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

    最近看到邵力子先生的遗著《出使苏联的回忆》，谈他一九四〇年五月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担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的任职经过。他说：“我被任此职，是因为那时只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大力支持中国抗战。为了争取苏联继续援助，必须改派与苏友好的人为大使，努力改善两国邦交。于右任、冯玉祥、陈布雷、张季鸾等乃建议蒋介石换我去任驻苏大使。……张季鸾是蒋介石座上诸葛之一，极力怂恿我使苏。他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我颇动心。”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他回国时，张季鸾早在一年多前病故了，我那时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十二月中，重庆《大公报》总编辑准备参加新闻界代表团赴美参观，胡政之派我飞渝去主持重庆版言论工作。但我到渝之后，形势变化，因同业的反对，他去不成了。我就趁此机会，看访各方人士，了解一下“陪都”的政治气氛，以便掌好桂林版的“舵”。

    那时，邵先生回国甫一月，正如他回忆中所说，他原来是准备回国述职后就回任的，但回到重庆后，就遭到CC等反苏反共分子大肆攻击诽谤，蒋介石改派傅秉常继任驻苏大使，而派邵为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我曾去拜访这位新闻界的老前辈，他特地在参政会宴请我，记得席间有王云五、王世杰等作陪。

    他回国时，正是希特勒进攻伏尔加格勒极为激烈的时候，重庆的反动政客们，以为伏尔加格勒终难久守，幸灾乐祸地认为苏联将从此一蹶不振了。而邵回渝后，到处演讲，说苏联一定能抗住希特勒的进攻，转败为胜。我到渝时，还听到他在上清寺某团体做的一次报告，他举出一个例子，十分使人信服。他说莫斯科被围攻时，苏联发表了一个剧本《前线》，指责一个叫喀里空的记者，报道的前线捷报都不尽属实，虚构夸大。他说，凡是敢于揭露自己缺点的，就说明自己有克服缺点的自信；这一例子，就可以证明斯大林有信心，一定能最后战胜敌人。

    他这些演讲，使CC之流极为恼火，到处诽谤，说邵力子不是中国的驻苏大使，而是苏联的驻华大使了。

    据闻，邵离莫斯科时，曾向斯大林辞行，斯大林说：“希望你早日回来。”当重庆政府将撤换大使之际，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特地访问外交部，说他已接到本国政府来电，要他向中国政府郑重说明，“斯大林委员长在送别时对邵大使说的话，绝不是一般外交辞令”。但蒋介石还是把邵调职了。也许苏联这一表示，反而坚定了蒋的决心，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邵力子和叶楚伧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创办人。据邵自己说：“我当时（一九二六年）是一个跨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欢送会，会上主席发言，愿我以纯粹的国民党员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欢送我退出共产党，并说我过去为共产党做了一些工作，今后相信我虽在党外，也照样可以为党为革命效力。我不能提出反对的意见，就这样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邵力子在上海主持的《民国日报》（尤其是它的副刊《觉悟》），态度鲜明，对宣传民主革命、倡导新文化运动，做出不小的贡献，而且邵还努力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如震旦大学进步师生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的高压，另创复旦大学，他曾尽了不少力。

    《民国日报》初创时，是相当艰难的。当时，上海各报用以开展竞争、招徕读者的项目之一是北京专电，都用二号字登在新闻版的最前面，申、新两报，凭其资金雄厚，以每月三百元的厚薪，聘请邵飘萍、张季鸾等名家任驻京记者，发电和撰寄通信。《时事新报》和《时报》也约请专人每天酌发专电。《民国月报》没有财力，但也要登些专电以资号召，听说这些专电，大多出自邵氏手笔。上海新闻界曾流传这样的故事，说几家大报的要闻编辑，每每到望平街左近的小烟馆去吸鸦片；力子先生无此嗜好，却也总去和他们叙谈；报馆的工役往往把电稿或小样送来，他们也往往就鸦片灯上加以审阅，力子先生总在不经意中得知许多新闻，参考外国通讯社电报，就不难写出自己的“北京专电”了。这可能全是传闻，但也可见当时《民国日报》筚路蓝缕的精神。

