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总结我的一生，总结我的活法，不如就干脆写“此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也许我应该为此书命题为：《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2004年秋在西湖。真自在！

    57.风雨一九八七

    一九八六年冬，几个大城市发生学潮，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为此，一些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头头都很震动。我也说不明白，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会这样厉害。左了，右了，封建主义作祟了，资本主义危险了，民主了，社会主义了，要高举最高理想的旗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还有什么乌托邦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唯意志论、教条主义、列宁主义、格瓦拉、胡志明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徐宝伦为此送了命）、冒险主义、和平演变、改良主义、文化冲突与文化相对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私有化、趋同论、系统论、情意结论……所有这些来自欧洲的，无人知其原文的辉煌而又庄重的名词正决定着人类的与中华的命运；还有专政、民主、党的文学、齿轮与螺丝钉……的译法是否正确，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倾向性、双百方针、宽松、现代主义、抽象印象与具象，琳琅满目。

    而三无小说、玩文学论（黄子平讲过，为什么搞文学？因为文学好玩，被称为“玩文学论”）、创新疯狗论（张辛欣说过，创新像一条疯狗追得我们不得安宁）、审父论、地球村论……都在某些地方被说成了敌对思想的侵袭。连唱通俗歌曲用“气声”与歌星的出场费是否过高（其实够不上现在的百分之一）都是引发争议的大麻烦。一九八零年代的意识形态的追寻、争论与杂陈……真够火的！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简化从事的办法，就是某某领导是开明的，保护知识界的；某某领导是“左爷”，是“事儿妈”，是整人的……前一种领导当权，知识界一定会过几天舒服日子，后一种领导当权，您就等着整肃吧，您哪。

    胡总书记辞职的事引起了部分知识人士的不安。一位作协的同志甚至对我说：

    “是不是气数将尽了呢？”

    一九八七年年初，对我个人也传出了说法，要换掉王蒙了，云云。

    很奇怪，此时的我还真不想就此罢手，还不到一年，我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我还有许多事没有办，我还不想就这样“转瞬即逝”，我还想试试我自己的也是我国文化事业的可能性。

    有一个情况鼓励了我，据说有人将我的两篇文章送到了最高领导人那里，一篇是发表在《读书》上的谈马克思主义的，题名为《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一篇是发表在《红旗》杂志上谈双百方针的。我相信上送的人不像是为了传扬王某，倒更像是送上去找“问题”的。最高领导人看了，说是写得“是好的”。这是由一九八七年年初负责文化部工作的邓力群同志正经传达给我的。

    前一篇文章我的中心意思是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取代具体的学科研究，有一些比较大胆的话语：

    ……马克思主义与学科研究的关系其实是双向的。大道理指导小道理，小道理丰富大道理。大道理的革命引起小道理的革命，小道理的突破也会影响大道理的更新……文艺学、美学之类更是如此。在文艺学、美学的总的范畴下面，还有许多分支学科……这些大多都难以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范畴之内。难道所有这些分支学科都可以概括区分为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吗……而第二篇文章，则在学习讨论有关胡耀邦总书记辞职的国务院会议的小组会上被当时的林业部长发言批评，说是此文的“味道不对”，他没有点名，也没有记清作者是谁，或者是记清了没有好意思点也在场的王某的名。我只好保持沉默，我不想在这种场合把国务院组成人员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有趣的是，或者说是意外的是，不久，这位林业部长同志因大兴安岭林区大火事件而被大张旗鼓地撤职了。

    多年的风雨，使我沉住了气，我个人也相当熟悉和敬爱耀邦同志，同时我不相信一个人的职位的变化会引起中国形势的逆转。意识形态，宣传口径，可以时有调整，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和平时期的核心事务经济建设已经走上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之路。而我相信时间。我希望能够逐渐培育开放、开明的气氛，还有意识形态上进行解释与发展的更大探索空间，但我追求的是稳妥的开放，是稳定的改革。什么观念更新，什么松绑，什么上下都好、唯独中层干部梗阻，什么提倡能挣会花……这些当年十分流行的说法判断我都是将信将疑。

    到了一九八七年初夏，我个人的处境稳下来了，回想这一段过程，我反而觉得可以告退了，与其让别人费力地夜以继日地整材料，何不自动回避？我找了王任重同志，说是请他向中央转达，我最好还是退下去写作。任重同志说，“你这是个好意见……”，但没有下文。

    等到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同志辞职以后，部分在四次作代会上受到打击的文艺界头面人物兴奋起来。对于文艺工作的指责再也挡不住包不住了。一个文件指出作协“四大”有严重的问题。这使我感到意外与沉重。在一定范围内，组织了对于张光年同志的严肃的批评帮助。会开了许多次。我也被邀，由于时在文化部工作，我参加了一次会后即全部按规定请假，未再参加。

    我一直在想，四次作代会怎么闹得这样难崴鼓，这样后患无穷？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曹丕先生那时候就指出过。五四以后的文人，什么时候平稳过？别说左翼和右翼了，同为左翼的鲁迅、郭沫若与茅盾，创造社与别的文学团体，解放前，他们能嬲到一壶里吗？

    再看斯大林死后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吧。肖洛霍夫与奥维奇金联手大闹苏联作协，而且，此次代表大会上，时任政治局委员的马林科夫与后来双双就任政治局委员的谢皮洛夫（《真理报》总编辑）、福尔采娃（文化部长）都参与了文学讨论，照样有不嬲的，全无一鸟入林百鸟压音的功效。

    但是中国作协“四大”则不幸地卷入了上层的事情。我们没有《静静的顿河》

    与《士敏土》，但是有更激烈的作家与作家的内斗。

    而兴奋起来出起气来批评帮助起别人来的诸公，也没有高兴多么长时间。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自作多情地以为自己代表了正确路线的文人们，一激动，一鲤鱼打挺过龙门，又不那么正确那么一致那么硬气了，他们再次蔫了，而且被说成僵化、保守、圈子太小呀什么什么的啦。

    我有一篇文章，发在新华社编的《了望》上。提到在文艺问题上，有两个系列的词汇经常使用，A系列是解放、双百、个性、艺术规律、艺术民主、创作自由、真实、风格、技巧、创新、团结、繁荣、胸怀、调动积极性等。B系列是倾向、方向、思想性、二为、（为人民）代言、时代精神、社会责任、亮色、本质、教育意义、整顿、加强领导、斗争正未有穷期（把鲁迅也拉上来了）等。

    我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动辄只讲一个系列的话。如果不搞A与B的轮流坐庄，而是同时把A与B系列的词汇都用一用，会不会更好呢？

    高占祥为之叫好。他干脆把文艺人也说成A系列与B系列。占祥的名言是，那几年，“（A与B二系列）轮流高兴，轮流住院”。

    我的综合AB，兼顾AB，协调AB的主张，在一九八七年，只是一己的幻想。

    比较一下，就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了，也就知道达到今天的局面，容易吗？

    延安时期就有过对于王实味的批判，对丁玲、艾青、萧军等人的批评。作家爱恋革命，包括解放前并未实践革命的人如巴金，也在《灭亡》、《新生》里迷恋革命。

    同时严酷的思想斗争也培养了一些忠心耿耿，响应号召，冲锋陷阵，不怕“挨骂”的作家。有时他们斗得上纲上线，深文周纳，超过领导要求。

    一九八七年春，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冯骥才、张贤亮、何士光来看我。他们才看望了另一位文艺界头面人物。张贤亮正在“打鼓”，乃表示谦虚与听话，说自己认识上需要大大提高，准备暂停写作，下乡生活与反思。头面人物板着脸回答：“那好嘛。”大冯乃调侃张作家说：“我听了这话，浑身都结了冰。”

    一位作家还描写说，那位人物的眼睛里，流露了“杀机”。当然这是小说家言。

    然而我怕。不是怕我被杀，而是怕我的眼光与心胸也会发生变化。无怪许多年后，山西的一位青年评论家谢泳分析说，王蒙的特点是内心恐惧。

    我像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这种内斗。但是遇到了作协“四大”，我已经脱身无术。

    近一二百年以来，哪个救国良策不是火急火燎？十一届三中全会咸与维新以来，想入非非者也许不少于实事求是者。

    于是四次作代会留下了后患，成了一个不同意见较劲的平台。至今，人们防范着类似的局面不要再发生，为此而采取了不知多少措施。代价太大了。

    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到文化部在辽宁兴城的一个文艺之家住了五天，在那里游了泳，然后从那里坐火车去哈尔滨参加一个话剧方面的会议。体会到了在松花江上坐游艇，在太阳岛边乘快艇的感觉。深深感觉到《太阳岛上》这首歌写得真好。我在努力开阔自己的心胸，努力摆脱人际关系的斤斤计较，努力享受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幸福滋润。绝对不允许自己变成一个路线斗争的“气迷心”（我们家乡话叫气没心）、偏执狂、钩心斗角的阴险太极拳师，无止无休地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正确的强迫观念型患者。

    此前在河北涿县开了一次什么文艺工作的座谈会，据说会上指名道姓地攻我的人不少，我觉得这也正常，不必太在意。不攻你攻谁？提起王某来气不打一处来，酸不打一处来，叫做五味俱全。严文井同志早就忠告过我，你现在的地位头衔，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你只好自己干自己的。你批我就请批吧。我抓我的业务工作。根据我的建议，确定了举行第一届中国艺术节。过去文化部门常常搞什么文艺调演，现在集中地搞成一次艺术节，不是更有意思吗？

    一九八七年初夏，《人民日报》上刊登我请文化部党组秘书徐世平同志代为执笔的关于艺术节的文章，文章指出，文艺的繁荣需要正确的方向，而方向的正确也离不开文艺的繁荣，没有正确方向的繁荣不是我们需要的繁荣，而没有文艺的繁荣，正确方向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我抓到了某些人的弱点：他们会扣大帽子，但是推动不了文艺生产力的发展，不具备发展文艺创作的驱动程序。你抓批判，我抓繁荣，你重在斗争，我重在建设。你越批越寂寞了，我这儿的建设却是渐渐红火起来。

    此后，我们通过中国画研究院邓琳同志的帮助，请邓小平同志为艺术节题写了节名，更是获得了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我已经化险为夷了。网上是这样记录的：

    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晚，首届中国艺术节在北京首都体育馆隆重开幕。

    开幕式由首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主任、文化部部长王蒙主持。首届中国艺术节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开幕式上致贺词。

    九月六日，首届中国艺术节的民间艺术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习仲勋、邓力群、王任重、缪云台等领导人出席开幕式。

    闭幕式则是在首都钢铁公司举行的，万里同志参加了闭幕式……我前往乌鲁木齐参加了天山之秋分会场的艺术节活动开幕式，观看了自治区歌舞团演出的《木卡姆》，演出的内容与气势大大感动了我。赛福鼎同志生前一再提倡，以《十二木卡姆》为素材作一部交响乐，他的遗愿目前正在实现中。

    更加可以告慰的是，《十二木卡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也到武汉参加了中国艺术节中南片的开幕式。中南几省的几个大戏曲家陈伯华、红线女、常香玉、尹羲（小金凤）……都来了，还有时任武汉市文化局长的歌唱家吴雁泽等，济济一堂。

    是年秋，召开了党的十三大。因为斯时西藏的形势颇受瞩目，我乃安排西藏歌舞团进京给代表演出。来京后，文化部、国家民委联合宴请西藏众艺术家，西藏党委书记伍精华同志也在座。我讲了话，请时任国家民委主任的司马义·艾买提同志讲话。他说他没有准备，没有讲稿的话怕是用汉语讲不好，我乃怂恿他用维吾尔语讲，我当翻译。他说不好意思。我说我想过翻译的瘾。他开始讲了，我熟练流畅地进行翻译，还时不时用维吾尔语与司马义主任交谈说笑。伍精华大惊，喊道：“哎呀，新疆可占了便宜啦，下次王蒙再‘犯错误’，我要向中央报告，把他派到西藏去！”

    大家都笑了。

    除中国艺术节的举办外，立了成例、立了规矩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从一九八八年元宵节开始的节日晚上中央领导同志与文艺家联欢，共吃元宵。为此，我提出了策划，专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一次，得到批准。我虽离开了文化部一线岗位，人去政存，而不是人走政息，这两项活动延续至今，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延续下去。后一项活动此后逐渐扩大了参加人员范围，包括了科学、教育、理论、新闻、出版、文物等方面的知名人士，成了一个体现与增强中央与知识界联系的盛事。

    58.一九八九之春早

    在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已经在一些主流媒体上看到近代史专家的文章，说是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情况与改革决心差不多，欧洲普遍更看好中国，中国的变革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激进主义，最后在实现现代化上反而落到日本后面。

    我并不认为是理论、是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的选择与命运，多半倒是中国的国情、遭遇、处境、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

    文化部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赵士林博士，一九八九年春提出：当时对于中国文化与改革的讨论，存在着“重情轻理，重破轻立，重用轻体”的缺陷。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但这些观点，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而另一方面，各种威评猛论，各种高分贝的与气势决绝的论说主张像潮水一样涌来。

    一心为改革开放唱颂歌，一心把改革开放悲情化、深沉化、诗朗诵化与一相情愿化，一心搞一套由独出心裁的新鲜思想组成的豪华套餐，典型的情大于理、破大于立、用大于体的作品出现了，在高层中引起了不同意见——我在中央全会上目睹了有关争论——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

    我知道《河殇》的立论的基础的不牢固与简单片面。《河殇》中也弥漫着某种弥赛亚情结。它的对于改革开放的高歌猛叹，它的书生论政的豪情，它的实际上的爱国主义、速成主义、根本扭转主义、从此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主义也曾令我感动。感动但是不放心，觉着它玄、悬、炫。关于它的争论，使我难受。

    此后已经有过数量不少的对于那个时期的西方影响——例如全盘西化论，例如引进总理说，例如请来殖民以救中华说——与自由主义的批评。还有各种防范与猛烈反弹。然而，如果说彼时仅仅是自由化，成不了那么大气候。这里同样有的是几个方面的激进主义包括极“左”与极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进行了多少砸烂旧世界的教育，如何颠覆反动政权斗争的教育：罢工罢课，绝食静坐，游行示威，建立根据地，打游击，乡村包围城市，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监狱里的绝唱，刑场上的婚礼，偌大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长项，是我们自己教出来的。

    年轻人学了这些会到我国台湾去斗争吗？会到日本还是美国？他们就地消化，就地实验，就地与衮衮诸公干上了。

    记住还是忘却？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又似乎完全不是问题。当然要团结起来向前看，要忘却一切个人的恩怨，要大处着眼，要绝不纠缠，要知道时不我待，我们只能够与时俱进。

    战术上，该忘就得忘，不能较死理，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一些权宜的措施，在必要的时候是要实行的，没有什么奥妙。

    同时还有长远，长远是不能规避的，所以不能忘却，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总结权评价权学步权直到感叹权叙述权传递权话语权……拱手让给他人、不那么对咱们感冒的人。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不要历史，那么历史就会成为他者异者对立者的政治与精神资源，政治与精神武器，就会成为我们自身的一个病灶，一个定时炸弹。

    我在电影频道里看了德国方面拍摄的影片《决战斯大林格勒》，过去只看过苏联或俄罗斯这边的影视作品。德国此片可以说写尽了斯时斯地德军的惨状、凶恶、动摇、疯狂、残忍、绝望……为什么德国人能够自己猛提自己不开的那壶水？

    中国的革命者没有害怕过清廷，没有害怕过蒋的八百万军队，没有害怕过日本皇军与所谓联合国军，却会怕自己的特定时间段的几个踉踉跄跄的脚印吗？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曾经与我的一个孩子长谈了七个小时，那一年她处于激动状态，她正上大学。我用汽车送她到了学校，我离开校门口二百米等候于路边的草地旁，怕停在校门口令人生疑。一个多小时后，她出来了，她已经说服了全班，第二天不参与任何过分的不适宜的街头活动。

    我不是不知道这种危险。巴基斯坦在军人叶海亚汗的独裁时期并没有怎么样，换成文雅一点的布托，则权与头俱失。伊朗的巴列维王室，一心搞现代化大国化学西方，食洋不化，再加贪污腐败，搞得也是王朝覆灭，惶惶如丧家之犬。

    智利最讲民主的左翼政治家领导人是诗人阿连德，他落了一个被皮诺切特军人集团枪杀的下场。当然他算烈士而皮诺切特被许多人唾骂。智利大使曾经告诉我，他无意为皮诺切特的专横辩护，但是可爱的阿连德时期，每天都是示威游行，民不聊生……“与中国的‘文革’一样”，这是一九八八年智利驻华大使的原话。

    西班牙驻华大使也曾经与我闲谈佛朗哥。我早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就读过无数将佛说得臭不可闻的材料。说是佛晚年搞了点发展经济与扩大民主，他并且说，他知道事态发展将会否定掉他自己，但是历史要求他这样做。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一个特别的背景下，我访问了法国、埃及、约旦，并于归途在曼谷作短暂停留。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是一个举止潇洒，着装时尚，色彩鲜明，有意突出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派头的人，他主持了午宴，有曾经访问中国的歌唱家玛休——在北京的马克西姆法国餐馆，她曾邀我共唱《茉莉花》，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蒙……我参加了是届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我住在尼斯，蓝海如玉，横陈窗前。

    附近是法境内的小王国摩纳哥，说是全国只有很少的警察。

    电影节开幕式当然是灯火似星，佳丽如云，名流似海。我在这里碰到了中国的老朋友荷兰最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斯，并代表中国政府向他问候与赠礼。

    他一直与新中国保持着最最友好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周总理的友人。

    巴黎的先贤祠令人赞叹。卢梭、伏尔泰、笛卡儿、左拉、雨果、柏辽兹、居里夫人、马尔罗……这样的阵容不能不让人脱帽致敬，向法兰西民族、文化与历史致敬，也向它的今天致敬。

    中途访意，本来有一个节目是接受意方一个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采访，因为此次书市上，将会展出我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的意译本。但是由于情况的发展，该主持人最想采访的话题已经不是王某人的小说，而是中国的政治局势，我只好取消这次采访，我不想轻谈妄论。

    是的，这一年我意识到，改革开放的初期、浪漫期，正在结束。王蒙的活跃从容、通达周到的风头岁月正在结束。一个标榜健康的温和态度，举起善意和宽容大度的旗帜，以潇洒和游刃有余的聪敏，依仗着对于同行同样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解与亲近，自诩负起了构建党的领导与知识分子，特别是与作家之间的桥梁的使命，现在已经是破绽百出，难以有声有色地继续了。

    就是说，仅仅靠好话呀胸怀呀理性呀已经无法解决其时已经变得相当尖锐化了的社会体制选择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矛盾了，就是说已经无法解决政权政体之争了。

    我从理论上完全懂，政治当然重视民心民气，重视民主文明，秩序谦恭，彬彬有礼，行事漂亮，无懈可击，爱惜羽毛……同时政治绝对不拒绝力量。政权都丢了，形象好又有什么用？一位大人物的名言，一句不算精致也不算深邃的话竟是这样振聋发聩！而这些恰恰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愉快胜任的。这不是王蒙的强项，甚至不是王蒙该时该地所敢于尝试的。王蒙最恐惧的，怯于充当的恰恰是这样的角色。

    断言王蒙的特点是内心恐惧。他讲得多么轻飘！像一根无色透明的羽毛忽悠于空阔。王蒙至少还当过地下的共产党员，写过曾经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品。

    而且王蒙懂得中国的传统：知耻而后勇。王蒙承认，自己是无用的，他只有无用之用，无能之能，无勇之勇，无光之光。他必然造就自己的无咎之咎。

    一九九零年春天，我去医院看病，碰到王任重同志的夫人萧慧纳，她一见我，便说：“要经得住考验……”老共产党员同志啊！

    忧心忡忡一度使我很想吸一支香烟，这使芳相当痛苦……最后并没有吸。

    这是一个证明：时代不同了，规律不同了，前景不同了。王某借助尼古丁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谁也不能不正视，谁也不能否认，近二十年来中国发展的成果特别巨大。

    是刘某某先生在美国听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叫道：“那怎么可能？！”

    曾经与我和张洁等共进午餐的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StapletonRoy）讲过，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若干年后，一些头脑简单而且不通的人，听到最好时期之类的话就大发歇斯底里，唉！芮大使还介绍说，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人民拥有电脑的国家，不可能是极权主义国家。我曾在一些非国内场合引用他的话。

    当然，同样毫无疑问疑义，积累了也隐藏了不少严肃的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地去解决，去继续将改革开放推向前去。

    是的，我有些茫然。同时我知道，我必须沉着，必须实事求是，一位高级领导同志让他的前秘书给我带话：“实事求是”四个字。我永远感谢这四个字和向我带话的领导。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令人震惊的挫折，并不能挫败力求实事求是办好事情的中国人包括王某。只要实事求是，就总会有希望。再说，如果“实事求是”云云使你感觉不大过瘾，难道能够把希望寄托在不实事求是上吗？

    59.事非经过不知“乐儿”

    经过了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九月初我从烟台养病归来，正好赶上参加周扬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碰到外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韩素音赶紧拉上我照相，因为她来前受到英国友好人士的嘱托，须要带回证明王某无恙的材料。

    同时新华社报道，李鹏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这是我一九八八年给中央的信件的原文，我所以一个说文学，一个说文艺，因为我的评论涉及的领域会比创作更广）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

    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初，到一九八九年九月初，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我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部里的工作人员的支持。我深蒙厚爱、错爱，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的作用。

    问题是我对部长的工作缺少足够的投入与献身精神，缺少对部长的工作以命相托的责任感，我自以为是在服役，反正我要回到写字台前。这对于信赖和支持我的上下左右的同志同事，都是一种辜负，是一种靠不住。

    我的情况我的方式也有好处，我的经历证明，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内，一个人的工作也是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

    在这一段时间，有一位叶如棠同志先是担任了国家建设部部长，等到党的十三大与七届人代会后，他又改任了副部长，这也同样有极富教益的正面意义。

    话虽如此，但在中国还是有点怪气，包括外国对此事都有其他的报道和某些说法。西方一家广播里有澳大利亚汉学家、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白杰明的评论，别人当然也可以，但是他们没有王蒙能玩得转。或许白先生只能从技巧或手腕上说事。苏联（那时候还是苏联）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则提到，王蒙道路坎坷。坎坷二字从俄国人嘴里说出来，我为之鼻酸。拉丁美洲的一个学者寄给我一个小人偶，说是按照印第安人的习惯，这个小人偶可以与人交流，为人分忧，我不妨向它吐露衷肠。上海的李子云，特别提出，你从部长位子上下岗，一定要准备好三条，一是要有自己的业务钻研，二是自己的知心朋友，三是自己的爱好娱乐。有许多作家同行、艺术家、文化行政干部、新疆的老朋友。江苏文化厅长马蓥伯专门带着该省最著名的京剧演员黄孝慈女士（她也曾在一九五七年落马）前来我家看望。他们编排的一出扬剧《皮五辣子》在演出后受到好评，马厅长说我在仪征看戏后提的意见对于他们改好此戏颇有助益。后来马同志到了北京工作，大约经过路线交底，成了专门批判我的小大将之一。后来此兄由于将他所理解的“路线斗争”往上傻挂愣引瞎联，反而自找了不素净。可叹。

    一九八九年秋，来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郑重要求与我见面，我与团伊久磨等是在作协（当时还是沙滩的一个防震棚）会议室会见了。其时他们刚刚结束了在文化部孑民堂与英若诚的会见，英说：“我与王蒙虽是一届，但不是一派。”这话使日本友人有点犯嘀咕。文化部的外事工作人员则解释说：“英部长是开玩笑。”

    带领演出团体来访的朝鲜文化艺术部一位副部长，提出与我见面，并带来了张澈部长特致的问候。

    在观看朝鲜艺术团演出时我与许多领导见了面。习仲勋同志特别说：“你是如愿以偿了！”

    ……毕竟不同了，虽然个别人仍然有许多意图，有掘地三尺的寻找，有厚可等身的材料，有背对背的会议与动员，有一提起部原党组的不打一处来的相当天真烂漫的、压也压不下去的火气儿。我们都有弱点，我们都有不忿儿等负面的情绪。我完全理解，我作为后生而有时甚至“抢”到您前头，我也着实不安，惭愧之至。问题只在于能不能适可而止，能不能不要太小气？

    找材料找到了上海曾经与我小有不快的记者朋友，记者说，什么事就是什么事，目前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会给王某栽陷。找到了某个早年批判过我的评论家，称道这个评论家的文艺观点，但是认为他的缺点是对王某的揭发不力，评论家也是讲实事求是的，他说他确实没有看出来，因此只能甘居落后。我说的是李希凡，当然。找到与我一起出国的高级翻译……翻译断然肯定王某在国外的一切表现。

    尽管有一些不可避免与应属正常的清查清理，有一些奥妙的人际关系人际情绪，有一些个别的期待、招呼、造势和工作，有整个气氛的在所必然，还有完全应有的警惕与防范，然而，仍然是情况良好。有副部长白天必须做点姿态，在吾兄要求下说点翻脸不认人的话，但每晚给我电话，以便有所沟通。有的副部长不得不说点什么，毕竟是吞吞吐吐，证明自己无多少话可说。有的副部长比较积极响应，东拉西扯了一回，例如将拙作小说也挖苦几句，看来他极有该抛则抛，该洗则洗的经验与决心。一月后他又找机会与我一起喝了一瓶茅台，并解释说原以为王某从此如何如何了，最后才明白，其实没有如何如何。这也是一种人生风景。王济夫同志在年龄到了、确定退下来以后，还特别打电话告诉我，于公于私，他与我的做人都是光明正大，问心无愧，经得住考验的。后来他因意外跌伤客死台湾，祝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而且很凑巧，在关键的时刻，气不打一处来的兄长，另外的往上点的火烧起来了：八面出击，十个手指抓跳蚤，兵法所忌，力不从心。他自己惹的纠葛搅和了进来，王某的日子反而好过了些。

    尔后什么《中流》杂志，什么《文艺理论与批评》，什么斗士林贤治，什么学者朱学勤，什么新概念作文大赛（我任评委会主任）的获奖原中学生，什么老年间的第二次握手者，还有一些如张承志所说的鱼鱼虾虾（张的原话是臭鱼烂虾，我认为用臭与烂二字不妥，为之改掉，修改之责应由我负担），其中包括原来在新疆专门写“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后来到了内地又屡屡生事的老手，都在那儿批王蒙，都起着清醒我、警惕我、吹拂我、论证我、发挥我、求全我的作用，用河南作家张宇的话，他们都是我的可珍贵的“研究生”。用杨绛老师的语言，都在帮助我洗澡沐浴搓脚按摩足疗。

    我们可以设想请《中流》、《文艺理论与批评》两本杂志的有关化名作者、赶上车的评论家严昭柱同志，与林贤治、朱学勤、“握手者”一起来批评王蒙，一部分人痛骂的他不该做而做了的，正是另一部分人认为他该做而没有做的。

