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廷桂

    一

    20世纪20年代，我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当时，邵力子是复旦很有声望的教授，所授新闻学更是誉满全校。我非常仰慕邵先生，极想选修新闻学。怎奈新闻学不是商科的必修课程，难以如愿。嗣后见到学校里不仅文科生，就是商科、理科生也都争先恐后地选读新闻学。每逢邵先生讲课总是听众满堂，普通教室容不下众多学生，因而常常改在大礼堂上课。为此，我决定越系选修新闻学。

    20年代，复旦尚未正式设置新闻学系，也没有现成的教材。邵先生就自己收集资料编写讲义，发给学生。在讲授过程中，抓住重点旁征博引；有时还结合时事，谈自己的观点，启发学生思考，大大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

    邵先生不是一进课堂就讲、一下课就走，而是经常在课余与学生们交谈，进一步辅导学生，也了解授课效果。记得有一次课后，我提了几个没有弄懂的问题向邵先生请教，他不厌其详地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答后还问我明白了没有，同时鼓励我多看书、多留心时事、多思考问题，不懂就问。尤其令人感动的是，第二天上课时，邵先生反谦恭自责，认为自己昨天没有把观点讲清楚，又把昨天讲的课重新讲解一遍，直到大家都懂了为止。最后，他还叮嘱大家以后凡有不懂或模糊之处要随时提出，借以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邵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教育方法在当时确是了不起的。

    二

    邵先生从来不把自己的薪水所得只作个人受用，其中大部分都用之于教育事业，在家乡他办了明强小学和稽山中学。那时他认为，要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富强起来，必须办好教育事业，然而在旧社会他的想法是难以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后，邵先生看到人民政府对教育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他感到无比欣慰，便将自己解放前创办的学校交给政府管理。他还自动提出减去半薪，作为教育费用，但提出几次均未得上级批准。

    邵老师的亲友、学生中，有的有困难，求助于邵先生，邵先生总是晓之以理，决不以私人关系给安排工作；另一方面，则慷慨解囊，用自己的工资予以帮助。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多次对我谈起他曾受到邵先生长时间的资助。邵先生常说祖国人口多，现在还穷，人民政府决心造福人民，改变贫穷的面貌；但是国家底子薄，在短期内这个目的还难达到。如果全国人民都能互相照顾，同舟共济，协助国家解决困难，那么全国人民就可共温饱，不仅可增强团结，而且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加速进行。

    三

    邵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宣传节育，是有感于人口增长太快，有加以控制的必要。不提“人口论”而宣传“避孕常识”，是邵先生的宣传策略。

    解放后的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医疗卫生事业得到显著发展，人民的死亡率迅速下降，特别是政府对孕妇和婴儿的福利照顾，婴儿出生与成活率大大提高；同时封建残余思想依然存在，很多人向往着“子孙满堂”，这一切必然造成我国人口的飞跃增长。在50年代初，邵先生就看到了这一点。如不及时对人口飞跃增长的趋势加以控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很难跟上人口的增长，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他还认为，人口问题若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迅速地制订控制人口计划，把计划生育纳入计划经济范围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论——它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人口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也研究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这个规律指出，人口发展同物质资料生产必须有计划地相适应；不但使人口总数与消费资料数量相适应，亦要使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邵先生深信自己原拟订的一个“节制生育计划”，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切实可行的。但考虑到50年代社会上存在一种“人口多就是好”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偏见，如果直接提出人口问题，就一定会有人反对，或批评，或给以打击。这些还是小事，如果节育计划不能实现，影响国家繁荣与人民的生活乃是大事，不可不予以重视。经过周密考虑，邵先生决定以“避孕常识”为题来进行宣传。这样做既可增进妇女的健康，解除妇女的许多痛苦，也能使儿童得到更好的教养，提高儿童的素质。这不但为现代家庭所希望，就是受封建思想支配的许多妇女也抱有同样的期望。往昔常常听到有些妇女害怕多子女之累而滥用不科学的堕胎措施，以致损害了健康，甚至有葬送了生命的，她们多么希望有科学的避孕方法呀。

    邵先生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废弃惩罚堕胎的法律；宣传避孕的医学理论；提供有关避孕问题的材料。同年十二月，《光明日报》登载了他的一篇《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文章。一九五五年七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又正式提出了“请加强避孕常识的宣传和放宽节育技术的限制”一案。

    节育问题提出后，赞成者固属不少，而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温州市政府就有人说：“邵某代表哪一界人民的利益？我们人民将要求把他的人大代表资格撤销。”邵先生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在第一届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补充阐明自己的观点，再次重申节育的重大意义。并写信给温州市人民政府那位提出非议的人，讲道理，使该批评者无言以对。继而邵先生得到生理工作者赵以炳的支持，卫生部李德全部长也认为应开展宣传避孕常识的工作。邵先生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节育办法与节育药品，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印发《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小册子，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及说服工作。稍后经济学家马寅初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当时康生插手对马老进行政治围攻，斥《新人口论》为“马尔萨斯主义”，余波所及，邵老的节育计划也遭到了冲击。但他不计个人得失，坚持宣传节育主张。

    50年代后期，我国生产与人口增长的矛盾已经出现，政府开始支持计划生育，在各地药房普遍出售避孕药品与用具。但社会上的逆流时起时落，邵老、马老的主张仍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计划生育未能放手推行，十年浩劫更把避孕计划完全打乱。我国人口在一九五九年为六亿多人，至一九七九年猛增至九亿多人，二十年中人口激增了三亿左右。至此中国的人口问题与生产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一切生活问题的矛盾，已明显地突出出来了。于是政府肯定了计划生育的重大意义，全国上下大声疾呼，雷厉风行，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就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这件事，邵先生是有功的。

    四

    邵老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拥护孙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一贯主张唤起全国人民，联合各党各派与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奋斗，以打碎封建枷锁和殖民桎梏为目标。邵老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背叛孙先生遗训的反共反人民行径，并为国共合作，消除内战，加强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邵老为台湾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五六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组成“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邵老被推选为副主席。他常在政协等重要会议上以及传统节日里发表谈话或文章诗词，寄语台湾故旧和军政人员，晓以大义，认清前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早日回归祖国。特别是他的《勉励在台旧友》一文，是很有影响的。邵在台湾的老友于右任先生临终前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怀乡之情，溢于言表。

    邵老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台湾回归祖国的伟大事业，惜全志未竟遽尔溘逝。但其坚信祖国必能统一，台湾定然归来的信念，恰正道出了全国人民和一千万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

    （原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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