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主流亲密无间，我近了一厘米；我对于创作甘苦的体味不比你们任何人少一厘米，我宁要说是多深了、亲了一厘米；双百方针，我贯彻得也似乎比别人大胆了一厘米。这回是多了一立方厘米的空间。仅仅一厘米的区别就使杂志面貌一新！

    在巴彦岱的庄子上。这是重返旧地，仍觉亲切。

    32.又好起来了，是真的吗

    都说一九七六年把四个人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意义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革命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窨子里照进阳光，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得到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

    事后回忆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只在一瞬。谁能想得到，所有的所谓“铁案如山”都在土崩瓦解，所有的批倒批臭，都变成了批红批香。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与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蝶恋花》的时候，听到一句词提到“爱晚亭”、“橘子洲头”，竟然痛哭失声……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我意识到这一点，不敢完全相信……我必须格外小心，我相信还有反复，还有坎坷……再不会以为从此天下太平，顺风顺水啦。一些和我要好的亲朋好友，都善意地告诫我：天道无常，上心难测，慎重，慎重，第三还是慎重——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什么也不要说。

    但是我要说，我已经被沉默了太久，我已经认定自己再不会出声了。我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数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批判四人帮的一切已被揪出示众的谬误，政治上没有一句自己的语言，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此文有任何可取之处，应在于我长久以来的对于诗歌和数理化的兼收并爱，我说：“那种一切通过实验的不苟分毫的态度和作风，那种建筑在最平凡最一般的事实与公理上的令人神往的高、精、尖的大厦，不都是极其富有诗意的吗？”

    我是怎样将此文投寄给《新疆日报》的，已经记不起来，反正传出来报纸的说法，说是对王蒙可以抱一个良好对待的态度。这篇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了出来，时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距上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一九六四年五月历时十三年多，加上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封杀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半封杀期，我前后被冻结十七年，半冻结四年。

    受到小文发表的鼓励，我又写了小说《向春晖》，发表在《新疆文学》

    一九七八年一月号上。写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农民结合得很好的女农业技术员。连主人公的姓名都充满小儿科的“文革”色彩。王蒙写出这样的小说，不能不说是改造得已经很可以的了。别人读了说是不像鄙人写的，后来我自己读也觉得不太像。作品有筋骨脉络，却没有肌肉神情，没有细节，没有丰满的生活情趣，没有气韵生动。但仍然符合当时的潮流，酷似当时的许多作品，大树先进，斗争激烈，合图合谱合辙，绝对不越雷池一步。同时，这又毕竟是王某写的，有小说人称视角的转换，有农业知识的术语（还真有个务农的样儿呢），有对于窃窃私语、是是非非的长舌汉的描绘，还有一句结尾的对于秋天农村与大地的体味。

    接着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向前编辑的约稿信。春江水暖鸭先知，杂志送暖作者知。那个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学》，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学》的约稿，竟然成为行情，不，甚至是等级与身份的标志。得到了约稿信，我读了又读，连人家的字体我也觉得帅气、潇洒、老到。好歹一本杂志是一个机构的代表，而这个机构又是全部组织的一个细胞，想一想就知道有多厉害了，而作家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个人，歪瓜裂枣儿似的个人。李凖兄有言：“作家莫见面，见面熊一半。”当组织拥有无上的威权的时候，个人，作家，才华，灵感，（被作家们爬的）格子……都显得如何渺小与脆弱！不论是打仗还是修水库，组织化之远远优于个人是明显的，偏偏文学这个玩意儿不能不依赖于作者个人，人越多越搞不好，组织越严密小说或者诗歌越写不成，搞文学，这带来了多少麻烦与悖谬！

    对于《人民文学》，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宝刀未老，仍然不辜负所谓“有文才”的“最高”点评而毕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很有些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呢？

    与五十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形象记忆视为第二原则。这样艺术服务政治，应能充分运用自己前后十多年在新疆的体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与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写出又“红”又专的新作来。

    我的新作是《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主题当然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批判，但写得要有生活气息，民族文化气息，有异域风情，有边疆味、农村味、民族味，有维吾尔人——农民——农村干部的形象与生活细节，有意想不到的情节主干：把一只野蛮残暴的猫儿称为莫名其妙地被推崇为法家的“吕后”。这来自我的女房东赫里倩姆妈妈的妙喻的启发：她称一只驯顺聪慧的黑白花猫为“筹委会”，那是伊犁地区一派比较能与领导特别是军区合作的组织大联合后的名称。而另一只乖戾凶狠的虎皮猫，则被房东妈妈称为“红造会”，是另一派以更加造反为标榜的群众组织的通称。这只猫常常会在有人临近它的时候翘起腰臀，发出喷鼻的“气声”，它的这种怪声曾经把一条大狗吓得后退，从中我算懂得了一猫拼命三犬难当的道理，我算懂得了当你处于弱势的时候，你很容易变得铤而走险，穷横亡命的道理。我写到了这样一只“野猫”，写到它咯吱咯吱吃掉了自己刚才生下的小崽。我的全部作品中，很少写得这样残酷的。

    后来在一九七九年的文代会上，公刘见到了我，特别提起了这一段。

    我每每疑惑，如果我一直用《向春晖》、《队长、野猫……》的创作方法进行下去呢？会不会这也成为一种写小说的路子呢？主题先行，政治挂帅，推敲（政治）含义，形成轮廓，犹如论文之定出大纲，再补充或填充材料：细节、人物肖像与（所需）个性、风景背景、情绪、语言文字……我甚至怀疑，有并非少数的写作人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路数，已经无法更改，他们甚至很容易投合需要，符合既定的调式，得到好评，行时于某个特定时段，收到极好的效益。

    写到这里，立刻有一些姓名与书名呼之欲出。

    多么难忘，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如意！初夏，下着冷雨，芳从乌鲁木齐十四中的办公室跑到家属院，我正在包韭菜馅饺子，一屋子韭菜味儿，手上脸上都沾上了面粉，饺子已经摆满了一盖浅儿（或称盖垫，指用细秫稭排列固定成的放食品的器具），瑞芳大呼小叫地走了回来，脸色都变了，嗓音都变了，她从来不曾这样：却原来是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地戴着镣铐，至少还有语言与文字的掂量与发挥，我读着时隔多年又在《人民文学》上亮相的王某人的文字，暖从心来，悲从心来，五内俱热：想不到王某人还能等到这一天！

    这是真实的吗？这就是王某的新作了吗？

    立即有老同志老领导告诉我，你还要加把劲呀，不知道是说我写得还不够革命还是不够动人。反正是不完全符合这种要求，却又不符合那种要求。我读着自己的新作，似曾相识，又似乎陌生。这是谁写的呢？曰，王某，王某是哪一个？王某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时候只有二十二岁半，现在，距那时又过了整整二十三载了。

    33.人的一生需要两次

    《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的发表意味着我的公民权的部分恢复，我给时在广东，任《作品》主编的萧殷老师写了信，收到他的孩子般热情的回信。

    他说他见了人就说：“王蒙来信了，王蒙来信了……”

    波浪涌动着波浪，日子开启了日子。一九七七年冬，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对于“文革”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我的心脏加快了跳动的节奏，我的眼圈湿润了：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难道知识分子因了社会的对于知识的无视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块垒？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白桦的紧跟形势的剧作，写革命历史，批极“左”。从一些文学刊物上，透露出了从维熙、邵燕祥的消息。

    全——活——了！

    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享年四十四岁（我与一批同龄作家所迷恋与崇拜的契诃夫就只活了四十四年，留下了那么多精致与忧伤）。现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我正处于重生过程，我正在且喜且虑，且惊且赞，且悲且决绝地注视着四周，是乍暖还寒抑是欲擒故纵？不是陷阱？不是阴、阳谋？最后导致的只能是头破血流，益发无望？

    我在一九七八年的清明节这一天，（由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清明节又有了新的意义）写了《最宝贵的》，我已经受到《班主任》的鼓舞，敢于写到滴血的心，写到例如“文革”，例如“四人帮”，总而言之是一种非人的力量把血肉的心换成了冰冷的石头，正像我五十年代看到过的民主德国电影《冷酷的心》

    那样。我只敢谴责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文革”中的本来可以原谅的失误。

    我不谴责他又去哭谁去？至于他的所谓错误，所谓过失，所谓造成的严重后果，该去问责于谁，我想那是读者自己去想，也可以想明白的事。

    （北京有句俚语：惹不起锅，便去惹笊篱。这是我不得不采用的某种方略。

    这里我骂的似乎是孩子，因为骂孩子相对不会找其他的节外生枝的麻烦。你认为责任不在孩子，太棒了，我成功了。而在小说《轮下》中，我结尾时忽然提到了主人公是祖国的“不肖子”，关键在于祖国二字，我只能写到如此程度，总会有人读得通的。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关于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发言中，我明明白白地说到是对体育的“宣传报道”工作提一点意见，但具体意见我只能从某些运动员的言行举止来举例。国人都知道，宣传报道比运动员的言论更有目的，更重要。运动员重要的是成绩与名次，说法则要靠宣传报道。于是一些嫩伢子以为我在挑剔运动员，连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也是这样议论的，太好了，他们得出了王蒙要他们得出的结论。但他们也太笨了，他们硬是不用大脑而用脚后跟来思考问题的啊！）果然此时与此后，都有明白人说王某对那个孩子太严厉了，大概是王某太“左”太“左”了，呜呼……无论如何，我借着蛋蛋的姓名牌，哭出了王蒙的眼泪。作品描写市委书记严一行（一个直白的教条味儿的人名）的儿子蛋蛋，十五岁时在胁迫恐吓下向造反派头子透露了一位老领导的下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此，严一行几乎是像批判叛徒一样地批判了儿子蛋蛋。

    这是说蛋蛋吗？怎么像是说的王蒙？王蒙也经历了换心的手术？时至今日，时至写这篇短短的不足三千字的小说的三十几年以后，王蒙读起来仍然是怦然心动，泪流在眼眶！血淌在心底！

    而小说的结构与前后文，披挂好了全部攻防甲胄，有对毛主席的深情，有对共产主义的讴歌，有把“四人帮”与党严格分割开来的快刀斩乱麻的界限，还有结尾处的“心啊，你要听话，要好好地跳！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下来”！这样的严一行的心语。怎样揭批“四人帮”也是严守华主席部署，无一字无出处，无一词无来历：大大地良民一个！堪称无懈可击！哪怕是交给我的那些如河南作家张宇所言的私淑“研究生”（有这么一些人，以专门研究和找茬子为他们从事他们实在无力从事的文学事业的毕生使命），也未必有文章可做。

    小说寄给了萧殷，萧老对此作不十分满意，他回信说我搁笔太久了，尚须恢复一段。也是需要再加劲之意。我想他老不喜欢我的这种理性与直挺挺的抒情，这种大帽子阵势与直接政论。他在夏秋之际的《作品》上将此小说发为第二题，头题是舒展的《复婚》，写一个“文革”中跳跃不止的夫人，有些幽默讽刺，也比《最宝贵的》多了些趣味。

    后来得知，这篇东西很快被一位在《德国之声》供职的深度近视眼的联邦德国汉学家译成了德语，他指出，换心的故事发源于德国。

    与此同时，令人鼓舞的是我收到了青年出版社第二（文艺）编辑室著名编辑黄伊的信，约我去北戴河团中央疗养所去写作。也许这才是两篇小说所宣布的王某人的存在与“复出”（此词可能有些恶心）的最大“效益”。

    喜讯醉人。北戴河！是领导、巨商、要人、洋人（此时有一个更加高尚的雅号：

    “外宾”）们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喜欢去的地方。是大海无边。是sanatoria——疗养地，维吾尔语、俄语、英语都是这个词。我迫不及待地回信说我要去。

    出发前一大成就是把烟戒掉。我的戒烟方法与别人不同。我读了一篇谈吸烟毒害的文章，里边特别提出香烟燃烧中出现的三四苯丙芘与煤焦油对人体的危害。我很喜欢“三四”这个词，直觉认定它的科学含量高。

    而我在戒烟的关键时段，一犯烟瘾，一有戒烟半途而废之虞，例如饭后思烟，就找出我留下的剪报，阅读有关三四苯丙芘的段落，一见此词，立即感到了刺激，不似吸烟，胜似吸烟，看到了三四苯丙芘在肺叶上的浸蚀与细胞开始糜烂，看到了白脓与红血，找到了戒烟的感觉，找到了恐惧、警惕、科学与终极眷顾……也找到了烟与生命的形象与内涵，再不想，不必，不劳吸烟了。

    一九七八年四月底，王蒙结束了他吸烟十四年的历史，从此再未吸过，即使最好的“三五”或者“七星”或者“万宝路”，我也是一闻到就不喜欢。与香烟从此恩断义绝。只是后来许多年有那么一次，有几天我好像想吸一支烟，终于还是没有吸，吸烟的年代已经与所有的不愉快的事件一道，变成了陈年旧事。

    而现在这位名叫王蒙的人又架不住红尘扰扰，功业熏熏，坐到了桌子前边，心潮澎湃，今儿收到了这个角落、明儿收到了那个旮旯的约稿信，像煞有介事，划拉起来，据说还能思想，还在遣词造句，推敲斟酌，竟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可以为写作而激动。你可以认定自己不要写不能写不思写啦。你可以对写作狗血喷头，嘲笑咒骂。你可以迎合着写。你可以替别人构思。按完全非己的思路构思。你可以说写就写，像超女一样地想唱就唱其实是有了平台与褒奖才唱。你可以说不写就不写。你身上已经安装好了开关，你操纵自己的写作比操纵任何灯泡电门都易如反掌。

    我家住在乌鲁木齐第十四中学校园的最南端，我们的后窗对着操场，我常常在写作的时候听到篮球击打在后窗护栏上的嘭嘭声。我们门前有一个只有十平方米的小院，我与儿子建造了一个不到四平方米的歪歪扭扭的小库房，入春以后在那里用我自砌的炉灶烧饭。我一面写作一面照顾着炉火，照顾——我要说是“摆弄”炉火是我的一大乐趣。煤炭的燃烧、封存与熄灭是一个伟大的化学过程，是生命与宇宙万象的象征。我的生物钟中有自动定时与报时装置，我能专心写着写着，忽然灵机一动，放下笔，到小库房去揭（蒸）锅，去竖暖水瓶，去添煤、抖灰或者去封火。我可以一面写作一面不时立起出去收信、报，去缴纳水电费，我从来没有旁的同行写作时的谱儿，什么不许有响动啦，什么不可以有外务的打搅啦，我从小学会的就是全天候抗干扰写作的。我的经历提高了我的抗逆性。经过了那么多的反写作非写作仇写作蔑写作，说了那么多狠话贬低写作，我终于可以比较正常地写作了，不无滑稽与悲哀。生命是用时间、年龄来标志的，王某人在四十多岁时重新写作起来，已经是中年写作而绝对不是青春写作了呵。

    人的一生需要两次，第一次如诗如梦如火如喷泉如旋转起来了的万花筒，它注定会曲折会失败会垮台会碰壁破灭……第二次已经不那么激情那么洒满露珠那么七彩绚丽了，第二次的人生你会精明一点点，你会老练一点点，你会谨慎许多，只是你有时候会责备自己，怅然若有所失，你会回忆一些事情，暗自苦笑，终于……释然，有一点漠然。

    34.突然享受了北戴河

    多次的，应该说是随时的起起落落，使我无奈，使我悲伤，也使我不无得意……还能有多少人，像鄙人这样说起就起，说落就落呢？

    一九七八年六月上旬，已经干净利索地戒了烟的王蒙坐了三天半硬席卧铺（能报销）火车到达北京。十六日一早，我们在北京站与中青社的同志汇合，登上了经天津到北戴河的列车。同行的有老作家管桦与他的一个助手小刘，有安徽的单超，辽宁的洪钧和来自河北的一个年轻人小耿。还有一位搞俄语翻译的说话声音洪亮的先生。此后，还有云南作家彭荆风、评论家唐弢、上海作家孙峻青与师大教授许嘉璐都作为中青社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客人来到了这边。

    我们坐的那一趟火车走了五个小时，那时经玉田的北线铁路更不要说是高速公路了，还没有通车。简朴的北戴河站，已经给我以不凡的感觉，整齐清洁爽利，大量树木花草，空气新鲜，天空蔚蓝，地面是由比重大的沙土而不是北京或者乌鲁木齐那样的易于飞扬的黄土构成，这些都不一样。而且，从火车站一出来，就从树木的缺口处看到了似乎是固定在城镇上部的浅灰色的半透明式（我觉得像是果冻）的海洋，听到了海涛的呼吸一样的声音。那时的北戴河，经过“文革”十余年的闲置，门庭冷落，人车俱稀，建筑低矮，视觉听觉，不受任何阻拦。

    如果是小说家，更欣赏的应该是冷落的北戴河。但是欣赏冷落，并不意味着反对发展。作家的思想情绪也是说不透的。

    两年后我在小说《海的梦》里运用了我初到北戴河火车站的感受。

    不只是风景，更是心情。新疆的冬天是从“五一”才算正式结束的，离开严冬不过一个多月，突然来到了阳光与海浪互映互戏的地方。

    团中央的休养所在离海有一点距离的黑石路，是一处老建筑，老式房屋隐藏在桃林中，虎皮石墙，雕花木窗，木质地板与洋灰地混用，可能是由于许久无人居住，一进去就显得很阴潮。但毕竟是凉爽宜人。

    我在这里改写新疆后期我所写的《这边风景》，上午与晚上写作，下午去海上游泳。每顿饭后坐在宽宽的阳台的破损的藤椅上，赤着上身，穿着裤衩，拍着肚腹，吹着清风，海阔天空地聊天。

    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主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要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

    游泳的成绩就大了。我们选的是老虎石煤矿工人浴场。现在进这个浴场要买票，那个时候干脆没有什么人。我给自己定的功课是每次从沙滩到防鲨网两个来回。我虽然喜欢游，但是姿势极差，呼吸掌握得也不熟练。过去，一年游不了几次，刚找到感觉，季节已过，次年夏天再从头学起。而如今，有了天天洗海浴的条件，其乐何如！六月中，水温很低，我们已经正儿八经地游上了，确有长进。我有时甚至于觉得自己的运动动作条件反射带点傻气，一进了水，一下，两下，三下，蛙式就胡噜上了。我也游仰泳，是反着游蛙式，姿势不合规范。两次出征防鲨网之间则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时还没有晒多了有害的讲究。

    游水游得多了，一次看自己的皮肤，毛孔的纹路与鱼鳞无异，相信自己正在变成一条鱼。就如在新疆唱歌，我相信自己正在变成“胡人”。在新疆撒尿，包括出汗，都有明显的羊膻气味。而在沙滩一打滚，我更相信经过这么多事本人仍是顽童。我还年轻！想把一个快乐坚强，心存良善的青年彻底收拾掉，固非易事。

    在这里游完，我们常常混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休养员的队伍，跑到对面的该院淋浴室冲一个冷淡水澡。也有时候就穿着泳裤，趿拉着拖鞋走一个小时，围着海滩转一大圈，再从东山宾馆一带回到住地。有时候走种植了大量针叶树的东经路，有时候走到处长满红柳的海滨路。那时的北戴河主要就是这两条路。

    红柳本以为是新疆的特产，现在才知道至少在盐碱多这一点上，边疆与海滨无异，二者也有共同的植被。

    常常黄昏时、入夜后到海边走走。我看到过月儿从海中升起，我看到过银光在水中闪烁，月光映照中的波浪，特别像一个个游泳者的头颅，我常常感觉到是一大批健儿在月光中游水。

    这是很有趣的。这些都是我一九七八年在北戴河度夏期间的感受，一九七九至一九八零年写的，然而当时的一九七八年写的是另样的小说《光明》，当时还=不敢写《海的梦》那样太知识分子味道的小说。

    休养所的伙食标准是每月三十元人民币，个人缴的不多，其他由出版社补助。

    伙食相当不错。

    天热无君子。我们几个人，穿着短裤。拍着肚皮，喝着热茶，吹着海风，谈天说地，海阔天空，骂骂咧咧，端的是神仙般的日子。短短几十天，我拍拍肚皮觉得膘情渐好。我的开始变胖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原来只有五十三公斤，我一直梦想自己能够上六十公斤，这回，实现了。

    身在渤海之滨，“火热”的生活仍然是纷至沓来。我收到了《上海文学》编辑，工人作家费礼文的约稿信，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王笠云的约稿信。

    信上并说为了落实什么什么政策特向我约稿，周边一道写作的同志读后还有点反感，说是谁落实谁的政策？一个出版社又不是党，怎么这样说话？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人的尾巴开始翘起来了。

    时值《上海文学》发表李子云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批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而大受关注。我给上海寄去了稿子，短篇小说《光明》，仍然有按政策——当然这个政策符合我的思想与情感——编情节的痕迹。

    北戴河期间我也读了不少书，印象最深的是青季思（王按，即成吉思，与成吉思汗同名）·艾特玛托夫的中短篇小说集。他是苏联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我很佩服他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正面性质。我甚至此后有意对之仿效。

    此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收到过他的来信，邀请我担任苏联一个文学机构的顾问之类，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我未予作复。又后来，我在韩少功的一篇文字中看到韩写到他，似乎印象不佳，说是他颇富VIP的官气。

    他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做过驻卢森堡的公使。被认为受过他的影响的我国作家颇多，包括张承志的《黑骏马》，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铁凝的某些短篇等。

    此时正逢我的二儿子参加高考，他考入了位于陕西三原县的空军二炮学院。

    能入军校，似乎也非常光荣，说明了我家的命运正在发生变化。他的哥哥早在春季，作为七七届毕业生，考入了新疆大学。

    从六月十六日游到七月，从七月游到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北戴河整整待了七十七天。到八月底，一逢阴天，颇有凉意，我知道，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北戴河观海戏水，算是足足的了，该走啦。

    生活里其实充满偶然与无序，回忆与思想却使它们变得有理有致。北戴河之夏，是一个过渡，是我的第一次生命与第二次生命之间的一次衔接，一次休息，一次转换，从此，大起大落的王蒙又忙活起来了您哪！

    35.春风处处来

    海边方数十日，世上已二十年。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我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本计划探望一下亲属，立即回疆，早已想家了，谁知来到北京，已是八面来风，五方逢源，走不了啦。

    《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韦君宜。中青社。老朋友黄秋耘（正在编辑《辞源》）。老同事与老同学。老文友与老关系，都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了。

    黄秋耘一见到我就讲起了邵荃麟的悲惨命运，“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关进了“牛棚”，多少人睡一个大通铺，他一夜夜地无眠，干咳不住，死后连遗体都不知道哪里去了，生不见人兮，死不见尸。

    我到我前后去过三次的大雅宝胡同的荃麟的家，他的夫人葛琴已经偏瘫失语，坐在轮椅上，流着眼泪，连哼一声亦属不可能了。终日不能活动，不见日光，她倒是又白又胖，更是惨不忍睹。

    和这些元勋比，我们这一代人又是不幸中有大幸啊！谁活着谁就能看得见。

    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去了一趟，碰到老编辑徐以、涂光群、崔道怡、周明等人，与《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一稿的责编向前。抬头见喜，一是他们邀我参加众作者的华北油田之行，一个是要我做他们的特约记者出席采访第十次团代会。

    当然都是好事。去油田的还包括了筹备文联作协的恢复的一些工作人员，看了任丘油田，听了油田介绍，游了白洋淀，联想到孙犁的小说，欣赏着遍地的芦苇与一望无际的清亮的水面。当然也吃鱼喝酒一番。在一个物质生活长期匮乏的地方，吃喝俗务也不可略而不计。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从不可接触不可提及的另册被封杀者变成了正常的文艺人，我的生活面一下子扩大了。

    去团代会就更是百感交集了。一进人民大会堂，就感动起来。后来我看张贤亮的《绿化树》里提到了大会堂里的红地毯，笔有得色，受到某些高雅文人的批评，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慨，不是无动于衷，不是置身事外。你喝的水，吃的粮，全部来自“国家”——国营体系的供应，你拉的全部需要政府的环境卫生部门去处理，你想疏离，怎么办呢？

    会议期间我参加了胡耀邦同志与大会部分领导人的见面。我只记得耀邦说：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团）干见新（团）干，大家拼命干！”不论何时，胡耀邦同志总是热情燃烧，干劲冲天。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团区委干部喽。

    我的记者任务带来的是报告文学《火之歌》，写南京的“四五”英雄李西宁。

    我写得很努力，也很拘谨。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敬礼，合金钢》，称这些经历锻炼，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为合金钢，此文发在一个青年杂志上，颇有反响。

    在会上我见到了王照华同志，与他谈了我一九五八年的事情，这是根据韦君宜同志的意见办的。

    九月，我也见到了君宜，她要言不烦，第一，决定立即出我的《青春万岁》，只要稍稍改动一点易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段落，如写到的杨蔷云的春季的迷惑即可，但要写一篇后记，说明是当时写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当前规格。第二，她认为时机已是适合，我当提出甄别五十年代的右派问题与调回北京来了。她还让我去找了在市委工作的项子明同志。项也是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解放初期他的身份是学校支部工作科科长。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等职，后来结合（注：

    按当时政策，夺权后要由革命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与军管会代表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代行学政一切职权）在市“革委会”里。项子明也算老相识，对我很热情。进一步找到了市委组织部的黎光与沈谦等有关领导。黎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而沈与我的姐姐姐夫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北京的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他们对我关心备至，几乎是有求必应的。

    我参加了刘仁同志的追悼会，来的人比上级规定的人数多出了许多倍，提起刘仁，提起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来自地下党的同志无不心潮澎湃，而刘仁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之惨状更是骇人听闻。二十七年后即二零零六年，我在河北省泊头市第一次参观了灰瓦高墙、地点偏僻、院落神秘的当年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旧址，感慨系之。

    毛主席晚年常讲党心民心党员之心，那时听着还有点模糊，一参加刘仁同志的追悼会，我算明白什么叫党员之心啦。

    团市委的各色追悼会我也参加了不少。死者长已矣，生者仍恻恻。

    在我出发赴北戴河之前，我从新疆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邵燕祥写了一封信，差不多同时，他从北京给新疆文联写了一封信找我，二信对发，也算友谊与缘分了。我从北戴河回京后到西便门广播局宿舍去看望了他。从他那里得知了林斤澜的地址，就在芳娘家的近处，幸福楼。我很快看到了老林，不久出席了林的请客，不但看到了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邵燕祥、刘真，还看到了浩然。当时广东的《作品》杂志发起了对于浩然的批评，人称《作品》发射了中程导弹。而在林斤澜这里，一片团结起来搞创作的皆大欢喜气氛。林斤澜比我大十好几岁，人称林大哥，很有团结四面安定文场的气概。林大哥定了调子，包括“文革”中被浩然点名批判过的刘绍棠对浩然也是称兄道弟，亲如手足。

    倒是浩兄似乎仍在耿耿于怀，委屈，失望，不服……他适应不了从云端跌下的落差。

    而最妙的是江苏的陆文夫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剧本，那时候的各电影厂都在拉着一批作家改本子，作家们借此也探贤访友一番，算是文艺复活、作家复生的一景。他辗转打听到我在北京，便与他的妻子管毓柔一起到崇文区光明楼我的岳母家找到了我。一九五六年由作协编辑的年度短篇小说选中，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与他的《小巷深处》同列，我们之间有一种同科“进士”之感。