    一九九零年初冬，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淀山湖召集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那种情势下率先抓文学的“生产”。其功不可没。我看到了鲁彦周、竹林、王安忆、冯苓植、温小钰、汪浙成等，我与陆文夫同住一室。高高兴兴地当我的作家，感觉好极了。此次会议上，我已经开始构思，写一部一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陆文夫早就对我说过，他底下要写的内容就是“六十年”与“一个人”。

    这，就是此后“季节系列”的由来，也是“自传三部曲”的由来。

    我的上海之行特别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上海人将大闸蟹视若神明，吃东西一有大将军（大闸蟹的尊称）就全身来劲。我声明，我是毛派，宁可吃红烧肉，以免吃蟹扎手。一些美丽可爱的女士，得知王某不吃大闸蟹后，每逢宴请纷纷抢着与王某坐在一起。

    九十年代初，《光明日报》发表了那位有志赶车的严昭柱同志的文章，指出王蒙的《文学三元》（我说到了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生命现象）一文表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与动摇。帽子还要多要重，够戗，写多了让人累得慌。

    被说成“赶上了车”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中央在元宵节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包括夏衍、张光年、刘白羽、管桦与我等应邀参加并做了有准备的发言。

    各种传媒报道了此事。参加座谈的诗人有汪国真，汪被说成是自由化的泛滥中止后新出现的诗人，所以要邀请他。汪参加了会，告诉旁人，这回，他知道谁跟谁是一头儿的了。把汪国真这类的一度公众偶像式诗人、通俗歌词式诗人的出现，与谁谁掌了权什么什么形势路线联系起来，活见鬼。

    倒是应该感谢赶上了车的那位同志，他的文章提醒领导须要开这么个会，中央永远是正确的，中央认为，文艺界仍然要团结，要大圈子而不是小圈子，要繁荣兴旺而不是一片肃杀。以致一位以另外的思路来与会的大学老师，一再声明自己需要调整发言。

    然后是为《坚硬的稀粥》而掀起的风波，也是由同根生的兄弟掌握，由赶上车的小友机密操办发起的。人称“一碗稀粥掀巨浪，数茎咸菜变阶梯”。赶车人效益奇好，可喜可贺。最后上面指示，停止公开争论。

    有一位小说家同行，朋友，老哥即李凖兄，不知道为什么传出来是他发难，最早在某个绝密场合提出了《坚硬的稀粥》的事。他专门来找我解释，指天画地，保证绝无此事。我还应他的请求给他的儿媳妇写了推荐信，为了国外的奖学金。

    从此我们相处甚欢。

    喜对天下，处处可喜。悲对天下，无事不悲。善对天下，多有善意。仇对天下，四面皆仇。笑对天下，这事怎么到头来都成了“乐儿”啦。

    60.还是练点活儿吧

    《红楼梦》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是畅销书流行书大众书，就像后来我极有兴趣地谈论过的李商隐的《锦瑟》一诗一样。一部杰出的作品，能够被那么多人包括上层下层奇人伟人下里巴人所接受所喜爱，同时又能够被那么多专家学者往高深里研究考证，能把它的有关学问探索得深不见底，能使闲人望而却步、免开尊口，这种现象实在有趣，却也颇无厘头。

    我毕竟有自己的创作实践，人生经验，感情体验与在世事与人间“翻过筋斗”

    （语出《红楼梦》）的实历亲历与阅历。一九八九至一九九零年，我要做的不是研究考证《红楼梦》的学问，我缺乏这方面的学问，一般读者也不是为了学问而读《红楼梦》。我要做的是一种与书本的互相发现互相证明互相补充互相延伸与解析。

    我的对于元妃省亲时与贾政会面一节的分析，甚至得到了上海友人学兄王元化的注意，他在电话里说我分析得有启发。每每读到这一段落，我就为贾政的忠心而感动，几度泪下。虽然这里充满着封建。中国封建社会的对于“忠”

    的宣扬、实践与记录，不是骂一句封建就可以彻底了事的。

    我提出，曹雪芹写起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往事仍然得意扬扬，得意与悲凉共存。我提出，宝钗与黛玉的性格分化令作者困惑，而且说到底这两个人物仍然是同一个作者的观念与构思的产物，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讨论“钗黛合一”

    问题。这里不但钗黛可以合一，万象也可以归一。我提出《红楼梦》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极其沉痛深刻，同时，作者也好，宝玉黛玉也好，都谈不上有什么反封建的思想与行动。我提出人物的两个阵营的划分是简单化的。我提出，由于生活水平的悬殊与思想的控制，贾府的奴才并不争取自由而是生怕被剥夺在贾府为奴的机会，达到了“不奴隶，毋宁死”的程度。我提出《红楼梦》的写作特点是生活化逼真化千头万绪化，唯有二尤的故事比较戏剧化，可见二尤故事不是来自作者亲见亲历。我提出，袭人嫁蒋玉菡，全无被诟病的道理，而鸳鸯的“殉主”也没有任何值得称颂的地方，正是贾母占有了鸳鸯的青春和生命，很难说贾母就占之有理有荣有光而贾赦占有才是罪大恶极。我还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失落有必然性，前八十回写到那样地步，使后四十回简直难以结束。我说，虎头蛇尾是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我说请看《圣经》，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是何等有章法，而造出世界之后，不好办了。我说，理论上说续书根本不可能，续书而被广泛接受更是奇迹，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唯一。我说“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如果绝对化凡是化（对于“脂批”搞凡是化），即写成全部嗝儿屁着凉，反而无悲。兰桂齐芳的结局比死光了要悲凉酸楚十倍。我说《红楼梦》中有三重时间，女娲纪元、石头纪元与贾府纪元，这种时间的多重处理远在《百年孤独》之前。

    我还讨论了贾宝玉甄宝玉二元处理，与芳官的男装女装、不同名字包括法文姓名与少数民族姓名的哲学意义与认同危机、身份危机。对于新老索隐派，我也并不一笔抹杀，我认为符号的重组是一种很难抗拒的智力游戏，何况《红楼梦》

    本身提供了这种契机，有些时候智力游戏也能达到歪打正着的效果……如此这般，这些都是别人没有太讲过的。

    在我投入《红楼梦》的同时，一九九零年搞共产党员的重新登记，我不大可能在此期间继续写书。我不想完全停止业务，停止“练活”，叫做暂停文学。

    暂停下来干什么呢？再说我不觉得我有许多事要在重新登记中做，有许多话要在重新登记中说。

    但是没有业务工作是不行的。那么，我做点什么呢？

    我想到的可行的事务是翻译。翻译虽然艰巨，毕竟是比较纯粹的“练”：不需要那么集中精神，集中情绪，保持注意力的连续性。我与冯宗璞在电话中谈到翻译的事，她说很好，翻译好比织毛活，可以织织停停，断了再接上。冯曾经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供职，她内行。她并且介绍我认识了《世界文学》

    的主力编辑之一申慧辉，申等待着我的译稿。

    我翻译了我喜爱的美国作家约翰·契佛的两篇小说，《自我矫治》与《恋歌》。

    搞完党员登记之后，我们与评论家何镇邦等众文友一起去了伊克昭盟首府东胜。又由东胜陶瓷厂的朋友陪同去了神木、陕北的榆林等地。在黄河边的一处道教白云观，我们掣了签。有说是毛主席解放战争中过黄河即离开陕北进入河北，迎接全国胜利之时曾在此观小憩，并从道士口中得到了八三四一的番号。

    求签的结果蒋子龙是上上，“飞龙在天”，我乃开玩笑说，在封建王朝，你抽到了这样的签，应该立即问斩。他则警告我不要乱讲话。

    回到伊盟首府东胜，天已很晚了，约凌晨二时，我突然大流鼻血，为过去所罕见。第二天仍延续了近一个白天才好了。众人皆笑我妄言成灾我唯唯。

    回京不久，我又收到新疆方面的邀请，走了一趟新疆。到了伊犁二中，到了住过的新华东路，伊犁电视台拍摄了我的回伊犁专题节目，全片用的背景音乐是伊犁的代表歌曲《羊羔一样的黑眼睛》，纠缠延伸，呕心沥血，呼天喊地，唯情唯真。我自己看得落泪不已。

    走了一趟南疆。文化厅的刘家琪处长全程陪同。吐鲁番地委书记罗远富同志路边迎接，赏饭，送行。晚上到达库尔勒，次日乘船游览博斯腾湖，为那里的芦苇面积的缩减而忧心。吃湖水炖湖鱼，是当地一乐。我们看到一幅照片，是一艘机船在博湖航行的图景。说是有一位欧洲国家的总理，在乌鲁木齐看到此照片，狐疑道：怎么新疆还有海军？在阿克苏我们观看了苏巴什（水源之意）的古迹。在克孜尔千佛洞，我们欣赏了敦煌之外的又一批佛教壁画。此处，我们吃了管理处自己的食堂做的拉面条，太好吃了，我们吃得过饱，到了晚上，我们到了另一个地方，接受该地专员的款待，结果一口东西也吃不进去了。

    这次难得的是去了我从观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时便向往已久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置是在帕米尔高原上。我们访问了塔吉克牧民的帐篷，吃起他们做的酥油米饭，由于颜色发绿，有人面露难色，我大口吞咽，甘之若饴，同行的县干部极其称赞我。

    我们还到了红其拉甫中巴（基斯坦）边防站，海拔五千多米，高于西藏拉萨。

    我给边防站工作人员题了许多字，还把路上得到的礼品哈密瓜送给巴方值勤人员，大家都很高兴。

    从帕米尔高原下来，到了喀什以后，才感到了平原上呼吸的轻松便利。

    在喀什噶尔，我与众多的老友新友文友见面。我用维吾尔语讲话谈心。一位听者问，你离开新疆已经十多年了，你的维吾尔语没有忘记吗？

    我说，在北京，确实感觉到自己的维吾尔语没有过去流利了。然而，一到新疆，一到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子，胜利路邮局，看到那些卖无花果干、葡萄干、薄皮包子与馕饼的老乡，“哗”的一下子，我又稀里哗啦（维吾尔语叫做“sharshur”，是形容流水的象声词）说开了。

    是一阵笑声。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语言心理学还是语言地理学。

    我接着用标准维吾尔式的说法解释道，有一种东西，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还有一种东西，听进去，融进了血液，再也忘不掉了。我的维吾尔语，是第二种情况。

    到了一九九一年春天，细雨蒙蒙之中，乍暖还寒时候，我的精神一下子全都集中到李商隐身上了。

    提到李商隐，我至今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他太纤细，太精致，太多情，又太虚荣，太脆弱了。在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男人的志大才疏，顶不住命运，放不开功名，梦想着富贵，自恋自怜自叹，唧唧咕咕沥沥，忍不住寂寞，憋不住牢骚……的毛病。弱者，你的名字是中国男人，你的名字是中国文人！你的名字就是李商隐李义山！

    消极情绪的审美化与少害无害化，是我在李义山诗歌讨论上提出的一个论点。我还提出了“无端”说。我认为执著于寻找诗的本事是侧重于诗的非诗化解读，是把诗变成时与史与事的注脚。李诗的特色恰在于抒情，有一类情的特色恰在于它的深刻性弥漫性自成性长远性，并非一时一事一史而来。曰悼亡，曰怀旧，曰感遇，曰思乡，曰冤屈，曰牢骚，曰痛惜，曰自恋，曰空虚……他什么情绪都有，什么原因都有，什么悲哀都有。大病无因，大情无端，大难无兆。大幸运与大晦气都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都不是一个掌故一个细节一个本事能够解释清楚的。唐诗特别是李诗专家刘学锴教授在他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一书中指出：“王蒙的‘无端’说，显示了在更高的层面上兼容众说的趋势。”

    我希望的是不要忽略以诗心问诗，情心解情，文心通文。我们已经过于习惯于以治学心、史心、训诂心、考证心、侦探破案心来对待文学作品特别是诗作了。当然，以治学诸心诠解古典作品，也会长学问，长见地，破疑团，添知识，也会结出奇葩，放出异彩，如钱锺书的触类旁通、美轮美奂的治学治诗（而非读诗吟诗赏诗），各种高见，各种常识，尽数大家气象，夺人耳目。只是不要反而忘记诗心情心文心就是了。

    德高望重而又平易亲和的张中行老师著文说，王蒙以小说见长而评《锦瑟》，属于反串，他反串得不差。

    这一段时间写得比较用功的是《雨在义山》，专门探讨李对于雨的描写处理特色。最带有顽童恶作剧色彩的是《锦瑟的野狐禅》，我竟然把《锦瑟》五十六个字打乱重组，出现了情调接近而结构不同的别样韵文作品。

    冯宗璞读后心有不甘，声称要淘气一番。她把《锦瑟》五十六字重组成了“曲”

    的形式。这里不仅有淘气，也有汉字的独立性、情绪与色彩性、可组合性、诗性，还有诗的语言性与超语言性。

    一九九二年秋，我应邀到广西桂林附近的平乐县参加第一届李商隐研究会。

    李曾在这里短期做官。我被推选为李商隐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王蒙最喜爱最天真地为之得意的一个词就叫做“活儿”。说到底，咱们也是个匠人，是练活儿的，你得能拿出一手活儿来。拿不出活儿来，靠边吧，您。

    练出活儿，比掌了大权发了大财受了大恩德都更高兴，因为咱们靠的不是运气，不是关系，不是背景，不是手段，而是手上的、手里出来的活儿！我间接听说，张艺谋的名言：咱们是卖力气吃饭的。张艺谋配说这句话。王某也当仁不让，能练心情善，有活儿道路宽！

    61.自得其乐

    我不再担任文化部长后，有那么两三年到三四年，处境微微有些不顺。有一种其实谈不上认真的低级别低层次的半明半暗的封冻小小动作，用当年说法叫做打入冷宫的小小意图。可惜的是这样的部署并没有得到认可。可能有这样的老伙计，怹的一口鸟气憋得太久了，怹又特别明白有（一星半点）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怹多么想干脆封杀啊，怹对封杀王某的兴趣远远大于嘴里说的反对什么什么化的追求。怹最在意的是令你臣服，是树立好唯一的中心，证明怹一直是正确的并且只有怹一个人是正确的。

    再说形势本身有点没有完全走出动荡、变化、重组以及未了的搏斗的过程。

    我记得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个片段，列宁在回答高尔基的批评时，说：“两个人在拳击格斗，你能说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真是雄辩已极。

    有些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化对待。紧张的斗争使人顾不上某些方面。我并没有简单地把“八面来封”完全看成怹个人的事。

    但是怹太有情绪了，无人不知。于是唧唧喳喳，躲躲藏藏，越发注意不要明说出来，但愿多出几个二杆子为之打冲锋火中取栗。怹神经兮兮……在保持了神秘性保密性计策性的同时，怹畏畏缩缩，吞吞吐吐，难以造成板上钉钉的格局。

    一个出镜的活动，到了最后一个小时，通知我不要去了，OK。另一个我是原作者的节目，已经上了预告，到时候，取消了。外国的邀请被拖“黄”了。嘿嘿。

    最不可思议的是，某个大城市，两个名作家关系不甚好，后来说是一个攻一个，以王某为炮弹，即一个指责另一个太青睐“敏感”的王某了……居然攻下了碉堡。

    而王某本人反而快活无事，他们二人也都是王某的好朋友。

    到此打住。让我们团结起来向前看。领导说得对，这样斗下去，直到死后，咱们二位的悼词仍然差不多。您不可能将王某封杀，您的最好的时机已经飘然远去。王某也不可能，更不可能把您怎样。问题是，王某从来没有想过把您怎么样，您已经蔫巴了。王某从来认为您是一个本来很认真很有希望，有来头，更是极有影响的作家。您的官帽和小气把您压垮了，使您在政治与文学两边都没有尽兴尽才，您成了一个“气包”，成了一个“怨男”。我完全了解，您有三个“心结”，一个是希望证明您自己一贯是正确的。您论述，上边有时被错误的文艺路线所左右，还有时，上面的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文艺上仍然有可能被错误的东西所盘踞。老天爷！合着中央的文艺路线怎么都会错误，只有您怎么都正确！

    第二个心结是烦某某。其实事实已经证明并且不断地证明，您太狭窄了。

    事实证明，不断证明，某某是一个和谐的因素，健康的因素，开放的因素，快乐的因素。

    第三个心结是您认定现实的一切都不好，只有过去有过的那样的阶级斗争澎湃高潮才是黄金时代黄金生命。

    这里说一个笑话，您宴请外宾，您喜欢茅台，所以不顾国务院的规定，公款大饮茅台。您的一位粗鄙的部下告诉外国人说，前几年由于自由化泛滥，您这位可爱的“首长”喝不上茅台。一位老领导听我讲到这个故事，并且说：“怎么会不赏给他的部下一个清脆的耳光？”

    我更愿意回忆的是九十年代初期某种特殊情况下八面来风的美好故事。我想提到三联书店与《读书》杂志。早在一九八八年年底，编辑吴彬（她是吴祖光、吴祖强的外甥女）就约我次年在该刊开辟一个专栏。我笑说：“承蒙不弃……”

    吴彬大笑，说：“我们不弃，我们不弃……”于是前后数年，我写了六十七篇置于《欲读书结》栏目下的文字。这些文字的影响甚至一度超过了小说。不止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写的这些评论比小说还好呢。我只能一笑，当然了，小评论是最容易接受的。如果大情势再尖锐一点，那就不是小评论，而是口号才受读者的欢迎。再换一种不好的情况呢，那时连口号也不过瘾，人们欢呼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街头大骂“日你妈”的傻子。

    那一个时期的《读书》及其主编沈昌文也是值得怀念的。沈的特点是博闻强记，多见广识，三教九流、五行八卦、天文地理、内政外交，什么都不陌生。

    斯时《读书》上还有蓝英年的《寻墓者说》，葛剑雄的读史系列，吴敬琏等的经济学文字，辛丰年的《门外谈乐》，龚育之的《大书小识》（专谈毛主席著作），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金克木的《无文探隐》、《书城独白》，吕叔湘的《未晚斋杂览》等专栏……本人也攀附骥尾，开了专栏《欲读书结》……其间《读书》

    的销量以几何级数上升，洋洋大观，一番盛况……于今难觅。沈公拜拜了《读书》，当年的那么有趣有新意的《读书》也就拜拜了读者了。

    一九九零年深秋，我应湖南文艺出版社几位土家族的朋友之邀，与王安忆一起游了一回湘西凤凰、吉首，直到张家界。同行的有后来担任此出版社社长的颜家文，小说家蔡测海，还有电视台一位先生带着一条大狗。我们在凤凰参观沈从文故居与黄永玉的足迹。我们在“不二门”泡温泉澡。我们在路过吉首的时候谈论起当地出生的土家族领导干部李昌，他曾任团中央第三书记、团北京市委书记、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参加团的工作当了“干部”，是出自他的调遣。我们参观了湘泉酒厂，品尝了“酒鬼”酒。那时“酒鬼”

    还罕为人知。湘西胜景，令人陶醉。而张家界的风光我也是第一次领略。当地管理处的领导告诉我华国锋同志刚刚去过，我看到了他们的合影。

    北京市文联在副主席、党组书记宋汎同志关照下，组织一些到京郊农村与景点的参观采风活动，我去过几次，与老文友们见面，十分亲切。

    广东方面，不论是花城出版社，是《南方周末》编辑部，是省文化厅与省宣传部，都对我十分友好关心。非常谈得来的原文化厅长唐瑜同志陪我去深圳珠海，深圳政协林祖基主席每次都热情接待，林祖基同志也是很好的散文家。

    珠海宣传部副部长曹土生与珠海出版社社长成平，成了我在珠海活动的长期东道主。我与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同志也有很好的交流。

    曾任广东省宣传部长的黄浩，能书能画能写，他从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后，我们仍然是十分友好。

    柳暗花明又一村，又好几村。国家环保局的曲格平局长与《中国环境报》，特别是该报原来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过的高桦同志，特别注重与作家们取得沟通与合作，包括老作家雷加，以及作家谌容、赵大年、从维熙、李国文、刘心武、陈建功、张守仁、周明等许多人参与了环境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我们并组织了环境文学研究会，参与主办了以环境为主题的文艺刊物《绿叶》。

    我此后有一些机会与曲格平同志有所交流。他数次提到我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的译诗，原作者是德国人萨碧妮·梭模凯普博士，用的是俳句形式，我译自她本人的英译。

    我第一次与德国女诗人萨碧妮见面是一九八六年，我才刚担任部长，出于诗人邹荻帆先生的介绍。我喜爱她的俳句。此后多有通信往还。二十一年后，二零零七年，我们第二次见面，并且与汉堡市的一个友好访问团共同在北京的问天阁吃“茶食”。我看到了她十七岁的帅哥儿子。当初，萨碧妮给我寄过她儿子出生后不久的婴儿照。光阴荏苒，孩子成长起来，友谊与诗心长存。

    九十年代初几年，我对《红楼梦》的闲谈与爱好受到了红学界的善待。包括李希凡、冯其庸等在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研究所与《红楼梦学刊》向我约稿，邀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参加过在辽阳、哈尔滨、北京、北戴河等地召开的红学年会，我也有机会结识了海峡两岸的许多红学家。

    一九九一年春，烟花三月，应江苏同行们的邀请，在江苏老作家文夫、艾煊、海笑等的关心下，由赵本夫、刘坪、俞胶东等文友陪同，我与妻子一起访问了南京、扬州、镇江。特别是看了扬州的瘦西湖与瓜州古渡，镇江的金山寺。江苏省委文教书记孙家正同志的接待，与众文友的交谈说笑，粪土丑类，也令人十分开心。

    当时相约再来扬州看琼花，结果一别就是十六年。

    一九九一年夏，我先在北戴河的环境干部培训中心休息游泳，后到辽阳参加红学会议，看到了那里曹氏先人的遗碑。又游了一回千山。在沈阳也与一些文友会面。

    一九九一年秋，我收到新加坡作协负责人王润华教授的邀请，要我去参加在新举行的国际作家周活动，同行的有陆文夫偕夫人管毓柔，另外有年轻的美女作家黄蓓佳。文化部外联局以积极的态度办理此事，虽然拖了几天，使我未能赶上作家周的开幕，但我还是赶到了。许多有关领导同志包括吴学谦、李铁映等关心并支持了我参加此项活动。我也感谢其时主持文化部工作的贺敬之代部长，此次，他未提出异议。

    值得感念的还有舒婷，我得知我的航班是经停厦门以后，告诉了舒婷。我不知道舒婷怎么会有办法进入厦门机场的供已办理过出境手续的旅客休息的隔离区的，在隔离区舒诗人与我见面。风暴已经过去了，朋友们都在平静下来。

    我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迎宾馆，在一片热带植物之中。校舍位于丘陵山坡，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我们在这里还第一次吃到了榴莲，对之颇有好感。宾馆内是不准吃这种有一股气味的果品的，我们就在室外将之处理。文夫夫人这边有一亲戚，他们的新加坡之行十分愉快。我也跟随着享受双份的招待，有作家周主办方即东道主的，主要是王润华教授在张罗。另外还有管女士的姨妈的。

    我发现文夫吃任何宴会都不忘掉要一碟炸花生米，使我发现了他这位“美食家”

    的浓重的泥土气息。蓓佳友善平和，自得其乐，她的在场，增加了人们的喜悦。

    我同时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更多地采取民间立场的一些作家，如陈美华等，并经他们介绍，访问了被有的人称做那里的鲁迅的方修先生。同时也了解了新加坡解散了最后一个华语大学，确定了以英语为国语的经过与有关争议。

    一九九一年的新加坡之行，大体顺利，它的意义是开始了我在离开文化部部长岗位后的极其大量的面向世界的文化传播、文化交流、人文游学讲学之旅。

    好事情、好日子就是这样开始的。

    果然，一九九二年我又收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瓦拉那节组委会的邀请，去参加该市的瓦节庆祝活动。瓦拉那是澳洲土著语言，意为春天，瓦拉那节就是春节。

    与我同行的有杨宪益夫妇。我们共同在香港停留，在机场的饮食“广场”

    吃中式快餐，我要的是一碟炒面一个汤。我们到了布里斯班，在那里讲了一些中国文学的情况。杨先生则吟诗一首，开始两句是“才过中秋又逢春，布里斯班气象新”，后面两句忘记了。当然他的这种诗远远不如他的打油诗。

    参加布市活动时我们见到了当时旅居该地的黄苗子与郁风夫妇。他们的儿子在此地教书，是极好的数学家。

    在布里斯班我与当时任州政府办公厅主任的汉学家陆克文先生有过很好的会面与交谈。他对中国的事务颇有了解，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后来他当选为澳大利亚的总理。

    活动后杨先生在那边多逗留了些天，我则首先应邀去了堪培拉的国立大学讲演，主持与翻译是英国的詹乃尔教授。他曾任外文局的专家，是他翻译了鲁迅的诗集。

    在澳国的首都，我有机会得到我国驻澳的石大使招待，并与文化参赞楼小燕女士有多次共同的参观活动，楼原任驻法使馆一秘与驻悉尼文化领事。她的英语法语都通，她的中学时期是在英国度过的，当然英语极棒。我从她那里学会了点“爱尔兰咖啡”，是带着鲜奶油与威士忌酒香的咖啡。临离开堪培拉时我请她在大学宾馆吃了袋鼠肉，感觉大致如鹿肉牛肉，还不错，但可能是量太大了，第二天我的消化很不好。

    在我担任部长期间，时澳大利亚的大使是经济学教授郜若素（RossG.Garnut）先生，他文质彬彬，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抱有极大兴趣。还在我的任命没有正式公布以前，他就急着要设宴一叙了。我与他们夫妇都比较熟悉。

    一九九二年我二度访澳时，他也已经离开外交官的职位回校教书。他招待我到他的一个大庄园去玩，那里有宽阔的土地。一起吃BBQ（烧烤）。最有趣的是在这里遇到了有过特殊经历的经济学者林毅夫先生。现林先生是世界银行的首席专家与副行长。

    此次访澳，我骑了白杰明先生的马。我到白先生的一个邻居家做客，一位女青年，救助了一只受了重伤的大鸟，大鸟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她带着基本养好了伤的鸟与我聊天。人善鸟不惊。

    其后我应南澳大学的高级讲师陈兆华女士之邀，到她那里讲了一些中国文学。本来还有些参观葡萄酒厂之类的安排，但是接到北京来的通知，要我回去列席党的十四大。我提前结束了在阿德雷德的行程。先期到了墨尔本，从墨尔本回国。在墨尔本，我看到了我的异母弟弟王行，他帮我买了两件大毛衣，一把专门为电脑操作用的“姿势正确椅”，这个椅子通过半跪的姿势把三分之一的体重分到膝盖上，而且强迫使用它的人必须直起腰，挺起胸来。

    事实证明，此种椅子未获成功，没有被市场所接受。买回此怪椅后，全家哄笑，只有我一人坚持使用达十年余，最后，它也还是靠边放了。

    我全程列席了党的十四大，从此我的中央委员身份结束。

    此段时间，我去过几次天津，一次是参加为骆玉笙从艺六十年或七十年举行的庆祝会，堂堂皇皇，皆大欢喜。一次是冯骥才搞的天津民间文化特别是杨柳青年画活动，从那时起，他已经抓起民间文化遗产来了。回想一九八二年拿他当“现代派”的“风筝”来批，真是冤枉。好像就是这一次，我到蒋子龙家小坐，他拿出糖橄榄来招待，我吃了一个觉得实在好吃，便不停地吃了起来，像吃花生豆一样地一个又一个，最后吃得老蒋直翻眼儿。

