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斗争到最后

    达尔文具有永不衰竭的好奇心，他总要弄清每一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即使到了体弱多病的晚年，达尔文坚持从事那些一般人不愿做的科学实验，他自己也很幽默地称这种试验是“愚人的试验”。每当埃玛或者朋友们为了他的健康劝他注意的时候，他总是委婉地回答：“我不能忍受游手好闲，因此，我认为只要我能够做的，我就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达尔文一生的主要目标就是弄清真理。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他决不轻易地盲从别人，总是努力保持独立思考。一旦证明事实同某些假说不符合的时候，不论这个假说多么重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

    对科学研究无比热爱，对这个世界永远充满好奇心，细致入微地观察事物，孜孜不倦地探索真理，这都是达尔文进行科学研究的伟大性格特征。在他看来，自己应该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光明，他应当责无旁贷地把一生献给科学。其实，他父亲给他留下的财富使他完全没有必要去从事艰苦的科学事业；疾病的折磨又使他完全有理由放弃这个艰苦的事业，但达尔文还是不顾一切地将自己完全献给了科学。在他的一生中，他共完成了80多篇论文，22种著作，另外还有九部著作中也有他编写的章节。

    纵观科学史，一个自然科学家在一生中，能够像达尔文那样多产的科学家，实属罕见。除了著名的《物种起源》外，其他著作或论文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发现和见解，在生物学、地质学、农学、园艺学等方面都成绩斐然。真可以说，达尔文确属著作等身。

    人们赞扬达尔文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他却说自己是一个才智平庸的人。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成功不管有多大，主要原因是：

    “爱科学--在长期思索任何问题上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凭着这点平庸的能力，我竟会在某些重要之点上相当地影响了科学家们的信仰。”

    在1873年--1875年，达尔文准备再版他过去的许多著作，像《人类的起源》的再版，《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等。这都要求将一些修正的观点、事实补充进去。再版他有关地质学的著作，如《珊瑚礁》，让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可以和许多地质学家进行联系，了解新的思想和观点。

    1876年11月，达尔文给《伟大的冰川时代》一书的作者格基写信，把自己关于骚桑波顿旧石器时代沉积物中角形石和磨损石竖立原因的理论观点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认为，沙石是在沉积物中间冻结的雪层里，在冰雪融化的情况下，沙石就竖着陷下去，并且冻结了。

    1878年，达尔文高兴地阅读了莫西索维克的《白云石礁》一书，在给莫西索维克的信中，热爱真理的达尔文承认，一个层系中的每一层只含有海洋一定深度及存在于这一深度的其他条件下所特有的生物。他又承认，在某一个海生物种和另一个生物种之间的所有过渡形态，很少在同一个地方或同一层存在。达尔文写道，他有时进行一些推理，认为陆地和海洋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和从前截然不同，许多新属和科能够先顺着孤立的水路两岸向南发展，而后来却能向北伸延。

    美国学者奥伦也著书论述外部条件的直接影响，达尔文称奥伦的书很有价值。

    达尔文一直在研究并且为之不安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应当接受这一对进化来说是外部的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1880年他在给赫胥黎的信中表示：“在我经常想到那些我们现在所不能见到的极少数的结构时，我可以使自己确信，自然选择所起的只是从属作用。另一方面，在我想到那些20年前，只是被称作形态学的并被认为是毫无用处而现在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为数甚多的构造时，我可以使自己确信，任何构造都是靠自然选择发展起来的。”这些正反映了晚年的达尔文，在许多困难的问题上，继续独具慧眼地权衡一切“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他那惊人的智慧使他始终“注视着”同进化原理相矛盾的证据，他善于找到一种非常准确的、精辟的、明智而又无可辩驳的证据。

    1876年，华莱士的巨著《动物的地理分布》出版，达尔文对该书十分钦佩。他指出，根据华莱士的观点去研究各种植物、昆虫有肺软体动物和淡水鱼的分布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华莱士把哺乳动物作为动物地理分布的基础。

    大概在此时，达尔文知道了安顿·杜恩的关于脊椎动物起源于环状蠕虫的论文。这个理论对达尔文并没产生多大影响，他还高度地评价杜恩在新大陆努力建立动物站的行动，亲自捐款并参加该机构。

    达尔文同奥古斯特·魏斯曼有相当频繁的通信，同弗里茨·缪勒继续书信来往。

    这一时期，美国黑人上校希金森访问了唐恩，希金森曾组织过特别的“黑人团”，憎恶奴隶制度。达尔文渎过希金森的《同黑人团相处的生活》后，给上校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因为达尔文自己极其憎恶黑人奴隶制度。

    达尔文对当时英国流行的招魂术和扶乩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曾参加过一次扶乩会，但却提前退场，确信扶乩之类的是招摇撞骗。华莱士是招魂术的拥护者，赫胥黎却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曾在一次扶乩会中大大阻挠了扶乩者的顺利进展。

    1875年，达尔文的朋友、老师莱尔去世，被安葬在西敏寺。

    1875年，达尔文积极地参加研究当时流行的“活体解剖”问题。达尔文向来喜欢动物，并对虐待动物很反感。但如果禁止对活动物试验，生理学研究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对此，达尔文发表意见，为了真正的生理学研究而作活体解剖是合理的，但仅仅为了可憎恨的好奇心而进行活体解剖则是不合理的。

    到了暮年的达尔文仍然积极地捍卫达尔文主义，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

    王维尔·汤姆逊在《挑战者号航行记》一书中这样写道：“深海区系动物的性状并未提出任何根据来支持这样的理论，这一理论把物种的进化归因于只受自然选择支配的极端变异。”达尔文对这位博物学家的“谬论”很是愤懑。1880年11月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他援引汤姆逊的话来证明，他从来都没有说过“极端”变异是进化论所必需的，也从来没有把自然选择说成是进化论的惟一因素。

    达尔文在这封信中不用一句粗鲁的话，就把汤姆逊斥责了一顿，仿佛他本人对汤姆逊确实说了“带有感情而又不太恭敬的话似的”。

    如果读读达尔文一生最后几年的书信，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惊奇，在如此瘦弱的躯体中仍然保持着朝气蓬勃的精神，清醒的头脑和对博物学有着异常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兴趣。

