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乍起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一篇名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正式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拥有丰富被批经验的贺敬之读到此文，心里陡然一动，他不由想起1962年３月的广州会议。

    那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会议上，作为会议副秘书长的贺敬之作了《有关戏剧创作的几个问题》的重点发言。他尖锐批评了当时文坛流行的“把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看得非常简单，否认其中有些劳动人民以外的阶级意识反映，以为生活仿佛像切豆腐似的，一刀切下去，这边是这边，那边是那边，否认劳动人民里边可能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甚至有封建思想影响”的错误主张。贺敬之还点名批评了姚文元。

    1966年春，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贺敬之随作家访问团到西南大三线去参观学习，刚回北京，剧协就把他要回去，集中到北京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参加“集训班”。贺敬之发现这个“集训班”的很多人都是自己的故交，在那里他还遇到了妻子柯岩。

    当时大家几乎都与贺敬之一样认为：这不过是一次批判文艺黑路线的常规行为，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不久，造反派就冲击砸烂了社会主义学院，贺敬之也被“揪”回剧协，编入“黑帮队”。在文联造反派搞的“黑帮示众会”上，贺敬之作为主角被批斗，他的头发被剃光了，一边的眉毛也剃了个精光。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把贺敬之在广州会议上的发言列为“大毒草”猛批一通。

    不仅如此，之前贺敬之的《白毛女》被说成搞人性论、歪曲丑化劳动人民，他们让贺敬之对照江青搞的样板戏，公开表态作检讨，可是贺敬之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于是乎“文革”伊始，造反派就把《白毛女》作为贺敬之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重要罪状，搞了专题批斗。他们还加上了一条：贺敬之对江青的搞法不服，从而罪加一等！从此，开大会、小会对贺敬之批斗，电台广播中也连续多日地辱骂贺敬之是恶霸“黄世仁”。

    此时的柯岩也被她所在单位“揪”了回去，戴上了“漏划右派”、“反党集团”、“反动学术权威”等9顶大帽子，被关入牛棚，接受群众专政。直到所谓“二月逆流”后，一次柯岩在牛棚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印着“黑帮”的条件。对比完条件，柯岩就在本单位贴出一张大字报，声明：“我不是漏划右派，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不是黑帮……自即日起退出黑帮小组。”这才从牛棚中造反出来。柯岩的做法得到了一派群众组织和许多党员的支持。

    1967年12月14日，贺敬之在文联大楼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挺起腰杆干革命》。在大字报里，贺敬之申明自己不承认强加给他的“走资派”、“黑帮”、“三反分子”等政治帽子，他叙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宣布退出“黑帮”。

    与此同时，柯岩带着11岁的女儿贺小风和贺敬之的弟弟，也在对面墙上贴出了《贺敬之不是三反分子，是个好同志》的大字报，支持他的革命行动。

    这两份大字报一贴出，顿时激起千层浪。包括文联在内的、北京当地和外地来京串联的人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看，还在贺敬之和柯岩的大字报上面，留下了上百条支持的批语。

    剧协的造反派一看慌了神，他们赶紧用其他大字报覆盖住这两份大字报，不过仍有许多支持贺敬之的小字报和充满感情的诗篇不断地贴出来，作者的身份有工人、教师、普通干部、大学生、中学生和红卫兵。普通人心里都有杆秤，写过《白毛女》、《回延安》、《雷锋之歌》的作者怎会是“三反分子”呢？

    就这样，贺敬之在被批斗了大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后，暂时获得了自由。

    2．侠义的郎婆婆

    可惜好景不长，大约一个月后，造反派又把贺敬之抓了回去。这次他们对贺敬之的手段更加严厉，贺敬之被关押到机关一间厕所旁的小屋里，门窗紧闭，门旁日夜有人把守，不许任何人来探望，几乎和牢房一个样子。