    一九九二年应泰山管理处的邀请，我与蒋子龙、天津的范希文、山东作家毕玉堂等去登过一次泰山，我写了一篇《天街夜吼》，登到了《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上。

    经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同志的夫人黄过同志介绍，香港勤加缘出版社社长与财经小说家梁凤仪女士数度前来做客，并在她的出版社出了我的几本书。

    天地图书公司也出了我的书。

    有人找我留下“墨宝”，我最爱写的词之一是“乐在其中”或“其乐无穷”。

    什么叫其中？在各种状况中。什么叫无穷？怎么都无穷。开会有一种乐，知情、充实、责任、发挥光热。不开会有另外的乐：旁观、自在、清高、浮生难得半日闲，自己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红火是一种乐，清凉是更妙的乐。许多人夸奖你称道你是一种乐。那么急赤白脸地想整你又整不成，眼看着他的脸青一阵子紧一阵子，笑煞。范仲淹的名言是“进亦忧，退亦忧”，我的功夫是“上亦乐，下更乐”。我承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更承认，“欲得真滋味，更下一层楼”。

    我越是乐在其中与其乐无穷还有自得其乐，越是为怹的叫苦连天觉得不值。

    62.冲浪

    一九九三一九九二年上半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中国的形势又有大的发展变化。

    一九九三年我得到了几个邀请。香港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梁锡华（又名梁佳萝）教授邀请我去做一个月的研究交流。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韩南教授邀我做特邀学者，到那里做三个月的研究工作。在意大利举行的关于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研讨会，是由美国赖斯大学本杰明·李教授组织的，邀我参加。新加坡文化部艺术委员会邀我做他们举办的金点文学奖华文小说组的主审评委。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邀请我去马访问，我国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邀我参加他们主办的两岸三地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

    世界向我打开了大门，王的出访高潮，到来了。

    一九九三年便成了我的游学之年、旅行之年、环球之年、周游列国列区之年。

    而且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我的妻子崔瑞芳一起。

    此前，我被选定为八届政协委员，参加了八届首次会议。常委候选人名单中没有鄙人。文艺界政协委员叶文玲等三十多人签名上书，要求提名王某。此时我已离会，到新加坡去了。

    这一年是首次，芳与我同时出境游。时芳已经六十岁整，我们一起去了新疆，一起去了伊犁，一起去了巴彦岱人民公社，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一起走出国门，看看世界是怎么样的奇妙了。

    我想起两年前，一九九一年，美国三一学院邀我去做访问学者，被挡驾。

    吾兄等的神话是王可能出走。笑煞人也。

    还有一个插曲，在与新加坡方面联系我的出访安排时，我得到了香港地区的偕夫人共同访问的邀请，而去香港地区与访新都是往南走，从旅行路线上说宜于合并出访。最初我与新方友人探讨我与妻子同行的可能性，新方迟迟没有答复。于是我决定单独一人赴新，然后在香港与芳会合，因为香港是邀请的夫妇二人，且已经顺利获准。当新方得知我们夫妇将在香港会面时，立即发出了对芳的邀请。新方行事也是很缜密的，不为天下先，新方宁愿做第二名对偕夫人同访的邀请者。也可能这事与一位艺术家访新后没有及时回国事有关。唉。

    直到上了飞机，开了飞机，升空飞行数分钟，我和芳才互相祝贺，此前我们不敢太高兴了，怕是临时有变。

    访问与评奖活动很正规的，在宣告评奖结果的会议上，要求每一个评委用英语讲五分钟话，我也比较自然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这次访新使我们有机会结识了从事慈善救助事业的张千玉女士，她对于一个温柔美丽的世界与人生的设想，令人感动。通过张千玉，我还拜访了中华国学大师潘受（又名国渠、虚之、虚舟等），他的书画诗俱极佳，被新加坡政府正式授予“国宝”的称号。我们在潘老师家中用了午餐。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真正有学问的老人的格外的谦和与雅致，潘老的微笑多于评论，聆听多于讲述。

    我的访问马来西亚与先父的友人、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有很大关系。他在汉堡大学退休后，尤其是冬季，常常住在吉隆坡的一所大学里，老年的他受不了汉堡的冬天。傅的女儿在北京时听说了我的访新，便告诉了爸爸，傅教授推动了《星洲日报》的邀请。

    我们是晚间到达吉隆坡的，报社同人打着横幅在机场欢迎我们，总编辑刘鉴铨先生与副刊《花踪》的主编萧依钊女士安排着与照顾着我们的访问。萧女士的工作作风与待人接物，给我的感觉是异域碰到了雷锋。刘总与我的交谈也是一见如故，他们对于中国的关切与期待，担忧与热爱，都非常令人感动，也都非常健康和富有建设性。他们的董事长张晓卿先生，祖籍福建，更是一片热诚，关心中华。我在那里做了一个讲座，我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与夫人，以及许多使馆官员都参加听讲了。

    我们一起去了槟榔屿、马六甲与新山。

    从马来西亚回国后，我应邀先到珠海斗门县白藤湖度假村小事逗留，同行的还有从维熙夫妇、钱钢夫妇，还有一对老编辑夫妇。

    从珠海直飞烟台，我与芳到中国文联文艺之家休息并写作《恋爱的季节》

    去了。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到二浴场游泳至少一千米，正逢海蜇活跃的季节，有时脸上手上身上到处撞上海蜇。与这边的作家，原烟台师范学院院长、作家萧平，长篇小说的写作能手张炜，部队作家李存葆、李心田等都有友好交流。

    原文化局长刘德璞、副局长郝鉴，也都多有照料。烟台市政协主席巴忠鼎，多次设宴招待。中国是一个很讲究人情的国家，活在中国，其实是一件舒服的事。

    八月二十二日我应美国一所大学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到意大利参加一个研讨会，接着是作为特邀学者，应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邀请到哈佛做三个月的研究访问讲学。可能是由于双程机票才便宜，再加分别结算机票的方便，还有欧美人在财务上的绝对“死心眼”，他们安排的是我与芳先飞抵美国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第二天立即超越大西洋飞往意大利，再从意大利飞美国波士顿。

    这么一飞就累死人了。二十二日，上午晚点起飞，到上海停留两个半小时（延长了时间）再飞到东京，再停留近两个小时，中间还在阿拉斯加停留。飞到纽约，早过了预定飞波士顿航班机的起飞时间。面临最后一班飞机，航站管理人员说是座位全满了。我们当时真有点筋疲力尽，弹尽粮绝之感。

    说明情况后，他们还真是破例为我们腾出了两个备用座位。过了午夜才到达了波士顿，害得接我们的友人刘年玲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

    睡醒一觉，再上机场，乘英航先抵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英航的空中先生极英俊亲切，服务周到。希思罗机场的四号站（国际站）也极宽敞。只是转机等了不少时间，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意大利的米兰。

    贝拉吉奥是一个风景区，四面环山，中间是一条更像河流的狭长的科摩湖。

    我最最中意的是湖。除与大家共乘游艇游湖外，我每天清晨起来先下湖游泳。

    研讨的主题是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会议中人们对于中俄两国发展变化情状的比较很有兴趣。

    贝拉吉奥的面条实在做得太好了。有些国人总以为天下餐饮笃定中国第一，包括有些领导同志也是这样认为并论述的。这恐怕不能说得太绝对。

    连来带走，五天，回到了哈佛所在地波士顿边的康桥大学城。增长经验。

    因为这三个月是我们自己租的房子，位于中央广场附近的法耶特街十四号。法耶特，即拉法耶，人们熟知的二战时期法国将军。我们租的是一间二层小楼的二层。三室一厅。所谓厅，把客厅、起居室、厨房、饭厅结合与连通在了一起，约有二十平方米，三室中大的有十二平方米，一个窄窄的双人床，真不知道人高马大的美国双人怎么样在上面睡，其次的大约八平方米，内放一单人床。更小的不过五六平方米，是电脑工作室。原主人是一名女教授，年近五十了，新婚，与先生去欧洲度蜜月，乃出租此房。她是左翼，是当地反对核武器的代表人物，曾去苏联，并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接见。

    这一处房屋虽然不太大，但很实用。我们除了付房租，还帮她照料室内绿色植物。

    哈佛燕京的社长时为韩南教授。我们在北京三联书店组织的活动中首次相识。他翻译过中国古典作品《肉蒲团》。

    这三个月，我主要是写季节系列第二部《失态的季节》。我在哈佛远东与太平洋研究中心——又称费正清中心作过两次讲演，介绍当代中国文学。我记得我特别以八十年代韩蔼丽与九十年代洪峰的同名小说《湮没》作了比较，悲情的政治倾诉与一种冷漠的自嘲与荒诞的对比，我也讲到了新写实主义的零点写作与王朔的出现。讲到了《爸爸爸》等作品，还有一些争论，关于文学史分期，关于伪现代派什么的。

    我参加过一次中文课，因为该堂课是讲我的《夜的眼》。

    我到爱荷华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马里兰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协会（在华盛顿特区）、华美协进社（在纽约）等地发表了讲演。爱荷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聘我担任他们的顾问，当时中心主任是韩裔的金再温教授，我们交谈得很开心。

    华盛顿的亚洲协会，听众多是外交官或退下来的外交官。听众中有前驻华大使恒安石等。

    在马里兰大学我见到了美国友人李克与夫人李又安，斯时李又安癌症已近晚期，因对中国的关切，她是坐着轮椅来的。他们为中国的状况与面临的问题十分担忧，听了我的介绍，他们说是好过了一些。

    我必须讲明，斯时的数量可观的美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把中国视若地狱的。美国人的自信带着天真。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陷入泥潭不是偶然的，按照美国人的逻辑，去掉了大魔鬼萨达姆，送来了美国式的民主，伊拉克人还能不感恩戴德，载歌载舞？

    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少谈理念与意识形态，讲中国的实际。市场经济与有关争议。日常生活的改变。消费的发展与终被认可。精神面貌的发展。发了财的作家与正在骂娘的作家。自由表达的甜头与限度。言论的宽泛与贬值。首都出租车司机的论政。电视节目的党性与电视广告的覆盖性。畅销书与文学。

    新的民谣。

    我大讲加强相互理解的重要性。我讲到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保持连续性的必要。我明确告诉听众：要求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只会引起更大的动乱。问题在于怎么样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的是造反有理，而邓小平强调的是实事求是。美国人认为当然的事情，到了中国不见得当然，而可能是当然不行。

    所以要理解而不是煽情。

    会场上不断传来掌声和笑声。他们说，一段时期以来，来讲话的中国人不是痛哭流涕的就是跳脚大骂的，他们已经不能想象介绍中国的时候能赢得掌声和笑声了。当有听者问我对于滞留不归的华人知识分子的建议的时候，我从原则上回答说：回去。中国的事只能在中国办。我认为如果以不归为代价定居海外，或者以不出门为代价定居大陆，都是太糟糕了。

    有人问我对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的看法，我谈到了据云的匈牙利的经验，他们将过往时代的遗物，集中放到布达佩斯一个“斯大林公园”里，成为一个见证，一批文物，一道风景，一个旅游点。就是说既不必讳莫如深，也不必再煽悲情，引吐苦水。

    在如此敏感的话题上我的这种讲法，必然会受到夹击。果然，一位“流亡”

    人物即此书多次提到过的那位先生，是我的另一边的吾兄，闻听，对此勃然大怒，语多不逊。

    命该如此。

    从九月到十一月底，我们尽情享受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红叶与橡树。其间我到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双子城去看望了在那边读书的二儿子王石。

    在纽约的皇后区，来自我国台湾的友人陈宪中先生为我们请来了著名音乐人罗大佑先生与他的姐姐，罗先生一面喝红葡萄酒一面唱歌，我可真有面子！

    ……人的心里应该有个广阔的世界。头脑里，文字里，经验里，阅读里，思考里都应该有这个世界。周扬说过，第一，社会发展是不能够跨越阶段而进行的，第二，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的。

    语重心长。

    63.不能够留下空白

    “急流勇退古来难，心未飘飘身已还。”这是我的古体诗《秋兴》中的最为得意的两句。陆文夫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说是许多作家当了官就再下不来了，此后当不成官，也不想当作家了。然而，王蒙能转体三百六十度，后翻七百二十度，稳稳落地，此属于金牌体操冠军动作，不是常人做得到的（大意，不排除我本人趁机忽悠的因素）。虽然此中滋味难于人道，但总的来说，我算走运，而政府的人事运作，也说明了我国政治文明的长足进步。中组部副部长（后任部长）吕枫同志特意从北京来到烟台，告诉我中央已同意我离开文化部长岗位。

    我得知后微微一笑，立即想到，是研究《红楼梦》、重读玉溪生（李商隐）、大写长篇系列的时候了，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学英语搞翻译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把我亲见亲闻亲历的新中国史记录下来，把我这一代新中国建立时期的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与青年革命家们的心路历程表现出来。

    作家皆是情种，揽月思飞，望洋兴叹，把桃花说得盛开，把荷叶描得凋落，趋革命如牛虻扑火，做名士似阮嵇再世，整个一帮子贾宝玉林黛玉，赵括谈兵，猴儿弼马；偏偏逢此盛世，北伐没完社会已经分裂，土地革命没有完又抗上了日，新中国的颂歌才起已经斗了个不亦乐乎，上山下乡的锣鼓远未止歇已经是上市下海，全民皆兵并未完成已经是全民皆商，全民办公司了；而批林批孔言犹在耳，已经在五大洲建起了孔子学院。你已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你已经舍弃一己奉陪一生，你应该拿出点什么感想——记录——见证来呢？

    我想写的是季节系列。春夏秋冬，天道有常，这命名的本身已经包含了一种理性的从容与客观了。

    一九九一年我开始写《恋爱的季节》。那时余华数次到我的北小街四十六号小院小坐。他对我描写身材高大的周碧云迅速与个头矮小然而活泼热情的诗人满莎忽然恋爱，而且一家伙就被抱到怀里去了，颇为欣赏。而倾心于大家风范与高姿态的李子云对此段反感已极，认为我写的这样的人物“干脆有毛病”。她无法接受革命高潮凯歌阵阵中的粗鄙与简明——其实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使社会与人生简明化了——这真有趣。

    我始终认定，革命与恋爱有许多心理同构之处，至少是对于小资知识分子们如此这般。

    我写的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的气氛，真实的天真烂漫。也是极端的幼稚与轻信，再加上一劳永逸的幻想与许诺，舍我其谁的膨胀，与压倒一切对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语出“大跃进”民歌）的豪情带着牛皮。

    却又是万众一心的正义感、使命感，让天下穷人都解放的责任心，千年铁树开了花的大欢喜，与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

    歌词）的宏伟理想。

    ……洪嘉甚至是与母亲以及另外两对情侣同时举行婚礼。帝国主义因而发抖……你觉得太夸张吗？然而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中国的真实，革命的真实。

    解放感与幸福感，曾经那样地激荡着几亿中国的受苦人。“旧社会，好比那，黑咕隆咚枯井万丈深”，郭兰英的一声唱令人泪流满面。我就确实参加过同事的母女两代人同时举行的婚礼。那时的街道老太太革起命来一点也不比左翼大学生差，令许多革命知识分子逊色。如果不是这种情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反而是不可理解的了。

    有论者认为我在讽刺，嘲弄，其实是为了“谋杀”否定革命的幼稚病，五十年代的幼稚病。然而这样说太简单了。再现那时的真实，这是我的愿望，它带着幼稚，带着夸张，带着浮躁，带着虚妄，同时，它成就着中国历史的天翻地覆，世界历史的崭新一页。有的人认为它是灾难，当然，对于他们岂止解放是灾难，辛亥革命也是灾难。我则是欢呼历史的行进与大手笔。

    解放带来了多少新意，多少新名词，新用法，新人名，新书名，新讲法，新刺激……使人耳目一新！哪怕是老区的套话，对于才刚解放的人民也是新鲜的，魅力无限的。

    而且这些都是自觉自愿。把这样一个时代的特色说成组织的安排，连恋爱也是组织的安排，至少是不全面的。我在五十年代的经验就少有组织来安排恋爱的，但是更可惊异的是，自己选择安排的恋爱，甚至比组织的安排还“左”

    得不近情理。

    这里并不需要作定性定量的分析，王某只是把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告诉你。

    动人与夸张同在。简单与爽气同在。积极与迎合同在。雄心与牛皮同在。热情与无知同在。悲情与喜剧同在。必然与偶然同在。灾难与伟大同在。理解与超越同在。怀旧与自省同在。戏弄与叹息同在。

    感谢中央党校的李书磊同志，他相当体贴与认真地读过此书，论过此书。

    写作《恋爱的季节》过程中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小说写了四分之一后，我购置了第一台电脑，二八六，针式打印机。我先用拼音法输入汉字一年，次年，即一九九二年秋。我由于为谌容的长子梁左与姜昆的相声集写序而与他们有所接触，梁左特别诚恳地劝告我一定要用五笔字型。我也确实感到了拼音法重码太多。例如一个一字，拼作yi，用现今的微软全拼程序，可以拼出四百七十九个同音字来，足以令用者“晕菜”。于是我从头学五笔字型。我根本不去背诵莫名其妙的后现代风味的口诀，什么“王旁青头戋五一”，这种东西谁能背得下来？

    我上来就用，一上午打出二十来个字，边查边打，边学边用，下午就能打百十个字了，三天后，基本学会了。

    许多事我都是这样的，我缺少良好的前期教育与训练，从来是在用中学，急用先学（对不起，此词出自林彪），以用当学，学了就用。

    用电脑的第一个感觉是把简简单单的写作本身大大地对象化、丰富化、过程化与趣味化了。过去，桌上有一块地方，摆上几页稿纸，一支钢笔，能写字就行了。现在，一下子热闹多了，电源，电线，各种插头插口，开机，“片头”

    显示与音乐，商标与数字，英文与乱码。还有那么多键。

    第二是舒服多了。用电脑写作的身体姿势比较端正，腰要直得多，手指的敲击也比三个手指的握笔特别是中指与笔杆的摩擦舒服得多。我至今不用钢笔已有十六个年头了，中指第二个关节的左侧，仍然保留着一个卵形的趼子。屏幕不如纸张稳定，这是一大缺憾，液晶显示屏幕已大有改进。同时眼睛与屏幕的距离远比写字时与纸张的距离远，有优势。

    我还说过，用电脑写作，增加了书写这一劳作本身的游戏性。

    我们的文化中长期有轻视游戏、禁止游戏的传统，业精于勤荒于嬉。但是事物有另一面，当劳作的技巧达到精微，劳作的过程达到引人入胜，劳作本身就变成了愉悦人我的游戏。为什么怕游戏呢？为什么一听到找乐儿呀，玩儿啊，就那么如临大敌呢？

    一段插曲：我为东北某报的文艺副刊写了一段发刊词，意谓报纸设个相对轻松一点的副刊对读者大有好处。包括领导干部，翻翻副刊，长长知识，换换脑筋，有助于掌握节奏，从容处事。后来有一张小报批判“游戏救国论”，不知道是否有针对我的意思。

    于是有了王蒙整天玩电脑游戏的传闻，甚至说是王某已经闯过某种电脑游戏的百十道关卡了。其实至今我还没有玩过一次电脑游戏呢。既然用电脑写作已经如此的“好玩”了，我反而没有必要去专门玩什么电脑游戏。

    出现王玩游戏的传闻，倒也有时间特色。一个有着这样传闻的王蒙，是不是比真实的王蒙更可爱一点点呢？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用电脑一写，会变得滔滔不绝、天花乱坠起来。我则不知道这究竟是历史与时代的特色，是个人风格使然，是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电脑这厮造成的。

    书写过往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昨天已经古老。这是一。我们的国人既保守又趋时，既好古又健忘，既驯顺又反叛，既马虎又急躁。这是二。人们的简明化习惯在面对昨天的时候更加凸出、急切和肆无忌惮。书写昨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或者是窦娥呼冤，或者是李奶奶痛说革命（或反革命）家史，或者是抖猛料揭秘闻，或者是《古拉格群岛》式的痛骂与煽情。人们要求极端，要求痛快淋漓，要求破口大骂，要求卷它个稀里哗啦或者讴颂它一个叩头出血。

    这是三。这不能不使人想起韩少功写的丙崽，只需要两句话：或者是爸爸爸，或者是×妈妈。

    然而，如果没有我的书写，这里将留下空白。

    64.咱有这样好的师长与朋友

    一九九一年有一次我去看望初到中央乐团担任指挥的陈佐湟。此前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了音乐博士学位，那时学音乐的人有博士学位的很少。我喜欢他的交响乐，更欣赏他的教养和风度。

    在陈家，听说张抗抗住家在此小区。并听说她的爱人小吕风波中出了一点麻烦，身陷囹圄（后来没有事了）。我乃决意去做一回不速之客，看望一番。张抗抗未在家，我给她留了个条子。过去，张虽然常常在京，我们并无来往。此后，我们与抗抗的交往多了起来。

    我与芳，有时候还有张抗抗搭伴多次去过宗璞那边。那时，冯友兰老先生还健在，九十高龄，忙于哲学史的写作。用刘心武的话：是真名士自风流。宗璞没有高级职称，没有一官半职，没有级别待遇，但是她受到同行与青年们的尊重。

    《红楼梦》，李义山，这都是宗璞爱谈的话题。能够与宗璞谈诗论文，也是一种清雅的享受。虽然她或有时也抨击时弊，带棱带角，但是尖锐的话从她嘴里出来，似乎经过了类似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雅化、“礼化”处理，令人悟到世界上只能以礼文对待野蛮，以高雅对待粗鄙，以雍容对待急火攻心；这样，才有希望。否则只能是对立双方的趋同，是以暴易暴，以鄙代鄙。她说话慢条斯理，声调特别像我国早期有声电影的配音。

    她在文学圈子里，颇受尊敬。我在北京文联时曾经随着林斤澜、刘心武等一起来找她。林、刘也各有各的个性，但是在尊敬宗璞上，大家意见一致。比较不喜欢宗璞的书斋风味的是林默涵，相信林老更较真的是工农兵，林老坚持只有与工农兵相结合，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才有革命的崭新的文学。

    他老人家讨厌书卷气，文人学人的家学渊源。但是胡乔木欣赏宗璞，八十年代一次宗璞住院，胡老关心并给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他看了宗璞写的《哭小弟》，给宗璞写了信慰问。哭的是宗璞的弟弟，英年早逝。

    宗璞是一个大孝女，她始终耿耿于怀，一位学界大人物在国外说了冯老一些不是那么负责任，更是绝对不肯好汉做事好汉当地认下来的话。她一直憋着气，有话要说，却未必能够得到理解。

    好在使宗璞不快的关于冯友兰的风言风语没有再发展下去，过去了。这也算“后文革”时期的一大进步。

    有一次我与芳约宗璞与蔡先生一起游香山，时值春日，良辰美景，心情愉快，春游云云，也令人回忆起校园生活。走了山路之后，我们到颐和园东门旁的一个不太大的西餐馆吃午饭，说好的是我们做东，出门前我负责带了钞票。

    朴朴素素，简简单单，吃完饭我怎么找也找不到钱了。我面红耳赤不要说，芳羞愧得掉了眼泪。宗璞一再安慰，说是坚决接受我们的“请客”，她先垫上，把发票给我们，等我们回家后给她如数把钱寄来。芳仍然难过万分，无法平息。

    而在付款离去之后一秒钟，我找到了钱了。是在另一个褂子口袋里。

    现在，蔡先生已经不幸病故。宗璞几近失明失聪。她仍然坚强地生活着写作着。二零零三年，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召开我的创作的国际研讨会，她的论文的题目是《耳读王蒙旧诗有感》，单这题目也令人感动。

    除了宗璞，我们与李国文、谌容、张洁等也有许多交往。一九九一年春天一起去了一次大连开发区，感受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我还与林斤澜、童庆炳、韩静霆、何镇邦等文学人一起应一个公关协会的邀请去了一次牡丹江，我们在镜泊湖游泳，享受黑龙江的夏天。我也非常感谢那些对我表达了关心和友谊的温暖的艺术家，例如郑振瑶，例如李谷一，例如王景愚，例如一些音乐家和画家。一九九二年两会期间，魏明伦带着黄梅戏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美丽的马兰来我家看望。可惜，到了魏先生给我们照相的时候，相机突然不灵了。

    我给了魏明伦两首我头一年写的诗。诗是在北戴河环保局培训中心小住时写的。那里每天早晨吃炸得极香的大油饼。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同时想念一些文友。享受一种不无甜蜜的休息与伤感。如诗题所写，享受怀念和温暖。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一些师长、老同志接触。头一个是夏衍。他此时已经住到了绒线胡同，二进的四合院高高大大，风雨走廊从正房可以一直走到大门。院里两株巨大的丁香树。房子很好，摆设没有，家具极简陋。其实夏老有珍贵书画甚多，如果他想办法，这些价值连城的书画足可以使他的住宅堂皇富丽。他最后把全部宝贝，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了。夏老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夏公（一般称他为夏公，这是早有的习惯称谓）虽然年逾九十，他的个性是干脆利索，清楚明白。张光年同志比他小十岁左右，但是据说他们二老通完一次电话，夏公却抱怨光年说话速度太慢，倒像夏老是一个性急的小伙子。从“文革”后我第一次见到老人家，他一直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说是他的体重一直不超过四十公斤。我要说，对不起，他的瘦的形状具备了一种骷髅精品风格，他的人与他的头脑都只剩下了精粹，再没有多余的一克东西了。

    我在这段期间访问夏公的频率极高，但每次很少超过一小时，一般就是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各自谈一些彼此关心的政治的与文艺的信息，略略交流一下想法，说一两句笑话，谈谈养猫与世界杯足球赛，再见。

    夏公女儿沈宁说老爷子就是欢迎王蒙来，王蒙的快刀乱麻的风格与他对路，投脾气。

    夏公关心政治，但他从来不多说个人的飞短流长，有时他略略一笑，表示对某人的不感兴趣。有一次说到文艺界是鲁太愚与全都换。由于与韩国两位政治家姓名谐音，令人解颐，这在他，就算是说得最刻薄、最严重的一次了。

    有一次我们二人正在说话，他看到了新来的报纸的书刊广告上登有《世界文学》最新一期目录，目录中有我的译作契佛小说。他说了一句“了不起”。这是他对我个人说过的唯一一句夸奖的话。谈起翻译，我不能不回忆起解放前在北京图书馆看沈端先署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那时候读《母亲》，我的心情与读《圣经》一样。直到夏衍死后，我才留意到《母亲》是他翻译的，夏衍就是沈端先的笔名。