    达尔文读完法布尔的《昆虫学回忆录》。法布尔依据他认为几乎不变的昆虫复杂本能的研究，在回忆录中大肆攻击进化论。达尔文认为法布尔所列举的昆虫的复杂本能，可用昆虫复杂本能是通过选择由比较简单的本能发展而来这一理由，轻而易举地予以解释。在给罗马内斯的信中，达尔文对动物的智慧和本能作出了令人惊异的论断，“在您那本关于动物智慧一书中，我不知道您是否要讨论某些更加复杂的、更加奇异的本能。这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工作，因为不可能产生矿物的本能，这里惟一的线索是存在于同‘目’的其他成员中的这些本能的状态，而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在信中，达尔文让罗马内斯注意法布尔的回忆录中把自己的猎获物麻痹的沙黄蜂的本能。沙黄蜂杀死猎获物，起初只是向猎获物本身下部最柔软的那一面多次蛰刺，后来沙黄蜂发现蛰刺某一节是一种最有效的办法，于是这种习性正如叭喇狗牢牢咬住公牛的鼻子或雪貂咬开小脑的那种习性一样被遗传下来--只轻轻地蛰刺一下它的猎获物，便可以使它们的幼虫获得鲜肉……

    虎克曾有一次要向地质学家们演说。时间仓促，虎克对写演说稿缺乏信心。达尔文主动表示愿意帮助虎克。他给虎克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意见。他给虎克的这些主意都表明，老年的达尔文是如何在密切地注视着报刊，在他的记忆中保留着多少奇异而有趣的事实啊！

    达尔文又很快地重读洪保德的《地质学》，他同意虎克的观点：洪保德是一位最伟大的科学旅行家，是“无数后进的科学家之父”。达尔文觉得，洪保德之所以伟大，不仅由于他有独创精神，而且还由于他无所不知。对于达纳，达尔文认为他出色地证实了关于大陆和大洋永久性的思想。达尔文赞成北极古生物的发现是有极重要意义这一观点，但他反对植物是以北方为起点开始分布的观点。

    达尔文密切地注视着古生植物和古生动物方面的每一个新发现。他非常了解在美国白垩纪地层中多次发现的被子植物，与澳大利亚动物群相似的澳大利亚古生物，英国志留纪地层中多次发现的古生植物……达尔文要虎克注意高等植物的发展似乎是骤然的或突然的，注意用昆虫在中生代末期那种决定异花受精强有力的发展来解释这一事实。达尔文还指出，勃莱特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泥炭层所作的考察及其重要的结论。

    1880年，英国科学协会主席拉卜克作了《关于近50年来科学的进步》的演讲。达尔文给他去信，让拉卜克注意这一时期地质学中的伟大进步。使拉卜克注意到了寒武纪层系之上的古生代地层的分类，特别是注意冰川时代的发现，而后注意到了从前地质学家所没有注意到的表面层的研究。

    达尔文欢迎奥格尔把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译成英文本。他在给奥格尔的信中说，他所崇拜的林耐、居维叶同亚里斯多德相比，只是两个小学生而已。他指出亚里斯多德对某些简单的东西惊人的无知，如他居然不知道肌肉是运动的器官。

    1881年，达尔文到处奔忙，在工作上帮助和支持一位力求培育出一种甘蔗变种的巴西人。

    晚年时，达尔文与罗马内斯过往甚密，他在给罗马内斯的信中表示自己的关心：“应当鼓励遥远的世界各大洲的科学。”

    1882年2月，达尔文在他的最后一批信中，有一封是给弗·戈尔斯弗尔的。这封信评论了古生三叶虫纲。达尔文在信中指出，这些生物形态（属和科）本身在连续不断的古代结构各发展阶段中就已发生了变化，已绝了种。他认为，像三叶虫纲这些完善生物形态在古代层中的出现，就会驳倒那些认为在我们所熟知的地层中能找到最先出现的生物痕迹的人心目中的进化论，达尔文坚决反对这一想法。在此之前，曾在寒武纪层下发现了许多受到晶化作用的岩层，这些岩层应该充满生物遗体，但却什么生物遗体也没有保存下来。

    1882年2月6日，达尔文给林耐学会画达尔文肖像的美术家柯里尔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柯里尔，所有的人都赞美这一肖像，他写道：“每当我看到自己的肖像挂在林耐学会里，几天里我心中都充满了自豪感。”

    达尔文在信中还提到了赫胥黎，因为柯里尔是赫胥黎的女婿。“我只阅读了他的著作的最后一卷。幸亏我没读过他的论普里斯特利的论文，而这篇我从来未曾读过的最出色的论文，使我感到惊讶。关于自动说的论文也很有意思。可惜，我没有像赫胥黎那样好好地武装起来。不然我就会要把他找来就这一主题进行决斗。可是要干这类事情，我就显得‘聪明过度’了，因为在我清醒过来之前，他就会用他磨得锋利的轻剑穿我六次。”透过这些话语，可以看到达尔文对进化论斗士赫胥黎评价之高。

    二、名利观

    一个时代往往会诞生许多伟大人物，但也常常埋没、甚至扼杀一些伟人。中世纪，布鲁诺和塞尔维特被宗教裁判所关进监狱，最后被送上了火刑场；哥白尼和伽利略因他们的学说，受到教会势力的迫害，被视为“异端”。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触怒了“上帝”和他的仆人，但他和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比起来，他要幸运得多。他不但没有被囚禁，反而亲眼看到了进化论学说日益被人们接受的盛况。他的《物种起源》被译成53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

    随着《物种起源》及一系列著作的成功，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奖励接踵而来。他获得的学位有：剑桥大学名誉法律博士、波恩大学名誉医学外科博士、比勒斯劳大学名誉医学外科博士。地质学会授予他华拉斯登奖章，皇家学会授给他皇家学会奖章和柯普雷奖章，皇家医学院授给他贝勒奖章。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瑞典、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的61个学术团体也授给他学位或者吸收他为会员，有的还给他颁发了奖章和奖金。

    1864年，福克斯带给他一个消息：“查理先生，皇家学会决定给您颁发一枚柯普雷奖章，不过获奖人通常必须亲自去领。”