    一九七八年夏，被封杀者纷纷露头，文夫也不例外，我在《人民文学》上读了他的小说《献身》，他写得非常动情。我们见面，有一种大难幸存，相濡以沫的感慨，也有一种天涯比邻，（即使从不见面）相知相惜的温热。

    他的好友，江苏著名作家方之同来或是以后也来了，并建议我们一起去看望一次周扬，方之负责去联系，从方之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周扬的秘书谭小邢的名字，她的笔名则被更多的人知道：绿菲。

    时周扬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是院长，陈荒煤是文学研究所所长。

    当时的一些文艺机构或者已经被解散（如文联作协），尚未恢复，或者太敏感，暂时不宜由原来的老领导“还乡”杀回，便先贮藏到社会科学院，也是过渡一景。

    周扬精神很好，风度依然，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度过了“文革”一难，美其名就叫“锻炼锻炼”。我们与周扬同志谈得高兴，周扬并关心我的工作，说是社科院要成立民族文学研究所，可以把我调来。

    古今中外，必当初？哪怕是伟大领袖，防了又防，斗了又斗，太离了谱，还不是人亡政息，立马——换了人间。

    我住在岳母家时期，常常围绕着龙潭湖漫步。我非常想写一部能更充分地发挥我的精细描写与浪漫抒情的特点的作品，我要写一篇风格追逐青季思·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我要用全部的心力歌唱新疆，歌唱大地，歌唱人民。我围着龙潭湖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构思好了《歌神》。

    几乎再找不到我写的别的小说，这样认真地描写风景，我是在写世界，写祖国，写边疆，而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我表现。接着我写到了维吾尔人民的歌声。

    无怪乎胡乔木同志独喜此篇作品。新疆话剧团的尚九骖给我写信，说是读了《歌神》才知道“才”字是几笔几画。在此篇中，我的思想感情是何等的规范正当，我的语言文字是何等的丰满雍容，我的艺术感觉是何等的敏锐周全，而作者的爱憎又是何等的热烈奔放！多数其他短作品，我都是突然受到某个细节，某个情绪的触动，所谓灵感激动了内心，铺染生长，以致全篇的。我的多数作品是被文思所挟持，被灵感所推动，是“它们”写我。而此作却是殚精竭虑的产物，来自整体性的歌唱愿望，清清晰晰，明明白白，是我在写“它”。

    36.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一九七八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

    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

    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

    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平反的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名字。

    那时有那时的朝气、勇气、豪气、热气，主持这一工作的不过是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定了，就干，赶紧干，也就成了。

    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

    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

    已是初冬，此会一过，我打道回乌鲁木齐去了。

    回到乌鲁木齐位于十四中学的自己的家，才感到了房间是那样狭小，照明是那样不足，红砖砌的地面缝子大，不平坦而且日久了变得黝黑。比较一下，北京诸亲友家的洋灰地是多么整洁呀。怎么了？我已经不那么安于满足现状了吗？人就是这样浅薄，这样轻浮，这样容易满足和不满足，这样容易恐惧也容易张狂的吗？

    不，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平反也好，回京也好，都还没有敲定。

    岁末，我收到了寄来的一张《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青春万岁后记》，这太出乎意料，我并没有将稿子给他们，是出版社拿过去的。

    从开始写《青春万岁》到现在，已有二十五年有余，等待的时间比我动笔时生命经历过的日月还长。历史荒唐与严酷起来几近疯狂，如今却忽然间露出了笑脸，脉脉含情。岁月已逝，青春何堪？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

    我们立即收到了光明日报社转来的芳的老同学，也是当年的团干部，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营干部”程庆荪的来信，她说她接收到了“营长”王蒙的召唤，她是天津一所中学的优秀语文教员，她献身教育，永怀青年时代的革命理想，永远纯真如初。她给学生讲解高尔基的《海燕》的时候向来是热泪盈眶。

    二十余年前程庆荪老师是女二中团总支部的组织干事，常常送待批的新团员的入团申请书到团区委来，芳多次托她给我带信。团区委的同事有人开玩笑，说程是我们的红娘——其实她是被蒙在鼓里的。

    一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长篇小说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六十二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我与当时在内蒙古，后到了山西的焦祖尧同住一室，他的《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一书刚刚出版。他的作风比较稳健谦逊，易于相处。同会的还有内蒙古的冯苓植，他的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黑龙江的刘亚舟（不是刘亚洲）、上海的孙甬（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长）与竹林……多为新秀。我记得那时在会上大家谈得最多的仍然是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这个会当然表达了有关方面繁荣创作的心愿。会一开，也增加了穿着整齐，谈吐文雅的写作人的人五人六感。更重要的却是借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

    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一九五八年的事不算了。还给我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开出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十五余年之后。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

    当然，共青团机构干部轮换很快，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无人相识，接待我的至少小我十八岁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冷淡，倨傲，彼此皆感陌生。

    世事变化，几个月后，团市委人员的面孔都变了。不是变新了而是变旧了：

    那些被认为是“文革”时期上来的人转了岗，而此后的团北京市委，是由我们那个时期的团市委的老干部金鉴回来任书记，由我的老搭档王晋等任副书记了。

    王晋等老同事为了回来工作染黑了头发，并拉着我担任了北京市青联副主席。

    于此差不多同时，中共北京市委的调函也已开出，这时已经有了取名滑稽的“摘帽办”，按照统一的政策负责改正错划右派与“收回”这些人员。

    我回到新疆，众友人嗟叹不已，也有人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河东河西，这也是一种制衡，可惜的是，并非共时性的制衡，而是时间纵轴上的平衡。所以中国更需要毋为已甚，留有余地，乃至道中庸而极高明。这些道理是后来才悟到的。

    我与领导谈回京事，领导当然理解支持，但也叹息，我们新疆成了什么地方啦，一不受冤屈了，也就该走了。

    叫做沉冤昭雪吧，虽然这种说法对于我似乎有点封建性。平平静静地回到新疆以后，有一件小事倒是值得一提。就是此时至少是在新疆文联，邓丽君的歌曲风靡起来了。我很可惜那么多各类治史专家没有人研究一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在中国内地的邓丽君热。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怎么站住的。谁是始作俑者呢？开头，似乎是偷偷地听，说偷听吧，又不像听到海外华语广播那么紧张那么犯私，“文革”中偷听“敌台”一项罪名足够判你个反革命，而邓丽君自始便是听则听矣，喜则喜矣，粉（丝）则粉矣，无大碍但也始终不那么合法。

    这时又收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关于拙作《最宝贵的》获得七七至七八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与即将在京召开颁奖大会的通知。我不好意思刚回来又走，我也知道整个自治区创作研究室（尚未恢复成文联）的出差费极困难，我这么连连飞去飞回，岂不缺德？但是北京方面极重视这个“文革”后的第一次小说颁奖，不断来电话催，最后我还是去了。

    这次会议也带有劫后重逢，作家复活、文学复生、二十年后仍是一批好汉的性质。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新科状元。陆文夫的《献身》，萧平的《墓场与鲜花》，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宗璞的《弦上的梦》，王愿坚的《足迹》都获了奖。这些应该算是所谓五十年代作家。此外还有贾平凹、贾大山、刘富道、祝兴运、李陀、成一、张承志、莫伸等新人的作品。卢新华的《伤痕》是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是一大批同类作品命名为伤痕文学的来由，这次也获了奖。

    唯一的老作家是周立波，他的《湘江一夜》在获奖名单之上。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在《北京文学》上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好的反响，而此文是《人民文学》的退稿。

    领完奖回到新疆，开始办理调回北京的事宜。只是在这时刻我想起了点自己的豪情，或者叫做牛皮。想当初来疆的时候我曾经私下说过，能做出一番事业，户口在哪儿，关系在哪儿，算哪儿的人，根本不是问题。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力量走，就有力量回。

    我受到了自治区文联诸同志的热情相送，各种好话，暖人心肺。我变得很期待，很忙碌，要读要写要关注全国的政治形势与文化动态（谁让我这一辈子个人的命运与大形势老是那么息息相关），要与新老文友与各有关方面联系，与新疆某些老友在一起，开始感觉赔不起时间了，一喝酒大半天，划拳行令，我心疼时间心疼得要命。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我与芳“举家”乘七十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大儿子王山还在新疆大学读书，不跟着我们。二儿子王石则在陕西三原读军校。

    女儿伊欢，一九七八年底已经回到北京借读小学。

    到站台上送我们的达四十多人，车内车外，竟然哭成了一片。芳一直哭个不住。新疆，我们有缘，你对我们有恩，客观上，正是新疆人保护了我，新疆风习培育了我，新疆的雄阔开拓了我，新疆的尤其是维吾尔人的幽默熏陶了我。

    不论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来的新疆，新疆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好，新疆值得学习消化的知识多，新疆的文化对于逆境者是一件御寒的袷袢，是一碗热茶。

    有生之年，我永远爱新疆，想念新疆，我永远会怀着最美好的心情回忆我在新疆的经历。虽然也有苦涩，整体仍是阳光。

    37.难忘的东华门小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我将妇携雏，变卖床具，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与远游他乡的好奇心自娱心却也有冒险心不甘心离开北京。近十六年以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我与芳双双回京。我的接收单位是市文联，她则到了七十二中继续教她的高中物理。

    没有房子住，我的物品暂时存放于市文联库房。经文联领导关照，临时安排我住到市文化局北池子招待所。时于市文联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朱璜与郑德山，他们都是我在团市委时的老同事，当然对我很关心帮助。

    北池子招待所原是一个小小的剧团的排练场。我们住的六号房间约有十平方米，窗外是公共电视，每晚大家在此看电视，喧闹异常。门前则是公共盥洗室，水声嘹亮，香皂与牙膏气味芬芳。找我的电话不少，多是约稿的，经常会听到一位胖胖的和蔼的女服务员用洪亮的声音喊叫：“六号，电话！”

    这个住所还是留下了许多记忆，许多温馨。我在这里写下了《布礼》、《蝴蝶》、《夜的眼》和一些评论。我在这里见到了到京组稿的陕西老作家贺鸿钧（李若冰的夫人）与董得理，他们担任着很有品位与影响的《延河》杂志的副主编。我在这里见到了黑龙江《北方文学》的资深编辑鲁秀珍女士。她有一种真诚和亲和力，她有好几次睡眼惺忪地被叫醒去接电话，被我看见。《光明日报》的银发老编辑黎丁与文艺评论版的史美圣也与我见了面。碰到贺、董、鲁、黎、史等这样好的编辑，你不能不产生负（文）债感。

    有许多老友到这里来看望了我们，包括作家张弦，老团干部范与中、程庆荪等。还有一些记者到这里来对我进行采访，包括《文艺报》的雷达，《工人日报》

    的王晨——后为人民日报社长、国新办主任——等。

    这个招待所，位置恰在黄金宝地，我们常常晨昏时节从这里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垂柳，水光，晨星，夕阳，黄金般地流光溢彩的故宫角楼，令人快乐地流泪。北京人仍是那么悠闲，那么自在，那么与生活亲密无间。有提着笼子遛鸟儿的。有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有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间的新闻广播的。有边走边吃炸油饼的。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放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岚的歌，得意扬扬地自路边走过。有一次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弹电吉他的青年人，听他弹琴唱歌，令人对社会生活、青年人的生活的解放与新意留下印象。我在一本“自发刊物”上读到了一篇署名刘树华的小说《吉他的朋友》，描写这样一位在大街上自娱的年轻人。用洋名词来说，是她首次写到了“文革”后出现的一个公共空间（publicspace）。她写得真好啊，可惜此后未见新作。

    后来有说是筒子河这边发生了抢劫案件，抢匪把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的手表抹（读ma）了下来。时老作家萧军刚刚被安排到北京文联，据说萧老常到筒子河一带晨练，我告诉他要注意安全，他则豪迈地说：“什么？碰到坏人，不定谁把谁的表抹下来呢！”

    向东边走，没有几步就是东安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入夜后王府井大街与东安市场的璀璨灯光与商品的琳琅满目，已经令人喟叹：久违了，北京，久违了，东安市场——“文革”时更名为东风市场，这种更名的幼稚与廉价令人觉得奇异，一个古老的国家怎么这么多小儿科？

    这里越走越是亮亮堂堂。在乌鲁木齐尤其是在伊犁，一入夜就是到处昏暗与静谧的啦。东安市场有一个中西门进去就是书刊店。那时的杂志品类极少，除了政治宣传性的与少量自然科学性的以外，稍稍轻松一点的只有文艺主要是文学杂志。我多次在这里的几百瓦的白炽灯光下看到载有我的与朋友们的新作的杂志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青春万岁》的第一版也摆到了那里，深绿色封面，小花图案，定价六角七分。我与芳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掏钱买下了我的推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出世的书，非常快乐。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我联系改编电影剧本的问题了。

    招待所没有伙食，我们就打游击。早晨多半会去吃炸油饼，喝豆浆。有一个蓬莱小馆，我们在那里吃过炒疙瘩和几角钱一碗的芝麻酱拌面条。后来的小说《风筝飘带》里运用了这方面的经验。附近的馄饨馆、面馆，我们也是常客。

    从筒子河西行，我们有时进入中山公园。那时逛公园的时候常常听到“游人须知”之类的广播，讲述游人的政治责任、法律义务和惩罚措施。除了禁止随地吐痰和乱丢果皮纸屑之外，须知还明确规定了严禁跳舞之类。动辄出现“违规者处以罚款、驱逐出园，情节严重者送公安部门处理”的威胁字样，大大败坏了你去游公园的胃口。

    然而北京人的生活胃口奇佳，威胁也罢教训也罢，挡不住逛公园的男男女女。

    我们想在公园找个凳子坐，太难了，到处都坐得满满的。偶尔远远见到一把空椅，飞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椅边一大堆呕吐物。我把这个细节写到《风筝飘带》里，而且向伟大的祖国，辽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呼吁：“给年轻人一个拥抱和接吻的地方吧。”《北京文学》的编辑，回城知青章德宁（后为该杂志社社长）称赞我写得如何真实。

    我们也去过劳动人民文化宫，对着中山公园，原名太庙。这里我们冒着夏日的雷阵雨与五十年代的同学旧友，大部分是那时的团干部聚会，一起唱了许多革命歌儿和苏联歌儿。古柏青松在雷雨后，发出的芳香醉人心脾。我们这也算是“踏遍青山人未老”吗？也许可以叫阅尽荒唐人未老？

    住房里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我在这里一住下来就继续写上了《布礼》。天热无君子，我光着上身，下身也只穿一件小裤衩，一面在噪声中写作一面挥汗如雨。

    一次这样一副打扮接待了来访的记者，被称为赤膊上阵。

    《布礼》此篇在新疆已经动笔。这里需要补叙一下，我在回疆办理调动期间，还应我多次供过职的杂志《新疆文学》之邀写了风味独特的《买买提处长轶事》，副题是“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正文前我标上了“泪尽则喜”与“幽默感即智力的优越感”的自撰“格言”。

    后来这篇东西被朱虹翻译介绍给了美国，还被美国一家出版社收到一种小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此外还写了《悠悠寸草心》与《友人和烟》，具体写作时间与情况，记不清了。

    《布礼》自然没有多少幽默。我要写的是灵魂，是那个毒化人的心灵的岁月里人们所受到的灵魂的折磨。

    中篇小说的突然行时，我记忆中与从维熙的率先实践有关，他的《第十个弹孔》与《大墙下的红玉兰》连续发表，我戏称他是“大墙文学之父”，而张贤亮只能算是“大墙文学之叔”。周扬读了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向我们称赞不已。

    《布礼》的影响不算小。法共人道报出版社出了它的法译本。八十年代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的英译本，蓝温蒂译。小说是发表在才创刊不久的《当代》上的，具体是孟伟哉同志编的。《当代》时任主编的是秦兆阳老师，他盛赞此篇。后来在评奖中篇小说时，因为每个作者只能得奖一篇，对于奖《布礼》还是奖《蝴蝶》争执不下。有人问起我个人的意见，我说就奖《蝴》

    吧，此事使秦兆阳师甚为恼火。因为奖了《蝴》等于挖了《当代》的墙角而为《十月》

    添彩。后来《当代》自己奖作品时也说道，既然王某自己不抬举《布礼》，我们何必追着求着去奖它呢？

    此事可能造成了对于秦兆阳与韦君宜二位恩师的伤害至少是不快。我当时想的只限于作品。《蝴蝶》引发了更多的反响，评者极多。《蝴蝶》一发表就由外文出版社出了英译本，后来，又出版了日、德、越南等国文字的版本。

    你可能生活在一个伟大的转变期，你可能做了一些有点动静的事情，你可能经历了事变，你可能是历史的在场者与参与者……然而，你的生活仍然是由一些细节组成的，赤背、炒疙瘩、水龙头、市场、书报摊、吉他、故宫角亭、公园里的嘈杂音响，永远难忘。

    38.文坛一瞥话清明

    我回到北京，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

    中国的“专业作家”与外文中的专业作家含义不同，恰恰相反，在外国，专业作家是指以写作为职业，靠版税生存的人，在中国，是指被“养起来”写作的人。

    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意见不一。管桦、杨沫，都对浩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

    中挨整而浩一花独秀，尤其是浩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此次会后老舍自杀了。社会上有一些文学界同行，例如曲波，一提浩然就怒发冲冠，说是“文革”后的一次什么文艺集会，如果浩参加的话他就不参加。

    民心也有对浩然极不利的一面，一个红里透紫的人突然崩盘，它有一种大快人心之感。

    浩然自己很郁闷，自称“像是一名输光了本钱的赌徒”。显然，他只有红里透紫的经验、根正苗红的自我感觉，却没有受挫的锻炼与任何自省的习惯。“归来”

    的我等（包括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以及后来的葛翠琳、杲向真等），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

    有过一个命运也大致相近的邓作家，当着我的面向胡乔木汇报浩然走到某地受到大张旗鼓的超规格接待的事，似乎是一种什么涉嫌未能全面否定“文革”

    的“动向”，胡对他的汇报非常反感，后来专门向我提及，听了他的话，他是如何的不快，胡并进而告诉我，他已与媒体打了招呼，要正面报道浩然的新作《苍生》出世的信息。

    七十年代末，一到北京，我常常被邀请参加座谈会。会议的召集方多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新创办的《十月》杂志、甫恢复正常的《文艺报》等。在这些会上我结识了一批风华正茂、活力四射的人物，包括时在北京改本子的白桦，安徽的张锲，北京的李陀，因了话剧新作《丹心谱》而受到瞩目的作者苏叔阳等。

    刘心武有时也出席会议，正是当红时期。当时谈论过的话题有对于“文革”中批判的文艺“黑六论”的拨乱反正、电影《望乡》为什么不得完整上演？伤痕文学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多少年来文艺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不是极“左”？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文艺工作者与他们的作品的命运、所谓“三人主义（人性、人情、人道）”问题、要不要尊重艺术规律？何谓艺术规律？以及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等。

    谈得相当痛快，也相当高兴，能有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场合，把许多过去无法讲的话说一说，美哉。

    主持会的不是冯牧就是陈荒煤，他们都是中青年作家的朋友与支持者，也是我个人感到亲近与敬重的老领导老作家。他们是拨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热烈赞颂者。荒煤多次讲到一个问题，说是文艺界的许多人找他“摸精神”，就是说大家对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的想法不甚有底，不甚放心，希望知道这样写下去评下去会不会惹麻烦。荒煤劝大家不要老那样“摸精神”，而应该专心致志地写作。

    表面看荒煤讲得当然全对。身为作家而在“摸精神”，叫人说啥好呢？一个作家难道就没有自己的主见，主心骨？一个动辄几万字几十万字写文章的人难道没有自己的良心良知良能，自己的责任，却要唯上是听？而且，在百废待兴，百乱待理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你看准了的事情，就应该勇于实践，勇于承担历史的责任，就会办成，就会受到各方的拥护。胡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反右的扩大化方面就是这样做的。

    是的，当时文艺界的老领导也有这种当仁不让的责任感与雄心壮志。他们大刀阔斧地推动着以中青年作家为主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老领导们正在全面收复“文革”中被江青践踏得千疮百孔的文艺园地——失地。

    但是，更高层的领导，更资深一些的作家似乎并不是同样的估计同样的判断。

    荒煤的说法虽然纯洁伟大，然而仍是书生气。后来，他因为批准了一个什么有大量赤身裸体镜头的外国片在内部放映，他几乎，也可能是已经受到了纪律处分。

    荒煤、冯牧等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我记得冯牧的一句名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文学的脚步与党的意图是同步的。开始，确实是一个同步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要说的话，差不多正是话剧与小说里说着的话。你要拨乱反正吗？《班主任》就是要拨乱反正。你要平反冤案吗？《神圣的使命》要的是平反冤案。你要为老干部老领导正名吗？你要为痛悼周恩来总理的事件恢复名誉吗？你要扭转极“左”吗？

    你要解放思想吗？你要痛骂江青吗？咱们做的都是这个，正是这个。

    会议，发言，以心武为代表的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崛起，对于我来说确是东风浩荡。但是我毕竟更关心的是写作，是作品，我知道天气再好并不能代替写作本身。还有，与动笔者相比，发言者的姿态更加雄伟，激进，尤其是有一种真正的写作者所不具有的特别的明白。

    某些发言者的这个特别明白劲儿包括对上头的人事胸有成竹。我忘了是谁说的了，怎么都像是刚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出来的呀？

    这期间我多次参加陈冯二位老师主持的中青年作家座谈会，这些会的主题是批判极“左”，我很喜欢。但会开得多了，我又品出点“路线交底”的味儿来：

    我们必须发动起来，支持周扬、支持一位诗人接周扬的班，而千万不可让坚持“左”

    的文艺方针的例如林默涵、刘白羽得逞。一些老师的支持中青年作家是在积拢人气，而林刘二位老师则是在积拢“天威”。一个与诗人有关的人物甚至派我的一位好友，来找我，告诉我，让我要多请教长期住在和平饭店的白桦，以便了解北京的路线斗争情况。

    但我不想站队，站队令我想起了投靠，令我想起了山头、造势与倚众倚人成事。我王某虽然身高不足一米七，工资不到九十元，作品发表了的不足三十万字，自信还能实实在在地写小说，想贡献出来的是好小说，是独具的匠心，不是大轰隆的热度，是描写与构思的准确与精微，不是站队的准确与精微。

    我想起了新疆的郝关中老夫子的名言：“永远不把自己绑在任何个人的战车上。”厉害呀，郝夫子！

    形势很好。然而，颇有战车！我一直非常清明！

    我还有一个发现，越是写作上一般的人，越擅长站队的艺术。

    但我又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太清高太撇清了？对于人事，你能那么清纯吗？

    在一个人的因素第一的地方？

    我早在一九七九年就明确宣示过，我愿尊重每一位师长，但是绝对不投靠。

    我愿团结每一位同行，但是绝对不拉拢。有一位颇思有所作为的老大哥作家私下说：“王蒙，你想成事，就必须拉帮结派！”（？？？）我愿意把这些个想法提交给广大的读者，提交给历史。从个人经历来说，新时期以来，在我回忆的这个时期，我是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有所选择的，我并不感情用事，拉拉扯扯，叽叽咕咕。

    还有一件事我绝对不干。就是不与人搞口舌之争。我离开北京市文联的时候，文联的一位领导宋汎同志，特别提出来，王蒙从来不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当时有一两个同行，背地里说一些酸溜溜的话，我的对待只是一笑而已。至今如此，有误解，有歧义，有恶意，有胡说八道，我都是笑一笑。笑一笑是一宝，这是我的体会。我宁可再不写一个字，宁可转业卖糖葫芦，也绝不陷入文人相轻的下贱圈子中去。

    我还有两个“思想问题”。第一，抓文学是不是能不只注重题材，以题材取胜？

    第二，把这两年的文学潮流命名为“现实主义”回归，是不是太狭窄，乃至会作茧自缚呢？

    我不完全理解茅盾老师早年关于文学史上贯穿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的提法。为什么现实主义与别的不那么现实的主义不能双赢、共赢、互补、齐放、交融，而一定要是谁战胜谁呢？

    再说中国的文艺观念是另一种体系，另一套语码：写意，写实，工笔，泼墨，神思，气韵，意境，风骨，似与不似之间……一个现实主义，够用吗？

    我还要说一个情况，那段时期，我的最重要的作品其实是《夜的眼》，苏联和美国，都把《夜》作为首先介绍过去的后“文革”作品之一。赵玫说，正在上大学的她，读了这篇短篇小说，甚至觉得文学与生活都不同了。但是我们作协的几位可敬与可畏的老师，包括冯陈林刘，没有谁看得懂《夜》。还有人干脆说这篇作品写得“很不好”。呜呼！

    我看望了从大墙后面出来不太久的从维熙。他与妻子张沪双双进了“大墙”，只剩下了老母和孙子相依为命，这时挤住在一间小屋，其时张沪只能住在娘家，令人鼻酸。

    我们去给刘真等的新生活贺喜。当时的同命运的文友们极力撮合她与邓友梅的再结连理，当然事实证明，这个撮合是失败的。刘真做了几道菜，招待大家。她的新生活并没有成功，但是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渴望过好日子的心情，也都热情祝愿，但愿从此一切平安顺利，顺风顺水。有一位理论家概括说人心思定。

    急急忙忙，我们几个并非作协会员的人儿都入了会，然后紧接着当上了四届文代会三届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一事无成，年龄已经进入了新阶段，有些事也就水涨船高，迎刃而解了。

    提到这一个时间段，我也想到了《十月》杂志。当时《十月》的主编是苏予，这位大姐是地下党的老同志，解放前是燕京大学学生，解放后一直磕磕绊绊。

    她编杂志也仍然保持着团结起来到明天的真诚理想。我相信苏予是一个始终如一的革命理想主义者。

    另一本难忘的刊物是南京的《青春》，主编也是一位大姐：斯群。从它创刊起，我在上面连载了创作谈《当你拿起笔》，据说颇有影响，后来专门出了小册子。

    39.四次文代会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我看到那些老文艺家，坐着轮椅，拄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惊魂乍定……都来了。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了台上发言，说上一句“咱们又见面了……”，泣不成声……“文革”

    中整死的文艺家的冤魂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啦。

    大会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有几个人发言极为活跃尖锐，例如柯岩、白桦，还有刘宾雁的讲话，全场轰动。他们本来不在文联全委的候选名单上，但是由于言发得好，人气旺，被增补到名单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辞祝贺。人们对他讲的“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欣喜若狂，掌声如雷。

    许多人记住的就是“不要横加干涉”六个字。能这样讲，谈何容易！

    但我的印象不尽相同。我是主席团成员，姓氏笔画又少，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我近距离地感染到了也领会到了小平同志的庄严、正规、权威，他的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的神态、举止和语气。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他牢牢地掌握着局势和权力，他的姿态和论断绝无令文人们想入非非之余地。他强调：“这次大会，标志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空前团结。”他肯定：“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他的口气当然是在做结论。他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斗争的弦并没有放弃，也很难说是放松。他说：“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赞美的要求也并没有收起。

    他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他讲的是反映本质而不只是写真实，不是“无边的现实主义”。尤其是他说：“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他反对“左”也反对右，他预感到了动乱的危险，他发出了警告，勿谓言之不预。怎么说呢？这里有欢庆，有抚慰，有心连心，也有领导与被领导的明确定位：没有什么含糊，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按，其时已经传达过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大家已经知道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

