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大批文艺工作者受到“四人帮”及其党羽的残酷迫害，仅在文化部机关和直属单位，遭到各种迫害的就达上千人，受到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大堆冤假错案等待拨乱反正。在党中央和文化部党组的领导下，贺敬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
1978年，贺敬之主持一次文化部的万人平反大会，他在会上宣布平反名单，认为“右派”中绝大多数不是右派，会上公开为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张海默、罗静予、王昆、杨秉荪等一大批同志平反，影响非常深远。
同年，贺敬之还力主为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的右派平反，由于当时所有的中央文件都没提过这个问题，贺敬之当时那么做，担有相当的风险。
有的同志劝他慎重，不要为某一个人担风险。贺敬之个性崇尚公义，极具正义感，他说：“我们党的原则就是要为每一个同志负责，共产党人不能也不应该为一己私利而怕担风险。”
正因有贺敬之的甘冒风险和不懈努力，才使包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黄因聪等一批中学生，以及江丰、李少春、叶盛兰、钟惦棐等一大批著名艺术家在内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
他还积极参与解决为胡风平反、为冯雪峰平反、为丁玲平反等重大历史疑难问题，每个问题都遇到相当大的拦阻，因为当初负责这些案子的很多人恰好是他的师长或上级，他们对这次平反一时还转不过弯来，甚至还有抵触情绪；而受害者和家属又觉得平反得太慢。夹在中间的贺敬之非常为难，但他仍秉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想方设法去拨乱反正。
贺敬之忙于主持纠正文化界冤假错案的同时，还调整了文艺工作的总口号，在文艺理论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新时期，党中央提出对文艺方针进行调整，原来的方针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后来有人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贺敬之感到这个提法有些不完整，就又加上一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说：“光提前一句，可能使有些人误解为只是一个服务对象问题；加上后一句，可以简明地指出时代特点，提出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的要求。”
贺敬之的这个提议得到了许多同志的赞同，后来，这个提议被中央采纳。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公布这个调整后的文艺方针，迄今未变。
其实，贺敬之已在具体工作中开始实践这个文艺方针了。
1979年，贺敬之、柯岩、李季大力促成了“文革”后的第一次诗歌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最大一次诗歌盛会，影响非常深远，给无数仍处在被压制状态下的诗人们带来了新生。
文艺方针正式公布后，贺敬之便极力推行：
1983年，贺敬之提出要坚持“戏曲艺术为人民服务”和“推陈出新”的方针；
同年3月，贺敬之号召青年诗人：加强思想锻炼，深入人民生活，钻研艺术技巧，取得比老一代更大的成绩……
以后文艺界多次出现反复，但贺敬之对贯彻这个方针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
贺敬之的仕途之路颇有意思，他走了一个完整的“之”字路。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黄镇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贺敬之被任命为四位副部长之一；1980年2月，他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8月，他调离文化部，升任中宣部副部长；1987年12月离任；1989年9月，又被中央任命为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重任中宣部副部长；1991年4月，他因病向中央递交了辞呈未被批准，直到1992年10月，才被批准辞去两部职务。
当年曾有人担心贺敬之去当部长，中国将失去一位诗人，而多一位官僚。
贺敬之一直也认为自己已经过于被重用，他认为文艺界比他德高望重、才华横溢的同志多的是，他经常在会上发自内心地说：“在座的很多同志是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我的学长，只不过是因为工作需要，偶然把我放在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位置上，是让我为大家服务的。”
事实证明，贺敬之不仅没有放弃诗歌，反而在诗歌道路上开创出一条新路；同时作为一名极具正义感、同情心的诗人，他曾多次挨整、挨斗，所以最痛恨整人，对随意造谣、生事、伤人的舌头也恨之入骨，他绝不吃猪口条、鸭舌头，曾当众说：“巧舌如簧，我最恨！”所以身为部长的贺敬之并没有高高在上、只听汇报摆官架子，而是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热忱和努力，去帮助同情“最广大的作家、艺术家，愿意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
贺敬之曾经这样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遇到挫折而低头，逃避现实，郁郁寡欢，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达与宽容，诗人的胸襟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博大、浩瀚，他能经受住任何惊涛骇浪。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失误，现在我常常一个人静下来，回首往事，我觉得尽管有过挫折，有过错误，但对党对人民我是忠心耿耿、问心无愧的。”
他要求自己忠于信仰，并且从一而终地履行职责。虽经挫折、坎坷，却不改对祖国与党的热爱与忠诚，正如他后来所说：“自奔投延水，流汇黄河，滔滔万里，虽百曲千折，从未悔少时初衷，更不改入海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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