    达尔文奇怪自己能获得奖章，“像我这样一个衰弱的老人竟然没有被忘记，可是，我的健康状况是不允许我去领奖的”。

    事实上，1863年莱尔就提议给达尔文颁发一枚奖章，只是进化论的反对者们强烈不满而作罢。这一次，虎克极力劝达尔文去领奖，就是为了《物种起源》的胜利也应该去，更何况英国皇家学会的柯普雷奖章，是一个科学家在英国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达尔文赞同虎克的观点：“我知道，为各门学科设置并且向全世界开放的柯普雷奖章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向我颁发奖章，这说明自然选择理论正在英国取得一些进展，而且在国外也脱离了险境，这真让我高兴。至于那个奖章，那只不过是个圆形的小金牌，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11月30日颁发奖章那天，达尔文没有到场，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在书房里继续工作。

    1867年，当普鲁士“功勋骑士团”授予他功勋骑士的时候，达尔文似乎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光荣的称号。他对虎克说：“我已经被封为骑士了。但是我认为，这算不了什么。”

    维多利亚女王封达尔文为爵士的事情前文已述。当女王想给已到暮年的达尔文授予爵士衔位，可达尔文根本不予理睬。也许他的内心也在说，这算不了什么。

    在各种荣誉面前，使达尔文感到“极大的满足”的礼物只有两件。这就是1877年他生日那天，从德国和荷兰分别寄来的两本贴满照片的相册：一本是德国蒙斯特的雷德先生发起组织的154个科学家照片的相册，另一本是贴有荷兰班墨兰教授等217个著名观察家和自然科学爱好者照片的相册。

    在68岁寿辰纪念的日子里，达尔文接到这两本装帧得富丽堂皇的礼物，他欣喜万分。他坐在高脚的椅子上，一边翻阅，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曾经得到的最高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意和慷慨的同情。”

    达尔文表示一定要把这份珍贵的礼物妥善地保存好。他对埃玛说，他马上要给两位发起人写信，请他们向每位惠赠照片的先生致以诚恳的谢意。

    达尔文怀着感激的心情给两位发起人写信致谢：“这些礼物使我感到了极大的满足，我认为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使我感到光荣的纪念品了。”

    给班墨兰教授的信里，达尔文写道：“我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那些可钦佩的观察者所收集的大量材料，我决写不出那些书来，而且那些书也不会在公众的头脑中留下什么印象。因此，光荣基本上是属于他们的。”

    谦逊的达尔文继续写道：“我认为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难免遇到沮丧，并且会怀疑他所发表的东西是否值得花那样多的精力；但是，在我一生余下的几年中，当我需要鼓舞的时候，我将会看一看科学界这些同行的照片，并且想一想他们给我的那种慷慨的同情。当我死去的时候，这些照片将是留给我的孩子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达尔文确实经常用这些照片来鼓舞自己。随着时光的流逝，家里珍藏的朋友们的照片越来越多。达尔文利用楼下房间布置了一个小画廊，挂满了科学界同行们的照片和画像。他总要领初次来访的客人们去看看他的收藏，还兴致勃勃地对这些人的品德和专长称赞一番：

    “请看，这就是虎克，他是世界上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老实告诉您说，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的那些有关植物学的小册子，连一本也写不成。”

    “这是莱尔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科学上的每一个成就，几乎都是由于研究了他的伟大的《地质学原理》而得到的。”

    “这是伟大的赫胥黎……”

    达尔文总是这样把自己放在陪衬的地位，把荣誉让给别人。他的这种高尚品质，在他的每一本著作里都有充分的体现。

    在研究《物种起源》的岁月里，他不但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实践、广采博访、刻苦钻研，而且查阅了大量的古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这些资料丰富了他的进化论思想，有许多还成了他的进化理论的直接证据。对此，达尔文毫无窃取他人研究成果的企图，更没有抹杀前人历史功绩的野心，而是愉快地公开引证，并且给予应有的肯定和评价。以人工选择原理为例，这是他进化学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他却把人工选择原理的发现归功于中国古代人的聪明智慧，他在《物种起源》中说：“如果以为人工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同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

    在《物种起源》的导言部分，达尔文声明：出生在美国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威尔斯博士早在1813年宣读的、1818年正式发表的一篇关于一个白种妇女的皮肤局部类似黑人的报道，已经说明“他清楚地认识到自然选择的原理”，“这是对这个学说的最早认识”。其实，威尔斯的所谓自然选择是专指人种而言的，并且只限于人的若干性状。很明显，这种选择跟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有很大的差距。尽管如此，达尔文仍旧承认威尔斯是最早认识自然选择学说的人。这种尊重他人研究成果、把荣誉归于别人的崇高品质，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高度赞扬。

    对于金钱，达尔文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也许，他也曾认真记录家中杂务开支账目，或者对每一张纸都分外爱惜，但他并非是一个守财奴，反而说明他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他从来不浪费一张纸，连废纸也不肯轻易烧掉。他常常把朋友们来信的空白地方剪下来，保存在一个纸夹里，用来记笔记。他在自己旧稿的背面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不幸的是，他著作原稿有一部分因此而毁坏了！达尔文爱惜纸张的习惯后来变成了一种嗜好，家里人要是把废纸扔进火炉里烧掉，就会受到他半开玩笑式的批评。

    但对于别人，达尔文却一贯助人为乐，慷慨大方。在他一生最后20年里，他不断地捐赠大笔款项，支援集体事业或者接济亲友，在资助科学事业方面，达尔文更是慷慨解囊。

    71岁寿辰那天，意大利决定把1875-1878年的比利萨奖金12000法郎奖给达尔文。达尔文虽然感到这是一份极大的荣誉，但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用这笔奖金去资助科学研究事业。他写信给那不勒斯的杜恩教授，主动联系资助科学研究事业的办法：“……如果你们那个研究所需要一些仪器，价值在100英镑左右的话，我很愿意你们准许我支付这笔钱。请你们记住，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会随时把一张支票寄去。”

    不久，达尔文就给那不勒斯动物研究所一张100镑的支票。

    一次，达尔文和虎克商量：“我想在今后的一些年里，每年捐献一笔钱来协助或者推进对生物学有实际意义的一种或几种研究工作。这些研究项目在我活着的时候要是没有完成，我就要在遗嘱里作出规定。请你告诉我，哪些研究项目需要资助？”