    你是真正的歌者，你感到的是文代会上的杜鹃啼血，精卫填海。你是闹者叫者吵嚷者呢？对不起，在四次文代会上我想到了对于众声喧哗的一些不敬的说法。喧哗是喧哗了，然而浅多于深，情大于理，跟着说、奉命说、人云亦云大于认真负责的思考。说实话，四次文代会上，有所响动的文艺家人数有限。

    更多的人保持听（吆）喝状态，观察，思考，留有余地，告诫自己不要跳得太高。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东方式的道德标准。枪打出头鸟，东方式的低调哲学。例如路翎、胡风在平反以后的言论与文字中，也绝对是首先讲感谢，感激的。

    我们有久经锻炼和教育的文艺队伍，其实活跃者也是摸着了某种精神以后适当活跃一下的，说声转弯，也就转过来了。极少数活跃得收不住闸的情况，此是后话。

    你是梦者思想者行吟者记录者，你得到了或者正在得到海阔与天空。你大有可为。你是按精神说话办事的谨慎者，那么有多少水，和多少面，不会过分。

    而如果你寻思的是充当人民的领导者，领袖，呼风唤雨，改天换地（如你在十余年后向外国朋友所表示的那样）呢，你让我想到了孙猴子在如来佛的手掌心翻筋斗的故事。

    但我又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欢欣鼓舞，能开成四次文代会，一批原来打入另册的人能恢复名誉，一批冷冻二十余年或者更久的人能大放（更正确地说是小放）厥词，这已经是多少鲜血多少青春多少生命付出的果实了。

    但求无愧我心，这是一个低的标准，也是高的标准。成败利钝，置之度外，香臭宠辱，形象观感，也只能碰运气，我学会的一个最有用的词就叫“大言欺世”，谨妨大言欺世，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

    精神领袖或导师于作家中出现，也许是鲁迅的那个时候。也不是鲁迅当时，而是以后被评价被承认被尊崇。现在不行。除了鲁迅，古今中外，作家而成为世纪良心、精神导师的绝无仅有。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马、巴尔扎克、塞万提斯……都不算。托尔斯泰在中国有人视其为道德与人格楷模，在俄国未必。

    近世的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倒是有点精神先行者的意思，但是也并无导师之风。

    我希望保持适当的清醒，上海话叫做要拎得清，不可拎勿清。我的发言是低调的，我的讲话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我必须在热烈的情绪下立于不败之地。

    立刻有了反响，一些同行表示我讲的令他们不满足，听了不甚过瘾，我讲得太软，不痛快。从这个时候，我就常常受到善意的夹击了，一些人说，他太左了，他已经被招安，站到官方那边了。另一些人说，他其实右，而且更危险。

    也可以说我成了一个桩子，力图越过各面的人，简单而又片面的人都觉得我脱离了他们，妨碍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前进脚步的羁绊，而且是维护了效劳了投奔了对方。有时候我会左右逢源，这是真的。更多时候我会遭到左右夹击，这尤其是真的。

    这样的桩子，客观上有点像个界牌了。

    刘宾雁讲如果成吉思汗安装了电话会是什么情景。他喜欢大骂国人，把愚蠢、野蛮、专横、无知之类的字眼挂在嘴边。一位女诗人讲领导不要信小报告。她讲得惟妙惟肖，极富表演性。她在大会上当众表扬另一位后来与她极不和谐的诗人，不知人们今日是否还记得。一位上海老干部王若望口音不清，抓不住重点，气不打一处来，显得很激动，却又不知所云。他的上海同行说他是以“小热昏”

    而著名。一位剧作家自问自答：“你们究竟要什么？”“我们究竟要什么？”他要的都是最好最理想的事，包括全面的启蒙主义、现代性与普世价值。他在讲他的“Ihaveadream”（我有一个梦想）。周扬同志在大会上正式向被错整了的文艺人道歉，他特别提出向丁玲、江丰等人致歉。另一位坐在主席台上的老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说是周的道歉也代表了他，立即有几个人在会场上喊叫：“不代表你！”

    而我印象极深的是夏衍老的闭幕词。他讲到了反封建，讲到了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需要发展的，讲到了文艺工作者需要学习科学，强调学习，是夏老历次讲话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都很爱听。

    这次文代会上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与会许多人提出那时的一些“自发性文学社团”的事，如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杂志及其作者群，包括顾城、舒婷、杨炼、芒克、甘铁生、史铁生、潘婧、徐晓等。他们的名字至今多数人们耳熟能详。舒婷的诗与散文是那么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她如今也是厦门文联的领军人物。史铁生的为人与为文深受各方面的尊敬与好评。潘婧的《激情年代》获得了上海文学奖的头奖。还有些人选择了移居海外。

    当时有一些大学的文学社团，例如在武汉大学的文学杂志上我就读到了张安东的别有风味的小说：《大海，不属于我们》，他写得忧伤而又含蓄，青春而又沉重。可惜此后不再见到他的创作。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我的亦师亦友亦领导的兄长光未然。

    该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作协章程里加上了为繁荣文学创作加强与各文学社团联系的字样，这反映了一个美好的愿望，促进文学界的大团结大整合与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避免在文学上出现政治分化与身份裂痕。可惜，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反而产生了一系列后患。

    一九九七年，我访问原东德国地区的时候，就听到那里的所谓与原民德政权合作的与不合作的作家的分野。我想起张贤亮的名言，谁需要在阅读欣赏以前先弄清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政治派别？

    三十二年已经过去了，回想起来除了大的社会变动的投影与有关政策的宣示以外，这样的盛大隆重的文代作代会竟然没有什么文艺的内容可资记忆。

    会议的规格与气势也许令人记住，令多数文艺家包括许多标榜清高与忧愤的作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们羡慕感动向往。几千人的文艺大会，人民大会堂的灯火辉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尽数出席，掌声如雷，热泪如注，铿锵动员，豪迈号召，英武表态，响亮口号，勇敢决心，都令人热血沸腾，如参加了战前爆破动员与班组红旗竞赛。还有大会上才揭开幕布的几十名几百位贤达俊杰名流人物的升降进退：谁谁当了主席，谁谁当了书记，谁谁当了委员，谁谁当了理事，还有后来的顾问、名誉主席、副主席、委员和其他封号，蔚为壮观。有为之哭的，有为之笑的，有为之奔走的，有为之上访告状的，有为之处心积虑或者痛心疾首的。甚至许多年后，还有一位很有身份的可敬的老文艺家，在一次类似的盛大会议上因为理事候选名单上漏印了他老的名字而泣不成声，几乎当场晕倒……偏偏该一届理事会只开过两次，一次是成立，一次是下届大会前宣布寿终。

    说来归齐，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中国的文艺进入了新时期，声嘶力竭，雷霆万钧，一切达于极致的“文革”，终于离开了我们，这应了物极必反的老话。

    不论具体情节上有多少仓促和不足，肤浅和幼稚，四次文代会仍然算是一个转折，它毕竟埋葬了“文化大革命”。

    而此后的文代会、作代会，越来越只解决一个改选换届的问题了。

    40.那一段时光叫“井喷”

    不论多么重要多么激情的大会，开完也就完了。紧接着对于我最重要的是分到了房子，地点就在前三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一线，原顺城街、现称为地铁线，这是最早的北京地下铁路的路线。“文革”后期，在这里修建了一批狭小的公寓楼，一九七九年初，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曾来此视察，报上登了。

    芳那时就说我们可能搬入，我认为她是白日做梦。

    那时的前三门房子令人激动。后续的楼房尚未盖起，从我住的九层楼窗可以一直看到天安门、故宫、鼓楼、钟楼，即全部北京的“龙脉”。可以看到许多槐树。前三门的房子的北面也开辟了绿地，有草有树有花。房子刚刚盖成，只有少数人搬了进来，楼道里空得很，到处是油漆粉刷的气味。当时还不知道这些内装修会污染环境制造肺癌，也可能那时用的材料毒性没有后来那么大。

    有一次在楼道里看到两位谈情说爱的青年，我很感动，它就是我的小说《风筝飘带》的由头。几十年后，我重读《风筝飘带》，仍然是一片欢欣，两行热泪。

    我写了回城知青所有的艰窘和经过“文革”后的社会的某些方面的充满警惕与不怀好意。但我仍然歌唱着生活，歌唱着希望，歌唱着青春，这是比《青春万岁》还万岁的青春。这是“大龄青年”的青春，已经大龄了，犹有一搏，犹有少女的梦与青年的豪情，眼泪咽到肚子里，笑容出现在脸上，我感谢这篇小说，它使我永远不忘那一段刚刚搬入二十三平方米卧房的新居的劫后余生。

    二零零五年，《北京文学》为自己的刊庆编辑小说集短篇便是以此作命名的。

    四次文代会与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后，我先是任《人民文学》杂志编委，后任作协书记处书记。

    文代会后一批“归来作家”被东北一些省请去与读者见面，讲话中被认为有走火之处，如对“西单民主墙”的说法问题。我专心于写作，辞谢了这一类邀请。听说有关麻烦后一直在想，怎么样才能保护一下这些感情冲动的作家？

    弱者，你的名字是文人。气壮如牛而又胆小如鼠。怎么样才能保护得来不易的相对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形势——创作环境？怎么样才能避免再次发生整肃作家整肃文学的悲剧？我再也不希望类似批萧军、批胡风、批丁陈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因为作家们不甘寂寞。我开始意识到，潜心创作最好。真正的文学就像真正的学术、就像自然科学一样，其实就像是宇宙、历史（的一部分）一样，应该是有免疫力的，经得住折腾的。因为真正的文学不可能那样简明，像墙上或者广场上的言论那样简明。有深度的，立体的，有生命力的文学是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难于推倒的，尤其难于用毫无深度和层次可言的一时起哄所推倒，或者用鹦鹉学舌的念念有词磨磨唧唧所推倒。推倒了也还能再立起来，成为永远的纪念碑。

    但我也并没有做到彻底的潜心创作，我倒是做到了何时何地都不放弃创作，始终首先坚持自己的写作人、爬格子的身份，否则万事皆无从谈起。那段时间报纸上重新发表陈云同志的一次讲话，说是“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有一个日本作家问我，这个指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一个人必须先入了党才可以写作，我对他作了解释，他仍然听不太明晰。

    我早早地“首先”入了党，后来才尝试习作。我无法淡化掉我的社会政治身份社会政治义务。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我已经说过，我需要争取更好的境遇，我意欲全面表现自己的特质、优势、资历与通达能干，有利于把两个儿子弄回来，去新疆时他们太小，我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愿，我对他们负有一个老爹的责任。

    这一类渺小的动机旁人也许讳莫如深，也许自动消磁，但是我必须“坦白”出来，证明有一类人如我者是多么平凡，多么易于被细节左右。

    在一次文学发奖会上，周扬说：“你们（作家们）说是要干预生活，其实是干预政治，你干预政治的结果是政治也要干预你。你干预一下政治，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政治干预一下你，你会受不了。”（大意，下同。）周扬还提到，有一位安徽的老作家大讲作家讲良心，而政治家不讲良心，所以有矛盾。周扬自嘲地说：“你们可能觉得我是政治家，不讲‘良心’，而真正的政治家又觉得我像是文艺家，不讲纪律……”讲到这里，周扬流出了泪水。晚年周扬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呢？周扬说：“道路上有许多车辆，有行车的自由，但是也有红绿灯，交通警……”他的后面几句话许多人听不清楚，他说的是湖南话。刘宾雁大声解释说：“交通警！”然后周扬接着说：“你们也要体谅各个地方的领导干部，你们去试试，不一定比他们干得好嘛……”

    张洁当场驳斥说：“那让他们来写写小说嘛。”

    周扬笑了。

    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人，酿制成特定的故事。改变任何一个元素，这样的对话就不会发生。毕竟，这样的回忆包含了令人温暖的往事。

    这段时间是我写小说的一个高潮。一九七九年秋至一九八零年春，我写了《悠悠寸草心》、《难忘难记》、《表姐》、《说客盈门》、《海的梦》、《风筝飘带》，还有第二个中篇《蝴蝶》。此外，我给《光明日报》、《十月》等还写了一些长篇大论的评论。用那个时候的词儿，我的这种写作叫做“井喷”，压了二十多年，终于喷嚏而出啦。

    新疆“文革”中有一个吓死人的“要案”，三位地委书记在一起悄悄地骂江青被举报，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其中一位死了，一位被批斗得精神错乱。另一位在“文革”后官复原职。老百姓对于官复原职后的他的架子与“待遇”有些说法。我受此启发写了《悠悠寸草心》。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材，我强调描写了主人公，理发师唐师傅对于一位领导的同情与关心，强调了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此基础上曲为进言，提醒领导同志不要忘记“文革”

    的教训，不要忘记倾听来自人民的声音。此作获得了当年的文学奖，《人民文学》

    杂志的老主编，在延安工作过的老文学工作者葛洛称赞它的“分寸感”，而冰心则说，她一看题目，首先想到的是母爱主题，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此作在一九八五年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上的王蒙创作研讨会上被汉学家瓦格纳选取作他的论文的题材。他分析说，理发的谐音是“立法”，而唐姓表明了王蒙对于恢复类似大唐盛世的黄金时代的期盼。看来，中国的索隐派，一直影响到欧洲去了。

    《说客盈门》的产生比较特殊。一次几个作者在一起闲聊，浩然说起，一个工厂厂长，因处理了一个工人的事前后被一百多人求情。我大叫：“浩然，你写不写这个题材？你要是不写我可要写了。”浩然兄翻了翻眼，他完全想不到这样的窃窃私语也能产生小说题材，他捕捉的是新人新事好人好事。他摇头表示他写不了这个，我写了，而且刊登在一九八零年新年伊始的《人民日报》上，占了一个版。此后周扬同志多次对我说：“吕正操同志非常喜欢这篇小说。”

    现在再回到一九七九年末或八零年初的新疆之行上。维吾尔族大诗人铁依甫江在此次与我结伴去了一趟鄯善县，他曾经在此地下放锻炼。我们一起去了他的房东大姐处，房东大姐给了他好几棵才从地里收下来的大白菜作为礼物。

    我乃调侃说：“果然是人民的诗人啊，所以要吃人民的白菜！”铁诗人为之喷饭。

    直到他一九八八年病重，在京治疗无效后返回新疆前夕，赛福鼎同志等前往新疆驻京办事处送他——实为诀别，他还有气无力地给赛书记（赛曾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讲了这个段子。

    那一年我与铁坐在舒适的五座北京牌吉普车上，快速地沿着公路行走。我感从中来，悲从中来。想到了时代的变异与命运的浮沉，你是蝴蝶还是庄子？

    你是人五人六还是另册贱民？你会不会忘掉了自己是老几？这就是小说《蝴蝶》

    的由来。

    与前面提到的两篇小说相似，这里我的关注中心仍然是领导干部，是扬扬得意过、狼狈不堪过、反思省悟过却也积习难改的革命——掌权者。然而，它不只是针对某一点的讽喻，不再是旁敲侧击，而是钻到心里的自问。这是远在西方什么后现代搞的identitycrisis（认同危机）成了一个时髦名词以前。这样一个弄不清自己的身份的危机不是来自全球化对于民族与个人性的冲击，而是来自历史规定的个人角色的不确定性乃至偶然性。

    有不止一个论者提到小说《蝴蝶》中的“树叶诔”，它是我对于所有在威严和匆促的历史风浪中没顶的无罪的善良的热情的青年男女的哀思。这是我写得最动情的那个部分。

    这个期间我还写了一篇很不同的短篇小说，叫做《买买提处长轶事》，副标题是“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其时我对“黑色幽默”极少了解，但是汉字是不难望文生义的，这四个字一现形，已经是一见如故而且是似曾相识的了。

    我的买买提处长受够了凌辱折磨，只剩下无奈的自嘲和狂笑。这是玩世不恭吗？我怎么觉得它的后面隐藏着某种辛酸？我说的泪尽则喜，难道是白说了不成？

    回想一下这一段历史，对我们大家都不无益处。而太长的稳定，太长的高速发展，太长的饫甘餍肥，这样的好事其实孕育着莫大的危险。

    41.哈哈哈哈哈哈

    喷涌的文思中出现了一篇小说叫做《春之声》。

    《春之声》的出现相当有趣。在我提到的回京后不太久的新疆之旅的回程中，等了好几天硬是买不到飞机票。我每天被老朋友邀去吃粉条与炸花生米，我急坏了，乃改乘了火车。我坐火车路经西安，下了车。见到陕西的一批极有影响的老作家，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贺鸿钧与《延河》负责人董得理，他们都极可亲。他们要我与陕西的作家见面，交谈，我在回答问题时对陕西的老作家毕恭毕敬，说到“干预生活”与“揭露阴暗面”的说法时，我提出这个说法未必准确，也并不是那么文学。文学就其本质来说，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改变或作用于生活，也并不直接以什么阴暗或者光明作为写作的对象。如果让我说，我宁愿意提“干预灵魂”（按，此话的首创权属于江苏作家高晓声）。另一条，提“揭露矛盾”，这比只说揭露阴暗来得实在、立体、富有多面性与令人信服。陕西的富有延安传统的众老作家形有喜色，对我的说法甚表赞成。

    从西安，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闷罐子车到三原县看我的二儿子王石去，他在这里就读军科高校，从一九七八年初夏我去北戴河，我还没有看到他。闷罐子是一种货运车，一节车厢，只有很少的一两个小窗，厢内无灯光也没有任何设备包括座位。用来拉人（行话叫做当“票车”用）时你只能席地而坐。

    咣的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

    这是此篇的开头。咣的一声，是说，车门拉上了，铁碰铁，响声清脆。全车厢自然变黑，所以是来了黑夜。出来一轮昏黄的、方方的月亮，是说只剩下了窗口的光束。这样一个写法竟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直发展到是不止一个论者提到王某写到，咣的一声，春天就到来了。只是王蒙并没有这样写过。

    咣不咣的一声，无关宏旨，问题在于更大的一些事情，也是这样被理解被定性定位定论化，用望文生义，顺坡下溜，简化浅化的方法记住和认定的，你有什么办法？

    另外从此有人以为罗列名词就是意识流。想讽刺意识流了就也罗列一下莫名其妙的一大摞名词。这也是受众简明化接受法则一例。

    三十一年后即笔者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不明白类似这样的笔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这算是意识流，而且作者也自认为是意识流。还有为什么这成了“三无（无人物、无情节也不知还无了什么）”小说一例，为什么有论文者声称看不懂王某的一组新作，还有什么食洋不化的罪名。而数十年后，为什么又有同行好友好汉字里行间地寻找它的意识形态痕迹，以证明它是遵命宣传之作。这难道不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吗？又要给《春之声》找到与食洋不化正好相反的罪名了。

    社会生活不可能老是处于高潮之中。文学不可能老是以“共名”（陈思和语）的方式出产。那时，或者说长久以来，不但作品与作品拥有共名，文学与社会关注也是共名一个。冯骥才著文提出要“写人生”，他言下之意是不能仅仅满足于写“问题”，写历史，写政治批判，不论这些东西写得与中央如何“同步”。

    人生是一个可爱的宽泛的与亲和的名词。刘心武提出挖一口深井，其实就是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也许可以上挂下连到胡风的“到处有生活”论，曾被认为是抵制社会主义与工农兵方向。林斤澜则反复地提出小说的技巧问题。

    这些，都渐渐超出了文艺协会领导的思忖边界。文艺界酝酿着三个方面的争论。第一，是以那位刘先生与白桦、叶文福等为代表的再突破、再揭露、再尖锐趋向，这种趋向受到了高层方面的遏制，酝酿了《苦恋》风波。第二，是一批作家包括鄙人的艺术突破的尝试，这酝酿了后来的“现代派”风波。第三，此时出现了以《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唐因先生为主的对于“小”的批评，他指出，当代作品往写“小男小女小猫小狗小悲小喜小人小事”“杯水风波”上走。

    小说与大说的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相当纠缠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是诗与文章才是正统、高雅、言志、经国之盛事。而小说属于稗官野史，属于引车卖浆之流的细言。称之小说，以与大言、宏文、谠论有所区别。但是近现代以来，出现了希望小说变成大说的期待。梁启超认为小说可以改变维新整个的国家与社会。而不论是批评《风筝飘带》的计永佑，批评小字号文学的唐因，还是批评中国作家不会用创作自由，竟然“用了”自由去写大海与爱情而没有写人民疾苦的刘宾雁，在轻小求大这一点上，在好大崇大急于大起来这一点上，他们三个人的意见是一类。

    而更高的领导的注意点是文学与社会的同步，与党的意图的同步，与历史脚步历史追求的同步，或者共名。不论是多么好的领导，都首先希望你的作品宣扬歌唱主流政治理念的重点，主流路线的特色，价值提倡的核心。

    我们喜欢讲的一个原则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会迎刃而解。

    问题在于，小道理也影响大道理，小河没水，也会使大河减少水源。有时候次要矛盾也能变成主要矛盾。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就含有此意。

    我的一系列实验小说：《布礼》、《蝴蝶》、《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

    与《春之声》，实际影响不小。但包括我自己的关于“意识流”的谈论是绝对皮相的与廉价的。我至今没有认真读过例如乔依斯，例如福克纳，例如伍尔芙，例如任何意识流的理论与果实。对于意识流的理解不过是我对于这三个汉字的望文生义。意识，很好，写到了心理活动的细部。流，更好，它像溪水的流动，闪闪烁烁，明明暗暗，淅淅沥沥，隐隐现现。啊，这将是怎样摇曳多姿的文字！

    关键在于：第一，我注意写人的内心世界。而我们这里一直嘲笑所谓“心理描写”。第二，我的这些作品难以归纳到一个简单明了的主题与题材。第三，我的这个文体太自由随意，太散文化乃至诗化了。第四，不符合典型化的标准。第五，甚至在篇幅不大的一个短篇中，我也写着不只一条线，多线条与快节奏，这使一些人感觉受不了。

    然而我始终不能忘情于这七八个月的井喷。《布礼》已经进入了情况，稍嫌生涩，不无夹生。《夜的眼》一出，我回来了，生活的撩拨回来了，艺术的感觉回来了，小说的触角回来了，隐蔽的情绪波流（此语源于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回来了。严文井老师来信说，他读了《海的梦》，他很感动，他相信这是一篇比诗还诗意的小说，严老写这个信不是偶然的，如果你读过他的散文，就知道他的行文是进入过这样的诗性审美体验的。就连严老写这样的信都冒着被侧目的危险，都有人劝告他何必表这样的态。别的人，包括一些我最尊敬最喜爱的人，唉，难说了。

    我曾经说过，真实包括客观的真实与主观的真实，主观的真实就是真诚，你写得真诚，人们就会感动，哪怕情节是子虚乌有，所以《聊斋志异》与《西游记》十分动人，从来没有读者质疑它们的非真。

    李陀说：“你（的主观真诚论）走得够远的了……”不是吗？我在《风筝飘带》

    中写道“城市的天空出现了夜晚的太阳”，写到佳原不待交流已经知道了范素素的关于风筝的梦，这是真实的吗？这难道能够不是真实的吗？

    一九八零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应邀发了一篇文章：《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就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发言。我提到，读者按照常识，很容易判断一篇八股式的小说的虚假，却从不认为例如神怪、荒诞、魔幻、童话作品是虚假的。个中道理值得深思。不能说真实只归属于现实主义，而别的创作方法就不要求真实，也不能说表面上的不真实不能达到真实。发完此文我就出国了，害得报纸还得发另一篇文字“消毒”。

    我的一位亲属叹道，王某的小说由于内容在五十年代引发了争议，如今，由于形式，又要在八十年代引起争议喽。

    即使只是形式上活泼一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见识，是信息，是精神的空间与智力的弹性，是坐井观天与夜郎自大，是用狭小指点广阔，用呆板治理生动，用一般统一特殊，用孤陋寡闻评价大千世界……连意在创新的你自己也觉得不如人云亦云更有把握，你已经摆出一副有愧和挨打的架势……难矣哉，前进一步啊。

    然而我毕竟写得这样多这样顺。一旦放开手脚，一旦打开心胸，如鱼得水，如鸟升空，如马撒欢；哪儿不是素材，哪儿不是结构，哪儿不是灵感，哪儿不是多情应笑我犹无华发？五十年代我尝过初学写作的滋味，而经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的写作一篇又一篇，发表出来又发表出来已经不成问题了。有时候，一张大报的书刊广告上，一次就登出了我的三篇乃至四五篇新作，到处是王蒙的姓名，新作是在四面开花，八面来风，我的新作让一些评论家追都追不上。我想起新疆人的说法，“他吃不上土”，是说一个不怀好意的人骑着马追逐另一个骑手，前者连后者的马蹄蹬起的尘土都赶不上。我想起了十年后一位领命批判《稀粥》的教授的反映：“王蒙不好批。”哈哈哈哈哈哈。

    当然，小说不止是小说，也对。小说不过是小说，小说不止是小说。这两句话把小说家们算是折腾了个三魂出世，六魄生烟，死去活来，黄泉碧落。

    42.一个时期正在过去，新时期正在到来

    一九七九年年底，冯牧、袁鹰、我，还有白桦等，应西德驻华大使、作家魏克德的邀请，在德使馆共进晚餐。他是为该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波兰裔的莱尼斯基先生访华而设宴的。

    此次宴请中魏大使提出，以他的名义邀请中方与餐者次年初夏访问德国。

    我们当然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一九八零年六月初，作家团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DC10型巨型客机赴德。

    团长冯牧，团员有女诗人柯岩，东北老作家马加，我与译员王浣倩，另袁鹰与译员王小平以《人民日报》的身份同机赴德，活动大部交叉，他另有一些与媒体交流的项目。白桦的出访受阻。

    途中在德黑兰停一站，当时由于与苏联交恶，放弃了经苏联飞行的近便路线，宁可先往西南飞，经停德黑兰或卡拉奇（后多为沙迦），再走。

    第一站法兰克福。我们看到了碧眼金发、手执步话机、腰挎手枪的警察。

    我们更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商店。其中有“sexshop”（性用品商店），令我们啧啧称奇。洋酒与化妆品，尤其是女人与男人的香水的气味令人晕眩。

    短短一周，我们去了波恩、科隆、西柏林、汉堡、海德堡与慕尼黑。柏林是东德的首都，西柏林如同孤岛，东德不准西德的飞机入境，也不承认西柏林属于西德，而只承认西柏林还处于英、美、法三占领军管制之下。

    我处于兴奋状态，一连数日是沾床就睡，一睡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一起来就又想睡。同时我也欣赏这里的清洁与整齐，明艳与绮丽。服装与容貌，房屋与街道，地面与天空都清清楚楚的。大气中不大含土尘，衬衣领子不易脏，绿化得好，鲜花到处盛开。餐馆的魅力不仅在于吃食，尤其在于环境。但是用早餐时在餐桌上下发现了太多的蚂蚁，令我不安，可能是他们的果酱、蜂蜜太诱人了，而他们又没有消灭蚂蚁的习惯。

    在汉堡我们见到了安娜·王，她是外交家王炳南同志的前妻，她写了一本回忆录：《为新中国而战》，被出版商定名为《为毛而战》。她用中文问我们“王炳南同志”的近况。我还去了父亲的朋友傅吾康家。傅教授不在，我见到了他的夫人胡隽吟女士，我看到了幼年我多次见到过的郑板桥的书法拓片：“难得糊涂”。我想起了南魏儿胡同十四号的北房。却原来，有时候往事并未消逝，往事并未化为乌有，而是转移到了某个你所不知道更不熟悉的地方。

