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任夫

    我和邵先生结识是在抗战中。事情须从头说起。自“七七”抗战后，我追随李济深先生左右，一九三八年，我奉命到四川去执行任务。后来李济深先生也被蒋介石派陈诚从桂林拉到重庆，一定要他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我即从成都回到重庆，参加党政委员会的筹备。在人事阵容上，对于秘书长一职，李济深本属意黄炎培先生。但当我陪同李先生到青年会去探看黄炎培商谈时，黄先生以自己主持的职教社工作太忙无法兼顾为辞，未肯接受。最后才请蒋介石改派邵力子先生担任。邵先生和李济深先生在北伐时即是同事。当时李是总参谋长，邵则是秘书长，李对邵为人是很尊重的，因此蒋派邵来担任秘书长，李济深是非常欢迎的。不过，当时邵先生兼职很多，主要是经常到中央训练团去办公（国民党主办的，蒋介石自兼团长），所以在他任职之初，即对李济深坦白表示，他不能每天按时到公，希望李济深也派一位同志在秘书室负责。这样一来，这个责任就落在我的身上，而邵先生就成为我的直属上司了。

    我在邵先生领导下共事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对他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他对我也非常信任，相处得很好。有时他把自己的小私章交给我，交代我一般的例行问题，可以先盖章呈阅，重要的问题再留待他来处理。他不仅对工作严肃认真，而且非常好学。在处理公事之外，他每天要看一份英文快报。每办完公事，即手不释卷，即使在车上也是如此。他对于纸张文具，十分节约，从不浪费。他批阅公文时，看到一些文件后面空白太长，一定顺手裁下来保存，以备不时之用，所以在他的办公桌上，可经常看到一沓沓的纸条，对别人来信的信封，他也总是保存着翻贴好再用。他批阅文件是很认真的，我从没有看过在他批阅的文件上写过草率的字，尤其对于自己的名字签写，总是一笔不苟的正楷。他经常对我说：看一个人对工作对自己是否严肃，往往可以从他签名上看出来，真是令人回味的妙语。他自奉很俭约，对于公私界限，也自我要求很严格，凡是他私人的信件，决不许由公家代发，连几分钱的邮票也是一概不取的，其廉洁如此。在人事关系上，他也是大公无私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谈到，他在党政军界供职，决不任用私人，所以平生决无个人帮派，也不随便介绍人。他对蒋介石的作风是有批评的，他曾一再向蒋介石提出要“开诚布公，用天下人才，办天下大事。不必自分畛域，示人不广”。但蒋介石却骂他“太老实了，所以容易上人家的当”，骨子里显然是对共产党而言的。同时他对陈立夫兄弟也很不满意。记得他曾对我谈过，北伐时陈立夫是他的直属部下（陈当时是秘书处的科长），而陈每次向他提介人员时，都是非亲即故，曾一再受到邵的斥责。他很感慨地说：“今天许多人提出陈家党的问题来，我在几十年前就已看清楚他们了。问题是他们现在是以党的命令来行事，所以就特别发生影响了。”

    邵老和于右任先生的关系是很好的，当时他们一同住在领事巷康心之先生的公馆，我是不时走往的。记得一次我请于右任先生写张条幅，邵老也在场，于先生当时写的是孟子的几句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本来想再往下写，但邵老马上对于先生说：“下面的话不必再写了，写了反而不好了。因为下文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邵老认为这些话是不合时代精神的。这虽为小事，由此也可理解到邵老立身淑世的风格是与众不同的。