    华艺出版社要出一套《名家新作大系》，请夏公作序。夏公说是他视力不好，为难。我乃起草了一个稿子，请他过目。他一看，就告诉沈宁，这一看就是王蒙写的嘛，怎么好署夏衍的名？下次见面，老人家已经“另起炉灶”写好，并安慰我说：“我已经吸收了你的意见，在你的草稿的基础上写出来此稿。”我一看，知道自己的草稿已被“枪毙”，但也假装合作顺利的样子。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们互相都没有绝对直爽地对待对方。

    夏衍与世纪同龄，一九九四年他的生日，赵朴初为他题写了“九五之尊”

    的贺寿词。一九九五年二月，他病危。直到昏睡过去前几个小时，是一个早晨，他对子女说，此日感觉不好，可能就此而去，他的后事托付陈荒煤来办。此时陈已身患不治之症，没有告诉夏公。我不知道是否他的子女神态有异，他补充说，还有王蒙，找王蒙吧。如果论一世友谊，以及辈分，我当然不能与荒煤相比，但是夏老最后提到了我，我不能不为他的信赖与依靠而感动。我能够略略告慰于夏老的，一个是通过我个人的反映转达，上书各领导部门，促进了一九九九年对于夏公诞辰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的举行。一个是协助周巍峙老主编了《夏衍文集》十六卷，完成于二零零五年。

    一辈子活得这样明明白白，干干净净的，实在少见。据说夏老晚年曾“检讨”

    说，自己的一个“缺点”是活得“过长了”些。

    再一位老同志是曾任新四军秘书长、中联部部长、中顾委常委的李一氓。

    他原是创造社的成员，也是文人。据说一位极高级领导曾经说他，如果能彻底消除自己身上的文人气，他本来可以担当更多的重任。

    我们同样可以无话不谈。他对我有许多教导，正确对待党内歧见，对待党内斗争，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沉得住气。首先要稳住自己。他热诚地关心我，保护我不受太偏激的过分的打击。他最大限度地运用了他的影响。

    李一氓同志体重与块头都很大，他不像夏公那样伶俐，说话动作都非常持重，缓慢，慎重，喜怒不形于色，当然，这也是功夫。是我尤其缺少的。

    我想起讨论精神污染时一氓的一个发言，他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慎批人道主义，例如法共机关报的名称便是《人道报》。他讲这个话，当然很有权威性。

    一氓的书法极佳，古朴劲道，苍凉重拙。他去世前送了我一幅字，抄自《文心雕龙》。他的去世似乎只是由于身体的沉重，经历的沉重，语言与思想的沉重，终于无法承担下去了。

    光年仍然是我拜访最多的一位老前辈。心事浩茫连广宇，我对这些老人的所思所感所苦，都极其感动。他们尤有豪情在，光年家里的客厅墙上悬挂的字最感人的是“勤奋延年”四个字。他在完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编辑自己的著作，继续翻译《文心雕龙》，整理历年日记，阅读年轻人的新作，接待来访者，仍然十分忙碌，每次见面，他总要先说说自己近日做了些什么事情，从中作一些回味与总结。

    也有一个不长的过程。一开始我建议他继续进行与做完六十年代开始了的用白话文翻译《文心雕龙》的工作的时候，他曾略有难色，说是扔下已经太久了，后来，他还是完成了。而且，他的儿子说，他最可能留下来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一个是《文心雕龙》的翻译。

    有一次，我拜访光年，若有所感，回来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济南》，我写到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写到老人的感慨与梦。宗璞看了，电话中告诉我她觉得我写得苍凉。

    这段时间，由于张洁的关系，我有机会与曾任机械部副部长的孙友渔同志有所交往。他是“一二·九”时期涌现的革命家。他有一个主张，对我启发很大。

    什么事做得成做不成，都要做一下，申报一下或者建议一下，做不成也要留下一个记录，要立此存照。

    当然，讲到师长，我还应该讲到巴金、冰心、周巍峙、王昆等，由于在过去的文字中写过较多，这里才没有多写。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文化部的一些中层基层干部，还有工人，他们的友善，他们的正直，他们的干净与真诚，使我永远难忘。尤其是原艺术局长方杰同志，他是老革命，他纯洁无私，他宁愿先期被炒了鱿鱼，也绝对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他是诗人张志民的老战友，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八路军，他是真正的八路。

    二零零五年，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上，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要重视对于王某人生轨迹上的若干“拐点”的研究。王在仕途（教授的原话）一帆风顺时突然要做文学，以少共之身被划成右派，可以安居乐业并且有了体面的工作了，突然要求去了新疆，在新疆扎下了根又回到北京恢复了老革命的身份，写作正处旺盛期，受命文化部长，只干了三年多坚决辞下……如此这般，我自己也觉得有趣，我过去也没有想过。看来，我还挺能折腾自己。

    65.我去台湾

    还是我在哈佛燕京学社作研究的时候，接到加州大学郑树森（VilliamTai）教授的电话，说是希望我能够参加是年年底在台北举办的活动，《联合报》做东，包括大陆、香港与台湾的作家参加，叫做两岸三地——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

    我问台湾当局会同意我入境吗？郑教授说，不妨试试。

    由于“九二共识”，那一段两岸关系比较好，前不久，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刚去过，曾任文联党组书记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吴祖强也去过了。

    直到我自美返回北京，台湾《联合报》把机票都寄到了，台湾当局仍然没有正式核准下来。就是说，台湾方面批准我入境用了差不多一百天的时间。由于时间迫近，《联合报》连续给我订了五天机票，设想研讨会头一天手续没有完成，去不了，可以第二天，或第三天，或第四天成行，只要能露一次面。

    等台湾当局的公文下来，离开会已经只有六天了，由于我事先已向文化部转国台办报告了此事，大陆方面用了五天时间办完有关手续。当然，对此，有关领导也很重视，不但有最高领导人的批准，而且有所有高级领导人的圈阅。

    去一趟台湾何其麻烦也。先到香港，入境后立即赶往金钟，到台湾驻港的中华旅行社，换取台方的正式旅行证件。再给台湾邀请单位即《联合报》去电话，请他们与有关机关联络，把正式的同意入境公文送到桃园机场的入境处，由桃园机场通知香港机场，港方的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才肯给我们办登机手续。为此，我们在香港机场等了四五班，原定航班根本不让你登机，气得同行的来自上海的李子云极不快，声称不去了，不去了。最后到达台北，已近午夜。大陆客的行李悄悄放到一个无人注意无人知晓的角落待取，与其他旅客的行李拉开距离……似乎是“潜入”一般。

    到了圆山饭店，具体主持人，《联合报》副刊主任、诗人痖弦接待我们极其热情，陪我们吃了一碗肉丝汤面，一只小花卷，几碟小菜，洗去了不少疲劳和憋闷。

    圆山饭店位于台北市郊的圆山山腰，号称十四层宫殿式建筑，雕梁画柱，大屋顶，古色古香。前临基隆河，后倚阳明山，东边松山，西面淡水。样子是很有派的。山虽不算高，饭店五百个房间窗口，都可鸟瞰台北市昼景夜景。饭店基本上是官企，正面立着许多大红柱子，并挂了不知多少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参加这次研讨的大陆方面有北京的刘恒，上海有李子云、吴亮、程德培，本来还邀请了浙江的李庆西，但是李所属单位就是不让去。是官就有权，有权就管事，中央再说开放也没有用。另外有一些滞留境外彼时基本未归的文人，包括刘再复、李陀、苏炜、高行健、黄子平等，也在以大陆方面的作家的身份与会。来自香港的则有黄继持、小斯等，台湾本地的人就多了。

    大陆作家都是以个人身份来台的，台方是分别点名邀请，绝对没有给大陆有关方面留下选择、安排、组织、控制的空间。不知为什么，台湾朋友却坚持认为我们有一个代表团，团长是我，这也奇了。莫非说明台湾方面的与会文友是相对更有组织的？不会吧。

    与大陆作家谈港台文学相比，台湾作家对大陆文学显然更关注、更挂牵，也更痛惜和激烈，可说是炮声隆隆。

    有一位台湾文友说刘恒改编的电影剧本《秋菊打官司》写得太理想化，秋菊这个人物不真实（按，这个意见是批评大陆作品的，但是其逻辑与文学观念，却与大陆某些人如出一辙）。刘恒的回应十分别致，他说：“当然有这样的人物，我爱人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质朴真诚的说法，令人难以辩驳。

    李子云在讲女性写作的时候，顺便提到了张爱玲，并说她的为美国新闻署所写的命题作文《秧歌》与《赤地之恋》失之粗糙与概念化，立即有台湾作家为之辩护。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

    刘再复的发言提出，大陆文学四十年的发展是“从独白到复调”，意思是原来单打一，现在是多种多样的了。会上掌声不少，但我去卫生间时，听到也在卫生间小解的两位台湾教授极其不满，说是刘的名词用错了。盖是俄国有一位理论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提出了“复调”与“独白”的概念，这是一组特定的概念，台湾教授坚持学院派阐释的规范性与严肃性，而再复，本来也应该有点学院派的，他宁愿意望文生义地借用这两个词，这倒是反映了两地的学风的区别。

    我国台湾有一著名作家李乔，与云南一老作家同名。台湾李乔突然在会上发表一个声明，说是他所以与会，是出自对他的老师齐邦媛的尊敬，他其实不认同台湾文学是从属于中国文学的。他的声明，显然是受到“台独”压力的结果。

    余光中先生在首次的晚宴演说中，就批评了所谓“台语写作”的作茧自缚、自我边缘化的主张。余先生还讲到了小岛也可以出大作家，例如爱尔兰，就出了王尔德、詹姆斯·乔伊斯、萧伯纳等。余先生还说，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文学的三座仙山。

    台湾作家中也时有小的碰撞。一个是留洋（不归者）派与本土派之争，本土派大骂留洋派对不起用血汗钱铸就了他们的旅美幸福生涯的父老乡亲。留洋派则高高在上地一笑。

    还有台湾文学的边缘地位与中心地位之争。后来这样的争论延伸到了大陆。

    我始终不感兴趣。

    最后一个晚宴的讲演者是我。我的讲话的题目是《清风·净土·喜悦》。

    我一上来就定下了一个从容的与乐观的调子。我来台湾是为了以文会友，为了享受宝岛风光，为了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中华文学。我不可能跑到台湾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真正的有信心的作家，也不可能为自己的地域、集团、派别而争执什么。我坦然承认有过“疑无路”的试练，然而我强调的是“又一村”

    的光明。

    我力求登高望远，心平气和，用理性、和谐与文明，去战胜乖戾的炮声隆隆。

    我强调我是过来人，我懂得轰来轰去把自己的心灵轰成一片焦土的悲哀。我的话有几十年的国家的与个人的经历做依据，我的话是有力量的，我其实嘲笑了那些极端的搞语言轰炸语言暴力的人，不管这样的人在哪里。

    我要说的是，在场的我的老同学，在台南任教的著名戏剧家马森先生，听到这里流出了眼泪。

    我讲完话，马森噙着泪来与我交流。李子云过来说，她从来不当面奉承谁的，但是这次她要与我握一握手。《联合文学》发行人，《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的儿媳，此报现董事长王必成的妻子，“美女作家”张宝琴给我写了一个便条，称我是“海峡两岸第一人”。我当然不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成绩，而是历史，是与时俱进的调整，是总体的和平、和谐、亲和的调子，使我们能够在台湾登上以善制怒、以和代狭的道德制高点。

    同时，回到北京，我又遇到了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恶意，他们努力一次又一次从境外的报刊上寻找片言只语，证明我的台湾之行如何之糟糕。这些自己办不成一件事写不成一样作品说不出一句像样的动人的话，却又如此痛恨一切建设性的努力与尝试、生生要你也做不成事的人们啊。

    而河南作家张宇说，王蒙有雷锋精神，他带了一批研究生，研究生拼命批他，批得王形象更清纯，而研究生们也都赶上了车，捞到了实惠。

    台湾的这次文学讨论会，开幕式上时任“行政院长”的连战先生出席并讲了话。他到来的时候由保镖排成两行人墙，威风凛凛。他的讲话比较呆板，远不如此后他来访问大陆时的发挥。

    《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专门请我与芳吃一顿涮羊肉。王老说话口音很重，由一位年轻报人给我们当“翻译”。此后数年，在台海局势很不好的时候，王惕吾先生去世，通过文化部与国台办，我坚持给他的家属发去了唁电。

    我拜访了我的小学老师华霞菱女士，她已退休多年，用一次性退休金购买了一套公寓房，不算宽裕。我们在她家吃了饺子，感觉与在北京无甚不同。她的三儿子在国泰航空公司做事，我们离开台北时，他穿上制服为我们送行，给我们的舱位提升为头等舱。

    我还拜访了原“立法委员”阿卜拉·提曼。他是伊宁市人，据说家就在伊犁州银行一带。他的大女儿永乐多斯（即yoltuz，维吾尔语“星星”之意）定居马来西亚，是一位同行，我们早有联系，相处甚好。我的描写伊犁农村生活的小说集维吾尔文版《心的光》通过永乐女士传到了阿老手中，他读了又读，放到枕边读，他自称读得老泪纵横。他与我一起喝了两瓶白葡萄酒，他说他自己算不上维吾尔人了（约指在台湾少有维吾尔人，他的家属也都不通维吾尔语），“老王才算维吾尔！”这也算过奖了。

    我与旅美诗人郑愁予一起去了淡水，当地台胞极其热情，把他们的珠宝拿出来陈列示客，把他们吸了一口的香烟递给我吸，使我深受感动。

    一九八零年在美国多次见面的我国台湾乡土诗人吴晟从远地乘长途汽车来台北看我，他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必须赶回去，因为他还要给学生上课。

    其情亦十分可感。这些事例，使我深深感受到台湾本地土生土长的同胞对大陆同胞的深情厚谊。我还有机会到阳明山去喝冻顶乌龙，一切按严格的程序办理。

    可以清心，可以明意，可以静笃，可以和谐。

    郑愁予两次带我们清晨去喝永和豆浆。我在此年访问新加坡时已经领受过永和豆浆的美味，尤其是他们炸的油条，酥脆鲜软，令人留恋。

    会后，《联合报》招待我们去了太鲁阁横贯公路，我们还到花莲证严法师所在的庵寺，听到众比丘尼的晚祷。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在台北市闲逛，但还是去过一次新东洋食品店。来此地前，我吃过该店的蜜饯金橘与凤梨酥，都很精致，他们的肉松里加一些海菜，风味也不错。另外我在服装店买了一件蓝色条绒西装，我觉得做工与销售服务都是不错的。在台北做客，生活上绝无异乡之叹。

    一九九三年一年，与芳一道，走出国门，前后访问了新、马、意、美四国与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在境外就待了四个多月。世界真奇妙，中国真热闹。

    天地真辽阔，朋友真不少。回来后一次听京剧，碰到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他说：

    “你出去讲学了吗？效益怎么样？”我回答说，很好很好。到处走走，开阔眼界，益处颇多，有助于消除坐井观天、作茧自缚、夜郎自大、关上门称王称霸的毛病。

    也有助于消除崇洋媚外、少见多怪、看花了眼、拿上个鸡毛就当令箭、拿到个棒槌就当真（针）的毛病。

    66.我仍然太幼稚了

    一九九四年，我的快乐已经堪称圆满，写作、出访、会客、游泳，讨论问题，关心社会，自由而又充实。

    乐极生悲，此话端的是真理。稍一不慎，就出了小小麻烦。

    首先是中国的所谓专业作家体制。这一年我们到承德出席一个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有关散文创作的座谈会。台湾作家、出版家郭枫支持了这次会议。

    会议中间，上海《文学报》的一位记者闲聊中问我，对于现行的由作协“养作家”（这个养字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的体制有些什么看法。我说，这种体制是有一些流弊的。首先是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生活是主体，在先，然后是创作；但是对于我们的“专业作家”来说，似乎写作才是主体，生活实践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事情了。

    还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所谓专业作家的代表作，恰恰是没有当专业作家之时写出来的，而当了专业作家之后，几十年过去了，乏善可陈。

    当然，国家是有任务也有可能来支持作家的创造性劳动的。第一，我主张设立国家文学院，设立院士制，维护一批老年精英文学家的生活与社会地位，优厚礼遇，如科学家然。第二，设立文学创作基金，根据课题与本人创作的记录，申请、发放创作基金，不低于目前以月工资“养”的数额。第三，设立高级别、高数额的文学奖金，以突出对于杰出作品与作家的支持。第四，设立各类比较广泛的文学奖金。第五，大大提高稿费标准。第六，对于因非文学的原因被要求推迟或暂停出版的，应该由有关方面发给补偿金。第七，一些大学，一些大的出版单位，一些大的文化团体与文艺演出团体，一些大传媒，可以“养”一些作家，并向他们提出一点灵活性较强的任务。

    其实我这些意见并非新论，早在十多年前，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就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关于改革专业作家体制的一些探讨》一文，提出了类似的原则性意见。

    这篇文字写得很早，立论比较严谨，堂堂正正，浩浩荡荡，从与生活的联系的角度而不是经济的角度来谈问题，比较能够高屋建瓴，难以驳倒，话也说得全面一些。原因在于这篇是我自己写的文章，我遣的词造的句定的稿。我对它当然负有完全的责任。

    一九八三年的文字引起了一些省市的注意，并且想作一些试验。我当时的身份是新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有人分析说，此文是有背景的（王按：并无其他背景，别慌）。有的省乃规定专业作家月工资只发百分之七十，另外的生活补贴，则与发表作品情况挂钩，发表作品越多，得的越多。如果自认短期内无写作计划写作意图，可以自动申请转岗。

    这样的试验似乎也未能坚持下去。

    《文学报》的记者简要报道了我的对于专业作家体制的说法，却没有详报我的替代主张。这回可糟了，似乎是老王把全国的作家同行全卖了！

    先是上海的陈村老贤弟说话了，什么？王蒙不让养作家了？王某要端我们的饭碗？你前一段不是蔫了一阵子了吗？现在又活动了您啊。一活动就先害我们啊。

    另一位北京的老贤兄，老朋友，好朋友则严正指出，文明的国家都是（？）养作家的，不养作家是不文明的。

    于是我后悔不迭。第一，我哪里想得到与记者随便闲谈两句话就成了报道，记者记者，你们都是害人精，是定时炸弹或者地雷！第二，我还以为我的立足于改革、立足于扩大创造空间的意见能受到精英知识分子们的热烈欢迎呢。第三，我还以为，此时我已经不代表领导方面或权力方面，我可以探讨探讨一些事项呢，谁知道人们是这样的羸弱，这样地敏感于自己的利益会在改革中被触动！由此可见，咱们这里的改革该有多困难！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也许不仅是措辞的问题，什么叫“养着”呢？作家同行说，我们缴了那么多税，我们赔了那么多时间和劳作，究竟是人民养着国家呢，还是国家养着人民呢？

    也对。这个“养”字我完全是跟着记者走的。我不慎重也不够精细了，对不起。

    还有另一位老贤弟，认定这么伟大的国家，当然要养一些“北门学士”之类的御用文人啦。

    ……后来的作协领导与头面人物，显然吸收了我的教训，他们强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至少不让任何人为“失养”而忧心忡忡。他们强调由于法制还不是那么健全（此话微妙，心照不宣），还是不能改变类似“养”的办法的。

    大家都需要的是定心丸。没有谁愿意放弃已有的福利。

    然而非专业作家们，网民们还是有各种说法。

    它从反面证明了作协的存在给它的会员们带来了多少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心连着心，你不可能自我疏离出去。

    它从正面提出了这个体制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必要，至少要有一个说法，有一个交代，有一个对人民的对所有纳税人的责任。

    至于我们要坚持的体制或办法，也要向百姓说清楚，我们需要更多的宣传解释。

    次年即一九九五年还有一事值得写在这儿，那是西方世界的事，且让我们看一看在那边，文学是怎么样操作、运作、炒作的，除了不知道那边的作家如何劳作，别的“作作作”倒也令人开眼。

    一九九五年我应华美协进社与一所大学之邀，在访问加拿大后与芳一起顺访美国。这个协进社（ChinaInstitute）在当初是胡适创办的，主要成员是美国主流社会人员。我在那里介绍中国文学近况，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充当我的翻译，流畅无比，有时我们俩用中英文互相开开玩笑，如同对口相声一般，效果极佳。

    也是这次，美国笔会的能干的女秘书（长）专门找了我提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发给北岛，你知道吗？”

    答：“不知道。据我所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进程是高度秘密的，别人不可能知道。”

    她说：“但是我知道。”

    答：“唔。”（真厉害，真棒，真压你一头，可惜后来证明是假的，是吹牛。）问：“如果北岛得奖，你有什么反应？”

    答：“诺贝尔文学奖有上百万美元的奖金，无论谁得到，都值得祝贺，如果是你得奖，我也一定会祝贺的。”

    问：“对此事中国作家会有什么看法？”

    答：“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

    提问者两眼放起光来了：“为什么会有人不高兴？”

    答：“您不也是作家吗？您难道不知道，每个男作家或者女作家，多半会认为他或她自己才是最好的作家，为什么要佩服与拥戴北岛呢？”

    问：“那中国政府会是什么态度呢？”

    答：“现在谈中国政府的态度为时太早。而且，我也无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言。”

    她是多么失望啊。她是多么像一个用诺贝尔文学奖做红布的斗牛士一样，以虚假的红布（因为迄今北岛并未得到该奖，这位美国女作家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逗弄你与刺激你，然后她好看被激怒的牛向前扑打的笑话啊。

    如此这般，到了二零零七年，出来一个郭敬明加入作协的问题。其实我只知道小郭写过编过许多种受少年读者欢迎的书，此外一无所知。著名出版工作者金丽红同志问我可不可充当小郭的介绍人，另一个介绍人是陈晓明教授，我未加思索就同意就在他的申请表上签了名。我相信我是在做一件有利于小郭，更是帮助作协的大好事。

    我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风险，我本来以为，相信一个年轻人有可能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改善作协与八零后作家的联系，至少是缓和作协、文坛与八零后作家的关系，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文坛。我想当然地以为用与人为善的态度去表达对于一个可能有缺点的年轻人的善意，是正常的、良好的。我本来以为有缺点的作家也是作家，而且作协也好，别的协也好，根本就少有完美无疵的成员。我本来以为，八零后的作家郭敬明，申请入会是会受到真诚欢迎的。

    而郭以外的其他许多年轻作者，他们宁可选择对作协猛烈嘲笑，十足蔑视。早在十年前，七零后作家就发表过名为断裂的宣言，说作协只是会接电话的僵尸。

    对八零后作家缺少凝聚力与吸引力是作协的一个缺憾。我完全知道作协正悄悄地做一些工作，做一些姿态，意在团结与吸引这些新秀新人。何况近年兴起的是堂皇退出作协的一件又一件个案，更有一次又一次的以退出作协相要挟的个案乃至小群体案。连对郭入会持激烈反对态度的朋友也是以退出作协来示威的。

    呜呼！我本来以为，有权对小郭的入会、推迟入会、拒绝入会作出决定的只有作协党组，书记处，他们一定会作出正确的审批并对之负责。我从一九八九年就不具体参与作协的具体工作，尤其是从未参与会员发展工作。我曾受人之托，关心过温州一位电视剧作者的入会事宜，说了几次，直到此位姓汤的先生去世，他也未能入会。这说明，介绍是没有组织效力的，王某决定不了谁当会员。只有组织才掌握了审批的权力与手段，也才具有有关的责任。只有组织才能对有关事宜作出正确的决定与说明。他们也有义务做这件事。

    我本来以为，作家而抄袭，当然是可耻的，如确是抄袭，应该认错和改正。

    但可惜，有类似麻烦的还颇有人在，其中还有头面人物、优秀作家、我的好友我的座上客们、作协的“领导集体”中的座上客们。他们也陷入过类似的诉讼或关于抄袭、模仿、借用、照搬、参考、启发的语义学争议，多数败诉，个别胜诉，但也留下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糊涂账。我们完全可以更加理性地与人为善地对待类似案例。我还知道，不仅文学，电影改编、音乐作曲、绘画构图当中，都有过类似的聚讼纷纭，肖洛霍夫、毕加索、霍桑……都受过这方面的非议。人们不会全不知道。当然郭不是肖、毕、霍，他姓郭不姓肖或毕或霍。

    尤其是，我本来以为，一些饱经沧桑的作家会相信一个年龄只有自己的最小的孩子大的有写作才能的后辈人改正错误，会更多地去关心他的成长，做有利于他的成长的事，致力于消除他身上或有过的污点，像消除自己身上也有过的缺失一样。我本来以为，小有成就的作家们不会一心排斥一个犯过某些过失的孩子，倒像自己多么洁癖似的。我本来以为道德义愤与道德洁癖应该首先表现在律己、表现在自省与忏悔自身上，而不是对一个有毛病的年轻人疾恶如仇，拒之于千里之外。我本来以为作家多读过雨果，知道冉阿让也有过手脚不干净的记录，而我们不该骂他是贼，用一个贼字毁灭他的一生，后者是沙威的思维和行事方式，而不该是多灾多难久经试练以追求真善美标榜的中国作家的性格。

    我本来以为，作家们是悲天悯人，关怀大局，胸怀宽广的。我本来以为，中国媒体或中国作家必然面对着许多更值得义愤填膺的事情，更值得千夫所指的人和事，而大家都有足够的耐心与涵养，足够的善意与和谐，足够的理性与忍让。

    我本来以为，如耶稣所讲，我们都有罪，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对（以下限制词八个字是王某人加的）某些可以教育好的有罪的旁人大动肝火。我相信，一些朋友回想起自己倒霉的时刻，回想起其时趁机对你猛攻猛打的人，会记忆犹新。

    我相信，作家们思考的时候会首先剖析自身，会不忘记自身的失误、卑劣与尴尬，那才是对读者的起码真诚。知耻而后勇，这个对于勇敢的定义是太深刻了，而我们的一些朋友习惯于知旁人之耻揪旁人之耻以表达自身的勇敢与生猛。我还以为，谁都没有那么天真烂漫，以为中国社会，中国作协，各种团体，直到领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党里，就没有过一些成员具有不比小郭轻微的过失记录，就没有有过失而不愿承认自己有过失的人。我本来以为它不会成为事件，不会成为道德义愤的口水表演场。

    我仍然是多么幼稚，多么好说话，多么脱离实际啊！

    67.我的不识相

    那些年，我很喜欢去上海。上海的朋友多，上海人相对比较拎得清，上海人会生活，上海人少有那种一脸横肉一嘴教条一肚子斗斗斗出口就压人的伙计。

    九十年代开始，当时有一种经验主义的幻觉在个把自以为是文艺领导人的人中出现：认为其时沿海的多数省市的文艺“战线”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所盘踞，成了“敌占区”，而北方稍偏西的几处地方是“根据地”。例如山西是这样的根据地，承德也被说成了不但是根据地而且是一个革命文艺的“高地”，“制高点”。此语不知是否学的朝鲜。各项文艺工作就要注意依靠根据地，连调干部也是从根据地往大城市“沦陷区”派。