    虎克提到1840年出版的司托伊德尔植物名汇，谈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每个研究植物学的机构都认为是一本不可缺少的书。可自从这部著作出版以来，人们新发现的种属几乎增加了一倍。因此，它现在远远不能满足植物研究的需要了。皇家植物园打算依靠私人捐助，在原著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一部植物名汇。

    听到这个事情，达尔文立刻表示，希望用某种方式协助皇家植物园进行这项工作。他和虎克进一步讨论了关于开展这项工作的计划。

    重新编写植物名汇，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作。由于达尔文长期的慷慨资助，经过10多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编写出版工作。这部巨著，光是底稿的重量就有一吨多重。后来为了纪念达尔文，把这部由皇家植物园主持编写的植物名称索引，又称作《达尔文植物名汇》。

    达尔文向伦敦出版商默瑞提供了5000英磅的巨款，用于把世界上的史著译成英文出版，然后又再用自己的钱买了许多这类著作分赠给他所属的各个学会的图书馆。

    达尔文对科学事业的馈赠，是无法一一列举的。他这样做的原因，在他和扎德教授最后的一次谈话里，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我的收入近来大大地增加了，但是我自己的需要并没有改变。我极想捐献我可以拿出来的那一部分钱，资助或者促进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和发展。我一生多病，但我在博物学中找到了安慰，同时由于从事博物学研究而得到了极大的愉快和荣誉，而协助或者促进科学的进展会使我感到更大的愉快！”

    达尔文也十分热情地帮助科学界的朋友。他想方设法，积极帮助华莱士争取皇家学会的津贴。当他听到动物学家弗里茨·马勃在巴西考察的时候碰到了洪水，立刻表示要给这位“观察大师”购置在洪水中损失的全部书籍和仪器。他获悉英国农学家托尔毕在培育马铃薯变种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就和几个朋友捐了一笔钱，使托尔毕的试验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1873年，赫胥黎劳累过度，加之脾气又极其火暴，他患上了严重的肝病，需要立刻长期休养，可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这样做。

    达尔文知道赫胥黎患病的消息后，心急如焚。赫胥黎对于进化论、对于整个科学界都是不可缺少的。达尔文和埃玛商量，一定要帮助赫胥黎摆脱困境。可赫胥黎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被人们认为很固执，如果直接给他钱，他肯定不会接受。达尔文和埃玛商量，要想一个非常妥善的办法。

    办法终于想出来了：由达尔文亲自给赫胥黎写一封委婉的信，把它和赠款分别寄给赫胥黎和一家银行。

    达尔文在信中写道：“亲爱的赫胥黎先生……一笔2100英镑的款子已经存入您的银行账户之下，这样做是为了公众利益……如果您能听到我们说什么，或者了解我们内心深处想些什么，您就会知道我们大家对您的感情和对待一位可尊敬的、深深热爱的弟兄应有的感情没什么两样。我相信您也会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我们，乐于给我们一个对您略尽心意的机会，因为这将是我们终生感到高兴的事情。让我再补充一句，这个作法是几个朋友几乎同时想到的，事先并没有商量……”

    赫胥黎收到了这封感人肺腑的信，他被信里谦和而诚恳的话语、深厚的兄弟之情所感动，他激动地大声反问自己：“我做了些什么，竟值得他们这样厚爱？”

    也许有人会对达尔文的做法不以为然，但想一想他的实际状况也许会改变这种看法。

    达尔文从父亲那里确实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可他在离开伦敦的40年中，除了他著作的稿酬收入外，没有其他的固定收入，而家里的开销却非常大。埃玛为这个家庭生了10个孩子，3个夭折，其余7个孩子或上小学，或上中学，或上大学，单教育费一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达尔文有一个习惯，就是仔细地记载各项开支的账目，把它们分门别类地装订在一起，年终来一个总结算。1861年，达尔文一家的子女教育费的开支上赫然写着“1632镑”，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一年挣1000英镑的人就被认为是富裕的了。而其他的开支就不言而喻了。

    达尔文从伦敦搬到唐恩，他不迷恋伦敦的繁华生活，在郊区的唐恩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长达40年之久。后来，达尔文虽然有稿费收入，但是在生活上的需求却保持不变，用节省下来的钱去接济他人。他宁愿自己使用简陋的显微镜和一块木板嵌在窗户上当做解剖台，却不惜用巨款为别人购置科学仪器。他一生追求科学，也希望别人有条件从事科学研究。如果他的捐款能够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是他的最大安慰和愉快。

    达尔文一生严格遵守的另一个准则即：名望、荣誉、享乐、财富同友谊相比，只不过是尘土罢了！

    三、与疾病抗争

    184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达尔文躺在沙发上，埃玛坐在他的身旁，给他朗读前几天没有读完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在埃玛轻柔甜美的声音中，达尔文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多年来，达尔文有失眠的老毛病，最多一夜睡上4个小时。埃玛希望达尔文多睡一会儿，她继续给他念着小说。她忍着口干舌燥，读完了第二十二章，又开始以同样的声调和速度朗读着下一章。

    可是，他家的小宠物“波利”却惊醒了达尔文，因为该去散步了。

    醒来的达尔文向埃玛抱歉地笑笑，问今天有没有他的信件或是报刊。埃玛告诉他，有一份1874年6月出版的新的《自然杂志》。这份杂志中有美国植物学家爱沙·葛雷写的一篇文章《纪念达尔文》。

    翻到第80页，几行夺目的文字映入了达尔文的眼帘：

    “……‘自然厌恶真空’这一格言代表中古时代的科学特点。‘自然厌恶近亲授精’这一格言以及这一原则的证明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也属于达尔文先生。他创立了这一观点，也创立了‘自然选择’原理……并且把这些原理运用在自然的体系上，运用的方式使他在12年里对博物学的影响，比林耐以来的任何人的影响都更大，这些贡献足够使一个人享受盛名了。”

