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自毅

    一九二六年二月，我在北京菊儿胡同于右任先生家里初次见到了邵力子先生。经于先生介绍后，我方知道邵先生当时是黄埔军校的秘书长。次日，我到前门西河沿燕台旅馆拜访他。见面时，邵先生问我现住哪个学校，我说：“我已由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毕业，想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他说：“你已由大学毕业，为啥还要学习军事？”我说：“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听到我这样答复，就很高兴地给我介绍了黄埔军校招生的情况，并给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写了一封介绍信。辞别后，我将这信送请于先生一阅，于先生也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我拿着介绍信和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在翠花胡同）给我的证件，进入了黄埔军校。进校后，我被编在第六期入伍生一团三营，驻防深圳。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屠杀革命人民。当时我因同情革命，维护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捕入狱，判处七年徒刑。时经三年之后，才由医界杨叔吉先生亲至广东，面请陈铭枢省主席采取保外就医办法，将我保出。我回到陕西后，省主席杨虎城将军委我做了省府秘书。一九三三年杨将军离开省府，专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由邵先生继任主席，实行军政分治。这时我听到有人向邵先生反映，说我以前在黄埔军校有过政治问题，不宜在省府担任会议记录秘书。我就去见邵先生，他对我说：“你的情况，我已了解，你安心继续工作好了。”约在半年之后，有一天邵先生对我说：“长安王曲蒙溪宫（即太师洞）有个李道师，他是我一九一一年在西安高等学堂教书时交的一个油印工人朋友，他来请我帮他重修道院。现派你前去调查，看看有无重修的必要。”于是，我就前去调查，回来后，写了一份报告，记得报告中说：“此地是秦将蒙恬驻兵之处，后建道院蒙溪宫太师洞，洞壁上有元代壁塑，是著名的名胜古迹，有重修的必要。”邵先生根据我这报告，就和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商量，决定由筹委会、省政府分担用款重修了蒙溪宫。同时，我又听说，筹委会要修筑由西安到翠华山下太乙宫这段风景路，不用原有曲线而要开辟直线公路，由于占用良田，破坏村庄坟墓，当地人民颇有怨言。我将这情况报告邵先生，他及时通知筹委会开会商定改变直线计划，仍就原有曲线加宽修筑，受到人们的赞扬。

    一九三五年八月，邵先生派我出任栒邑（今旬邑）县县长，我到任后，了解到县境之内部分地区已被解放，在县城驻防的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苦难应付。于是我就因病呈请辞职，邵先生准我仍回省府担任秘书。一九三六年四月，邵先生派我去南京防空学校民防班受训四个月，结业返陕，邵先生定“八月份为防空宣传月”，指定由我担任这项宣传工作。十月份筹备成立了陕西省防空协会，由邵先生兼任会长，指定由我兼任总干事。邵先生对于这项关系到国防的工作，极为重视，凡对外宣传的稿件，他都要亲自审核，甚至动笔修改。在“西安事变”前几日，邵先生听得栒邑县山洞中住有清朝翰林肖之葆（字筱梅），收藏有明末清初名儒文平人由古文译成今文的《乐经》《周易蠡测解》等遗稿，便派我取来。正在研究间，适逢西安事变，邵先生被杨虎城将军请到新城和有关方面协商和平解决事变重大问题，他派省府委员李志刚来对我说，要我在他办公室找出由栒邑县取回的肖翰林收藏的遗稿，将原件退还，以免遗失。我立即照办了。

    我因工作关系，和邵先生接触机会较多，知道邵先生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办事负责认真。他在公余之暇，除阅览书报，还常和夫人傅学文先生骑马出城，了解农村情况，夜间喜到易俗社看秦腔，常与观众坐在一处。除此以外，关于国共两党一、二次合作，取得北伐和抗日胜利，邵先生从中都起了有益的作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指派邵先生为和谈代表之一，到北京与中共代表商定《国内和平协定》，南京政府拒不签字，以致和谈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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