    这样的臆想只能使自己碰壁。根据地调来的人根本不是己类“战士”，与被臆想做敌人的人相会甚欢。高地上的人则更是愿意尊重各地风格各异的老作家。

    跑到上海讲什么什么文艺机构重新“回到了人民手里”，结果被上海作家询问，这些个机构是何时“沦陷”的呢？

    制定了许多批判方略，结果却是无疾而终。

    这里要考虑的是大局，是全局，是人民、全民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半途而废，是改革开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大事，是全民族的振兴大业，是是时虽然尚未提出但已经在酝酿的实现民族和解与社会和谐。此时已经不是当年毛主席勇于、巧于以文艺为突破口，发动振聋发聩、风云激荡、叫做试看天翻地覆的阶级斗争的大势了。中国经过了事件也好，风波也好，要的仍然是聚精会神地搞建设，是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是加强与改善党与群众的联系，是稳定、祥和、和谐、和解，是淡化至少暂时回避某些人民内部矛盾，某些历史公案，是营造健康快乐积极向上向前的太平盛世气氛，而绝对不是趁机大搞整风，哪怕是不叫整风的整风，不叫运动的运动。咳，老经验遇到了新问题，而您仍然喋喋不休，一条死胡同走到天黑，翻手为斗，覆手为批，还在那里等待新的“高潮”呢，呜呼吾兄，痛乎吾兄，愚乎吾兄也！

    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使我得到了一大启发，极“左”是没有出路的，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以“文革”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政策是没有出路的，极“左”

    与极右是互为依据的，极右同样是只能头破血流，祸国殃民。从一些人编辑出版《反“左”备忘录》受挫这件事上，我认识到，对“左”不要搞什么大批特批，大批特批的方法与举措本身就是极“左”的产物。

    我的体会，极“左”只能消解，而不要搞什么大批极“左”。生活是消解极“左”的，市场是消解极“左”的，经济运转本身就是消解极“左”的，执政党的地位是消解极“左”的，小说诗歌散文影片电视剧相声大鼓都是消解极“左”

    的……同时克服与消解极右。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就不能接受一些精英人物，特别是上海的文友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提出。乖乖，计划经济时期反而从来没有哪个精英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反而不失落人文精神，越是从物质到精神都严重匮乏的时期，越有高谈阔论，势如破竹，也就越有人文精神（！）。而现在，小平同志刚刚在南方说了几句有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极“左”的话，市场经济八字还没有一整撇，封建主义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空谈主义还十分猖獗，吃饱了没有几天，已经痛感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啦！

    实话实说，我太不严谨，太不郑重。我至今闹不清“人文精神”四字的确切含义。

    道一声惭愧，没有弄清词义就评论议论争论上了。问题是，谁又弄清楚了呢？

    说计划经济更有人文精神，并非全无道理，第一，计划经济做什么事都集体化团队化，不易出现孤独寂寞个人冒尖一人成功多人失败。第二，加上计划对欲望的克制，计划经济下那种自私与贪婪的人性恶会受到更大的压制而比较不容易泛滥。计划经济的理想性浪漫性人的全能性，更能够满足某类人的要求与幻梦。第三，计划经济需要说更多的话，提更多的口号，煽更多的情，写更多的文字文章文学，比各人自谋自利、各赚各钱富有语言性修辞性思辨性道德性理论性精神性与审美价值，高尚得多了。

    我不能忘记那位定居香港的年轻学人，所谓新“左”派之一的人士甘阳先生的意见，他说，在美国，百姓真傻，精英真精。在中国，百姓不傻，精英真傻。

    天机不可泄露，此话咱们先撂到这儿。师傅领进门，理解在个人。

    我的单打一与我的轻率，朋友们的天真与自我良好感觉，使我们一下子碰撞了一个不亦乐乎。

    这回我一下子得罪了一大批人，恰恰是我最看好、最欣赏、最喜爱的一批创作人与评论人。这就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供养作家问题我已经讨嫌一回了，斯事并未过去，如今又为人文精神问题得罪了那么多优秀的、有影响有威信的、自我感觉极佳的可畏的后生们，而且，直到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到了上海领奖与参加“面向新世纪的文学”的座谈会，我竟然对自己的失误与不妙处境浑然无觉。王某是够浑然的了。

    上海又给我发奖了，我多高兴。获奖小说是《棋乡轶闻》，是一篇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胡扯淡”的小说。字里行间，信手拈来，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大幽默里套着小讽刺，大夸张大荒诞里套着小叹息。主题是啥，一句话说不清楚，但是含有一种哲理，关于放得下与放不下的悖论，关于超得过与超不过的两难，关于较真与洒脱的弯弯绕。人生就是这样，你一天活着，一天就摆脱不开入世与出世，无争与有争，计较与不计较，投入与撒手的麻烦之中。

    有些作品我是拼命往荒诞里写，以致一些眼光短浅之人只看见了我的调侃与抡砍，直到封我为网络文学的始作俑者并断言“戏言是王某的唯一语言”。真令人喟然长叹，令人怆然泪下。

    可你又怎么能埋怨读者读你的书读得太少呢？

    其实我的荒诞含有不得已，我必须荒诞得使任何深文周纳者无迹可寻……除了胡扯还是胡扯，如马三立的名段子：逗你玩儿！再不让它发生“《稀粥》”事件或者“《宰牛》”事件。后一个事件本书暂时从略。

    我高高兴兴地到上海开会，发言，与为养不养问题与我争论的陈村老贤弟握手言欢。公开争论而且真名字发出来的都是好人好友。例如山西的韩石山，至今宣称他在三个关键时期都批评过王蒙，这为他增添了光彩。我当然乐于作出这方面的微薄贡献。

    然而我不识相，这也是标准的上海话。我的关于人文精神的文字已经激怒了不止一位上海的老中青精英，我还跑到上海来说什么保护作家呀，不要文化专制主义呀，不要极“左”呀……什么什么的。而一些文艺人，早已经对左呀右呀活活地烦死啦……如果你能够感觉到、理解到，并不会老有人对于周扬与丁玲争，或者夏衍、张光年与林默涵、刘白羽争论感兴趣，那么王蒙与贺某争，人家就会更加不感兴趣。

    还有一件蠢事，我在会议的发言中不点名地反驳了南京一位青年评论家的言论。我感到了他的矛头对准当代作家们，过于聪明啦，轻视散文啦，乱开玩笑啦，不像活鲁迅啦……我相当反感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中烈士出得太少的各类暗示。左联五烈士，雨花台的枪声，郁达夫的被害，王实味掉了脑袋，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丁陈集团，成千上万的作家划成右派，“文革”中《红岩》

    作者之一的坠楼，傅雷的全家自杀，郭小川在黎明到来时死去……你为什么那样嗜血？你的记录何在？至少这些聪明的作家还留下过杜鹃泣血、以身殉文的记录，你呢？

    鲁迅只有一个，废话，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与曹雪芹也都是只有一个，作家当然是不二的，能够克隆的作家一定不是好作家。

    问题是日子有那么点安定了，肚子越来越吃得饱了，口袋有发凸的趋势，稿费版税看涨，教授与作家都有各种名目的奖金津贴称号职位，是的，平凡有可能取代高潮，日子有可能取代爆炸，轻喜剧与反讽有可能代替一部分指天画地，短信小品是不是正在取代一部分悲情的诗朗诵？于是从小已经习惯了大喊大叫与声泪俱下的朋友们愤青儿们愤中儿们失望了！

    中国总是这么绝门。查阅资料，外国讲人文精神，是讲脱离神学的钳制，承认世俗与人，而中国讲的是脱离物欲的引诱，走向伟大的理想精神，甚至视世俗为罪恶。同样叫人文精神，外国强调的是人，人的而不是神的。我国强调的恰恰相反，我们强调的是原文中并不存在的文与精神，而不甚在意于人。

    绝了。

    对不起，我有这些想法，我并没有改变这些想法，但是我仍然后悔于我的轻忽，我本来应该更加理解，本来不应该有什么人比我更能理解青春的理想主义与愤懑心理，我本来应该更加理解所谓人文知识分子的求真理精神献身精神，我本来应该完全懂得中国一旦放开了市场经济，在解放了生产力的同时也“解放”

    出了多少罪恶与黑暗。我本来应该明白，人怎么生活便怎样思想，生活在外省的刚刚出炉的雄心勃勃的文艺文学青年一代，是怎样地对当今的文学当今的作家当今的小说诗歌不满意不过瘾，对电视剧、歌星、卡拉OK、咖啡馆等酸葡萄就更愤怒与轻蔑。本来，你也不是满意一切，包括同行，本来你可以跟着骂一骂，你也可以高尚一番决绝一番，没有比骂文艺骂同行更安全更拔份儿更看好的了，旱涝保收，一本万利。我们的社会时兴集体表现自己的道德义愤，表现自己的神勇无畏与生猛，例如站在一个已经跪下的铁人前吐口水，证明自己绝不会做卖国贼。至少在口头上我们绝对不能在道德的制高点前退后……而你要为同行们说话！你算老几？你替谁说话？你在护着谁？你已经早就不是文化部长，不是中央委员，没有任何人觉得你能保护他们，你既没有慷慨就义，也没有东山再起，你不代表作家，作家不需要你的代表。

    上海话就是说得好，你不“识相”！

    68.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九十年代初、中期知识界的混战，由于越来越不具有行政权力乃至暴力的背景，其杀伤力也就有限得多了。口水是淹不死人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跪倒一片、哭爹叫娘、心悦诚服、山呼千岁的场面。也没有出现宣布过时、威信扫地、黯然失色、销声匿迹的效果。我则小有过招、多有调笑、基本不予置理，同时抓紧机遇、享受生活、大力写作，漫游世界与伟大祖国。应该算是颇有情致地、在我一生中不那么多地逍遥自在了一段时间。

    有一位小朋友叫路东之，住家离我很近。他喜古文、书法、诗词、金石、绘画与搜集古玩文物。他常常来找我交谈，给我刻了名章，又应我的要求刻印了“无为而治”、“逍遥”、“不设防”三枚闲章。他后来在传统文化传承与收藏古物特别是陶器方面成绩斐然。

    小路给我刻了“大道无术”、“大德无名”、“大勇无功”三枚我的自撰格言章。对于一个写作人、读书人来说，一定的语言与一定的生活方式是互不可少的，是相得益彰或者互相拯救的。无为无术当然与我的无视各类小动作小谎言小伎俩的经验有关。无视，是我的主要一招，如果不吹牛说是绝招的话。我总不能降低自己的身段，去搞一些针尖麦芒、妇姑勃谿、蝇营狗苟、拉帮结伙的低俗事务，更不要说是阴谋诡计。与使计取胜相比，我宁愿意不设防而在俗人眼中一败涂地。所以我经常是嘻嘻哈哈，笑话连篇，心宽意广，一笑置之。

    我在香港认识了一位画家姜丕中，他送我两枚印章，一个是“直钩去饵五十年”，一个是“一笑了之”。福建书画家、文联主席丁仃先生给我写了他最拿手的大篆书法，辛弃疾——《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塞北江南云云或有会心，华发苍颜，则尚未至，斯时我的头发仍然浓密与漆黑，我是世纪末头发才变得花白的。

    万里江山，如果说是漫游，不止万里了，现代人有飞机，与南宋时期不一样了。

    与江山万里相比，我经常关注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我自己花了钱，也在文化部有关工作人员支持下，修整了北小街四十六号的厨房饭厅卫生间，安装了瓷砖、护墙，搭了一个小小的凉棚，还整修了门口的一间三角形房屋。

    最伟大的是我买了乒乓球案，先是放在院子里，用厚厚的塑料膜保护，不行，进了水，鼓起了包，我乃把东屋打通，迁入乒乓球案，还举行过若干次家庭赛事。

    有一件事也还有趣，我从亲戚家移来了两株树，一是柿子，一是石榴。由于原有的大枣与香椿已经覆盖了全院，此二树的生长十分艰难，而且常有病虫害，幸亏东四街道办事处支援市民家里的绿化，及时派员前来打药，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为新树争取阳光。最后两树都长得不错，我吃到了自产的石榴与柿子。守护石榴，使我增加了对于李商隐“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的诗句的理解。

    而最好的柿子是高高在上，够也够不着的。这个令人心痒与痛惜的经验，我写到《尴尬风流》里了。

    而《尴尬风流》的写作缘起是九八年在香港大学讲“通识”课时，阅读一些佛经故事的启发。一开始，我追求类佛学的玄思，写着写着，摆脱不了对于现实的尴尬感与风流感了。韩小蕙对此作的评价是“真好玩”，而铁凝的评价是，王某对于什么都感兴趣，王得算是个高龄少男。

    我在小院写《雨在义山》一文，讨论李义山对于雨的描写时，恰逢此院淅淅沥沥地落着春雨。“红楼隔雨相望冷”的诗句令我泪下。“一春梦雨常飘瓦”的句子使我迷茫。一心阳光明朗的王某却又那么迷雨，赏雨，悲雨，从小就这样，什么问题呢？

    而河南的评论家鲁枢元送我的则是请书法家写的“论万世”三个大字，并用小字写上王夫之的名言：“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厉害。论顺逆，不论成败。

    论万世，不论一生。”境界高远开阔，非我所能达到。但万世的说法我仍觉得太过，谁论得了万世？谁知道得了万世？能考虑到三世四世就不简单了，就差不多算神仙了。当然，意在长远眼光，阔大胸怀，则是毫无疑问的。

    记得八十年代第一次在法国大使馆的酒会上见到吴祖光老师，我说：“您看着精神很好。”他答道：“我们这些人，皮实嘛。”我后来有一次向他解释我对“皮实”

    二字的心得体会，什么叫皮实呢？就是旧北京卖布头的人所说的“经拉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蹬又经踹”。这时髦的“经”字读如“今”。

    九十年代，吴老给我题写了“皮实”与“生正逢时”的条幅。

    可感的是，不止一处书画机构，支持我多练字，给我送来了碑帖、字典、大全之类书法书籍，还有朋友送来了文房四宝。不止一个朋友要我给他们写“大道无术”四字，可惜是没有一张写得好的。

    还有陕西的、东北的一些书画家，其中有许多我素未谋面，也送来了他们的书画作品。

    至于无名无谋无功，我终于体会出来了，真正的大德是不可以吹嘘乃至不可以公示的，大德是一时看不出来的，有时是与时尚、与集体无意识不相同的，有时是更容易被误解的。大勇大智是不做在表面上的，是深层次的，是常常遭到误解乃至遭到诬陷的。我既没有掌握大道，也没有大德，谈不上大智，更没有大勇，但是我只是微微地体会到了不可轻举妄动，不可朝思暮想，不可整天玩心眼，不可设局使计，不可气迷心窍，不可对人记仇怀恨的那点意思罢了。

    不这个不那个不可这个不可那个，那么你去干些什么呢？读书，写作，学习，生活，自然其乐无穷。

    我喜欢生活，我喜欢日子。在我写《青春万岁》的同时，我也喜欢说“生活万岁”！生活是无法剥夺的，夸张的与自恋的张牙舞爪，抵不住平常心的一行小诗，一杯清茶，一首小曲。

    我自磨豆浆，每逢磨好煮沸，我与我的大孙子就大喊大叫“喝豆浆啦”！叫着所有的院落里的人一起喝，一边喝一边感觉到营养与精力正随着豆浆进入口腹，进入血脉，进入肌肉与骨骼。

    我排队买炸油饼，并趁机与诸邻里寒暄。

    我每天都要找机会在东四三条的自由市场来回走那么几次，购买蔬菜、鱼肉、山药与其他副食。拐到二条处有一家个体书店，名为“修齐治平”，我去了一下书店，立即被店主认出，多有交谈。

    我喜欢自己去邮局和银行办事。我愿意排排队，听听交谈，看看邮局与银行的业务员们是怎样工作的，体会一下日常的生活。作家中杰英找我在小院近处吃爆肚，我去了。他又约我凌晨去东郊钓鱼，我喜睡觉，没有下这个决心前往。

    一天早晨我购买炸油饼回来，碰到英若诚骑车经过，他是拿着小锅来买面茶的，那时他家住在朝内南小街。面茶是糜子面做的，加上芝麻胡椒盐与芝麻酱，美味至极。

    我相信北京的小康生活的定义是喝得上面茶与豆汁，吃得上驴打滚与艾窝窝。

    我每年都要找机会坐两次公共汽车，眼看着车子的质量与设备越来越好，车上的年轻人越来越时尚与大胆，票价越来越贵，觉得人生真是风光无限，前景无限。

    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家安装了两台空调，有高消费之感。至于冰箱与洗衣机不但早就有了，而且更新过了。所以要更新，都不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上的问题。济南产的什么小鸭牌洗衣机，根本没有坏，不知道自来水龙头被谁关上了，我乃自作主张换了新的，把旧机当废品卖了。而一台日本日立牌冰箱，由于我放置的地方冬季太冷夏季太热，不符合它的工作环境要求而报废。

    我的家与此期间中国城市的许多家庭一样，进入了家用电器飞速发展时代。

    电视屏幕越来越大，音响质量越来越高，微波炉，电磁灶，电烤箱，各种影像产品一应俱全。等到有了这些以后，才想通了：这又算什么呢？这样普通……怎么会羡慕别人的家用电器呢？这就是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呀。而那些侈谈精神的人，他们有什么权利轻视对于普通人的物质要求的关怀与满足？

    我注重锻炼身体，每周至少游泳两次。有一阵天天起早去景山，可惜未能坚持长远。只是有一次大雪，我在忙于写作，芳一人独游雪中北海公园，太棒了。

    有两年，我经常去首都剧场看文化部为离退休干部放映的电影新片，有两三部描写毛泽东的片子，我看得泪眼蒙胧。还有一批美国的警匪片，看得我走火入魔，我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虎头蛇尾是万事万物的规律”的命题。

    忘了是从哪一年，我再也没有去看过一次给老干部放的电影了。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闲适，有时忙累。诗曰：

    累累闲闲累，闲闲累累闲。累闲闲累累，闲累累闲闲。忙人勿嚣嚣，疲累休唠叨。要人勿倨傲，事多难做好。闲适不空虚，岂愁未扰扰？忙闲皆有味，卷舒自长啸。敲字兼读书，三餐防过饱。爬山复戏水，四时赏琴箫。

    朋友多交流，享受在思考。得失不屑言，优游弹古调。寒暑重健身，浮沉成一笑。宵小或叵测，丈夫何心焦？有酒只半杯，有肉贵精少。有诗应背诵，有言供探讨。如镜勤擦拭，如室勤打扫。心如秋水清，心如明月照。乐在忙闲中，不知老吾老。吃在干稀间，自嘲聊一笑。

    这里的第一个老，不是老（去声）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思，而是承认已老的意思。不知老吾老，就是未感觉到自己多么老的含义。

    我也就此想起了毛主席谈粮食问题时所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话，吉林话剧团演一出农村喜剧《啊，田野》的时候，硬让一批长寿老农民接受记者采访介绍养生经验的时候加上了一句：“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如果我总结我的一生，总结我的活法，不如就干脆写：“此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也许我应该把此书命名为：《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69.作协官事化了吗

    一九九零年前后，中国文联与其各协会做了全面的人事更迭。新“领导”上任，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副书记孟伟哉。作协这边，书记马烽，副书记玛拉沁夫。

    也有的省里的比较有志升迁的文联作协干部赶紧称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人为“中国文坛领袖”。

    巴金曾经收到主持作协工作的同人的信，说是要开作代会了，要改选作协的主席团，他们希望巴老继续担任主席，但不知巴老本人意见如何。

    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您会不明白吗？

    巴老未予回信，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巴老就提出过，他应该退下，请年轻一点的作家当主席。此时，他反而没有说什么——也不准备说什么。咱们这儿真能培养人，连巴金这样的老人家，也练出点招式来了。

    九十年代初期，巴金向我提出召开作协主席团会议学习贯彻小平南方谈话与十四大文件事，我代为反映了，未果。

    巴老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也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约在一九九三年，在上海他的寓所，他有一次说起：“张洁的小说《上火》……”带点轻度结巴地说着，他嘻嘻笑了。他还说拙作《稀粥》，成了“世界名著”了。他的四川口音把世界读成世盖，增加了幽默感。

    一九九三年年底或一九九四年年初，改由时已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翟泰丰同志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并吸收了小说家陈建功、散文家高洪波、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等人参加作协书记处的工作。

    翟泰丰调整了一个时期以来不与作协主席团打交道的做法，他来了以后就为召开新的主席团会议、全国理事会、代表大会而奔走，而努力。斯时作协主席团的组成人员，死的死，走的走，大致剩下了巴金、张光年、陆文夫、邵燕祥、朱子奇与我……了。

    老翟的到任为作家团体创造了新的经验，即不由作家担任作协主要“领导”，与作家间恩恩怨怨无关，与文坛一切历史纠葛无关，与文艺业务诸说无甚瓜葛，他的工作一切按上级指示办，一切按正规的机关部门团体来办。

    原来说作协是“副部级”，老翟来后考证出作协是正部级，这很令作协机关同志受到鼓舞。从此作协干部正副部，正副局，正副处……堂堂正正，有声有色。

    作协的全国理事改称全国委员，工作机构改称厅、部（这最后一点是翟来前已经改过来了），领导同志办公桌前挂上五星红旗（与国务院各部一样），日益正规化机关化政务化了。联想到孟、玛时期，他们也都关心过文联作协的干部包括他们自身的级别待遇问题，但是没有取得成果，令人叹息。

    包括林默涵同志这样的被认为“左”一些的领导，毕竟是知识分子，有一种清高，据说正是他本人扣下了向上写的报告，并对此事提出了批评。此报告要求把他提成正部级，把另一位同志提成副部级。

    作协变得这样官事化，从此作协工作好“抓”了，顺了，再不会成为作家名流们高谈阔论的文学俱乐部了。文联就更踏实。党组事事上前线，领导走到哪里都是送温暖，致关怀，提计划，作总结，发简报，表拥护，礼贤下士，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作家们，则是感谢领导的辛苦，受照拂，得实惠（如医疗补助），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同时彼此保持着文明礼貌的审美距离。

    一九九五年，在翟泰丰同志奔走呼号努力之下，时隔六年，终于又一次召开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为了突出对巴老的尊重，此次会议在上海开。

    巴老与上海市领导（时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黄菊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巴老是坐轮椅来的，他委托我宣读了他的发言稿。就这样，作协结束了半瘫痪状态，我也又成了作协的一名副主席，至于原来讲过的“常务副主席”中的“常务”二字，从此无疾而终。

    然后又开了几次主席团会议，我曾经特别提出，新参加书记处工作的同志，尤其是指陈、高、吉等“现行”作家，除参与作协工作外，应该得到一些时间的保证，不放弃写作，以加强与广大作家的联系和亲近感。我对他们说，我发言时讲到这里请你们鼓掌。但是届时无掌，说是会议气氛太严肃了，他们未敢鼓掌。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把手并不期望他们保持写作状态，他们自身对此也未见期待，反而是我狗拿耗子，自作多情了。

    光年、文夫、我等对于老翟的工作表示了全面的尊重与支持。燕祥基本上是请假，有过一次书面发言，令有的人不快。还有的作家则忙于告状，签名点名，上纲上线，斗争正未有穷期（这是一些同志们爱引用的鲁迅语录，与鲁迅原意无关）。老翟由于一心强调团结，不甚致力于斗斗斗，也收获到了相当的指责与抗议，明枪与暗箭。

    不管挨了多少驳儿，一九九六年春，在老翟与作协党组书记处的努力下，开了第五次作代会。汲取了四次会的经验教训，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各省市由宣传部门领导带队，增加了团体会员的代表，增设了中央国家机关的产业协会并成为团体会员，直接由中央有关部门向大会提名候选人名单等。从此，会议再无悬念与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的可能。然而，就是这样，部分同志的告状活动仍然未能停止。此前作协曾提名我做创作委员会的主任，也是被告状信干掉了的。后来有过任命陈建功为《人民文学》主编的报批，也被告状拦截。

    老翟上任后数次到我家，他对我说，作协一老同志提出，我们要忧国忧民，也要忧（作家协）会。我声明，我才不忧呢。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原来计划在作协的新的代表大会上作一个洋洋洒洒的大报告，带点周扬风格的。后来，还是降了调，也回避了某些理论问题。例如人道主义，八十年代批过的，一直有争议。原来的草稿也想批批人道主义的，我力劝回避。巴金果然在征求他的意见时说，他一辈子是信奉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要不要跑到作代会上讲人道主义的问题呢？绕开更好。

    精品战略问题也有争议。是时到处都讲精品，故而文学上也大谈精品力作。

    文艺问题谈深了，谈具体了，有令人钻牛角尖处。此后文代会作代会，不大讲文艺理论问题了，说的是协会工作，讲的是党组、书记处与主席团、全委会，成绩几项，问题几条，安排若干，清楚明白。

    一九九六年的文代会作代会上还有一事，就是原文联主席曹禺老师在会前五日因病去世。据说曹禺在九三年政协会上，与领导见面时提过解散什么什么文艺团体的意见，语焉不详，我当时因出访新加坡提前离会了，不在现场。但他毕竟是德高望重。他之后，谁当主席？后来提名的是周巍峙。还有作协选上了铁凝担任最年轻的副主席，这两件事，我都赞成，都是倡议者之一。

    《中流》杂志还在此期间发表《王蒙其人其事》的专文，一心树王为敌。文中有将王某定性为“党内不同政见者”之说。时任文化部领导的同志劝我“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说不要理它。其时《中流》并大骂社科院一位领导刘吉，此同志见我后便说，我们是“同案”。这一时间段被该杂志批评的还有胡绳、韦君宜、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等。

    文化部原办公厅一位担任秘书工作的女同志，与林默涵同志联系较多，有些林老的谈话，是此位同志帮助整理的，她的文字功力不错。她对我极友好，她特别希望我与林老能有更好的沟通与合作。她告诉我，此文在林老那边压了颇一段时间，后来杂志方面催得太紧，林老才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非要把我搞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可能是由于时代与文化环境文化背景的隔膜，我一说话，一做事，他们就觉得气味不对，不符规范，像那位倒霉的被撤职的林业部长一样，也像我五八年听到的那种话一样，鼻子一闻，就知道是不是自己人了。就是说，他们确实认定，王某是敌人。

    其二可能是，他们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年代有失落感。他们看不惯当前，他们停留在辉煌的与理想化的过去，他们痛恨在新的环境下如鱼得水、能写能说能成为头面人物的人。

    第三是老翟来后，王某有再起的危险，他们有危机感。

    第四是，最可笑的是争文坛的领导权。读者还记得严文井老师给我讲的“梦寐以求了”吧？

    第五是，有些人对改革开放十分反感，十分疑虑，他们不敢公然地批邓小平等领导人，便抓住于光远、厉以宁、厉有为、刘吉、王某之属，穷追猛咬，死活不撒嘴。两三家杂志，这方面显得很破格。

    《中流》杂志越骂越兴奋。骂贾平凹，其实是刺翟泰丰。

    我相信《中流》对于开阔言路也是有贡献的，可惜它后来去反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了，自己挖了自己的陷坑。我一开头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但《中流》的态度，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它的丰厚内涵与深远意义。