    邵老为人，淡泊明志，对名利权位无所营求。他虽然做了几次特任官，并不是他去活动钻求的，他的出处进退，可以说一切都没有小我的得失计较，而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前提。一次他谈起蒋介石派他到西北当主席的事。蒋介石嘱咐他要切实注意共产党的动向，随时报告。在西安事变之前，他曾很剀切地向蒋介石建议，要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否则，人心思乱将不可收拾。对东北军不能多用压力，因为他们都有怨气，多压可能发生激变。邵老的意见不仅是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即对蒋介石来说也是忠告，可蒋介石听了之后，却批评邵老是书生，不通时务。蒋说：“你把问题完全看颠倒了。不安内怎么能攘外呢？共产党的阴谋就是利用攘外来夺取政权，这一点你都看不到，你真是书生。至于东北军有怨气我知道，张汉卿是大事糊涂小事聪明的人，如果不用压力，他就可能与共产党合流。今天共匪势力已成穷途流寇，不乘此一鼓剿灭，如旷日持久，又将坐大，问题就严重了。”邵老最后很感慨地说：“西安事变就是压出来的。如果蒋介石当时能接受意见，毅然改变做法，又何至发生此次事变呢。”我说：“事情是相对的，假如不发生西安事变，不知又演成怎样局面哩。”邵老也笑着说：“这也许是转祸为福吧。不过未来的演变，还是值得忧虑的。”这可说是邵老的预见吧。

    党政委员会是相当复杂的机构。因为李济深先生在未就职之前，即向蒋介石提出自己用人的主张。为了充实抗战力量，在人事阵容方面，要集中人才，兼容并包，曾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所以在该会内，除全盘接受重庆行营的人员外，同时还吸收了各党各派的人才。在表面上蒋介石对李济深表示：一切听李放手做去，他不加干预。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蒋介石不仅公开干预，而且还暗中监视，怕李济深利用该会来反对他，彼此都是有戒心的。李济深对于蒋介石的毒辣作风是很清楚的。因此在一些人事上，还是审慎考虑的。如机要组的负责人，李提的第一次名单，是以戴笠充任的，表示自己大公无私，蒋介石却没有批准，最后由李提出以王芃生担任，但王芃生与蒋也是有关系的（当时王是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可是军事组和党务组，蒋介石就毫不客气地派他的心腹人晏道刚和李宗黄负责，而且还布置一些特务人员在内，经常向他汇报情况。在此，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同时也证明邵老顾全大局力求团结的苦心。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政务组的负责人王先强，是由黄绍竑推介的，王在此之前，是在浙江工作。副组长则由与李济深接近的詹某担任，因为王先强为人锋芒毕露，而詹某也自视很高（他是德国留学，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因此相处不很融洽，这本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但却被蒋介石注意到了。一次蒋问起邵老，为什么政务组人事矛盾，任潮不及时调整？邵老当时很为惊诧，为什么蒋介石会注意到这种问题来，当即向蒋问及消息的来源。蒋说：“是王世和反映的（蒋的侍卫长），王是根据党政会干部的情报向我报告的。”后经邵老向蒋说明，这不过是对问题的看法有出入，绝不是什么人事上的矛盾。邵老同时很委婉地说：“请委员长以后要相信李济深，一切从大处着眼，不必在这种枝节问题上操心。”邵老一面将情况向李济深做了汇报，请李也不必介意。以后经过调查了解，才知道这种消息是由一个在军事组工作的黄埔生刘天汉反映的。刘某与王世和很接近，也可能是军统分子。事后邵老特找刘某来谈话。邵老对刘某说：“李副主任是代表委员长来负责的。委员长派我来工作，是来协助李副主任，会中头等大事，李副主任和我自然要向委员长报告，我们每天也向委员长呈送情报。至于会内日常行政事务，是否有反映请示的必要，我们自当具体考虑。你在这里工作，是属军事组范围，上面还有晏组长负责，你千万不要越俎代庖，多生枝节。目前抗战工作是团结第一，你今后必须切实注意。否则就会发生责任问题。”刘某经邵老此次教育后，即不敢再向王世和胡说八道了。从此，党政会内也减少了许多无谓的是非纠纷。可见邵老在团结问题上，是颇费苦心的。至于当时在战区内发生一些国共摩擦的问题，邵老总是从抗战大局着想，尽力调处，不使问题扩大化，这种事例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一九三九年冬，我奉派到第四战区去工作，就和邵老离别了，以后由马文车接替我的任务。接着邵老也调任驻苏大使，而李济深先生也调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由程潜接手战地党政会，我就没有再返重庆。从此以后，我与邵老长期失去联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又奉李济深先生之命，从香港回到大陆工作时，李先生除要我到南京去看李宗仁转达意见外，并要我去看邵老，听取他对时局的意见，希望邵老能从中推动和谈。回忆我与邵老见面会谈，是在他和傅学文同志所办的小学校内，地点在南京市汉口路。我们久别重逢，当然喜出望外，但因在内战关头，又不免感慨万千。我把派我回来的任务以及李济深先生对邵老的期望等等，一一做了汇报。邵老很兴奋地倾听我的谈话，尤其关心李济深先生在香港的活动。他问得很详细，同时又以很忧郁的心情谈到当前的时局。记得他说：“我几年来本决心跳出政治旋涡，想在社会事业上做点工作，但目前的状况，又使我苦恼不安。蒋先生一再要我参加立委竞选，我都一再拒绝了。你看，在艰苦八年抗战之后，国家又演变到这种地步，真是痛心。本来在抗战胜利之后，应当休养生息，大力建设，但现在是烽火连天，人民所受的痛苦，比抗战还严重，无论从任何方面看，除和谈之外，别无出路。可是现在双方都不肯罢手，这样下去，国家如何得了？任潮先生的做法我很赞成，但客观环境如此，目前要我向蒋先生进言或者参加任潮先生的活动，都是很难的。且看下一步发展如何。如果有和谈的可能，我个人力所能及，当然决不会置身事外，请你为我转达任潮先生。”随后他又问到我会见李宗仁的情况，我也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邵老听后，又对我说：“李宗仁的处境也很难，他目前的态度如此，绝不是什么意外。你将来到武汉后，也可和白健生（即白崇禧）谈谈。”我表示到武汉一定要和白谈，但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邵老也同意我的看法。