    在汉堡大学汉学系，我们认识了赵教授，他是京剧艺术家赵荣琛的胞（兄）弟。

    他和系主任乔教授夫妇，说话都有一种比北京人还老北京的味道，那是只有“在旗”（满族）的人才讲得出来的京腔。

    有一位关愚谦博士，他曾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工作，在“文革”中非正常出境，出境前后真是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但是他仍然一心惦念着热爱着祖国。

    风光最美丽的是海德堡，河水、建筑与古老的宫殿都那样如画。我们到一位诗人家里做客，他住在一座桥梁的桥头城堡里。

    西柏林有一座被炸成废墟的大教堂。战后，废墟保留着，然后在近旁修建起新的教堂。这个思路真好。这个教堂里的耶稣像是深深地低着头，我觉得它表现的是神在为了人类的凶残与不智而忧伤，神感到了无能为力，神在愚蠢的人类面前爱莫能助，耶稣甚至好像在说：“让我怎么能再爱你们！”我深感震动。

    西德驻华大使魏克德写过一些以中国的太平天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对于文学很有兴趣。他在他的波恩住家里接待了我们，他的家命名为“拙政园”，取自苏州园林。

    德方派遣的翻译与全程陪同是至今仍然担任着德国政府的“高翻”的苏珊娜·贝特卡小姐，她曾在南京学习中文。此后我们也算是好朋友了。

    访德主要是看一看，很必要，至少应该明确，世界上不只中国一个国家，不只汉语一种语言，不只一种体制与价值认定，对各式各样的事不只一种说法。

    同时不只一种肤色、眼珠颜色、体形与脸形。访德还是一堂地理课、历史课、生物课、语言课、建筑学课。这次访问我有机会乘游船游览了莱茵河，欣赏了两岸迷人的古堡、教堂、树木。

    文化的力量是奇妙的。来到我从未造访过的莱茵河，却像是回到了少年时代，回到了早已学会，早已喜爱，一直摆在那里等待着我的靠近的德国民歌里。

    我会哼唱这个歌的曲调，但是歌词只记住了这两句。第三句忘了，而第四句是吹起了晚风。我也记得这个类似塞壬的故事，一个美女的歌唱使船只触礁沉没。

    回国后我到处找人打听，却没有几个人知晓，这令我十分伤心郁闷乃至上火。

    幸亏王安忆的先生李章先生，于二零零七年帮我查到了出处，但也只有另外的译词。这是根据海涅原作的《罗瑞莱》一诗，由希尔歇作曲的一首歌。

    连同贝多芬与歌德，马克思与黑格尔，白义尔药片的商标与西门子电器的符号，所有这些童年积累的对于德国的说法与知识，也在这里得到了验证，唤起了一阵惊喜。见闻少不是罪，但是排斥新的见闻就不怎么样了。人活一世，总要争取多走走看看，如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满所唱：我也要去啊，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从德国回来，我开始明显地发胖了，西餐里的奶、肉、糖的含量是高的。

    六月访德，七月与从维熙、谌容、刘心武应邀访问了辽宁，在沈阳住了“文革”

    中被说成“走资派”的“安乐窝”的一个招待所。在大连我们下海游泳，我毕竟比那几位同行会点水。

    回到北京，作协冯牧找我，说是要我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IWP）。本来对方还提出了邀请刘宾雁，但刘去不成，由艾青夫妇与我结伴而行。具体安排，作协对外联络部会与我讨论。开始，外联部的负责人是翻译家、诗人、胖而潇洒的毕朔望。

    毕与萧乾是中美建交后第一批参加IWP的中国作家。有个笑话，说是萧乾在美国比较知名，毕的工作则被认为是政府派出来监视萧的。但一次萧在讲演，毕兄睡着了（王按，绝对可能，毕兄的体形、精神面貌与风度，属于嗜睡并善睡型无疑）。从此美国人对毕的印象奇佳。

    IWP的主持人时为聂华苓。聂华苓曾与她的先生、诗人保罗·安格尔同来中国访问，受到作协与各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他们曾经将毛主席的诗词译成英语，介绍给美国读者，但发表他们的译文的刊物，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很不怎么样，大概是《花花公子》。所以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介绍毛主席诗词有功还是有过。这也罢了，反正他们热情地开展对华文学交流，提供了并且准备提供一些机会，萧乾已经写了文章：《湖北人聂华苓》。邓颖超同志接见过聂华苓夫妇。

    以冯牧为代表的作协日常工作的领导，总起来说对于开放交流走出去请进来都是积极的，当然也有对某些具体人和事的看法，保留或者摇头。

    我才从德国回来两个月，又从冯牧同志那里接受了安排，与刚刚过完七十岁生日的艾青老人与高瑛夫人同赴美国。值得一提的是出发前恰恰是林默涵同志而不是别人，到我当时住的狭小的前三门住房中看望相送。除此后很久张光年同志到过我家外，只有林老到过我家，而且到得最早。其时默涵被文艺界“消息灵通人士”认为是“左”的代表，是“左”的头人。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按人画线。

    一九八零年八月底，我们先到广州，住东方饭店，晚上由广东作协韦丘、黄庆云等宴请，次日晨乘广九线火车抵九龙。

    首站经停九龙，住在三联书店一个招待所，气候炎热，无降温设施，房间窗外正是人家某楼的中央空调的压缩机，马达旋转，噪音令人爆炸。一夜过去，我根本无法合眼。

    一言难尽。中资出版集团蓝真、萧滋、潘耀明诸先生的待客十分热情。粤式茶楼的气氛与食物挑动着口腹之欲。终于吃上了烤乳猪与石斑鱼。林立的麻将馆与稀里哗啦的洗牌声算不算腐朽？小店与摊档的商品不可思议地丰富杂乱，久违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品。人原来是一个消费的动物吗？生产的人、贡献的人要回潮成为消耗的人、浪费的人吗？酒席上的靓汤与海鲜。花花绿绿的报纸。双层公交车辆。令人晕眩的彩灯霓虹。

    我保留着警惕与一定程度的格格不入，至少保持着困惑与嗟叹。这使人觉得安全，甚至还有点自得。我努力给自己想出一个“说法”：说下大天来也未必有多么了不起，我们少年时期就选择过了，我们选择的是正义与牺牲，我们宁可永远不吃乳猪与石斑鱼，更是永远不会再搓麻将。”“文革”毕竟已经结束，“四人帮”已经俯首就擒，英特纳雄纳尔应该仍然是英特纳雄纳尔，康姆尼斯脱应该仍然是康姆尼斯脱，不必争一日之短长，不必升言辞上的虚火，关键在于能不能面对实际，面对光荣也不乏惨痛与失算的历史，面对真实的一日千里、不进则退的世界。

    在尖沙咀（我当时觉得这个地名极怪）的一个餐馆里我接受了《新晚报》

    记者冯伟才的专栏采访。我谈了些什么，全无印象了，却记得一点，我说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们很方便自然地坐在贫农老大娘的炕头上与农民聊天，现在呢，国家主席总不能在贫农炕头上接受各国大使们的国书。我的意思是革命的胜利，地位的变化，使党必然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总结这方面的新的经验与教训。

    我与艾老还接受过《大公报》与《明报》的简短访问。《大公报》记者是叶中敏，现任该报副总编辑，她是著名作家叶灵凤的女儿。《明报》记者是林翠芬，她也经过一些曲折，现在是自由撰稿人。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采访，第二天凌晨五点就已经见了报，她们的效率令我佩服。采访艾老的标题却与他的谈话内容完全相反，如他说到内地文学事业有了希望，却在标题上标为表示悲观，这使我对香港的媒体运作方式颇觉新奇。

    不管我怎么想，也不管人们会怎么说，那个听了港澳台就认为是魔窟、听到美国就认为是死敌、见到洋人就认为是间谍的时期过去了，越来越遥远了，一去不复返了。

    43.美国的枫叶

    此后我去过美国多次，至今忘不了的是美国秋天的红叶。主要是枫，看来美洲的枫树又多又好，红得那样干净，红得那样多彩多姿，红得那样醉人。有各式各样的红，鲜红与桃红，紫红与橙红，我要说还有墨红与淡红，当然还有金黄。把金黄的树叶纳入红叶的范畴，也许说明了我的不通，但它说明的是我对美国的秋天的感受的不可分割。

    回想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杉林是刘宜良先生即江南陪我去看的，可惜他后来被台湾特工所刺杀。在爱荷华期间，他还给我寄过一点乡村音乐与通俗音乐的盒带，约翰·丹佛与巴勃拉·史翠珊的歌曲，我都喜爱。

    美国老百姓活跃，开放，张扬个性，爱表现自己，你去讲演，他们都抢着表达看法，与你切磋碰撞。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受了这个影响。在爱荷华IWP的中国周末上，女作家陈若曦就对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大加嘲笑，但后来她终于见到了张洁并最后与之释然友好。一次在纽约的集会，两位台湾背景的文学家几乎闹到要干一架的地步。其中一位是诗人与画家秦松。他留着小胡子，长发，每天咒骂美国，由于不缴纳费用被停过电力电话等各种公用服务。他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欢迎诗人艾青，并且预言几十年后中国发展起来世界到处是中国游客的情景，他倒是说中了。他欠着账，但还是慷慨地请客付账。

    听说他后来生活好了，他的“现代派”绘画，在台湾有了市场。此后他不幸去世。

    由于独身，他是死后多日才被发现的。

    最难忘的是我在费城认识的李克（AdeleRickett）教授。他在解放前到了北平，在清华大学读书，解放后他继续就学，他接受了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任务，提供一些情报。抗美援朝开始后，他与妻子李又安以间谍罪被捕，分别判了刑。

    其后，经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斡旋，在服刑若干时间后，中方将他们夫妇二人驱逐出境。

    经过这样一个奇特的过程，这二人并没有忌恨新中国，恰恰相反，他们二人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演变，革命胜利的新气象，老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共产党的干部带来的新气象，二人成了新中国最真诚最热烈的拥护者、赞美者。他们写了一本有名的书：PrisonersofLiberation，这译成汉语有点拗口，意思是他们被“解放”或“自由”（当名词用）所囚禁，成为“解放”与“自由”的囚徒。也许可以译成“为自由所囚禁”，或者“解放者的囚徒”。他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身上看到了人类的希望。说是有一个奇特的经历影响了他的思想。他说刚进监狱，次日早晨他由于没找到牙刷牙膏而颇觉狼狈。这时一位看管监狱的战士便过来问他在找什么，他说是牙刷。那个战士立即拿出自己的牙刷，到自来水龙头处冲洗了一下借给他用。他有些犹豫，觉得不洁，但是他同时想，那个战士并没有觉得他不洁，而他是阶下囚，人家是胜利者，却认为人家不洁。

    他觉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对方的高大。

    他也特别服膺于新中国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革命队伍的每个人争着说自己的缺点弱点，这简直是哲人和圣人的境界。

    如此这般，他鼓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他受到当时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他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与言论，他被剥夺了教课的权利，被封杀、冻结了二十年。敢情美国也有冻结但养起来的做法。他就是这样地经历了漫长的困难的时间。我在一九八零年十二月抵达费城的时候，他担任该地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汉学系主任。

    我之会在原定日程之外加上了费城之行，是由于老友范与中的牵线。范是时在该校读书。他原是北京河北高中的团总支书记，一九五七年落马，其后见到他，他的心已经完全凉了。本来他是一个最热情最拼命的人。他在出国之前曾到前三门我的住所去找我，其时我已在美国。他一口气爬了九层楼，对芳一直说“我还行”。到美国后他给我打电话，我当然也频频给他打电话，那时还不习惯于长途电话的直拨，一气拨那么多数字，我拨号的时候相当紧张，生怕错了什么，白花了美元。

    我与艾青在宾州大学与一些学人学生见了面，后来我们与范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到李克教授的家里包饺子。李教授的妻子说，她是由于钦佩中国宋代女词人李易安才称自己为又安的。她说中美一建交，她立即去探访中国，她一入境，就与中国官员谈了自己五十年代在中国服刑的经过，中国官员说，我们都知道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你是我们的客人我们的朋友。李又安做了一个手势，说是我一听，所有的思想包袱都放下来了。

    我以为，李又安是我在美国看到过的最美丽、最高雅、最谦逊、最诚朴、最纯洁、最慈爱的善人完人之一。或者连“之一”二字也可以去掉。她的微笑是感人的，不是怀着矜持，不是礼节性即带有做出来的意味，而是由衷的与充满对于世界的好意的。她与她的丈夫无法解开自己的中国情结，他们从香港等地收养了两个中国孤儿——那时还不能自内地抱养。这些孩子在美国长大，讲英语。说是此后有一年，他们全家（包括孩子）到中国来，她与李克，美国人面孔，但说的是中文，他们的女儿长着中国面孔，但只会说英文，令周围的人奇怪。

    若干年前，李又安已经因病去世。相信她对中国对人世的友善不会被忘记，愿她的灵魂安息。

    李克请我们到一家墨西哥餐馆吃饭，这家餐馆保留着墨西哥的农家风格，墙上是抹得起伏不平的黄泥而不是涂料或装饰材料。墙角是壁炉，虽然并没有炉火燃烧。我们吃饭的时候，李克说，他觉得美国人对中国人有一种先验的感情，如果不是朋友，也是爱恨交加的敌人，然而永远不是淡漠的路人，不觉得对方与己无关。

    好像是为了证明他的话，远远的桌子上的一个绅士，委托女侍应生送来一瓶红葡萄酒，说是此位先生看到了我与艾青等人，知道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特别赠送给我们一瓶酒，并祝福我们的旅行愉快。

    一九八零年，李克反复向我强调，希望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注意保持革命时期的一切优良传统，希望中国的作家真正心系人民，心系劳苦大众。希望中国作家不要学西方作家的样儿，专门写人的卑下与恶劣。他的话可谓忠言，可谓勿谓言之不预。

    一九九三年，当我以特邀学者的身份被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邀请去作三个月的学术交流期间，我曾到纽约讲演，李克用手推车推着已经患有绝症的憔悴的李又安女士专程自费城赶到纽约听我的讲演，他们为中国改革路途上经历的曲折而十分忧心，同时他们见到我并听了我的讲话以后觉得稍稍好过了一点。

    一九九八年，我应康州三一学院之邀前去任高级学者（presidentialfellow）一学期，时李又安已离开人间，李克与他的续弦夫人开了两天车从费城来到康州，我们一起到一家中餐馆吃饭。老板送了我们一盘龙虾，他很高兴，胃口也很不错。

    他回忆起在清华大学上学的生活，他说，那时候每天能吃到两个鸡子儿已经不错了。老北京才说“鸡子儿”，现在的北京人已经很少这样说话了。

    他的高兴主要是由于日前他完成了翻译《管子》的工作，他前后用了几乎大半生的时间，他成了系统介绍管仲到美国去的第一人。没有什么人什么机构确定课题，或者预付给他课题费用，但是他坚持不懈地完成了。

    我的第一次对于美国的访问也接触了一些作家，他们的生活远远不如中国同行热闹红火，我后来越来越感觉到，中国可能缺少许多东西，但是绝对不缺少红火。美国人相对要比中国人生活得孤独得多，孤独是自由的必须的代价。

    我们的同胞太不喜欢孤独了。

    在爱荷华我接触了许多可爱的人。同为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成员，有罗马尼亚作协的副主席，罗共中央候补委员乔治·巴拉衣查，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卧室，但是共用一个厨房、一个饭厅与一个卫生间。在写《杂色》期间，有一次我忽然听到乔治的狂叫，原来是我忘记了煮在煤气火灶上的小泥肠，烧得满室冒烟，消防警报器开始鸣笛。我们一道关火开窗开门放烟，才没有酿成大祸。

    我后来一见他就说是他救了我的命。一九八六年年底我以官方身份访罗时讲到这一段，当时的罗文化委员会主任，一位女性，本人是高能物理学家，应声道：“喂哇（犹言乌拉），巴拉衣查！”我则建议授予巴拉衣查名誉消防队员称号。

    一同在这里的还有台湾诗人吴晟。我们三个人英语比较差，故而聂华苓请了一位老师给我们补习英语，老师是希腊裔，名尤安娜。吴晟提出，如果聂这边没有次年仍然邀请他来美的计划，他就不想参加学习了，学了有什么用呢？

    他问。后来学生只剩下我与乔治，乔治不好好学，尤安娜总是表扬我而批评乔。

    此年十月十五日，是我四十六岁生日，当天晚上聂华苓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了尤安娜家里，他们为我举行了生日晚宴，唱了《祝你生日快乐》，吃了蛋糕，送我一些生日礼品，保罗给我的是两条领带。这是我最最愉快的生日记忆之一。

    在爱荷华，参加写作计划的作家也会见过记者，一个记者问道，请问王蒙先生，你现在与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期，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我的回答是，相同点在于，那时我是王蒙，现在仍然是王蒙，不同点是，那时我二十二岁，现在，我四十六岁。

    还有人问，中国的文学创作到底开放到什么程度了？中国文学的创作自由是不是有一个尺度呢？这个尺度又是什么呢？

    我说，以我为例，我的创作曾经在五十年代为我找了麻烦，然而，现在我的创作比那时又放开了许多。我的创作是自由的，也是能够被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接受的，为此，我感到极其欣慰。

    ……如此这般，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头一两批访美的书写者，我有许多见闻，许多友谊，许多新奇可资回忆，然而我仍然钻牛角尖，仍然时有困惑，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对这次美国之行做一次总结，做一次理论分析与理论判断，原因是我不可能做到从意识形态上、从主张与理论、感情与想象上忽然来一个一风吹。

    我们说过、写过、唱过、画过、演过、雄辩过、论述过太多的敌视、仇视、鄙视、蔑视美国的话，后面的三视在五十年代是全民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官方是下发过宣传提纲的。搞外交可能很容易就转个弯，老百姓也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中国人见识的国际国内政治的走马灯多了去啦……文学人可是要了命，我感到的是经验的满足与理论的褪色，是生活的开拓与豪情的失落，是新印象的云集与老传统的依然疙里疙瘩。甚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也有台湾背景的学者对我说：“当年，当大陆宣传美国是纸老虎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激动啊……为什么，为什么不再讲了呢？”

    再过若干年，我相信读者会判定说这个话的人是在讽刺中共。

    不，绝对不是！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果我们不活这样久，可以减少多少困惑呀！

    44.精神啊，你在哪里

    一九八一年年初，我们经香港转广州，乘火车回到北京。

    回京后文联还有东城区要我做个什么访美讲话。市作协的副秘书长曹菲亚体己地告诉我：“注意精神”。四个字，全懂了。我想她指的是中央领导最近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一些“精神”。总之是说有问题，要抓。曹还提到邓某某访日后回来讲什么到了日本才知道是中国人尚未解放，受到批评，云云。

    讲话好办，我是多谈西洋景，不谈姓资姓社，而且我压根并无看到什么高楼大厦百货花色就晕就醉的感觉。我想起我在中央团校时的经历，我到一个家境极好的同学家吃饭，我想到的是自己的贫穷不幸的家，越是在人家那里吃得豪华，我越是关心惦记自己的穷家。

    紧接着就是春节，我犯了轻率西化的错误。我想借用美国的party（派对，应该说就是聚会，而现在我们这里叫酒会或冷餐会）的形式接待来客，准备了不少面包、腊肠、酱牛肉、沙拉，还有一些拼盘、点心之类，也有啤酒、可乐之类的饮料，我请了一批同行客人。人家吃完这些冷餐，不大肯离开，他们以为我一定还要开热饭。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使得彼此都不明说，尤其有几位熟朋友，更是不肯离去。最后只好煮了点挂面搪塞，我以为他们是悻悻地走掉的，而我是汗流浃背。

    令我高兴的还有喜讯，我的工资级别从行政十八级提到十六级，一下子提了两级。说是有一位颇有兄长风度的人坚决反对，他提出应该将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与王维持一个差不多的待遇。但是单位的人事部门与领导，认为四个人根本不一样。

    至于谁谁支持，谁谁反对提我的工资，还有另一位小老兄在群众场合说了我什么什么，再一位小老弟在另外的场合又挖苦了我什么什么，我全部都是付之一笑。

    我认为这一切无足挂齿。许多事与话，自生自灭了，谁没事干或者干不成别的正经事，你就嚼你的舌根去好了，反正我太忙，我没空注意你。

    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这一年评什么先进党员，党员们要求民主投票，结果我以高票当选。我像一截弹簧一直踩着，一松脚，噌噌噌地一个劲儿往上冒，我对不起了。

    文学本是个体劳动，结果在咱们这里弄出个词儿来叫文坛，这个词儿实不怎么样。不扶箕，不作法，不拜坛主与仙师，不收弟子，不立掌门人，何坛之有？

    而且咱们这里重视文学，支持文学，文学连带着名利，至少是饭碗。作协、刊物、报纸与其他传媒的文艺部门文艺副刊文艺节目，各个文学出版社，还有创作中心文学院之类名堂，有组织、有级别、有经费、有干部，亦文亦官乃至后来是亦商。

    这样从一开头，我就选择了对于文坛是非言语短长的退而避之、优而越之、超而拔之、笑而了之的死死决心。

    一九八一这年春天还有一个小小的经历，浙江文艺出版社打算出版一个大型刊物《东方》，当时盛行大型刊物，北京的《当代》、《十月》，上海的《收获》，广东的《花城》，被港报称为“四大名旦”，此外江苏有《钟山》，安徽有《清明》，吉林有《新苑》等。《东方》创办伊始，尚无自己的作者队伍，便打“西湖牌”，邀请一些当时比较看好的作者到西湖边上住宾馆，写文章，逛风景，赏名胜，供稿件。我知道的被邀者除我外还有刘心武与叶文玲。

    去杭州前先到了南京，《钟山》的副主编徐兆淮带我们看了南京，也与张弦等在南京见了面。除了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明孝陵以外，我最喜欢的是太平天国李秀成住过的“明园”。

    我和芳这是第一次游西湖，怎么能不感慨于西子湖的风光古迹？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里连人们的说话也显得温柔，虽然那一年市内的公共汽车上常有人吵架。然后是软软的柳条，细细的水波，曲曲的湖岸，蜿蜒的山峰线，错落的建筑，各式各样的传说、往事、佳话、纪念……毛泽东曾经表示这里的鬼气太重……这样的美叫人喘不过气来也狠不起心来，我甚至觉得西湖是一个让人消磨斗志的地方，让人从冲动化为平静的地方。然而岳坟在这里，至今人们在这里为岳飞而怒发冲冠，悲情莫名；为秦桧而火冒万丈，啐骂无休。以石灰自喻，要粉身碎骨，以留得清白的于谦的墓也在这里。国人重人情，重面子，也重忠奸顺逆之辨，重悲情和煽情，重判若水火的分明爱憎。那么，毛主席恰恰是在这里的刘庄（还是汪庄？）规划部署了“文化大革命”，也就不像我想的那样难以理解了。

    在西湖新新饭店，恰值电影界的头面人物聚在这里评金鸡奖。一天，我远远地看到一位前辈女演员笑容可掬地从对面也就是从曲院风荷方向走来，她对我的笑容极其灿烂。等我们临近以后，我向她探询式地略略含笑致意，错了，人家的笑容是习惯性的，她对我的招呼显出了扭捏的难受表情，就是说，一个著名女艺术家，被一个陌生的平凡的人打招呼，她只能觉得被动和难受。我自讨无趣、小有尴尬。

    后来不久，由于我具有了某种夺目的头衔，在一次春节联欢会上，这位大姐主动过来找我攀谈，可能还要示好乃至示敬吧。我不知道她是否记得起我就是那个在西湖湖畔向她打招呼被拒绝的人。

    现在，她已仙逝了。

    在杭州之行的前后，我去了南京与上海，是我与芳第一次到江南。然后据说某部一个出版局的什么内参还报了这几位作家的江南之行，似乎是说作家们在腐化变“修”？出版社在引诱作家享乐？我们太可怜了。“文革”中有一位地位很高的女作家由于有七双丝袜子，也被抄去参加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

    倒是在我与芳坐上了杭沪铁路上的软席列车的时候，与我们同行的时任文联研究室研究员的刘梦溪喟叹良久，说是我与芳几十年来同甘共苦，现在一起走走江南，呜呼！

    直到这一年，我第一次来到上海。我们被评为最好“侍候”，是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走到何地都很少向地方有关接待人员提任何要求。

    如此这般，我已记不清是此年的夏秋之际还是更晚，在北京开始了文艺界的旷日持久的学习讨论会。参加的人有各文艺领导，包括文化部、中宣部文艺局、文联与各协会、总政文化部等的头几把手，也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作家艺术家。

    我的印象连同工作人员一共有上百名人士与会。主持人是周扬。内容是上边的精神。一个又一个的发言，都很长，很全面。总起来说有两类发言，两类发言其实互相对立，暗含着剑拔弩张，但我敢说来个生人一定觉得两边说的并无大异。

    两部分意见其实用的是同样的语言，许多话都可以从这边拷贝到另一边，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政治化与反倾向斗争化的角度，同样的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二分法，同样的对于成绩与问题的充分估计。那么分歧在于，什么是主要矛盾？

    什么是主要任务？反极“左”还是反右？这个东西一讨论起来就乱乎了。

    我有时候想，拎出主要矛盾的做法，在革命时期极其有效，因为，有教育救国论，有乡村建设派，有实业救国论，有科技救国论，有改良主义者，等等，而我们毫不含糊地指出，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共产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与国民党统治者的矛盾，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什么都是瞎掰。新中国成立后对搞运动也极有用。但是，遇到另一种情况，一种相对正常得多的情况，在这样一个大国，即使指出了主要矛盾，也无法代替各项具体工作。

    是的，这是在争一个主要矛盾的定义权，反倾向斗争的命名权，“精神”的表达权与解释权。一个说，我们要吃饭，但尤其不能忽视喝水，另一个说，我们要喝水，但尤其不能不吃饭。一个说，谁说不吃饭了，这是歪曲，这是强词夺理，我们只是说人渴极了必须先喝水再考虑吃饭的问题。另一个说，谁说不让喝水了？有的人喝得都得了水肿与腹胀了！再不考虑吃饭的问题怎么得了……一个说，你现在左脚在前，必须高高抬起右脚才能迈过那一道沟坎。另一个说，你的右脚已经陷入泥沼了，你怎么还不伸左脚？一个说，你方向不正确，有多少作品也是白干，一个说你没有作品，讲多少方向也是空谈。这样的争论，我参加了多半辈子！

    谢天谢地，二十多年来，很少进行这种主要倾向何在的牛皮争论了，具体管理、个案处置、行政安排已经替代了在文艺界屡屡进行过的反倾向斗争。进入新的世纪，有一次一位高层领导要接见文艺界重量级人士，我猜测不出来是要谈什么，结果是谈改善文艺界头面人物的医疗服务事宜。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有一个梦，想把两类意见撮合到一起，而实不赞成两个不同角度的讨论变成山头之争、意气之争、人事之争。