    葛雷文中的“自然厌恶近亲授精”使达尔文陷入沉思。

    1862年他发表的著作《兰花的传粉》一书中，通过对兰科植物适应于异花传粉的高度技巧的系统介绍，说明异花传粉对植物有利，因此被自然选择保留了下来这一普遍原理。最后达尔文这样结束：“未必是夸大其词地说，大自然断然告诉我们，她厌恶永恒的自花受粉。”

    必须承认，达尔文的这一科学结论对整个园艺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使用科学方法培育更好的花卉、水果和蔬菜开辟了新的道路。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效果的对比试验。

    大自然厌恶永恒的自花受粉。这个科学的结论，并非达尔文一时感情冲动的结果，而是他通过不断的实践试验证明的结论。

    让人遗憾的是，达尔文越是确证这个结论的科学性，他心灵深处的阴影越严重。他发现了自然厌恶近亲这个科学事实，可他自己和埃玛的婚姻却偏偏是近亲结婚，难道悲剧真的要在自己的家里发生吗？

    在达尔文和埃玛相恋的年代，人们已经根据有关的经验模糊地认识到近亲结婚有一定的危害性，甚至当时曾有两个人根据当地的风俗对他们的婚姻提出过质疑，要追究这门亲事的合法性。但当时，两个年轻人的感情代替了理智，他们终于结婚。此前，达尔文还依据一种错误的“理论”劝说过姐姐卡罗琳同表哥韦奇伍德结婚。在卡罗琳对近亲婚姻的前景感到不妙，内心惴惴不安时，达尔文安慰她：“不用担心，关于遗传的原理我已经学了很多，不要介意教会说些什么。我可以向你保证，近亲结婚不会有什么祸患。”他还自以为很有“科学根据”地说：“既然近亲繁殖可以培育出最好的马和最好的狗，难道这个原理就不适用于人类吗？别管它，和乔斯（韦奇伍德表哥的昵称）结婚吧。我保证你决不会懊悔的。”年轻的达尔文极力劝说卡罗琳放弃疑虑，大胆地走向新生活。

    但是，自从他用植物实验证实了“自然厌恶近亲受精”以后，他就开始忧心忡忡了：自己和埃玛的婚姻会不会给后代带来祸患？但为了不使埃玛受到精神上的刺激，他只好把苦恼埋在心里，从来没有在埃玛面前流露过。

    葛雷的纪念文章再一次使他不安和苦恼。他把目光投射到墙上的小安妮的照片上，这个曾让他流泪的孩子已经死去23年了。埃玛注意到他的神情中的忧虑，便问他出了什么事。

    其实，埃玛内心知道丈夫在想什么。不久以前，她曾经听到过达尔文和朋友虎克讨论表兄妹结婚是否会影响后代的智力和健康。事后为了不再勾起丈夫的不安，她也没有和他提起过这件事。但这毕竟是二人内心深处的一个疙瘩，如果不解，两人都会为此痛苦。

    埃玛鼓足勇气对达尔文说：“亲爱的查理，你是担心我们的婚事会给孩子们带来不幸，是吧？看来，当初你是找错人了。”

    深爱着埃玛的达尔文赶紧解释：“不，不不，你是我最爱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你的价值比等于你体重的黄金还要宝贵多少倍。我只希望达尔文家族的子孙们能够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聪明健康。”

    埃玛怕增加达尔文的烦恼，赶紧转移话题，要给达尔文继续朗读《大卫·科波菲尔》。达尔文摇摇头，他让埃玛休息，他自己想看一看那些试验地。

    达尔文独自来到自花受精和异花受精对照试验的园地。毫无疑问，异花受精种子长出来的植株枝繁叶茂，自花受精种子长出来的植株却纤细、弱不经风。达尔文越发烦恼起来。

    达尔文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和埃玛结婚后，共生了10个孩子。表面上看，每个孩子都体魄健壮、聪明伶俐。可是，1842年，第二个女儿玛丽就在出生当年死在襁褓之中；1851年，第一个女儿，也是他的掌上明珠的小安妮，在过了10岁生日不久就被猩红热夺去了生命；1858年，儿子小查理刚两岁就夭折了。而其他7个长大的孩子，都程度不同地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还有一个问题也让他不安，他都65岁了，可他还没有一个孙子出生，达尔文替自己的子女们担忧。

    后来的事实表明了达尔文的担忧。他的7个孩子中，除了四女儿伊丽莎白终生未嫁之外，竟有3个孩子绝了后，这是否是近亲结婚所造成的后果呢？

    达尔文在试验地周围走了一圈又一圈，他前思后想，心神不宁。

    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终身让达尔文痛苦，这便是他身上的“神秘疾病”。这病让他“放下了工作研究”，或“妨碍他出席会议”，或“使他卧床不起”，达尔文到底患得是什么病？

    原来，达尔文的叔祖父和叔父都长期患有一种医生无法诊断的“神秘疾病”；到了达尔文这一代也有十分明显的迹象。他的大姐玛丽安妮在二十八九岁结婚以前一直是一个健康的女子，后来被一种无法确诊的胃病折磨得十分痛苦。

    达尔文从中年起也得了一种“神秘疾病”，这种病折磨了他42年。有人推断，达尔文家族中可能有一种忧悒症在遗传蔓延，这种病是一种遗传性的精神病。这种病在达尔文的子女身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达尔文的二儿子乔治、三儿子弗朗西斯、五儿子贺拉斯后来都成了著名的科学家，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并被封为爵士，可他们兄弟三人和女儿伊丽莎白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精神病。

    女儿埃蒂童年时代病最少，成年后，对饮食特别挑剔，老说某些食物里含有细菌，能致她生病，她还极害怕感冒。她设计了一个特制的“吸入器”，每逢感到周围有细菌时，便把它罩在鼻子上。婚后，她把自己那可怜而倒霉的丈夫当做一株娇嫩的热带植物，百般呵护，甚至在仲夏时节也逼他披上披巾。

    儿子威廉本来很健康，后来打猎时发生事故失去了一条腿。他对饮食也是挑肥拣瘦，对穿堂风怕得要命。据说在他父亲的葬礼上，他坐在那里，自始至终都用他那双黑手套捂住脑袋，因为他的秃头受不了过堂风！

    乔治有些神经质，他的胃也不好。他喜欢披披巾，他喜欢得到宠爱。他具备忧郁症患者的一个特征，即特别喜欢谈论别人的病痛。这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病态的好奇心而已。