    为了保护贺敬之，柯岩请私交甚笃的郭小川的姨妈郎婆婆代写一封信，是以贺敬之的母亲的口气写的，上面写着：“儿呀，娘知道你：你是贫农的儿子，从小参加革命，你再有多少错误，也不会反革命、反毛主席！那是地主老财才会干的事。你一定要好好交代问题，改正错误，会得到解放的。如果万一有个好歹，那一定是那些坏人害的你，娘豁出老命，也要替你伸冤的……”

    贺敬之当时收到这封信时，还真以为是自己母亲写的，后来才知道是郎婆婆冒着风险特别为柯岩做的这件事。他对老人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可惜却没机会表达他的谢意——在贺敬之被关押期间，郎婆婆被人错告为“地富出身”，被押解回原籍四川，不久就去世了。

    贺敬之被大会、小会地批了又一年半左右的时间，1969年春，人民日报社军宣队出面，宣布贺敬之回人民日报社接受审查，他们温和的口气让贺敬之看到一丝希望。果然，贺敬之一回到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让他在文艺部全体会议上作一个检查，然后当场就宣布贺敬之被“解放”了，这让贺敬之喜出望外。他又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还被选为文艺部党支部书记。

    后来贺敬之才知道，这些都是周总理安排的。王震将军爱才，对贺敬之的遭遇非常气愤，由于之前自己也被批斗，没有办法帮助贺敬之，王震将军一获得解放，就把贺敬之的情况向周总理反映。总理听说后，就对当时的教育部领导周荣鑫说：“《雷锋之歌》作者贺敬之应该解放了，是否在教育部门安排一个工作？”

    正由于这些老革命家的关怀，才有了后来贺敬之被遣回人民日报社并获得解放一事。

    1972年，周总理在全国出版会议上提出，应该出版和重版一些好的文艺作品。在周恩来对出版工作的指示精神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即1972年9月，再版发行了贺敬之的《放歌集》。

    《放歌集》首版于1961年，收录《回延安》、《向秀丽》、《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地中海呵，我们心中的海！》等诗作。当年《放歌集》刚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诗歌爱好者几乎人手一本，很多人都会背诵其中的诗句。

    这次再版，贺敬之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又回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伟大的祖国》、《回答今日的世界》、《胜利和我们在一起》和长诗《雷锋之歌》等7首诗歌。《放歌集》的再版，是建国以来“17年文学”作品解禁的第一部，目的是为更多的文艺书目能够出版而投石问路。

    当时负责《放歌集》再版的是《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李季，他也是贺敬之的好友。李季对贺敬之说：“咱们先拿它投石问路，如果平安无事，再一个个出版其他作品。”

    贺敬之苦笑道：“你这样做，我不但替你也替我担心，闹不好，不但问不成路，恐怕还会落一个‘落井下石’，咱们两人都被人推进井里，让‘那些人’用他们的石头把咱们砸死！”

    果不其然，周总理这次要纠正的极“左”思潮的行动，遭到“四人帮”的反对。张春桥亲自批示，要在《人民日报》内部开展批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的斗争，贺敬之首当其冲地作为“右倾回潮”典型受到批判。李季同样未能幸免于难，他也被批为“复辟回潮”了。

    多年以后，两人谈起当年的“投石问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3．雪中送炭情

    经过一年多对贺敬之的批判，《人民日报》“四人帮”的爪牙们发现他仍然“不肯转变立场”，就先把他的支部书记职务给撤了，接着江青、姚文元又亲自做出批示：“长期下放，监督劳动。”

    之后不久，贺敬之就被送到首钢，执行无期监督劳动。

    当时贺敬之正患心脏病，肺也不好，柯岩也在生病，去钢厂长期劳动，那就是在要他的命。去首钢之前，身患重病的王震将军把贺敬之叫了过去。

    老将军问他说：“你解放了没有？”

    贺敬之委屈地说：“没有解放，他们还要再折腾我，把我下放到首钢去长期劳动……”