    这时传来南方某省委领导对文艺工作的说法，叫做“莫把支流当主流，莫把苗头当过头”。一下子执第一类看法的同志如获至宝，但这毕竟只是地方领导的意见，算不算数呢？

    ……有时候我安慰也说服自己，越是要大步改革了，越是要稳住阵脚，不然又是审判江青，又是给刘少奇平反，又是所有的“走资派”杀将回来，又是给大量的“右派”改正，最后甚至于是解散了人民公社，中国能不乱了套吗？

    没有乱，就是因为还有加强掌控的另一面。

    只是我觉得周扬似乎在孤军奋战。当年，他为反右运动作总结，讲“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讲“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为反修而召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会议，讲小人物打倒大人物，那是多么气宇轩昂，意气风发，尖刀利剑，寒光闪闪。而现在，他老了，喉咙嘶哑了，没有当年的威风也没有当年的严厉了，不严厉了还有谁敬重你畏惧你服从你……周扬的风度依然，嗓音退化，底气不是那么足。“文革”中他受的刺激太大了。

    他背起了十字架，上下而求索，用相当古典的思路，力图给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挫折一个说法，他要从经典马克思那边追求一个新鲜的、智慧的、富有涵盖面与穿透力的理论概念。他的精神感人，他的思路已嫌陈旧，他对自身的理论使命估计得高了一些，他的郑重、悲情、反思的责任心与勇气，感人泪下。

    这也算一段有意思的日子，算改革开放的青春期。精神还在争论、酝酿。

    尚未完全成型的精神使我有所期待，但也感到了相当的不安。

    45.《苦恋》事件

    一九八一年的对于文艺问题的旷日持久的学习，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我从中学到了一招，学习可以是认真贯彻，也可以是先搁一搁、冷一冷。学习可以是谦虚逊顺的太极拳。终于，《苦恋》事件爆发，没有结论的学习被中央召集的正式的思想工作座谈会所取代。

    高层领导早已说了许多次，指出对于文艺工作乃至整个思想工作的领导软弱涣散，认为该整顿一下啦。

    我与其他许多人一样，非常希望能保护一下白桦、彭宁他们，不是为了一两个人，而是为了来之不易的相对好一点的创作环境。搞文艺创作怎么这样难？

    当然，我想的也只是一面之理。

    都是饶有经验的人了，都够成熟的了，于是人们就黄钢先生的杂志《时代的报告》上发表的批白文章大张旗鼓地议论起来。总算批白桦时捎带上了一个面貌极“左”的靶子。

    代表主管方面做报告的领导是胡乔木，他讲了几句话，觉得天冷，工作人员给他加上一件罩衣，他叹息说“风烛残年……”。他讲的话有几点给我很深的印象。一个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已经由为人民服务的说法所取代，兹事体大，六十年代初《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一直是“四人帮”定性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事件，被“文革”清算不止。二是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所代替。至少是说起来宽泛了些。

    胡还提出，不能老是没完没了地写“文革”、写伤痕了，否则等于人为地延长“文革”的影响。他的逻辑比较给人以与众不同的印象。

    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提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两分，可以不这样提。这是迄今为止对于“讲话”的最大胆的修正，差不多是唯一的一次，此次胡的讲话收到了《三中全会以来文件汇编》中，是正式的文件。为此，胡乔木遭到了攻击。

    我对于批判《苦恋》也有抵触心理。阴差阳错，到了一九八一年，反倒没有什么有身份的人愿意批评一篇作品了，哪怕是纯学理性艺术性千真万确的争鸣性商榷性批评，也已经无法与奉命批评，有背景的批评，仗势批评，求官批评，阳谋阴谋惩戒式与威胁式的批评切割清楚了。而那种动机可疑的批评会使一个批评者而不是被批评者名誉扫地。例如，我听过曹禺先生在会议上对于《苦恋》的批评，他讲得有些激烈。后来说是他老后悔不迭，而巴老说他：“摆一点架子嘛！”

    原因之一就在于人心，就在于文化特别是文学的这种亲革命性，至少是亲变革性。而且不仅在中国，十九世纪后期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喷涌，客观上准备了俄国的革命——二月革命与更加激进十倍的十月革命，虽然，那个时候的大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没有一个是布尔什维主义者。就像中国，老舍的《骆驼祥子》也好，冰心的《去国》

    也好，都没有一定要革命的意思，但都通向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而不是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更不用说是“剿匪战争”了。

    这样，作为一个革命党，必然认定文学是革命的重要手段，而许多革命作家，也以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服膺革命的铁的纪律与革命大局为自己的骄傲，例如丁玲就是这样，虽九死而未悔。

    然而这种政治与文学的蜜月般的关系，带来了一些后续的问题。政治与文学是这样的如胶似漆，政治必然给文学以强烈的关注、影响与指挥——包括必要的整肃，文学可能因之限制了自己的灵动的想象力，自己的语言与结构，自己的价值特色。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不止一位文艺领导要求党员作家讲话要用党的语言，就是说要用政治性的规范符码，而不是一大堆文学化的言辞。而过分的文学化，也易于使革命的政治乃至治国的方略太过情感性、理想性、修辞化、理论与策略容易变得华而不实。也许革命的政治学是常常充满文学气质的，但是执政难以太多地抒情，甚至执政党也不宜那么文学。

    对不起，我想起我的一位同行李凖大哥，他在一九七九年从下放的城镇来到北京，口袋里装着两篇作品，一篇是批“文革”、批“四人帮”的，一篇是批邓批走资派的。

    被海牙国际法庭通缉的前波黑领导人卡拉季奇与身陷囹圄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都是作家诗人。

    这样的事例推翻了我的关于真正的文学艺术与学术具有免疫力的说法。文学本身无罪，但是文学可能通向深广的悲天悯人，也可能通向偏执的荒谬乖戾。

    文学可能被历史和大众所接受，至少是最终接受，也可能是被抛弃，被拒绝，被遗忘。

    文学的梦想性理念性使它成为人类牢骚的最好的载体。韩愈云：“喜善之词难为，而愁苦之词易工。”这是一。而革命的惯性使意识形态的斗争日益变成为纲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没有比从批判一篇小说或影片开始，开展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更方便、更神妙、更艺术也更让谁摸不着底的了。这是二。文人相轻，文艺工作太个体化了，本来就容易内斗，这是三。发现一篇作品里的问题，远远比完成一篇作品容易，消灭一个作家远远比（培养帮助）形成一个作家容易而且有更好的效益，这是四。然后连老百姓都习惯了，窥视着文学里边的漏洞，如果发现了“敌情”的话，随时准备一显身手，弄好了就是立功。

    文学“战线”的反倾向斗争，到了反右派时，已经大大出格，因为，作家们面对的已经不是正确与错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辨析，而是戴帽子，降级别工资，劳动改造，进入地、富、反、坏行列的专政手段了。

    这里也有一个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妙处，我们讲究概念崇拜，概念划分决定命运。

    地富反坏右，这么一提，右派们一家伙就彻底完蛋了。你不是教授名流吗，你不是知识分子吗，只需要将你的概念归属一明确，你就一辈子没戏啦。这也使我想起“文革”中的一些老干部老革命，临终只求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们的家长），各行干部确实对于当时的文学文艺啧有烦言，已经形成了一种力量，一种理论（作动词解，如京剧道白中所说：且与他理论理论），要求对当时的文艺界进行整肃，至少是批评教育。这样白桦的事便应运而生了。

    此时至今，我还相信一个道理，对于执政党来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某一类文学作品起着一个安全阀门的作用。文学毕竟是允许虚构，允许夸张的精神活动方式，文学的批判、愤懑、讽刺毕竟不具有太直接的杀伤力，交通规则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并没有要求人们必须遵守什么。相反，有些我们并不否认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人生的痛苦现象，等等，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它既可以提醒我们的注意，又可以为众人说几句牢骚话气话，冒冒烟，出出火，像高压锅上的限压阀，气大了顶起来响两声，呲两下，对于一个健康的与没有丧失自我调节能力的社会来说，应该是有益无损的。

    不错，文学的批判性高智商性会带来挑战，但是文学的虚拟性、非操作性，以及它的幽默和爱心，它的软弱和纸上谈兵，以及感同身受、民胞物与的特色又有可能，应该说是极易通向和解而不是激烈的对抗。五四后的文学运动起了那么大的革命动员的作用，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与壮大，革命形势革命运动革命武装力量的存在与壮大，没有这些实际的与强大的力量，伟大作家再多也掀不起大浪来。

    其后的一切是各种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僵持也是平衡的结果。批了白桦，讲了半天分寸，白桦作了不失尊严的检讨，黄钢主编的《时代的报告》的编辑部改变了组成人员，领导上一再保证，不因为作品而整人（保证得我都觉得絮烦了），等等。大体上说，时代不同了，中国的文艺生活中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或者是戏剧性的大事。

    46.吉凶祸福的测不准原理

    一九八一年夏末，我收到了胡乔木同志的信，他写了一首诗给我：

    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

    庆君自由日，逢此艳阳天。

    走笔生奇气，溯流得古源。

    甘辛飞七彩，歌哭跳繁弦。

    往事垂殷鉴，劳人待醴泉。

    大观园更大，试为写新篇。

    他是在住医院时读了一批我的所谓创新作品与创作谈后写了信和诗的。“故国”与“风云”二句出自拙文《我在追求什么》，溯流得古源云云，则是由于我抵挡那时关于我的“意识流”、“食洋不化”的攻击，以屈原、三李等为据说明这种自由开放的文体古已有之。见面的时候他表示他不满于“大观园更大”一句，但是再没有找出合适的词来。看来，体现领导身份与权威导向的诗句实在不好写。

    我的印象是，他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喜欢读书谈书，说话慢条斯理，字斟句酌，记录下来更像是一篇文章。他的样子儒雅可亲，虽然其时我已听说了他老的翻覆，与有时候批起人来极严厉的另一面。我问他毕加索的事，因为其时刚刚出现了所谓“《风筝》”事件（后面再谈）。他回答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很难接受毕加索。”话为什么说得这样客观？莫非他也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判断也只是世上的一种（这等于对于多样性的默认），并不是处处代表绝对真理，如果是“他们那样的国家”呢？也许有另外的说法和标尺。他说到马恩的文艺理论问题，说是马恩并没有对文艺问题作过系统的论述，并笑着说：“我这样讲也许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却原来，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领导，也有到了嘴边留三分的话。那时恰巧报刊上有一个争论，就是有人说马恩对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散见于一些断简残篇，尽管他们有许多精辟的重要的见解，却不能放言什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种论点，一上来就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是有点“大逆不道”。看来上述“逆论”并非空穴来风。

    他说，高尔基的代表作是《克里·萨木金的一生》而不是《母亲》，虽然后者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

    我还有一个印象，高级干部受的限制太多了，影响他们摄取的信息。警卫，秘书，难于自由行动，难于与百姓接触。他的住房虽然比凡人的宽大，但仍嫌简单朴素，四墙空空，连个艺术品也没有。他的报架上挂着的报纸与刊架上摆着的刊物，远远不如我收到的赠阅报刊丰富。他们的活动天地未免太小。

    他是内行。他读到我的“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指北京新疆，八千里路云和月，而从我经历世事至今，已经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他说，不能每篇作品都这样写，否则就会自我重复。他说得完全对。

    他的另一个见解也极精彩，他说中国的温庭筠（他非常准确地读“云”而不是像一些人读“均”），美国的爱伦·坡，都是极有风格的，但并不是大家。

    他讲的风格问题与我的看法完全一致。虽然他讲此话的目的是教育我不要在意识流上走得太远太偏各色。王安忆也有一个有趣的说法：越是有风格，越容易被模仿。我则要说：剑走偏锋的风格，来得快俗得也快。

    一九八二年春，我应纽约圣约翰大学金介甫教授之邀前去参加当代中国文学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台湾的颜元叔在会上为台湾当局不准陈映真与会辩护，并在吃早点时对我说希望大陆上的朋友配合一下，陈是“台独”。这也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他们二位成了亲密的“反独促统”乃至反美的亲密战友了。第二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由一位从湖南来的中国学生梁先生宣读类似《告中国作家书》的一篇檄文。梁先生是先在湖南当地学生运动中出了点麻烦，后因他与一位美国留学生结了婚，所以较方便地选择来到了美国定居。

    他的檄文中罗列了中国的不够民主自由的例证，然后大声疾呼道：“中国的作家们，你们到哪里去了？”全场听众极其活跃，认为会议终于开到要出彩的时候了，还有人提出“听王蒙的”。

    他们要看王蒙的好看。你反对民主吗？跑到美国反对民主，你只能暴露你的“共产党”干部面目。你赞成民主吗？你就是反对中国政府，看你往下的文章怎么做！

    我笑答：“中国的作家在中国，我在北京，同行的黄秋耘先生则在广州。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我们正在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民主与富强努力。那么请问您，您在哪里呢？您在纽约？您在纽约放大炮？您要号召并指挥我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您责备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又没有那样？我的天。要帮助中国也好，拯救中国也好，是不是在中国会更有效，在北京哪怕是长沙会更有效呢？”

    有一点笑声。已经绷得很紧的弦儿放松了，已经冒烟的火药味儿变淡了。

    还有一次是香港的璧华。我讲到中国作家确实吃过不少苦头，但也受到读者的极大敬爱与关切，我讲到甚至于有远方的读者，卖了血，到北京来看望自己喜爱的作家。我讲到刘心武前后收到读者数千封信，并将之编了一本书。我声称，所以，我愿意做一个中国作家。他听了之后，激动地站起来，说是王某人现在已经是为官方说话了，他讲得声嘶力竭，连香港《七十年代》（后更名为《九十年代》）的主编李怡也对我说：“他有些失态。”我则在他大喊大叫后按照会议的礼貌，走过场地回应了一句“thankyou”，全场大笑。现在璧华似乎也不那么激烈了，他几次参加香港作联的代表团到内地参观访问，态度平和。

    会后由何南喜女士陪我们几个人各处走了走。何的父母是美国共产党员，五十年代在美国待不下去，来到了中国。何在中国读了中学，她可以讲极流利的中文。何南喜讲到“文革”后她在中国受到的不良待遇，并用北京话说：“让人挺寒心的。”

    我们在纽约附近的维尼亚德岛与出生于中国的约翰·赫西见面并见到了著名左翼女剧作家，近九十高龄的丽莲·海尔曼，丽莲在二战中多次去过莫斯科，曾与莫洛托夫会见。她问我，你为什么要写？我说，我希望在人的心灵之间建立桥梁。她说：“废话。”我只好一笑。

    联合国有一位华人雇员尹先生，他办了一本中文杂志《地平线》，报道了王某在此次研讨会上“舌战群儒”的场面。另一篇文字则说，此次王某的表现使他在海外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

    一九八二年初夏，有友人告诉我，在今秋将召开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有可能成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对此我深为震动不安。

    这年夏天我与芳自费悄悄地走了一趟北戴河。每人花几十块钱，坐市政公交车，住进了北戴河外国专家局疗养所。同车的大半是年轻夫妇，刚结过婚，到北戴河度蜜“周”。咱们这儿还不可能是度蜜月。我与芳一晚上一晚上地唉声叹气，觉得自己并不适应这样的角色，人生怎么这样地无常？说声出事就一家伙跌入了大粪坑，说声对了路又马上戴上一顶并不那么适宜的冕冠，这会让我多么吃力，对不起领导的错爱！

    我被提名为党代会的代表的候选人，但是在市的代表会议上，我落选了。

    为了扩大民主，开始实行差额选举。据说有一位中层领导表示不同意我当代表，因为我是搞“自由化”的，这个意见传了出去，我就丢了票。文艺界有三个代表当选，一个是话剧演员于是之，另外两名当选的代表都是戏曲演员。我体会到了党内民主的威力，我高兴的是，海外在说我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那是说我为官方说了话，而市里有人出来说我自由化，挺寸（即巧），说明我有我自己的把握，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有我自己的独立思考，我不是你们的小心眼能理解的那种人。

    不是正式代表，但我还是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了十二大。

    列席者不参与选举，但是投完票开票唱票时叫我们进了大会堂，我在二楼上看到了候补委员中有王蒙的名字，我不敢贸然认领下来。大会秘书处通知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还有中顾委委员与中纪委委员）下午开会。

    我回到市文联，请市文联的人事干部核查，此王蒙是不是大会主席台上幻灯片上打出来的当选人名单中那个王蒙。答，然也。文联人事干部陈冶对我说：“行了，这回到了头啦。”前不太久，她协助安排过中组部副部长李锐与我的谈话。另一位市文联的党组领导则叹息，八大时整个北京市，只有彭真是中央委员，而刘仁是候补中央委员。他叹道：“现在也毛了。”他是实话实说。头衔一样，人不一样，给人的观感也可能大不相同。同伴当中只有刘绍棠激动之至，还专门写了信跟我谈感想。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了十二届一中全会，主要任务是产生新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书记处与中央军委。当然是极其严肃的会议，严肃的内容。

    当谈到对一些“文革”中也出头露面过的人员的看法的时候，知情者的说明倒是充满了人情味，讲了一些生活细节，证明人们质疑的这位同志还是不一样的，对待老同志如叶帅是怎么样的关心照顾生活起居，还有批邓前怎样给一些老同志通风报信，乃至因此受到某些“四人帮”爪牙的讽刺，等等。让人从另一方面感觉到人同此心，讲原则也离不开应有的善良心地，这也算人情世故。

    回想我的进入中央委员会，传闻是起于胡乔木、王任重的提名与邓力群的支持。我的《布礼》起码感动了胡乔木。王任重有一个女儿名王晓黎，时在《当代》编辑部工作，很希望她的刚刚到京就任中宣部部长的父亲与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家建立良好的关系，才有后边的那些事。王任重在广西南宁期间曾邀请我与刘宾雁到南宁来。在南宁期间，我观察到一些市政、民意方面的情况，与王任重谈论，他很认真，竟叫了南宁市委书记（后曾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纯束同志专门来听我的汇报。邓力群则参加过《光明日报》给我的发奖。当然，与个人的好感相比较，更主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强调年轻化与专业化。

    人，机缘，历史一直在互相调适，一直会出现错位与误植，一直会出现你改变了我与我改变了你，你改变不了我与我改变不了你的情景。我称此为人生的“测不准原理”。

    47.糊里糊涂就批上了

    想不到的是，十二大后等着我的是关于“现代派”的风波。

    时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充任法语译员的高行健先生写了一本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其实是一部通俗的小册子，谈到所谓西方现代小说里时间空间的处理，人称的应用与转换，心理描写与意识流等。这在当时当地，显得别致，因为我们司空见惯的谈文学的书不是讲典型人物就是讲真实性，不是讲题材的选择就是讲时代精神，不是批判资产阶级就是批判“四人帮”。解放几十年，少见什么人谈时空人称标点还有视角与心理独白的运用等“小”题目。李陀、刘心武、冯骥才三人各写了一封给高行健的信发表在《上海文学》上，表达对此书的兴趣。不知是谁说了一句高的小册子是一只刚刚升起在空中的（现代派的？）风筝。

    其实这三个人各说各的，互相还有争论。另外我因上海的《小说界》催稿甚急，写了一篇小文，介绍并称许了高行健的书。

    想不到的是这成了一件事，似乎是异己的现代派思潮向中国发起了袭击。

    胡乔木更看重的则是于甘肃出版的一本《现代文艺思潮》，主编是我在一九六三年西山读书会上见过面的谢昌余同志，谢在“文革”中还给省领导同志（后为中央领导同志之一）做过文字工作。尤其是该杂志上发表了东北诗人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崛起的诗群》，被认为是颠覆性的。徐发表过《圭臬之死》一文，更被胡认为是革命文艺的掘墓人。胡把一个文件中说到徐敬亚同志中的同志二字都勾掉了。此外谢冕、孙绍振的谈诗的文字也都被视为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冯牧则多次讲过，有一个小批评家（指高行健）写了一本小册子，结果几个大作家捧他……他不但反感而且有一种不忿儿，他的话说得有点酸，因为讨论问题与小批评家、大批评家（指他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文艺报》的一批骨干，面对现代派之说如临大敌。那个时代的专职的文艺工作者没有谁不知道苏联的大佬日丹诺夫是怎么样向现代派发动毁灭性打击的。

    此次我国的现代派风波，带有给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王蒙的一个下马威的色调。《文艺报》的资深副主编唐因等在一些场合还特别点出我的名字来。而另一位新归来的副主编唐达成在一些场合——有的我在场——大批现代派，语焉不详，含含糊糊，天知道他在讲什么。

    好在胡乔木对我是既忠告又保护。他肯定：“你走得不远。”我想他看重的是我的作品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少共情结。我的“此致布礼”大大帮助了我在猛批现代派的风浪中矗立不倒。其次乔公给我复印高尔斯华绥的批评现代派的文字，供我学习，高的名言是“小溪最喧闹”。胡还建议我去请教钱锺书先生，他愿代为介绍，请出钱老来教诲我。他说钱先生是赞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与推崇理性而不接受现代派的（后来“人道主义”也出了麻烦，这是始料未及的吧）。胡并具体提到了《杂色》，认为那样写不太合适。他又委托他的老同学老友韦君宜给我带话：“少来点现代派。”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我有意就教于钱老，为什么还要请胡乔木这样的高层人物介绍呢？这样一介绍，钱老对我会产生什么印象呢？再说，我以为，要讲现代派的不可盲目跟随，不可照收不误，不可全盘“现代化”，我自己的觉悟加理论水平就够用，无需惊动锺书先生。此事就拖下来了。

    但乔公在一九八三年春节期间接待我畅谈，并亲自给中南海的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接我爱人到他家小坐，极大的友好情节一传出去，《文艺报》的某些人长叹一声，领导对王的态度不一般啊！便只好放过了王某。信不信由你。

    当我将乔木对我的意见忠告说给周扬听的时候，周扬立即表示不同意，他说他主张更多的探索，更少的干涉。他后来到处讲“唯陈言之务去”，讲“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他甚至在一次发奖会上直截了当地讲王蒙，说王蒙有思想，要鼓励他的探索，不要搞得多了一个部长，少了一个诗人。以致《文艺报》

    的一些人对周有意见，将所谓批评周扬的“读者来信”转给周扬示威。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四篇小文章都发表在上海。后来夏衍写了文章，巴金老也发表了看法，都不赞成那样如临大敌地批现代派。这使得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更加不安，似乎是上海在不听招呼，不服管。他们特别不满于曾任夏公秘书，后是《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的李子云同志，认为是李在串联党内外的力量搞异端。几乎将李逐出文艺界。

    这里最闹不明白的是冯牧同志，他是最最以爱护支持中青年作家自诩的，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大好人，包括气得一度两人之间不说话的李子云同志，也仍然肯定他是好人。为什么一个现代派问题他激动成了那样，说的话那样带情绪，不惜与那么多人特别是上海的同志决裂……《文艺报》的同志也不顺利，他们收获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与作协班子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

    杂志。副主编唐因到了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了民间文学研究会。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结果。

    我与胡乔木同志也浅谈过这个话题，有一次谈话中胡乔木说“忧患意识”

    是受了现代派而且是“纳粹分子”海德格尔哲学思潮的影响，我说恐怕未必，忧患云云，更像是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里来的，但是胡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知识太多，可能自找了麻烦（现在忧患意识作为一个正面的词，已经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胡还专门对我说：“希望对于现代派的讨论，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

    对这一年的批现代派，各种说法都有，如广东作家们说此事是说戏内有戏，戏后有戏。叶君健先生则认为某些人意在否定中央对于王蒙的选拔。叶老是非党人士，是安徒生专家，安的童话全集的译者，对一些人事、政治问题竟也这样敏感。我则干脆装聋作哑，忙着写我的小说。在北京，除了胡乔木的保护以外，也还有张光年、夏衍等一大批人的善意，更不要说定居上海的巴金主席啦。

    我回想一下，第一，有道是，有没有某个招牌还不能肯定，国人们已经为那个招牌上写了什么字，字写得好不好正不正争了个死去活来。

    第二，领导文艺也与领导其他一样，人们习惯了概括法而且是一揽子法而不是个案处理法。各不相干的一些事凑在了一堆，不大也弄大了。

    第三，以批《苦恋》为例，领导说了话，但本圈工作人员推推诿诿，磨磨蹭蹭。

    此次批现代派，倒是相当主动而且带着气儿，几乎闹了个炸锅。文艺问题上的个人情绪是不能不承认的。

    第四，大矛盾底下又有小矛盾，最后是弄了笔糊涂账。

    第五，不论中苏曾经如何矛盾，我们的一批文艺人人五人六，他们的思维定式仍是来自苏联，来自日丹诺夫，你没辙。

    第六，周扬与张光年是真心欢迎我的，他们对我不乏称赞，他们是确实要做一些拨乱反正的事的。陈荒煤态度中立。其他一些头面人物对我的突然上升，不那么舒服，而且颇有暴露。

    第七，其实冯高李王也好，冯牧唐达成也好，并没有谁说得清什么叫现代派。

    一次我听唐的发言，那样支支吾吾，那样嘴里含着热茄子，那样极其为难……令人心好痛啊。

    其时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新任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的贺敬之同志。十二大后，他找了我，告诉我，我们现在是在领导的岗位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准备好挨骂。我想，我仍然是一位写作人，是写作人的同行，是靠爬格子吃饭的，我努力做好党与广大作家的桥梁就是了，我可不是专门当领导的，我宁愿什么领导也不当。

    我的印象，贺当时的注意中心一个是搞一个中央文件，把文艺政策明确化条文化，使党管文艺有一个依据。一个是要有一个评论写作班子，能够为领导代言，特别是能够对歪风邪气有一个制约。一个是要组织创作，写一些需要写的“大东西”。当我问到他个人的写作时，他表示目前这一摊子已经够他搰掳的了，不要再找他约稿了。

    另外贺当时对头面人物冯牧较有意见，冯说话随便，如说文学成绩大是由于领导没有空看书。贺为之若干次动火，有时他显得很疲劳，说话的时候半躺半靠在椅子上。我乃进言说，一个人说什么没有那么重要，冯牧也并非中国文学的决定性因素，您可以更多地考虑全局性全国性的问题。

    甚至于贺的秘书也要我劝劝，为了领导的健康，不必为某个人说的话生那么大气。

    这期间开过一次讨论文艺问题的会，与会的胡乔木同志提出，目前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举得不够高。周扬谈了些仍属保护作家保护创作的看法，他显得老迈而且喉咙沙哑，他显得处于弱势、守势、劣势，使我略感难过。

    我的想法是，领导有领导的角度与思路，举旗呀，抓方向呀，反对不良倾向呀，制定文件呀，组织评论与创作呀，鲜明地发出党在文艺问题上的声音啊……对此，我一概尊重理解支持，但确实无意也无兴趣过度参与。如果从上面传出一些不够实事求是的说法，我们要想办法去汇报真实的情况，淡化不那么妥当的说法和做法，充当一个减震减压的橡皮垫，这很不易，但也绝非根本不可能。

    有关领导赞扬了我对于胡乔木意见的肯定的表态，乃向我提出，希望北京的中青年作家们开一个会，谈谈高举社会主义文艺大旗的问题，最好能批评一下一些地方的文艺园地中的不良风气。我回到市文联，汇报了此事，并坚持此事必须请示北京市委。正如邓友梅所直言不讳的，讨论问题可以，由我们发难，不干。经过“文革”，大家都聪明了。