    至于小贤弟们，自己慢慢消停了下来。人文精神失落了半天，现在也不像已经复归的样儿，也不见激愤的呼喊了。我早就说过，调子太高，一个是难以为继，一个是容易自我重复。祝他们有新的思考，新的作为，新的进展。

    五次作代会后，察言观色，感觉掂量，还是两便的好。我告诉作协同志，我已经年逾花甲，视力明显减退（我后来还做过一次眼睛的小手术，太好了，我更有理由对某些活动请请假了），写作未有穷期，我只参加作协的类似春节联欢之类的活动，外事则是参加有外宾提出要求要见王某的活动，只参加宴请，不参加会见。简单概括就是吃与玩的活动可以考虑，其他则请假，以求皆大欢喜，请他们谅解。

    在老翟主持工作期间，在五次作代会结束后，我对所有主席团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都请了假。

    后来二零零零年，金炳华同志前来作协主持日常工作，有领导同志对我家访，要我支持老金。我稍稍改变了不参加作协正式会议的做法，前后五年，我参加过少量会议。

    相反，此期间我参加政协的活动是很投入的，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我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这属于现职也是实职，我的工作得到了支持与鼓励。我越来越看到了政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70.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幸福生活

    吾兄招数用到了那个样子，好得很，我乐得不必参与那么多作协的活动，听那么多颇为无趣的讲话指示，走那么多形式。政协这边，文化部这边，还有一些外事团体这边，尤其是各高校各文化出版机构这边，有我的许多公差，有我的满足不了的期待邀请安排，还有我的许多好领导好朋友。我已经够忙活的了。

    这段期间是我外访的一个高峰：美国许多次，包括做哈佛的特邀学者三个月，三一学院的高级学者一整学期，此外，日本、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喀麦隆、南非、埃及、突尼斯、韩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墨西哥、加拿大、不丹、尼泊尔、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比利时、瑞典，以及后来的伊朗、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一直到港澳台地区……都跑遍了。绝大多数是与芳一起去的。好啊。

    此后和作协的交道有一点点外事活动，二零零一年，我曾率一个作家团访问印度，对印度文化印象极深，回来也写了文章。此行能够与湖北的熊召政，河南的年轻散文家、评论家何向阳等同行，也是愉快的。何向阳的父亲南丁，我们共同参加过新中国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又同期落难。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无法阻挡。

    此后我参加了中印两国元首确定的两国名人论坛。我相信两国的交流大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认识旁人也认识自己。

    我也介绍作协与挪威作家举行了互访与会面活动。挪威驻华大使白山（SverreBerghJohansen）先生对于文学十分感兴趣，曾多次宴请我谈加强两国作家交流的事。一九九八年，挪威外交部邀请我与芳对挪进行了很好的访问，白大使回到奥斯陆迎接我。

    后来一九九九年挪威作家来了一批人，与中国作家交谈得活泼热烈。其中有一个担任过司法部长三个月的女作家，现在专写犯罪题材的作品。她对中国没有所谓犯罪文学很感奇怪。作家出版社的蒋翠琳副总编辑说，在中国，那不叫犯罪文学而叫法制文学，她一说，我也是恍然大悟。

    中国作家王安忆、冯骥才、徐坤、刘恒、张胜友与我等在二零零零年回访了挪威。

    这些年来，有趣的是逢日本作家团来访，多半都要到我的“自宅”拜访一番。

    过去是每来访都到夏衍家，夏老去世后我在那里充了数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东京发生奥姆真理教投毒事件，数千人中毒，十余人死亡。夏秋之际，一个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代表团来访。我问到他们此事，他们说，根据日本的法律，该教教主麻原彰晃一案，要审理清楚，大约需要十年。我说，中国的法律可能不那么完备，像这样的重大罪犯，早枪毙了。

    想不到的是代表团诸君，虽然不懂中文，但都熟悉“枪毙”一词，我说完了，他们男男女女，纷纷点头哈腰，异口同声、你唱我和地不断重复道：“枪毙，枪毙，哈依，枪毙！”显然他们也是同意乃至赞赏我的枪毙论的。此后这成了我的外事活动的一个“段子”，给谁讲，包括给极严肃的资深外交官们讲，他们都笑成一团。

    而且经切磋请教，似乎我这样讲话并无不妥。

    我以作协名义宴请过一次以色列作家团。以色列作家告诉我，他们的领土只占世界的极小百分比，但是他们那里发生的事情，上CNN头条的却占惊人的大比例（具体数字忘记了）。我乃在祝酒时祝那里的上新闻头条的事情迅速减少下来。

    同样的祝愿也适合巴勒斯坦、伊拉克与伊朗。这是一个例子，出镜呀，上头条呀，广为人知呀，未必都是好事。人其实更应该有权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一九九六年，我收到伊拉克驻华使馆的请柬，邀请我参加萨达姆·侯赛因的小说集的发行式。因时间与出访英、德冲突，未能出席。今天回忆，不免感到沧桑。

    作协工作走向正常以后，对于我来说主要有一件好事，就是夏季到北戴河创作之家休息与写作。我多次说过，我不思也不善消费，更不愿挥霍排场，我没有花天酒地的习惯，我对于生活的最高理想，就是盛夏到海滨一待，上午写小说，下午大海里游泳，这就是我的天堂，我的共产主义！

    一九九七年，我来到了作协在北戴河的点。一九九八年又到河北省，然后一九九九年以来，年年到作协的创作之家。

    作协的点始建于“文革”前，“文革”后作协“砸烂”，该地被一家线圈厂占用。

    唐达成主持作协工作时想收回此点，不好办，找了我，我乃找到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高占祥同志，终于将之收回，并翻盖了一幢二层后来又是一幢三层小楼。

    我很关心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的建设。尤其是它的二层屋顶，毫无隔热性能，夏季晚上，室内比室外热多了。一九九七年天气炎热，我在这里长了一身痱子，是告别童年时代以来首次重温盛夏的滋味。张锲曾戏称这里为“水深火热”。

    一九九九年，我去创作之家时，便准备自费安装个空调。后来，作协给北戴河创作之家各室都安装了。我其实无意以自费安装作姿态施压，我觉得你没有经费，我可以自己搞，作协机关的办公设备都是齐全的，包括空调设备也都有，而创作中心是招待各省市的老作家的，其条件反而较差。这也是一个现象，机关号称服务作家，但优先将资源向自身倾斜，首先还是服务自身。

    二零零零年，我带着一个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前往作协创作之家，此前那里只有十四英寸的只能收六或八个频道的电视机。此年八月四日至十四日，我还与铁凝、张贤亮三人一起参加了中央国务院邀请的北戴河疗养。疗养中出现吃海鲜拉肚子事件，搞得中央国务院领导前来检查慰问。所有中央领导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噢，你没有拉……”其实我是后来出现症状的，总算当时没有发作，似乎优越了那么一小点。

    从国务院的疗养所回来，发现创作之家各室已更换了电视机。

    次年，东面小院的房子改善了一下。这个院落里有许多柏树。还有长得奇形怪状、干与根扭结在一起的四株木本丁香。原来这里是北戴河老式的住房，中间一个公共活动室，一大间公共盥洗室，周围几间住房，很嫌潮湿。改成两套套房，加了石板地与地板砖地之后，潮气被阻住了。

    我每年都在这里居住一个月以上，几部“季节”、《尴尬风流》、《我的人生哲学》、《青狐》、《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都是在这里定稿或完成了框架、完成了主体工程的。这儿心要专得多，干扰要少得多。有几次说是作协开主席团会，我就藏在这里假装没有时间不得参加。躲作协之猫猫于作协，高抬贵手，也是两便，对我放宽政策。中国毕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国家。

    我要在这里说明，我很注意规章与纪律，费用都是注意缴纳的。

    我有我的死板，用芳的话是死教条的一面，认定了夏季应该游泳，便再不能改变。只要天气允许，下午进入海水之中，一下，两下，一百下，一千下，就这么死死地游起来。有时候感觉我的游泳就是人与海的拥抱。有时候想，人生能有几次游？

    二零零七年我又增加了一项活动，上午大体写作，下午游泳，不游泳时玩保龄球、乒乓球、克郎棋，晚上在滨海道上散步，回室后用电脑听在线歌曲，听百度和谷歌MP3。多少老歌儿呀，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纺织姑娘》，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悲怆》，舒曼、勃拉姆斯、圣桑、肖邦……钢琴王子弹奏的各类小品，以及帕瓦罗蒂、胡里奥、蒋大为、李谷一与邓丽君的歌，直到周璇与李丽华，《四季相思》与《渔光曲》，民族音乐与“红太阳颂”，古琴与洞箫，尤其是《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旋律》、《在森林和原野上》等多年没有听的歌曲乐曲，我算是听了个美。

    我曾经在美好的歌乐声中度过青春。我曾经在强横的与夸张的引吭高歌中困惑地迎来中年。我期待着盼望着苦笑着在时而陌生时而兴奋的歌声里度过了夏天。我在一片大合唱中迎来了新的季节。我期待着大雪纷飞，我期待着在最美好的音乐中度过秋天，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71.你就是海，你就是沙，你就是鱼

    游泳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的父亲之对游泳，带着一种病态的狂热，带着一种崇拜、热爱、死心眼……这几乎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使他的一无是处的人生还不至于在社会与家庭的浪涛中完全灭顶。

    显然的，我的游泳与上一辈人有关。我从一九五一年快十七岁了才学游泳，胆小，体力不佳，不耐冷水，游一会儿，嘴唇发紫，身上起鸡皮疙瘩。工作忙，没有时间游，又舍不得牺牲午觉去游。我迷信各种游泳须知，知道游泳前二小时后一小时不该吃东西。而且中学时代的失眠教训了我，我始终认为睡眠是生命之本，精力之本，总不可以牺牲了睡眠去游泳。一夏天过去了，没有学到什么。

    一九五二年，我仍然是笨手笨脚，哆里哆嗦地在人如煮饺子一般多的什刹海游泳池那里学游泳，忽然，头抬起来了，游几下，动了，同时气喘吁吁。我立即将学习重点转入呼吸，我必须按照游泳教程之类的书上要求，头埋入水内呼气，抬起头来吸气，而且是口吸鼻呼，后来又看到一本书，说是口吸同时应是口鼻同呼，也有说口吸口呼的，这一点我至今理论上没有完全弄明白，但我的蛙式呼吸完全正规合格不费力气。

    为了能熟练地自然地合乎标准地游泳呼吸，我应该算是前后练了二十五六年，够笨的。直到一九七八年首次到北戴河，有较长时间连续游泳的机会了，我才练得比较自信与熟练了。在纠正姿势方面，至今仍在学习调整。

    刚刚做到了漂在水面不会沉底，我又练开了跳水。第一步，比赛跳水，跃入水中时呈二十度角，就是这样，我跳前心脏的跳动也如敲鼓一般，怦怦怦怦，面无人色，还是非跳不可。每次都跳，每次都怕，越怕越跳，越跳越怕，因为越跳越高，从池边跳到一米跳板上忽悠着跳了……终于越跳越不怕了。轻轻跳起转身，头向下保持垂直，落入水中，轻轻在水下转身，哧溜，吐一口浊气，人出来了，一切安全无恙。一直发展到在新疆红雁池水库跳五米高的悬崖，在墨西哥城海洋公园跳四米高的跳板。

    我其实自幼孱弱，我不壮实，甚至于是不健康。我的胆子也不大，我常常在体育课上完不成指定动作。我深知自己这方面的不足，所以我要好好学游泳，我要挑战自己，学会游泳对于我来说意味着胜利、健康、勇气与自主征服。

    其实我的跳水姿势也极难看，腿是半蜷着的，更没有任何姿势，燕式或者镰刀式。但是我必须跳，与其说是体育或者游戏，不如说是一个既然规定了目标就必须达到的形而上的理念。跳水与游泳一样，是我的功课。我自幼就是一个重视功课的人。

    我从小生活在北方，在缺水的地方，江河湖海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危险也是一种抗争。不论某些读者怎样根据自己的思维格局认定了王某是精明的，圆通的与滋润的，其实王某自幼就有另一面，二百五的一面，渴望冒险的一面，你只要去看看那五米高的悬崖，你敢往下跳吗，哪怕是蜷着腿？还有王某的一九六三年主动举家到新疆去，谁会这样干？

    而江河湖海，尤其是大海，早年就从普希金的诗里体会过这“自由的元素”，就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体味到了它的惊骇雄伟。它们是我的题材，是我的心胸，是我的无尽的诗。

    我不追星，但是我追海。我不是粉丝，而是海带。黄苗子兄为我书写一联，曰：“白鸥海客浑无我，黄鹤山樵别有人。”黄鹤云云是元朝画家王蒙的别号。此王蒙不是那个王蒙，此王蒙是白鸥海客，浑无我的海客，白鸥一般。妙哉。

    我写过《海的梦》与《光明》，都是小说。我写过《冬季》，像小说也像散文诗。

    那是写我在冬天到海南岛南部城市三亚游泳的经验。在非盛夏见到海，我的心情像旧友重逢，旧梦重温，像追悼，像怀念，像邂逅老友，像意外的欣喜。我写过《在科摩湖里游泳》，讲述意大利的一个似河似湖的水域。我尤其写过许多有关海的诗。

    同时游泳意味着青春的记忆，青春的挽留。意味着恐惧与挑战。相逢使回忆遥远，我喜欢这样的句子。

    我始终不能理解，一个人五人六，一个有一把年纪也有一些影响的人，怎么能张口闭口都离不了谈自己，我知道您心胸狭隘。那么请您把握着一点，哪怕是假装上一点，您就装扮一次心胸宽广、大海行船状……不好吗？

    海也是一种向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蒙法海。我数次坐海船。一九八九年八月底，我从烟台坐头等舱海船到天津新港，那是我部长任上最后一次行旅。我往四面看，看到了无遮拦的大海，由于没有参照物，海反而不显大了，圆圆的海，活像一张炊饼。

    此后，济南的朋友送给过我山东武大郎牌炊饼，很脆，很香。

    到夏天去，到海滨去，到浪涛里去，这里也有一种逃脱和回归。我太忙了，不是说时间表日程而是说心力与头脑。我多么需要有那么一个时期，有那么一个盛夏的节日，穿着T恤，短裤，赤条条换好泳装，在阳光中，在沙滩上，在大海里，在海蜇海草与小鱼的包围之中，徜徉，飘荡，浮游，乘风破浪，弄潮前行，如一条笨鱼，如一截木桩，如舟如葫芦如泡沫也如神仙，仰望蓝天晴日，近观波浪翻腾，承接清风骤雨，倾听潮头拍岸，无宠辱，无得失，无上下，无左右，无成败，无贫富，无真伪，无正误。无山头，只有浪头，无圈子，只有波纹，无咋呼，只有呐喊低吟，无装腔作势，只有起落自然，无谋划，只有随遇而安，无区分，你就是海，你就是沙，你就是鱼，你就是风，你就是一个快乐的大傻瓜！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人生在世随它便，今朝束发（以便戴泳帽）如鱼游！

    王蒙是蝴蝶，您老还当真以捕蝶人自居，还著文宣布过捉住蝶了呢。王蒙是隐形炸弹。王蒙是永远的少共。王蒙是招了安的宋江。王蒙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蒙是意识流食洋不化。还有一位学界大人物梦眼惺忪地说王蒙的作品像香港人写的，也不怕香港人吓死。我再给你等补充一条，王蒙前世是一条傻鲇鱼，鲇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一九九五年夏。从青岛我们又到了烟台。这一天下着小雨，刮着三四级的风，下午我打算去黄海明珠浴场游泳。本来我的秘书王安是会陪我去的，他是新疆作家王玉胡的儿子。他的游泳体力与技术极佳，有一阵他每天游个至少两三千米。但这一天他闹肚子，他没有去，我打了个的独去黄海明珠。这次我当真遇了险。我一边游一边默默地数数，一般游一个蛙式的动作前进一米，我游得很慢。

    我往深海处已经游了近六百米了，我开始往回仰泳，又游了差不多五六百米了，我以为快回岸边了，一回头，天啊，我到了那颗大球代表的“明珠”下边来了，那里离真正的岸边还有四五百米，而“大球”那边，栈桥壁是直上直下的，水底通通是尖利可怕的残破的贝壳片，你一碰，就会如利刃一般把你割个鲜血淌流。

    风雨越来越大了，浪头渐猛，大海像沸腾着的开水锅。我想到，我王某就完结在这里了，我想起了聂耳，我的头皮一阵发麻，我的全身一阵痉挛，我的后背上扎进了无数小针……我把这样的经验用到了小说《青狐》的第二十三章里，复旦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蝴蝶为什么美丽》（副题是《王蒙五十年创作精读》）中，特别选了这一段。

    也许游泳的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危险？它是生的证明，也是死的威胁。它让你快乐自由地面对你必须面对的而不是、也许恰恰就是，也是你被裹挟着非面对不可的——死亡的危险。

    王蒙是一个游泳者。王蒙是写作者、工作者、言者、唱歌与听歌者，尤其是一个傻游泳者。我爱在海里游泳，我是大海惊涛骇浪里的一条小鱼。

    同时我是一个最最普通的生活者。我的第一爱好是写作。第二是学说读写其他语种的语言。第三爱好是游泳。第四爱好是唱歌听歌听音乐。第五是睡觉，我是睡眠爱好者。第六是读书。第七是登山与散步。第八是与少年儿童包括自己的儿孙一起游玩。第九是做饭特别是熬杂豆粥与烤饼、拉面条。第十是看电视。

    第十一是电脑上网。第十二是浇花种树移树苗嫁接树苗。第十三是操作家用电器。

    第十四是打乒乓球与打保龄球。第十五是逛公园。第十六是讲演特别是当众回答不好回答的挑战性的问题……我说的不合逻辑。我把很大的事业与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睡并列，自然不妥。

    排序带有随意性，颠倒一下未尝不可。

    把睡觉说成个人爱好，不知道算不算我的发明。如《半生多事》中所述，我十三四岁就有了失眠的经验，我乃认定失眠是人生最大痛苦之一，乃至痛苦之最。认定睡得好是健康与幸福的源泉。我戏称悠悠万事，唯睡为大。我的经验是，“睡补”好于食补药补。

    一方面是嗜睡，一方面是抓紧时间，分秒皆争，追求效率，追求优选法，力求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率，同时毫不迟疑地拒绝一切不适宜我的活动。游泳，到了就游，游完就走，绝不拖延。购物，直奔主题，目不旁视。订好约会，绝不迟延。我其实脾气相当急，芳说我经常是“催人泪下”。就是说我爱催促旁人，为此得罪过不少人，包括在新疆五七干校当炊事班副班长时和当部长时。我最反对的是一味加班加点。我最高兴的是效率与节奏。

    我喜欢喝牛奶和酸奶。喜欢吃黏的糯的甜食。喜欢吃豆豆，可能是由于小时候家里没钱，我又教条，相信豆类食品是物美价廉的好东西。我喜欢煮掺杂了绿豆小豆芸豆花豆大麦高粱糯米大黄米小米薏仁米与莲子红枣特别是出产于西北山区的蕨麻的“万物皆备于我”的稀粥。

    我喜欢摆弄烧煤的炉火，生火，催火（包括用嘴代替风箱吹风加氧），封火。

    后来我喜欢掌握微波炉、电烤箱、烤面包片机、意大利式咖啡壶与法式咖啡过滤杯。年轻时也喜欢饮酒，后来身体不行了，喝起来也索然无味。我喜欢和孩子孙子瞎逗着玩。我喜欢说笑话，有时显然是过多。

    我一度热心于每天自己磨豆浆。为此艺术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刘颖南送给我一个小罗，小罗上写着两行字：“挤压成正果，漏网是精华。”联不算完全工稳，但是思路实在有趣，怎么会想出这样的句子？这适合于磨豆浆，也适用于磨咖啡与煮法式咖啡。

    直到二零零七年了，我有时候还在家参加新疆式的拉面即抻面的制作。我们有时做的面条过于粗壮，粗于手指，但仍然比切面轧面好吃，有劲儿。

    所以我是王蒙。

    72.山人记趣

    一九九六年，也是政协会议期间，与张贤亮曾同在宁夏共事的华侨出版社社长金宏达博士请几个作家吃饭，这样我们与金社长和他的夫人，新闻出版署的骨干与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被称为出版界美女之一的于青得以结识。并从他们那里得知了平谷县（现为平谷区）黄松峪乡刁窝村的事儿。

    其实事情应该从更早说起，有一次张抗抗约我与芳同去一次怀柔山区，说是那里有许多画家安了家，至少是建立了他们的别墅。我们去了，果然奇峰异水，环境极佳。有一位电影艺术家在山洞里修建新居，也非常浪漫，被称为新时代的座山雕。怀柔的水凉，那里是养虹鳟鱼的一个宝地。最有趣的是，远在德国的伯尔基金会，竟然在怀柔山区购置了一处老旧的房屋，挂上了“伯尔草堂”

    的牌子，与我居住过的朗根布鲁赫的伯尔别墅遥遥相对。

    我没有想过我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个住所。原因之一是，那里的民房相当破旧。

    第二点是那里其实离北京市区一点也不远，但道路不是最好，绕来绕去，给你进入深山老林的感觉。

    也是由于老金与于青的热情友好，我们应他们之邀先是到雕窝——我就不信这里的地名会是刁窝，我主观认定是人们讨厌雕字不好写乱简化成了刁——他们的住所玩了两次，爬山，逛水（黄松峪水库），享受清洁的空气与清凉。欣赏平谷的口音，把第一声发成第二声，把第二声换成第一声。看满山的柿子、山楂、板栗、梨、杏与花椒。尤其是欣赏那里的石与土山峰，既有奇石峭壁，也有郁郁葱葱。那里的山不论哪一块都是李可染画出来的。

    很可能我还受了作协唐达成患上了癌症这一事件的触动。当唐达成的夫人马中行说到“好人活不长”的时候，真是让人难过呀。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容不下一个比较善良也比较软弱的人吗？我想起了《李光耀回忆录》里说的话，他说到中国的一些人物都极其“强悍”。我缺的也正好是强悍。我毕竟还有几分豁达和开阔，九命七羊，这边绝缘了那边闪光——说不定还鸣雷呢。我的速度与广度也帮助我占据了主动，我早把不怀好意的人甩到二千公里以外去啦。

    回忆一九八零年代以来的写作，是有面过宽，战线过长，不够精雕细刻的地方。原因是：一，自己的偏于急躁的个性。二，五行山下压了二十多年，如今一旦释放便收不住了。三，要说的话、有感触的事实在太多。四，如前所述，有一种莫失良机的紧迫感。人生能说多少话？谁知道啥时候又封冻起来呢？

    最后一个原因，是说有心怀恶意的人伺机而动，有头脑简单的人不理解王某，例如连续三篇创新之作就足以吓坏一批怒坏一批忙（于批判）坏一批。那么我必须第四篇给你一篇古典，再加一篇慎重，一篇高头讲章，一篇高屋建瓴，一篇势如破竹，一篇白描。问君能有几多招？你跟得上吗？你够得着吗？你看得过来吗？在下的作品是有（忽）土有（忽）洋，有（忽）简有（忽）繁，有（忽）正有（忽）奇，有（忽）进有（忽）退，有（忽）笑有（忽）哭，有实有虚……人民大学一位老师在某个时间段曾经领命批王某的，后来却只能敬谢不敏，他的结论是王某不好批。报告文学作家理由半玩笑地说过一次，说我的写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点麻雀战的意思。

    从达成、高贤钧（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作家叶楠等的身患肺癌，我感觉，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实在是太差了，我太需要一个能够逃离城市的地方了。

    如此这般，一九九七年，我在雕窝村购买了一处农家房屋的使用权。

    我又多了一条命一只羊啦。

    这不仅是一个别墅，这代表了我的一个生活方向，一种新的乐趣，躲开是非，多多写作。

    我有时候想，生活在别处是一种理想，一种想象力，一种追求和幻梦的能力，是一种生命的不安与躁动，是挑战也是自我折磨……也许没有生活在别处的固执与痛苦就没有文学。反过来说，没有文学与生活现实的适当距离，你就很难活下去。

    乡下的小动物实在可爱。我们室门外有一盏电灯，突然拉线电门不灵了，最后查明是由于一只飞蛾往电门内部甩了子，而飞蛾卵是不良导体，隔断了电路。

    村里发生过一次自来水停水事故，经查，是由于一条小蛇咬断了电源线，停电造成了水“叫”不上来。至于那里的虫声鸟声，尤其是虫声，绝对是盛大的交响乐。那是一个天籁乐队！鲁迅在《鸭的喜剧》中曾引用爱罗先珂的话说，缅甸那边的虫鸣如交响乐队，而北京是何等的寂寞！认为北京是沙漠一样的寂寞，我想主要原因是没有到郊区来。其实旧北京也时有蝈蝈与蛐蛐、黄鹂与乌鸦的鸣叫的，旧北京的虫鸟鸣叫比新北京是更加热闹的。

    文学离不开一点点或更多的荒废与荒谬。否则，一切与父母官的施政纲领看齐，谁还来读文学呢？

    雕窝的石头确实是我的灵感的源泉。好几次入冬之前，我欣赏赞叹着遍山遍野的怪石，体味着寒风渐起的肃杀，观看着归林的倦鸟，心中无限感慨，无限惭愧，超脱，纠缠，忘记一切，却又难舍悲哀。

    现在，这里的旅游已经火暴，用我的比较夸张的语言来说，雕窝的村口，正在变成王府井大街啦。

    我自己也纳闷，我可以出席不同层次的党的会议，不甚外行地提出自己的有关政治运作的意见。我可以处理各种俗务，世态人情皆在眼底，虽有冒失，大致合卯。我可以朝朝暮暮地写作苦吟，咬文嚼字，如痴如醉。我可以出入美利坚德意志港澳台，谈笑风生。而最后，最是踏实的是来到雕窝，与松鼠老鼠蝈蝈蛐蛐壁虎螳螂蝴蝶柿子山楂酸梨花椒香椿荆蒿为伍，清清爽爽，天真顽皮，土话土说，锄草种菜……就像吗事没有一样，就像从来没有当过右派，更没有当过部长，没有当过作家也从没有浮槎四海一样。

    我的农村的家紧靠大山，虽然现在雕窝已经红火起来，我那里仍然保持僻静。

    出门走几步是两株大核桃树，我常常在树下与老乡们闲聊天。与在巴彦岱时期一样，我的名字是“老王”。一次与贾庆林主席闲话的时候，他提起了我在大树下与乡亲话桑麻的事儿，恐怕他是在北京市委主持工作的时候听到了汇报的吧？

    有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延安讲话》的周年纪念，我与金宏达、于青等在雕窝再往深山走的塔洼村散步，我与芳还在那里试推了推石碾子。

    雕窝最最引我入胜之一是那里有我的一个较大的风铃，那好像是我六十岁时贡淑芬送给我的礼物。风铃是五个音，多来咪嗦拉，一旦有风，响起，常常成调，有时像《苏武牧羊》，有时像《三六》……写过一篇短文：《渴望平静》，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生活实践中并没有做到的，我在诗歌中毕竟达到了，我毕竟还有这一面，我毕竟写出了这样的诗。