    王震将军拉着他的手安慰道：“不要紧！我们不怕！他们给穿小鞋，我们不穿，我们穿草鞋……”

    他又叮嘱贺敬之说：“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他们会让流氓打你的。他们什么流氓手段都会使出来的。我们要团结工人，一起斗争，迎接胜利！但千万小心，不要吃这种暗亏……”

    老革命家对诗人的深切关心温暖了贺敬之的心，他重新振作起来，勇敢地面对未来。

    首钢，对贺敬之来说并不陌生。1949年刚进城，贺敬之作为军代表，就参加了接管首钢的工作。他曾和那里的工人并肩战斗、一起谈心，和他们结下了亲如兄弟般的友谊。如今二十五六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当年那个年轻的军代表吗？

    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到首钢时，居然有很多老人仍然记得他当年的样子；即使那些后进厂、没见过他的人，也知道他当年参加过接管工作。

    大家都知道贺敬之这次是被发配来监督劳改的，可这些淳朴的工人兄弟，都没把他当黑帮看，他们认为贺敬之是一名老八路，是革命干部，顶多是“犯了错误的干部”。这些人中有党委负责人，有总厂和分厂的负责人，更多的是普通的工人师傅。

    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是个打小参加革命的小八路，他与首钢党委的负责同志们煞费苦心地想出一些法子，把贺敬之保护起来，这也得到工人群众的一致拥护。

    首先，上面让贺敬之下钢厂劳改，首钢党委却把贺敬之安排到仪表车间。相对于高温铁炉旁的煎熬，在仪表车间看看数字要轻松多了。他们对上面说：“贺敬之是在钢厂劳改”；对下面交代：“贺敬之身体不好，只能干轻活儿，不参加炉前的任何劳动”。

    贺敬之进班组第一天，班长刘师傅把他介绍给大家说：“又一位老八路进咱们厂了！老贺可是刚解放北平时就接管咱厂的军代表呢，《南泥湾》还有《白毛女》都是老贺写的！”

    大家热烈鼓掌，没人歧视他，都把他当亲人一般地对待，这让贺敬之感到非常温暖。

    生活上他们也考虑得很周到，把贺敬之安排住到招待所一个单间。为掩人耳目，房里摆上四张床，却不安排旁人进来住。每当文化部监管贺敬之的人下来检查时，工人师傅们就在他房里拉几根绳子，搭上衣物，好像这间屋子住了很多人似的。

    汇报贺敬之表现时，他们就说：“不错，不错，劳动很好。贺敬之虚心向工人学习，思想改造有进步……”

    厂里的诗歌爱好者偷偷找到贺敬之，向他请教写诗之道。其中有位叫王德祥的青年诗歌爱好者，不避风险来到贺敬之的住处，与他作长夜倾谈。后来两人经常保持联系，成为了忘年诗友，贺敬之专门写了一首诗《赠诗人王德祥》来纪念此事：

    每忆钢城初识君，

    劫中来访诉知音。

    历年君作如传炬，

    情燃不熄大我心。

    工人师傅们还把从天安门广场抄来的纪念周总理、嘲讽“四人帮”的诗歌抄来给贺敬之看，鼓励他说：“‘那些人’的兔子尾巴长不了！”工人师傅的信任，温暖了贺敬之的心。

    有次贺敬之发烧请假回家，当时柯岩被下放无法回来，刘师傅知道后马上赶过来，喂贺敬之吃药后，还随身带来小米，给他熬了粥。还有一次贺敬之患大叶性肺炎，医院就是不给床位，让贺敬之躺在走廊地上一天一夜。后来首钢的一些干部和工人知道了，都跑来看他，争着为他奔走要床位，还一定要轮流守护他。

    在当时那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这种雪中送炭的真情深深感动了贺敬之。

    正是这种人间真情，促使沉寂十年的贺敬之，在“四人帮”垮台后很快就写出《中国的十月》这首长诗，借此来表达他对工人师傅的感激之情。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