    市委领导的指示是两个字：“照办”。我们开了会。会后一个记者要报道。要走了我的为发言写的一张小纸，上面乱糟糟地写了一些字。后来的报道也错误百出。

    ……从此这一类的事愈来愈多，我都不闻不问，或者最多是闻而不问。而此后的许多事，也和我在现代派风波中一样，与暴风龙卷风擦肩而过，具体地看，不知道有多少被误解被夹攻的名目落到我头上，但我一般从不辩诬，从不较真。

    而在大事上，全局性的处境上，长远的事情上，我总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否未极而泰已来。

    还有一个说法，你王某太乐观了就影响了深度，这是青春期的酸的馒头（sentimental即伤感）式的见解，我二十二岁以前也是这样想的。而我后来的经验与修养是“泪尽则喜”。喜是深刻，是过来人，是盔甲也是盾牌，是精确后发制导导弹，是长效制胜的利器。请问，是为赋新诗强说愁深刻，还是却道天凉好个秋深刻呢？是泪眼婆娑深刻还是淡淡地一笑深刻呢？

    年轻的时候我其实喜欢哀愁，作为审美范畴的哀愁。后来就喜欢坚强远见和无法摧毁的乐观了。刘西鸿有一篇小说的题目我很喜爱：《你不可改变我》。而如果我给自己命名，我愿意说的是：

    你——不——可——摧——毁——我！

    48.仅仅差一厘米，面貌全不一样

    一九八三年，主要按照张光年同志的意思，调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此前，张带我去了一趟天津，看望正在那里写后来找了麻烦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的周扬同志，周并且请了王元化与顾禳二位先生协助起草。我去天津还有一个目的，想调蒋子龙到北京做《人民文学》副主编，但天津市委不放，未能成功。

    周扬在天津见到我，先是表达对杂志有了一个年轻的主编的满意之情，并说希望《人民文学》也设立评论栏目。领导同志比起创作来更注意理论，认为理论体现的是领导的精神，是指导创作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那么，没有革命的文艺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文艺作品了。但我个人的体会却是，许多情况下是有了天才的作品，才有了对于杰作的解释、发挥、探讨与概括。

    一般的指导性的理论，虽然正确，于创作者的作用却不像其他工作那样直接和立竿见影。

    我随着工作的变动，搬入虎坊桥作协盖的“高知楼”，四间，建筑面积约一百二十平方米，为原来我住的前三门房子的两倍半。这当然是件大事。同时，家里安装了电话，更令人快乐不已。此前，为了接打公用电话，九层楼上上下下，费了多少时间。而现在，居然电话摆在桌面上，想拨号问气象就问气象，想拨号查电话就查电话。

    《人民文学》在五十年代，何等令人羡慕，都是全国最德高望重的作家担任它的主编。发表在上面的作品，有多少是脍炙人口，一鸣惊人的！

    我极力希望《人民文学》能够兼收并蓄，天地宽阔。我努力组织了刘心武、理由的纪实作品《五一九长镜头》、《王府井万花筒》、《倾斜的球场》，刘绍棠的乡土小说《京门脸子》，上海工人作家陈继光的《旋转的世界》，柯岩的含有怀念郭小川的内容的诗，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为头题。我努力提倡精短小说，增辟了杂文栏目等。刘索拉的小说是别的编辑骨干已经建议退稿，我下令发出来的。还有安徽作家许辉的一篇《可可西里》，我是从编辑的字纸篓里拣出，决定刊用的。但是我一次用湖南作家何立伟的作品《一夕三逝》做头题，却引起了一点风波。此篇有点唯美，主题有点含糊，写法微微另类，居然使作协领导哗然，连最最谈得来，最最支持我的张光年同志也有点不快。而另一位可称熟悉的老哥邓兄遂高调提出，任何人都必须在党组领导下工作，不能凌驾于党组之上。

    最后一点也算有趣，《一夕三逝》云云，议论多的时候恰逢我不在北京，好像是又要来一次现代派风波，等我一回来，一见面，各种说法也就没有了。这不知道算不算国情之一种。

    我对这种审美和评价文学作品上的单打一现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从我自己做起，从我的编辑工作做起，也从我个人的写作做起。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我尽力多几套笔墨，多几套写法。这个期间我写了歌功颂德，歌唱新时期的新变化的《青龙潭》，孙犁同志来信说此作的内容好，语言也好。我也写了偏重写实的《相见时难》，我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人物提出了是解放还是解体的问题，陆天明来信说，提出解体的问题，其意义如同第一个人吃了螃蟹。我写了偏重新潮的反映青年人的思绪和生活波流的《深的湖》，写了象征的以物为主角的《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又开始了相当纪实的系列小说《在伊犁》的写作。第一篇《啊，穆罕默德·阿麦德》，芳只读了一下手稿，便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铁凝也说过她对此篇的深刻印象，她尤其喜欢小说里的那首歌。

    一九八三年发生的一件事是父亲的去世。春节，我特别感觉到他身体的衰弱，想到了他的好吃西餐与“崇洋媚外”，便专门跑了一趟专卖店，买了含有奶油、芝士的西洋点心，送到他的住处。三月初，听说了他重病住院的消息，开始是肠胃的内出血，后来转为肺心病。对于来看望他的亲友，他一直不停地说着“谢谢”。同时他表示，也许他出不了医院也回不了家啦。他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即我的奶奶，临终时说过：“咽一口气，也不容易……”最后几天他昏迷了，然后去世。

    他是一个绝对热爱生活的人，也不是不知道如何享受生活，例如吃馆子，例如游泳，例如骑马和跳舞，但是他得到的却是荒谬和痛苦，他的两次婚姻都彻底地失败了。

    他也喜欢理想，常常表示乐观主义，但是他的生活不是接近理想而是破坏理想，距理想愈来愈远。

    在此后的十余年，我常常梦见他，总是在黑夜的一个胡同里，孤独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就像是喝醉了一样。

    在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工作还有几点值得回忆。一是始终没有组到张洁、铁凝、王安忆、张抗抗等几位“当红”女作家的理想的稿子。令人遗憾。

    或曰，那个时候，谁当主编也不会有什么大区别。我戏称我的特点是多了一厘米。与主流亲密无间，我近了一厘米。我不认为我们与领导与部门多么不相容。不是吗？我就是“委员”，我就是接近领导，而我对于创作甘苦的体味不比你们任何人少一厘米。我宁要说是多深了、亲了一厘米。我与某些不明真相也难以接触真相的文艺工作者不同的是，我与徐惟诚等同志能保持极好的切磋与合作，而很有一些文艺人以为徐等是多么“左”。双百方针，我贯彻得也似乎比别人大胆了一厘米，这回是多了一立方厘米的空间。仅仅一厘米的区别就使杂志面貌一新！想想那些在当时不无惊世骇俗的名字与写作方法怎么样得到了我的包容！

    我好像一个界标，这个界标还有点膨胀，多占了一点地方，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前后左右全都占了，前后左右都觉得王蒙处于通吃或通“通”，或统统不完全入榫，统统不完全合铆合扣合辙，统统都可能遇险，可能找麻烦的地步。胡乔木、周扬器重王蒙，他们的水平、胸怀、经验、资历与对于全局性重大问题的体察，永远是王蒙学习的榜样。然而王蒙比他们多了一厘米的艺术气质与包容肚量，还有务实的、基层工作人员多半会有的随和。作家同行能与王蒙找到共同语言，但是王蒙比他们多了一厘米政治上的考量或者冒一点讲是成熟。书斋学院派记者精英们也可以与王蒙友好，但是王蒙比他们多了也许多于一厘米的实践。那些牢骚满腹，怨气冲天的人也能与王蒙沟通，只是王蒙比他们多了好几厘米的理解、自控与理性正视。于是有人判定王某是太过聪明，左右逢源，前后通透。有河南农民作家乔典运的名言：“瞧人家王蒙说话，领导听着像是在替领导讲话，群众听着像替群众说话。”真是成了精（这最后一句不是乔的原话）！然而这说明的不是技巧，不是谋略，领导和百姓都没有那么好糊弄，都不会长期上花言巧语的当。问题在于王蒙的包容直径多了一厘米，承受负载量厚了一厘米，整合与寻求到的共识、共同点、互补点，一句话，能够共享共谋的精神资源的体积比你多了一或几立方厘米。差别就在这里，影响也在这里，让你又气又妒又恨却也想不出更好的见血封喉的办法、抛不出击中要害的材料来的原因也在这里。其实，无劳过虑，殊不知王某人其处境其实质的另一面便是左右夹攻，腹背受敌，难以理解，孤家寡人，屡遭“暗算”（“暗算”

    云云，是看电视剧《暗算》的趣味与启发的延伸，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平生真伪有谁知？是太过聪明还是太过蠢笨？是大拙似巧还是弄巧成拙？北京人有一句话：谁难受谁知道。

    ……毕竟起过那么一丁点一小段一些些的微微作用，让主流更辉煌，让支流更明亮，让先锋更平安，让后卫更有头脸，照旧跟得上趟！让精神更自由，让情绪更健康，让欢呼更真诚，让争论更纯正，让文友更活泼，也让不放心的人稍稍放了一点心，让每顿饭吃得更踏实更香。我们要文学，我们要艺术和想象，我们要清明的理性，我们也要更勇敢的创举！我们要社会主义，我们要稳定与秩序，我们也要创作自由。我们要安定团结，当然，还要混乱分裂不成？我们也要生动活泼！我们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中国这个大国不塔希郎（新疆喜用的准维吾尔语：垮台）才怪。我们也要文学才能的天马行空，光芒四射！我们要马克思主义指导、毛泽东思想、长征精神、延安传统，革命的传家宝一个也不能缺，一点也不能少，我们也要人类的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益文化，普世的价值：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高端科学技术，先进公共管理，一切有利于科学艺术想象力创造力的东西或者东东！

    往者已矣，逝者如斯夫，大江流日夜！

    49.中央委员会我自

    一九八二年秋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两次党代会之间开过一次党的代表会议，此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八七年秋，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至一九九二年届满。前后参加中委活动十年。

    每年召开全体会议一次，都在秋天，西郊宾馆。这个宾馆有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会议室，用来开会比较方便。

    每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通过一个文件一个公报，至少是一个公报。会前，文件草稿会在不同的范围内征求意见。我的印象中，研究并决定过城市改革问题、整顿党的组织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加强党与群众联系的问题，可能还有农村工作问题等。

    每次会议上，我都看到许多领导人物，实权人物，知名人物，权威人物。

    例如中央领导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各省的省委书记，各部部长，军队的三总部领导，海陆空三军司令、政委，少数民族领导，还有例如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吴蔚然这样的医生，胡绳这样的理论家，吴祖强这样的作曲家，邢燕子、陈福汉（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郭凤莲这样的工农杰出人物，华国锋、汪东兴这样的有过不寻常的经历的人物。我一方面感到一些拘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存惊叹，党可真有两下子，天南海北，党政军企，身经百战的虎将，运筹帷幄的官员，各有绝门的专家，各色头面人物，土的土，洋的洋，文的文，武的武，汉满蒙回藏苗瑶……堪称网罗殆尽，硬使几百万几千万各不相同的人物拧成一股绳，使成一股劲，团结起方方面面，管理住东西南北，步调基本一致，朝令大体夕改，说贯彻就贯彻，说制止就制止，说转弯就转弯，办成一件大事又一件大事，错误也没有少犯，犯完了改过来再干，仍然是说嘛算嘛，指东绝不打西……而且它招来了多少咒骂、嘲笑、轻视、侮辱、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与部署，它又触动了得罪了毁灭了多少人的幻想、理念、美梦、价值崇拜、既得利益……成了多少人的切齿痛恨的对象。同时它又受到赞扬、歌颂、服膺、拥戴、跟随，包括投机与利用……有许多相对高龄的领导同志，他们更喜欢穿中山服，布底鞋，走小碎步。

    但是邓小平永远是迈着大步，挺着胸，虽然他个子不高。

    头几年开会期间，我们这些行政级别不高的人，是两人住一间屋，我一直与北京市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陈福汉一间屋，此人极好，温良恭俭，谦虚谨慎，时任市总工会副主席。还有一位姓名与我接近、又都是沧州同乡的部队同志王猛，曾任三十八军政委，国家体委主任，时任广州军区政委。他是盐山人，我是南皮人。按姓氏笔画，我们常坐在一起，有时难免说几句闲话。我说我去正定大佛寺，被称做“王政委”，他说他去什么什么地方，被问有什么新作。

    吃饭四个人一小桌，伙食清淡朴素，但很干净精致，色泽明亮。小花卷做得好看。吃饭的时候也都谨言慎行，没有大声谈笑，相互高声叫唤的也没有。

    有时晚餐还供应酸奶，你需要索取才会送来。啤酒饮料要自己花现钱购买。我曾给一位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而当时还只是候补委员的同志买啤酒，并被称做“先富起来”的人。喝茶的情况记不清了，反正胡耀邦主持工作时，去中南海勤政殿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只供白开水，龙井茶摆在那里，一小包五角钱。

    有一次我忘了带钱，便只喝白水，艾知生（时任广播影视部部长）看到后笑道：“没有带钱吧，我给你……”这才喝上了茶。

    过晚十一点以后有夜宵，我只去吃过一次，其中的酸奶与阳春面比较吸引人。

    香港出版过一些侈谈大陆政治“秘闻”的书，一看它写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道是生编硬造的了。

    这段时间，每次全会结束时，都有邓小平与陈云二位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是真的做到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

    中央全会上要通过文件，这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倒也是进言尽责的机会，除重要内容外，对于文字、用词、结构直到标点符号我也提出过一些具体意见，而且采用率不算低，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意见都在文件定稿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一九八三年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讲了不要搞精神污染的问题。此前我对周扬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与胡乔木在此事上与周、与《人民日报》特别是王若水的矛盾已经早有耳闻。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召开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周扬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讲了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周是想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精神资源，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事，以及怎么样防止再发生这样的事。他找到了异化论与人道主义这两个古老而又弥新的武器。但是胡乔木等则认为这样的理论会给反共反社会主义者打开缺口，会把自己的理论阵脚搞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肯定了乔木的观点而否定了周扬的观点。

    我始终认为，理论先行理念先行是在野党包括革命党的特色，你还没有过执掌政权的记录，你拿不出执政的实绩，但是你有理念，有以此理念为武器对原执政者的体无完肤的批判否定。你的旗帜乃是真理二字。你的“诊断”与“处方”、“医嘱”颠扑不破，符合人民的愿望与时代的潮流，人民就会选择你。

    而当你已经掌握了政权，你的首要使命是拿出政绩实绩，是为人民办实事。

    如果此时你仍然习惯于理念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论述、构建与重新构建、煽情与一再动员、用各种新鲜宏伟的新提法保持热度，掀起永无止息的高潮……其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将了自己的军，树立了不可能轻易达到，甚至短期内是根本达不到的目标与理想，最后，失望与抱怨不是只能落到自己头上吗？

    有一位爱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想商榷：我们的理论是不是太豪华了？信哉斯言！妙哉斯言！痛哉斯言！

    就在这一段时间，我从报纸上读到东北某地，大儿媳跳大神，断定公公已被黑蛇精附体，于是全家将老爷子活埋的新闻。而另一个四川山村，一位青年自称真龙天子，全村的人把闺女送到“天子”这里“奉枕席”，党的支部书记一次从他家门前过，看到众人在给他叩首，书记走过了他的家门，却又恐慌了，倒转回去，给这位“天子”磕了头。不知道这些事仍然会发生，正在发生，你算什么中华儿女？不考虑这些国情，所有的高调又有什么用？

    我给自己做工作，反对精神污染可能是必要的。已经有若干年大家自由发挥了，不论是《古拉格群岛》还是《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不论是《一九八四》

    还是《我们》已经在我们这里畅通无阻。遇罗克被枪决与其妹妹遇罗锦的《春天的故事》，还有张志新的种种，已经在读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文革”与极“左”

    已经臭不可闻。现在停一停，冷一冷，静一静，绷一绷，为什么就不可以商量呢？

    而且，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战，哪次政治运动不从消灭几个作家开始？过去的年代，一个作家协会竟有那么大的权威，还不是因为作协具有了消灭某些作家的职能！与现在比，现在的批评家呀整顿呀，已经够温和够轻柔的啦！

    而周扬呢，我相信他的庄重与认真是会被人们所承认的，他的苦苦思考研究的果实，总有一天会得到相应的参考和汲取。为了真理，为了大局，谁能不在需要等待的时候不耐心等待呢？

    50.清明的心弦

    时隔二十三年，我现在写到这段历史，写到我在反精神污染时撰写的散文诗《清明的心弦》的时候仍然在自问：什么叫清明？为什么要用清明一词。我的经历的特点是丰富，是复杂，是多次转折——被一位教授称做“拐点”，是时有的困惑和混沌，然而我追求的我向往的是清明。

    也许对于我来说清明只是一种沉静，一种自慰，也是一种乖觉。第一，领导就是领导，你不可能取代领导，扭转领导。第二，领导无意像毛泽东时期那样从文艺问题上做文章，开动全国的阶级斗争。这令人放心。第三，领导是真心真意地搞改革开放，搞发展，而改革开放发展不能乱。你的选择是：一静不如一动。第四，你如果无意搅局，那些厮杀就与你关系一般般，你就有许多更适合你的事情要做。第五，这里有一个因素就是时间，时间会化糊涂为清明，使强梁渐渐失势，变荒谬为逐步合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任凭风浪起，稳坐书桌前。

    面对太多的争执与政治肝火，我不打算奋不顾身地去摸滚爬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只能保持单纯和善良，保持对于美好的词语与意象的向往与笃信，保持无奈的微笑与谦卑的等待。

    然而这个年头我其实完全没有弄清明，我不明不白了。出现了关于是“不要搞精神污染”还是“清除精神污染”的语义学的辨析。出现了不同的、确实不同、然而不能说是不同的声音。就是说，说是本来只是“不要搞”，结果弄成了“清除”，错了。说是不知道是谁上当了。出现了各地的“清污”重走“文革”

    路——剪丝袜子，改发型，没收一些书籍——的警报。天知道的所谓“现代派”

    也成了众矢之的。由于创作了一些新型剧本而初露头角的高行健情绪大受影响，他吸烟又多，怀疑自己染上了肺癌，几乎已经在做告别世界的准备，正是此时的出游散心，成就了他的《灵山》的写作。而《灵山》云云成全了他的诺贝尔奖。

    他的获奖又使人们警惕到了西化与分化的图谋。另一些人则垂涎三尺哄闹八丈，并以此来将生活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的作家的军。无怪乎张承志说，文艺圈里游动着一些臭鱼烂虾。政治、生活、文学与游戏，亲爱的，请告诉我：哪个更政治，哪个更生活，哪个更游戏呢？

    约两个月后，又（含含糊糊地？）说是清污不提了，不搞了，文友们当然表示庆幸，欢呼，像是去掉了不少压力。只是一度代表了污染的周扬同志的处境似乎仍然不妙。倒是频频让他出镜，观看这个展览，出席那个会议。他去了一次广州，在洗浴室摔了一跤，语言中枢出了问题，话也说得不那么清明利落了。

    我去看望了他一次，只是在提到即将召开的京西宾馆座谈会的时候，他突然目光如电，语带威严地问：“开什么会？”我对他老人家开玩笑说：“您养病吧，别的事有我们呢……”在座的还有梅绍武先生的夫人，英语专家龚女士。周扬笑了，脸上重新显出了病容。这使我印象极其强烈，感受一言难尽。

    亲爱的周扬同志，你对我的，我要毫不顾忌地说，你对我的青睐与“施恩”

    我完全明白，我想念你，亲近你。然而，你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痛苦的努力本来可以不做成那个样子，你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退而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您本来应该往后靠一靠，您本来不应该那么天真地自信，那么舍我其谁了啊。

    也有特认真特严肃，我要说是比周扬更周扬的一些人，他们总算等到了发号施令的这一天。他们坚持一定要清除，一定要整顿，他们昼思夜想搞一次不叫整风的整风运动，审查一些人，批判一些人，叫做帮助一些人，挽救一些人，使一些人匍匐在地，哇哇哇地怪哭。

    我的这位好领导要开会，要贯彻，要纠正他们心目中的歪风邪气，要使文艺界的头面人物，领导人物，权威人物，老资格人物，小而闹的人物们心悦诚服。

    这使硬是不想被摆平的作协冯牧同志气得不轻也吓得不轻。冯牧一害怕嘴里就出现一种咝咝哈哈的吸气吐气的声音。冯牧越是害怕，说出口的不太合适的话，叫做授人以柄的话，类似小辫子的话就越多。

    ……会议开幕时领导兄正言厉色，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却只剩下了额头上出汗了。而且讲的是另外的调子，什么团结鼓劲繁荣，而且是大团结，大鼓劲，大繁荣，这也更像是革命战争中的口号。开始像是要讨账，会开着开着变成了作揖了。这是怎么回事？当然，是受到了干预，这该多么尴尬，多么难过！他也太为难了。

    亲爱的读者，详情我还不能告诉你。

    那个时期我致力的，费尽心机，用尽花言巧语所追求的就是文艺界的事儿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只盼着“文革”后的三中全会带来的好日子多延长一段时间。我希望领导们对于情绪化的文艺人的哭哭笑笑、吹吹冒冒、哄哄闹闹的事情有所理解，不一定看得太重。我也希望文艺同行们不要动辄空中立论，横发炮火，大言不惭，却又神神经经，汗毛倒立。

    我还记得丁玲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她斥责当前的文艺界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她的语言显得很延安，很毛主席，很老革命。也许革命对丁玲并不那么完全中意，但是丁玲很注意自己的一心革命的形象。

    李凖同志说，丁玲缺一个参谋，到了八十年代，人们都不喜欢左，丁对周扬不满，应该高举反“左”的旗帜而不能自己搞什么“左”。

    丁玲老师当然不是“左”的问题。其实丁玲同志更有深谋远虑。她知道，文艺界的反映，尤其是文艺界的哄闹，远远没有那么重要。如毛主席所言，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党中央才是领导一切的。

    同时丁老毕竟是小说家，是性情人物，她不精通斗争艺术。一次合影，她发现身边是周扬，立即起身，避之唯恐不及。而周扬对她，公开场合喜怒不形于色。在一次会议上我亲耳听到丁老说一些带情绪的话，而周扬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会。

    这期间出现了一件事更令人啼笑皆非，说是《文艺报》上登了张贤亮一篇文字，他提出要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个事可闹大了，公然提倡资本主义？这儿报，那儿批（至今此事被回忆，被点名，被举例……），《文艺报》，作协党组算是捅了大娄子，被动到没法再被动了。

    张贤亮是宁夏的作家，他比我小两岁，不到二十就划成了右派，若干次被关入大墙，劳教劳改，经验丰富。他精力充沛，好事好动。他自己告诉我说，三中全会以后，他本来是要在经济学上一显身手的，但是他写的经济学论文无处发表，只好写小说，一篇《邢老汉和他的狗》居然打响了。从此新作不断，以苦情悲情却时不时地来点“资本论”之类的高论而引人注目，成为著名作家。

    这时我想起的是胡绳同志。在中央开会期间我得以认识胡绳老师。早在解放前地下时，我已读过他的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他有一次与我聊天，问起张贤亮来，对张的著作表示了兴趣。我乃与胡绳同志讲了《文艺报》与作协面临的问题，讲了张的言论，并提出一个建议：由《文艺报》派一个资深记者来访谈胡院长（时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个建议胡老同意了。这样胡老从理论和历史的高度讲了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心平气和，引经据典，条分缕析。我觉得此事处理得还差强人意。

    这一段时间文艺界确是常常被内部通报。今天某作家说是文艺家讲良心，政治家不讲良心。明天某作家批判民主集中制。今天说是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也怀疑了，明天说是某杂志举办笔会（就是请一些作家到某风景地，吃吃喝喝，谈谈话约约稿），有什么不良倾向——至少是成全了不止一对野鸳鸯。

    今天有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话剧问题，明天有什么礼平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鼓吹宗教，取消国共两党界限？），今天有叶文福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明天又有刘某的报告文学引起了他写的地方党委的抗议。我的感觉是专门有人在那里搜集作家艺术家特别是他们中的头面人物的言行动态之类的信息向上汇总，上边的反应也特别快。

    ……新的领导方法并不是放任自流，自由世界，而是改理论思想的纠偏为力图严密的管理，不争论，不炒作，不咋呼，不动声色，堪说是不吭气地管住管严，天下太平，令“有害信息”无法出笼，一出笼也先挨上一棒子，再一棒子；个案处理，不搞左右之类的概括，以行政性具体措施性管理取代意识形态的唇枪舌剑，对待创作者尤其是名人放宽尺寸，团结帮助，以礼相待，而对于发行者经营者编辑者各级各单位大小领导干部严格约束，以行政性奖惩取代理论观点性激战，主要是运用行政权力而不是话语权威来管……这些，都是后话，而此时已露端倪。

    文艺啊文艺，让你清明起来谈何容易？让文艺清明起来，有那个必要吗？《红楼梦》与李商隐，毕加索与发了疯的舒曼，他们能够是非常清明的吗？

    51.难忘的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年我受到了许多考验。经历清污、清明，经历错综复杂。

    一九八三年冬更加痛苦的事是孩子的病。老二王石从三原的空军二炮学院毕业，在一九八三年秋分配到了空军第五研究所，这当然是很好的工作。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犯了抑郁症。没有比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疾患更让人痛苦的了。

    我没有办法，我束手无策。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排队、挂号、找大夫，我倾听分析，我查询药物。我心惊肉跳，必须防止意外。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在他的童年时代没有能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的生长发育。我想知道他的这二十几年都经历了哪些压抑，哪些刺激，哪些折磨，而我又到底能做些什么解除他的痛苦……谢天谢地，他渐渐好转了。一九八四年，我带他到武汉走了一次。由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同志关心，我住在武汉东湖宾馆。我每天在东湖旁边的林荫道散步，突然一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我应该以我童年时代的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感谢时代，我终于从“文革”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了下来。我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当兴奋渐渐褪色的时候，真正的刻骨铭心才会开始显现出来：这就是《活动变人形》的酝酿与诞生。而还在最最初步的酝酿中的这部小说的第一个场面，便是静珍的梳妆。

    这里有更遥远的过往，更痛苦的隐藏，更无奈的来历……我与病中的孩子一起首次逗留武汉，其间还有一件趣事。我们每天在一个大食堂吃早餐，各人的早餐不完全一样，又没有菜单。有时候我们两人有一个煎鸡蛋，有时候又没有，让你摸不着底。它的早餐是一碟碟陆续端上来的，服务员一声不吭。如果已经给你上完各小碟了，你应该及时离去，但你如果离早了，也可能丢下了某一小碟附加的食品。有一次就是临走了，站起身来了，服务员送来了煮鸡蛋。这天我们吃了馒头又喝了大米粥，吃了小菜与炸花生米，看到别的桌上纷纷上了鸡蛋，却没有我们的，不免有些不安——有嘴馋更有我对营养学的教条主义讲究，总该有点蛋白质吧？而且人的讨厌就在于什么事除了事情本身之外，还有一个面子观念，为什么别的桌有鸡蛋，我这个桌没有呢？吃鸡蛋的人都比我级别高吗？

    那么就这样走了？在这样尴尬犹豫时，过来了服务员，端来了两杯容器与成色都极佳美的鲜牛奶。而我此时的养生知识是，认定牛奶比鸡蛋还“养人”，鸡蛋里胆固醇比较高，而牛奶对人是百利而无一害。