    伊丽莎白的确是个可怜的人。达尔文并不像宠爱小安妮一样宠她。小时候她佯装生病以获得父母的宠爱，但总是不成功，后来她养成了习惯，变成一个臃肿、无精打采、相当蠢笨的女人。大家都说她有点精神病。

    弗朗西斯被父亲称作“忧郁的小伙子”。他在年近30岁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开始家人以为是因丧妻引起，后来他变成了妄想症。这是典型的忧悒症，经常让弗朗西斯处于绝望的境地。大家对他这种病无能为力，就像他的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弗兰克好像以郁郁不乐为极大的乐趣。”

    伦纳德是达尔文子女中最活跃、最淘气的一个。在军队中服役不到20年，他突然以健康欠佳为理由退役，可军医们却没发现他有什么毛病。进入政界不久，又因身体不好而脱离政界。40岁以后的他被认为是一个病态的自疑患者。后来，他担任了皇家地质学会主席，他居然活到了93岁！

    贺拉斯小时候非常娇弱、发育迟缓，家里人都很溺爱他。长大后一度喜欢文学，后来改学机械学。他总是说自己有病，他常住在唐恩庄园，在母亲的照顾下过着“半”病人的生活。1893年他42岁时，查出他患有慢性盲肠炎，做了手术后，他也就不再多病了。他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工程师。

    如果认为达尔文一家确实有忧悒症这个遗传病，那么达尔文本人的“神秘疾病”也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据后来的研究者分析，达尔文全家对疾病的态度非常不对头，他们甚至认为健康欠佳是正常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埃玛。她对丈夫和孩子们的健康十分重视。在她的信中，她连篇累牍地大讲丈夫的疾病，可达尔文自己却极少提到自己的病。加之达尔文的病是在结婚后才变得“神秘”起来，关于他的“神秘疾病”极有可能是女主人埃玛的想象。

    夕阳西下，鸟雀归林。达尔文还在试验地边考虑下一年用哪些植物来进行自花传粉和异花传粉的对照试验。看来，他想用更多的实验证明“自然厌恶近亲受精”这一真理，以便造福后人。问题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人类，他还缺少更充分的论据。他想，如果能进行一次人口普查那就太好了，不过，这要得到政府的支持才行，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

    1870年，达尔文听说英国户口调查条例草拟出来了，并且将提交下议院讨论通过。达尔文感到这是实现他多年愿望的机会，可以了解人口状况了。他提笔给拉卜克爵士写信：

    “听说户口调查条例将在明天提交下议院，因此，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说明，把一些有关近亲通婚的问题插在户口调查条例中是值得一做的……正像您所知道的一样，我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试验；我确实相信，现在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伟大的生理法则是存在的，这使得一个有关人类的调查有了极大的重要性。在英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人们是根据假想和有害后果来反对堂兄妹、表兄妹通婚的；但是这种信念并不是用直接证据做基础的。所以，我们或是推翻这种信念，或是证实这种信念，这显然是值得一做的。如果我们证实了这种信念，那么就可以阻止堂兄妹、表兄妹通婚。”

    “如果插进去的问题是恰当的话，得到的答案将会指出，在调查户口的那天晚上，实行堂兄妹、表兄妹通婚的这些家庭的孩子，是否和夫妇之间没有亲属关系的那些家庭的孩子一样多；如果孩子的数目比较少，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推论出，不是亲代的能育性减小了，就是后代的生活力减小了，而后者是更为可能的。”

    “另外，人们常重复地说，近亲通婚会导致聋、哑、瞎等毛病，人们非常希望探究这一断言的真实性，而通过这一次户口调查所得到的答案就可以容易地验证这一切断言。”

    可以看出，达尔文在这封信中，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那些近亲通婚的断言会被实际的人口普查所否定。

    拉卜克爵士接到达尔文的信，对他的看法表示同意。当下议院讨论户口调查条例的时候，拉卜克和化学家雷菲尔博士积极地提出达尔文的建议。可惜，下议院的议员们并不像科学家一样关心人口素质，只知沽名钓誉，拉卜克的提议被否决了。

    后来，达尔文的表弟、优生学家和统计学家高尔敦首次创立了优生学。尤其是20世纪以后，由于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们找到了遗传物质，弄清了人类遗传性病痛的原因，确定了近亲不能结婚的科学道理。

    四、离开人世

    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达尔文在自己一生的最后10年，他的健康状况比以前大有好转：他已能像从前那样不间歇地工作，已不觉得他通常所感到的那种午前的疲倦或不适。也许，是因为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已经被大家广泛承认接受并作为研究的原理，也许是因为他已写出了重要的著作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也许是他把研究工作都放在了他感兴趣的对象上，或者他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已经不再担心，以一种看开的态度面对现实……他在他所喜欢和能使他感到朝气蓬勃的医生恩德留·克拉克的看护下，度过他人生的最后岁月。

    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他的体力在下降。他在给自己朋友的一些信中抱怨，他已无法开始进行预计要用整整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新的考察。这些考察是惟一使他感到快乐的事情，感到自己并没有虚度光阴。

    1879年2月12日，达尔文整整70岁。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纤细而略带波形的胡须已经苍白，前额和眼梢布满了粗细不等的皱纹，但他的气色看起来不错。

    孩子们都回到唐恩庄园，全家欢聚在一起，庆祝他的70岁生日。

    提倡进化论的《宇宙杂志》，在这一天出版了专刊来纪念达尔文70大寿。其中，德国生理学家波瑞耶尔教授撰文介绍达尔文的生平传略和他的重要著述；德国植物学家克劳斯博士也撰写了一篇关于达尔文祖父的科学成就的论文，文中高度赞扬了他们祖孙两人在生物学上了不起的成就。

    科学界的老朋友们也纷纷来信祝贺。

    这一切都使达尔文感到高兴。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股难以自禁的颓丧心情。他一直在内心想，无论是达尔文家系或者是韦奇伍德家系中的先辈，除了自己的母亲苏珊娜等少数人例外，不少人都活到了80岁甚至90岁的高龄。可是到了自己，刚进入古稀之年，却犹如将枯之油灯，常常有不久人世之感。