    这也算是我的精神胜利吧。初冬时分，山沟沟雕窝这边，一到下午三点多就太阳下山，黑影凉气了。

    农村的豆腐好吃。每天早晨有来自上面塔洼的郝满先生前来卖豆腐，同时电话预订后他也供应豆浆。他的豆浆的口味，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优于“永和”的。

    他的豆腐也极吸引人。或谓这是由于郝满的豆腐是用盐卤点的，比石膏点的好吃。

    那么豆浆呢？还没有点卤嘛，为什么也好喝呢？待考。

    我与朋友们多次在那边登山，寻找与开辟了一号、二号、三号三条进山线路。

    二号还分A线与B线。曲里拐弯，越走越深，地形险要而且神奇。三号线走到头是一个大深坑，内有积水，使人心惊。二号线从来没有走到过头，据说可以一直走到金海湖去。一号线走着走着变成了下泻的碎石，再走就到了河北省的兴隆啦。

    雕窝的我的农家院里，有一块土地，在原支部书记何金义的帮助下种了一片草莓，太棒了，不但结果而且蔓延扩展，又不用经常管理，我的计划是把它发展成草莓田，我在一担石沟期间也管过草莓，对之并不陌生。谁想得到，一年由于风大天冷，冻水没有浇够，次年草莓全部冻死了，我则越来越没有足够的时间到雕窝“务农”了，我乃下决心把我家的农业变成林业。除原有的核桃与山楂外，从遵化东陵移来了两株梨树，两株黄杨，一株香椿。自然生长出两株黑枣，我都找人嫁接成了柿子。一株长得很好，另一株已经嫁接成活，母树黑枣又发出了大芽，时逢SARS那一年，我去得不及时，使嫁接好的柿子枝最终夭折。第二年又嫁接一次，我极不放心。

    即使不在北京，即使出国到了菲律宾，我还惦记着自费打越洋（IP）电话给孩子，嘱咐他们把母树上出的芽摘除，保证柿子的成活。

    此外还有一株杏树两株小核桃树。不论走到哪里，当我想到有几株树是我所惦念的，我感觉很好。

    73.教授、博士、海洋大学

    就在指使一些人提高了批王的分贝以后，头一项效果是一些大学加快了聘请王某做他们的教授、兼职教授、名誉教授、名誉院长的步伐。《……其人其事》

    的发表，使得南京大学立即决定聘王。但当时我不能及时去宁，结果我得到的头一个名誉教授头衔来自解放军艺术学院。

    此后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大学、鲁东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温州大学、泰山学院……可能还有别的高等学校，都聘请我担任了他们的教授，有的加上了文学院名誉院长，有的是学校顾问或高级顾问。我还担任了国家图书馆顾问、上海东方讲坛顾问。此外去讲过课的就更多，包括国防大学、装甲兵学院、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邮电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我被聘为他们的诗学中心顾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大学、延安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鲁迅文学院、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上海图书馆、上海东方讲坛、南京图书馆、光明讲坛、宁波讲坛、现代文学馆、301医院研究生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香港作家联会、香港作家协会、香港图书馆、澳门基金会、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

    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不是隐士，不是酒仙，不是闲云野鹤，不是一个完全省油的灯。我不会长期让那些不学无术、装腔作势、拉帮结派、与人为恶的猛人们如入无人之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学术讲演已经逐渐成为我的生活的又一个组成部分，每年都要讲个十几二十次，二零零八年后达到六十余次（不包括境外）。

    当然不是全部根据，但至少占有一小部分，《中流》、《文艺理论与批评》上的那些批王文字，促进了我在高校的影响，帮助我获得了太多的教授头衔。一位寡言少语的体验派女作家说，如果请八零后们读读《中流》上的批王文字，他们肯定会对老王肃然起敬。

    我更重视的是二零零四年，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委员会授给我的荣誉博士头衔。在莫斯科，举行了正规的仪式给我授学衔。年轻时候我一直为自己没有受高等正规教育而遗憾，如今我也忝列教授与博士之列了，我得到了相当的安慰。

    也是在这一年夏天，我应邀到荷兰莱顿大学讲演，我国驻荷兰女大使与该校校长参加了我的演讲会。此次的荷兰行我与芳还有助手崔建飞先生顺便参加了女儿王伊欢在瓦格宁根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在一个德国、一个美国、一个墨西哥和两个本地的教授的主持下，她获得了成功，得到了博士学位。她的先生和七岁儿子也自费前来参加这一盛典。

    我家毕竟有了两个博士了，对此还有争议，女儿伊欢说，她那个博士是真的——潜台词是我那个不算。但是俄罗斯的季塔连柯院士、科学院远东所长向我保证，俄罗斯的博士含金量更高，他说西欧的博士到了俄国，只能算是副博士。

    而更认真的是青岛海洋大学，现名中国海洋大学。他们隆而重之地非要我去当顾问、文学院长（现是名誉院长）、首席驻校作家与教授不可。其情可感，其礼遇非我敢当。

    海大校址为原来的山东大学，在这个兼有德国与日本风格建筑的小鱼山校本部，梁实秋、闻一多、朱自清、老舍、洪深等都教过课。江青与王度庐（1909—1977，原名王葆祥，小说《卧虎藏龙》作者）都曾是这里的图书馆管理员。他们渴望恢复过往人文课程的传统，他们在丁玉柱老师的力荐下找到了我。

    青岛当然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城市。从西到东，滨海的一个狭长地带成为它的精华。除了海大的传统，海大的领导尤其是它的校长管华诗院士的热诚以外，青岛本身的魅力也吸引了我。

    海大建立了王蒙文学研究所，由市委书记与我揭了牌。在二零零三年召开了王蒙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陈骏涛、森冈缘（日本近畿大学）、张学正（南开大学）、贺兴安、曹玉如、章子仲（湖北大学）、樊星（武汉大学）、王文初（湖北孝感学院）、托洛普采夫（俄罗斯科学院）、严家炎、王春林（山西大学）、林建法、李玉明（《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龚举善（湖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黄世中（温州大学）、曹赟（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安、毕光明、夏冠洲（新疆师范大学）、谢春彦（画家）、顾永梁、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东亚研究系）、叶书龙（南皮县委宣传部）、任芙康（《文学自由谈》）、顾彬（德国波恩大学）、王科、周大新、程克夷、韩石山、解正德（《名作欣赏》

    杂志社）、金进（武汉华中师大文学院）、陈美华（新加坡）、孙泽宇（新加坡）、王爱松（南京大学）、夏义生（湖南省文联）、古远清、卜键、沈悦苓（文化艺术出版社）、刘瑞琳（山东画报出版社）、南帆、张宇、舒婷、张学军（山东大学）、张炜、徐芳、何镇邦、冯尚（汕头大学）、金良守（韩国东国大学）、谭振江（江西高校出版社）、林云（江西南昌大学）、何静、鲁彦周、徐岱、艾克拜尔·米吉提、陈建功、铁凝、陈柏中、阿斯木·阿拉提、都幸福、李子云、郜元宝、蒋山青、王震坤、王造云、梁淑珍（韩国《当代文学》杂志主编）、顾骧、陈染、巴堤雅（印度）、吉腾德拉（印度）、何西来、金宏达、杨柳、王万森、潘凯雄、刘玉山、王干、张抗抗、陈晓明、张颐武、吴泰昌、王山、王颖、张锲、焦宝森、冯其庸、张戈辉、孙毓霜、郏宗培、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黄维樑（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吴志良（澳门基金会）、田瑛、姜桂祤、贺立华、徐浩渊、黄孟文（新加坡）、刘年玲（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白佩兰（墨西哥）、童庆炳、白烨、徐坤、张志忠、郭宝亮、张贤亮、汪晖、朱自强、川西重忠（日本樱美林大学）、王安忆、赵玫等一大批同行文友。还举行了以王蒙的作品为内容的音乐朗诵会。

    这里有一个趣谈，张锲发言中说王某是一位没有绯闻的“名人”，贤亮听后抨击说，一个作家怎么能没有绯闻呢？并扬言要批倒无绯闻论。等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却改了口，他说，王某呀，鲁彦周呀，他们都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了，所以他们不需要有绯闻。而一个人，如果被女性所忽略、所冷淡、所抛弃，再没有一点绯闻，让他怎么活下去呢？他居然讲得悲情莫名，我也就叹为闻止了。

    创作家同行们没有准备什么严整的论文，而是漫谈一番。徐坤激情满怀地朗诵了《青春万岁》的序诗。宗璞寄来了书面发言《耳读王蒙的旧体诗》。金庸、冯骥才都寄来了题诗题词。铁凝说到我的某些马大哈。一次在社科院与大江健三郎座谈，我的一件购自澳大利亚的上衣商标没有撕净，她无论如何向我使眼色做手势我一无察觉。

    其实这里铁凝的冤屈大了去啦。说是大江健三郎回去写了文章，说是王某如何虚怀若谷，亲切憨厚。说是铁凝向王某指指画画，不甚礼貌，而王蒙全不在意。

    铁凝还说王某打电话只知公事公办，说完话就挂上，太干了。

    舒婷说王某任部长后她不准备再与王打什么交道。但春节期间连续两年收到王的贺岁电话，乃改了观念。其实这只是表面的说法，此前舒诗人与陈村谈话拿王某调侃一番，调侃完了不让陈发表，陈考虑到那一段的可读性，便釜底抽薪，找我审稿，我哈哈大笑，凭君糟践，估计舒诗人乃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一改一贯对王的“恶毒攻击”态度，居然在大会上说起老王的好话来。

    冯其庸老师年高一点，但是仍然热情洋溢地讲了对于王的《红楼梦》评论杂感的好话，颇有会心处。他急急忙忙，说完话就上机场，还要赶到天津南开，去参加叶嘉莹教授的祝寿大典。而就在此次活动中，文怀沙教授的慷慨陈词忽悠被数学家陈省身批评，说是“老年人不要说那么多的话……”。

    温州的黄世中教授的发言也使我晕得乎儿的。好像我在李商隐研究上还真有点什么货色好讲。

    沃尔夫冈·顾彬以他那德国人的特有的认真劲儿讨论王作的幽默，这样一个题目的考证与论述与其说是幽默的不如说是严厉的。他一丝不苟。他论证中世纪的学者是如何否定“笑”的，真令人耳目一新一惊。

    王安忆的发言一个是说她喜欢我写新疆的作品，一个是说写小说不宜太清晰。当然对。

    陈祖芬的发言本身就是一篇活泼率性的散文，宛如天成，天籁，天趣。

    奇怪，为什么男作家的发言我就没有记住多少，除了张贤亮声称他是坐拖拉机（形容飞机之颠簸）来的，他为了朋友几乎献出了一切……之外。

    张宇本来是说话最幽默的人，这回可能受了点什么拘束，表现得乖得要死。

    张锲一年前在讨论“季节”系列时说过，王某仍然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代言人，后来被媒体报道为“发言人”，为此他受到某杂志与某人物的质问与施压。但此次他仍然用最美好的语言谈论了王的文事。

    文化部长孙家正发来了贺词，由副部长陈晓光宣读，后来孟晓驷副部长又在《王蒙文存》的发行会上讲话，两个讲话都收入《多维视角下的王蒙》一书中。至于陈建功与金炳华，虽然同样各在研究会与发行会上有讲话，但都不愿收入书中，亦殊有趣。作协这边似乎多了几分畏缩，如果不说是恐惧的话。有一次一个出版系统的纪念会，没有请刘白羽上主席台，作协的人竟吓得变颜变色，当真有病啊。

    二零零五年，管校长邀请了马俊如（外国专家局原局长）、成中英（夏威夷大学教授）、刘光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研究所、院士）、张国伟（西北大学、院士）、秦伯益（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士）、梁昌洪（数学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校长）、欧阳自远（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地球化学所、院士，我国航天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文圣常（中国海洋大学、院士）、冯士筰（中国海洋大学、院士）等科学家。我请了韩少功、唐浩明、张平、方方、毕淑敏、陈祖芬、陶东风、赵长天、张炜、邱华栋、张锲、熊召政、查建英等来参加与科学院士一道的“科学·人文·未来论坛”。由于一些作家在这里批判科学主义，使科学家们大感意外，也开得十分热闹。同时我不能不说，与科学家相比，我们的同行们立论显得太轻飘、太随意，也未免廉价了。目前从全国来说，除王小波学过（自然）科学以外，有哪个作家认真研究过科学？没有研究为什么就批上了呢？无非来自西方的新左思潮的皮毛。但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愚昧无知迷信啊，更应该批判与解决的是蒙昧主义，是迷信、邪教，是对于科学的无知。不是吗？

    后来龚育之同志专门来过海洋大学一次，也讲了他对于批判科学主义的保留意见。

    前后我还请过童庆炳、袁行霈、柳鸣九、朱虹、严家炎、何西来、黄维樑、龚育之、叶嘉莹、余光中、白先勇、金圣华等来授课。请余华、迟子建等来写作。

    请了冯骥才、黄济人、叶辛、张炜、纪宇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院士、将军等来参加海洋大学作家楼的命名仪式。几位教授作家各有风格。童庆炳旁征博引，丝丝入扣。袁行霈仁心诗心，感人至深。柳鸣九高屋建瓴，神交法兰西。何西来豪情如火，情理并茂。严家炎精细缜密，百发百中。龚育之心平气和，真理在握。黄维樑纵横驰骋，思绪如电。叶嘉莹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白先勇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余光中学贯中西，隽语妙悟。金圣华亲切条理，循循善诱。冯骥才博闻强记，见多识广。叶辛绵密动听，娓娓道来。余华灵敏有加而且有一种厚道，单纯至性，同时也极丰赡。他原是牙医，由于烦了治牙，才想活动到文化馆去。先是作曲未成，乃改务小说。他用自己的心去接近与掌握文学，他的文学生命中绝少那种外加的半吊子的胡说八道与非文学反文学的病毒感染。

    迟子建则同样有一种对于文学与生命的善良与真诚，有一种大爱与大欢喜。有机会与他们接触，向他们请教，对于我来说也是极愉快、极有收获的事情。

    我请海大校友李希凡与德高望重的冯其庸先生，以及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庆善等来参加了“红楼梦月”活动。我听希凡回忆了他的山东大学岁月。

    台湾背景的最最优秀的作家余光中与白先勇都来到了这所学校。我们举行了余光中的诗歌朗诵会。他也用中英文朗读了诗歌。白先勇来的那一次介绍了他主导的昆曲《牡丹亭》的有关情况。恰恰此次我邀请了胡芝风来讲中国戏曲，算是一次有重点的活动，也是一次艺术欣赏。

    由于海洋大学希望我参加他们的校庆，二零零四年的十月我是在青岛过的，恰逢我的七十岁生日。文化部领导关照给了青岛市文化局，海洋大学乃与市文化局联合为我贺生日。局里派了民族乐队来助兴。《彩云追月》、《娱乐升平》、《步步高》、《旱天雷》都是我最喜欢的曲目。学校不但组织了晚餐，还组织了一些师生演出文艺节目。学校毕竟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地方，师生们的热情令人感动。

    我至今觉得对不起朋友们对我的厚爱与为我付出的辛苦。前来母校（原山东大学）参加“红楼梦月”活动的李希凡等参加了我的生日聚会。

    能过这样一个梦境一样的快乐的生日，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对于人生，对于世界，对于祖国，我的感激、感恩永远多于抱怨与委屈。

    同时我也相信，古今中外，这样的大学绝无仅有，能来过这么多优秀的作家文学家文学史家学者，老的与少的，男的与女的，大陆的与港澳台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共一百多人，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校园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在中国海洋大学的讲坛上留下了他们的声音和高论。除了前面提到的二零零三年与会的人以外，也应该提到龚育之、曹文轩、秦文君等，他们有的来作过讲座，有的来开过其他研讨会，有的还应聘为海洋大学的驻校作家。即使只排一排名单，也够你高兴一阵子的啦。

    二零零七年，这幢五十四号楼被海洋大学正式命名为作家楼，原校长管华诗院士撰写了《作家楼记》，连同到海洋大学来过的当代中国作家姓名，勒石刻碑为念。海洋大学还在图书馆内设立了斯文堂，悬挂着这些作家与人文学者的照片与简历。

    二零零九年，澳门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

    74.世界是多么阔大多么可爱

    一九九九年，先是在春天与芳共同出席了巴塞罗那的论坛，并访问了马德里与格拉纳达。西班牙当然永远迷人。

    我们参观了气魄宏大的奥运会场馆，一九九二年，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在这里举行。虽然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为奥运会修建的体育与服务设备，事后的参观仍然给人以人去楼空的感叹。

    这边的建筑艺术家高迪的“东倒西歪”的门窗设计，堪称达到了建筑艺术、我要说是建筑艺胆的极致。这种天才的接近随意的建筑令人吃惊。它的伟大的建筑师被称为建筑疯子。

    在巴塞罗那开会期间，中国发生了法轮功人员包围中南海的事件，欧美媒体作了报道。一时外国朋友们问我，falengang（王注：他们的发音是gang，不是gong！）是怎么回事，他们“轮”的音发不出来，变成了len，我则是一头雾水。

    在马德里，我们住在科学院招待所，奇怪的是欧洲人的宾馆的床却相当窄小。

    自治大学（在西班牙，许多大学都在校名上强调自治一词）有关人员向我们介绍，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都曾在此住宿，使我们立马服了。

    一天夜晚归来，小雨，我看到招待所门口不远处有几位打着伞的衣着暴露而又姿态绰约的女子，我以为是妓女。过后当地朋友告诉我那是男人，是专为同性恋者提供“服务”的。

    格拉纳达曾被阿拉伯国家统治，那里的阿尔罕布拉宫分为四个部分：阿尔卡萨巴城堡、皇宫、巴达尔花园与轩内洛尼菲山。其中的花园是阿拉伯统治者为纪念爱妃而专门修建的，我曾以此与印度的泰姬陵为例，推断贾元春未得到皇帝的宠幸，她的死无声无息。

    阿拉伯花园有自己的特色。修剪整齐，引导生长，花叶浓密，有较多的攀354援架起的植物，突出了花朵、树荫、水流与水滴，不论是植物的行距、株距，是搭起的棚架的结构与距离，是日光与阴影，是飞来飞去的鸟儿与蝴蝶，都具有一种完美无缺的造型特别是图案美、几何美，我相信其中表现了穆斯林对于天堂的憧憬与想象。

    阿拉伯宫美得令人悲伤，有了这样精美的花园，似乎已经达到了极致，于是你嗒然若失，再无所求所恋所梦。

    然后是巴黎和德国的特里尔，在后面这个城市参观了马克思出生纪念馆与罗马帝国的澡堂遗址。罗马帝国把澡堂修得这样规模宏大，堂皇张扬，令人想不明白。

    然后是瑞士，只为休息两天，第三天好去参加维也纳那边的一个研讨会。

    伯尔尼，日内瓦，苏黎世，对于我也不是陌生的了。

    也是这次访问中，我深感欧洲人多么喜爱雕塑，有多少好的雕塑，而且欧洲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雕塑。是历史、基督教、科学技术与大画家大音乐家们，雕塑了这一切。

    深秋与芳共访了韩国，应韩国外交部主管的韩国基金会之邀。为韩国的青山绿水、争强拼搏、热情友好而十分感动。也为韩餐的美味而满足。

    回京不久，我应意大利意中友协的邀请独自一人去访问意大利。向朋友们介绍中国的文学生活现状。

    在罗马讲座之后，应威尼斯大学教授、我的多种作品的译者费龙佐博士的邀请到了水城威尼斯，尝了尝上哪儿去都坐船的滋味，当然觉得世界奇妙。

    这一年我是“疯狂出访”，有点像一九九三年。可能是二十世纪快结束了，各种国际活动也在赶任务。回来后说的是十二月率一个对外友协的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本东道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早就想找我去一趟了，他们也极门儿清门儿精，想出了请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做派遣单位的路子。不但邀请我也邀请了芳与秘书崔建飞。

    离出发日期还有五天，突然一夜本人小腹奇痛，哇哇呕吐，高烧三十九度六，浑身颤抖，略经曲折，最后诊断为急性胆囊炎。乃做急诊手术，摘除胆囊。

    北京医院外科王主任主刀，时年七十九岁的名誉院长吴蔚然从头到尾盯在那里。

    本来是半身麻醉，我甚至闻到了手术刀灼烤我的内脏的腥煳味道。手术床太窄，我的两臂被旁边的护士压迫得发麻，我想移动一下手臂，我的乱动被认为是神经紧张，于是给了我一针吗啡，我睡过去了。

    人一生病，便觉医生护士都是天使。我实在感谢他们。我也佩服西医的这种工业型科学技术，给人动手术实就像修理汽车一样，该“打开”哪儿就打开哪儿，该换什么零件就换什么零件，不能换的干脆锯掉，果然就不闹腾了。从理论上说，它不如中医讲的玄妙魅力，但实在管用。

    无论如何，是年我没有去成日本，日本甚至有媒体猜测不会那么巧地生病，说不定还有隐情。

    而我一直养了一个半月，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迎接新世纪的研讨会时，仍然觉得自己虚虚弱弱。一直到夏天到了北戴河，庶几好了一点。

    呜呼，生老病死，吉凶祸患，孰能无恙，孰能免灾？回想“文革”后已经三十余年，社会生活应算安定，然而，正是在这种安定之中，更痛感光阴之不我待，生命之须臾而已，亲人友人好人之迅速推移，悲夫痛哉。

    《大块文章》中讲到了父亲的去世。一九九六年，是母亲的离世。她聪明，机敏，活跃，然而正如她自己屡屡不平的，如果她不了解什么新思想什么五四，也就罢了，偏偏她了解了这些，却是毫无出路，毫无办法。终其一生，她不平，她不甘心，她冤枉，她痛恨，她的生活是不幸的，她活了八十五岁，最后死于脑血管疾病。

    几位老同志的离去令人黯然神伤。李一氓与我接触有限，然而他竭尽全力地保护我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受恶意的伤害。他对我讲过他的动作的不便，他后来体重是太超标了。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就住了医院，然后就一天不如一天，然后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他是创造社的成员，他担任过新四军的秘书长，他是诗人、书法家、古籍专家。冯牧在医院中不忘与我讨论一些文学现象与文学主张，他自称是患（白血）病后形销骨立。据他的侄女说，她曾经认为冯过去吃了太多的西药，他有气喘病，常年喷药，多次住医院。他自己的看法则是，如果没有那些药物，也许他早就不在了。他的这种想问题的方法倒是给自己减少了不少烦恼。陈荒煤临了也是与我讨论电影事业。他们的离去好像是事先约会好了的，说一声走就都走了个干干净净。

    而唐达成的去世令人意外和沮丧。他离开作协工作岗位后，我觉得是调整得很不错的，他不但写了评论文字还写了小说，他也常常致力于画国画，完全有理由认为他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再不像在任时那么多为难，那么多窝心。

    而等他说自己在检查身体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此外并无感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起体检的必要性来。紧接着却是住院、手术、再手术，直到不起。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而他的夫人所说的好人活不长，又是多么令人悲伤！

    比较想不到的是张光年同志的离世。二零零一年秋，人们为光年过米寿，即八十八岁生日，八十八，其形如米字，说法来自日本。而九十八，则称为茶寿。

    那天几个朋友在广州饭店聚会，他的情绪极好，都认为要为他过茶寿没有疑问。

    到了二零零二年一月，他突然心脏出了毛病，四天后，说走就走了。这倒是他的性格，是非分明，说干就干，从不拖泥带水。对于自身的生命，他也是这样的。

    这些人的去世意味着作协的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不论是人事是作风是方法是重点是面貌是气氛，作协及其他类似团体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了。

    我离开新疆不久，一大批好友先后去世了。郝关中，那个“游方大士”，身体好得不得了，我想与劣质烟酒的过度使用有关，他最后得了食道肿瘤，终于不治。我才走，评论家维吾尔族的帕塔尔江与小说家哈萨克族的郝斯力汗就去世了。说是郝斯力汗喝了酒，然后几个朋友在大街上走，郝说我不舒服，说着，就在朋友们的手中，往下一出溜，去了。后来，另一位小说家，据说是有王族血统的马赫坦，也死于类似的情况。并非十分和好的维吾尔族小说家祖尔东·萨比尔与柯尤慕·图尔迪先后因同样的心脏方面的疾病离世。柯去世时适逢我在新疆，我按照民族礼节前往吊唁。至于此前去世的克里木·霍加与铁衣甫江，就更令人难过。我去看望他们的遗属的时候，她们搂着我痛哭失声。

    张弦的去世也极可哀。江苏作协确定开一个他的创作的研讨会，他却没有能等到这一天提前走了。病中我委托王干代我送去了鲜花，聊表寸心。近年陆文夫辞世前，我委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先生代为探视。

    二零零五年新年我去苏州看白先勇主导的“《牡丹亭》青春版”彩排时曾经登门拜访老陆，已经感觉到了他的极度衰弱。不太久，与老陆颇多相似处的安徽老作家鲁彦周也因同样的病在同样的情况下逝世。

    一九九八年，我写了一批叫做《哀文友》的旧体诗。

    对夏衍、陈荒煤、冯牧、张光年、铁衣甫江、克里木·霍加……我都写了专文追思。

    摘胆囊后三年，终于实现了率友好代表团访日的愿望。我准备了在大型招待会上用日语发表演说的稿子。其实我小学期间学过日语，可惜我只学会了片假名，不会像草书的平假名。确实是由于民间的抗日心理，我们那些孩子没有谁愿意认真学习日语，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一投降，孩子们都把日语书丢到了九霄云外，对日语是忘之犹恐不及。但毕竟有儿时的基础，我在文化部外联局日语专家老赖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终于可以讲出日语来了。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欢迎会上，我讲了话。我说到对日中文化交协已故的领导人中岛健藏、千山是野、东山魁夷、井上靖、团伊久磨等的怀念。我说今天的集会上他们好像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是电影演员栗原小卷主持的欢迎会，曾任议长的日本社会党领导人土井多贺子出席了欢迎会。

    我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总部参观时十分感动。一间大房间，就是此会的全部办公室。

    对于日本作家水上勉的访问令人感动。水上勉刚刚做过手术，身体很弱。

    他坐着轮椅对我说：“真想再去一趟杭州，再游一次西湖啊，哪怕是坐着轮椅转一圈啊……”日本有些友好人士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的热情，催人泪下。

    二零零三年我访问了毛里求斯、南非、喀麦隆与突尼斯。

    非洲是多么可爱，毛里求斯是印度洋里的一颗明珠，到处都显出质朴与自然，大海与蓝天，白色的珊瑚礁受到国家的保护，现代化的旅馆里用的是茅草屋顶与原木建筑。时值当地的初春，我清晨下海游泳，水相当凉，同游的法语译员王杨游完了不停地吸抽着鼻孔，我连忙给了他一包维C银翘解毒药片。他与崔建飞从新加坡转机飞毛里求斯的时候，由于自认不懂英语，使他们失去了原来得到的宽敞的靠近飞机安全门的座位。我教给他，你不懂英语要什么紧，谁来跟你英格力士，你就跟他弗朗西呀，法语绝对不比英语少一点权威与国际化的气概。他学了就用，立竿见影。他背着一件乐器在巴黎转飞机，一个工作人员对他携带的物品表示有疑问，向他讲英语时，他的漂亮的法语竟然收获了肃然的敬意。而后一切顺利。