    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邵力子和叶楚伧都到广东去了。《民国日报》由胡朴安继任社长，而掌握编辑大权的陈德征，在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后，也成了上海的党阀之一。“四一二”后，陈一度“红得发紫”，除《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外，还掌握市党部和文教机关。一时的风云际会，使他头脑发胀。有一次，《民国日报》发起“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竟是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中正。这一下，闯了大祸，蒋介石赫然震怒，借故把陈押解到南京。几个月后，人虽释放了，却得了个“永远不得重用”的处分。

    一九四二年冬，我去重庆，曾往《国民公报》访友，座中有一个两鬓斑白、一脸凄苦的中年人，他走后，我这位朋友告诉我，此人就是陈德征，新近又受了一次意外的大打击。原来，三个月前，陶百川被任《中央日报》社长，顾念旧情（陶在上海市党部时曾由陈提拔），派陈当了一名挂名的主笔。不久，因为《中央日报》透露了一件外交机密——英、美等国在战后准备“交还”租界，本来相约“盟国”同时发表的，可《中央日报》先发表了，引起英、美使馆的抗议，蒋下令彻查，并把《中央日报》的名册“吊”去审查，看看有无“可疑分子”混杂其间。当他看到陈德征的名字时，又勾起了十几年前的余怒，特在上面批了两句话：“此人尚未死乎？着各机关永不录用。”“御批”一下，陈自然又失业了。赖有一同乡在重庆开一纸张文具店，请他去当司账，才得了一个饭碗。这是后话。

    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前夕，《民国日报》因刊载了一条有关日本少壮军人闹事的新闻，日方认为触犯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正如杜重远的《新生》杂志刊载《闲话皇帝》一样，向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非把《民国日报》封门不可。于是国府乃下令该报停刊。但不久即改名《民报》重新出版。一九三八年上海沦陷后，与《大公报》等同时自动停刊，胜利后以原名复刊，无声无臭，甚至已不被国民党所重视，直至上海解放时停刊。报馆的经理，多年一直是管际安，他是昆曲的名票友，解放后还时以拍曲自娱。

    在国共和谈期间，邵是国民党方面的开明派。一九四九年三月，他任和谈代表，和张治中一起，力主和平，接受八项条件。南京拒签和约，和谈破裂，百万雄师渡江。邵、张等留居北京，从此，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人民政府工作。

    邵夫人傅学文是我的小同乡，她一九三一年和邵力子结婚。一九四九年四月，我们一起南下，等待上海解放。以后几年，我曾去拜访邵先生夫妇，邵先生也曾应邀到我们的办公处便餐。

    邵先生对新闻事业还抱有浓厚兴趣，有一次，我和他谈新闻界往事，谈到旧《大公报》和张季鸾，他也认为张的文笔好，富有新闻敏感，但旧的士大夫积习太深，容易受人利用。我说：“他在《大公报》的编辑方针之一，是反党（国民党）不反蒋。”邵先生说：“这就是他的糊涂处。国民党原是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党，有什么可反的。正是由于蒋篡夺了领导权，才把国民党拖入反共、反人民的泥坑。他这样主张，是本末倒置，黑白不分，说穿了，是旧文人受不了统治者的恭维，因而自以为是‘国士’，对蒋要以‘国士’相报。对他来说，是一个悲剧。”对于这些评议，我认为是十分中肯的。

    一九五六年我在筹备《文汇报》复刊时，曾在北京邀请陈叔通、张奚若、陈劭先等民主人士座谈，征求他们对报纸的意见。邵先生也应邀参加。谈到报纸如何响应党的号召，贯彻“双百”方针时，他诚恳地对我说：“一股风吹起时，办报的人往往不容易保持冷静。不要单凭一股热情，要从多方面考虑考虑才好。”他毕竟是老报人，又对政治富有经验。他已看出了我的弱点，好像也已预见到后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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