    达尔文有这种心态也很正常，一方面他确实到了老年，肯定会产生很快死去的念头；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撰写最后第二部著作的过程中，接二连三地生病，他又不肯向疾病屈服。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前不久给林耐学会写了一篇关于攀缘植物的论文，受到了虎克的批评。虎克认为这篇文章解释不清楚，有些地方缺少连贯性。其实，这都是因为疾病使他时断时续地写作，造成的这样的结果。达尔文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决心写一本好书来挽回影响。这样，他就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以致几次患了精神抑郁症。

    达尔文又一次叹息，“我的科学工作使我感到的疲倦超过了通常的程度，但是我没有其他的事情好做。不论一个人的精力是早一两年耗尽，还是晚一两年耗尽，这都是无关紧要的”。

    《植物运动的能力》一书完成后，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可是达尔文却衰老了。他感到自己疲倦不堪，身体虚弱，又一次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

    “我父亲活到83岁，他的思想还是那样清楚，动作一点也不迟钝，我真希望在我的思想还没有糊涂的时候就死去。”他懊丧地对埃玛说。“可是，这里还有这么多的工作，我真希望能够把它们都完成。不过，看来肯定有很多事情是来不及完成了。”达尔文悲哀地说。

    埃玛心里十分难过，她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不让自己哭出来。她尽量安慰达尔文，达尔文仍然唉声叹气；她跟他讨论事业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仍然提不起精神；她给他弹钢琴，可他心不在焉，郁郁寡欢。埃玛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她只能抱怨自己：我比丈夫还大一岁，仍旧这么健康。上帝呀，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为什么不让查理比我更健康一些呢！埃玛祈祷着。

    埃玛做了最大的努力，终于说服达尔文到格拉斯米尔去作短暂旅行，埃玛知道，只有大自然才能给达尔文心灵以慰藉。

    格拉斯米尔的好天气，莱道湖的绮丽风光，似乎驱散了他心灵上的沮丧和忧虑。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不减当年。回来的路上，他坐在车子里，不时地转过身去，或者抬起头来，从不同的角度观赏远处的景色。他心情放松，怡然自得地陶醉在自然的美妙景色之中。

    回到唐恩，他又投入了最后一部著作《植物壤土与蚯蚓》的写作。这部著作在写作的过程中，达尔文提醒自己，尽量把这本书写得通俗一些，不要写成学究式的枯燥论著，他希望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看懂他的书。

    果然，这本通俗易懂的书出版后受到热烈的欢迎。它新颖而通俗的观点，不仅吸引了很多学者，尤其成了青年人十分喜爱的一本书。达尔文又一次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居然这样多，“人们几乎用一种可爱的热情来欢迎我那本书”。

    1881年夏天，达尔文的身体又出现很大的问题，他感觉自己难以支持。给虎克的信中说：“我感到很难过，我没有勇气和体力去开始进行一种需要费时几年的研究……我找不到我能做的任何细小的工作了。”

    7月，他从乌尔苏奥捷尔回来后，在给华莱士的信中写道：“……我不能去散步，一切都使我疲倦不堪，即使观赏风景也是如此……我将怎样利用这有生之年呢，我简直讲不出来。我想，我愿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幸福美满，但是生活对我来说已变得异常艰难了。”

    可是，在达尔文的书架上、抽屉里，还塞满了许多的记录本和大量的调查材料，其中有许多或许包含着其他伟大理论的萌芽。如果再给他多一些时间……大自然还有许多的秘密等待着他去揭示，科学还需要他去探索。可是，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丢下已经开了头的另外一些研究工作，不允许他再去进一步满足人类的要求了。

    埃玛的老经验--陪他去疗养或者观赏风景--再也不管用了。不论是去斯瓦特，还是其他风景胜地，都没有使他的健康明显好转，都没有使他的心情振奋起来。

    1881年秋天，达尔文大量研究了碳酸氨对植物的根部和叶子所起的作用。这一回，他向来热爱的研究工作也无法转换他的情绪。到了年底，他的颓丧的情绪更加严重了。

    1881年冬天，达尔文到伦敦自己的女儿亨里埃塔家住了一星期。

    有一天，他去拜访英国古生物学家罗马内斯。走到门口忽然感到一阵晕眩，当时罗马内斯不在家，开门的仆人注意到他神色不好，便让他进屋休息一会儿。

    心脏病猝发的达尔文谢绝了仆人的好意，他是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从来不愿打扰别人的人。他没有麻烦仆人给他租一辆马车，自己扶着花园的篱笆，忍着心脏的病痛，步履艰难地走回女儿家。

    1882年1月末，达尔文的病情加重。在这个春天里，他时常感到胸部疼痛，同时脉搏也不正常，几乎每天下午他都感到不舒服。3月8日下午，他拄着一根铁包头的手杖，迈着蹒跚的步子，沿着他往日喜爱的沙径散步。他的小宠物猎犬“波利”陪伴着他。夕阳映在他的身上，显得他的面色格外发灰发黄，整个影子又细又长。“波利”轻快的脚步声和他那手杖敲击沙径的音响显得极不协调。突然，他感到自己胸部一阵剧痛，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只好在一个碎石堆上坐了下来。他的心脏病又猝发了。他休息了一下，勉强地走到了家门口，从此他就不敢远离家门了。

    预感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达尔文回忆往事，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这样一个才智平庸的人，居然能够在那么大的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信仰，真是出人意料。我过去的小学老师，甚至包括我的父亲都认为我是一个平庸的孩子，简直低于一般人的智力水平。”达尔文喃喃自语，“当然，我曾经不断地追求科学，并且把我的一生献给了科学，我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使我时常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使人类受到更直接的好处。”

    达尔文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已经卧床不起了。3月10日，埃玛从伦敦请来著名的恩德留·克拉克医生给他看病。以前，只要经过克拉克医生的诊疗，他的健康状况总会有明显的好转。这虽然同克拉克高明的医术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克拉克医生高超的让人愉悦的手法。达尔文常能从克拉克医生的友好态度中感到衷心的喜悦。