    一见牛奶，石儿大喜，笑容满面，我乃向他做出一个手势制止，觉得为一杯奶而大喜可能属于失态。他的笑容受到我的阻拦，赶紧停止，但是毕竟已经笑出了点样儿，中途停笑，面部肌肉动作与线条分布，极其滑稽，极不稳定。

    一看他的这种怪异表情，我也笑起来了，当然也觉得丢份儿了，我也来一个急刹车，估计我的面部线条变化也很不一般……如此这般，父子二人又笑又止，又严肃又着实忍俊不禁，气都喘不过来了。事后二人互相埋怨，觉得人生实在有趣。觉得自己当真不怎么样，太渺小，太没有出息。

    我与石儿也有几次游东湖的经验，散步尤其是坐船。摇橹而行，水光潋滟，水声清泠，船身摇荡，岸上风光不断出新。

    武汉之行后我们乘江轮上溯去重庆。我们走了五天，尽情享受长江的美景。

    屈原、宋玉、诸葛亮、刘备、李白、杜甫、苏轼，巫山云雨与丰都鬼城，《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与《早发白帝城》，急速流过的浊水带来了无尽的回忆。

    第一次到重庆，重庆作协的王觉同志接待我们，住在前苏联使馆改造的招待所。我很喜欢重庆的高高低低，立体感与历史感。我们常常步行到解放碑，在那里吃过抄手（馄饨）和汤圆。我们参观过那边的菜市，早在一九八四年，重庆的菜市已经显得很丰盛。只是此时，这些城市仍是一片破烂，与今天的情景相差天上地下。

    在江船上的时候，石儿突然宣布他的病好了，说是一天在轮机房边冲澡（淋浴的莲蓬头已经坏了，我们就是冲一个秃龙头的一股子温水），一天他冲着冲着热水，说是脑子里咔嗒一声，病就好了。你相信吗？反正几天来他显出了久违了的笑容。而等到将要离开重庆的时候，他宣布，又病了。

    一面是照顾儿子的病，一面是开始写《活动变人形》，一九八四是难忘的。

    一九八四年的六月，我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了塔什干电影节活动，访问了塔什干、撒马尔汗、第比利斯、莫斯科等地。同行的还有上海的导演黄蜀芹与电影发行公司一位通俄语的王同志。事后我写了许多散文、报告，狠狠地感慨了一番。这些文字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李一氓同志还特别说他读了我的《访苏心潮》，觉得我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另外女作家铁凝说读《访苏心潮》不单是赏心悦目，而且是赏神悦智。张炜也多次对我谈到此文。王安忆编过一本散文集，收我的便是此篇。到二零零六年，这一系列的文字收入到《苏联祭》一书中了。

    回国后没有休息就立即去上海参加《上海文学》的一个发奖活动，也是为李子云同志捧场。我很累，参加完颁奖活动还要到东海舰队参观访问，我们坐夜船到了宁波。一夜涛声，一夜马达，一夜无眠。在宁波住了一宵，住在天一阁的一个老式挂罗帐的床上，仍然无眠。然后到达东海舰队，搞发奖活动。各项活动事毕，入夜睡到三点多，一辆车走了六七个小时把我送到上海，应上海《文学报》之邀做一个文学讲座。那时上海的文学人员之间还有些个小矛盾，对于我并不特别熟稔的《文学报》，我是格外不敢怠慢。我讨厌把人分成山头圈子，我绝对不承担任何与山头圈子有关的义务与机密。但是我太累了，我的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同时我有些拘谨也是事实，一九八四年了，我的地位看涨，我的言论被许多人——友人与不那么友的人所注意，我也知道确有人对我狼视眈眈，我不能送货上门，投其所需，自取灭亡，给极“左”的与极右的爷儿们腾道儿。

    如此这般，我专讲不知所云的话的恶劣印象恶劣影响已经留下。上海文友陈村老弟，多次著文，说是王蒙讲话的特点是不知所云，以及其他云云，倒也是咎由自取，无处逃脱。类似的事并非只此一件，不劳也不宜赘述了。

    到了八月下旬，我应邀到烟台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作者集会。第一次到烟台，很惬意。我带了爱人和女儿、石儿，他们的开销是我自理。

    烟台活动后我去了青岛，也是第一次到青岛。感谢当时青岛文联的负责人姜树茂先生，他陪我们在烈日照耀下爬了一天崂山，我们爬的恰恰是光秃秃、硬邦邦、无树无水无泉的那一面，不是后来我知道的清幽邃秘的北九水。石山，临海，仍然别有风味。一面爬一面想着蒲松龄的《崂山道士》，便觉得足下石径别有仙趣。

    一九八四年初冬，我应沧州的《无名文学》主编李子（李树栋）与沧州专员郑熙亭的邀请，到沧州讲了一次《中国文学的济世传统》，这个内容的选择，与我的头衔有关，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这是时隔四十五年后首次回到故乡。

    署前街，水月庵，铁狮子等地名使我感到似曾相识。

    晚间，我翻阅沧州与南皮的县志，在《南皮县志》的大学生名录中，找到了父亲与伯父的姓名。有一首歌谣，两者都有，只有一字之差。

    那就是我最爱引用与诵读的：“羊巴巴蛋，用脚搓……”这是沧州版的。“羊巴巴蛋，上脚搓……”这是南皮版的。一比较，就显出俺们南皮的优越性来了，当然是上脚搓比用脚搓更特色，更乡土，更朴质。其后说到喝醉了老婆打死了，怎么办呢？

    应是“有钱的，再说个……”有人背诵成“有钱的再娶个……”也完了。我们家乡都叫“说媳妇”或“说给人家”（女方），因为从陌路人变成媳妇的过程是一个“说”

    的过程，找媒人，去说合，各种条件讲好，媳妇就到手了，就等着过门入洞房上床了，是说而不是娶，我真担心将来人们忘记了这个“说媳妇”的说法。

    在沧州听了一出河北梆子，我感到苍凉。

    沧州之行大大帮助了我完成《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它也提醒我时刻不能忘记中国的农村。不能忘记我就是北方农村的土孩子。

    一九八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我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看邓小平同志的阅兵，听他的讲话，夜间又在这里看焰火。长安街宽阔平坦，东西两头看不到边。集会与游行的群众花团锦簇，气球、白鸽、彩车、彩旗、鲜花、纸花……算得上烈火烹油般红火，鲜花着锦般绚丽。北大学生自发打出来的标语“小平你好”，令人落泪，多么久了，已经没有这种真诚的声音了。万岁越多真心就越少，是是是越多思想就越少，不是吗？

    至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仰观盛景，似花似梦，俯视（仅指位置，无他意）万民，如火如荼。接天连地，光耀长街，大国泱泱，红旗猎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失误曲折，得来岂易，歌舞升平，欢笑盈耳，缅怀先烈，顿足坎坷，哀往者之永逝，惜今夕之多姿，能不感动，能不叹息！

    此年的春节鞭炮也达到了登峰造极，其热烈甚至不亚于国庆节的天安门，因为是群众性普遍性自动化的，满天焰火，满天巨响，此起彼伏，忽紧忽慢，于乌合中显同心，于无规则中显步调，别有盛况非昔比，是天命之年的王蒙过去从未遭遇过的。我的《名医梁有志传奇》就是在这种感叹下写出来的。

    由于此篇命名为“传奇”，我居然得到了当年的“传奇文学奖”，这也就奇了。

    一九八四年的另一件事是年底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由于意见不一，声音不一，“指挥”不一，作家们算是活跃了一家伙，麻烦接踵而至，我想起了名翻译家杨宪益对于文艺界多事的一个说法：“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还有一些类似的说法：“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找话呗！”另有说法：“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门道。”“剃头使锥子，一个师傅一个传授。”而最后一个说法呢，来自学者周一良，他因为“文革”中进过梁效写作班子而颇有经验，他著文道：“百无一用是书生！”

    52.谁是白痴，谁是凶神

    一九八四年年底到一九八五年年初，开了一个跨年度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

    说来话长，居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有说是闹翻了天的，有说是多么好多么民主的，有的赞扬，有的愤恨。

    为什么我们这里有这样显赫的作家协会呢？

    第一，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是实现人民的包括作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与革命的人民化（大众化、工农化），正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大革命中，实现了罕见的作家艺术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人民化。

    第二，革命天生与重理想、亲庶民、长太息以掩涕（屈原）、举红心以照明（高尔基）、扛闸门以救生（鲁迅）、虽九死而未悔（屈原）的文学相亲，使得自古以来便相轻相疏的文人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拧成了一股绳。而革命的政党也极其重视文学在发动革命、动员人心方面的作用，这种重视是无与伦比的。

    第三，有苏联的榜样，有高尔基、绥摩拉维奇、格拉特考夫、卡达耶夫、费定、阿·托尔斯泰，有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苏尔科夫的作家协会的示范，有苏联文学与苏联作协的空前的辉煌阵容，还有严肃的批判、清洗（如对左琴科对现代派）吸引着同时也警示着我们。

    第四，在一个马不停蹄地进行着革命与社会改造的国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战线司令部的作协，任务艰巨至极。作协是党与作家的桥梁，作协是文学战线阶级斗争的火线和堡垒。作协顶住了与战胜了文学界的可能的与确有的歪风邪气。作协振奋着全国作家的革命精神，并意在通过作家们的革命化来实现全国人民的革命化。

    第五，作协给广大作家的服务也是无与伦比。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发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与此同时，作协机关也给自己带来了好处，多少人在这里获功名，得升迁，享受了套改成政府官员的待遇，不但有科级处级，而且有局级正副部级。

    这样，作协也就可能成为一个名利场、竞技场、争斗场、晴雨表，也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周转自给自足的机关小衙门。

    而第六，也是最基本的，党要领导文学事业，要领导各式作家，就一定需要一个作家协会，忽略了这一点对作协信口开河，全是瞎掰。说实在的，人们无非看准了骂作协的安全指数高一些，除了作协，你还敢骂谁？

    ……让我先从曾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老师说起。他是一九一三年生人，比我大二十一岁。当然，早在地下时期，在北京顺城街北大四院礼堂，激昂慷慨地欣赏《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已知道了光未然的名字。后来读过他在《文艺报》等媒体上用张光年的本名写的评论文字。在反修的高潮中，我读过他写的歌词：“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四人帮”倒台后也读过他的诗篇。

    而自一九八三年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一直在他的领导之下。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参与和掌握领导权的干部，但诗人的激情并未泯灭。他不拒绝妥协与平衡，但是他自己的选择鲜明坚定，他不怕得罪他的对立面。他的名言是：

    一个人活一辈子，连个人都没有得罪过，太窝囊啦。

    由于光年的资格，他的文学成就，他的始终如一的坚持与鲜明，使他在作协极有威信，说到做到。他对周扬也很尊重。而对其他人自上而下的指挥就不太那么当回事。

    除光年外，我也时而与贺敬之副部长有很好的交流，他对待领导工作十分认真，十分动情，十分较劲，他经常与我讲到文艺界特别是作协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言论等，他叹息自身的人微言轻。我则是笑眯眯地且听且淡化柔化之。我从来不认为文学界是一片光明神圣，我从来不认为作家们都比政治家更懂得政治，认为作家应该反过来影响与带领政治家。我认为从政治上不必对作家们期待过高，太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家的标准要求我们的小说诗歌同行，以指令性或指导性文字的标准要求诗歌小说。同样，在关心、理解、帮助直到容忍文学上，我的同行们从业者们也不应该向领导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身份不一样，思路不尽一样，用语也常常不一样，一点不奇怪。

    我的想法在斯时是太轻松太潇洒太如意了，我太把屁股坐到同行当中了。

    我相信我的这种态度使贺部长失望，我没有能够与他并肩对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浴血奋战，更没有成为他所期待的一个呐喊冲锋的尖刀班长。他要我在北京市召集的会，我开了，也谈了些社会责任之类的话题，但是开了也就开了，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过去毛主席时期那种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效果。

    此时的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已经七十一岁，他几次与我谈，另外中宣部与中组部有关领导（郝局长、沙蕻局长）也都与我谈，叫我接任主持作协工作。

    我提出，我正在写作旺期，又接手《人民文学》的工作不久，我更适宜协助支持作协的工作而不是具体管起来。我提名唐达成做下一任的作协党组书记。在张光年问我对于原班子成员谁可留任时，我特别提了冯牧，我认定冯绝对是功大于过。我也表示欢迎有另外的有关领导推荐的天津的鲍昌同志，并推荐了从维熙等人。但这样却触怒了我没有提名留任或调入的人……短短两年，出席会议，出访外国，应对难题，交流上层，旗动，风动，树梢动，烟动，连鸟雀鹰隼蚊蚁虫豸也蠕动躁动不已，我仍然能潜心写作，一篇又一篇。

    包括我本人，对于提出精神污染问题，感到或有的压力与惶惑，对于后来说不提了，则舒服得很，奔走相告，抚额相庆。提与不提，都是上头说的，背后有什么玄机，没有几个文艺家明晰。四次作代会就是在这种减压添彩的兴奋中，开动了的。

    开幕式上，宣读各领导人贺词贺信的时候，胡乔木的声音受到冷落，周扬的名字轰动全场。有人发起了致周扬的慰问信，会场上悬挂着这样的大信，许多人去签名。我没有签。

    会议的主题是创作自由。此前周扬多次讲过，他认为过往的工作中的一个失误是没有注意保护作家们的创作自由。大家都觉得他讲得好。我在会议闭幕词中讲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当然我也痛切地号召团结与潜心创作。我从来都是呼吁团结与潜心创作，对于分裂与恶斗则既恐惧又悲凉。

    其实创作自由不是喊出来的，它是一个逐步实践、落实与拓展的过程。中央工作机构讨论贺词时也在琢磨这个创作自由的问题。原来的草稿里先说了要自由，再说也不能什么什么都自由，我觉得不是好的措辞，便建议改为“我们相信，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能够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创作自由……”（大意）。我的“修辞”大受主持会议的领导的赏识。他问贺词的起草人：“这么好的说法你们怎么没有想出来？”我的一度大受赏识与此有关。

    然而同行诸兄诸公是没有人注意什么“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的。认为文人同行能“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的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婴儿。

    四次作代会的结果是好几个重要的作家诗人落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丁玲、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他们都是作协副主席的候选人，而且名字都印到了选票上，本应无疑问地被选上的。曹禺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当选为剧协主席了。而其他几个人的落选就与舆论、与各种窃窃私语有关。在投票前的本届新选出的理事会上，（按章程由理事会选举主席团的组成人员）张光年与我轮番讲话，应该叫做喊话，我们轮番主持会议，恳请各位理事顾全大局，为这些德高望重，在内外上下都颇有影响的大人物投上一票。我讲得声嘶力竭，几乎是声泪俱下。我与光年都明白，争论归争论，作代会必须扩大团结，而不是缩小队伍，必须保持相当的平衡，而不是畸形倾斜，必须强调积极正面的东西而不是嘲骂无度，打击一部分人。

    我讲得口干舌燥。会议休息时，刘白羽老师对我说：“你真是苦口婆心啊……”

    会议中，刘老也参加了不少活动，还是相当注意树立民主作风与亲和形象，以及与青年作家的沟通与交流的。

    但是“群众”不管那一套，怎么有戏怎么来。“群众”老是有一口“鸟气”，有一种被管理被忽略的感觉，好容易得到机会撒撒欢，说说话，充分乃至过分地表达一回，岂能善罢甘休？

    反响之激烈可以想象。我还幻想做一些善后工作，委托一些人去看望落选的作家，打电话给一些人邀请他们参加与作协的某些工作，例如评选茅盾文学奖的工作，都遭碰壁，无效果。

    我委托《人民文学》副主编周明看望了一次贺敬之。我后来也与李希凡商议过看望贺敬之的事宜。我自己更靠后应约看望了一次患病的柯岩同志，并听取了与转达了她对于作协的一些想法。

    有一位领导很生动地形容这种文艺头面人物的内斗：从上海左联时期就斗，到了延安，斗得更厉害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仍然继续斗。

    直到“文革”，全完蛋了，消停了些。“文革”一结束，又斗起来……最后两边的人都逝世了，一看，两边的悼词，并无不同，都是优秀的文艺战士，都是杰出贡献，都是巨大损失，谁也没比谁谁多斗出个一两一钱来……而四次作代会召开之际，我陪胡启立同志去医院看望已经成为植物人了的周扬。周扬处于昏睡状态，鼻子里插着试管，工作人员大叫，某某同志来看你了，王某也来看你了，周扬的眼皮稍动。周扬同志的爱人苏灵扬还在生气，说是“要人”呀什么的。后来作家医生毕淑敏对我说过，眼皮的活动是一个人最后剩余的自主活动了。哀哉！

    倒是冰心，我陪领导同志在四代会时看望的另一位老人，让人还舒服些。

    她老戏言，一辈子只当副职。她老还爱说，她是真正做到了毛主席所号召的“五不怕”的：不怕撤职，不怕坐班房，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枪决。

    对巴金也是有各种说法的，有位大领导不喜欢他。但他毕竟高峰却又适度超脱，爱国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无人奈何得了。

    党内文艺“巨头”，已经陷于角力较劲，谁都甭想舒服。尤其危险的是，他们的文艺见解可能引起更大的歧见，更凶险的事态……王蒙，王蒙，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你最后将会是怎样的下场呢？

    53.我只能是王蒙

    四次作代会上巴金得票最多，其次是张光年与刘宾雁得票数相同，由于电脑的排名（笔画数相同时看是何种笔画在先），刘算是第二位。再往后是我还是陆文夫，记不清了。反正我与文夫票数相差很少。《人民日报》公布了各人的票数，事态更加刺激。

    本来，按道理讲作协的主席副主席之类的职务，是最无所谓的，原因是作家靠作品吃饭，作家中没有等级服从。例如孙犁，在中国作协从无显赫职务，但是他风光万种，独占鳌头。

    然而生活的浮躁、观念的浅薄、舆论的随大流、对于文化与头脑的陌生、与整个社会硬是走向官本位化，自然使虾兵蟹将式的文人重视头衔远胜重视作品（现时则是加上重视版税）。在四次作代会后，在作协硬是挂不上一个什么衔了，怎生得了？

    各种说法沸沸扬扬。张光年还是硬气的，他若无其事，静观其变。胡乔木给了我一篇文稿，要求《文艺报》以社论形式发表，论述创作自由的非绝对性，目的是为了纠作协“四大”的偏。

    我拿着它找了光年、达成等人研究，经过修改，磨得光润了些，以《文艺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胡乔木表示对文章的修改很“佩服”，下令许多杂志转载。

    传出几部电影的问题，内中有叶楠的一部《鸽子树》，说是搞人性论搞得敌我不分，我至今没有看过。如此这般，中央决定将电影工作从文化部交由广播电视部管，并更名其部为广播电影电视部。其中有一个动机，就是觉得几位老文艺界领导（三十年代左联的骨干）都在文化部，对文化部有较大影响，干脆转入以抓新闻为主业的部门，免得他们插手，给领导找麻烦。

    作协在一九八五年开过一次理事会，我便在会上讲，文学的超前性与歧义性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与正确的应对。我们的创作自由当然是宪法原则下的自由，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我们要的是维护而不是毁坏改革开放的大局。我的讲话报道出去以后，在某些人特别是香港部分文人友人中，一片哗然，还有人说，四次作代会上给予（？）的创作自由经王蒙一解释，已经荡然无存。

    而在电影的问题与举措出来以后，一位年轻些的评论家才说，终于明白了：

    就是说，如果没有老王，那就说明作协本身已经解决不了作协四大的后遗症问题，只有等待更高方面的修理啦。他们承认，是王某保护了作协。用阿庆嫂的话：“喝出点味儿来啦。”

    当然，作协不是王某保得了的，更严重的后患，还在后面。叫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一九八五年除了“大规模”访德，编刊物，为四次作代会料理善后（粗俗的说法就是“擦屁股”，我们有多少事是拉屎的时候相当痛快，拉完屎却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啊，而且，人家有时候是不让擦的，人家在等着你的腹泻，看你的急腹症呢！），以外就是《活动变人形》的写作了。

    上苍保佑，天地昭昭，我在一九八五年最关心最动情的不是作代会，怎么可能是作代会？是我的时隔三十二年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

    《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开始于带儿子居住武汉东湖时。回到北京，放下了。

    有关童年的记忆材料还是太少了。我公开发表过一个“理论”，小说来自记忆与记忆的沉淀。我到北京图书馆寻找旧报刊，有的是缩微胶片。我找到了敌伪（日军占领）时期与解放前北京出版的《小实报》、《369画报》、《平明日报》与《世界日报》。我重温了冬季粥厂舍粥的消息，川岛芳子被枪决的描写，“名伶言慧珠、吴素秋”等的封面照片，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汉奸）上街支持日军轰炸珍珠港的图片，还有动人的情爱小说《点绛唇》。更重要的是我写到小说里的有关敌伪发动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报道，运动的口号之一是，“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这些旧闻具体地说，不一定都有助于《活动变人形》的写作，但是翻查旧报，给我提供了全新的体验，我好像进入时光隧道，逆行着访问了一次过往。真实的童年。恶劣的日子仍然是日子，真实的日子。其真实性超过了许多虚假、造假、以诚作假的日子。

    门头沟区永定乡岢罗村西山窝中有一个西峰寺，它离著名的潭柘寺、戒台寺都不远，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斯庙独憔悴——那个寺庙和它的牌牌完全荒芜失修。一九八五年春季，通过该区区委宣传部的刘颖南同志，我找到这里，住在庙宇正殿边缘角落的一间小土屋，开始了一个多星期的孤独写作生活。

    我开始了写作的疯狂期。从早到晚，手指上磨起了厚厚的趼子，腰酸背痛，一天写到一万五千字，写得比抄录得还快，因为抄录要不断地看原稿，而写作是念念有词，心急火燎，欲哭欲诉，顿足长叹，比爆炸还爆炸，比喷薄还喷薄。

    我头晕眼花。我声泪俱下。我的喜怒哀乐，我的联想想象一秒钟八千万转。我是作者，我更像演员，我在嘀嘀咕咕，我在拿腔拿势，我在钻入角色，我在体验疯狂。我从来没有写作得这样辛苦，这样痛苦！

    有了这一小小的却是拼老命完成的一段做基础，我对于本书的把握便渐渐地产生了。我可以在这一段狂写的基础上修改订正，删节补充，生发渲染，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到了夏季，我又去了半个月大连。我住在沈阳部队的“八七疗养院”，为《活动变人形》定稿。

    从大连回来，我交了稿。我想命名为《空屋》，空屋的意象对于我来说十分惨痛刻骨，然而不贴切。我想命名《报应》（后来白帝社出的日语版用了这个名字），也不入榫。我最后命名《活动变人形》，我明明记得这是我小时候玩日本玩具的名称，所有的日本友人却都说日语有“人形”（玩偶）而没有“活动变”。

    那么活动变三个字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它只能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了。

    结尾也不理想，我已经无法结尾。

    然而我毕竟审判了国人，父辈，故乡，我家和我自己。我告诉了你们，普普通通的人可以互相隔膜到什么程度，误解到什么程度，嫉恨到什么程度，相互伤害和辗轧到什么程度。我起诉了每一个人，你们是多么丑恶，多么罪孽，多么愚蠢，多么不幸，多么令人悲伤！我最后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为他们大哭一场。

    在出版社召开的小说座谈会上，刘心武提出了“审父意识”一词。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是说是在清算作协四大的时候，刘白羽老师冷笑着提到了文学界有人要审父，仅仅从字面上看，你会以为是要审革命的老前辈（其实是审不革命没革命的倪吾诚），令人毛骨悚然。

    大连文联接待我们的人是老作家，文联主席陈淼的夫人岳凌超，外形与办事，她都是个利索人。

    陈淼在世时有一句名言，他当我的面说过，人家作家是著作等身，而他，做到了的是检讨等身。

    在大连的经验还是很有平民味儿的，这是最后一个夏天了，我过得那样轻松自由。

    《活动变人形》是我的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它先后翻译成意大利文（康薇玛译）、俄文（华克生译）、日文（林芳译）、英文、韩文、德文（用名《难得糊涂》）。它入选了二十世纪我国的代表作品，入选了中国文库。它在苏联一次就印了十万册，抢售一空。一九八九年年初，时任苏外长的格鲁吉亚人谢瓦尔德纳泽访华，我外长钱其琛宴请他，我作陪。谢外长还向我提到了此书。我因为中国这边一次印刷是平装两万九千册，精装若干，总数远比俄文版为少，我开玩笑说，我正在考虑今后是否应主要为苏联读者写作。现在，经过几次重印，已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此年还有一件事我也感到尚称满意。有关吉林的《作家》杂志编辑、诗人曲有源。他可能有一些不妥的言论，还有与一些与自发性文学组织的关系问题，两年多前被公安部门收审，一直没有做结论。说是他的妻子是个工人，生活困难，很狼狈。《人民文学》的一位与他相识的诗歌编辑，后任该杂志主编的韩作荣先生把有关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先请他去长春了解了一下情况，乃与张光年同志商议，在一九八五年年底一九八六年年初，我们给中央主管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如此这般，他放出来了。这是我在个人如日中天的最佳时机做成了的一件好事。无论如何，能帮助一个人是令人高兴的，能解救一个人是令人安慰的，能对人伸出援手也是自身的一个快乐和满足。而且事实证明，此事没有做错，曲不是罪犯也不是危险分子，没有违法记录，过去没有，后来也没有。许多年后，我已经离开了文化部的岗位，诗人曲有源从东北跑到北京来看我，送给了我一盆君子兰。那个时候君子兰正在疯狂涨价，如张辛欣的著名小说《疯狂的君子兰》中所写的那样。这盆君子兰至今活在我家的花盆里，它好像一直没有开过花，可能是我的摆弄有问题，但是这样一盆不开花的君子兰，倒像是有点什么象征的意义。

    有许多话你没有办法与人直接交谈。你只能写小说。小说，就是“大说”

    中无法说的“说”。

    于是这一年有了《焰火》，构思与初稿来自芳的手笔。关于噩梦，关于乌鸦。

    我相信她在这篇独特的小说构思里运用了她在济南弟弟生病不治的刻骨铭心的经验。她与弟弟同时生病，她好了而弟弟没了。

    年轻有为的画家李勇，以小说《无言的树》为画意契机，画了一大批树木，并举行了画展。听说他还要出画册。

    而《高原的风》呢，写一个景况改善了的知识分子的自责和惭愧，写一种永远不满意自身的追求和奋争，写一种批判，首先是批判自己。

    我出了一个难题。因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真实地投入到文学里了。我真实地真诚地当了十年中央委员。我仍然新作不断。我同样努力地而不是敷衍地，真诚地而不是虚伪地做着给我分配的工作，任何事情，任何场合，我希望我要求自己起的是好作用，健康的作用，团结的作用。

    所以我不是索尔仁尼琴，我不是米兰·昆德拉，我不是法捷耶夫也不是西蒙诺夫，我不是（告密的）巴甫连柯，不是（怀念斯大林的）柯切托夫，不是（参与匈牙利事件的）卢卡契，也不是胡乔木、周扬、张光年、冯牧、贺敬之，我同样不是巴金或者冰心、沈从文或者施蛰存的真传弟子，我不是也不可能是莫言或者宗璞、汪曾祺或者贾平凹、老李锐或者小李锐……我只是，只能是，只配是，只够得上是王蒙。

