大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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