    最后谈锋又转到他主张民办学校问题上。他说：“中国太大，经济文化发展都不平衡，尤以广大农村落后，今后如不及时普及教育，当然谈不上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我主张提倡一个‘民办学校运动’以协助政府。”我说：“在全国政治问题未解决之前，这个问题恐怕做不到吧？过去的平教会、职教社以及乡建派等等的实验，我以为还是值得考虑的。”邵老说：“当然，在现状下是无可能的。不过作为一个普及教育的问题来谈，政府与民间应该通力合作，分头并进。将来也不要什么都依赖政府，才有急起直追，收事半功倍之效。我自己还是尽力做点实际工作，总比做官有意义，我希望你将来也在这方面努力，做出贡献。”我答：“邵老的意见很好，将来再说吧。”当时的谈话，大致如此。

    解放以后，我于一九五〇年到京，他知道安排我在民革中央，很为高兴。我曾去砖塔胡同看他，作过一次长谈，在座的还有陈劭先同志。当时谈话的内容，除对国际形势的展望外，邵老一再强调今后要控制人口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生产落后，而人口的发展太快，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陈劭先同志也表示同一的看法，可是，当时外界对邵老的主张，并没有加以重视，并且还有一些消极的批评。有些人甚至认为劳动力是促进生产的条件，人口愈多，则劳动力愈多，对于促进生产力是有利的。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今后不怕人口增加，相反，应该促进人口增加云云。然而客观的事实作了有力的证明，邵老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他与马寅初先生的主张，都是有科学预见的。

    当我南来参加土改的时候，我又前去辞别。他一再表示，希望我工作结束马上回来。可是，在我的工作尚未结束之前，武汉方面即把我留下，预先为我作了安排。因此，我就没再到北京去，长期留在武汉了。回忆在邵老负责社会主义学院时，他和陈劭先同志都来信希望我去参加学习，因为工作不能分身，临行又止，不料邵老竟于一九六七年逝世了。追忆往事，缅怀这位慈祥老人，对未能最后相见一面，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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