    54.王蒙当文化部长也算改革一景

    这时，却出现了要我担任文化部长的事。最早在一九八六年初，一次有外国记者参加的场合，一位美国记者问我：“你要担任文化部长吗？”我回答说：“Itwillbeterrible！”（那就太可怕了。）她对我的幽默竟然无反应，不知是由于我的英语太差还是由于别的。

    从一九八五年就传出了上边正在物色新的文化部长人选的消息。一会儿一个说法。一会儿说是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将去文化部，一会儿说是吉林省委书记高狄是人选，一会儿说是总政宣传部文化部长作家徐怀中少将已成定局……对此，我未加注意。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带领一个庞大的作家访问团，去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回京后，不久，一个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召集的会，参加此会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北京人艺的演员与院长于是之等。领导同志开宗名义，让我们提名新的文化部长人选。我们就胡乱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徐惟诚、贺敬之、艾知生（时新任广播影视部部长）、李彦（时为中宣部秘书长或副部长）。领导同志都未加首肯，还或有说到一点未必有利于该同志担任此职的因素。后来领导同志突然问：“你们几个人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大家一听，个个做屁滚尿流状，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鼻音说“呣呣呣呣不行”，他像是在说“不行”，又像是在说“不灵”，总之，大家都笑了。

    到了一九八六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其时包容了文化部、《红旗》杂志、文联与作协的沙滩大院的破旧礼堂看根据陆文夫原著改编的影片《美食家》。看到一位先生为主人公介绍对象，强调对方长得漂亮，而美食家回应说：“脸子好又不能当菜烧……”我笑了起来，就在此时，一位同志摸着黑找到了我，说是中组部负责同志找我。

    当文化部长的事就这样正式提出来。我大惊，我虽然参与一些研究讨论，也已经具有一些不俗的头衔，但绝无准备去掌管一个部门，我只希望以一个文艺从业人员的身份去起一些桥梁的作用，进言的作用，健康与理性的作用，缓和可能有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整肃的作用，却从来没有想自己去管，去决策，去负责，去拍板。对于作协，连党组书记我都谢绝了，岂可到货真价实的文化部？

    我连连活动起来，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辞谢。我找了胡乔木、胡启立，我通过张光年给乔石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这种辞谢的事例不是太多，我知道的还有吉林《作家》主编宗仁发，他辞谢了升一级的可能的职务。还有外文局黄友义，他辞谢了可以从副局级升到正局级的可能，他强调自己毕竟是业务干部。我很佩服他们。

    一九八六年，我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上被有关领导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对我印象颇佳，是因为我是一名写作人，却能顾全大局。如果我去负责，去主管，去处理日常事务，我成为你们任命的部门领导，我的缺失定然逐渐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显，我的处境定然日益狼狈，最后，连现在这点好印象也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

    胡乔木当场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见。

    也许对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做了别样的解读，总之他帮我说了话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决心反而更坚决了。于是其时协助负责人事组织方面的工作的中央领导习仲勋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谈了我的想法，仲勋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旁的副部长嘛，反过来，你担任部长也有利于你的写作的条件嘛。

    此前此话越传越广。我妻子是不赞成我担任领导职务的，她喜欢更本真更自然的生活，她支持我多写东西。我的小女儿说：“爸爸哪像个文化部长啊……”

    她那时在上高中，对领导有一个她的直觉标准——模式，觉得我不对路。她甚至给部长起了一个代号，就是多咪，多咪，用简谱表示就是13，含义是只有一米三，当然是不长个儿的谐音即不（部）长。我的儿子则认为不妨考虑，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种荣耀。

    最后与仲勋同志谈话的结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我有些难过。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看到作家叶楠，他见我就说：“把你牺牲了……”我知道他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喜之词，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听了仍觉刺激和沮丧。

    适逢两会，张贤亮、冯骥才、何士光等到我家来，还有香港《大公报》著名记者叶中敏，非问我有无此事与我的态度。我支支吾吾。结果张贤亮替我回答说，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这些都刊登在香港报纸上了。

    冯骥才则说，他与外国读者接触时，强调的是，王蒙是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作家。我感谢他的说法。

    一九八六年四月初，我开始以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六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程序，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部长。

    上任之前，作协的班子“欢送”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张锲的几句话，他说，他要说几句话以壮行色，在中国想做点事，没有点权怎么行？不必想东想西，就去干吧。最后几句话怎么说的我记不太清了，回忆起来倒是有点“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味儿。

    我家住虎坊桥，我常常与芳一起到陶然亭一带散步游玩，其时芭蕾舞团、戏曲学院等都在那一带，我知道到了文化部，就要与这些单位打交道，有相当的责任来联系他们的工作了。

    首次去文化部见面、“报到”的时候，部里是派了司机张守忠来接的我，我路过作协时下了一下车，取一个材料。按，文化部原办公楼在朝内大街上，“文革”中因属“砸烂单位”，办公楼交外交部使用。作协的办公地点原在王府井大街，同样命运，“文革”中此楼被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使用。这样，“文革”结束后，文化部、文联、作协全进了原中宣部沙滩大院，与红旗杂志社一起分享办公房屋。

    文联作协很惨，用的是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时在沙滩院内修建的轻便防震棚，一直用到了九十年代。

    我在作协取了一件东西，没有想到张师傅的车仍然在我下车的地方等着我，还有几十米距离，竟然也以车代步！

    我反复考虑我与文化部局级干部的第一次见面会，我特别强调希望刚刚退下去的老领导也与会，其中如周巍峙、林默涵、陈荒煤等都是文化界的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所以长期在文化部工作，不仅仅是靠任命，更靠的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的成就与贡献。

    我能给大家讲些什么呢？官话、念稿，不像王蒙。没有官话，不像部长。

    做一个数学不等式，就是王蒙实在不像部长。

    我提出维护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局，维护文化工作的已经明确的方针政策，维护文化事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因为个别事件而动辄调整政策提法，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保持事业的稳定性。

    我至今觉得讲得还算得体，也很关键，也很实在，我还要说，有些领导看了有关材料，予以首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比动辄变口号变政策好。当然也有匪夷所思的挑剔，如认为要维护的大局是什么什么分子占了上风的大局。

    至于当时，周巍峙同志表示对于我的尊重，老同志颇感兴奋。林默涵同志拉住我的手说：“够你戗呀！”我相信他说得很友好。我的心情好了一些。

    上任伊始，参加过一次出头露面的活动，是纪念外文版《中国文学》的一个会议吧，那时外文出版局是由文化部管的。我应邀上台讲话的时候掌声热烈，我立即说：“上台的时候不要鼓掌。我希望的是下台的时候能有一点点掌声……”

    陆天明给我写了一封信，和悼词唁电差不多。总而言之，他认为一个他唯一寄予期望的中国作家，从此不再存在了。

    而最最鬼机灵的信件是河南作家张宇所写，他的一本小说集《活鬼》即将出版，他要我给他写一个序。他说，有人对他说王某现在当了部长，不会有工夫给他写序了。他说，他不信，他认为，区区一个文化部长，当了也就当了，怎么可能影响王老师的文学活动呢？

    这个家伙是太能看穿王某的心思了，明知是变相奉承，是游戏其词，其实是请君入瓮——我还是高兴得大笑起来。知我者张宇也！

    一位领导同志找几个刚刚被任命为文化思想宣传部门的领导的人开会，说我们几个是“跨世纪”的干部，我听了，觉得很重压，一直干到下一个世纪？

    太沉重了。

    朋友给了我一份香港出版的刊物，上有台湾剧作家马森教授的一篇文章，是对王某人担任文化部长的几点期望。马是我在河北高中时的同学，一九四九年初，他已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南下工作团”，报到前夕被家人带到了台湾，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同时我也听到一些我喜欢的年轻人的议论，他们根本不了解王某的背景与共青团工作的历史，他们认为王某能够官运亨通，是由于王的处世奇术，圆滑应对，最好的情况下是智商与经验的果实。他们不能理解，一个真诚的与并非庸才的作家，能够同时当一个领导干部。我能说什么呢？

    而这时的某些香港刊物则在说王蒙是“乡愿”。其实乡愿云云，是“大跃进”

    时提出来的，是批判那些跟风太过的人的。这个词的提出在“文革”中被猛批了一通。而一个基本上采取反共立场的杂志，从“大跃进”中学到了一个词来批判王蒙。

    这倒也说明，王某确是稀有品类，王某担任文化部长也确是中华改革一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五月初，我应邀去烟台参加作协的儿童文学会议，初尝走到哪里都得到部长式的尊敬与完善接待的滋味。后来又去了济南与曲阜。在曲阜，碰到旅居美国的学者董鼎山，董后来写文章，说是在孔子故里人们放鞭炮向新任文化部长致敬，非也。那是是晚在那里举行宴会的一个商人的排场。

    而在烟台时，住在靠海的迎宾馆中，在非游泳非旅游季节看到了略显寂寞空旷的悄悄的大海，我有些震动，因为过去一直是看游泳旺季，人头攒动的海。

    我写了一首诗《畅游》。

    这是我最“牛”的一首诗，我自己至今为之感动。

    55.我怎么个当部长法

    “文革”发生后，文化部作为砸烂单位被取消了，原办公楼给了别的部门，“文革”后，文化部与红旗杂志社共用一个沙滩办公楼。

    我上任时，那时的文化部临时用着沙滩灰楼的西面部分。我进到一个套间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好几部电话。红机是党政领导机关内部用的，一个电话机是要通过总机（部电话班）使用的，另一个是直拨外线的。外屋有两个秘书，里屋就是我。过了大半年，又搬到了孑民堂，在后院，是很高大的中式房间，中间一个大客厅多用于外事活动。当年，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时曾住在孑民堂，一九五七年初，他“接见”我时，就是在现在用来会见外国客人的大会客室。

    孑民堂与我有这么大缘分，三十年后我在这里办上公了。

    每天早晨一到办公室，一定会有一大堆文件等着你的处理，简言之叫做“批文件”。文件是五花八门的，涉及文化文艺者占不到半数，其他多是某次会议的计划，某个项目的兴建，某个活动的举行、规模、参与人名单和经费，此种叫做人财物的问题，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知识与生活经验面。我是很注意横向尤其是纵向分工的原则的，就是说，该哪一级领导管的由哪一级领导去干，你不要越俎代庖。一个局长处长把事情做坏，你可以批评、处理，直到撤换，但是最好你不要直接指挥局里处里的工作，更不要代替局长处长去做事和做决策。这样，我很少把自己活活累死，这是一。充分尊重原有的干部与规则，这是二。不搞什么上任三把火，不搞什么大呼隆，这是三。什么事都多多商量，避免摩擦更不要顶牛，这是四。

    中国办事不兴在党组会议或部务会议上搞什么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就尽量多协商，哪怕有一个人有保留，也等待一番。实际上，依惯例，所谓领导班子成员对一把手还是尊重的，除非你异想天开，做事完全离谱，你想做的事情往往是能做成的，你不赞成的事情，往往是可以至少搁置一段时间的。关键在于，你要一心为工作，不要从你这里就整天价斗心眼，合纵连横外加太极拳和暗器。

    为什么有些人官做得那么痛苦，那么压抑！

    但同时我也体会到，各个单位，各个方面，已经运行了三四十年了，好也罢，赖也罢，从思路到说法到制度到习惯到程序已经形成了一套，作为新到的人，哪怕是一把手，你能做的仍然十分有限。

    上任后处理文件，第一次，我略感生疏，我将我批了的文件拿给办公厅的老秘书们看，他们告诉我：“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我乃放心大胆地处理起文件来了。

    此时出了一个不算太大的问题。一位记者写了内参，说到电影的评奖中，尤其说到了评得比较专门、比较细的“金鸡奖”的繁复情状。一位领导同志看了内参后批道，怎么这个奖搞得这样光怪陆离（大意）？恰恰此时，刚刚评出了的最佳故事片，是根据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的《远山》，里面有一个有点通俗的情节，两户农民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而每户农家的夫妇又恰恰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各走极端，一户是男的开放一点，女的慎重一点，另一户则是男的慎重一点，女的敢干一点。两家之间与各家内部发生了许多纠葛，最后，两个男人换了老婆，两家日子过好了，和睦了，也逐渐发达了。

    领导同志看了此片，显然不甚满意，便让一些人看与提意见。

    但是这次关于电影金鸡奖的说法却有点难办。金鸡奖包含二十几个奖项，诸如（最佳）导演、男演员、女演员、男配角、女配角、故事片、合拍片、摄影、化妆、美术片、科教片、儿童片，还有剪辑、音乐，等等，并无不正常之处，也谈不到光怪陆离，只是领导同志对之不甚熟悉罢了。

    但领导说了话就要当回事，就要贯彻实行，为此金鸡奖拖下来了。

    其时文化部已经不管电影了，但是有的领导特别让我去看片子，并强调说王是内行。我看了，怎么办呢？

    稍稍再沉了沉，这也是毛主席教的招数，叫做冷处理。然后我起草了一个书面意见，大意是，影片《远山》的主题是积极的，是歌颂农村的改革开放的。

    第二是，原著已经得到了好评，作者也是很有成绩的作家。第三，改编成电影后，换老婆的情节显得突出了些，可能放映后有各种说法和反映。

    然后我发挥说，评奖并不意味着评出的作品完美无缺，评奖云云，可交由评委会正常操作，评出奖来，应该由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广大观众评论其得失成败，因此还要“奖评”，即各方人士可以评论评奖，对于获奖作品可以也须要说长道短，百家争鸣，指出不足，以利改进。

    这后一段意见其实是受到周扬的一些议论的启发，他多次说过，要搞评奖，还要搞奖评。

    我找了高占祥同志联合署名，向领导同志作了报告。我须要注意的是不要突出个人。

    领导同志圈阅，此事乃告解决。

    人一生要修桥铺路，要搭台阶，要垫平坑坑洼洼，要代遮风风雨雨。要当一个和谐的因素而不是生事的因素，要当一个稳定的因素而不是搅乱的因素。

    还有，有时一件事，一上来一开头很难办，你一认真办下去，反而没有事了。

    港台有一位歌星，我说的是邓丽君，在大陆颇有影响，于是一再有人鼓动邀请她来大陆演出。一家报纸还公布了该报记者与她通电话的情况，炒得很热。

    但是高层领导的意见并不一致，有说不宜来的，有说可以来的，有说文化部外其他方面不必干预的，有说来了没有好处的，这些意见都很有来头，哪个我都得执行。同时，还有一个大城市也跟着起哄，它的某位有关部门领导，也是文艺界的一个资深人物来找我，说是如果文化部不敢做主，可以交给他们所在的城市来出面做。

    我的对待是，第一，都是领导，都有理。第二，干脆从源头查起，口说无凭，找出档案为证。此事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怎么引起各领导的注意的，怎么到了文化部，怎么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

    我调来了全部原始档案，我的研读证明，这其实是媒体炒起来的，从头至尾，没有任何大陆的文艺演出单位或文化单位文艺团体或涉港、澳、台事务部门与这位歌星联系过，没有任何一个有关人士与此位歌星见过面谈过赴大陆演出的事宜。此位歌星也从来没有正式表示过到大陆来演出的意愿，没有任何文艺机构向文化部提出过此歌星前来演出的事宜，没有任何正式的报件、批件……因此，作为政府部门，现在就争论某某歌星前来大陆演出的安排，全无必要。

    就是说，这样尖锐的一个问题，其实压根就不存在。我把以上情况给各领导写了报告，建议暂停有关讨论与报道。他们都满意，也都不再说什么别的了。

    但是我并非事事模棱两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在我到文化部上岗的前几个月，一些大报上还刊登着由一些宣传文化部门、工商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联合公布的告示，严禁举办营业性舞会舞厅。一位年轻一点的作家还向我描绘过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偶然举行舞会的情景。说是工人宣传队的队员在舞会周边巡逻，一面看着翩翩起舞的年轻人，一面严肃阴沉地警告着：“注意舞姿！注意舞姿！”“保持距离！保持距离！”生怕一男一女之间产生了相互爱慕之情之意。

    我在与万里同志一次接触中，听到他讲，舞厅的开设，夜晚娱乐场所的开设是人民的需要。我乃起意要开放营业性舞厅。摸摸底，说是有关部门主要担心开放舞厅后会有流氓地痞前来捣乱，核心问题还是怕影响风化。我乃说，那就太好了，各地舞厅应该欢迎执法部门派员前来监督视察，可以穿制服来维持治安，也可以穿便衣前来调研，可以长期蹲点蹲坑（后者是行话，专指缉拿犯罪分子等）。我还说，原来社会上有些流氓无赖，不知会出没在什么处所，使执法部门难以防范。现在可好了，如果他们有进入舞厅捣乱的习惯，那不正好乘机守候，发现不法行为便依法予以痛击吗？

    我的雄辩使此事顺利通过，从此神州大地上开舞厅才成了合法。但浙江省，特别在一九八七年年初，恰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之时，由省人大常委做出一个正式决定，不执行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开放并管好营业性舞厅的文件。许久他们并未有正式取消这一决定，但这样的决定实际上已成废纸。

    有一件事我做得非常不成功。部内有一些元老、大家、权威，我很尊敬他们，常常与他们座谈，听取意见等。而每次开会，他们都大骂通俗的、消费性的文艺文娱活动。王朝闻老师扭着身子学歌星，论证歌星是何等的不堪。吴雪老师干脆提出文艺这样搞下去，中国会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张庚老师则更是上纲上线地批判。

    我不能不表态，否则等于组织老权威否定当今的文艺生活与文艺发展。我一表态就会与老人家们发生摩擦，也果然发生了摩擦。我毫无办法。

    我后来的继任者，根本不再开这种听取意见的会议了，找来吃吃饭还偶一为之，找来提意见，谁会干这种傻事？会议室里炮声震天的场面再不会发生了。

    这是不是说明我还是太书生太君子气了呢？

    我的上任也引起了一些年轻有为者的兴趣。一时求见者甚多，我尽量来者不拒，但每人只见四十五分钟，是标准的一节课的时间。

    我的特点之一是，注意自己应该做什么，更注意自己做不成什么，尤其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

    56.在文化部做事

    受尊敬，说话管用。文化部可不是作协，部长说什么，在文件上批注什么，都有人记录、传达、贯彻、落实。好多年了，我很不喜欢“调演”这个词，文艺不是物资，不是部队，不宜于用调拨之类的指令性字眼。过去，这样想了说了，和没想没说一样，现在，一说，立即改过，变成文化部邀请进京演出了。

    当时的许多艺术大专学校的毕业生，一毕业就出国走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成本，培养一个艺术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比一个普通高校的毕业生要多用许多人民的钱。我于是下令制定了一些管理与补偿办法，使享受国家的艺术教育的学子也遵照契约承担毕业后一定的服务义务。恰恰是我的意见变成了管理条例，也限制了一些人的自由出走，包括一些大人物的子弟。

    一九八八年，高行健受到德国一个官方文化组织DAAD（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邀请他以画家身份访德六个月或更长一段时间。其奥妙在于，DAAD已经以作家身份邀请过高先生访德一次了，而该组织规定，一个人只能被邀请一次，故此次的活动以画家的身份相邀。高行健怎么成了画家？负责审批此事的文化部外联局的同志，拿不定主意。我乃说，德国人承认他是画家，并承担一切费用，我们何必管那么多？按法律规定，除有未了刑事、民事官司或服刑及掌握国家重大机密人员以外，都可以出国，外联局的任务是将这些活动纳入对外文化交流的总体格局，而不是分辨某某人的业务成就。再说在外语中，画家是painter，但painter也可以做油漆匠解，根本没有中文里那种成名成家的辉煌含义。我的一句话，高行健就走了，从此没有回来。

    说是高先生画大写意，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行市，得了诺奖定价更加走俏。

    可惜我至今也没有见过他的画。

    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硕士生，迪丽拜尔，因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我与她熟识。最早还是在一九八六年初李一氓同志主持的国际交流协会成立会议上，我见到了她，用维吾尔语与她攀谈，把她吓了一跳。她为自己的婚姻问题而极苦恼，她有一个恋人，但家乡人包括亲属考虑到民族宗教问题，多有阻拦。我乃找了当时的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同志，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写了信，说明迪的未婚夫的民族属性不会有问题，并请新疆的老领导赛福鼎同志亲自做他们的主婚人，主持了他们的婚礼，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一九八六年八月，我首次到了西藏，参加雪顿（戏剧）节。西藏的自然风貌与人文特色都十分迷人。那里的天蓝润如玉，那里的雪山晶莹美洁，那里的寺庙高大雄伟，依山高耸，那里的经幡迎风飘舞。到处都有歌声，到处都有祝祷，到处都有礼节。同时到处都有新风吹来。

    我写了一首长诗《西藏的遐思》，我歌唱了西藏的自然与宗教、风习，我表达了对于雪域高原的人们的质朴与天真的怜爱，我呼唤了理解与和睦，我表达了对于自然与人的无限伸延与变化的可能性的相信，我期待着更永恒与阔大的境界。李一氓同志写了诗评，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此诗译成了意大利语，并成为我获得蒙德罗文学奖的由头之一。

    我有机会在拉萨近距离接触到歌唱家才旦卓玛，她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与《北京有个金太阳》催人泪下。对于这样一个农奴出身的歌唱家，我确实有深情焉。得知她的住房还很困难，我与西藏自治区当时的书记武精华同志认真谈了谈，我特别向武书记介绍了周总理生前对才旦的关心。后来，在该区换届时，才旦被选为区政协副主席，副省级待遇，各种生活问题迎刃而解。此后，新疆歌唱家帕夏·依仙也就任了新疆的政协副主席。

    也有的事说了基本白说。我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招待外国元首的文艺演出，发现麦克风的使用令人震耳欲聋，更不要说声音的失真了。我也正好在晚报上看到新凤霞的文章，说到扩音器的滥用如何违背了戏曲表演的优良传统。我说了多次，我写过文章，我还写了一篇讽刺小说叫《音响炎》，结果收效等于零。

    有一个稍大一点的事：天安门广场其时挂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照片，上面让我们一批做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员研究一下，研究的结果竟没有一个人（包括我）敢说不挂，而是向后拖，说是等到什么什么节日再摘吧。其实让我们讨论，就是不准备再继续挂下去了，其实是希望我们提出建议，为领导分一点忧，承担一点分量。而我们辜负了领导的期望，就这么点出息，硬是只能请总设计师自己出来打冲锋。我不免想到，我们的干部都讲究“听话”，太听话了可就没有冲劲了。

    文化部属下有一个艺术研究院，院中有阵容强大的戏曲学家、文艺学家，张庚、郭汉城、王朝闻、胡芝凤等。除戏曲、音乐、美术等外，这里还有外国文艺研究所与独一无二的红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等。原有的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我采纳党委书记、很重规矩的老同志苏一平的建议，将李希凡与冯其庸请来主持院务工作。他们的年龄使他们在各自的原单位（李是人民日报社，冯是人民大学）已经面临退休了。李希凡虽然五十年代曾经批判过我，我是绝对不会因个人恩怨而影响用人的。我最讨厌的就是搞小圈子，拉拉扯扯，同样讨厌的是搞对立面，钩心斗角，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实是奇耻大辱。后来证明，李是一个认真正派的人，他的某些文艺与学术观点可能有偏于守旧的一面，但是他也是不搞那种蝇营狗苟乃至偷鸡（投机）摸狗，低级趣味的那一套的。此后发生过一些情况，他曾被要求揭批王某，但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只讲真话，坚持不当风派。我要说，我们问心无愧，做人，我们要做对得住旁人也对得住自己的人，就是说不违心。我很得意于自己做人对人的这种坦荡无私的原则，而十二分地瞧不起低级庸俗之风。

    帕瓦罗蒂的来访，是先我到文化部就安排好了的，我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但是，我高度重视这次访问演出。我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帕瓦罗蒂的宴会上讲话提出，真正的艺术是超出国界的，帕瓦罗蒂属于意大利，属于那不勒斯，同时也属于人类，属于中国。我的这个说法不无新意，而且起了很大作用，此后，一些大艺术家，大知识分子到中国来，部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讲过类似意思的话。

    由于胡耀邦才刚访问意大利归来，他在中南海宴请了帕瓦罗蒂，我们还邀请了刘维维、彭丽媛等与帕共进午餐。此次午宴中，根据耀邦同志意见，增加安排了全体意方客人到桂林——漓江一游。是由于意大使盛赞桂林风光，而耀邦盛赞意大利的自然风光。胡启立同志还指示我们把帕的压轴演出从展览馆剧场改到人民大会堂举行，那一天的演出各方面重要人士出席得极多，做到了辉煌鼎盛。

    那一天的帕瓦罗蒂也极兴奋，白天他去大会堂试了音。他还参观了故宫的曾侯乙编钟，用编钟敲出了那不勒斯民歌《我的太阳》。他拿着一块小手绢上场下场，大个儿显出一种妩媚。他一个人的声音充实了整个大会堂，激动了整个大会堂，震撼了整个大会堂，到处都是金声玉振，雍容丰满。人人的脸上都显出了感动、惊叹、满足。唱完《我的太阳》“噢苏罗密噢”以后又加演了《重归苏莲托》，这后一个歌竟然比前者还多情。

    帕的前来演出的后续效应应该说是普拉西多·多明戈的前来。为此，我与西班牙驻华大使进行了特别顺利的协商。

    八十年代，对外友协曾计划请另一位西班牙裔美国歌手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来华并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我考虑到他是唱通俗唱法的，不知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是否合适，便否决了此事，现在，这些讲究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对于大会堂的演出仍然应抱较严肃的态度，我不知道我当时的处理是否适当。

    我到部里后，调看过一些《猫》的片段，我也不敢说让他们到中国演出。

    不敢让《猫》进来，关键在于怕“牛鬼蛇神”四个字，文字能把人管死，此是一例。此后若干年，此剧来了，在上海也在北京演出了，票价不菲，还是蛮成功的。你想了解从设防不让《猫》进口，到解禁的过程吗？让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就是“期以时日，自然而然”八个大字。

    同样，我在任期间，曾经发生过深圳计划举办准选美活动的“事件”。那时岂敢用“选美”的名义，可能是叫做什么评选“礼仪小姐”或“时装模特”之类。

    但已有媒体提出疑问，还有一些著名的妇女界高级领导人，著名的“大姐”们作出批示，说是选美是旧社会拿妇女当做玩物的一种活动，表现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的神圣国土上举行。我当然读到这些指示，并贯彻执行，通知深圳的文化部门注意掌握。

    那个时候不会想到，十余年后，在我国的海南岛三亚市，连续两年举办世界小姐评选大会。很受内地观众欢迎的凤凰卫视，也不止一次举办中华小姐的选美活动，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等多次出任选美的评委。

    令人感叹的还有与外国互设文化中心问题。我在任期间，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我方的防范心理也比较重。

    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多么的不同了啊。除了贝宁、毛里求斯、埃及以外，目前我们与法国、德国、西班牙、韩国、印度、埃及、英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少国家已经或正在互设文化中心了啊！

    同样是时间完成了当年无法完成的工作，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已经进入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文化单位的改（为企业）制的工作正在试点与推广。

    从到文化部第一天开始，我就提出了对于文化艺术工作的国家褒奖体系的建设问题，可惜没有来得及做成，好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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