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心堂

    邵力子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老首长。他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时，我追随他的左右，深受他的教育。我很尊敬他，也很怀念他。

    西安事变前，我曾是陕西绥靖主任公署的中校秘书。其时，邵先生主持陕西省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我蒙邵先生派充陕西淳化县县长。该县原为苏维埃两个县的建制。我赴任时，邵先生特予召见，面谕我要考虑当地的特殊情况，在国难日亟之时，要和中共方面互相团结，和睦共处；以增强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因此，我到任后，坚决执行邵先生指示，大胆工作。并立即和驻淳化县的陕西绥靖公署直属警备第三旅旅长孙辅臣反复协商，主张秉承邵先生意旨，采取灵活运用措施。孙欣然赞同。这样，就顺利地做到与苏区和平共处。西安事变后，我获悉红军将大部集结于淳化县，就及时主动召开全县联保主任会议，向各乡人民征借粮秣若干石，支援红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红军第一军团长左权和聂荣臻、刘晓、丁玲等同志率部抵淳化。我立即召集全县民众列队欢迎；并邀请他们进驻城内高等小学。当晚，我设宴为红军首长洗尘，席间畅谈西安动荡局势，我悉汇报一切。次晨，左权将军送来刘伯承将军自延安给我的一份电报。大意是：“汝高兄：接左权电，知你在淳化大力支援我红军部队，我非常感谢。我很想马上到淳化见你。又吴念臣兄、黄慕颜兄近况如何，思想如何？望电复。承世印（即十二月三十日）。”我当即复电，告以：念臣已同邵先生赴京，慕颜已回成都。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傍晚，彭总和杨尚昆同志亲到县府，约我作长夜谈，以研究西北局势。我即将详情如实汇报。夜半，我以电话与三原杨虎城将军、驻军赵寿山师长通话，告知：彭总和杨尚昆同志现驻淳化县府；我已将你女儿（地下党员）介绍给彭总，请他派员辅导；并将你的爱国热情也向彭总详述，且代你表态，接受彭总的辅导。不知你愿意否？赵师长在电话中表示，一定服从辅导，并请我先向彭、杨两公致谢。其时，彭、杨坐在电话机旁，听见话筒中溢出的声音，非常满意。我接着从电话上嘱咐赵师长，派杨参议开小车到淳化县府，代你迎接彭总到三原面谈。同时，我又以电话向杨虎城将军汇报。杨表示：即日亲到三原欢迎彭总到西安。

    我在陕西淳化县县长任期内，所以能不顾风险，在当时的环境下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这都是由于邵先生启发、教导的结果。

    邵先生在陕，自奉很俭，但对同事和亲友们却很关心。记得有一位姓郑的朋友，他的儿子患先天性心脏病，有一次突然发病，必须立刻住医院动手术。入院时，要预付医药费二百元。但郑某经济极困难，他们夫妇二人焦急异常，眼看孩子面临死亡之危，不知何以为计。郑忽然想起邵先生是愿意帮助亲友同乡解决困难的，自己与邵老是同乡，何不去求他相助。郑找到邵先生，说明情况，恳求帮助。邵先生毫不迟疑地立即拿出二百元，对郑说：“快拿回去将孩子送医院，救孩子生命要紧！”

    一次，谢无量先生从北京到西安，要回成都，旅费缺乏。邵先生慨然资助三百元。一九五六年谢任北京人民大学教授时，月薪不够开支。邵先生按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撙节数十元予以帮助，直到谢逝世，从未中断。邵先生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深为大家所景仰。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邵先生为人们所景仰的又一项懿行。

    淳化县通润镇联保主任左逢伯、王金生因贪污枉法、鱼肉人民，被前任县长王凤端予以警诫，因而怀恨在心，联名向省府诬控王县长十大罪状。邵先生亲自鞫讯，当时原告左、王两人向邵先生具结表示所列十大罪状完全属实，如有虚假，甘愿反坐。邵先生就于指控的十大罪状中，询问关于私人民宅强奸民女一事。饬其将私入民宅的地址、门牌号数以及民女的姓名详细说明，以便调查。因原告纯系捏造，无法回答，恳求宽宥。于是邵先生就将左、王两人以诬告罪交由长安县政府关押严惩，以儆效尤。因此，陕西人民均称邵先生为当代的包青天。

    （陈守谦 整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