    在南非，我们攀登好望角的灯塔时，注意到身前身后都是同胞游客，而在毛里求斯的维多利亚旅馆，也正碰到世界华商大会在那里召开。头几年，我看到在柏林墙那边留影的说的也都是大陆味道的普通话。我想起一九八零年首次访美时，台湾背景的诗人秦松曾经在晚餐会上幻想若干年后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中国游客的情景，曾几何时，早已成为事实。而秦诗人不幸于二零零七年春去世了。愿这个孩子一样天真的诗人安息。去好望角的路上看到大洋里的鲸群，巨大，所以从容，平稳。令人惊喜赞叹。

    南非的有色人种摆脱种族歧视还不久，与同行们的座谈，仍然洋溢着反帝反殖的热烈气氛。同时，可以分明地感到他们对于毛泽东的崇敬。

    然而翻了身的南非社会治安极差。我早就听海外一位学者说过，说是曼德拉经过多年的囚禁，心灵完全升华了，他出狱后没有仇恨，只有慈爱。他主政后废除了死刑，但是社会秩序有了问题。我驻南非文化参赞车兆和嘱咐我们一行人注意看护好自己的财物，正说着，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公文包不见了，内有相机和一些财物。这一切发生在五星级大宾馆的餐厅里。

    喀麦隆的黑非洲风貌实在难忘。它的河流如大水漫漫，几乎没有河岸，却有河马在波涛中出没。这里有更多的大自然，更多的纯朴。我吃到了菜蕉（一种做主食用的无甜味香蕉）、木薯等食品，我与一些部落的王室人员会见。他们穿着宽大的长袍，仪态威严。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国两制，却不知道如喀麦隆这样的一国数制。它是共和国，但对原来的各部落王室不采取取缔消灭的态度，而是取消其行政权力，承认其作为民俗的特殊身份。一切礼仪，一仍其旧，但已不管社会政治事务，有点像当年辛亥革命后头几年溥仪的处境。

    至于白色的突尼斯，本是欧洲人的度假胜地。什么迦太基呀，什么罗马帝国呀，到处都是历史。

    最最可爱是非洲，我写过一系列文字。我写过她的野马奔腾的河流，她的蓝灰色的鲸鱼、水中的犀牛与河马、陆上的大象与鸵鸟……美丽强壮的非洲男人与女人。每个人都是一尊雕像。每个角落都是一幅油画。我相信上帝是护佑非洲的。

    75.我在政协

    一九九三年八届政协以来我担任政协委员，一九九四年以来是八、九、十届常委，二零零五年以来，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开始我多少以为政协委员是一个安排人事的闲职。有说政协是“不说白不说，说了白说，白说也要说”的地方。还有说政协是摆样子的“花瓶”的。

    当然也不坏，也是一种地位角色，是somebody——人五人六的标志。

    我的政治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不要看不起程序，注意遵守程序，就比无法无天不知道前进了多少。讲讲观瞻，讲讲摆设与调剂，也算有了文化礼仪，无愧周公孔子，无愧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世界范畴。我曾与政协的工作人员闲说过，花瓶也好嘛，江青他们连花瓶都要砸烂嘛。从砸花瓶到好好地摆花瓶、护花瓶、赏花瓶，也是进步。事实证明，多一点文明，多一点民主与法制的程序，多一点广开言路，绝非不值得注意之事。只有那些一心拔发登天者才嘲笑王某的这种低调逻辑：与坏相比，有进步就是好，有进步就大有希望。

    其实政协的事情比想象得要好得多而且越来越好。

    政协有它的不一样之处。让我们从一些小事说起。政协开常委会，也是依姓氏笔画排列座位。但是每次它都轮换，前一次是姓氏一画（政协有常委一诚法师）两画三画的委员前排就座，下一次就是四画五画姓氏的委员坐前排，底下的顺势往前挪，一至三画的排到最后。

    我最最感动的是，不论是常委会还是全体会议，都由秘书长将各小组讨论情况向与会人员作一个综合汇报，原汁原味，不避锋芒，有的令人惊诧，有的全新思路，有的语重心长，带棱带角。这样，委员虽然分成小组活动，仍能把握全局。

    我多次建议把秘书长的历次综合汇报出版，哪怕仅仅是内部出版。

    政协有大会发言，这也是政协特色，全国只此一家。虽然行业太多，有时一方面的发言，引不起不同行业委员的兴趣，但毕竟给了普通委员一个在人民大会堂讲坛上参政议政、发出自己的洪亮的声音的可能。在这里，我听过委员们讲建筑业问题，讲行政成本问题，讲腐败问题，讲环境、人口、能耗、教育、文物保护、计划生育、老龄社会诸问题，言之有物，尖锐泼辣，振聋发聩。我相信等到各个重要的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委员会议上都有这种严肃认真、畅所欲言、启迪民智、强化参与的大会发言的时候，我国的民主生活将出现新高涨、新局面。

    我前后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过四次发言。一九九七年我讲过建设文化大国刍议。二零零五年讲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二零零六年讲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

    二零零七年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的发言频率如此之高，效果越来越趋于热烈：最近两年的发言，都是只用了六七分钟讲，同时获得了六七次打断讲话的掌声。对于实际工作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发言，与其他两位体育界委员的有关发言一起，被中央领导批给了有关机构。网上也有热烈的反响。当然也有反对的，如说对运动员不应如何如何挑剔。其实只要稍稍用一点脑筋，多一点知识，人们就会知道王某的发言根本不是针对运动员。

    我说得很清楚，是讲宣传的，是讲文明的，运动员说的话多了，只有经过宣传部门的筛选，才可能出现在媒体上，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掌舵人的理念。

    再明说吧，我讲的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兼顾的问题，讲的是舆论导向的问题。我们已经很久不提国际主义了，我必须讲得稳稳当当，必须谨慎从事。我只能从具体赛事，从媒体对于运动明星们的报道说起。只有习惯于用脚后跟思考而不是用大脑思考的娃子才会认为王蒙要挑战令我们为之骄傲不已的宝贵之极、可爱之极的运动员，例如刘翔。

    仅从大会发言一点上，也可以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挥，也从一个小侧面表现了至少是思想与言论的逐步开放。

    我在作这么多次大会发言的同时，对发言稿进行了整理，差不多全部以文字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望海楼》、《文汇报》的《文汇时评》

    等栏目中。

    尤其是政协的机构使一些并不处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心位置的人士——如宗教神职人员、特殊界别的代表人物等——成为政协的重要角色。还有一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人，包括遭遇了一点波折的同志，在政协都得到了足够的倾听和重视。

    至于政协的小组会上，言路之广，空间之大，气氛之和，态度之善，应属首屈一指。政协是一个政治文明走在前头的地方，希望这种文明有浸润熏染扩展的作用。

    有一个政协与没有一个政协大不一样，政协是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带有实验性的先导者。有一些文人、艺术家、各界人士，很乐意担任政协委员。

    但是我的实际经验也说明了参政议政谈何容易。有一年政协的工作报告中，号召政协委员每年至少提一条提案，或反映一条社情民意。我听了觉得不是滋味，从理论上说，领导的这一条号召够苦口婆心的了。但我觉得不大好听，这等于承认：我们的政协委员，有不止一个人（如果只是个别人就根本不需要提这样的号召了）一年是不提一个意见，不反映一个情况的。这太对不起人民叫做纳税人的了！想想每年的两会，采取了多少措施保证会议的开好，提供了多少便利让委员们来开好会议，最后却是原来有的委员一年不做一件委员应做的事情的，这怎么向人民交代！

    我参加过的九届政协好几次小组会谈委员面临的官司即法律诉讼问题。诉讼当然都是个案，一幅画，吴冠中委员不承认是自己画的，却以自己的名义在那里拍卖了。最后这个官司果然得到了使吴老满意的判决。

    另外的官司也是如此。北京有一家超市，非法对他们怀疑偷窃的两个女青年搜身，吴祖光老为此写了文章责备那家超市，被那家超市以侵犯名誉为名控告。

    而那家超市负责人的母亲是一位领导干部。当然这里又有了悖论，政协应该关心委员帮助委员，无法说委员的官司与政协无关，那么究竟怎么样关心和帮助委员更好呢？委员与非委员在司法问题上，其权益怎么样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与保障呢？而当一位委员与一位领导干部的子女发生了司法纠葛以后，能不能认定就是该位领导干部的责任呢？我们不是不大好搞株连吗？

    类似的意见的发表使我得罪了人，我们的习惯是既然是朋友是一个政协界别的伙伴，就应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我在一九五八年的少年宫建筑工地上学到过一些词儿、一些活儿：灌浆、腻缝、抹光、齐不齐一把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在政协小组会上当小组长需要这方面的训练，一九九七年会议上，在一位老哥大放厥词之后，我勉为其难地做了这方面的活计，并为此得到了“感谢”。

    他的发言第二天就被同组委员汇报到有关部门领导那边去了，好险！幸亏我的泥水活做到了头里。

    有一位善于总结的领导，告诉我，手上使劲的人，应该去当劳模，心里有劲头的，可以去当领导，嘴里出彩的，应该到政协。一笑。

    在政协有机会领略了那么多文人艺术家的风采。丁聪从五十年代第二届就是委员，至八届，他当了四十多年委员，他厚道而且谨慎，善良而又自足。漫画家毕克官也算颇有道行，历次发言都很犀利沉痛，同时又是那样的与人为善、忠心耿耿。鼻烟壶内画专家，河北的王习三，同样地痛砭时弊，为民执言，同时心存忠厚，顾全大局。陈祖芬既是来开会的又像是来采访“采风”的，言谈话语，一颦一笑，都成就了她的潇洒散文随笔。张贤亮爱发惊人之论，如说要“改造共产党”，先吓你一跳，然后得意扬扬地拿出根据：毛主席在延安《讲话》中就讲过，小资产阶级要按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无产阶级就要按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幸亏有一届李希凡也在我们组，他是时时不忘记记住与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的，有他在，我们的小组会的发言不会偏于一面。

    按惯例，冯骥才、张贤亮、傅庚辰、陈晓光等是常常在文艺联组讨论会上做有准备的发言的人。有一次组里安排的发言人没有张贤亮，但是他自己提出，没有他发言是不可以的。他就西部大开发问题讲了一些颇不外行的意见，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肯定，并说：“过去只知道贤亮同志成就在文学方面，原来他对经济问题也是有见解的……”

    冯骥才的发言集中在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方面，他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

    政协为他施展这方面的才能提供了讲坛。

    冯骥才、邓友梅，有时候也还加上我，我们得空便修理修理张贤亮，打一打他的威风与野性，而贤亮兄的一大可爱之处就是接受修理、欢迎修理，没有人修理反而会寂寞得闹腾。

    个子不高的魏明伦极热心，差不多所有的联组会议上他都要发言。他讲过缓称“盛世”的意见，讲过为我打抱不平的意见。还讲过“扫皇”——如今的以皇帝为主角的电视剧目恶性膨胀，应该扫一扫——的意见。次年我在发言中也讲过这个话题，被媒体炒为魏某王某联手抨击“皇帝剧”。

    还有发言认真态度庄重的戴爱莲，她致力于提倡民族舞蹈，抵制西方大众文化的影响，可惜她的中文是后学的，口齿不易听懂。口若悬河的是李燕，他是画家李苦禅的儿子，滔滔不绝，情理（材）料俱茂。美协主席靳尚谊对城市建设上的缺乏民族特点痛心疾首。傅庚辰的发言条理清晰，口齿清楚，正气浩然，有时还哼一下革命歌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韩美林是极其性情中人的，他有时在发言中对一些坏人坏事破口大骂。有时他得罪领导。他有一句名言，政协政协，半正半邪，令人喷饭。

    一九九六年，我参加了政协的二十一世纪国际论坛的筹备工作与论坛。李光耀、舒尔茨、基辛格、竹下登还有许多别国政要出席了论坛。我也结识了俄罗斯的季塔连柯，美国的傅高义，这些权威中国研究专家。

    二零零零与二零零一年，我参加了有关“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的准备活动与国际会议。

    自二零零五年我担任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政协领导的极大支持。这是一个现职也是实职，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干头。委员学习研讨班最初一次与最后一次的开班式或结业式，都有贾庆林主席、王忠禹常务副主席、郑万通秘书长出席。我们对此提出的设想，得到了政协领导同志的肯定的批示。我们编辑的《政协委员一日》首发式，贾主席也来了。现在，这个书籍的系列仍在继续编辑出版。我所倡议的政协文史资料馆，正在建设中。二零零五年，我随贾主席视察了湖南。次年，我又作为主要陪同人员之一参加了对于英国、乌克兰、立陶宛与爱沙尼亚的访问。我在政协的处境与工作状况与在作协的某些境遇成为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说明了生活、社会、人事关系以及组织机构运作的多样性吧，谁说我们是铁板一块呢？

    76.我感动，所以我满意

    有人说我是成功者。什么是成功呢？名位吗？金钱吗？我不是化外之民，我在乎人间诸事，但是我确有粪土名位与金钱的记录。你有吗？

    我寻求的是感动的体验，或云：将这种体验视为人间走这一趟最重要的目标。

    我走上了文学，走入了革命，因为文学与革命感动了我。同样的感动常常表现在音乐的征服上。

    ……而文学作品，正是我的歌，我的交响，我的协奏，我的节奏与旋律。

    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想不清楚：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永恒。关于学问，关于榜样，关于意义，关于牺牲，关于价值，关于快乐。但是我已经生活在世间，我已经生活在祖国，我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人类中太阳下面。我至少应该真正地感动一辈子，我至少一辈子应该有几件，颇有几件事真正让我感动。

    感动就是为体验生的与死的滋味，就是到银河系、到大地、到神州河山中走一趟的滋味。

    我的感动并不，一点也不艰深，不各色，不自恋和顾影自怜。一座山峰，一片浪花，一座老屋子，一棵大树或者小苗，一叶扁舟，一钩残月或者落到海里去的太阳，时而使我感到生命的极致。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拉伯花园与比利时布鲁日的建筑，颐和园里的谐趣园与西湖边的平湖秋月，已经足够我感动得潸然泪下。连续听或者唱几首我所喜爱的乐曲，已经使我觉得此生再无所求。

    你可能成功，也可能蹉跎一世，可能伟大也可能渺小，你可能幸运而且得到公众宠爱，你也可能总是被误解，被错会了意。高尚有高尚的代价，低下有低下的收益，清高有清高的寂寞，无耻有无耻的火爆，智慧有智慧的痛苦，愚傻有愚傻的福气。然而你活一辈子总该有几次体验的充盈，充盈的感动。

    感动里有幼稚的伤感……对此，我作过反省，我还会作反省的。然而我更加珍视更加自信的是一种坦诚，一种胸怀和境界，是那阴暗的、肮脏的、狭窄的、渺小与无能的人儿一辈子也够不上、摸不着、更理解不了的坦诚，明朗与善良。

    是落泪后的含笑，是伤痛后的释然，是奉陪后的告辞，是对别人伤害的忘记，是永远对人抱着期望，是其乐在我的主动。

    我明朗还由于我没有过分的贪欲与野心。Everydoghasit’speriod，每条狗都有自己的时间段，这是英国谚语。自然满足人的需要，却不能满足人的贪欲，这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名言。

    我的善的信仰与对于快乐与幸福，健康与诚信的追求是分割不开的。我坚信阴暗损毁着细胞，而善意是一种营养，是清洁的空气，是润泽的雨露。

    善的结果接近谦虚，接近耳聪目明，接近天籁地籁与人籁，接近宇宙固有的灵动与启示，接近生活与百姓，接近时代的变迁，接近淳朴的乐天与单纯的生趣。

    我相信智慧是清明的与流动的，我不会闭目塞听，自以为正确，自己把自己装到狭小的匣子里，再把匣盖用钢钉钉死。

    我相信人应该以大脑来思考而不是靠内分泌来判断。我相信智慧是一种美。

    有了智慧才有了理解，才镇定了在恶意与灾难面前的自己。

    智慧在于理解，理解天文和地理，理解人文和宇宙，理解那么多难以理解的事物与道理。智慧在于沟通，沟通人情人性，沟通邻居与万国，甚至沟通您，您这位心怀叵测的老兄。有智慧的人不再愤愤然，不再急赤白脸，不再冤屈窝囊。

    对于世界和人，不抱过分的幻想也不抱过分的悲伤，不感到太多的一相情愿也不感到太多的失望，不轻易将谁谁视为寇雠，也不视为救星与再生父母。

    智慧还是一种宽宏。

    所以我越来越追求包容与整合，追求大美大善的可沟通性、可结合性、可互补性。我相信善良和善良终会坐到一起，而凶恶和乖戾终究会日暮途穷，气息奄奄，直至寿终正寝。

    面对这样多的纷繁与曲折，误读与偏执，我有两个法宝，一个是包容与整合，一个是超越与原谅。

    而原谅旁人的目的是原谅自己，人最最容易伤害的不是他人仇人而是自己。

    心胸狭隘，心怀怨恨，伤害的不是旁人而是自身。当你原谅了某些宵小，也就意味着你完全不必要去在意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必要在无聊的针尖麦芒上费时间与精力，你给他或她留下了足够的转弯的空间，也就是为自己留下了减少一个蚊蝇增加一株花草的可能，原谅了他人就是保护了自己，善待了自己，抚慰了自己，增加了自己的信心。起码你相信自己完全不是那些小动作所能奈何的。

    问题全在选择，你选择了高雅，你必须轻蔑那一切的低俗。你选择了善良，你必须以德报怨，化仇为友。你选择了凭作品吃饭，你就不要再盯着任何头衔与权力。

    和容受与整合、超越与原谅一样重要的，也许更重要的是自省。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太对太对了。活到老，学到老，自省到老。我是王蒙，我同时是王蒙的审视者，评论者。我是作者，也是读者、编辑与论者。我是镜子里的那个形象，也是在挑剔地照镜子的那个不易蒙混过关的检查者。

    我自省我的革命，我无怨无悔于我的少年时代的选择，我坚信中国的人民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与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也看到了幼稚，看到了过分的、无所不包的应许，看到了仅仅有革命的激情与献身，热血与斗志，并不就能给祖国和人民谋到福祉，越是革命者越要做到在革命胜利后转向务实的发展与和谐，转向科学和理性，慎重和责任，自省与与时俱进。不能够自省的革命者不是革命者而是以革命之名营私的伪革命害革命败坏革命的人。

    我同样反省我的心爱的文学与文学人，我同样爱文学迷文学愿意献给文学，同时我也确实看到了拥有话语权的写作人有时候会是怎样的矫情，怎样的虚夸，怎样的自我，怎么样的——有时候是、自觉或者不完全自觉地——蒙骗。还有色厉内荏，还有实际的鄙俗与言语上的清高。越说得清高就越鄙俗，因为他的或她的一切清高文雅都写到文字里去了，最后，他或她给自己的生活剩下的只有鄙俗和无耻。我也反省那些读了几本书的同道中人，有的读书而不明理，有的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有的说归说做归做……我所尊敬和喜爱的知识界、文人、文艺界啊，你们不比别的行业的人坏，你们完全不应该动辄得咎，不应该动辄成为整顿与清洗的对象，但是，我们也未必比别人就天生的强。我们并不比他人天生高明或者神圣。争论中有圈子和霸道。抒情中有胡搅蛮缠。高论中有玄虚和烟幕。著述中有强不知以为知……所以我写了《青狐》，这是我写得最用功的书。我无意掺和缅怀八十年代，我只是告诉你们真相。在我年逾古稀的时候，说出真相是我的无可逃避的义务。

    我也反省知识与知识分子。知识与知识分子都让我感动而且佩服，例如从小我就那样倾心于达·芬奇与屈原。倾心于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与我国的作家。但是我也困惑，有的作家、知识分子怎么会那样大言不惭横空出世而实际上又是那样无知、装腔作势。

    我算不上典型的干部——官员，同样算不上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小说家。我的事太多，面太宽，侧面太多。可能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如果我专心攻一两样东西，一两部作品，可能比现在更美好更高级。然而，我明明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啊。我能小说也能诗，能开会也能说讲，能外也能内，能攻也能守，能政治也能艺术。而且，我还能哲学，谈老庄并且不只是老庄。二零一零年我吟诗曰：“老来无事便猖狂，论道抒情两不妨。”又有句云：“青春作赋赋犹浓，皓首穷经经更明。”我应该满意，我做了我能做的了，我九命七羊，为什么非要变成一命半羊呢？

    而且这有关我的处境，我的四面开花，八面来风，使吾兄的“一条筋”的明枪暗箭显得太不够使。使信口雌黄的小子们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呵，吾兄，我的兄长，王蒙老矣，吾兄亦老矣，或益老矣，吾兄为何要那样格格不入，那样气不打一处来，那样恶声恶气？历史是伟大的，吾兄也随着历史而伟大过，行了，该知足了，不可能将历史死钉在那里使吾兄的伟大变成永远。昨天已经古老。

    这是事实，不仅吾兄，就是王某也已经渐渐淡出，渐渐过时，而且已经被宣布过时多少次了。从今年起，我已经意识到了要警惕王某可能引起的审美疲劳感。每条狗都有自己的时间段，让我们为这英国人的幽默而共勉互慰。我们的奋斗会有成果，成果绝对不归属于任何一个人或一代人或一拨人或一圈人。

    成果属于未来，成果不归个人。未来我们未必赶得及。诗兴可以大发，青春可以在小说里万岁，但是切不可以当真企图把时间捆绑在我们的青春门槛上。“从来系日乏长绳”，唐朝已经有这样的诗了。

    应该相信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小朋友，你代替不了后人的奋斗与前进。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他们的。

    回首往事，我尚非完全虚度光阴。我留下了一些见证，一些记忆，一些说法，一些酸甜苦辣。我说话是太多了，写作也太多了，我本来可以更精密一点，矜持一点，含蓄一点，如果我有这三个一点，我会比现今更深沉、更美轮美奂乃至更身价百倍的。

    我感动还因为我重视家庭，珍惜天伦之乐。我平生只爱过一个人，只和一个人在一起，家庭永远是我的避风港，是我的攻不破的堡垒，是我的风浪中的小舟，是我的夺不走的天堂。甜美的家就是天堂，即使周遭一时变成了炼狱，我的天堂永远属于我本人，在新疆时我们多次体会到，只要我们是在一起，一切都是甜蜜的，幸福的，光明的，谁也剥夺不走我们的快乐。我们常常在一起回忆，在冬天来到的时候，我们在哪里买煤油，在哪里砌炉灶，在哪里挖菜窖，在哪里卸成吨的烟煤。有一间温暖的小屋子，在零下三十度的气温中，这不就是天堂吗？这是我的信念，我希望为此专门写一本书，我希望我的这句话能留下来能传播开去。二零零七年年初，我们度过了金婚。芳是我的存在的证明，我是芳的存在的证明，芳是我存在的条件，我是芳存在的条件。我有三个孩子。

    他们都出过国，有的还在国外得到了学位。他们都有正当的稳定的职业，都过着小康的生活。我们早已有了第三代，我的大孙子已经大学毕业。我们家人丁兴旺，和谐团结，我为此感恩上苍。

    当读你的作品的人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停止你的喋喋不休了呢？我想起了作协的领导对于一位人人尊敬的老作家的怀念，在正式的会上他几次谈到，这位老作家是何等的好啊，在该领导去作协履新之前，老人见到这位领导，用双手紧握住他的右手掌，两眼直直地盯视着他，表达了无限的信赖与期望。老人家因病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完全理解，不说话的老前辈，比下笔千言的老家伙就是可敬与可爱得多着呢。

    一位以强硬严厉著名的老领导干部，一次在讲一些很厉害的话的同时，被发现他的领带上沾满了汤渍。那是在人民大会堂，是下午，估计他老人家午餐时把许多汤从汤匙上滴到了领带上。领带上的一串汤滴残余衰减了他的迹近回到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主张的威力。人们谈起这事来，像是说笑话。我说，不要嘲笑这样的事吧，只要我们不夭折，我们也会有这一天，也会有坐轮椅与说话困难的一日，会成为最最可爱的老作家、只能双目紧紧盯视着领导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会把领带泡到酸辣汤或者海鲜汤里。

    我的为官冲淡了我的地地道道的作家身份。我对于王朔的“躲避崇高”的评论冲淡了我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语出香港《大公报》与《文汇报》）的形象感。我的荒诞冲淡了我对于现实的关注。我的不放弃进言冲淡了我的飘逸潇洒。我的飘逸潇洒与灵活冲淡了我的执著与愚勇，还有我的敢为天下先的食蟹胆量。我的政论、学（术）论与杂文冲淡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冲淡了我的诗歌。我自己的活人故事冲淡了我构筑的文学故事。我的头衔冲淡了王蒙的真身。我的幽默与恶搞冲淡了我的感动。我的谈笑风生冲淡了我的眼泪。

    我的古典文学研究冲淡了我的翻译。我的周游列国冲淡了我的老土情深。我帮助的有些人早已经感到了我的碍事。受惠感是一个有雄心的人最最不能忍受的屈辱感与羁绊感。他或她可能急于摆脱你的阴影。得罪人会树立对手，帮助人也会培养对手，比如××与×××……多可爱的人们！越是自信渐渐丧失的人越会显出凶恶与东方不败来。我敬重的人也有人觉得与我渐行渐远。我自己一直干扰着我自己，我自身一直妨碍着我自身。朋友与非朋友都觉察到了我的不同。我制造了、掀动了，至少是歌唱了、记录了、帮助了洪波的涌起，冲走的与淹没的是我王某人。

    所以，我是王蒙。

    我笑了。

    我的笑容不可摧毁。

    最后，没有争议的是：王某太聪明了。

    包括吾兄也能够勉强接受，无法不接受的只剩下了他的智力，在一个具有长期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地方，在一个“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语出苏轼诗《洗儿》）的地方，在一个更多地信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地方，你未必全属好意地承认了王某的聪明，回避了你所永远不敢正视更不敢反省，你无从望其项背、你跳起来也够不着看上一眼的胸怀、心术、境界与做人的理念。

    太聪明了他还会在政治运动中没顶？他还会在仕途一帆风顺的时候屡屡放弃？太聪明了他能写《组织部》、《稀粥》、《来劲》和不无好意地评论王朔？太聪明了他还会说自己的好友张洁的某个作品不好，把张洁往死里得罪？太聪明了他还会屡屡失手失言，陷入无聊至极的混战、谣言、误解……在需要冒傻气的时候。王某冒了不知道几十次、几百次的傻气。

    冯骥才说：“你各方面已经达到了极致……”

    一位省政协老主席对我说：“你是有言必发啊！”

    是的，行啦，我应该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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