    虽然克拉克医生表示随叫随到，可他的病人太多了，何况伦敦距唐恩还有一段路程。达尔文坚持不让克拉克医生再来给他看病，“您那儿有许多急需治疗的病人，太忙了，这会使您疲惫不堪的”。

    家人又为达尔文请来了圣巴图拉美医院的穆尔医生等，继续施行克拉克医生规定的疗法，可是没有明显的疗效，达尔文依旧感到晕眩和无力。当他稍微好一些时，便和埃玛一起坐在花园里赏花，倾听鸟鸣。

    埃玛在教区牧师面前为达尔文祷告：“要是上帝能够让我承担查理的痛苦，那该多好啊！上帝啊，要是我能够代替他死，那就更好了。”

    他的老朋友赫胥黎特别热心地照料他，希望所有的医生能经常对达尔文进行精心的护理。

    3月27日，达尔文给赫胥黎写信说道：“亲爱的赫胥黎，您那封极亲切的信对我确是一种强心剂。今天，我觉得比已往三个星期要好一些，而且现在我还没有感到任何疼痛。您的计划看来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我的健康会大大好转的话，我将要谈到它。克拉克医生对我是无比亲切的，请他再来一次就好了，但是他太忙了。亲爱的老朋友，请您再一次接受我的诚挚的谢意吧。我诚恳地希望，世界上再多一些像您这样的‘自动物’就好了。”

    最后这句话幽默地暗指赫胥黎1874年在贝尔法斯特英国科学协会会议上的那篇精彩动人的演说--《论动物是自动物的假说》。

    4月15日，这尔文在进晚餐时突然感到晕眩。他想走向沙发，可是却浑身无力地倒在地上。这一天是星期六，儿子和女儿们都回到家中。埃玛赶紧扶着他躺到沙发上。只要身体不适，他就喜欢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在那里他眼望着摆放着古瓷和挂着图画的那个角落。

    17日，他的病情再度好转。埃玛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天气晴好，他做了一些轻微的工作，两次在户外，即在花园里散步。”

    18日，达尔文很想了解儿子正在进行的实验情况。他便有气无力地喊着：“弗朗西斯，弗朗西斯。”

    埃玛赶紧跑过来对他说，弗朗西斯早晨出去办事了，问他有什么事。

    “今天的实验记录还没有记呢。”达尔文挣扎着起来，帮助儿子把正在进行的实验情况记录下来。

    18日夜，子时左右，达尔文感到严重不适，他昏迷了。全家呼喊，啼哭，抢救，好不容易把他抢救过来。达尔文拉着妻子埃玛的手，大概他已预见到自己离死神越来越近，他对埃玛说：“我一点也不怕死。我死以后，你要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出版我那第一本关于‘物种起源’的笔记，还要继续资助植物名汇的出版工作……”

    可怕的翻胃打断了达尔文的说话，埃玛难过地劝着他：“亲爱的，安静些，等一等再说吧。”

    达尔文继续呕吐。老女仆贝西流着眼泪打扫他吐在地板上的粘液和少量没有消化的食物。“谢谢，老贝西！”达尔文艰难地又对埃玛说，“她已经在我们家里干了30年了，在她退休的时候要送给她一幢小房子，每周养老金至少要10先令。”

    “你的遗嘱里都写过了，”埃玛不停地流着眼泪，“亲爱的，你放心吧，我们会按照你的遗嘱办理的，你休息一会儿。”

    “好……好……”达尔文合上了眼，又昏迷过去。他再没有睁开眼睛。

    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达尔文--一位杰出的、伟大的科学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3岁。

    一位人类科学界的巨星陨落了，全世界为之悲恸！世界各地都向英国的唐恩发来唁电唁函，沉痛悼念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表达他们无尽的惋惜之情。

    达尔文的生前好友虎克、赫胥黎、华莱士、拉卜克等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商量着承办达尔文的后事。

    埃玛很想把达尔文安葬在他居住了40年的唐恩村，可达尔文已不单单是唐恩村唐恩庄园的主人，他属于全英国，乃至全世界！

    20名国会议员联名给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教长勃莱德雷神学博士写了这样一封信：“我国的杰出人士达尔文先生已经逝世，他的遗体应该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这样做一定能够得到我国各阶层以及具有各种主张的大多数人民的赞许。特作上述建议，还望不要因为我们的冒昧而见罪。”

    当时，身处异国他乡的勃莱德雷教长，热忱地同意20位国会议员的建议，把达尔文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最幽美的哥特式建筑物之一，它建于公元7世纪。从11世纪起，所有的英国国王，都在这个教堂里加冕。他们死后大都安葬在这个大教堂里。英国的名人，尤其是那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士，死后也大多葬在这里，像莎士比亚、弥尔顿、牛顿、赫歇尔等都在这里安葬，达尔文的老朋友莱尔教授也安葬在此。

    为了说服埃玛及达尔文的子女，皇家学会主席拉卜克给他们写信这样说：“我完全了解你们的情感，我个人也非常赞同令尊长眠在唐恩村，使他常在你们中间。我相信人们非常清楚，发起这件事的人不是你们。再者，从国家的观点来看，把他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显然是正确的。”

    埃玛和孩子们不再坚持，同意将达尔文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

    1882年4月26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达尔文的葬礼。为达尔文扶柩的人有他生前的好友及其他人士：虎克、赫胥黎、华莱士、拉卜克、法拉尔牧师、罗威尔（美国公使）、德温郡公爵、德尔比公爵等人。

    参加葬礼的有来自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等国的代表、各大学和各学会的代表，还有他的许多朋友和知名人士。

    达尔文的家属和亲戚参加了葬礼。达尔文的夫人埃玛没有参加葬礼，她太悲痛了，无法出席这样庄严、隆重的葬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会--这个多年来达尔文进化论的反对者、严厉的抨击者--这个时候居然承认达尔文是一个教民。在朗读了好像给一位国王的葬礼增添光彩的悼词以后，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在中堂东北角，在约翰·赫歇尔的墓旁，离牛顿墓只有几步，他的导师和好友莱尔的坟墓就在他的旁边。墙上有一块圆形金属浮雕--达尔文头像。达尔文的墓碑上刻着：《物种起源》及其他几部自然科学著作的著者：

    查理·达尔文

    生于1809年2月12日

    卒于188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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