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靖华

    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是一九三九年初改组的。一九三八年底，我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因“宣传马列”，与其他几位教授被国民党教育部解聘后，即携眷入川，一路上翻山越岭沿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即找到周恩来同志，他对西北大学不久前发生的解聘事件了如指掌。他对我说：“你们被解聘了，你们反对他，他就解聘你们。反对得对不对呢？反对得对，反对得好。反对法西斯专政，哪有不对的呢？”他又说：“没关系。工作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你是中苏文化协会的理事，这是党提的名，谁也不敢不要。”听恩来同志这样说，我深深感到党的关怀，很高兴，于是到了协会。当时邵力子先生在该会担任副会长，并主持日常事务。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事必躬亲，许多事他都亲自办理，力求完善。不久苏德战争起来了。我在协会主编苏联抗战文艺连丛，参加的人很广泛，当时茅盾就为连丛译了《团的儿子》等。邵力子先生对这工作很支持。他常主持理事会。他为人方正，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没有那些官场的所谓“官气”，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给工作一种推动的力量。当时协会主要是开展中苏文化交流，经常举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座谈会，请知名人士报告国内外形势，宣传抗日，争自由，争民主。那时诸如茅盾、老舍、王昆仑、夏衍、曹禺、侯外庐、张西曼、曹孟君、沈兹九、沈志远等同志都曾积极参加。郭沫若、李德全同志都担任协会的具体领导工作。协会还出版《中苏文化》杂志，经常放映苏联影片，举办苏联图片展览，还附设阅览室和儿童乐园。协会地点适中，也宽敞，并有文化餐厅，成为当时全市进步文化界人士聚会的场所。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如《日日夜夜》《团的儿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保卫察里津》《虹》《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安娜·卡列尼娜》等，反映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教育了广大青年，使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少苏联文学作品还在解放区和敌后游击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油印方式翻印出版。

    在当时反动统治控制非常严密的重庆，开展进步文化活动是很困难的。且不说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检查，就是协会内部也有CC团的势力，每开展一项工作，都要经过一番斗争，而这些工作都是在当时党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在恩来同志和董老的亲切指导与关怀下进行的。在大雾弥漫的重庆，办事处仿佛一座灯塔，给广大群众指明了航向。而在协会内部，除了地下党的领导外，协会的各项进步文化工作，都得到副会长邵力子先生的支持。他反对当年反动当局所推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主张积极抗日。他也积极支持宣传介绍苏联的工作。正是由于他主张团结抗日，支持进步，一九四〇年他出任驻苏大使时，受到进步力量的广泛欢迎与支持。记得当时在重庆为他召开了一次盛大的欢送会。邵先生在出使苏联期间，有两件事应该一提。一是，一九四二年邵先生回国，协会及其他单位曾请他做报告。当时伏尔加格勒正处在德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而邵先生在报告中介绍了苏联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浴血奋战，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情况，听众情绪振奋，无不受到鼓舞。

    另一件事，他的夫人傅学文同志，在随邵先生出使苏联前，任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李德全同志），做了许多妇女儿童方面的工作。随邵先生赴苏期间，苏联各报刊正报道抗击法西斯而英勇牺牲的苏联女英雄卓娅的事迹。傅学文同志将报刊上有关材料翻译汇编成册，寄至国内出版。这个名为《丹娘》的小册子，曾应读者需要，多次再版，卓娅的英雄事迹，当时在国内广为传颂，引起强烈反响，起了很好的鼓舞作用。这些虽都是四十余年前的往事，但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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